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一九八四。
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事情是从这一年开始变化的。在我出生前半年，爸爸第一次考虑到辞职的事。最初是一个叫王老西的人鼓动爸爸，让他跟他们一起去做乡镇企业。王老西特意跑到城里，找了个小饭馆请客做游说。爸爸并不想去，但一直耐心听着。让爸爸有点动心的，不是他们计划中要做的事，而是王老西的一段话。
王老西大致是这么说的：“沈智啊，你也是个聪明人，我从当初你们一来就看出来了，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脑子活，有见识。你说你这么聪明，一辈子就这么不上不下地在厂里耗着，能甘心？你能看不出来现在是什么行情吗？人家南方人早发家致富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大邱庄’，不也富了吗？咱也得想想富的招儿。现在就是‘无法无天’的时候。谁敢干，谁就有出路。当然啦，我不是让你犯法啊，我说的‘无法无天’，是说好多事儿还没有‘法’，没有‘法’管着，就没有‘天’压着。”
就是这句“无法无天”触动了爸爸。触动了他的记忆，好的记忆，坏的记忆。一直过了好多年，当他听说王老西入狱的消息，心里还回响着这句话。
王老西又说：“现在这事儿虽然没人说能做，但也没人说不能做不是吗？那就能做！”
“……我还得回去打听打听。”爸爸说。他坐在桌边上用筷子轻轻敲着碗边。
“嗯，嗯，打听打听，考虑考虑。”王老西又给爸爸夹了一块肉。
“你回头给我写个书面材料吧，我问问我们厂长。”爸爸说。
王老西想要的很简单，他想找爸爸的厂子借技术和设备。王老西家在附近城市的郊县。爸爸年轻时下乡，在王老西家的村子插队，跟王老西关系很不错。王老西跟爸爸年纪相仿，是村子里的孩儿大王，打鸟下河样样冲在前头，爸爸在村里的时候，自然和他很玩得来。他们在村子里搞了个小加工厂，做化肥，起了个红火的名字叫进宝。说是乡镇企业，但也是这一年才改的称呼，之前叫社队企业，再往前就是大队。大队从七八年就开始买配方、做化肥了，那时候爸爸还没回城，还跟他们短暂地干过一段时间，因此也算是老工友了。于情于理，爸爸都应尽力帮忙。但他唯一顾虑的是他们厂能不能答应。
“这事要是能成，咱两家都有好处。”王老西说。
“话是这么说，”爸爸说，“但这事我也做不了主。”
“我知道，我知道。”
“其实你应该找谢一凡，他爸是管事的。”
王老西讪讪地摸了摸头：“我知道，但人家小谢是文化人，我跟他不熟。”
“嘿，”爸爸用筷子敲他手道，“说我没文化是吧？”
“嘿嘿，嘿嘿，”王老西也不否认，“回头这事儿要是成了，你来我们厂当厂长吧。”
爸爸吓了一跳：“我？”
“啊，就是啊，”王老西一本正经地说，“你在你们厂也就是个技术员，科长可能都够呛吧？来我们这儿当厂长，将来真赚了钱，不会亏了你的。”
“我哪行啊！”爸爸连忙推托道。
“怎么不行！你跟村里人都熟，这才走了没两年，回去还亲切。村长还总说让你有空回去坐坐呢。再者说了，你原来就教那些小孩认字算术什么的，现在这帮小孩长大了，弄厂子就是这帮小年轻，你去当厂长，他们肯定服气。我们要是这回引进成了，工人是不成问题，就是得有个懂技术的人来管着。”
爸爸听着，沉默不语。
王老西凑近了说：“你没听说过温州那儿……”
王老西刚要开始长篇大论讲故事，爸爸就抬手制止了他。他知道王老西这几年出了村子，常在外面各处活动，听来不少真真假假的传闻，有不少致富故事很蛊惑人心。但爸爸那时要考虑的事情不在这些上面。他要衡量的不是出去赚钱的收益有多大，要顾虑的也不是赚钱的风险有多大，而是另外一些、更困难的抉择问题。他低头对着空碗，几乎从碗底看到未来的两难。他止住了王老西的故事，不让其打扰自己的思虑。他觉得那些财富故事都是现成的，以后有需要他自然会听。而现在走与不走，不取决于它们。
正午十二点，饭店里陆陆续续进来许多客人，棕色木圆桌旁开始坐满人。碗里的阳春面都吃光了，土豆烧牛肉也只剩下了葱蒜。两个人面对陆陆续续进来找不到位子的客人，实在不好意思再坐下去。于是付钱，站起身，走到门口。
“有件事你还不知道。”爸爸在门口对王老西说。
“嗯？”
“我媳妇儿怀孕三个多月了。”
“哦，好事啊！”王老西伸手抱拳说，“恭喜恭喜啊，老弟！”
“呃，不是，我的意思是……”爸爸说，“我现在做事得稳当点儿了。”
“啊，知道知道，理解理解，”王老西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你赶紧回家陪嫂子吧。下周我再来找你，有什么消息你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村儿邮局找我哈。”
爸爸看得出来，王老西一点也不理解。
分手之前，爸爸推起二八车，回头，在日光里又看了看王老西。王老西留了个小分头，白衬衫左口袋里插着一副黑漆漆的墨镜，穿了一条喇叭裤，向他招手，像溜冰场里的小混混，却又看得出浑不懔的冲劲儿。这种气息让爸爸想起了自己年少的时候。爸爸自己已经规矩地上班上了快三年，从未赶过时髦，每天一身工服，下了班就回家吃饭看电视。他已经很久都没有想起以前的事了。王老西看上去比他年轻很多。这种感觉在他心里撞了一下，摆过去，又撞了一下，来回，像钟摆。他忙转头，蹬上车子走了。
回到厂里，午休时间还没结束，车间里一片寂静，工人们大多回宿舍睡觉了。阳光透过厂房高高的气窗射进来，看得见斜向下的光柱和飘飞的小灰尘。光照在机床流水线的表面，让灰绿色锈迹斑斑的机器像皮毛发亮的动物、低头蛰伏的兽。他穿过厂房，走向小休息室。洗手池前有两个女工一边洗饭盒一边聊天，在“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的红色大字之下开着水龙头，在汩汩的水声中专注地咬耳朵说话。爸爸经过她们，她们谁也没有回头。
爸爸走进休息室，看了一眼身后，关上木门。休息室里每个工人都有一个铁皮小柜子，可以放点吃的、杂物、零钱，爸爸放了个日记本。他很少写，但喜欢放在那儿。只有没人的时候，他才会把它拿出来。
爸爸坐在窗边的木头长椅上，用铅笔在本子上写下笨拙的小字：
1984年4月4日。
他身子往后一靠。这数字让他有点惊吓。已经到 4月了。这就意味着，还有十几天，他就该过生日了。他每天过得雷同，几乎不会注意日子在流逝。当铅笔在粗糙的纸页上划下 4的笔画，他感到一阵不同寻常的悸动。竟然已经 4月了，还有十几天他就三十岁了。
爸爸头靠着窗框，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呼出来。他理智上觉得数字都没有意义，这一天和下一天没有什么区别，但他情感上还是很受震动。他尽力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三十而立，而立之年应当有所不同，他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这么想。三十岁就像是一个坎儿，跨过去的前一秒和后一秒似乎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三十岁看上去还远得没边儿，现在却已经刷一下就到了。
他本来只想记下来王老西提供的计划。可是这时候却突然都不想写了。与他的焦虑烦躁相比，什么计划都是小事。他想起十几岁时的年少轻狂，想起后来在乡村的苦闷郁结，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滞重起来。他原先想象的回城生活不是这样。他呆坐着，头有点沉。起初没太注意的气味，混杂着机油味、没散去的人体汗味和中午余留的饭味，从四面八方侵入，午后凝滞的光线和流水线混在一起，也显得浑浊了。
他突然又提起笔，在纸上写下：
我想去外面看看了。
写完这句话，他感觉到一种释放的轻松。原来如此，他想，刚才是我太紧张了。这句话似乎将前一瞬间的沉郁一扫而光，给所有焦躁提供了解答。他长出了一口气。
在那一刻，他没有来得及分辨自己不安的来源。他隐约触碰到他不愿触碰的东西。那些不安一直都在，他只是一直避免去想。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到了三十岁。就像从十几岁进入一个梦，梦醒了就到了三十岁，中间的日子一阵恍惚就过去了。他早些年成分不好，跟革命队伍喊着“革命接班、脱胎换骨”的口号摇旗下乡，一去十多年，回城之后，世界全变了，之前的恐惧和亢奋像被人遗忘了，而他的生命似乎就这样到头了。他在厂里上班，流水线，三班倒，没有变化，只等着退休。他不知道一切是怎么变成这样，他还想追问过去，可是周围的人三缄其口，已经谁都不提了，就像一切从来都没发生过。他怕自己一直这样下去，在生锈的轨道上走到终点。他想摆脱这突然降临的、因记忆和现实而产生的不安。这些东西埋得太深，他不愿碰。
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在烦躁中度过。笔记本上的抒发给他带来一瞬间的轻松，但却不能延续下去。他又想了好一会儿到底要不要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还不清楚要去哪儿，但他需要离开。他要在一切还未注定的时候做点什么。
他弄废了两个合页——他们厂做电冰箱，他们车间做冰箱门上的合页——铁片放入冲床卡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没放好。虽说他们管得不严，也常有废件，但他还是被来回巡岗的老师傅说了一顿。一个人的恍惚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隐蔽，往往是清清楚楚写在脸上的。好容易熬到下班，爸爸把工服往小柜子里一扔，大步跑着，去隔壁车间找谢一凡。
谢一凡正往外走，夹在下班的人群中，个子高，很显眼。
爸爸一眼见到就迎上去，却在距离他两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谢一凡身边是他的妻子，瘦瘦白白的吕晶。谢一凡一只手轻轻搭在吕晶后腰上——只是护住，指尖几乎将将碰到吕晶，另一只手在吕晶身前开路，挡住有可能无意撞来的其他人。吕晶一只手拎着一个绿色尼龙布袋子，另一只手撑在后腰上，身体微微后仰，顶着已经明显凸起的肚子。他俩走得比其他人慢，谢一凡表情严肃，眼睛一直看着正前方的地面，离爸爸很近都没看见他。
这一幕让爸爸突然冷静下来，他想起中午的顾虑和刚刚忘掉的东西。
“一凡！”爸爸叫了谢一凡一声。
沈智！谢一凡看到爸爸，停下来笑着打招呼。
爸爸看看吕晶，又看看谢一凡，觉得在这人流中几乎无法开口，于是问：“一凡，你今儿晚上有空吗？我有事找你商量。”
“有啊，”谢一凡挺高兴的样子，“我现在陪吕晶去趟医院，估计六点多能回家，七点半也就吃完饭了，之后都没事，你来吧。”
吕晶细眉细眼，微微笑着问：“嫂子她身子还好吧？”
“哦，啊，还行吧！”爸爸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看看四周。
回宿舍的路上，爸爸的心境和下午已经有所不同。躁动的心境被慢慢冷却，不再沸腾，留下一种淋湿后被风吹过的瑟瑟然。刚刚他所见的画面中有某种细小的、不易察觉的东西，猛然之间蹦入他的眼睛，让他心里突然一疼。也许是谢一凡脸上谨小慎微的表情，也许是他在吕晶腰上似搭似不搭的手指，也许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样子，让爸爸想起妈妈。爸爸察觉到他心里细微的愧意。他觉得自己从来就没像谢一凡照顾吕晶那样精心照顾过妈妈，也许自己从来不像谢一凡喜欢吕晶那样喜欢过妈妈。
爸爸在胡思乱想中向宿舍走去。他和妈妈没有分到房子，挤在男工宿舍楼的一间屋里，本是两个男工一间，但单独腾出来几间，给没有单元房的年轻小夫妻过渡。宿舍楼在大院的一角，连片的灰黑色三层小楼，有些年头了，铁窗框上锈迹斑斑。
爸爸和妈妈结婚一年多，但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下乡插队在同一个村子，当时从本市先后去的有七八个人。爸爸瘦高俊朗，妈妈矮胖，长相平凡，本来没有交集。下乡的第三年，爸爸和同去的另一个叫于欣荣的女孩恋爱了。于欣荣父亲是五十年代大学生，出版社编辑，虽然不是什么权贵，但也一直有种知识分子的傲气。运动之后被批得很惨，家里也惶惶然。于欣荣还有一姐一弟，她主动申请下乡。当一件立功的事来做，却耐不住乡村。总觉得自己跟周围人不属于同一群体，不管是村里老乡，还是一同下乡的同伴们。因为从小跟着家里读过书，自认为见识比别人多，性子骄傲，不服管束，给人一种叛逆的感觉。在辛苦劳作的乡村，这种骄傲很醒目，一种自由肆意的气息吸引了爸爸。他忍不住在人群中看她，发现她也看自己。如果有他在场，她和同伴说话的时候声音故意提高，有一种挑衅的气质。
一次批斗会上，于欣荣恰好站在旁边，在她身旁是妈妈。爸爸偶尔侧过头瞥她们一眼，总是刚好遇到于欣荣也侧头看他。她脖子上扎一条红纱巾，比谁都鲜艳，引人遐想。周围人在吵闹地抬头看台上，无暇顾及身边的事情。
台上是从前的村长，老子儿子三个，正在跪着挨打。造反派占领大队之后，从前的村长成了欺压群众的地主阶级、罪大恶极的牛鬼蛇神。几个知青也加入到造反派行列。造反派在台上喊着“还不交代你的罪状”、“狗日的地主，还敢狡赖”、“你们只有规规矩矩接受改造，否则只有死路一条”，然后是一顿鞭打，老人头磕地板，台下群众发出呼喊。于欣荣身旁的妈妈看得惊吓，踮着脚看着，全身颤抖，时不时用手捂住嘴，闭上眼。没有人注意到爸爸和于欣荣，周围的口号声淹没暗语。爸爸和于欣荣神思出离，于欣荣偶尔勾人一笑，像在问他敢不敢。在最吵的一刻，于欣荣拉了拉爸爸的袖子。爸爸会意，但面无表情。瞅了个空子，两个人一先一后从人群中溜走，于欣荣在前，爸爸在后。田野人影稀少，风吹麦浪，金色微有光泽。两个人来到小河边，河边有一棵树。
就这样，他们恋爱了三年，只有周围几个好友知道。那两年爸爸革命的心气开始冷却，他初下乡时还一心记着“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动员口号，对劳动和改造都有热情，但很快就发现，改造只是说说，表现并没有作用，出身还是一切。他白天干农活，犁地扬糠、收麦挞谷子，晚上还要帮大队修缮朽坏生锈的水渠和水管，手脚来回磨破了多次。可他没能因辛勤获得任何承认，成分问题仍跟随他多年，几次招工机会都得不到推荐，赶上知青内部的批判还要再写出身认识说明。辛劳让他生出倦怠，倦怠生出怀疑，他开始不明白来农村的目的何在。一旦怀疑和退缩的情绪生成，再看周围人改天换地的吆喝就觉得疏离。前途渺茫与辛苦混杂，加重了厌倦。成年累月的斗争大会变得不堪忍受。
这种情况下，爸爸将精力转移至爱情。他和于欣荣相处得不错，许了天长地久你侬我侬的誓约，还规划了回城之后结婚的事宜。他们的爱情坚挺了挺长一段时间，那时候知青恋爱要受到批判，于是他们在多次被组织审查的时候缄默，坚守秘密，以为这样就万事无虞了。可谁知革命结束后，却不是谁都能回城。家里有关系的陆陆续续给孩子办了手续，革命中被批斗撤职的还未平反，迟迟不能解决。到最后谁都焦灼，只剩下四五个人了，却杳无音讯。忽然听说村里有一个名额，推荐表现好的知青回去。大队先找到于欣荣。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个晚上之后，于欣荣就消失在爸爸的生活中。爸爸受到人生最重大的一次打击。
村里仅剩下的四个大龄知青。又过了三年，爸爸和妈妈，默默地走到一起。是爸爸最先提出来的，妈妈都没敢想。她觉得爸爸什么都好，比自己好很多。而爸爸呢，在于欣荣消失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从愤怒中恢复过来，开始想到一些从前忽略的东西。他想起妈妈待人的温厚和无微不至，想起妈妈常带惊喜而无一点傲气的笑，想起妈妈在批斗会上的不忍心。能如此不忍心之人，想必不会狠心，爸爸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