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爸爸约王老西在同一家小饭馆见面。两人匆匆吃了点包子，王老西就亟不可待拉着爸爸出门。出乎爸爸意料的是，王老西对工厂生产线的消息显得一点都不兴奋。他痛快答应了帮忙去联系外国老板，也对技术转移点头称道，但他对这些都像是过场似的走程序，恨不得赶快跳到重要的环节。重要的环节是什么，爸爸不知道。

王老西拉着爸爸，穿过街巷，直接走进小公园。这一年城市气氛已经回暖，猎奇的力量超过对权威的恐惧，又开始有人弹吉他，几对小情侣，坐在长椅上，忸怩又羞涩地并肩坐着，偶尔靠靠肩、拉拉手，空气缠绵温暖。爸爸觉得在自己和王老西两个人一道逛公园实在是太奇怪了。他故意落在王老西后面两步远，王老西却总是等着他跟上来，头凑得很近，似乎要谈什么密谋的事情。爸爸让他快点说，他又欲言又止，说一定要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再说。

“现在行了吧？”走到一个假山后面，爸爸说。

王老西还在探头东张西望。

“到底啥事？”爸爸有点不耐烦。

“我跟你说，我这次是逮着一个大机会，这要是能成，赚钱赚大发了。”

“什么机会？”爸爸很有点怀疑。“外汇。”王老西蹦出两个字，吓了爸爸一跳。

“什么外汇？”

“我跟你说，现在广东那边都需要外汇，拿不到指标，什么美元啦、港币啦，价钱都炒得高着呢，谁要是能拿着外汇局的外汇指标，当场就能赚一大笔。”

爸爸仍然狐疑：“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手里有外汇？”

“我没有，”王老西的脸凑得更近了，“但是有人有。”

“……谁啊？”

“你认识，”王老西咧开嘴笑了，笑得很开心，又有一点诡秘，“我已经联系过了，没问题，你就跟我说想不想干吧，要是想干，咱俩就搭伙一块儿干。”

“我得先看看，我这还两眼一抹黑呢，你就说了那几句话，我哪有主意。”爸爸想了想又说，“不过……是去深圳吗？”

“是，深圳！还有广东其他地方。”爸爸心动了，但还是说：“嗯，我考虑下看看。”

“别考虑啦，”王老西夸张地甩着手拍了拍爸爸的手臂，“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是最好的发财机会了。这么着吧，今天下午下班以后，你要是没事的话，就跟我去趟外汇局，我带你见见那人，你见了就放心了。”

爸爸有点疑惑地看着他。两只麻雀打打闹闹着从他们脚边跳过，飞起来，唧唧啾啾飞过阳光下安睡的湖水，四周的垂柳恬静怡然。

下午下班之后，爸爸一出厂门，就看见王老西抽着烟，推着自行车在门口等着。他用嘴叼着烟，一只手拿着一只小镜子，另一只手对着镜子反复捋额头前的几撮头发。看见爸爸，他很开心似地蹬了一下车子，滑行着过来，对从厂子里结伴而出的女工像熟人一般打招呼，引人侧目。爸爸看得尴尬，不想引人注意，低着头往小路上骑。

王老西跟上来，靠近爸爸身边，神情亢奋地和爸爸说着他这一个下午打听到的新情况。他一边指路，一边说着他认为这件事如何如何有利可图、如何如何可靠、如何如何有发展，说这次若成了，将来可以顺便搞进口，又说这次还有大人物支持，一定不会出娄子。爸爸问今天到底带他去见谁，王老西非说待会儿你见到就知道了。

不知为什么，爸爸有点不安的第六感。

在外汇局大楼门口，爸爸忽然不想进去了，王老西连说带哄，拉着他往里走。

就在两人推推搡搡进入大厅的一瞬间，爸爸看到了楼梯上走下来的人。

是于欣荣。

他呆愣住了，接下来的反应是转身要走，可是王老西拉住了他。下一秒，于欣荣在身后清脆地叫了一声：“沈智，不认识我了吗？”

爸爸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片刻犹豫间，于欣荣已经走到他面前，扬着头对他说：“是我让王老西把你找来的。”

爸爸有点怨怒地看着王老西：“你这是……？”

“是我求他啦，”于欣荣抢先说道，“王老西来求我办事，我就跟他说，他要是能把你带来，我就帮他的忙。”

王老西有一点得意洋洋，俯身向于欣荣说：“我把人给你带来了，指标的事怎么样了？”

于欣荣一笑，朝楼梯歪歪头：“我能说话不算话吗，上楼说吧。”

她带着王老西往前走，爸爸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于欣荣回头，又走回爸爸身边，问：“你顾虑什么呢？顾虑我吗？你放心，咱们今天就谈生意，别的什么都不说。”见爸爸仍然犹豫不决，又粲然一笑道：“走吧，干吗呢，我又不能吃了你。”

爸爸心里翻过了几轮念头，他先想着上去打于欣荣两个耳刮子，也算是解了多年心结，但他这一辈子没对女人动过手，即便是文革中武斗的那几年，也没和女人打过架，真到动手时有点下不去手。另一方面，于欣荣的若无其事让他觉得，自己若是仍然记仇，倒显得气势上落了下风，就好像对方已经完全忘却了的事，自己还一直念念不忘，从心理上就弱了一头。最好的办法是做出无所谓的轻蔑状，然后找另外的机会，也狠狠摆她一道，拍拍手走掉，既不显得怨妇一般纠缠不休，又释放了心里的郁积。只是爸爸也不知道，眼下要谈的这桩生意是不是合适的机会，毕竟现在要从于欣荣手中拿到他们所需的外汇，要求助于她。

心思翻转中，爸爸被王老西一路拉上了楼梯，跟着于欣荣进了走廊右侧一间小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唯一的一张办公桌，桌后有一个半秃顶的中年男人，正抽着烟翻当天的日报。于欣荣叫了一声“赵处长”，三言两语把王老西他们的请求说了，一边说，还一边巧笑嫣然地俯身到秃顶男人耳边，叽叽咕咕讲一些话。爸爸看得烦躁，把脸转开，看着墙上的日历，看着窗外车棚，周遭的对话躁动漂浮，进不去耳朵。

直到最后，中年男人说了句：“好事，国家现在讲开放，咱们这也是响应国家号召了。”

然后于欣荣送他们出门，一边走，一边撒娇似的说：“怎么样，我还行吧？”

爸爸不语。

于欣荣又低头说：“我知道你成家了，挺好的，不过别跟我说你家里的事儿，我不想听。以后没事儿多上我们这儿来坐坐，咱好好聊聊，看还有没有别的合作的机会，现在挣钱机会多着呢，咱们双方都有好处。”于欣荣说得不动声色，让人判断不出她的态度。

爸爸不语。

直到从外汇局出来、分手的时候，爸爸才知道，他们成功拿到了 500万的外汇留成指标。

王老西捅了捅爸爸的胳膊说：“哥们儿不赖啊，多亏有你。”王老西大笑着上车而去，爸爸在原地愣了好久。

晚上，爸爸先来到爷爷家。爷爷家骑车过去要一个小时。爸爸忽然想去，因为无论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他都想听听爷爷的意见。

爷爷奶奶只有五十出头，都还没有退休。爷爷在人民银行，奶奶在居委会办的一家集体工厂做砂轮。爸爸幼时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但自从初中头脑发热，和家里关系就开始紧张了，十六岁下乡之后更很少回家了，回城之后直接住到厂里，几周才回一次，每次带着妈妈千里迢迢倒两趟公车，麻烦得紧，去的也就少了。爷爷原本个性持重，在文革中被批斗得厉害，更养成了寡言的习惯，凡事沉在心里，很少与人言。爸爸这些年和爷爷有些疏远，相见有些尴尬。但这个世界上，爸爸最在意的，或许唯一在意的，也就是爷爷的心思。

爷爷奶奶在家，见到爸爸，颇感惊讶。奶奶迎出来，微驼的背上裹着一块大围巾，见到爸爸就拉住他双手。爷爷也从里屋出来，手上拿着当天的报纸，讶异地问：“怎么今儿回来？明天不上班吗？”

爸爸打着哈哈说：“晚上走，吃完饭就走。”

爸爸跟着奶奶进了厨房。奶奶的喜悦溢于言表，但性子还是一如既往的慢，不多说，也不多问，只在和爸爸一起洗白菜的时候问爸爸的身体，又问问妈妈。晚饭多加了一个豆角炒肉丝，又临时揉了点面，蒸了两个肉龙。都是临时之举，爸爸知道这全是给自己的。

爸爸观察了一下，如果自己不来，爷爷奶奶就只熬了一个白菜面筋，配馒头和一锅清汤寡水的面片汤，加了个鸡蛋，却连一点肉星都没有。爸爸忧心，问奶奶怎么不吃得好一点，是不是缺钱花，奶奶连说钱没问题，只是爷爷的胃病越来越常犯，实在是沾不得油腥。爸爸一惊，忙问爷爷的病已经这么严重了吗，有没有看医生，有没有吃药。奶奶说医生倒也看了不少，都说只能养，很难根治。爷爷这也是老毛病，小时候穷，年轻时遇上战乱，到了中年送去农场劳教，在批斗中动辄被饿上两天，或者被喂下去坏掉的残羹冷炙，胃被拳打脚踢，经不住折腾，再加上年纪大了，终是一天天坏掉。现在除了暖汤、稀粥和煮得很软的面片，几乎吃不了其他东西。爸爸心里越发沉了，他不知道爷爷的胃病变得这么严重。

晚饭的时候，爸爸注意着爷爷，吃得很小心，生怕自己碗里香气十足的肉龙勾起爷爷的食欲，让爷爷的禁欲显得更痛苦，食不甘味。然而爷爷面色如常，眼鼻观心，吃得舒适坦然，不但不注意爸爸碗里的食物，而且即使有时看到了，也没有任何反应。不像是刚被医生禁食，倒像是从没吃过。爸爸起初以为爷爷是克制，后来才发觉，爷爷是真的没有一点吃的欲望，看都不想看。爸爸由是心生敬意。他意识到爷爷内心的平静和意志力，不是强制，而是心里的无欲。

后来的二十几年间，爸爸不在爷爷身旁，他没有见到爷爷将这样的清淡饮食保持到晚年。爷爷几十年对美食一眼都不看，虾蟹绝缘，鱼不碰，从未破例，即便是过年餐桌上摆在眼前，也不会动筷子，冷食一口不沾，辣不吃，肉也吃得极少。每每当别人问爷爷要不要尝一点，比如寿司，比如披萨，比如烧烤，爷爷都笑笑扬起筷子，拿一个馒头，自己拨一点炒得软烂的蔬菜，吃得平静如常。这是一种我极为熟悉的固执，任凭世界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的固执。

“到底什么事？”爷爷边吃边问。他见爸爸风风火火过来，却不说话，心下狐疑。

“爸，您最近工作还好吧？”爸爸却想先聊聊家里的事。

“还好。”爷爷点点头。

“还在原来的处里吗？”

“不是了。给我分到工商银行了。 ”

“什么银行？”

“工商银行。今年人民银行拆分，我们归工商银行了。 ”

“哦，”爸爸这才想起来，好像听说过这件事，“那您不在原来那儿上班了？”

“还在那儿，就换了块牌子。”爷爷放下了筷子，问：“到底什么事？秋丽有事？”

“不是，不是，”爸爸忙说：“秋丽没事。”

爸爸于是言简意赅、挑挑拣拣地把王老西和于欣荣的计划说了，问爷爷这样做是不是合规矩。他没说他们是偷偷拿到的外汇指标，只说外汇局有这些外汇留成，主动想去做生意。爷爷沉吟了片刻，说外汇的事情他们不管，但凭直觉看，这事情有风险，最好谨慎。

爸爸想了想问：“那如果出问题，最大的危险在哪儿呢？”

“黑市吧，”爷爷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东西都有黑市，就连国债，听说都有很多人一边收，一边倒卖。厂里的东西也是，外汇也是。以后不知道国家怎么处理黑市，要是处理，得打击好多人，不处理，早晚出大问题。”

爸爸沉吟了一会儿，拿不定主意。他在几年之后才明白爷爷说的大问题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晚上，他没想那么远，只是估摸这种风险遭遇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以及风险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决定看看情况再说。

爷爷也陷入了沉思。这些天他们在处理工商银行的建立，将人民银行的存贷款陆陆续续转过来，新贷款多得批不过来，他心下有些不安。骗子越来越多了，骗钱骗贷，有的就是以厂子的名义贷款，却去黑市上倒卖东西。

爷爷常常回忆起文革之前的那些日子，规矩、僵化、缺少自由度，却也缺少欺诈的日子。爷爷早年在银行的工作是资金拨付，国营企业日常有大笔资金由爷爷他们负责拨付。棉纺厂、轴承厂、电视厂，将资金送过去，任务派下去，过段时间将厂子的棉布、轴承和电视收上来。爷爷他们要做的就是将这拨付与回收算清楚，并随时去厂里检查工作。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他们是领导，厂长书记都得郑重迎接他们，他们也态度严肃，账目看得一丝不苟。早年没有运钞车，银行职员用三轮车驮着纸箱装满的纸币，穿过城市，运到城郊的工厂。钞票很沉，三轮车驮着蹬起来很费力，大腿蹬下去的时候能感到酸涩的张力。纸箱子只做了简单的封装，没有武装押运，但那么多年谁也没动过手脚，也没有遇到过劫匪。很多年后爷爷仍然能回忆起街上的光明坦荡和噤若寒蝉。那时候，若谁敢打钱的主意，当场就要被抓起来毙了。因为噤若寒蝉，所以光明坦荡。

爷爷的世界也算是经历变迁。小时候爷爷住在晋中山上的小村子，极穷，地都在坡上，从山脚到山腰，村子依山而建，细长不成样，隔几十米有一座低矮的土房，守着斜坡上几分梯田，山上的房子住的人若想下山，只能顺坡滑下。那地方自古荒芜，没什么改变的希望，几十年如一日的绝望，地形扼杀辛劳。再加上打仗，日本人和土匪来一遭就更荒芜一遭。总归是没办法了，孩子大了不得不送出去外面讨生活，走西口也好，当兵也好，任其自生自灭。所幸，爷爷有一个表舅舅在太原市工作，做生意，认识些银行里的人，爷爷十五岁就被送去做了学徒。爷爷走进国统银行，第一次穿衬衫，小心翼翼，养成了观察周围人的习惯。

解放太原之前，爷爷就是这种最普通的银行小职员。太原战役中，银行头头全部撤离，共产党军队浩浩荡荡开进城里，爷爷和同事都是被接管的对象。共产党干部问他们：“想不想干革命？若想，就跟着一起，若不想，就解散回家务农。”爷爷那年十八岁，才工作了两年，懵懵懂懂，问他们：“干革命有饭吃吗？”干部说：“当然有，干革命发馒头。”爷爷仔细想了想，回老家都是山上的贫地，不下雨就要饿肚子，说什么也不能回老家了，就说：“我干革命。”

没隔几日，爷爷跟着队伍被拉到了天津。那时候平津战役已经快打完了，爷爷听人说，进城就这一两天的事。在天津城外，所有这些小职员挤在几辆大车里，在干瘪的肚皮催促中遥遥望着远处爆炸的尘埃。冬日严寒，锁在大车里吐气成烟。爆炸隆隆既是毁灭，又是希望。他们揣着手蹲在车里，怀念家乡削面的味道。不知过了多久，大车轰隆隆启动了，咣当咣当将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像倒果核一样倒在城市的街道上，又轰隆隆开走了，“果核们”骨碌碌滚进每座建筑，就地扎下根来。爷爷第一次见到那几座银行大楼，倒吸了一口气。森严又高大，站在底下有压倒的气势。一种异常陌生的感觉扑面而来。爷爷没见过这样的建筑，大石块，方方正正巍峨的立面，几根大柱子竖在正面，灰扑扑却有光泽。建筑外面飘着撕裂的横幅，扑簌簌随风显得破落。爷爷跟着大部队涌进楼里接管，看到成箱没带走的档案和红木书桌上散落的废弃文件，想起在太原的国统银行被接管的时刻，也是这么多废档案。他怔怔地站在楼道里，有点恍惚，后脑勺被队长一拍：“干吗呢，快搬啊。”

一九八四年这次人民银行拆分，倒是爷爷的一次机会。文革中，爷爷丢了工作，农场劳改，平反之后也没有原来的位置，这次拆分给他派到新的部门，也算新的开始。其实不能叫拆分，办公室还是一样的办公室，人也还是原来的人，连写字台和文件夹都毫无变化，只是办公室外面的牌子换了一块，牌子上的字换了，文件纸的抬头也变成了红色的工商银行字样。爷爷和同事们默默看着这场转变，没有太多动荡，就好像一切如常。

换牌子那一天，爷爷看着干活儿的人蹬着梯子爬到大楼大理石门边，将一块黄铜黑字的崭新竖长牌匾从车里搬出来，和底下接应的人一人一端抬着，小心翼翼挂上，用一块旧抹布稀里糊涂地擦了擦往墙上挂，两个人相互喊着校正。爷爷知道，这是大幕转换的象征，意味着某种时代的变迁，但是他并不兴奋，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踏入这座楼时，也曾以同样的迅捷动作换门外的牌子，那么相似，那么模糊。又想起更久远的时候，太原银行楼被接管的时候，换牌子的动作一样迅捷——所有记忆都有相似之处，全都混在了一起，似乎没有了区别，只剩下了姿势和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