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坚持不让步。“是我得罪叔叔，又不是我妈，所以这事儿跟她没有关系，”她辩解道。

她的阿姨黄彩霞到家里来接她。她二十五岁，穿着时髦的系带夹克，闪亮的缎子裤，还有一双跑鞋。她一亮相，就先拿出一个绛红色的手机，可以像粉盒一样翻开盖，传给大家欣赏。在进城的公车上，她和敏讨论着染头发的秘诀，还跟着敏的MP3哼歌。敏的阿姨记得全部的歌词。

爱情三十六计

就像一场游戏

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爱情三十六计

要随时保持魅力

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

敏对阿姨说，希望父亲能为家里建一个室内浴室。“可以在里面放一台洗衣机，还可以有地方洗澡，”敏说。“还可以加一点瓷砖，就像真正的浴室那样。”

“还有电热水器，”敏的阿姨补充道。

“还有电热水器，”敏重复道，“冬天也可以洗澡，不会着凉。”

她阿姨算了算，整个工程大概要花五千元。“在城市里住了一段时间，想法就变了，”敏的阿姨对我说。“你会不停地想怎么改善农村的生活。”她和丈夫在武穴工作，在当地租了套房子住，但他们四岁的女儿还跟祖父母一起住在乡下。他们计划等存够了钱买房子，就把孩子接到城里来。他们俩结婚的时候没跟村里要耕地；她丈夫的父母还有两亩地在种着，那就够了。“村子还是家，”敏的阿姨说。“但我已经住不惯了。”

那天下午，桂敏跟男朋友到家了。她比敏要高半个头，面容漂亮，轮廓精致，自有一种大家庭里长女的气度。她男友进门的时候，迎头碰上桂敏的父亲出来。他低着头，叫了声“叔叔”，然后递上一支烟。就只是这些：没有介绍，没有寒暄，只是一支烟——这就是中国男性世界里通用的名片和货币。

吃饭的时候，敏的父母都没有跟女儿的男友多聊。也许是不熟，也许是无声的抗议。但这恰恰是敏所担忧的：他们没有对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现出适当的尊重。男友跟我一样，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只是礼貌地坐着，不说话。当家酿的酒斟满之后，敏掌控了局面。她转向这个私底下已经被称作“姐夫”的人，“欢迎到我们家来，”她说着，举起了酒杯。

乡下的日子大多会被凌晨划破寂静的电话铃声惊醒：又有人到家了。敏的父母起床很早，在屋里走来走去，虽然有别人在睡觉，仍然咣当咣当地关门，用平常一样的音量讲话。替别人着想不符合农村的习惯：所有的时间都是一起度过，因此大家都很擅长忽视彼此的存在。

几乎一切都是众目睽睽之下一起做的。孩子们一块起床，在院子里靠墙站成一排，刷牙，口水吐到下面邻居的院子里。每顿饭都是大家一起吃——蔬菜，米饭，总是有猪肉，因为一般家里秋天都要杀一头猪，然后吃上一个冬天。清洁时间也是集体行动：晚上，家里的女人们会热一盆水。一个接一个地清洗私处和双脚，中间不换水。然后男人们再换上一盆水，照做一遍。时不时地，家庭成员们会擦浴，但通常跟多日一次的洗头不在同一天进行。最终身体的每个部分都会洗净，但极少在同一时间。

整天都会有客人来访，一住就是几天。有几个晚上，敏九岁的小堂弟跟我们一张床，睡在我和敏的中间，后来是敏妈妈那边的两个表弟来访，然后是另外两个表哥。那个穿正装衬衫打条纹领带的男孩吴剑寒，待的时间最久；他对敏有意思，但敏完全无视。敏的妈妈搬进女儿的卧室，把自己的房间留给丈夫和男孩们。夜里，我和敏还有她妈妈头对脚睡在一张双人床上，盖一床被子，一动不动，像洋娃娃一样躺着。

乡村生活的焦点是电视。孩子们整天坐在荧幕前；如果你去邻居家拜访，通常会让你坐在前排，接着之前看的电视剧集往下看。人们最喜欢的类型是古装宫廷剧。看起来这些连续剧是村民们接触历史的主要方式，但在这里面，历史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巫术、传奇、神仙、帮派、奇迹、谋杀，通奸：孩子们统统看得如痴如醉。尽管政府宣扬道德，理性和科学发展观，但电视娱乐的主要内容却与之背道而驰。

孩子们脚跨两个世界，一边是乡村生活，一边是电子游戏里的魔幻宇宙。他们会帮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然后转身专心去玩俄罗斯方块。有时候他们看起来就好像刚从电视星球紧急迫降到了地球。当我把相机拿出来换胶卷时，敏九岁的小堂弟凑过来看。“胶卷什么样？”他问。“跟电视上的一个样么？”

人人都是亲戚，关系错综复杂到甚至没有相应的中文称呼。有一个来访的男人是敏爷爷弟弟的女婿；一天，我们去探望了她爷爷弟弟的儿媳妇的姐妹和她们的父亲。我一直以为坐在敏家电视机前的孩子是邻居家的，可是有一天我们去另一个村拜访她的姑奶奶，我发现这几个孩子又坐在他们家的电视机前：当然，他们是亲戚。一个住在隔壁、在温州鞋厂打工的年轻人经常过来，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看上敏了。我刚想跟敏说，却发现，他是敏父亲的表弟。

村民们对我的反应很不一样。那些进城打工的会主动跟我聊天，问我北京和美国的情况；他们会瞥一眼我的笔记本，试图弄明白我写的是什么。那些留在村里的，包括敏的父母，都很客气，也很胆怯——虽然他们很乐意回答我的问题，却从来没有问过我什么。年长的男人没一个跟我讲话。我是个年轻女人，又是外人，跟他们是双重不相干。

我从未见到这里有人看报纸，或是看晚间新闻，也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我在敏家里住的两星期内，从未碰到过一个政府官员，法律似乎也伸不到这里。全国范围内，要求一对夫妻只生育一到两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二十多年，但在这里的乡下，一般家里都超过两个孩子，敏的父亲这么说。吕家有五个孩子，但村里有一家有六个，还有一家有七个。那七个孩子的父亲是村长。

敏很容易又适应了这个世界，但她仍保有自己的秘密。她从不说起她的男友或是厂里的事，我还注意到，当事情不合她心意时，她会选择性退出。她自己安排探望朋友，哪怕有时会拂了母亲的意；对她不喜欢的长辈，她讲话一点都不客气。我从未见她做过任何违背自己心愿的事。一个姨妈托敏带她十四岁的女儿到厂里去，但敏直接拒绝了。还有一天早上，一个老伯伯早饭之后出现在吕家，一眼盯着她父亲穿的羽绒服。那是敏送给爸爸的礼物。

“这要多少钱？”那老头问道。“二十块？”

“三百二十块也买不到，”敏回嘴道。“这是羽绒服。”

她对村里许多年长的人都很瞧不起。“他们总是问我挣多少钱，要不就是我带回家多少钱，”她告诉我说。“我觉得这是我的私事。”

年轻的打工者操纵了乡村的节日生活，享受着金钱带给他们的权力。他们四处炫耀着手机和新衣，交流彼此的工作情况。他们最热衷于做媒，既帮自己挑人，也替别人介绍；他们给年老需要照顾的亲戚送钱。在过去，这是长辈的任务，但现在长辈们太穷了，无力承担这些责任。父母们没什么好做的，只好聊聊儿女的收入和婚嫁前景，扯些没用的闲话。

“我希望她工作顺利，没别的，”当我问敏的妈妈对敏有什么期望时，她说。“将来的事得靠她自己。”她希望敏和桂敏能找个离家近的男朋友。总之，她看起来已经接受了现实，女儿们早已超出她能帮助或者理解的能力范围。

对我来说，住在敏的村子里最难的事就是要过集体生活。没有谁会是一个人的。如果有人在电视机前坐下，他会招呼所有人过来一起看；要是敏准备好了热水洗脸，我也必须一起洗。有几次我无视旁边又闪又响的电视机，想要读书时，孩子们会一个接一个过来跟我讲话，脸上带着关切的表情。

住在敏的村里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庭。很久以前，我父母在中国度过了童年，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此相似。他们在美国用非常不同的方式养大了我和我的哥哥，鼓励我们独立，让我们不为家庭所累。父母并不指望我们去走亲访友，也从来没要求我们在学校里要学什么。我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我的父母从未给我压力，要我回家。在敏的村子里，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一点，心里满怀感激。

一天上午，一场全家聚餐之后，我一个人出去，沿着泥泞的道路朝城里走去。我看到了一些从未留意过的东西：一块黑板上列出了学校的费用，牲畜疫苗的价格，一家商店里，全部商品只有香烟和爆竹烟花，还有不足四岁的孩子在玩打火机。在相邻的村里，我看到一座四层楼、贴满白瓷砖的房子。在沿海富裕的地方，整个村子所有的房子都会像这样。而这里只有一座，指引着未来的变化。

我离开一个小时之后，手机响了。“你在哪呢？”敏追问道。“我们都在等你吃午饭呢。”

我急忙赶回去，意外地挨了一顿批。“你没吃午饭！你去哪了？”“你一个人跑到路上去干吗？”

中国的乡村并不轻松。这里到处是人情往来，讨价还价，谁都有资格评头论足，你走后还会继续下去。在敏的村里住了一阵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农民工刚进城的时候会感到那么孤独。而我也发现，他们开始珍惜在城市里所获得的自由，到最后，没了自由他们就无法生活。

年三十那天，敏的全家，还有所有叔叔伯伯的全家都去给祖先上坟。他们一个接一个穿过稻田——稻子已经收了，地里只剩下泥塘和枯枝——跨过村民洗衣服的那条小河，沿着小路爬上山坡，经过了棉田和茶园。在一片松树环绕的空地中间，是敏祖母的坟，她是两年前去世的，另一块石碑上还标明了她曾祖父母的墓地。这座山就叫吕陵山。“我们所有的老人都葬在这里，”敏说。

她的母亲摆出一碗碗的枣子和花生糖果，这些是给先人的供品。敏的父亲烧了些纸钱——上面印着“天上人间通用货币”——然后往坟前的地上倒了一杯酒。年轻的男子往茶树上系了一串炮竹。然后所有的家族成员都跪在潮湿的泥地上，磕了三次头。土葬，炮竹，焚烧纸钱——这一切都违背政府的规定。为了消灭这些“封建”传统，政府提倡火葬，如果土葬一家要罚几千块钱。敏村里所有的人家，不论多穷，都会付这笔罚款，安葬他们过世的亲人。

回家后，敏的父亲拿了一方红纸，认认真真写上给灶王爷的祝词。他在大门上贴了对联。对联是敏进城买回来的，两条细长的红纸上写着庆贺新年的对子，她连看也没看过，但词句却很应景：

龙腾四海添富贵

凤飞万里进财宝

晚上，全家人燃放烟花，看电视播放的春节晚会节目。爆竹整夜响个不停——一声尖厉的呼啸，一阵静默，然后是闷闷的爆炸声。卧室里整夜都亮着灯，新年的头三个晚上，必须得通宵亮着。没人记得这传统到底有什么意义，但还是照样执行。夜里，相间的房屋亮着灯，一幢幢散落在山谷里，冷蓝的灯火令人想起东莞工厂，像海上的船，在黑夜里闪着幽光。

大年初一，孩子们起得很早，一个挨一个去照镜子。敏把头发扎起来，往刘海边夹了个荧光绿的芭比娃娃发卡；三个大些的女孩都抹上了美宝莲的粉色唇彩。按照传统，大年初一要去村里拜年。小点的孩子从这家跑到那家，搜罗糖果，大点的则留下来，喝着加了糖的热水，跟大人聊天。在进每位邻居家之前，敏都要问问三儿，对住在这里的老人应该怎么称呼。她已经忘了自己跟村里的许多人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

在敏妈妈的一个姨妈家，三个女孩商议了一下，然后桂敏掏出一百块钱，给了那个老妇人；在另外一个瘸腿的叔祖家，她们也给了钱。按照传统，过春节的时候，是长辈给小辈送红包，但现在金钱流转的方向倒过来了。

村里的打工者树立了他们自己的新传统。由于只有大年初一他们所有人才都在家，年轻人都会到山里的一座庙去聚会。那天早上，天下着小雨，我跟随敏、桂敏和三儿一起出发。在一个岔路口，有一小群人在那里等着。他们是村里的雄鹿：有的已经结婚，有的还没，都穿着黑色皮夹克，牛仔裤，酷酷地抽着烟，看着我和三姐妹沿路过来。男人们手里都拿着满满的炮竹。一个小伙子用眼镜腿在脑袋边上夹了四根香烟——一种有钱人的尴尬。

寺庙是乳白色的，黑色瓦片房顶，角落向上优雅翘起。未进门前，那几个小伙先点了几只炮竹，爆炸声震耳欲聋。第一个房间里，一块匾上写着为修庙捐过钱的善人名单。在“捐五十元”一栏下面的一大群姓吕的名字里，敏找到了父亲和叔叔伯伯们的名字。

敏躲开那些年轻人，一个人走到庙里最深处的一个佛龛前。她放了些钱在一个善款箱里，向一个中年女尼询问，是否可以求得好姻缘。尼姑点点头。敏跪下来，祈祷能遇到命中注定的爱人。尼姑走到敏的面前，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多挣点钱，”她说。“找个好对象。”

这是敏头一次为自己求姻缘。她说不准到底有几分信，但也无妨。“即使你不信，”她说，“也得尊重它。”尼姑给了敏一块红布——必须收好，这东西会保护她。如果敏能如愿以偿，一年后她应该回庙里向观音还愿。观音是佛教里象征慈悲的女神，是出海的水手，无子的女人，以及所有失意人的保护神。

春节后，敏放弃了改造家里的计划。饮水机干了；大家都开始重新使用瓷杯子。塑料垃圾袋放在角落，已被遗忘，直到有一天消失不见。敏转而集中精力准备再次离家的旅程。

一个下雪的日子，她坐了一个小时的摩托出租和小巴去看望中学时的两个朋友。这对姐妹在沿海打工；她们的父母务农，还照顾着一个精神残疾的十多岁儿子。敏到了之后，很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一岁多刚学会走路的女孩。她把孩子抱起来，像老侦探在案发现场那样，把情况解释给我听。“他们的儿子弱智，所以想再生个男孩。结果是个女孩。当然，他们还是一样疼她。”她一边上下颠着孩子哄她，一边有点替他们辩护似的说。

“你在哪儿上班？”朋友的妈妈问她。

“东莞，在办公室，”敏说。

“干什么？”妹妹问道。

“文员，”敏说。

“真不错！”妈妈说。

敏转向姐姐程美琳，她二十岁，温柔美丽。“你呢？”

“不好，”美琳说。“我在饭店工作。”

“做服务员吗？”敏问道。美琳转开目光，没有回答。她妹妹程丽在河南一家超市的家居部工作。在敏看来，她们姐妹处于打工的最底层：服务行业非常累，还得伺候有钱人，受他们的羞辱。

吃午饭的时候，程丽跟敏讲了她的工作。她每天要干十三个小时，每月只有两天休息，休息日还得扣工资。

“跟我出来，去我工厂干吧，”敏突然说。“我们做手提包。普通工人工资是每个月七八百块，星期天休息。”

程丽望着母亲，母亲说，“看看你父亲怎么说。”

在同一个村，敏还去了另一个同学的家，可她没在。邻居说她的同学嫁了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现在待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女儿。那个邻居在家门口，扯足嗓门把细节都喊了出来。“她老公个子矮，又老又丑。她父母不同意他们结婚。”

这消息让敏很难过。“她本来会很有前途的，”我们走出村子往回走的时候，她对我说。“我以为她会在外面打工干很长时间。我真的觉得她会有出息的。”

敏和姐姐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桂敏的男朋友出去上厕所，房间里的气氛突然就变了。桂敏和妈妈开始压低了声音吵架，语速很快——仿佛一场无声的争吵已经在沉默中积压多日。

敏的母亲责怪桂敏找了个不是湖北当地的男人。“如果你跟他结了婚，”她说着，提高了音量，“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桂敏在激怒中斥责妈妈。“每个人头上都有自己一片天，”她说。“如果你非让我跟他分手，我立刻就可以跟他分手。我谁也不嫁就是了。”母亲开始哭泣。

男友回来了，又将沉默带了回来。突然之间那些愤怒的话语都消失了，没有人再开口。桂敏使劲盯着电视屏幕。母亲起身离开了房间。“去帮帮你妈，”父亲对敏说。她站起来出去，眼睛睁得老大，激动地闪着光。桂敏开始收拾东西。父亲继续看电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敏试图跟母亲讲道理。“每个人得走自己的路，”她说。“如果桂敏跟他不幸福，就会回到我们身边来。如果跟着他很开心，那你就是挡一件大喜事了。”

那天晚上，桂敏跟妈妈没有再讲话，但她们仍然睡在同一张床上，头脚相对，跟她在家时完全一样。第二天早上，妈妈帮她准备出发。她们俩像往常那样交谈，就像前一夜的事情从未发生过。男友也表现得跟往常一样：没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桂敏和男友沿着泥泞的小路走到大路上。“那我们国庆节放假再回来，”告别的时候，男友对她的父母说。他们点头微笑，仿佛还是欢迎他的。

大年初五，敏离开了家。她的同学胡涛履行诺言，帮我们买了3:20去东莞的车票。那是趟慢车，十六个小时，没有固定座位，但在节后返城的高峰时间，他能买到票已经很幸运了。我们跟敏的父母道别，然后爬到摩托车后面，她的一位叔叔骑车送我们进城。告别时母亲只说了一句，“抓紧”。

敏和两个来送行的朋友提前一小时到了车站。火车进站的时候会爆满，很难挤上车去。候车室气氛紧张，大家都聚精会神，就像短跑比赛开场前的最后一刻。没有胡涛的踪影。敏每次打他的电话，都会收到消息说他关机了。

2:45分，宣布了火车停靠的站台，候车室瞬间跑空了。敏到外面找胡涛。她一个人回来，跟朋友刘丽亚商量了一下。也许我们俩应该先上车，然后再跟列车员说说，补上票。刘丽娅表示怀疑。“他们会马上把你们踢下来的，”她说。

三点多一点，胡涛出现了，他还是咬着牙毫无表情，一撇小胡子贴嘴巴上。敏和朋友们朝他直扑过去。

“你去哪儿了？”

“你知道已经三点了吗？”

他不知道。他手机关机，又没戴手表。

“你手机为什么关机？我们打了好多次，还是找不到你。”

他说没电了。

“我恨不得抽你两耳光！”敏说。胡涛一脸茫然，把票递给敏。

我们加入了候车的人群，等待着穿过一道铁门到达站台。警察来回巡逻，大喊着要乘客们不要拥挤。我和敏是最先穿过大门的人，但胡涛落在了后面。“别再管他了，”敏说。火车进站时，人们冲了上去，却发现几乎所有的车门都紧闭着。有一扇门打开，立刻人潮汹涌而来。车里伸出些胳膊和腿，阻止人群冲撞。乘客们都不想让更多的人上车，也许因为车厢已经满员，也许就是他们想给自己的朋友留点地方。有人肚子上挨了一脚；许多愤怒的人高声讲话。火车停留了十分钟，也找不到警察。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都消失不见了。

终于，在后几节车厢，我们发现了一扇车门开着，跑过去，挤了上去。车厢里满是人，但一个小时后，我和敏挤到座位边坐了下来。胡涛找到了我们，敏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坐到他腿上，两个人一起听她的MP3。这种亲昵很少见，敏终于来到我身边。“这个男孩就是我从前的男朋友，”她说。

“什么？胡涛？”

去年胡涛住在东莞的时候，敏曾跟他交往过——他就是那个敏丢了手机后失去联络的朋友。她回家第一天胡涛就打电话了，想跟她再续前缘。这些秘密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一无所知，我现在只好费尽脑筋把这些片断拼到一起。

“他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吗？”我问。

“不知道。”

“你打算告诉他吗？”

“我想先让他在厂里找到工作再说，”敏说。“然后我告诉他，以后就靠他自己了。我们可以做朋友。”她笑自己这么大胆。“他没有我现在的男友好，对不对？我男朋友更可靠。”

还有更多的秘密。桂敏没有像父母想的那样回到东莞。那天早晨，她登上了一趟去长沙的火车，她男友住在那儿。他们会同居，男友会帮桂敏找工作。“我是唯一知道的，”敏说。“你千万不能告诉我妈。她肯定会更生气的。”她沿着走道回去了。后来我看到她坐在胡涛的腿上，他用手指梳弄着敏的头发。她透过头发和手指望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快乐与羞愧。

那天晚上，我收到桂敏发来的短信。我告诉她我们已经上车了，希望她能解决和父母间的问题。谢谢你，我从来不担心，她回复道。我只是走自己的路。

第二天早上八点，火车到达了东莞。南方很温暖，敏脱掉毛衣，抱怨天气热，完全忘了她在家的时候整天受冻的痛苦。她和胡涛走出车站，搭公交车去工作。她会冲个澡，洗净头发，这些事她已拖延多日，因为家里没有自来水。然后她要好好睡一觉。她还没有计划如何解决两个男友的问题，但最终，一切都会自然而解。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敏会介绍男友和胡涛认识，他们发现对方的存在，都会暴怒。敏会尝试，但未能帮胡涛在她的厂里找到工作。男友会对她说，“如果三天内他不走，我就找人对付他。”敏准备借胡涛三百块钱。然后他就会从敏的生活里消失，大概永远不再出现。

但是现在，在挤满了返城务工者的公交车上，敏的念头飞远了。家里没事可做，只是看电视，她说；她又提醒我，家附近的武穴城是如何乏善可陈。她似乎在回想家里看到的一切，试图弄明白自己的位置。当东莞那些工厂开始出现在车窗外的时候，她一幢一幢望过去，一言不发。“家里是好，”最后，她说，“但只能待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