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感觉在心里动荡起来，引起唏嘘的感叹。
做选择的时候，我习惯抛硬币决定。在硬币跌落在地的瞬间观察内心的感觉，看自己是想重抛一次还是长出一口气，就知道自己真实的愿望倾向于哪端。这次情况比较特殊，硬币在空中飞了很久，在地面上又竖直旋转了很久，直到同学聚会的那个晚上，始终不曾有一面贴近于地面。
同学聚会结束之后，我带着昏沉的倦意上楼。
要出国吗？不要出国吗？出国就能有期待的自由吗？我想象出国后的生活，独自租房，偶尔打工，见到一些不认识的人，去一些不认识的地方。这种想象对我来说有一些吸引力。我有那么一点点想走了。无论外面的世界是否有实际的自由，至少不会永远被重复的俗常和人际交往的重负锁住，至少有想象的自由。
只是需要花掉爸爸的一大笔钱，而这是我不愿意的。还有如何与妈妈交代。想到这里，我的脚步又有点迟疑。楼道黑漆漆的，公共灯泡又坏了，无人修理。我从玻璃污浊的小窗口望向月亮，在这仅有的微弱光源下，脚下的路模糊不清。
敲门之前，我下定决心，整理了三两句开场的话，准备应对探询。
——妈，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出去。
——妈，你说的困难我都明白，我只不过不想这么快就把一辈子一眼望到头了。
敲门的时候，我对命运的偶然性没有过任何思考。
推开家门，我看到一个年轻的陌生男人坐在客厅里，低头和妈妈谈话。妈妈匆匆招呼我一声，就又低下头看什么。我进屋收拾床铺，他们说话的声音就顺着门缝飘了进来。我断续听到一些，捏着床单的手就无法继续了。
我出来喝水，等水开的工夫站在厨房和客厅之间听。我轻声咳嗽，想引起妈妈的注意，但妈妈蹙眉研究几张打印的纸，没有听到。那个人抬头看了看我，讨好似地笑笑。他挺年轻，刻意用发胶把头发梳到后面，还穿了老气的西装，但看得出来最多也就二十八九岁。他似乎想和我打招呼，但又怕影响到妈妈而没有出声。
妈妈确实在思考，这是很少有的事情。妈妈常和大院里的姑婆聊天，从别人的七嘴八舌中混乱地形成自己的印象，很少像这样长时间思考一件事。让她陷入这种思忖的必定是某种令人发愁的事情，发愁却又难以述说的事情。而且一定是某种具体的事情，具体而微，妈妈的严肃不会放在抽象的东西上。她有限的精力相当专注地集中于把握自己困难的生活。
我站在厨房边上，心里隐约有不安的感觉。妈妈也看到我了，但似乎不想让我听到他们讨论的内容，刻意把声音放低。我切了水果，又热了一杯牛奶，微波炉转动的哄哄声盖过了他们的低声谈话，但给我继续观察的时间。我从听到的只言片语中编织事情的全貌，并思忖这种全貌的意义。我望着厨房墙上瓷砖的缝隙，有一点眼晕，又把眼睛转向客厅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片渗水之后干涸的污渍，留着岁月的痕迹。我知道，在我没有留心注意的生活背后，很多东西一直在行进。
等那个人走后，我问妈妈：“还差多少钱？”
“嗨，没事，我这就是打听一下。”妈妈掩饰道，“他是到小区里来拉客户的，我是被他缠住了，才进屋说说话，没当真的。你别管了。”
我继续问：“还差多少钱？”
妈妈断断续续把情况一一讲了。她说话的时候，仍然是一种试探性的小心翼翼，似乎是怕她的话给我造成负担。这和她试图劝导我的时候不一样，在她叙述现实处境时，她的话语表层覆盖着一层很脆弱的惊惶不安，像冰盖下面流着不定的水。这种惊惶轻触着我的理智。妈妈一直不知道，从小到大，能够改变我的并不是她的言语教导，而正是她偶尔流露的脆弱不安。
妈妈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还说不定呢，你也别担心，我再打听打听。要拆也不是这一两天的事。 ”
妈妈的忧愁是显而易见的。家里的房子是厂里八十年代盖的老楼，年久失修，冬冷夏热。下岗之后厂里为了缓解工人情绪，没有收回，任我们住，但是产权却不是我们的。现在听说要拆迁了，最早年内就要动工。因为没有产权，所以没有谈判资本，也不可能拿到多少赔偿。周围的商品房每天涨价，几年间已经有十倍涨幅，赔偿金远不够再买新房。消息越近，就越让妈妈惊恐。这让我想起了徐行的话。印象中他是第一个劝我买房子的人。他的话对我来说遥远而陌生，属于一个我不喜欢而直觉性拒斥的领域。然而他的话还是对我产生了影响。在电风扇的白噪声中，我看到周围漩涡上涨的金钱的暴风和妈妈在暴风里的晕眩。
妈妈的一生就在这样的提心吊胆中度过。她早年被风吹来吹去，在厂里好容易安顿了，干了差不多二十年，像抓住一棵大树一样死死抓住厂子的枝叶，以求一世安稳。但她寄望的事物从来就不是依托的屏障。秋风过境，她还是如落叶飘零，该下岗时第一批被赶出了厂，几乎没有收入。现在下岗八年之后，没有稳定工作，如果连住的地方都没了，就有一种人生提前归零的悲伤。
在这个躁动的夏日之前，这些事情从未真正进入我的头脑。我看到突然出现在白纸上的图纸和数字，有一种虚幻和现实交错的不真实感。我头脑中快速闪着数字。也许他是对的，我想，也许他们都是对的。我想到微月早早的婚姻，想到于舒的劝诫，想到徐行，觉得一些事情可能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遥远。
“还差多少钱？”我又问妈妈。
给爸爸打电话之前，我来来回回摇摆了好几次。我回到学校，在楼下的树荫里走来走去，避开散步遛狗的情侣和可能碰见的熟人，试图在躁动的夏夜理清楚杂乱的思绪。在树荫尽头、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我凝视着黑夜中影影绰绰的建筑，像看到晦暗不明的未来。我的口袋里有一枚硬币，我捏了几次想拿出来，手心里有微微的汗水，但始终没有拿。
电话通了，声音有些嘈杂，有木器和地板撞击的声音，似乎有人在搬动家具。这是欧洲时间的下午，爸爸应该是在店里忙碌。我几乎能看到他潦草塞在裤腰里的衬衫和挽到胳膊肘的袖子，用肩膀和耳朵夹着手机，手背擦额头的汗水。说话之前我又有点犹豫了。我告诉爸爸我的想法。我没有说家里的困窘，没有说拆迁的事，没有说钱，只说了我的决定。我不想让这通电话变成诉苦，变成这些年的抱怨，进而变成对爸爸缺席的讨伐。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表示他怎样都会支持。
“不过，你真的愿意做公务员吗？”爸爸问我。
“不太愿意。”我说，“不过先试试吧。”
我没有跟爸爸说的是，我还记得小学时候有一次回家，看到妈妈为买贵了两双袜子郁闷，十二岁的我觉得她不够成熟，觉得将来的日子一定会变好，想着以后由我来替她打点一切。那个时候，面对面的孤单让我觉得妈妈窘得可怜，以为未来还很遥远。
我问爸爸：“爸，你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事是你不得不做的吗？”
爸爸想了片刻说：“总还是自己选的，归根结底，都是人自己选的。”
“那如果一边是自由，一边是责任，该怎么选呢？”
“我不知道。”爸爸说，“……不过这俩，一般分不开吧。”
那个晚上过去没几天，我就去签了工作合同。妈妈老同事介绍的工作，一直等我确认。工作是在区里统计局，档案挂在其他单位，只是借调到统计局，不算公务员，我也不知道算什么编制。据说过两年就能转正。我对这些事既搞不懂，也不关心。
我还记得跟着妈妈去她老同事家里的情形，我们拎着超市里买的包装夸张的干果牛奶和橄榄油礼盒，外加一条几百块的伪名牌大花丝巾。她老同学是个瘦高个的小眼睛女人，大笑的时候露出长长的牙床，说话很热情，对帮忙的事情表现出慷慨大方，说不过是小事一桩，但与此同时又非常傲慢，委婉又含蓄地指出了丝巾品牌的不上档次，为我们普及了几个牌子，说的时候有一种拉开阶层差距的刻意。妈妈说过，老同事原先在厂里不大受待见，因为腿脚不好总是少干活，和很多人关系不好，妈妈因为曾在她生病的时候照顾过，算是她少数几个有来往的同事。她的老公话不多，说了几句话就摆摆手回到房间去了，似乎这样的事情虽然愿意做，但他作为大人物却不愿与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结交。
妈妈寒暄着找话题，对显而易见的轻蔑视而不见，听着老同事对小孩的炫耀，还配合地频频点头，一个劲说着夸奖和感谢。这让我觉得十分心酸。我几次想拉她起来回家去，可是又忍住了。从她家出来，我对自己十分愤懑。我为我没能及时找到一个工作、又没有能足够坚决地阻止妈妈感到愤懑。
毕业前那几天，我回到学校参加答辩和毕业手续。我的作息晨昏颠倒，陷入一种魔怔，半夜里会突然坐起来，醒来自己也吓一跳。在梦里，我回到中学，又从中学梦到大学毕业。在梦里梦到的大学毕业中，我是仗剑行走天下的骑士，穿侠客的短衫，骑高头大马，以梦想为旗帜在世界驰骋，组建自由思想的花园，写天下传奇，除人间不平。我梦到我在鲜花灿烂的原野里大步行走，昂首挺胸，面色骄傲，想象着全天下人对我的钦羡，然后突然一瞬间，我看到地上的脸，每张脸躺在一个舒服的土坑里，带着讥讽的笑意看着我。我突然无法行动了。我意识到他们已经躺在那里好久。
我于是惊醒过来。
毕业两周后，我开始上班。早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最初的几天只是开会，然后负责把表格上手写的数字输入电脑上的Excel。统计局总共十几个人，除去局长、副局长、科室主任，以及司机后勤，也只有不到十个人做业务，每个月把全区的企业工商户报表收上来，输入电脑，计算总和数字，然后写常规分析报告，这样连滚带爬把所有流程走完一遍之后，一个月的时间也差不多过去了，准备开始下个月。从巨大报表上的潦草数字能看出什么，我不知道。那些数字从纸上进入电脑也仍然是数字，不带任何表情。我计算着这个月比上个月多出的数字，但是这种增长意味着什么对我是个谜。
工作后三个月，中介帮助我们以我的名义办了贷款。这些年爸爸陆续寄回来的钱，妈妈存下来约莫二十万，加上二十万贷款，买下了一套近六十平方米的小两居商品房。贷了三十年，一个月还款一千多。商品房离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不远，在城市比较偏僻的地方。交钱那天，我跟妈妈去看了正在建的工地。样板间小巧玲珑，表面华丽，工地一片狼藉，未来的房屋以钢筋水泥的样式仓皇裸露着。
我在尘灰的风里站着，感觉日子像这工地般狼藉。
工作一个月后，有一个晚上，我去爷爷家吃饭，爷爷问起我工作的事。那时爷爷刚过了七十四岁生日，记忆和思维有着与年纪不相称的清明。爷爷问我工作方法、细节、GDP数据的统计正误。这些事情少有人问，一般人问的多是编制、工资、福利、分不分房子。那时我才知道爷爷心里仍有天下。
那时我刚入职四周，说不上了解。爷爷问我的工作的事情，我大多答不上来。
“你跟我说说，”爷爷从老花镜背后看着我，“每年这 GDP数据真实吗？”
“这……我也说不好。”
“有造假的地方吗？”
“我不知道啊。”我说，“我刚来，这种领导们管的事，是不会跟我说的。”
“数据可不能造假啊，”爷爷的眼睛一眨不眨，在老花镜背后瞪得很大，“可不能造假。”
“我知道，我不会的。”我连忙承诺道。想了想我实在没有承诺的资格，又补充了一句，“我也就是录入数字，只能保证录入的是真的。但要是别人改数字，那我也没办法了。 ”
“你们下去查吗？”
“还不太清楚……可能有审计部门去查吧。”
“得去查啊。”爷爷叹了口气，“不查怎么知道是真的假的。”
那些关于数字的花巧，我不进统计局也听说过很多。统计数字每天在电视上闪闪发光，每年按照既定步骤增长，一定不多也不少。粮食、钢铁、衣服、电器、玩具、汽车、飞机，数字爆棚翻番，勾勒出曲折向上的无限曲线，势不可挡，永远都不会停滞，带着整个时代的排山倒海破浪前进，坐火箭腾飞。在那些眼花缭乱的数字和节节攀升的柱形图中，人被淹没在腾起的声音泡沫和灰色尘埃中，不见了踪影。数字在狂奔，在凌乱飞舞，却又永远在高层的计算和计划中，不差分毫。这其中的隐秘机理，刚入职时我还不甚了了。
“数字要是不对，是要出大毛病的。”爷爷又说，“大跃进那两年……”
我等着，很希望爷爷再说两句，但爷爷停在非常克制的地方。我知道爷爷第一次被揪成右派就是因为大跃进中说了质疑的话。因为如此，爷爷对那段时间讲得很少。爷爷对大部分过去的时光讲得都很少。由于早年的国统区经历，爷爷在文革中被批斗、被打倒，折磨得很惨烈。因此爷爷也很少讲太原的事情，很少讲解放前的整个经历和文革中批斗的经历。对于痛苦和所有不公正，爷爷都很少讲，似乎不愿意抱怨，也不想原谅。
爷爷偶尔讲起来的，是刚刚解放时的和平时光。那个时候人心还简单，一心奉献和建设，对未来也是真心笃信。爷爷说，五十年代是段好日子。他还记得他们刚进城的那几年，食堂吃得极丰富，接管了过去外资银行里专门给金融家做饭的大厨，把国际厨师变为食堂厨子，每日吃得朴素却极美味。但那种好时光没有持续多久，大炼钢铁之后，连食堂的锅都炼了，也就没有可吃的东西了。
“你知道那会儿多可笑吗，”爷爷回忆着，“号召炼钢铁，把自己家的锅碗瓢盆都烧了不说，连银行的铁栏杆都拆了。可不是吗，多可笑，我们半夜里给叫起来，给叫到银行去，拆栏杆，把银行里面外面竖着的栏杆全拆了，后来好多天，楼梯边上就那么空着。”
我想起心里一直以来的疑问，问：“那会儿就没人觉得荒唐？”
“怎么没有？”爷爷说，“把栏杆都烧了，谁看不出荒唐！”
“那就没人说什么吗？”
爷爷摇头道：“谁敢说！”
“可是那么多人呢！谁能限制所有人……”
“那会儿和你们现在可不一样，”爷爷叹道，“都在那位置上，谁不想保全自己。”
爷爷不是爱说话的人。他知道一些事情可笑，一直都知道，但这些感觉他从不和人说。从少年时，他就寄居他人住所，就养成寡言的习惯，战时紧张更学会观察世事，就像他持续几十年的胃痛，始终侵扰，却始终压在肚子里。他一直认为没有任何手段能知道其他人心里的真实想法，哪怕是滔滔不绝的对天指地的自白。沉默是不自由，也是最后的自由。
爷爷平时喜欢叉着手坐在里屋，眼睛望着天空，像在思考，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想。家里的大事小情基本上交给奶奶打理，爷爷只在报纸上用圆珠笔画下想看的节目，戏曲和乒乓球，按时按点打开电视，其他的时间里，更像一尊无欲无求的雕像，似乎外界发生的一切新鲜和运动都与己无关。然而这种无关只是表面上的，世界上发生的所有运动，最终都存在于爷爷心里。
爷爷奶奶是大风浪里幸存下来的树叶，最终相依为命度过孤独的晚年，平静却也寂寥。奶奶偶尔讲起过去的事，讲起太原战役中的逃难，那时她十五岁，还不认识爷爷，她母亲是不识字的农村女人，抗战后流落进城，给国军军官太太洗衣做饭。炮轰太原城的时候，奶奶亲眼见到炮弹掉落在眼前，将地板炸出大洞，弹片飞溅到她旁边人的身体里，那人扑倒在地。奶奶跟着她母亲逃入山林子，在人群中丢掉了一只鞋子，光着脚踏过干裂粗糙的松枝，吓得瑟瑟发抖，脚上流血，都感觉不到疼痛。事后过了很多年，奶奶对风起云涌的时事基本上已经分辨不清，但仍然记得那只山林子里掉落的鞋子。她是幸存者。这是这几十年她对过往岁月的最深印象。
后来，工作了半年有余，我对爷爷的问题渐渐摸出了门道。所有数字都包含人的操作，最终呈报的数字，是所有人都满意了的数字。企业上报的数字是精心设计的，要和税务局的数字相合，企业想少缴税，因而倾向于瞒报少报。然而政府总是希望企业多报，这样才能有政绩，市里开会按 GDP增长给区长排座位，GDP增长率不好的区长要坐到边角柱子后面，因而区领导总是让统计局给最大的企业打电话，询问他们产量为何下降，为何没有超额增长。这样两种力的平衡会达到一个折中的数字，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至于是不是接近真实就说不清了。企业几套报表也说不好哪套是真实。区里得到了数字还要调整，很可能为了光荣虚报一些，也可能瞒报一些，以免第一年增长太快，第二年增速就慢了。各个区都有虚报，市里也知道，最后会统一下调，然后到省里、到中央再逐级向下调整。最后是许多层凭人力和经验的上下调节，达到了各方满意的数字，让每一年恰好达标，总比计划高那么一点点，显示计划的英明。数字确实是从现实来的，不是凭空捏造，但已经经过几重哈哈镜的反射，形状变幻不定了。现实迎合了计划，计划就总是英明。
这些事我是到后来才知道。爷爷没再问，我也不知道怎样给爷爷解释。许多事情都这样奇怪，所有人都知道包装的结果不够真实，有浮夸的表面，但是没有人介意。人人都知道，以至于人人都默许了。为了位置上的保全，放弃了探究的自由。只有电视里不断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和铁桥公路激励着每一双亢奋的眼睛。
当火车飞奔，谁在乎速度表上的数字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