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的东莞地图记录了她一路走来的各种身份。十三年来，她在东莞的七个镇生活过，据她粗略估算，搬过十七次家。在偏远的清溪镇，她从工厂文员升到了部门主任，工资涨了五百块。在中山，她加入了直销热的洪流。在广州，她是一名记者，最擅长弄虚作假。在市中心，她跟男友搬到一起同居，还合伙开了个公司——东莞式的一石二鸟——但生意失败，他们的恋情也结束了，她被迫从头再来。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她销售建筑材料。她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在建筑工地和卖涂料、管件、胶水和水泥的建材城里度过。这是个男人的世界，但她应付自如；她喜欢待在户外，不用坐办公室。在我看来，建筑是所有的行业里最世俗平凡的一种，但对春明来说，它意味着自由。
有些地方她住过不止一次，但只有最新的模样才会留在她的记忆里，就像电脑文件更新，会自动覆盖旧版本。一个春天的夜里，我和她乘坐出租摩托穿过虎门区。我们经过一个有八百间客房的豪华酒店，房顶的射灯，发出的红蓝绿光线划着大大的弧线扫过夜空。“我是眼看着这间酒店起来的，”春明说。“里面的水管还是我卖给他们的。”那是七年前，她刚刚进入建材销售业时候的事了。虎门是她逃离发廊之后，无家可归游荡的地方。同时，也是她刚从村里出来，开始工作的地方。
春明在东莞生活了几年之后，把这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她的过去凝注在城市的建筑里，在华丽的酒店的供水管道里；她个人的历史，写在了钢筋水泥和石材上。
一天下午，我跟春明一起去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一处偏远郊区。在一片巨大的建筑工地上，正建设着全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将来这里只有世界五百强品牌才能进来，”春明对我说，“就像肯德基，麦当劳这种。”但这个华南商城也搞得她头疼。一家客户抱怨说，她公司卖的涂料有裂痕，要求重新粉刷。当时，他扣下了十四万元的货款不肯付。
Shopping malls（大型购物中心）——中文叫“茂”，发音类似摩登的“摩”——是中国零售业的新兴事物。开发商向往着西方购物中心的炫丽和声望，除此之外，基本上就没什么方向了；他们完全不懂在购物中心里，零售业到底是如何运行的。谈到规划，最重要的是造得越大越好。华南商城将覆盖六十五万平米的面积，里面有条两公里长的人工河，上面还有威尼斯式的小船。一份宣传册称这座茂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娱乐主题公园”，还特别提到了一辆过山车，一家IMAX影院，银幕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以及一个天线宝宝教乐中心。
我和春明等着客户的到来。这座购物中心的许多部分已经建起，各自呈现出矛盾冲突的建筑风格。有穹顶，高塔，廊柱；一幢建筑装饰成明显的基督教主题十字架。人行道边的一排广告上写着这座茂的宣传词，每个广告牌上有一个英文单词，就像是没有答案的猜字游戏。
<b>SPIRIT（精神）</b>
<b>STINK（臭气）</b>
<b>ILLUSIVE（幻影——拼错了）</b>
<b>NATURE（自然）</b>
<b>SPORT FUL（运动——拼错了）</b>
<b>POPPLE（人们——拼错了）</b>
<b>GLORIOUS（壮丽）</b>
“你确定他们不会介意我在这里么？”我问春明。
“你不用担心，”她大声说。“这些人素质很低的。”
正在此时，一个精瘦的小伙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过来，滑动中来了个急刹车，溅得我们鞋上都是土。
“你是穆先生么？”春明略有点困惑。
“是，我是项目经理。”
“那谁是王先生？就是那个，走路有点那个……？”她小心地说。
“他是董事长。”
“啊，董事长。那总经理是黄先生么？”
“没有黄先生。只有王先生。”
春明公司的一个代表来了，带领我们参观。建筑工地是一大片泥浆地，最大的一洼上面铺着木板条。一座又一座的大楼表面裂开很宽的缝隙，有些从下至上贯穿整个楼面。但春明的同事说是工程质量的问题。他说，用那家竞争对手公司的产品粉刷的墙面也同样得返工。
春明点头。“他们只是想赖账罢了，”她迅速得出结论。
她的同事带我们来到一座建筑的角落里。“你看，”他说着，指着地基一处相当明显的裂纹。春明跪下去，用手指戳了戳那个角落。世界上最大的茂就有拳头大小的一块落到了她手上。
她怀疑工程里有腐败。原料价格上涨，许多建筑公司都在偷工减料，拖延债务。在一个鼓励冒险的商业世界里，大家都会扩张过度。我们又转了一圈。春明抬头望着一座高耸向天的铁塔；很快有一天，一辆游乐场的过山车将会载着乘客从六十米的高空坠下。“希望那玩意建筑质量好一点，”她说。客户又骑着单车出现了。“我觉得问题是工程质量，不是涂料，”春明对他说。她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了同事说过的关于钢丝网、混凝土和气泡的话。
承包商难掩为难之色。这座茂的第一期开幕就在两周之后，他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很难实现，但就这里的行事惯例而言，却又完全有可能。“我不管是工厂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完工，就拿不到钱。这可不是几千块钱的事，我们这是几百万资金的大项目。”
僵持中，他们分别拿出手机致电给不同的经理。春明的声音最大。“我已经跟瘸子谈过了！”说到中间时她冒出这么一句。三个人都很年轻，说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很可能三个人这辈子谁也不曾学过一天商业、建筑或是承包。春明转向承包商，冷静地说，“我相信不是涂料的问题。但如果你反对，我会叫我们的技术人员过来。”最终，她的公司同意做些修补，而承包商付了欠款，两周后商城开幕，按时按点。
两年后，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去了华南茂。麦当劳和必胜客的生意火爆，但其余则一片死寂。一共只有几家店，不是关门大吉，就是从没开过张。大多是些空壳子，玻璃门上着链子锁，只有光秃秃的石膏墙，看样子建筑还没完工。主厅里有两块开放区域，里面摆满了充气跳跳床；家长们只需付几元钱，就可以让孩子在里面跳上跳下。这看起来算得上是创新——但却是整个零售业里，商城室内空间利润最低的用法了。
在我看来，华南茂就像是另一座东莞的历史博物馆。建起一座大楼很容易；难的是弄明白里面要做什么。最后，涂料实在是这座商城最微不足道的问题，在午后的阳光里，整个建筑的外观看起来光鲜亮丽。一座茂可以有不止一种的方式走向衰败。
腐败渗透了东莞的生活。街头拉客的摩托车主穿着印有“安全志愿者”的马甲；这种明目张胆的身份造假被用来规避禁止摩托车商业运营的法规。规定说政府宴请规模限于“四菜一汤”，但官员们自有对策，专点价值几千元的海鲜珍品大菜。连考驾照也是潜规则盛行：想开车得在驾校上满五十个小时的课程，但考试当天还得向考官行贿。“每辆车里有四个考生，”一位工厂经理曾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人不给钱，可能四个人都考不过。”
买个假驾照就容易得多了，几年前春明就这么干过。之后她上过几堂课——“我知道怎么往前开”——她想，总有一天她会学会其余要懂的东西。“开车没什么难的，”她对我说。“关键是不要跟人家怄气。”
在她的行业里，拿回扣是常规。为了完成销售，她通常要付给买方百分之十的回扣；这就意味着买家常常比卖家赚得还多。有些潜在客户会直接开口问春明：你能给我多少钱？其他人则更婉转。但从他们的住房和高档车，春明说，你能看得出每个人都在吃回扣。腐败扎根于语言之中。“佣金”这个词，可以指卖家获得的合法收入，但也可以指付给买家的非法回扣。单从语言上看，即便你想，也无法分辨交易的合法与非法。春节的时候，客户会收到红包，还有华丽的名茶、酒和香烟，这些都称为“礼”。我从未听过任何人使用“行贿”这个词。
“太黑了，”春明说。“但是哪怕你自己不这么干，也改变不了什么。”她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质量不合格，可能伤害他人的产品她不卖。如果她是采购方的话，“我不会开口要，但如果有人给我回扣，我不会拒绝。”
一天下午，她提到她哥哥搬到深圳去了。“他在那儿干什么？”我问。
“他干的活不正经，”她说。“他跟别人干……”她犹豫了一下，索性直言。“基本上他干的事不合法。”她哥哥倒卖二手手机。通常这些手机是偷来的，然后换掉键盘外壳，显得像新的一样。春明不怪她的哥哥；他在老家曾试过做生意但无法谋生。
“东莞比你老家更腐败吗？”我问。
春明摇头。“差不多。只不过这里机会更多。”
又有一天她告诉我说，一个朋友的弟弟参加城市的公务员考试取得了很好的分数。我问她什么样的人会想去当公务员。“大老板们需要政府官员帮忙拉关系，”她解释道。“官员们跟公司一起做事。这是一种合作。所以当官只是换一种方式做生意。”她没有提及工作稳定或者社会地位，或是为国家服务的热忱：当官只是通往市场经济的另外一条路而已。这是我听过的，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去当公务员的最一针见血的解释。
春明的老板停好了他翠绿色的丰田SUV汽车，朝着我们俩等待的地方走来。他四十多岁，方脸没表情，戴着眼镜，就是个普通的商人，穿了套灰西装，里面衬件褐色衬衫。他跟春明打了招呼，无视我的存在。
“陈总，这是我的朋友，”春明主动说。陈总的脑袋转了十五度，刚好我进入他的视线范围。他微笑着跟我握手，仿佛这一刻我才出现。他们是来深圳和经销商谈合约的。第一站是一家店面办公室，他们在一堆标着“瓷砖胶”和“防水材料”的桶中间坐等。等啊等。现在是早上十点，谢老板已经迟到了。
这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规则：决不提前计划。决不关手机。决不守时。
春明向一个在办公室工作的年轻女子打探情况，以此打发时间。“我们进来的时候，刚看到一大批德高产品出去，”她说了一个竞争对手的品牌。
“是的。”
“去哪里了呢？建筑工地么？”
“是的，”女子说了一个项目的名字。
“这个产品卖得很不错，是不是？”
“是的。”
“你刚来，对吗？”春明问。
“上个月来的。”
陈总放下正在读的报纸。“这个月销售怎么样？”
“很不错，”女子回答说。
“可你才来了一个月，”他说，“你怎么知道销售‘很不错’？”女子脸红了，什么也没说。
陈总问春明在东莞有没有找到适合开新店面的地方。她描述了几个可能的地段，陈总继续看着报纸，眼睛都不朝她的方向瞄，偶尔从嘴边冒出几个问题。春明还在回答的时候，他掏出手机开始拨号。这让她明白，谈话结束了。
谢老板迟到了一个小时，他穿着褐色的西装外套，不配套的黑色西装裤子，吹嘘说客户欠了他九十万元。他对春明和陈总说想要放弃零售不做了。春明说那他得先把完整的客户名单交出来。作为反击，谢老板开始攻击春明公司产品的质量问题。他拿过一块瓷砖，用一块小石头在表面上划了一道明显的印痕。“你看？质量不好。”这个表演看来早有操练；瓷砖上布满了许多陈旧的划痕。
春明马上为瓷砖辩解。“这只是样品。”
“这就是真的瓷砖。”
陈总靠在椅子上，大模大样地吸着万宝路，丝毫没有让谁分享一支烟的意思。他只要开口，多半是打断春明的话。
“我们起草一份合约……”
“合约不重要。最重要是我们把客户名单列出来。”
我想象着，如果有人介绍春明跟陈总相亲，她会怎么说。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全程都不看我的眼睛！
他穿褐色衬衫配灰西装！
他素质太低了！
但他是老板，因此她缄口不言。
那天下午，春明和她老板去拜访另一个经销商。他们跟对方约好，去建材商城罗老板的店里见面，但他们没找到。他们找的是卖涂料的店，但其实罗老板的店是卖水龙头和门把手的。这是另一条商业规则：疯狂扩大门类，多种经营。
春明宣称他们愿意给他深圳的独家零售权。罗老板很感兴趣。
“你的销售量都输入电脑么？”春明问。
“不，”罗老板说。“我们的销售人员就在市场里。一下去他们就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不一定，”春明说。“你得有准确的数字，才能清楚知道销售情况。”
罗老板什么也没说。别留下书面记录。
陈总发话了。“这些水龙头就别做了吧？”他问。“摆在这里形象不对。”
“这我做不到，”罗老板看起来挺为难地说。“水龙头是我们销售量的大头。”
春明问罗老板他的销售目标是多少，但她的老板又一次打断了她。“这可以以后再算。”作为领导人，陈总看起来表现出许多不称职的特征。但当我读到《方与圆》这本书时，才发现书中的成功法则恰恰描述了他的行为。
面对面而坐时，谁先转移视线，谁就获得主动权。
要保持头上有光圈，提升自己的重要性，你必须尽量少露面。让一个称职的下属代替你出现。只有当一切都搞定时，你才最终出面拍板。
这天完工前春明还得再去一片工地，约见两个同事接着现场解决问题：一个客户抱怨说他们公司的底层涂层——在刷涂料前先刷在建筑物表面的东西——太粉了：这个项目的工头正在开会。春明对我说，将来有一天这个地方将生长出一片高档公寓的丛林。傍晚的阳光将他们的身影拖得很长，春明和同事们谈起他们老家的村庄。就像童年一样记忆中的乡村已经永远消失了。
在老家，我们家后面紧挨着一片坟地。死了很久的人我不害怕。但刚刚埋进去的……
在我们村，我家后面也有片坟地。我亲眼看见过蓝色的鬼火从一个坟头跳到另一个坟头去了。他们说那是人的魂儿。
你多长时间回一次家？
我已经八年没回家了。
工头终于到了，大家聚在刷过底料的一面墙边。墙摸上去光滑干燥，完全正常。春明掌控了局面。“有时候，一批货跟另一批可能会有点细微差别。质量有点不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果是质量问题，那可是大问题啊，”工头有些不满。
“如果是质量问题，那对我们更是大问题，”春明安慰道。“你们是我们的重要客户。”
“但袋子上的日期显示，都是同一天的产品。怎么可能质量还有不一样呢？”
春明的技术部同事赖功解释说，厂里一天会出好几批产品。
“你的工人得确保刷好，”春明说。“刷底料和涂料之间不能隔得太久，因为底料会变得太干。现在深圳的天气很干，大家都能感觉到。”将涂料表面拟人化：太棒了。
工头开始啰嗦地道歉。这是中国商务会面中一个常见的标志，表示会谈即将告终。“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这么老远特地跑过来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