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天，敏的手机被盗后，她从头开始构建新的生活。她给表哥打了电话——那是唯一一个她背得出的号码——他帮她同姐姐，还有我，重新取得了联系。敏回到了人才市场，在一家香港人开的手袋工厂的人力资源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是每个月八百块，不加班，星期天休息。她十八岁了，这是她一年内换的第四家工厂。
我去敏的新宿舍看她，她的房间很整洁，新刷的白墙，上面贴着中国电影明星的照片。我们在附近小摊上吃面条，我问她的朋友怎么样了。
“你是说我的男朋友么？”她直截了当，拒绝一般中国人拐弯抹角的说法。“他回家以后，我就没跟他联系过。”
“你不给他发短信么？”我问。
“我忘了他的号码。”
“所以你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你？”
她点头。“也许我春节回家会见到他。”
我问起敏在从前工厂的两个老朋友，就是我们一起去看的那两个人。“一个在常平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家厂，”她说。“另一个回家订婚了，可我不知道她的家在哪儿。”在村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人们以多重方式彼此相连。但敏在城市中的朋友们却只能通过她一个人来相连；一个不慎，便会失去几乎所有人的联络。“我现在没有朋友了，”她说。
于是她从头来过。在新工厂里，她遇到了阿杰。他比敏大三岁，瘦得皮包骨，好像一个匆忙勾画的卡通人物，四肢细长，脸窄窄的挺帅，总是带着羞怯的笑容；他跟生人讲话的时候，脸会一路红到耳朵边。他在工厂车间当助理，符合敏对伴侣的大多数要求：心眼儿好，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身高一米七以上。阿杰几乎是立马就跟敏说，要她嫁给他。敏要阿杰先存点钱；其实，是她还不想考虑结婚的事。“我想存点钱，也许可以做点小生意。如果我太早结婚，就只能待在家里，”她对我说。“一辈子都在外面工作，比待在家里好多了。”
她对父母讲了新男友的事。“他是哪里人？”他们问。
“他是厂里的，”敏含糊其辞。
“他是哪里人？”他们又问。
他不是湖北人，敏的父母只关心这点。传统的中国社会，女的会嫁到丈夫的村里去，通常都距离较近，她可以偶尔回去看望自己的家人。现在的人口迁移使得两个故乡远隔千里的人也可以碰到一起，结为夫妻。对女孩的父母来说，这是种灾难：他们不习惯长途旅行，担心女儿嫁得太远，就等于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掉。
每当敏遇到一个喜欢的男孩，总是打定主意尽量不问他的出身。“你家里穷吗？”她有一次这么问阿杰。“很穷，”他回答说。她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这就够了。“我不想知道他们家的情况，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情况，”敏对我说。“最后我们只有靠自己。”
那年秋天，敏看起来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心。她空闲的时候基本都跟阿杰在一起。她姐姐桂敏到了东莞，在敏的工厂货运部工作。姐妹俩住一间宿舍，每天一起吃午饭。冬天快到了，两个人都计划要回家。阿杰想说服敏带他一起去见父母，但她不同意；她父母那么反对他们在一起，敏觉得会很尴尬。桂敏跟湖南男友的谈判更加火爆。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坚持不想回家，却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计划带着男友一起去。父母其实也不同意，但桂敏比敏大三岁，她想挑战一下。
1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敏在她工厂附近的公园里散步，然后在篮球场的矮墙边坐了下来。她穿着为回家买的新衣服——生平的第一条牛仔裤，斜纹夹克，还有一双粗跟靴子。我们在苍白的阳光下吃着橙子，计划着。她邀请我去他们村过年。那天，敏说的都是家乡。乡下的蔬菜比城里好吃，她说。如果野生的蘑菇采到手里就碎，那就是有毒的，但结实的蘑菇可以吃。猪饿的时候会抬起前腿，直立着尖叫。新年前后会有人偷鸡，所以这时候得看得特别紧。护肤的最佳配方是用珍珠粉混合刚下的新鲜鸡蛋清敷。乡下的生活很快活，可你一年到头也看不到什么钱。
“你有没有想过到农村去住？”敏问我。
“中国农村吗？”我说。“没有。”
“大概是那里太寂寞了，”她说。
陌生的旅程让生活跌宕无着，在农民工的世界里却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老家的乡村。如今农业的经济收益非常低；每家平均只有六亩地，太少，不足以赢利。但放眼中国，家庭的农田还都在耕种，因为人们一直都是这么生活。土地与其说是收入来源，不如说是份保险——保证人能活下去，不会挨饿。
在大迁徙的时代里，与家中土地延续不断的联系使中国保持着稳固。中国的城市并未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产生大片的棚户区贫民窟，因为那些在城市里失败的移民总是可以回到故乡，找人依靠。年轻人出去打工，父母留在家里种地；丈夫出去，留妻子在家，再不然就是反过来。也可能夫妇一起出去，把年幼的孩子留给上了年纪的父母照顾。在城市里，农民工可能看起来很绝望，但几乎每个人回去都有片农田保底。
冬天回老家过年，在农民工的日程中是一件核心事件——在春节前后的六个星期里，大约有两亿中国人乘坐火车旅行。随着新年临近，即将到来的旅行变成了工厂世界里最大的当务之急。工人们要专心存钱，穿新衣服回家，因此跳槽的现象大大减少。情侣们开始小心谈判：去谁家过年，两人的关系定位在哪一步？这番算计或许令人痛苦，跟家人不睦的农民工可能会决定干脆不回家。春节是最关键的时刻，整个一年都围绕它而展开——辞职，休假，订婚，从头再来。
回家的旅程常常跟初次进城一样痛苦难当。中国的铁路是运输网络中仍按中央计划经济时代运作的最后一环。在今天的中国，有钱人大都乘飞机或是小汽车旅行，这两种交通运输方式都市场化了。航空公司改善了服务，降低了票价；公路不断拓展、升级，以应付工业发展和档次不断上升的小汽车主的需求。但铁路仍是穷人的地盘——有时，建设铁路仿佛只是为了更高效地将痛苦送达。
节假日，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按原价买到火车票。铁路部门会给关系户留票，或是票流给了黄牛贩子，再由票贩高价倒卖。由于售票系统没有联网，卖票的人完全不知道行程中哪些座位会空出来；除非乘客从起始站坐车，否则根本不可能买到座票。车票预售只会提前几天开始，焦虑的购票人群只能通宵露宿在车站外排队。在长达多个小时、甚至多天的旅程中，车上厕所堵塞，水龙头没水，人们蹲在过道里，双手捧着脑袋。乘客们极少抱怨，即便在最糟糕的条件下，他们还是好脾气，各自集中精力照看着身边的行李。这是春运列车总是如此拥挤的另一个原因：没有农民工不带礼物回家的。
回到家，旅人们又回归了农村的慢节奏。乡村生活等级鲜明：年长的男人当家，集体事务也是他说了算。全家人一起吃饭，一起务农，夜里孩子经常和父母一起睡在一张大床上。大孩子管教弟弟妹妹，小的得听话。不速之客一待就是好几天，例行的集体吃饭，睡觉，现如今又添了看电视这一项，人都被吸了进去。村子里没有秘密。
在城市里，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消亡。小家庭跟素不相识的邻居一道住在高层公寓楼里。人们跟陌生的人打交道，并且来往。在城市里，年轻的农民工自由地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他们为了工作竞争；喜欢谁就跟谁相好。无论他们多么留恋地回忆起乡村的童年时光，事实是，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这事并不新鲜。旅人归途的刺痛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经典主题。小学生最早学到的写于8世纪的一首古诗，说的就是一个男人，一生漂泊在外，终于回到故乡的村庄，却发现自己不再属于这里：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敏带回家一件羽绒服，一盒主要成分为驴皮的传统中药，一个她工厂生产的Dooney & Bourke牌粉红色钱包，雀巢奶粉，饼干礼盒，两件男士正装衬衫，一个装满糖果的心形塑料盒，和一千块钱——她一个月的薪水，紧紧折成方形的一沓。她自己只带了手机，MP3播放器，还有一个化妆镜；其余的一切都是带给家人的礼物。这是2005年2月，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一个礼拜。
我们去广州的大巴几分钟就坐满了人。车窗上贴着告示：<b>欢迎乘坐豪华大巴。因为近期发生乘客物品失窃事件，旅行中请勿睡着，提高警惕。</b>大多数乘客听天由命，立刻就睡着了。公路两旁闪过一座又一座工厂，但敏的心思早已飞远了。“小时候，我们要走半个小时去上小学，”她对我说。“有些小孩住的远，得翻几座山才能到他们村。那时候有野猪还有狼。狼你看不到，但能听到它们叫。现在都听不到了。”
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每年这个时候，有四百五十万人返乡回城都要从这里经过。火车站前巨大的水泥广场被警戒线分割成了几个区域，到处都有警察，举着喇叭喊着指令，每个字都尖锐刺耳，含混不清。人们一进入中央大厅，就本能地开始奔跑：中国人对此早习以为常，知道什么都缺，一切都不够分。多亏了一个跟我们顺路的敏的表哥，给大家买到了座票，但我们也开始奔跑。我们在疯狂的人群里突围，终于挤上了7:32分开往武昌的过夜硬座快车。
火车上过的是集体生活，一开出车站，乘客们立刻表现得仿佛到家了一般。他们脱鞋脱西服，脱到只剩内衣为止；他们剥橘子嗑瓜子。手机时常响起，铃声欢快扰人：比如“生日快乐”，“迪克西”之类。走道那边有个男人，往座位底下铺上报纸，然后蜷身缩进那个狭小的空间，只剩小腿露在外面。乘客挤在走道里，蹲在卫生间隔壁的水槽上，窝在两节车厢之间的空隙间，穿着暗色衣服，一排一排蹲着，像是电话线上栖着一串乌鸦。
铁皮小车疾驰而过，每隔几分钟就逼得人群重新排列位置。小车卖鸡腿、温啤酒，还有串烤热狗肠。售货员喊着：热牛奶，热牛奶，有益健康。有钱人才会在火车上购买食物。大多数人都自带——白煮鸡蛋，华夫饼干，还有盛满绿茶的旅行杯，里面液体混浊，看起来几乎要长海藻。10:45分，来了个打扫卫生的。我们上车才三个小时，她面前的垃圾却堆积如山，有花生壳，橙子皮，空塑料瓶。这世界上没人能比中国的旅客更快地生产垃圾。
对敏而言，时间过得太慢。这只是她一生中的第二次长途旅行。她望望窗外；看看表；玩弄手机。她每隔几分钟就跟我汇报——我们还有九个小时才到——直到我让她闭嘴为止。她打开了那个饼干礼盒，吃了几块——“没事的，”她安慰我说，“还有很多呢”——然后就消失不见，去看她的表哥了。她回来的时候，带了块玻璃纸包装的盐焗鸡翅和一些消息：小偷最爱玩的把戏是用一个“捡来的”皮夹子吸引乘客的注意力，趁其不备偷他的包。
午夜刚过，我的手机收到短信，欢迎来到湖北，敏的老家。我们勉强睡着了。凌晨三点，走道对面的一家人突然醒了，就像弹簧突然跳起，开始大声谈笑，声音传遍车厢，仿佛正是下午时分。6:57分，我们到站了，跟敏的表哥道别，坐大巴回家。
10:12分，大巴过了长江，敏突然醒来。公路上每经过一个城镇，她都会把名字念出来：黄石，梅川，黄梅。“我们快到了，”她说，声音因为兴奋而有些紧张。
敏的妈妈陈美容已经等在大金镇外的路边。她四十二岁，眼窝很深，棕色眼珠，颧骨很高——是农村人里面少见的大骨架美人。她笑得开怀，露出许多牙齿，敏回家的第一天里，我就没见她的笑容停过。她们俩见面时并未拥抱——这不符合中国的习惯——但在交谈的时候，敏摸着妈妈的手臂，抚弄她的耳垂。她已经两年没回家了。
大金镇是个乡下小镇，只有一条街，卖饲料和农药的店铺仍然多过于卖摩托车和手机的。路边的小生意摊反映了决不丢弃任何东西的乡村哲学：在大金，你可以花钱修表，修钟，修炉子，修电话或者电视机。在城市里，这些小生意大都难得一见；城里人对新产品的质量更有信心。在露天的货摊上，最醒目的商品是硬壳的旅行箱，提醒着人们，镇上最好的机会可能是出去。
敏有很多计划，来改善家里的条件。她想给家里买个DVD机。“再买台饮水机，”她说。“那样就方便多了。”
时不时，敏的妈妈会越过女儿的脑袋看向我。“这地方太差了！”她热诚地笑着说。“我们太穷了！”
在通往她们村的路口，敏的妈妈叫了一辆有当地特色的出租车：一辆摩托，后面拖个铁皮车厢，下面装两个轮子，架了几块窄窄的木板当座位。里面坐着五名年轻女子，都穿着紧身牛仔裤和宽松夹克——跟敏一样，也都是回来过节的农民工。车子突突行驶在土路上，敏回头看着回家的人们。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色的皮裤和细高跟的靴子走过稻田；一个穿条纹西装的男人一手拖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学步小儿。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朝我们微笑挥手。“这是我小学同学的爸爸，”敏说。“他老了。”
到了一片两层砖房跟前，我们从车上爬下来。敏的爸爸沿着小路走来迎接我们——他瘦削，苦相，笑容疲惫——敏发现他也老了。家里很安静。敏的妹妹和弟弟都去亲戚家了；另外一个妹妹在家里看电视。敏进门的时候她只是抬头看了看，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回了屏幕。
我们一边吃着猪肝面和煮蛋——敏的妈妈为了欢迎她回家，特地在她的碗里放了三个蛋——敏一边听家人讲新闻。她爸爸说想要买辆摩托车。
“要多少钱？”我问他。
“七八千块，”敏代她父亲回答。
“这么贵啊！”我说。
敏的父亲轻轻地插嘴说，不到三千块他就能买到一辆。
“那不好，”敏说。“你想把时间都花在修车上吗？”
电话铃响了。是敏的一个朋友，从东莞打过来，看她是否平安到家了。“我妈看到我高兴死了，”敏说。“我爸妈都老了好多，家里又乱又冷。人除了想睡觉什么也不想干。”
电话铃又响了，是阿杰，他在东莞过春节。“我现在不方便，”她低声说。“家里人多。”因为妈妈反对他们俩的事，因此敏采取了最胆小的反抗方式：她撒谎，骗妈妈说已经分手了。现在她把秘密带回了家。每当电话铃响起，谎话随时有可能被揭穿。
再过几天，桂敏就会跟男友一起回家了。我要带男朋友回家，桂敏在给我的短信里说，虽然他们不同意我找一个离家那么远的人。还有一天，她写道：我长大了，知道怎么处理事情。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用担心。在我看来，她正准备开战。
敏一回到家，就开始引导家人走向文明。有雾的早晨，她在家里走来走去关窗；她对母亲说，湿气对身体不好。早饭后，父亲点上一支香烟，被她一通教训：不应该抽烟，要用茶水漱口，不然牙齿会变黑。敏在家里四处查看，一样样指出她想要改进的地方：安热水器，洗衣机，院子里铺上一条水泥道。在农村人家，往地上丢垃圾，灭烟头，吐痰，都是司空见惯的；每隔一会儿，家里人就会清扫起来，把垃圾丢到院子里。敏在孩子们的卧室一角放了个塑料袋，要求弟妹们把垃圾丢到袋子里去。我看到她对母亲重复这一指令。
桂敏很快就要到了，这让她很担心。她怕父母会对姐姐的男朋友失礼。她说，乡下人不习惯跟生人打交道，他们可能会无意中得罪人家。桂敏的事在全村都传开了：之前从没有别的女孩把这么远的男友带回过家。“我姐姐要带男朋友回家，”敏告诉每一个她碰到的邻居。
“他是哪里人？”人们一开口总是这么问。
“湖南，”她说——然后对话就僵住了，因为实在没什么话好往下接。
吕家的房子是1986年盖的，就是敏出生的那一年。楼下有个大房间，两厢各有一间卧房；孩子的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电视机整天开着，音量调到最大。大房间里有一张木质餐桌，桌后是神龛，供着祖先的牌位，敏祖母的照片，还有一幅壁挂，用烫金大字写着宇宙的等级秩序：<b>天地国亲师。</b>神龛旁边的墙上，贴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得的奖状。<b>吕秀获得全班第五名。吕宣庆获得三好学生称号。</b>起居室周围的房间各有不同的功能。楼上的地面有个深坑，用于存放粮食，整块的生猪肉和咸鱼挂在钩子上，还有一间房堆满了齐膝深的棉花——今年新收的，还没卖掉。房子的一侧是厨房，烟火烧得墙壁乌黑，另外一侧是牛棚和黑母猪与猪崽的圈。鸡在人脚边走来走去，把蛋下在厨房的碗柜下面。
为了省钱，用电很省，晚饭多半是摸黑吃的。没有下水管道，也没有取暖设施。在湖北冬季阴冷的天气里，全家人在屋里都穿着厚外衣戴着手套，水泥墙面和地板像海绵一样吸饱了寒气。坐久了，你的脚趾头会失去知觉，手指也一样；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喝杯热水，用双手捂着杯子，让蒸汽温暖你的脸。孩子们经常站着看电视，有时跳几下，暖暖脚。
敏开始享受在家的状态。吃饭的时候，小孩子很快吃完，离开餐桌，敏留下来跟父母和我聊天。她妈妈和妹妹们做饭，打扫，洗衣服，父亲喂猪，干杂活。敏不帮忙做家务。很多时间她都在讲电话，计划去看望返乡的朋友。阿杰时常打电话来，透露一星半点的消息：他帮桂敏买到了回家的火车票。他想敏。他梦见敏跟别的男孩跑了。
敏的三个弟妹都住在家里。三妹三儿今年十六岁；她一头乌黑的长发垂到腰间，宽厚的笑容跟妈妈很像。她跟敏念的是同一所职业学校，计划几个月后一毕业就出去工作。四妹秀和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宣庆，都在读中学。孩子们平时都在城里住校，周末回家。他们对农活几乎一无所知。一天早晨，敏的父母杀了几只鸡，在拔鸡毛时，秀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孩子们都不肯干这种活，”敏的妈妈说。
另一天早晨，三儿拿着一碗谷子到院子里去喂鸡。“咕咕咕……”她唤道。可根本没有鸡过来。
我指着房前空地上的一群鸡问她，“那是你们家的鸡么？”
她斜眼瞅瞅。“看着像。咕咕咕……”那些鸡根本不理她。
她妈妈从房里出来。“你这是干吗呢？那根本不是咱家的鸡！”三儿的妈妈沿着小路找鸡去了。三儿咯咯笑着回到了屋里。
敏回家的第二天，带着三个弟妹和两个表弟去了最近的城市武穴，乘大巴要一小时的路。她仍然惦记着改善家里的条件：她想买饮水机，还有吹风机。“孩子们平时哪儿都不去，”她对我说。“我们带他们进城去玩玩吧。”他们首先在一家网吧停了下来，敏碰到了一个中学同学，叫胡涛。他生得瓜子脸，留着一点修剪成方形、像邮票一样的唇髭。他穿着一件灰色斜纹外套，黑色尖头鞋，神情紧张；看起来像是黑帮的试用成员。胡涛在城里他叔叔开的饭馆打工，但他希望能出去找工作。
“他喜欢我，”等胡涛听不见的时候，敏说，“但我们之间从来没产生过感情。再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他看起来也不大体面，是不是？”
集市上很拥挤，人们都在办年货。卖春联的摊子还摆着毛主席的光辉画像，配着有点宗教式的标语：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敏带着孩子们穿行在商铺间，为家里买东西：袜子给爸爸，新毛巾给客人，还有洗发水。她使劲还价，花九十元买了个饮水机，二十元买了个吹风机。她还买了一次性塑料杯，这样更卫生；家里人混用几个瓷杯，又不常洗。在超市里，孩子们用糖果糕点装满了她的购物车。
在武穴有些东西，是沿海的现代化城市里见不到的，比如谷仓和部队的粮站——这都是过去人们依赖政府配给粮食时代的遗迹。一家商店用Old Fogey（老夫子）牌的男式西装打广告。敏上次到武穴来是两年前了。这次故地重游让她深感失望。“这城里一点都不好，”她说。“不如外面的城市那么发达。”
胡涛消失了一阵，但午饭后又出现了，来带孩子们去溜冰场玩。他又添了一件黑帮的装饰——耳朵后面夹了一根香烟，这让他看起来比先前更加不体面了。他在一个水果摊前停下来，跟一个年轻女人聊天，那女的眼睛很黑很直率，原先染成金色的头发已经褪成了毛毛的橘色。她跟胡涛走在前面，敏和孩子们跟着。没人费心介绍彼此认识。
溜冰场人很多，很暗，只有一个闪动的迪斯科灯球照明。当时是下午三点钟，敏扶着墙往前走，一边还照应着那几个孩子。在溜冰场一头，幽暗的酒吧区，胡涛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那个女孩坐在他身边。“我想我们该走了，”敏对我说。我们把孩子们喊过来，一起出去，沿原路返回。在一个小坡底下，胡涛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有他一个人。他做了选择，好像跟那个橘色头发的女孩无关。
他问起敏的工作。她的工厂生产手袋皮包，有五千名雇员，她说。流水线工人每个月工资八百块。
“我也想再出去，”他说。“家里的情况不好。”
“你从前那个厂怎么样？”她问。胡涛曾经短暂在东莞工作过。
“不好。你什么时候回去？”
“年初五，”敏说——随后她做了个提议。“你帮我们买票，和我们一起去吧。我们厂还在招工呢。”
然后他们各自走了，敏大获全胜。“他会帮我们买回东莞的火车票，”她说。胡涛会用当地关系去买票，敏可以带他进城，帮他在厂里找份工作。在回家的第二天，她已经把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怎么样再出去。
吕姓在烈马回头村已经生活了七代。这里有九十户人家，几乎全姓吕，都住在一片片稻田旁的砖房里，田间小路上点缀着祠堂寺庙，村民在那里烧香祭拜祖先。梯田从山谷一层层叠到灰蓝色的山顶，仿佛是打开了首饰盒，露出许多的抽屉。这个村庄唯一不寻常的，大概就是它洒脱的名字——烈马回头，名字源于附近一座山的形状。很多代人生死在此，从不曾走出离家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有一句老俗话称颂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一辈子不用东跑西颠是福气。
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年轻夫妇开始违背老一辈的意愿，进城打工。当初敏的叔叔还单身，他搬到武穴去开店，家里人都反对。“我们觉得没结婚的人不应该出去干活，因为他们可能会学坏，”敏的父亲告诉我说。过去十年来，外出务工已经司空见惯。村里的孩子中学甚至小学都没毕业，就走了；男孩女孩都往外走，尽管有些人家希望儿子能离家里近些。敏的父母都曾在温州一家鞋厂干过一段时间，但都没存下钱就回来了。几个比敏大一辈的出去打工回来，都开始创业了。年轻的一代没有人回来：有的结了婚，留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继续工作，还有几个在附近的城市武穴买了房子。
外出务工已经成了村里主要的收入来源。敏和姐姐俩去年一年一共寄回家五千元，而父母在家里养猪，种棉花，一年的收入只有两千元。她们的钱用来供弟妹们上学，也让姐妹俩在家庭事务中拥有了发言权。桂敏第一个出去打工，是她说服父母让敏初中毕业继续念书。姐妹俩的教育水平在村里高得很不寻常。“我们把女儿当儿子养，”一天早晨，敏的妈妈坐在卧室的窗户下面，一边缝老式的绒拖鞋，一边对我说。她和丈夫两人都是初中毕业，在他们这一代农村人里，更是少见。
“村里很多人跟我想法不一样，”她又说。“他们都说女孩最后总要嫁出去的，用不着上什么学。但我相信有知识总比没知识好。”
出生的次序是决定命运的一个主要因素。长女桂敏初中毕业就离家去找工作。次女敏等到两年中专快念完才出去，而三儿要毕业以后才会出去跟姐姐们会合。母亲希望最小的两个孩子能上高中，念大学，因为家里有钱了，供得起。“这是我的理想，”敏的妈妈说。“但得靠他们自己，是不是用功学习。”
敏的表兄妹里面，有的才十二岁就出去打工了。她小学六年级班上的二十七个小孩中，有十个根本没上初中，直接去打工。有些父母似乎只是把孩子看作提款机：隔壁的一家，要四个女儿每人每年往家寄一万元。还有一个村民，开了个银行户头，三个女儿都在一家毛衣厂干活，工资会直接打到他的账户里去。
结了婚的打工者也会遭遇两难处境。敏的一个舅舅跟老婆一起在东莞当建筑工人，但两个十几岁的儿子都留在村里上学，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考上大学。但两个孩子无人管教，玩野了。“我儿子十四岁以来，就整天跟小姑娘混在一起，”一天晚上在吕家聚餐时，敏的舅舅抱怨道。“可我怎么管他们？我在东莞，我老婆也是。”他儿子远远站在房间的另外一头，听着。“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父亲继续说，“男孩女孩根本就不搭话的。可现在年轻人的世界不同了。”
村里跟敏差不多大的，只有一个想要去读大学：吕泽娟是敏小学时的朋友。当敏在东莞打工的时候，吕泽娟因为准备高考，学习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了。敏回家的第三天就去探望她。吕泽娟坐在电视机前，穿着一件尼龙夹克，前面的口袋上，缝着纽约，第五大道，450号的字样。她现在很少出门，怕听见别人说她闲话。敏好歹劝说她出去散步，路上邻居们斜眼瞅着吕泽娟，试探地叫她的名字，因为已经太久没见到她了。
外出打工已经深入人心，学校教育反而显得风险更大。敏的同学，另一个村的吴剑寒来访，住了几天。他穿着黑色的西裤，白色衬衫，打着条纹领带——每天都是这身雄心勃勃的造型，哪怕在帮敏的父亲修厕所房顶的时候也一样。他考上了大学，但他哥哥不肯出学费。“他说现在连大学毕业都很难找到工作。他认为我应该出去打工，”一天早上，吴剑寒一边清扫吕家门外的鸡粪和鞭炮纸屑，一边说。“那是他的看法。我的想法不一样。”吴剑寒在北京打工，但他不肯讲他做的是什么工作。
敏和大姐在村里很受尊重，因为她们升到了办公室工作。没有别人去东莞的，虽然更多人选择去同样遥远的地方：温州的鞋厂，坐大巴要二十二个钟头；哈尔滨的美发厅，坐火车要二十八个钟头。“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敏说。“走得离家越远就越光彩。”
春节前两天，敏把妈妈惹怒了。敏的一个叔叔邀请全家吃顿团圆饭——不巧这时电话响了，带来一个更诱人的提议。一个年轻漂亮的阿姨在武穴开了家发廊，刚回家，邀请敏一起进城逛街。
“为什么下着雨还出去？”她妈妈只是这么说。显然她不满意敏这么失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