“上哪儿报复去？”王老西撇撇嘴，“先不说走了的，就算是还在村里的，我能怎么着呢？我能跑人家去，把门一踹，把人家揍一顿？不是那时候啦。我啊，现在想得特简单。我就想多挣钱，挣好些钱，好些好些钱。到时候上他们家洒去。就跟他们说：‘你们不是说我们家是富农吗？我们就是富农了怎么着吧？怎么着吧？老子就是比你富，世世代代比你富！不服气是吧？嫉妒是吧？穷命一万年都是穷命。’然后把钱拍他脸上，给他抹抹。然后再给我老爷子弄口好棺材，堂堂正正下个葬，最好弄个墓。我连地儿都看好了，就我们村后面山脚底下有片地儿，风水不错，现在也没人占，就等我这趟回去呢。”

爸爸听了，沉默了好一会儿，说：“行，那咱这回去深圳，好好干一笔。”

“我现在真没别的念想了。”王老西说。

又翻腾了一会儿，王老西终于睡着了。他蜷着身子，头枕在一只手臂上，半歪着背靠着身后的铁板，脸朝上，张着嘴。爸爸见他睡得香，心里觉得佩服。他隐隐听到黑暗的走廊里有其他人说话的窸窸窣窣，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有。似乎有小孩子的哭声，没有持续多久又消逝了。他觉得自己是这沉睡的世界中唯一没有睡着的人。过了很久才有人过来上厕所，从厕所出来又对着另一侧窗户抽了根烟。那人的背影在黑暗中看不清楚，偶尔动一下，爸爸以为他是要回过头来，但还是没有，那人又迅速回车厢了。就像路遇的所有人一样，每个人在爸爸的视线中出现一次，然后就永久地消失了。

爸爸回想着自己的全部感受。白天所见的、夜晚所谈的、记忆里不断出现的。他还不能清楚地总结出自己的思绪，所有的感觉都是模糊的、画面式的、冲动而没有条理的。他觉得有一些情绪呼之欲出，但又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他能想到的就是裹着砂石的风，一阵阵，吹到东又吹到西。砂石根本没有赞同和反对可言，它只是被吹走，甚至不知道风是哪来的。爸爸觉得这好像是推卸责任的想法，可是他真的有点回想不起来自己从前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心里有某种防御体系，将过去的事情主动屏蔽在意识之外，不让自己深究。可是又有一种难受的情绪不时泛起，提醒自己那些记忆的存在。于是他的感觉更加不好。心里的风吹过来，又吹过去，席卷着，大地一片空茫。

火车穿过茫茫没有路灯的黑夜，从北驶向南，从过去驶向未来。苍莽平原上灯火全熄，火车在无声无息中将村落和陈旧的房屋甩在身后。前方是另一座城了，另一座幻想中的城。爸爸又开始想深圳，想着想着，靠着侧窗就睡着了。

那一年在深圳，爸爸和王老西去了不少地方。深圳并不像爸爸想象的那样现代化，罗湖火车站中还有人挑着担子穿越铁轨，火车站前广场还是一片黄土铺地。街上房屋多为旧时的二层小楼，白色楼面有雨水长年侵蚀的黑色。来往的人戴草帽、骑自行车、裤管卷起。热带植物郁郁葱葱，掩映着六米高的“向祖国放声歌唱”的宣传画。棕榈树下也聚着一群群人，城郊的农田有大片水洼。但深圳却又是极不同寻常的。街上能见到装扮鲜亮的香港台湾人，偶尔还有金发碧眼。爸爸从前只在电视里见过金发。许多地方都建起了高楼，许多地方还在建高楼，比北方城市多得多。许多人快速来来往往，言语中都是绽放的希望。爸爸和王老西去了竹园宾馆的歌舞厅，在迷离灯光中瞠目结舌，蹲在正在盖的上海宾馆工地前想象落成后的样子，在东门老街上的百货商场，看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大幅画像前人头攒动。他们最终去了新成立的展销中心，并在这里成功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人。

爸爸和王老西只用了一个多月就赚到了钱。他们把外汇留成卖给展销中心的人，那些人在市场上按黑市汇率转卖，挣外汇差价的钱，倒手就是上百万，爸爸他们利润没这么丰厚，也赚几分收成。事成之后，两人饱餐几顿，王老西又开始寻思倒卖进口货物，想把收成扩大，物色了半天没有好货，八月里忽然听人说海南那边有进口汽车的机会，便二话不说买了船票拉着爸爸又去了海南。

海南是个漂亮地方，但这一趟海南之行却出了差错。王老西在疯狂订购车辆的人群中，把深圳挣来的大部分资金都投到了海南，订购了一批进口车。但订货的人太多，供不应求，车迟迟不到，爸爸想着家里，想要尽早回去，王老西于是一个人留在海南。两个人在九月初分手。九月底的时候，北京来的特派调查员调查海南汽车进口事件，把所有非法进口叫停。阴差阳错，王老西他们订的车子没有提到货，还被北京来的人查了资金来源。

爸爸这时已经到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统计局的日子并不令人快乐。办公室的窗口将我困在数字里。工作半年，我的不快发酵为轻度抑郁。

每天上班打开电脑，对着同样的程序和同样的表格，录入看不懂的数字，想去数字背后的现场看看，却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看。办公室里一个大姐喜欢聊各种人的各种家长里短，在她的普及下，我很快知道了全单位所有人的家庭、婚姻、子女、收入状况，她喜欢说谁谁家里有钱、谁谁家小孩找不到对象。另一个阿姨戴着厚瓶底眼镜，也喜欢聊家常，只不过只喜欢聊她自己的女儿，每句话都关于女儿，还带我去她家和她女儿见面，那女孩刚上高三，瘦得像抽干水的暖水袋。还有一个单身大哥，不爱说话，每次看见女人聊天就躲出去，他的身上有一股永远不消失的汗臭味，身上总是痒，上班时总要用一半时间把手伸到衣服里掻痒。统计局新来的年轻人一共三个，剩下两个都是研究生，比我年纪大，都在计划着结婚的事。我们每天十一点半下去食堂吃饭，排着长长的队伍，在七八个大锅菜中间任选，总是差不多的几个菜，每周循环。吃完饭，有几个人会在后院天井里拉绳子打一会儿羽毛球，有几个人坐在花坛边闲聊，从五楼窗口俯瞰他们，就像看一口井里一座方形的舞台。

下班之后各自回家，两点一线没有特殊节目。偶尔单位聚餐，去附近的饭馆坐一圆桌，东坡肘子、鱼香肉丝、八珍豆腐、虾仁面筋、铁板牛柳、葱爆羊肉、蘑菇炖鸡、酱香茄子和聊八卦的闲情。饭桌上用啤酒搭配廉价白酒相互敬酒，同事敬领导，同事敬同事。来，王哥，我敬你一个。小沈，咱们一同来的，喝一个吧。仿佛许久不曾见过，第二天也将不再见似的。似乎其他所有人都爱相互敬酒，都盼着这样的聚餐，相互找理由呼吁请客。

饭局过半，一聊天就分成好几个小组，一组聊淘宝网购和化妆品，一组聊老公和孩子，一组聊最近听来的政治传闻和官员八卦。传闻关于上层，上上层，上上上上层，不知从哪里流出的信息，事无巨细，某某人升迁与某某人相关，某某人得罪了某某人于是被查了某某事，某某人在某某工程里拿了多少钱，据说某某大员倒台了，即日公布。这是男人之间最关心、几乎是唯一关心的话题，谁听说的信息多一些，谁就仿佛有了特殊的权威。消息成了特权。香烟总要点上，酒要喝到半醺，领导要及时退场，烟熏火燎间就有了一切土壤。官僚体系像一层半透明的网幕，即使对身处其中的人也充满神秘。

上班的时候，头脑远没有这么兴奋。办公室里懒洋洋的氛围和领导煞有介事的教导形成突兀对比。领导不时找来一些培训程序，组织集体学习，教育大家提高业务水平。而实际上领导本身是对业务最不了解的，他从环保局副局长调过来，之前也只是乡长。培训中没有人提问，散会就连记忆都散了。写报告的时候都套用模板，每个月的分析只有数字不同。本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稳，居民消费增速较快。

我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越来越焦躁。周围人的日子有喜有忧，但每个人都沉浸于生活，被日常细节充满了全部身心。并没有疯狂和主义，对世界与自身的信念都来自于俗世身边。打折中的电器、多发的奖金、可以和朋友吹牛的大排量汽车、养生美白滋补汤。从匮乏跳入丰盛，除了丰盛就看不见其他。这种日子，不需要灌输，人在碎碎念的日常中对彼此灌输。他们身上有一种矛盾中的统一。他们一方面抱怨体制内的工作工资低、负担重、还承担社会批评，仿佛非常不公平，另一方面都坚信体制内的工作比什么都好，是谁都挤破头想要进来的。这种矛盾不需要费力就可以统一。

我开始不想上班。早上醒来看着窗帘，闹铃一直在响，就是不想爬出被窝。我之前猜到上班的日子不是我所期望的，但没想到这么不能接受。上班路上要坐 20分钟公车，感觉上像是要坐 20个小时。我被周围的世界慢慢浸入，个人的领地一点一点消失。我没有足够的抵抗力。

我观察我自己，像观察一个陌生人。我经常想象一群人从天空俯瞰我，指指点点，就像我俯瞰天井里打球的同事，这样的想象让我难受得无以复加。

进入深秋，我的心随着瑟瑟发抖的身体一起，不断向内部瑟缩。我开始看很多书，不是作为对现实的补充，而是作为对现实的逃避。我中午一个人拿着书，去单位旁边的小花园，一边看书一边发呆，两成看书，八成发呆。也不知道想了什么，时间刷刷流过去。我失去了胃口，什么也不想吃。我不断想起《野棕榈》里面那个男人，想着他说过的闲暇与人类的话，想着他面对危机的平静，想着他逃避时的痛苦。树叶和泥土散逸着神秘的微光，不可捉摸却让人转不开目光。我的心在迟疑、权衡、探寻中凝视那微光，不得其解。我总觉得生活应该在什么地方隐藏着某种闪光的东西，一闪而逝却无比珍稀，我总以为自己看见了，转头去追，可是定睛一看却什么都没有，人的缝隙里空空如也。这时候我就会陷入一阵恐慌的空茫，胃会疼起来，疼得发抖。

从某一天起，我开始写书。起初只是把只言片语记下来，后来尝试写一些段落，将前后颠倒的思绪整理出顺序。可是不得其所。语言缺少文采力度，有时候怎么都梳理不出逻辑，有时候自己以为写得很好了，倒头睡去，睡醒了再读，却发现完全不忍卒读。只好又把书稿扔回抽屉。那是最难过的时刻。

跨过那年冬天，几乎没有新年的感觉。春天来了，我还是觉得很冷。

那段时间，妈妈瘦了一些。我想她是过于为我操心，有点内疚。妈妈却说是高血压，有糖尿病倾向，大夫要求控制饮食结构才瘦下来。她说不碍事，仿佛怕给我增添负担。她还是在私人会所做饭，这一年市场红火，老板们很喜欢聚会，一周至少一次大聚，妈妈因此忙碌而收获不菲。她说不清这是好还是不好。她开始跳扇子舞，买了两把带巨大花边的粉扇子，早上定时去小公园。周末和一起跳扇子舞的邻居去逛集市。她的状态和我的状态相隔鸿沟，融入与疏离的鸿沟。

妈妈担心我的状态，但是又不敢多问。我也不愿意面对妈妈的忧虑，那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自己多么低沉。我有大把时间，不想见人，也不想做事。

周末我会在大院里走一走，看看小时候玩的操场，看看我的幼儿园，看看大院里老头们下象棋。大院基本上维持着我离去时的模样，甚至维持着我儿时的模样。大院看上去好小，树看上去也好矮，不知道小时候我是怎么把它们当作冒险的乐园。大院里都是六层红砖楼，工厂宿舍，一排一排。都是八十年代建筑，即使外表重新刷了漆，也还是能看出时间留下的磕磕碰碰，显得苍老。这些楼全长得一模一样，显示出当时建楼时独特的工厂式审美。若是外人来一定会迷路，每一个楼洞口都是前一个的重复。在大院里逛，有时候会碰到以前认识的叔叔阿姨，从白头发和松弛的皮肤上看出伤感的变化。他们会惊讶地停下来和我打招呼，我尽量说得简短，以便不必被问到关键问题：结婚了吗，有对象了吗。每次遇到这些问题，我都无法抑制自己的绝望。

回家之后，我和微月重新走得很近，将大学四年的距离抹平。

零七年一月，微月确认了怀孕。这事对我震动极大。去微月家之前，我心里不安，担心自己精神状态太差，会给她带来不良影响。

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和微月的二十三岁生日都还没过，她就要做母亲了。我明显没有进入那个状态，每天还在纠结一些何去何从的问题。听说人在无所事事的年纪都想过这些事，后来有了正经事，渐渐就都忘却了。我显然没有到那个阶段，也不愿意到那个阶段。

微月一点都没有怀孕的富态，反而略微变瘦了，显得有点憔悴，头发松松地挽着，显得脆弱。她说她吐得很厉害，什么都吃不下，已经瘦了五六斤，不过最近好了一些。我不知道能怎样安慰，只是问她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然后像妈妈唠叨我一样唠叨微月，要吃好一点，多吃点营养。其实我完全不懂孕妇应该怎样吃营养。

我问微月结婚是什么感觉，她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我问她你们的钱都放在一起吗，她说也没有，太麻烦了，就是各花各的。我问她那你们在一起玩什么，她说她先生工作忙，也很难有时间一起玩。我又问那结了婚能做什么，她笑了，说看电影时总能一起吐槽，我说我和大学室友也可以。最后我问她做母亲有什么不一样，这一次她显得相当郑重，带着一点难得的忧伤说，就是有那种想要保护一个人的感觉了。

微月给我传递了不少老同学的信息。我很久没和任何人联系，消息都靠微月给我更新。好几个女同学进了银行，另有两个考了公务员。男生有的在保险公司做销售，有的卖手机，有的去新东方教英语。结婚的有一两个，预计很快要结婚的还有三四个。新年有一次聚会，微月说，看上去男生变化更大，有的已经凸显了肚子，发际线也开始退了，以前看着很帅的现在早就不帅了。

“微月，”我鼓起勇气直接问她，“你就想要这样一辈子了吗？”

“哪样？”

“就这样……结婚生小孩，在家门口上班。”

“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不好，”我说，“只是，你原来想去很远很远、很远的地儿。”

“你不是也没有去吗？”她问我。

“问题是我是在纠结啊。”我说，“我还是忘不了原先想找的那种……自由。”

我以为她会对我说少年时的梦想不算数、长大了人应该成熟一些之类的话，我没想到的是，她想了一会儿，说：“云云啊，你想过该去哪儿找自由吗？”

零七年春节，吴峰从美国回来，召集了几个中学同学，晚上出来吃饭。

那顿饭吃得很尴尬。徐行和另一个已经工作的同学见面就有共鸣，一直说工作上的事。吴峰说起美国的单纯生活，上上课，做助教，给学生判作业，其余的时间就去操场上打篮球。徐行不由自主笑了。在他眼中，这样的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和他觥筹交错的成人世界比起来，实在是太小儿科了。他不断运用这一点身份差别。他问我们，也问吴峰，知不知道什么是股权置换，还跟我们说，未来挣工资什么的没前途，创造财富还是得资本运作，资本市场是一天身家翻几番，不是挣工资能比的。我问资本怎么运作的，他说了些东西，但说得模模糊糊，说来说去也没说明白。吴峰说起美国，说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美国比还差得很远，至少差一代，说不准差两代，这就好比马车和汽车的差别，又像 386电脑和奔腾的差别。但是问他什么叫差一代，又问他中国金融比美国金融少了什么，他却也不知道。徐行说近年中国市场发展很快，谁占了先机谁就成功。吴峰和徐行就这样空对空地争论起来，争得有些混乱，不仅证据不足，连两个人各自的论点也不清楚。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些渠道听来这些观点，又混杂了什么个人情绪。仿佛出去的人为了证明出去是对的，留下的人为了证明留下是对的，都期盼自己选择的一边超过另一边。留下的人预测国家的上升，出去的人反过来。国家成为证明个人正确性的谈资。

晚饭在乱糟糟的燥热中结束。夏日的温度和空调的冷风混杂，造成忽冷忽热的不舒服。我有一点头疼，惯常的压抑感又袭上心头。我看到每个人都在说我不懂的话，带着所有来自我不习惯的世界的信息。我站起来，跟在所有人身后，摇摇晃晃走出饭馆。湿热的晚风包裹着街对面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

那段时间在信息里漂浮，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信息。创业。新领域。资本运作。投资。变化。占领先机。所有环绕在周遭的物质变化都通过开合的嘴唇化作精神信息，流溢而出，在身边流动盘旋。接收的消息在下一次播放出去。我们成为兴致勃勃接收和发送的喇叭，以道听途说的一斑，窥探世界信息之全豹。

我发现微月说得对，在所有这些纷繁的世界画面中，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自由。

有一天下午，发生了一件小事。

那天早上，我提交了一份报告。统计局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写报告。上面一个精神下来，下面要变换方式表现这种精神。做一些工作，做一些改革，本是细小而简单的事情，却定要与领导人讲话精神相合，写起来就十分费劲。这方面我一直不如同事们擅长。她们都有灵活的思维能力，可以保持工作里和工作外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状态，之间却不制造任何裂隙。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电脑关上、文章合上，继续抱怨老公和小孩，继续比较打折和工资单上的小数点。她们能既相信一件事又不相信。可以认为官员整体高尚，个体不高尚。相信中央决策永远都是对的，但也相信过去很多决策是错的。

报告好容易交上去，我以为可以松一口气，可是那天下午下班之前，部门主任突然叫我去他办公室聊一下。

“坐。”主任指了指写字台前的位子。

主任的办公室很大，只放了书桌和一个书柜，空地还能放下一个乒乓球台。

“小沈啊，”主任一边泡茶一边缓慢地说，“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我揣度他的意思，说：“没……没有啊。”

主任绕着圈子拉拉杂杂说了很久，先是提到我报告里的两处格式错误，又说各个部门相互之间的比较，最好不要有人拖后腿，还说起他个人的经历，说他向来重视培养下属，但良苦用心往往得不到体察，又说有什么不满都可以沟通。

或许看出我情绪上的焦躁不安，主任最后才道出问题的所在：“我听人说，你觉得，我给你的工作分配得不太合适？说我固执？你是不是觉得我压制了你的才能？”

我仔细琢磨了半晌，方才想起来，前日里一次聚餐，我喝了一点酒之后，赶上有人问我工作半年的感受，我就说了些对工作的不适意。起因是有一次我去问部门主任，经济核算中劳动报酬和资本形成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主任说文件里都有公式，是按照上一年推算出的，我又问上一年是如何算出的，主任说是按照上上年算出的。这样就推到起始年份。我追问说调整的系数是不是有点过时，主任恼了，说这公式极为复杂，不懂不要瞎说，这是中央部门定下的，必然有道理的。自那之后，主任和我似乎有了罅隙，有过几次言语的摩擦。

聚餐中，我只是零星说了点心情，自以为说得比较含蓄，而且以为没有其他人听到。当主任提起来，我打了个寒战，恍然想起某个长辈曾经的劝告：在机关工作最重要谨言慎行，别人总会知道你说过什么。

They are watching you.

从主任办公室出来，我的脸颊有点发烫。我抓起包，跑下楼梯。楼道里很黑，下班之后的人去楼空留下空洞的阴影。我心里有熔岩翻腾，闯进外面的空气，料峭的春风像刀子划过我的脸。我的头脑思绪混乱，和身体的燥热搅成一团。

啪！我趴倒在地。

再睁开眼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贴着地面，脸上疼得像要炸了。原来是拐弯的时候，跑得太快撞在一辆自行车上，摔在地上。这突如其来的撞击让一切静止。大脑一片嗡鸣的空白。疼痛像一把刀子，切断躁动思维，让我慢慢冷却。我的头脑中只回荡着一个声音：

就这样了吗，就这样一辈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