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下班的时候，爸爸和谢一凡走得很早。

早上进厂的时候，谢一凡对爸爸说：“要不然你晚上去我们家吃饭吧，这两天正好老爷子都在，你直接跟他说说，陪老爷子喝两杯小酒，没准就成了，我给你转述，反而说不清楚，耽误事。”

爸爸其实有点怵谢老爷子，平时在厂里见着了，总要低头避开。其实谢厂长挺和气，但爸爸就是习惯性得不愿意接触领导。但他也知道谢一凡说得对，不管是替王老西打听事，还是想着自己以后离厂的事，最好都直接跟谢老爷子说说。他点了点头：“行，那我下班时等着你，你说啥时候去就啥时候去吧。”

爸爸四点钟就从车间出来。这个点儿，车间里的人，包括师傅都在喝茶叶末子扯闲天。爸爸先去工会，告诉妈妈自己晚上不回家吃饭了，然后回到车间，谢一凡已经等在门口了。两人蹬上自行车，去菜市场买了两条黄花鱼。这是奢侈的稀罕物，一般只有过年过节家里才会买，据说谢老爷子最喜欢吃。爸爸推车经过生气勃勃的繁盛。菜市场在一座大棚里，人声鼎沸，两条窄小的路上，农民铺着白兮兮的麻袋片，麻袋片上堆着蔬菜，蔬菜掉下的土渣和水泥地浑然一体。爸爸和谢一凡边走边聊，偶尔有红薯从一堆红薯上滚下来，骨碌到两个人脚边上，带着湿润的泥土。

晚上小酒喝得相当不错。谢老爷子在厂里威严，在小辈面前却相当放得下架子。笑起来声音浑厚得似乎有回声。爸爸和谢一凡从十几岁就认识，之前来过谢一凡家，也不算生人。三杯小酒下肚，谢老爷子开始坦率，说到厂里厂外今年的变化，说起时政大事，说起越来越难管的一摊子业务，说起当厂长的难处，说起利改税之后虽然有希望了，但也有负担了。

“我跟你们说，”谢老爷子抿了一口酒，“你们记着我这句话，今年是个转折点，多少年以后回顾也肯定数得上。好多事还要大改。你们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早晚能看出来。以后厂长得自己负责厂子，招人、开除人什么的也都得自己管。”

“这是好事儿啊，”爸爸又给谢老爷子满上，“对您是好事儿。”

“好坏也说不上，”谢老爷子说，“不过这路子是对的。我老早就说过，厂子想搞活，不能搞运动那一套。厂子想干好，能干的就上来，不能干的就下去，这才有点希望。不过这样压力就全在厂长头上了，好了是好，干不好就折了。估计以后的大趋势是改成自负盈亏，按厂子现在这个德行，八成是得亏。到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办好。”

“您不是最近开始管纪律了吗？”

“那能管用吗？”谢老爷子摇摇手，“你和一凡也都这么大人了，你们也都明白那是什么，就在厂里讲讲话、说说纪律能管用？你们这些小辈儿能听？不管用！现在在学校里都不管用啦。要想真让工人使劲干活儿，就得来真格的……反正吧，你们以后都得小心着点儿。”

“以后要开除人啦？”爸爸连忙问。

“估计是。也就这一年半载的事儿。 ”

“那这压力大了啊，”爸爸趁势说，“……要不我还是自己辞工算了。”

“哟，”谢老爷子连忙说，“你别这样啊，别紧张，不会把谁都开除的……只要不偷拿东西，不违章，不会开除你的。”

“不是，”爸爸说，“我是自己想辞……想着出去闯闯，说不准有什么机会。您看呢？”

谢老爷子不语，吃了两口拌黄瓜丝，在嘴里“咯吱咯吱”嚼，片刻之后才喝了口酒说：“外头的事我是没什么了解，但我觉得是好事儿。出去闯闯吧，说不准能闯出片地界儿。而且呢，要前两年问我，我肯定说你悠着点儿，但这会儿我觉着有戏。今年形势不一样了，以后估计应该越来越松了，不会再严打了。还是外面灵活点儿，机会多点儿，厂子现在不死不活的，以后也不好说。趁年轻，闯闯也好。”

爸爸听了这话，心里舒坦，像吃了颗定心丸似的。他于是话也多了起来，讲了讲王老西，讲了讲自己的想法，讲了讲下乡的事。谢老爷子的通达像是一种保证，至少没有给他的焦虑更多压力，让爸爸不至于伪装自己。

酒过三巡，谢老爷子分析接下来的局势，说得言简意赅，豁然开朗，让爸爸暗生佩服。谢老爷子说：“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他自己经历那么些事，还能不计较个人得失，看明白大事。搞经济怎么搞，就得让大家自己去搞。现在有好多功过是非还不能论，以后早晚有公论。你看年初人心惶惶，小平去一趟深圳，大局就都开朗了。接下来还要往前走，要取消统购统销，产量价格什么的都得厂子自己定，现在是个转折点，不早点做打算，将来就得吃瘪。人活着就得学会抓住转折点，一起一落差别大了，将来厂子是赚是赔，都看现在怎么办。”

爸爸于是和谢老爷子谈起王老西的请求，又谈厂子下一步计划。爸爸惊讶地发现，谢老爷子也想过王老西的计划，也想找个私厂合作，但是一是顾虑国家不让搞，二是厂子实际上也没有余力。厂子里现在的设备老旧，有些已经报废了，剩下的效率不高，闲置的其实很少。搞合作也很难抽出一套完整的设备分享。

爸爸觉得这事看来没戏了。他倒也不是特别在乎，但心还是沉了沉。他多少有点把自己离厂的成功与否与王老西这事挂钩，若这事不成，他就更不知道自己能去做什么了。

“那这事儿……”爸爸问。

“也不一定就不行，”谢老爷子顿了顿，“你之前说王老西去过南方是吧？”

“嗯，好像是在深圳待过一阵子。”

“那他认不认识一些深圳那边的外国老板？”

爸爸一愣，不知道怎么说好，王老西嘴里确实天上地下的，一会儿说人家深圳老板怎么怎么着，一会儿又说人家老外怎么怎么着，但爸爸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认识老外，还是听某人转述某某人的话。“兴许有见过的吧，”爸爸小心地说，“但我也说不好。”

“你回头问问他。”谢老爷子说。

“要是认识，怎么着呢？”

“要是有认识国外冰箱厂的，就问问，能不能从国外给咱们厂引进一条生产线。”

“外国生产线吗？”

“嗯，”谢老爷子说，“你就跟王老西说，要能给引进一条外国生产线，咱们厂换下来的设备就能给他们。”

爸爸这才明白，王老西的请求这算是撞到谢老爷子心里头了，谢老爷子说不准琢磨引进的事已经好久了，但一方面是没路子，一方面是不知道如何处置原来的设备流水线。王老西如果能搞下来，真是两全其美。爸爸觉得谢老爷子果然有想法，不由心里赞叹，很想一口应承。但转念一想，王老西不大靠得住，能不能找着路子是一码事，到时候引进了进口设备，王老西他们会不会还要旧设备，会不会抢先引进国外设备，都还是不确定的事。于是爸爸又把话缩了回去，保守地说：“成，我跟他说，让他给打听打听。”

又说了一阵子，菜吃得差不多了，爸爸帮谢一凡一起收拾了桌子。见到阳台上养的鸟，又是一番闲聊，八哥、画眉哪个聪明，鹦鹉哪种好养，一根杂毛都没有的纯色是什么血统，去哪儿遛鸟最好……这些话都很对谢老爷子心思，告辞的时候，谢老爷子亲自送到门口，点根烟看着两人换鞋。穿工服的时候，爸爸停下来，问：“谢厂长，您说，要是王老西有了消息，我跟他一块儿去趟深圳行不行？我替咱厂子联系，比让他联系有准。”

“行，去吧。”谢老爷子答应得爽快。这大大出乎爸爸意料之外。“要真有消息，就让办公室小王给你买张票。”他又加了一句。

“哎，太谢谢您了。”爸爸忙不迭地说。

爸爸和谢一凡出门，谢老爷子穿着拖鞋到楼道里，吐着烟，笑着说：“你俩好好干，以后机会多着呢。这回天下是真的变了，你们得跟得上才行。”

爸爸点头，挥别下楼。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爸爸又抬头，仔细瞅了瞅谢老爷子的脸。谢老爷子没有注意到他，正抽着烟眯着眼盯着楼道小窗户外面黑黝黝的夜空。谢老爷子有点显老了，但身上有种躁动的热情。那是爸爸第一次知道，有种人会把精力在暴风骤雨里封存，等到风暴过境再拆封。

下楼之后，爸爸和谢一凡推着自行车溜达。爸爸对谢一凡称赞谢老爷子豪爽、有魄力，谢一凡叹口气，没说什么。楼群里的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橘黄的光打成锥，让人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身前从长变短，缩成脚下一个圆，又从短变长，延伸成身后披着的长袍。长长短短，短短长长，像一个人的理想现实一样循环膨胀收缩。

“陪我上那边报刊亭看一眼吧。”谢一凡说。

“行。买什么？”

“买本《人民文学》。好像有诗歌特辑。 ”

“有你的诗？”

“没有，哪有我的啊，”谢一凡的声音里既有自嘲，又有不好意思，“就是看看别人的。什么时候要是真有我的了就好了。 ”

“没事，慢慢来嘛，”爸爸信口开河地安慰道，“肯定有一天能发的。”

谢一凡摇摇头，不说话了。爸爸知道，谢一凡现在没什么欲求，大部分事情都无所谓，只是偶尔还写写诗，算是生活还有些寄托。谢一凡曾经对上大学寄予厚望，但自从两年高考没考上，就放弃了，对其他事情都心灰意懒了。爸爸当时觉得，谢一凡有一点自暴自弃，也有一点过于敏感。若是想考，再考两年又无妨，反正他家家境好，也不指着他上班养家，但不知道为什么谢一凡就决定不考了。也许是天生觉得任何事都不值得太强求，也许理性认为自己水平不够，再考未免自取其辱。爸爸没有问过，他回城的时候，谢一凡已经做工人做了一年多了。

依爸爸看，谢一凡还是有点介意的。以前他小时候被人说了无数次才子，都笑呵呵的，现在说笑中再有人称他为才子，他脸色多少会黯淡一下，不外是触到他没考上大学的隐痛。谢一凡小学时作文一直写得好，被老师表扬，还被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后来文革下乡了，在村里干活的间隙，谢一凡也给其他人讲历史故事，每到周末还骑几十里路进城，找人偷偷买抄家抄出来的书，回乡下拿给他们看。他身上有个小本子，一支钢笔，中午午休的时候就找棵老杨树，坐在树下写东西。有人疑心他写的是反动言论，向组织举报，几个人突袭他的小本子搜查了一番，结果发现本子上写的竟然无一点直抒胸臆的东西，没有批判也没有理想抱负，只是写了今天的阳光如何、土如何、风如何、雨如何，还有同伴里谁出的汗多、谁喝的水多。翻来翻去认定是无聊的东西，也就把本子扔回给他，没人再管他了。其他知青和村里的闲人都觉得这人有点装样子，叫他大才子，一半是真心，一半也是揶揄。回城之后考了两年没考上之后，厂里的人也纷纷有口无心地乱开玩笑，笑着说咱们这破厂就是不行，才子出了门就不是才子了。谢一凡嘴上不介意，也跟着哈哈地自嘲，但心里多少因此灰心。自此之后，谁提“才子”二字，他脸色总有点黯淡。

但诗还是继续写一些的。前两年某杂志上发了一篇一个女工写自己如何苦闷的文章，反响很强烈，谢一凡也拿来给爸爸看。他说读那文章有点共鸣，却也有更多不同意见想说，那种每日沉闷的感觉和自己有点像，但是比自己还颓废。谢一凡说他不想写那种愤恨或者颓丧的诗或文章，而想写一种带有寻找感的诗，要写寻找，要写在一片碎瓦残垣的废墟上四顾寻找的感觉。谢一凡当时说他不后悔当工人，因为当工人至少让他觉得自己有用，但他肯定不会一直当工人，他早晚还是要试点什么。

爸爸觉得，谢一凡有一种真正的诗人气质，不是出口成章的那种，而是对什么事情有种发自内心的抒情。爸爸从来没有那么抒情。

报刊亭关了，让人有失意的感觉。两人掉头往回走，爸爸想起原先的对话。

“唉，我说一凡啊，”爸爸探询地问道，“当年你也说过，不打算在厂里干一辈子的，是这么回事吧？”

“啊？”谢一凡想了想，“啊，是吧。我都忘了。 ”

“那你现在呢？还打算走吗？”

“上哪儿去？”

爸爸一边推车一边捏闸，捏了又松开，松开又捏上，感觉车子一窜一窜。“不知道啊，你当初想去哪儿的？”

“我……好像是想去北京。”谢一凡想了想说，“我想找个什么课之类的听听，看看它们那儿有没有写诗的。”

“现在还打算去吗？”

“吕晶怀孕了啊，那还怎么去？”谢一凡说得欣然，并没有怨意或不满。

“我是说以后，”爸爸说，“以后等孩子大了，还想去北京吗？”

“说不好，到时候再说吧。”谢一凡说完，低头，大拇指随便拨弄，弄响了车铃，在寂静的夜晚洒出一串清亮亮的金属音，让两个人都静了一阵子。“不过应该还是会去吧，至少去看看天安门什么样，替王国林去看看。”

听到这个名字，爸爸心里有点压抑。王国林是在一九七三年死的，死的时候还一直说着“我爱毛主席，我爱天安门”。王国林也是才子，和谢一凡最说得来，两个人动不动就整晚聊《楚辞》，聊杜甫，聊普希金。王国林最终因为写文章支持刘少奇而被判有罪，在狱中又写了好多抗辩的反动诗，只换来更多刑罚，死在狱中。

谢一凡家先到了。他家楼栋口有一只黄灯泡，照着一旁居委会黑板的一角，能看见粉笔写的醒目的“优生优育”几个字，昏暗中怪吓人的。谢一凡锁了车，在楼栋口站住。

“你是怎么打算的？”他问爸爸，“你想好要出去找事做了？”

“没想好呢，”爸爸说，“也犹豫着呢，得找点后盾才行。”

“我倒是愿意当你后盾，”谢一凡说，“但这事儿吧，谁当后盾都没用，只能自己想好了。”

“我懂，”爸爸点点头。他招招手，片腿骑上车，向宿舍骑过去。骑了一阵回过头，却看见谢一凡隐约的身影仍然在楼栋外，低着头在柳树的枯枝下走来走去。只是离得远了，看不清他的表情，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当天晚上，爸爸彻夜难眠。他为“去深圳”的念头激励，既亢奋又忧虑。他睁着眼睛，从绿色窗框间望出去，只拉了一半的窗帘露出半个月亮，新叶初生的柳条极缓慢地偶尔摆动，映在窗上的影子丝丝缕缕，像动物长须。深圳的喧嚣如天空中的海市蜃楼，在爸爸眼前一直浮动。他想到北京、王国林和曾经的自己，心里又难受得很。最终一夜无眠。

后来，在我们五岁那年，谢一凡才第一次到过北京，看到天安门。那一次他心灰意冷，也被谢老爷子一顿责骂，之后的十几年，他再也没踏上过首都的土地。直到我和微月高二，他为了带微月考察大学，才第二次到北京。他在天安门前定立了好久，然后对微月感慨万千地说：“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最想看的就是天安门了。”

高二那年春天，我和微月一起来北京看学校。那个时候我觉得，微月比我离梦想近多了。她可以考舞蹈特长生，有了加分，可以随便挑大学，而我一无所有。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最后是我考到了北京，微月却没有。在我们四个里面，只有微月没有考上她的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