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词不赖啊!等谢一凡洗完碗出来,爸爸指着墙赞叹道。
“呵,”谢一凡有点不好意思似的,“就是字儿差了点。你喜欢哪首?”
“第一首好点儿吧,”爸爸想了想说,“不过我猜你喜欢第二首。”
“是啊,”谢一凡到门口披上工装外套说,“我喜欢那句‘不独笑书生’。不过,第一首也挺不错。你说,咱俩要是都生了闺女,一个叫‘轻云’,一个叫‘微月’怎么样?”
“也太文气了吧?”爸爸笑道,“哪像工人家的闺女啊。不过没问题,听你的。那要是有男孩呢?”
“男孩再说。”谢一凡说。
我和微月的名字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回国之后,我不断重复着布拉格的那个梦,镜面空间、狭小封闭、镜面上流动的人影、镜面后的眼睛。许多双眼睛的注视,凝成光束,我在中央无路可去,躲到哪里都找不到出口,最后只好蹲下去,越蹲越小,缩成拇指大的玩偶,四周传来震荡的笑声,穿透我的身体,让我抱住头吓醒过来。
醒来睡不着,我坐在床上喘气。宿舍熄了灯,我无事可做,来到阳台上,向楼下俯瞰。夜晚的寂静将一切细微的声音放大,包括心底的声音。邦邦邦邦,四声敲击。夜的苍蓝色在路灯的橘色里变得忧郁而暧昧不清。我的思绪也变得暧昧不清。
在阳台上,低头能看见两座楼之间的展板和广告牌,展板上是一层叠一层的海报,预报学校里大大小小的讲座话剧演唱会。毕业季少不了各种毕业大戏,梳辫子低头的姑娘,做出刻意伤感的落花流水。正对着我的是一个年轻男歌星的巨大海报,清秀文弱,额前刘海刚好露出细长的眼睛,眼睛深情款款,凝望着画面外的人,像是在倾诉。无论你怎么转开角度,他都在凝视着你。
They are watching you.
我闭上眼睛。
校园里荒芜寂静,水泥高楼慢慢衰朽。这是世界做梦的时刻,脚步找不到出路。我看到藤蔓从墙缝破壁而出,庞大的叶子遮挡天光。倾塌的高楼化为瓦砾,灰烬里藏着破碎的梦。我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开学之后,日子回到忙碌的茫然,我徒劳地尝试,如苍蝇不停撞上透明的玻璃。
我开始认真考虑出国这件事,考虑步骤和能去的地方。出国就能自由吗,我并不确定。爸爸说,出国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它能否给我期待中的改变,我心存怀疑。我从来不是个无所顾忌的人。不管去哪儿,他人的目光总是跟随着我。
想到这点,我就有点绝望。
关于出国,宿舍里罗钰了解得最清楚。从大一开始,她就告诉我们她毕业之后要出国。她要去美国,特别是要去纽约。她告诉我们第五大道是逛街的好地方,帝国大厦有好风景,《Sex and City》里面凯丽去过的餐厅特别诱人。大三她就考了托福和雅思,她成绩不好,但是英语特别好。她只申请了纽约的学校,那边学费贵奖学金少,但生活条件好。罗钰适合纽约,她时常大包小包纸袋子拎着,砰地冲开宿舍门,额头上汗珠还没落,就忍不住开包装试衣服。她细长的胳膊和腿,套上新衣服走模特步,好看极了。她那么率真,把物欲的轻浮发挥到可爱的极致,让人几乎相信她只是爱美,不是拜金。
她爸爸同意给她出学费,和我爸爸一样。可我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罗钰的爸爸是一掷千金的企业家。她兴奋地给我讲了好多申请出国的流程和生活事项,包括可以租的房子和可以选择的旅行箱,但是她没回答我真正的疑虑。
“你也出国吧,”她说,“也来纽约吧,跟我做个伴儿,咱俩一起去逛街。”
“我还得想想……”
“别想那么多,你这么犹犹豫豫没有好下场。”罗钰说,“今年的申请马上就要截止了,你快点把简历发我,我给你改改。”
宿舍里有各种干脆的身影,如风飘过,我的踟蹰像找不到家的孩子,只等人将我拾起。李清音的男朋友在另一个城市上学,她考过去读研究生,不为学习,只为相聚。于舒回老家那边一个国企,是电力集团下面一个很肥的地方,一般人挤不进去,是亲戚退下来才得到的空缺。
“你不趁在学校最后这点空闲划拉一个男朋友,”清音说,“将来可就不好找了。学校里还是简单得多。你是没见过那些相亲的,我表姐二十五岁开始相亲,两人见面就谈钱,别提多没劲了。我说真的,你考虑考虑。”
“我是觉得吧,”于舒说,“找个体制内的工作、体制外的老公比较好。两人一个稳定,小孩上学什么的也有着落,另一个人出去赚钱。我之前工作没定,一直没法找,现在家里也能给介绍。女人嘛,也不用太上进。”
什么都是听得见的,什么也都是看得见的。语言褪尽了,只剩下笑。毕业前的慵懒变成空气里一声接着一声飘荡的笑,远远从楼道里就能听见。我推开宿舍门,走入那彩色的空气,问她们笑什么。电视剧和动画片,帅哥,吃完的零食袋子。她们拉我到屏幕前,我也一起笑,可是我多么羡慕那种欢愉。那欢愉又离我多么遥远。
“云云啊,”罗钰大笑着说,“都这会儿了你还进进出出忙什么?行踪也太飘忽了。我们刚才给你起了个外号,叫女神龙,见首不见尾。”
我跟着她们一起笑。整个大学四年,我都独自进进出出。不是不能一起,是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不想让人看到。于舒从早到晚看网络小说,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心无旁骛。清音和男友天天视频聊天,戴着耳机你侬我侬,节假日就飞过去耳鬓厮磨。罗钰踩着每秒 360圈的风火轮,这一秒还说着作业的事,下一秒就出门唱歌了。她们对生活都有着最简单的需求,因此可以对抽象的东西毫不疑惑。这和我多么不一样。
春天的潮湿从墙缝里渗入。日子如水流滑过,我在左冲右突中渐渐走到无路可去。心里时常一阵莫名的紧张,手心湿滑。我仍然在前思后想,想到遥远的事,喘不过气。周围人心浮动,充斥着各种声音。走廊里会听到完全不懂的方言,与父母争论什么。偶尔在食堂吃饭,隔壁桌的男生叫师兄师兄,叫得甚是熟络,然后却突然介绍自己的姓名班级,不外乎是刚刚认识的系友,咨询读研或读博的状况。上课时,偶尔从后门蹑手蹑脚走进西装裙子的女生,抱着厚蓝夹子,口红还没擦。三月的空气如同早春的猫,躁动轻浮而惶惶不可终日。
四月里,一切都有些仓皇。匆忙准备的申请没有结果。截止日期渐渐过了,寄送的材料只得到几封拒信和石沉大海。这就意味着,这一年申请失败了,出国不再可能。平心而论,对这失败本身我没有特别痛心,只是这让选择的困难变得越发尖锐。未来的方向悬而未决,拖得越久心底的不安就越多。
爸爸又打过电话问我的决定,我说还没想好。他问我要不要先出来,读一年语言学校和预科,明年再申请。我说我不知道。爸爸于是留我一个人继续想。他什么也没有替我决定,这样很好。我没有把决定的责任推给他,也就没有把未来的抱怨推给他。我仍然有种潜意识的感觉,觉得出去无法解决我的疑虑。
爸爸是个付诸行动的人。他心里纠结的东西,不跟别人说,也不找别人帮忙,独自去做。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想,只看得到他的脚步。我没有他这份行动力。我只继承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不满,却没有继承他的行动力。我同样只继承了妈妈不愿改变的保守,而没有继承她融入生活的热情。我于是像是负面的结合体,对琐碎的日子淡漠,却又没有冲破现状的决心。
据我观察,行动力最重要的一环是边行动边打算。要在一切轮廓成型之前就迈出第一步。计划的过程无比漫长,从提出目标到设计步骤,再到向人咨询、物质准备、细节完善、估计风险,等这一切进行到一半,人的热情和仅有的一点挤出的勇气都被消磨干净,想去的地方淹没在大量令人头疼的细节中,渐渐的,好像也就不那么想去了。虽然按惯性还是会筹划,但这时候,半路总会杀出一些不可抗拒的理由,什么亲人反对、手续无法完成、身体有恙,于是就顺理成章退缩了,退缩的时候还心生无限惋惜和幽怨,好可惜啊,我是多么想去实现理想啊,现实又是多么扼杀人。可是,真相只是自己缺乏行动力。
五月的夜晚,妈妈的声音在电话里,既温存又焦灼,用表面的温存掩盖实际上的焦灼。她一向有一种对社会的笃信,像笃信一种宗教体系一样笃信周遭的社会,哪怕她自身曾经被这社会屡次抛弃。她急于让我融入社会,或者积累一些融入社会的资本。她甚至不了解那些资本,只是从哪里听来的:“你要不然考一个计算机证吧,要不然去学个新东方。”妈妈仍然会说她从七七八八的邻居那里听来的半真半假的消息,某某人考公务员了,某某人找男朋友了,某某人工作离家近。“邻居家的孩子”换成了别的名字,但角色是一样的。她希望我做的是简单稳定的行政类,没有前途,亦无风险。这是她从小耳濡目染知道的最高大的工作。
“你不明白,现在大学毕业生,2000块钱是个坎,不着急不行。”她的声音绵软,漂浮在夜色里,像酒酿,句子里有一种沉醉而轻微的苦涩。“我见过那些去超市上班的大学生,就搬箱子,一个月2000都不到,辛苦不说,还随时有可能让人炒掉。是真的,我亲眼见的。你不早点打算哪行,这眼看就还两个月了,得定下来了。你还是得应届找工作,这好多手续都好办,编制也好转,要是毕业还没工作,档案就给你打回家了,你就不算应届算社招了,找工作就难多了。”
“嗯,嗯。”我支吾着。
“你要不然这礼拜回来一趟,跟我去我同事家坐坐?咱们给人家拿点东西。不是送礼,就是意思意思。我同事人家真挺仗义的,一口就答应了,都没说什么。”
“我回不去。”
“有事吗?那要不下周?”
“……我是不想去。”
妈妈开始了耐心的劝说。酒酿的声音蒸发进夜空。我心绪不宁,眼前有些恍惚的回忆,在昏黄的路灯下杂乱漂浮。楼下是一群骑车聚集的学生,准备夜晚在校外的狂欢,此起彼伏的笑声从青草缝隙里传上来,扰乱人心。我把听筒拿到一旁,妈妈的声音远远嗡鸣。
“你无论如何回来一趟,”妈妈最后说,“不管最后上班不上班吧,也还是去人家坐坐,谢谢人家一番好意。”
于是定了日子,只有月余。我在黑暗中看着手机日历,闪烁的绿色如汩汩萤火。我看到未来如一堵墙疾驰而来,将我逼到退无可退的角落。我需要一个决断。
我打电话给微月,打了好几次才拨通。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习惯于参考微月的意见。我和微月、林叶、何笑一起长大,从六岁到二十岁,组成各种想象中的小分队。我注视她们的生活,并想象她们对我的注视。我发现我已经很久没和她们三个一起聚了,算一算快九个月了。这让我有点吃惊。
“云云啊,”微月说,“我正好想找你呢。我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说,正在招人聚会。就在下个礼拜。你来吧?你一定要来啊。 ”
“哦,好啊,什么事?”
“下礼拜你就知道了。 ”微月说,“你哪天合适?周六还是周日?”
想到即将见面的可能性,我没有将我的问题和盘托出。
挂了微月的电话,我拨电话给林叶。只把情况简单描述了几句,林叶就明确表示她支持我出国。林叶说,她面临一个更困难的选择。她原本计划好毕业就去南方,一个人打工旅行,给自己一个 gap year,但现在恐怕不能成行。她向往南方。她计划大四毕业之后就去云南,在那边住上一年半载,找一家咖啡馆或酒吧打打工,经历一番自己闯荡的人生再回来工作。这计划听起来又美好又独立,令人向往。然而矛盾的是,她考研考上了。原本只是为了敷衍母亲才报名,没想到能考上。这一下母亲不可能允许她出走。
“那你准备怎么办?”我问她。
“我还是想走。”她说,“云云,你也出国吧,咱们都走得远远的。”
她打算迂回行事,跟妈妈扯谎说她去旅游,然后一直不回来,等错过了开学注册报到的日子,一切也就注定了。她计划用潇洒的一意孤行对付现实,计划得勇敢,但我听得出来,她的声音并没有像话语中表现得那么轻松。她显然不能够完全把她妈妈的意见当做耳边风。她也在犹豫她的选择,对自己并不确定。
她说着云南。云南。彩云之南。石板巷子,细雨蒙蒙,远处雪山,近处流水,重重院落小巧玲珑,东巴文的灯笼挂在老旧的木门外。她畅想到那边之后的生活,可以在打工之余去爬雪山,也可以在攒够一笔钱之后从香格里拉进藏。她甚至已经准备好了要带去云南写日记的牛皮记录本。
我从林叶的声音里看到那种让我熟悉的耽于幻想。我想起中学时上课抄歌词的她。林叶喜欢许许多多小物件。她迷恋美的物体,以近乎收集癖的热情收集种种漂亮的小东西,可以跑遍城里的每一家小店去买一个装硬币的小香囊。美丽小物和她自己对美丽远方的描绘混到一起,勾勒出一幅悬浮的画。林叶和罗钰一样喜欢事物的外表,但是她和罗钰的区别在于,她给所有外表附加一份情怀,因而那些事物更美,也更不真实。
挂了林叶的电话,我停留在操场边。初夏的晚风吹过脸颊,操场上夜色浓郁,散发淡淡的塑胶跑道的味道。超市门口莺莺的说笑声远远地伴着夜风漂浮而来,空气有一种心醉神迷的懒意。我在夜色中,心里很沉。我能听出来,林叶没有她希望的那么义无反顾。她讲放弃读研的事情时留了一些余地,最后又说起母亲的厉害。她说着她所不愿的和所愿意的,那种耽于幻想但却缺乏行动力就和我自己一模一样。
之后两天,我在网上联系到何笑。何笑正在香港交换,她说她已经找到了工作,回北京参加毕业答辩,之后就要留在香港了。视频里,何笑梳一个短短的马尾辫,人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很精干,很爱大笑,很健谈,讲话也还是逻辑清楚,不紧不慢,没有一点颠三倒四。她没有劝我该出国还是该工作,只是劝我想好这两条路的成本和收益、短期成本和长期收益。她说,算长期收益的时候,一定要把心情化成效用放进算式。
何笑是我永远做不到的那一极。她一直是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六年级我们一起去上小学奥林匹克班,全市报名的学生一起考试排名,二十个班,我考到十四班,她在一班。后来她就考到最好的大学。在她身上我第一次懂得智商的力量。她并没见得多么刻苦,几乎从来都没有费劲,也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她在大学里做了好多事,一会儿听说她参加了某个国际学生组织去了欧洲,一会儿又和一群西班牙学生在北京救助残疾孤儿,总之是忙碌而高端。她的生活永远被想做的事情占满,永远只有没做到,不会有不知道做什么。这是我曾经希望自己能达到、却知道自己达不到的那种状态,让彷徨无处存身的状态。我猜想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彷徨。
何笑学的专业是数学,这是我听来就觉得艰难的专业。起初我以为这专业是做学问的,可是后来我听微月说,何笑做金融,大三就去实习,每周只去两天,一个月工资就有三千块。我吃了一惊,这是我期待的毕业后的月薪水平。当时问何笑,她笑着说这不算什么。这一回得知,她毕业后年薪有五十万港币,相比起来,那三千确实不算什么。我早就知道何笑厉害,但没想到是这么厉害。她不需要纠结,因为只选最好的就足够了。
何笑没有太多讲到她的工作,也许是知道差距太大的东西会引起尴尬。我们讲到北京,讲到伦敦,讲到香港,又讲到我们的城市、小时候住的街道。最后何笑说她最喜欢的城市是香港。那个地方比较简单,节奏也快,做事情礼貌又不讲私人感情。香港公司税收也很低,适合工作。
“你在香港见过古惑仔吗?”我问。
“哪儿有古惑仔,”何笑大笑着说,“我刚来的时候也问人家有没有古惑仔,人家说那全是拍电影的,实际上根本没有,治安可好呢,到了晚上街道都很静。”
“我很想去看看尖沙咀。”
“来吧,来吧,来找我玩吧。”何笑笑道,“不过可看不到打架,也没有帅哥。只能看见逛街的人,人多死了。许留山特别好吃。你要是来找我玩,我请你吃许留山。你吃榴莲吗?哈哈,你那是偏见,香港榴莲跟北方榴莲不一样的。真的,我不骗你,熟榴莲可甜了,咱们那儿的都不熟。榴莲班戟特好吃。班戟就是一种加奶油的小糕点。你来了就知道了。你想买什么名牌吗?我可以帮你寄回来。这边尽有人给国内寄东西。不过香港也挺小的,一会儿就走遍了,你要是来了怕是会失望。”
“你以后想一直留在香港了吗?”
“嗯……或许吧。我其实也不觉得香港比北京好,我就是想拿个香港身份,以后出国就不用签证了,旅游比较容易。哈哈,我也没什么追求,以后就是想去旅游。对了你知道吗,香港有一种树,就是咱种在花盆里那种橡皮树,人家种在山上,长得比房子还大,真的,你看了就知道,特别有意思。我小时候以为香港只有高楼大厦,谁知道竟然有这么多树。我挺喜欢树多的。这边到夏天去海上玩也方便一点……但香港真的很小,”她最后说,“我小时候没想到香港这么小。”
五年以后,当我真的在香港见到何笑的时候,她刚买了房子,很小很小的一个单元,但九万港币一平,对我来说就是豪宅了。就在太平山脚下,四周就是她说过的那种漫山遍野的橡皮树,很厚的肉肉的叶子,捏一捏仿佛能捏出汁水。我原本以为香港是一个非常硬的地方,但实际上感觉很不一样,大片绿色的山上林木,丰沛的雨让绿意肆意泛滥,时而台风过境,像天与地搅入一股混沌的洪流。那种地方,实际上是非常柔软、能感觉到蓬勃的生命力的。人们的日子过得扎实而有劲道,仿佛随时有奔头。这种地方很适合何笑。
我永远也不能像何笑那样。事实上,我永远也不能像她们任何一个人那样。她们每个人都有某种显在的、实实际际的、愿意去追的东西,靠努力就能在红尘凡世中获得的东西。这是一个人想在这世上获得一种生活信念的必要条件。而我自己,因为想找的东西过于虚无,支撑我的信念就显得如此虚无。
我有时想问她们:“你们觉得自由吗。”可我始终没有问过任何一个人。我怕她们反问我:“难道不自由吗,有这么多选项,会不自由吗?”如果她们这样问,我会无言以对。我知道她们说得有道理,可我知道,我想要的不是这些选项。这让我觉得十分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