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和妈妈八一年才回到城里，是谢一凡央其父亲在厂里挤出两个名额指标。那时候，谢一凡的父亲已经是厂里的副厂长了。爸爸妈妈像逃难时被大部队落在路上的两个流浪汉，相扶相携回到城里，走在路口时，陌生得几乎已经不认识家了。

刚回城的时候，爸爸满心怨恨之意，心里时常念着有机会一定要报复于欣荣。时间久了他想得也少了。偶尔他问自己，如果当时大队先找了他，他会不会一样背叛她呢。

也许也会，他想。

爸爸进楼门之前，忽然想起了妈妈前两天说过想吃苹果。他当时没在意，心里觉得太贵。此时在歉疚中想起来了，已经走上台阶又转身下来，决定去买一些。

二零零六年的时候，我在布拉格和爸爸谈起“无法无天”的事。

那是初春，大四最后一个寒假。我去欧洲看他。爸爸将他的店关了四天，带我在布拉格城里城外转，去了德国的三个城市，回程路上还去了维也纳。倒数第三天，我们坐在布拉格街头一间很普通的小店吃早饭，吃完早饭却懒了，阳光极暖，哪儿也不想去，就坐在小店里待着。

谈起他当年的离开，爸爸说起他对这句“无法无天”的理解。

“我后来想，当初我对‘无法无天’有触动，倒不是真的想干什么坏事。”

他停下来，似乎在斟酌。

“我只是想换个环境，自己给自己立法。”他说到这里又停下来，“不过，这也是好多年后才明白。”

爸爸的话里，有一种晦涩的忧郁。他很少和我说他自己。我们这些年相处的时间很短，短到忽略不计，我几乎是在长大之后才像认识陌生人一样认识他。在我们有限的相处时间里，爸爸几乎不会谈过去的事，即使谈了，也是讲讲趣闻轶事。我并不确定爸爸说这句话时内心想到的东西。这句话像是小船上划开雾气，露出一抹航道，却没有全部风景。

“什么叫……”我小心翼翼地问，“自己给自己立法？”

爸爸迟疑了片刻，似乎在考虑怎样解释，但最后决定不解释。“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立法。”他转而问道，“你怎么样？这几天看完之后有决定吗？”

“没。还没想好。”我说。

爸爸是问我想去哪家大学。这次到布拉格，是去看看德国奥地利那边的学校。大四快要毕业了，我的出路还没有定。申请出国是可能的选项之一，爸爸支持。我去听过几次宣讲，校园里的座谈活动，中介请来毕业生，短发抹着啫喱，眼眶上眼影发亮，坐在台上传授经验。我坐在角落里听。台上的嘴唇里吐出中英文，潮水高高喷涌，如鲸鱼喷出小鱼和海星，浇灌观众席的仰慕。我坐在干涸的沙子上。

我想知道爸爸当年为什么出走。那涉及我心里解决不了的顽疾。我想继续刚才那句话问下去，问爸爸是缘于什么才这么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问。那必然涉及我不知道的事。爸爸心里的事太多，有一半在我出生之前，另一半在他离开我和妈妈之后，那些事情对我来说都很遥远。他或许有些苦恼无法解决，又或许在为许多事情寻找理由。那些事情他从来没解释过。这些年，我和爸爸的相处，有一种互不干涉的共识。

我用小棒一圈圈搅动杯子里残存的最后一点咖啡，搅到后来，已经不想喝了。咖啡表面的奶沫在残存的棕色液体上画出细细的曲线，像过去的故事丝丝缕缕融入湿漉漉的现实。

我有四年没有见过爸爸了。他和印象中感觉不大一样，不知道是他变了，还是我变了。这次是我第一次觉得他也如此不快乐。爸爸坐在阳光里，戴着一顶棒球帽，压住他的白头发，让他看上去还很年轻。逆光使他的脸黑黑的，遮住皱纹和其他细节。帽檐在他脸上投下一半阴影，他的眼睛鼻子都隐在阴影里。他多数时候闭着嘴，嘴角微微向下，偶尔翘起一边嘴角微笑。爸爸的脸瘦长，法令纹特别明显，这让他笑起来的时候有一点玩世不恭，严肃起来的时候显得苦涩。我有时觉得，自己最像爸爸的地方不是任何一个器官，而就是这种突然变得苦涩的表情，也许只是嘴的弧度。

“爸，你说我该出国吗？”

“出不出都可以啊。这个要看你以后想干什么了。”爸爸说，“不过……我是觉得，出来看看没什么不好。看看外面，人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

爸爸的话让我心里微微一动，如风吹石块一瞬间摇摆。我凝视我们之间的流水，不知道能不能将其跃过。我和爸爸出国不太一样。他自己向外闯，风餐露宿，而我只要把简历交给中介机构，包装一份唬人的档案，花一笔钱买录取通知书，匆匆上几门课，糊弄到学期结束，旅游一大圈然后带着某某大学的文凭回去，就能以镀金的留学归国人士头衔找个工作。过程也许有点坎坷，结果也可能更悲观，但本质不外乎就是这样。

“可是我学校不好，成绩也不好。”我说。

“那怕什么。”爸爸说，“想出来总能出来。你看这边很多中国留学生，成绩还不如你，大学也不怎么样，出来念一年语言预科，最后也都申请进去了。”

“那也只是拿个文凭。”

“你不要小看文凭。”爸爸说，“有文凭你可以去做很多事。”

我看着爸爸的眼睛。这不是真话，我想。爸爸曾经讲到中国留学生在欧洲的事，那时候他的态度并不一样。他说一些中国学生十八岁高中毕业就出来，先上语言学校和预科，然后再进本科。父母不在身边，全靠自己，有的异常辛苦，有的堕落走歧路，有的介于二者之间混日子，不上不下毕业回家。一年年不断有学生涌出来，涌入全世界，未来将占据每个国家。爸爸说这些的时候，旁观、冷静、揶揄，语气嘲讽。他并不认同这个赚文凭的过程。而此时他似乎在两种态度中间找平衡，一方面不认同那种虚无，另一方面又似乎极为克制，不希望自己的不认同给我造成影响。也许涉及孩子，人就不再直率，我想。

我不是很想出国，但除了出国，也没什么别的路好走。大四推研要求成绩年级前 10%，我没有资格；考研之前犹豫了一下，就错过了报名期；找工作倒可以，但是大的招聘会已经过了，春天以后的机会越来越少。妈妈希望我在家门口找个工作，此后也可以继续住在家里，将来在家门口结婚生子，终老于家。可是我害怕那样。我几乎像逃跑似的来欧洲看爸爸，说是考察学校，实际只是想过个远离这种前景的假期。

“爸，”我抬起头看着他，“你当年到底为什么出国？”

爸爸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问，愣了一下，在犹豫该怎么说：“不大好说。情况有点复杂。也不完全是我自己选的，当时有一件麻烦事……而且我也没想到一出来就不回去了……我后来想法也变了好几次。”

爸爸的话在枯叶覆盖的水底迂回，我有一点明白，又不大明白。水波荡漾到思维深处，让心底的一些记忆从沉沙里浮起，上下起伏。我想开口，可是胃突然有点疼。

“其实你不想出国也行，”爸爸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说，“你走自己想走的路就行。我都支持。 ”

我凝视着爸爸，又低下头：“如果我知道想走什么路就好了。”

如果知道想走哪条路，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我就可以和身边人一样忙个不停，用一种世界要毁灭了我该如何拯救的严肃态度，讨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实习经历在简历上写前面还是写后面，用谐音背单词好不好，企业编还是事业编。那该多么充实。想到这些我就有点忧伤。

我确实能感觉到什么，某种在我身体里像肿瘤滋生的东西。有时让人一阵激动，有时是说不清来源的恐慌。可是一切都还隐在暗中，看不出形状，如同豌豆公主被折磨辗转反侧，可翻不开那一百层床垫，就不知道是一颗豌豆。

坐到吃午饭的时间，我俩并不饿，胡乱吃了点，就开始闲逛。已经接近了我旅程的最后时分，只剩下几个地方还没去过。布拉格街头的大块青石、红色斜屋顶、小教堂门口晒太阳的猫、橱窗里的冰箱贴和咖啡杯，都有种与世无争的闲散。那种闲散与我的状态格格不入，让人感觉陌生。

我们往山上走，想去看城堡。山路蜿蜒，巨大的黄色石块层层铺向山顶，带一丝庄严的神秘。上山的途中路过卡夫卡博物馆。设计者把博物馆里弄得黑黑的，阴暗的空间，蓝幽幽的光照亮密密麻麻的文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弄，也许是想刻意表现卡夫卡的那种阴郁，或者表现“人被异化”带来的压力，总之是有种恐怖的气氛。我一直想象卡夫卡要是自己来了会是什么反应。也许会像K在小酒馆里对姑娘和她妈妈那样，瞪大了眼睛，既严肃又天真地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有片刻我嫌累，几乎不想上去了。但到了山顶上我才庆幸，幸好上来了。山顶视野极好，让人见到双面布拉格。我从来没想到布拉格是这样的结构。风吹着额头，能看到极远处。山下的布拉格是恬静小城。全城的红房顶，像动画片里的世界，连绵的斜屋顶、散布的花园、偶尔耸立的教堂，随处是石板路小街、消磨时光的木头咖啡桌和摆着小盆植物的窗口。这些风景在山下走着看，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此时却有一种不真实的轻悠感。山上的布拉格却是另一副模样。冷峻的城堡、森严的石墙、巍峨至天际的教堂。我去过不少教堂，之前去过，之后也去过。但布拉格城堡的大教堂仍是我见过的最震撼的大教堂之一。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觉得震撼。它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有艺术特色的，但是它的风格极为突出。它的墙壁有着最典型的哥特式阴郁和飞入云霄的雕塑，室内暗而庞然，墙壁像暴风雨的前兆压下来，气质冰冷，让人不寒而栗。

我在那一刻才有一点明白了那个土地测量员。他在山下城市目睹着悠然闲散的浅层精神，一抬头就能感受到城堡在云端的无形压力和看不见的变幻莫测。那是一种超越个人触碰范围的压抑不安。或许哪里可能都有这样上下两层，只是没有布拉格这样目力可见。

城堡的宫廷边，有一个笨拙的土黄色桶形建筑，在城堡的风格中异常扎眼。我问爸爸那是什么，爸爸说是前苏联占领时留下的掩体。我远远瞪着它，它似乎蔑视地笑着看我。你看，它仿佛在说，我就是能把一切破坏。

站了一会儿，我的心里起了一些自己也说不清的变化。我似乎终于有一点明白这么多年爸爸为什么不回去了。留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放弃掉所有的纠结的过往，从此之后什么都不求，也什么都不失落。你只是住在这里而已，它跟你没关系，因此你可以对它什么都不求，它对你也没有任何要求。你只是看风景，不用喜，不用悲，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成绩和地位。这里和家乡如此不同，以至于一切都可以映照眼睛，却不照心。只是，这样真的好吗？

下山的路上，石级宽阔平坦得多。我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低着头。爸爸见我不说话，等了一会儿问：“怎么了？想什么呢？”

“爸，”我说，“你相信吗，像我这么平庸的人，也想追求某种好生活……而且不是大家平时说的那种好吃好喝的好生活，而是……另外一种好生活。”

“相信。这有什么不信的。”爸爸宽慰我，“什么样的好生活呢？”

“我说不清。某种让我觉得……觉得有意义的好生活吧。”我说，“其实我知道没什么好抱怨的。我现在各方面都还挺顺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毕业之后不管读书还是工作，都能有选择。虽然估计没什么大成就，但是我本来天赋就也不算太高，也不应该奢望什么。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心里就是不好受。爸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就是心里总觉得焦虑，觉得不满意，还想找更多东西，可是自己又说不清不满意的东西是什么。”

“太明白了。”爸爸显得很宽容。

“我只是在想……”我有点乱，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自由吗？”

“你觉得现在不自由吗？”

“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只是……感觉不到很自由。”我说，“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某一天就能找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可是现在一直找不到。其实现在没有人强迫或者奴役我做什么，可我就是不觉得自由。”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我只是从山顶上开始，就又被那种虚无的感觉包围了。那是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人站在山顶的云雾里，除了白茫茫就什么都没有，任何地方都无处踏脚。越无从借力，就越发焦灼。不仅是因为毕业选择，还因为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我不知道自己要朝什么方向走。更长的尺度，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我会坐在宿舍里想象自己一万年以后是什么样子，却无法在现实中走出哪怕一小步。

这种感觉在期末考试前半个月暂时淡下去。从早到晚在自习室泡着，没时间吃晚饭，从教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骑上车也像是做梦一般。考完试之后仍然麻木，傻呆呆坐着。太忙碌和太放松都无法思考，以至于觉不出烦恼。直到在布拉格山顶，当它重新将我包围，我才有种逃无可逃的感觉。它一直在那儿，我能让自己暂时忘了，可是如果我不能真的找到突破的方式，它总是还会回来，将我困在其中。

我只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心里那股与它对抗的力量。微弱的、执着的、气若游丝却不消失的令人紧张的感觉。我的身体在六月天里打寒战。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追求什么，还是害怕什么。

“怎么才能找对方向呢？”我问爸爸。

爸爸浅笑了一下：“这个事你是问错人了。要是我知道，也不至于误打误撞这么些年。”

那天的对话到此为止，此后的两三天，我们没有再谈起这件事。直到离开布拉格之前的一个晚上，爸爸给了我或多或少的提示。那一个晚上我们去听了音乐会。我们在布拉格听了几次音乐会，我喜欢德沃夏克和勃拉姆斯，爸爸只喜欢贝多芬。那天晚上听的是《命运》，古老的剧场里，镶金绘画的剧场天顶被命运的敲击震得共鸣，脚下的座位都发出颤动。

从剧场出来，爸爸提议去剧场外的小酒馆喝啤酒。我去了，但兴致不佳。因为即将离开，而又不知道何去何从，一直心事重重。

“你前两天问我，怎么找到方向，”爸爸忽然开口说，表情有点郑重，或者说是惆怅，“我的感觉是，你得静下来听自己的心。找个彻彻底底安静的时候，听自己心里头怎么说。就像那四个音——”他哼起《命运》开篇的调子，“邦邦邦邦。我第一次听就觉得，那不是命运在敲门，而是有东西在敲心。”他挥手，做了敲击的动作，“人实际上就是被这声音追着走。你可能不知道方向在哪儿，但至少会知道某种感觉。如果方向不对，你怎么都会难受。一时不知道，早晚也会知道。”

我抬眼看看他。他的眼睛注视在酒杯上，反射着酒杯的微光。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敲呢？”我问他。

他只摇了摇头说：“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爸爸的话让我心里起了微澜，慢慢发酵。当天夜里，我几乎彻夜无眠。我在半梦半醒间反复进入一个梦境。梦里是无穷多镜面组成的狭小的空间，我站在空间中央，左右都找不到出去的门。镜面上能看到晃动的歪曲人影、大笑的眼和嘴唇。而镜面后面是许多我看不见的眼睛。我在梦里左冲右撞。

第二天，在回程的飞机上，一丝碎裂的缝隙出现在我思绪的冰面上。那个时候我晕机，正在与头疼恶心的斗争中入睡。在飞机离地的睡眼惺忪中，我偶尔瞥见一眼地平线和玫瑰色的天光，冰冷而广阔，房屋微小，原野平整。俯瞰一切让我有一种旁观的感觉，旁观的感觉又慢慢转化为被旁观的想象。那一瞬间我突然获得一秒混沌中的澄澈。我开始明白许多日子里我焦虑而恐慌的是什么。在对苍茫大地的惊鸿一瞥中，有一句话闯入我的头脑，我知道那就是我怕的东西：

They are watching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