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春明说。“如果还有问题，直接给赖功打电话好了。赖功，把你的名片给他”——年轻人在电脑包里摸索着——“他会帮你的。”我和春明出去到公路上打车，要跟她约的朋友吃饭。两个年轻男子原本可能期望得到邀请，但却失望而归，一副看起来很饿的样子，朝另一个方向，沿路走了。

那天夜里，我和春明共乘一部出租车返回东莞。“有时候我感觉需要充电，就好像力气不够，”她说。“我缺的太多了。我不懂英语，我不懂电脑。我刚进公司的时候，跟老板讲，我要两年内学好英语。现在我做了快三年了，还是不会。”她在考虑回到流水线英语学校，她曾上过几次课，后来放弃了。她还想离开这家涂料公司。

“你想干什么呢？”我问。

“我的朋友，那些自己开贸易公司的，都想说服我，让我自己开公司。他们一个月能挣两三万。如果我这么做，那生活就纯粹是为了挣钱了。我想提高生活质量。我想找到新的快乐。”

东莞的一切仿佛都简化成了数字：销售额，回扣，语言能力。未来男友的身高。一开始就是数字——你哪一年的？一个月多少？加班费多少？——然后是其他数字记录着你的进展：薪资，住房面积，新车的价格。但春明在寻找一种无法量化的东西。我们飞速行驶在黑暗的公路上，路过两边长安区的厂房。“如果灯亮着，说明有人在加班，”春明说。“那么多人好多年都在同一个厂里工作。”已经十一点了，许多工厂还亮着灯，夜色中，每座厂房都发出冷冷的蓝光，就像即将陨落的星星。

那之后很快发生了两次关键事件。一是春明的老板毫无解释地削减了她的销售提成，还有是她的一个好朋友刘华春买了一辆别克。她才二十六岁。“她曾经是鞋厂里的文员，”春明对我说。“后来她用哥哥的投资，自己开了厂，从头学习，一年之内，就买得起车了。”

这些事件促使春明采取了行动。2005年春天，她跟朋友合股创业，买卖模具配件——生产从水枪到衣架等一切塑料制品的注模成型机的内部配件。他们投资了十万元，其中有自己的积蓄，也有跟朋友借的钱。她的新合伙人曾在一家五金厂的财务部工作过半年。春明与模具的唯一接触是十年前，她在流水线上做工人的时候，生产过塑料玩具汽车和火车，但她一点都不担心。“无论做什么，最后都是做人，”她告诉我说。“做人做得好，做事就做得好。”

她没告诉老板说自己要走；实际上，她也没走。反正她很少去办公室，陈总也就无从知道他的明星销售员虽然还从他那里领工资，其实已经溜走，自己开公司去了。她仍然跟客户联络，每月领着薪水。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典型的中国办事方式：他没告诉她为什么削减了提成；她也没告诉他不给他干活了。

春明还开始看牙医。她的两颗门牙略微外凸，因此她在考虑要不要做“牙齿美容”，就是把这两颗突出的牙齿拔掉，换上烤瓷的假牙。做完之后就不能咬硬东西了，比如啃肉骨头。春明也在考虑做牙箍，但矫正过程至少要一整年——美容则可以一下就做好。一个朋友的朋友做过。“她的样子全变了，”春明汇报说，“生活也完全变了。”我下一次到东莞的时候，春明给我讲了所有事情的近况，但首先是牙齿的事。模具是职业变化，牙齿是美容，但对春明来说，它们是同一个项目的一部分。她又一次脱胎换骨。

新的生意从欺骗开始：两个合伙人的中英双语名片上写着<b>东莞市煜兴五金模具配件公司</b>。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机构；眼下只是一家店面而已。“‘公司’听起来更大些，”春明解释说。

她与合伙人傅贵正在去深圳的路上。那是第六届中国国际机械和模具产业展览的第一天。在出租车上，春明继续接旧工作的联络电话。“如果标签上写着‘油灰添加剂’，那你就可以用，”她朝手机里吼道。“我可以给你看价格表，但你不能拿给别人看。”通话间隙，她还给哥哥打了电话，告诉他老家的坏消息。“叔叔得了胃癌，”她的声音略低了些。“我们要马上寄钱回家。”展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中心还没完工，没有正式落成，但已有众多的人群在巨大的场馆里到处转。春明和傅贵加入其中，像两条小鱼被吸进了强有力的漩涡中。

“有些机器价值百万！”春明说，激动地眼睛瞪得老大。她走向一架正在吐出塑料衣架的设备。“哎呀！当初我在厂里干的时候，就有这种机器！”一个男人很自豪地递给她一个蓝绿色的衣架，就像新出炉的热烧饼，滚烫的。春明和傅贵在展台前逛着，递出名片，取回一份份产品目录。他们的目标是要见到部件厂商，或是直接从厂家拿货的大分销商，因为他们的报价较低。人人都号称是主要分销商，但一报价，你就知道他们在撒谎。

“你是做什么的？”一个展台前的男人问春明。她提到一种锯片，犹豫了一下，又说，“我们有很多种业务。请看我名片。”她偶尔也会讨价还价。“多少钱？”她拿起一个钻头，在手上掂掂分量，仿佛是在菜场买洋葱。然后说：“这么贵？我们来的时候，你一定得给我们个好价钱。”

模具展看得我迷惑极了。一个展台上的产品看起来好像一个超大金电池，另一个则摆着列满孔洞的金属柱，就像老式的卷发器。还有一堆堆色彩明亮的塑料螺旋，就像万能工匠玩具公司的设计产品。展品的广告也不是太有帮助。广告牌上印着金属部件，背景是蓝天，或是城市风光，有时是一堆设备摆成一圈，仿佛沿一定轨道运行。有些说明是英文，但这是一种几乎统统将名词硬拼在一起的语言，就像马克牌大卡车的连环追尾。牵引驱动加速器（TRACTION DRIVE SPEEDACCELERATOR），转塔冲床（TURPET PUNCH PRESS），还有火花电蚀机（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ES），无心磨轮（CENTERLESS GRINDING）和合金淬火炉（ALLOY QUENCHING FURNACES）。

这个行业里基本都是些肉肉的男人，一个个看起来很像保镖，偶尔有厂商销售部门的女性临时顶班。展厅里最热门的展台属于亿和精密工业模型。三个年轻女子身穿紧身裙散发传单，身后屏幕上播放着展示设备零件的录像，还伴随迪斯科音乐。

上午才过了一半，春明和傅贵已经拎着装满产品目录的重重购物袋，走不动了，就像是两个疲于奔命的圣诞购物狂。她们收拾好战利品，继续逛。到中午，春明打电话给一个也想入行做模具生意、曾邀请春明入伙的朋友。那个朋友根本还没出门。于是春明知道，跟傅贵合伙，她选对了。

她们的新店面开在长荣国际机械五金广场，这座位于步步高电子厂附近的商城里都是些卖机械配件的商店。店开在一排一模一样的商铺中间。楼下是会谈区，货架上摆放着样品，二楼是她们的生活区；地板上铺着一张床垫，傅贵就睡在这里。一个月后，春明搬了进来。她和傅贵将墙壁重新刷成洁净的白色，小厨房里摆满了春明的锅碗瓢盆和电饭煲。她们将春明的双人床搬上二楼，添置了电视机、家具和沙发，布置成一间舒适的起居室。“如果住的地方不干净舒服，我就没法工作，”春明说。但无论怎么布置装扮，也无法否认她现在住在一座机械配件城的事实。如果说生活中有比挣钱还重要的事，从这里是看不出来的。

关于她的新生活安排，春明有一点不满意——“我不能再往家带情人了”——但她似乎并没有因此减少约会。她曾跟一个从事金融业的男人在一个海滨度假村住过一天；而在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婚姻状况从“他结过婚”变成“他结婚了”。她在一家饭店里遇到了一个很帅的男人，虽然对方有女友，他们还是开始了一段关系。当这个男人开始装修房子时，春明跟他断了，觉得这表示那个男人快结婚了。她还跟网上遇到的一个人发生了一段韵事。

“他是个外科医生，”她告诉我。“他很胖，但心很好。他肯定结婚了。”

“他肯定结婚了？”我问。

“我不知道。他不肯说。”

“你没问他吗？”

她问过。“你结婚了，对吗？”她问。

“如果你认为我结婚了，”他回答道，“那我就结婚了。”

冒充未婚的已婚男人是东莞约会的头号风险。春明的合伙人傅贵曾跟一个这样的男人交往过；刘华春，那个最近买了别克车的朋友，也曾被骗过两次。在一个人们条件反射性地为了工作而撒谎的地方，欺骗也就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人际关系。撒谎经常是出于实用原因，因为能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最终你的谎言可能会倒戈砸到你自己，但极少有人会想得那么长远。

在这种事情上，春明有她自己的原则。不能有人受伤害，双方都不能提要求。“当然，我想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她对我说。“但既然还没找到，那么跟不爱的人在一起也没什么。还是可以享受在一起的过程。累的时候，需要安全感的时候，可以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曾问过春明，有没有碰到过比她大但没结婚的男人。问题一出口我就觉得很傻——当然有啊——但她的答案却不是这样。

“很少很少，”她说。她想了一阵。“我从前的老板。”然后她做了个鬼脸。“那些没结婚的都很差劲。”当然，这并不是说结了婚的就不差劲。

春明和傅贵住在机械配件广场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办法钓男人。她们在一个本地网站上贴出了一个虚构的二十四岁女性的个人信息，旁边还放了一张从网上下载的美女照。“她身高一米六五，讲英语和法语，从事外贸行业，喜欢爵士乐，”春明告诉我说。她停了一下。“我连爵士乐是什么都不知道。”男人们争相拜倒，来跟她聊天。很多人春明都认识，其中有一个曾跟她短暂相好过，还对她说，他从不在网上结识女人。当春明捉到这个人跟她虚构的爵士乐迷在网上调情之后，就不再跟他联系。她交往过的那个城市规划师——他很丑——也曾来搭讪。但春明拒绝了他；她发现那个人曾经跟别人吹嘘，自己跟春明睡过。“我们吸引男人来跟我们讲话，然后就打击他们，”春明解释说。“但他们脸皮很厚，因为他们还希望有机会接近你。”

她给我看了虚构女子和城市规划师最近的一段交谈。

我觉得你大概跟猪一样，她写道。肥猪。

实际上，我更像是老鼠。

老鼠？那不是更恶心？

她又管那人叫了几次肥猪，而那个男人则想尽办法让谈话继续。后来，我又看到春明同时作为两个人上线，一个是她本人，另一个是那个虚构的女孩。那个女孩立刻被各种信息包围了。

你是湖南人么？

你在干吗？

你的照片看起来都不到二十四岁！

春明无视这些。她本人在跟一个可能的约会对象聊天，可这个人实在是个太不可能的对象：四十二岁，离婚，有一个年幼的儿子。

你明天有空么？

有，你呢？我们见面好吗？

我明天要去看朋友。

那后天一起吃饭怎么样？

她同意了，但又写道：如果见了面我们没感觉，那就不要一起吃饭了。

春明还采取了其他的预防措施。她从不把手机号码给陌生男人；因此如果情况不好对方也无法找到她。她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没告诉他，而是编了个假名字叫玲。春明解释了这些原则和她的详细计划之后，她说，“现在我想认识一个从来没上过网的男人。”

“谁没上过网？”傅桂说。

“自从有了网络，”春明叹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假了。”

“自从有了手机，人跟人的关系就变假了，”傅贵说。“随时可以撒谎，不说你真的在哪儿。”

下次见到春明，我问她跟那个四十二岁男人的约会怎么样了。

她皱起了脸。“不好。”

“他哪儿不好？”

她指着自己的头顶。“他脑袋顶上，有一块……”

“什么？一点谢顶？”

“有一块地方头发很稀，”她说。“我不喜欢头发少的男人。从他发给我的照片里，一点也看不出来。”那个人还有个十七岁的女儿，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他也没提过。一块秃斑，一个长大成人的女儿——在春明看来，任何一条都足以让她放弃这个人。一个男人若以为这两者能瞒多久，他本身就值得怀疑。

不出意料，春明不再管涂料公司的工作之后，跟老板的关系继续恶化。到2005年4月——大概跟她搬到机械配件广场同时——陈总削减了她五百块月薪，并且禁止她在深圳接新的客户。5月，她正式被解雇了。6月，她了解到公司不打算付她当年头几个月的业务提成。算上遣散费，公司一共欠了她一万一千元。春明试图找陈总接触，但在这件事上，他的管理策略就是不接电话。要保持头上有光环，提升自己的重要性，你必须尽量少露面。一次她跟我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吃午饭时，考虑了自己面临的几种选择。“现在，我只好等等看他给我多少钱，”她说。“如果不够，我就告他。”

“要起诉他太麻烦了，”春明的朋友说。“有别的办法帮你拿到钱。”这个人的脸很瘦，两颊皮肤很紧，头发很短，脸上永远有种受惊吓的表情。他从事海运。

“什么办法？”我问。

他说他有个表哥曾被客户欠款。“有一天，我在这个客户公司的停车场，看到一辆奔驰停在那里。‘这是公司总裁的车么？’我问别人。是他的车。”春明的朋友又多做了点调查，然后给公司总裁打了电话。“我报了他的家庭住址和他几个孩子的年龄。公司立马付掉了百分之九十的欠款。”

几个星期后，春明决定去省会广州的劳动局提交申诉。“这种申诉对公司内部有很大影响，”她告诉我说。“一旦劳动局开始调查，所有的雇员都开始琢磨，‘那公司欠我的钱怎么办？’公司就不得不对他们更好。”她很兴奋，我也一样。生活中有太多不公平，春明比谁都明白。但她相信，她个人的遭遇很重要，因此宁愿上法庭去寻求公正。我本没料到会是这样。

下礼拜一上午，我们乘大巴去了广州。春明跟往常一样打扮入时，一件苗条的黑毛衣，卡其裤，高跟鞋。我们乘地铁到了省劳动局，但立刻就被踢回了区劳动局。

办公室里有很长一排低低的柜台，两边配有椅子，来访者坐外面，公务员坐里面。这种安排应该是为了让政府更容易接近，但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个申诉者对着一个公务员，每张椅子边上，至少围着五六个人，推挤着寻找机会开口。等着的时候，他们都在听别人的案子，时不时评论一二。我们到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正坐在椅子上，长篇大论地解释，他的老板如何没付他薪水就消失了。春明挤到前面，蹲低了身体在他面前，就像网球锦标赛上的球童，随时准备。那个人喘口气停下来的时候，她跳了出来。“对不起，我就问一个小问题。”

那个公务员翻看了她的卷宗：她的劳动合同，退工单，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这些文件明白显示了为什么一个普通工人几乎不可能提出正式申诉的原因。他们极少签劳动合同，更没有办法像春明一样，拿到公司的注册证，春明能拿到是因为她的客户有时要求看这些文件。那个公务员告诉她，她必须拿到公司广州分部的营业执照才行。

但时间已近正午，满城的政府机关都关门了。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日夜不停工作的世界里，中国的公务员们享受着两个小时的午饭和午休时间。当春明路过一个机构，咨询一个简单问题的时候，大门口的门卫看起来好像挺生气。“他们还在睡觉呢。”

在一家自助式午餐店里，喝着汤，就着米饭，春明透露了她的备用计划，她打开了名片夹，抽出一张名片。<b>GORAN WIDSTROM，集团总裁。</b>这是她前公司的母公司老总，总部在瑞典。几年前，他曾到东莞的办公室来过，在春明的印象中，他人很不错。

“陈总不知道我有韦斯特灵的名片，”她照着这个瑞典名字的汉字音译来称呼他。她用手指抚摩着名片的边缘。一旦韦斯特灵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定会帮她把钱要回来。春明问我能否给他打电话。我看看手表，这个时间瑞典人还在睡觉，就像中国那些公务员一样。我们耽搁一阵，又喝了几杯浓茶。

“有时候我不懂，我为什么要卖力做事，”春明说。“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说成功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可我现在感觉不是这么回事。”

“你想要做什么？”我问。

“我想学习。我真的很想学英语。”她的眼中突然充满了泪水。她用纸巾去压，很使劲。

又一次，我毫无防备。“你已经做了很多事了，”我说。“读读你自己的日记，就知道你已经走了多远。”

“别管我，”她说。“我很容易哭。人家都觉得我很怪。”她最后一次抹抹眼睛，对我微笑，然后站起身来，去跟官僚主义做斗争。

那天下午，春明为了寻找前公司的分公司执照，跑了三家工商局。市工商局把她推到省里，省里又推到区里。没有两个公务员说的话是一致的。最终，区工商局的一个女人说，付六十元，就可以把执照复印给她。谈话里一旦提到钱，就有了希望。等春明终于拿到营业执照，跑到市劳动局去提交申诉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10了，急匆匆路过的牌子上写着请勿喧哗，吸烟或吐痰。但她又一次跑错了地方。一个公务员告诉她说，是区劳动局，而不是市局，处理外企分公司的案子。他给了春明一本小册子以说明这个问题。

春明赶在五点前到了区劳动局——这是一天内她第三次到这里来了。坐在同一个矮柜台后面的同一个公务员第三次拒绝了她。“你得去市劳动局。他们处理外企案子。”

“他们不接待外企分公司的案子，”春明反驳道，把那本小册子拍在桌子上。他拿了起来；在中国，书面文件总是更更让人肃然起敬。那个公务员读了小册子，然后放下。慢慢地，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今天他总算得做点工作了。他指点着让春明去柜台末端取仲裁表格。

春明填写表格的时候，意识到仲裁可能比她预计的要更复杂。她得跟从前的老板见面，谈判解决，这是她最不希望发生的。她将需要回到广州来谈判，不论是否能拿到钱，都得付仲裁费用。但没有时间让她想清楚，因为她忙着填表，表格一共有四页，还是双份。那些公务员已经准备下班了，女人们拉上皮包拉链，事儿完了。

“等等，我今天就要提交申诉，”春明喊道。

办公室剩下的最后一个女人站起来，关掉电脑。“5:28了，你两分钟内能填完吗？”她挖苦道。

“你就不能帮帮忙吗？”我问。“我们今天一大早特地从东莞赶过来的！”

“我住的也很远呢！”那个女人说。

最后春明终于放弃了；她只能改日再来。“这些人办事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当劳动局的铁门在我们身后咣当一声关闭的时候，她对我说。

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春明开始疑虑了。仲裁太复杂了。起诉的话可能会给韦斯特灵带来麻烦；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很容易受到攻击。她更相信个人干预，哪怕是找一个住在七个时区之外、她几乎不认识的人。“一旦我跟他通上电话，他一定会记得我，”春明说。“然后我们就可以谈事情了。”

我告诉她，最有可能会是他的秘书接电话。韦斯特灵可能会很忙，我说，她不该抱太大的希望。

“我在中国见到他的时候，他举手投足不像个很忙的大人物。我觉得他是个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她对自己和自己的重要性很有信心。她终于打通韦斯特灵、一个瑞典的涂料公司全球总裁的电话时，满心以为两人能像平等的朋友一样交谈。当然，恰恰是这种盲目的自信，才能让春明走到今天的地位。

我拨通了名片上的号码。正如我所料，对方是应答机，是秘书的声音。我说了春明要我讲的内容。

我代表东莞销售部的伍女士打电话来。2003年底，她在东莞一次公司大会上碰到您。她已经离开了公司，但一直非常仰慕您。

现在她无故被解雇了，公司还欠她提成款未付。她想提交劳动仲裁，但不知道这会对您和您的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她希望您能帮她。

韦斯特灵始终没有回电话。

春明没有再回广州提交仲裁。她的前老板提出，要付部分欠款给她，对她来说，这就足够了。她的生活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她决定放弃模具公司，把股份转让给傅贵，让她以后偿还春明的投资款。公司已经有两个固定客户，收支打平了。“我们还没有挣大钱，”春明说。“但是即便我挣到很多钱，也不会满意。挣钱，不代表生活全部的意义。”

她计划着中秋节要回家。在城里住了这么多年之后，春明仍然通过传统节日记录着时间，用这些日子将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划分开来。当她回到东莞之后，会花两年时间学习英语。她对我说，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想学英语，为了更快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