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老公有几种途径，一个打工女孩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嫁人就是她的下一件大事。有些女孩同意家里帮她们在村里相亲，虽然这也有风险，可能被许配给一个没有前途、不敢离家太远的男青年。在东莞住了一阵的女孩，通常会请朋友介绍男友，但是在城市认识一个男人，却不容易了解他的底细，比如他在老家有没有老婆孩子。一些女孩选用婚姻介绍服务，但许多人觉得这种方式太“直接”了。最大胆的姑娘在网上认识男人。这种途径的危险性启发了一首歌的创作，《QQ爱》；QQ是中国互联网上最流行的聊天服务。
有位自称人很帅
心地善良小乖乖
问今年你几岁
有过几次one night
吓得我发呆
这是什么E时代？
赶快对他说声拜拜
哦！QQ爱
是真是假谁去猜？
没人不想找对象。城市生活太孤单，有个人分担能减轻这种压迫感。结婚是履行孝道；一个农民工，无论男女，一到二十岁，家长就会不断地施压催促他们赶紧结婚。没有人想变成可怕的大龄青年，这个词字面意思是说“年龄大的年轻人”，字典上的定义是“二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未婚男女”。农村传统的时间表和城市的实用主义很相配：一个年轻女孩应该在她价值达到顶点的时候，尽早锁定婚姻。
东莞交友俱乐部是城里最大的一家约会机构。俱乐部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女人在这个女性人口占百分之七十的城市里找到配偶，目前发展壮大，会员超过五千名。这家俱乐部由全国妇联运营管理。全国妇联是个国家机构，员工都是些善心满满的妇女。她们相信自己的职责是“引导大众”，无论大众是否真的需要她们引导。俱乐部的女性会员远超男性会员，达到二比一，管理者指出这比东莞市的性别比例要好得多，女性对男性的比例高达四比一或五比一，也许三比二也说不定——就像东莞的人口一样，性别比例也是个具有高度不稳定性的数据。
在美国，约会机构让陌生的会员之间能够约会。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太不含蓄。这里的会员每周日下午在俱乐部总部，一桩老旧房子的二楼见面，活动取了一个巧妙的名字，“信息交流”。俱乐部也组织会员周末出游。在中国，约会是一项集体活动。
我旁边的那人站起来。“你好，我的会员号是2740。”他坐了下来。
李凤萍，管理俱乐部婚介组的中年女人，表示异议。“这就没了？你得做一点自我介绍。”
那个男人又站了起来。“我是湖南人。本来我只考进大专，但是后来我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他又坐下来。
2004年秋天一个周日的下午，三十个人在俱乐部的主会议室集合。荧光灯照亮的房间里放了塑料椅子，像是个教室，这感觉让会员们像小学生一样分开坐，男人在房间的一侧坐成几排，女人则三五成群以求安全感。
“我是广东人。我做销售，一个普通工人。”
“我是江西人。我是个很平凡的人。”
一个穿黄绿色毛衣，白色牛仔裤的女人站起来。“大家好。我到东莞有段时间了，我做销售，是湖南人。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多给自己一些机会。”
大多数介绍简短又腼腆得令人难过。每个人报出自己的会员号，籍贯，但不说自己的名字。都说自己“普通”。男人有做电工，律师，广告主管，流水线工人；女人则是护士，文员，老师，销售员，流水线工人。有相当比例的会员离过婚。偶尔听到一个人说话，仿佛是成功学课堂里来的，房间里的气氛顿时就像忏悔一样鸦雀无声。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受过很多伤。今天，我已经挺过来了。
我是个大学毕业生，学电脑，现在是个办公室经理。我的目标是找一个爱我的、我也可以爱的人。
自我介绍结束之后，李凤萍说，“现在请大家站起来，走到你喜欢的人面前。”
没有人动。
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穿黄绿色毛衣的女人开口说话了。“我有个提议。今后，我们的聚会应该办得更专业些，大家就不会这么不自在，也不用浪费这么多时间。”
“是的，应该计划得更完善一点，”一个坐在旁边的男人同意她的说法。看样子相亲会快要演变成一场互相指责的混战。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观察中国人在群体中交往，都能从骨子里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会产生。人们害怕被孤立，但若是有群体安全感的掩护，他们又能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向某个人开炮。
忽然一个眼睛乌黑发亮的漂亮的小学老师站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她大声问一个歪坐在靠墙椅子上的男人。
他马上坐直身子，回答她的问题。
“你是哪里人？”她问。
“贵州。”
“我很喜欢你。”
她坐了下来。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坐在我旁边的——编号2740的男人——站起身来走了。我转向李凤萍，建议让大家起来走一走。“我们能放点音乐吗？”某个人问道。终究，要在三十个人的眼皮底下穿过房间走到陌生人跟前，压力太大没法承受。大多数会员很快从交友聚会逃走。那个被小学老师点名的男人没有任何行动，而她也一直坐在那里，神情坚定，目不斜视。
聚会后，我走到那个黄绿色衣服的女人身旁。她比远看的时候要矮一点——只有一米五出头——身材很好，曲线曼妙，瓜子脸上有一双不安静的黑眼睛；她擦着淡淡的粉色唇膏，头发上别着亮闪闪的水钻发卡。她二十九岁，做销售。“以前，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忽略了个人问题，”她告诉我。“但是现在我开始考虑这事，所以我来了。”
我问她，她看重男人身上的哪一点。
“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做什么工作，一个月赚多少钱都不重要，”她说。“对我来说，感情最重要。”
这个女人就是伍春明。那天第一次见到她之后，我所记住的就是她对在场的俱乐部会员们说的话——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多给自己一些机会。那句话，以及她的声音：像镰刀一样尖锐。浓重的乡下口音在城里住多少年都磨灭不了，她也并不顾忌。也就是这种声音让她赢得争论，闯过建筑工地，让男人们刮目相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了解到更多春明故事的细节——她在一家玩具厂起步，差一点被骗到妓院，和老板谈判升到管理层，卖藏药和墓穴一夜暴富。政府取缔直销以后，春明在《中国国门时报》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这家报纸由主管进出口检验的政府部门经营，而她的工作，任何正统的新闻从业人员都无法认可。春明先决定采写关于某家公司的文章，而被她选定的公司因为害怕产品在海关那里有麻烦，就会付钱给报纸发正面报道。具体价格由版面大小决定，收费标准和广告一样。两千块可以一笔带过，特稿则需要花五万块钱。靠这种勒索式的新闻报道，春明从中提成，还干得不错。之后她在一家建筑材料公司的销售部门做了两年，2001年，她和男友合开了一家建材批发公司。生意只持续了半年——除去给家里盖房子的钱，她所有靠直销赚来的积蓄，一共十万块，全赔掉了。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刚在一家做油漆和建筑外墙涂层的瑞典公司找到一份销售员的工作。
春明的跌宕起伏反映了华南的繁荣与萧条。但或许她故事里最不可思议的一部分，就是在这个精明无情的社会里，她还在坚持寻找浪漫——就像那个男人说的，找一个爱我的、我也可以爱的人。
她的第一任男友是她建材公司的司机。春明一开始不怎么喜欢他，但他们相处的时间很长，那男人也懂得怎么去哄女人。她已经二十五岁了，还从来没有跟男人发生过关系。
他们谈恋爱不久，春明察觉那个男人不适合她。他总是向他父母伸手要钱，也没有春明勤劳肯干的天性。“他大事干不了，小事不肯干，”春明是这么说的。他们吵了两次架，他动手打了她。
“他用手，就这么朝我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春明说着，硬邦邦地伸出手，手心向上，做给我看。“他第一次打我，我不停地哭。他答应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第二次打我，我没有一点反应。我很平静。有句老话说，男人动过一次手就还会有下一次。现在我明白真是这样。”那是2002年，但春明还是和男友一起过了一年半。他们在东莞市中心沃尔玛对面合租了一间三居室公寓。
“只要我跟他提分手，他要么不理我，要么就说我在玩弄他的感情。我不知道怎么甩掉他，”春明说。“我就跟他说，我们必须分手，可是我下班之后他还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只能采取间接的手段，在日记里给他写信：这次我决定非跟你分手不可。我们没有未来。墨迹在纸上晕开，因为她边写边哭。她把日记放在厨房餐桌上，但即便他看到了，也从未表露出来。
结果另一个女人解决这件事。一天，一个从他老家来的女人给春明打电话，说她和春明的男朋友好上了。春明松了一口气，当她告诉男友她知道他外遇的事情时，他没有异议，卷铺盖走人。从此之后，春明没有认真地谈过恋爱，但是有不少露水情缘。有时候，这对她来说就足够了。她梦想，等她以后赚够了钱，有车有房，想什么时候找情人就什么时候找。而有时候，这些随便的情事让她感到更加孤独。“如果你有许多情人，”她告诉我，“就像永远在海上漂，再也不能靠岸。”
<b>二十五岁会计觅具备专业技能</b>
<b>有房有爱心有责任感的广东男士</b>
女人想找一个有好工作收入稳定的男人。男人想找年轻健康的女人。女人要男人身高一米七，有自己的房子。男人不在意身高和房产，但需要女人性格温柔。有些女人青睐广东本地的男人，因为他们能解决户口问题，而另一些女人则觉得本地男人有点太强势。男人不在意户口身份。女人要求的比男人更多。
交友俱乐部的会员要填一张索引卡，写下自己的个人信息，以及想找什么样的配偶。卡片上列出会员的职业，婚姻状况和个人信息，比如身高、体重、健康状况；上面的内容也包括一些只可能出现在中国交友申请上的个人特征，比如政治面貌，住房情况，家人的健康和财务状况。政治面貌表示一个人是否是共产党员；显然这样显贵的会员很少，大部分人只是简单地填上“群众”。卡片上也提到当事人是否需要赡养年迈的父母或者弟妹——那些没这种负担的人自然也竭力指出他们的父母身体健康，弟妹已经成人。
每张卡片后贴有一张照片。女人穿蕾丝裙和高跟鞋，在公园里摆姿势，或者身处人工湖中央的石块上，仿佛等待救援的少女；男人则身穿西服站在山坡上。无论男女都会站在豪华小区前面照相，可他们根本不可能住在这种小区。有许多照片是在街边照相馆里拍的，题材无非是站在假的长城边，或是假的枫树下，又或是假的美式白栅栏前——这种真栅栏我在中国从没见过——还要故作自然。一个男人把跳舞列为兴趣爱好之一，他的照片是在有麦当劳标志的城市风景画前摆出一个跳迪斯科的姿势。卡片根据会员的性别和出生年月排列，放在一个活页夹里：<b>78女，77女</b>。<b>71女</b>和<b>72女</b>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离婚了，带一个小孩。最年长的大龄青年则共生在一个活页夹里，上置冷酷的标题：<b>四十岁以上</b>。
大多数会员不是来寻找爱情的。他们并不渴望在海滩漫步或是乘热气球观光。他们最主要的关注点都很现实。<b>有事业心。经济条件好。工作和收入稳定。能吃苦。</b>女性尤其迷恋身高这一项：就和人才市场一样，身体条件是素质的体现——是一个男人身体健康，稳定，有福的保证。虽然很多女人坚持要找一米七以上的男人，还是有几个人能接受一米六五的对象。没有人愿意和身高才一米六的男人约会。
活页夹也暗示了以往的恋爱是怎样搞砸的。<b>觅28—34岁性格开朗不赌博的伴侣。觅有涵养不酗酒感情专一的伴侣。</b>偶尔也有胆大的女人豁出去了：<b>觅35—45岁伴侣，其他一切随缘。</b>许多女性认为房产是约会的先决条件。这在中国的征婚广告里很普遍，有时候读起来像是房产广告，比如说这条面向农村女性的杂志广告：
<b>27岁，男……离异，心胸宽广</b>
<b>……有五居室砖房一套，</b>
<b>带家具，现代电器，摩托车一部，觅终身伴侣。</b>
这种先入为主的房产观念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唯利是图。就像身高一样，有房是一种标志，意味着一个男人值得托付终身。“这些女人并不是真的要找非常有钱的人，”东莞另一家婚介所的老板唐翱这么向我解释。“她们只是要一点安全感。”
所有和我聊过的交友俱乐部会员多少都对俱乐部有些不满。有人跟我说，男会员没受过什么教育，层次不高。已婚男人有时候会用假身份混进来找婚外情。俱乐部的管理层是“一群老太婆”，春明说。但是每次我路过俱乐部顺便进去看的时候，总有一些会员在里面，正在聚精会神地翻检<b>78女</b>或是<b>71男</b>的目录活页夹，寻找对象。
春明在打工世界一路高升，把不少人甩在身后。早年她在流水线上认识的朋友回家结婚生孩子。大多数像样点的工厂不会聘用二十五岁以上的女人当普通工人；年纪大的女人通常只在经营不善的工厂干活，或是做一些卑微的工作，比如清洁工。对一个打工女孩来说，向上流动是生存之道——一旦人生的第一春结束，这才是留在城里最好的办法。
春明的朋友们，奔三或是三十出头的女人们，都在大规模的淘汰中生存下来。大多数人和春明一样，来自农村，虽然也有一些出生在城市，上过大学。她们通常开些小厂，在东莞到全世界的巨大供应链上做一个极小的零件。一个女人和她的老公做手袋的五金装饰配件；另外一对夫妻做黏合鞋面和鞋跟的胶水。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经营一家做鞋底的厂，另一个则做木地板，还有一个卖建材，但正在考虑转行做内衣批发。对于春明来说，这个朋友圈就像家庭一样。做销售经常出差，她会不提前招呼就在一个朋友家里住好几天；她换洗的衣物和空余的洗漱用品分布于珠三角各处。有次我和春明在深圳遇到，她已经五天没回家了，而她带了一个女用的小手包，只够放一支唇膏和一部手机。
处在春明的朋友圈中，就好像看那些同时显现两个物体的视觉幻象。在东莞，她们看起来很像中产阶级。她们有车有房，或正计划近期购买。她们到驾校学开车，出去度假；她们做指甲，节食减肥，学拉丁舞。她们总是知道最新开的巴西烤肉在哪里，最好的冰激凌是哪家。在另一些方面，农村似乎给她们的基因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们的公寓可能装修得很有品位，但卫生间里永远都是蹲坑。她们的医学知识往往是祖母辈的民间智慧：生病要康复，她们会用人参炖鸡肉；天气冷了，她们喝猪肺汤预防呼吸道感染。她们仍然坐火车和巴士长途旅行，几乎没有人坐过飞机。过年回家是传统观念在她们心里最重的时候，一天之内重新走过多年来闯过的长路。
春明很少聊她早年在工厂的事。我觉得她并非以那些日子为耻——只是因为那个在玩具加工流水线上干过活、写过日记、拼命学过广东话、背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十三条道德准则的女孩，跟她今天的样子已经大相径庭。她还在不知疲倦地提升自己。她公寓里的书架上摆的几乎全是自助书籍。《一百个成功故事》，《玫琳凯领导奥秘》，以及书名用英语写成的礼仪丛书，比如Tone（语调）和Crass（粗俗）——在品味（class）这个词的所有拼写错误中，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客厅的墙上挂了一张巨大的个人写真，照片里春明擦着闪闪的粉色唇彩，一个镶了珠宝的发卡向后夹住头发。这间公寓反映着她的个性——精打细磨，不懈自省。
所有的一切都是学习的机会。从韩国的连续剧里，春明学会必须左手拿勺，右手拿叉，但是用刀的时候则要右手拿刀，左手拿叉。也是在韩剧里，她第一次看到特百惠的碗罐。有一次我送给她一张《罗马假日》的DVD——她找我帮忙要一些美国电影看——从好莱坞的娱乐片里她解读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教训。“那个穷记者能靠公主的故事挣很多钱，”她向我总结剧情。“他放弃挣大钱的机会，他的道德提升了。”她不知道奥黛丽·赫本是谁，但却断言她“没有茱莉亚·罗伯茨漂亮”。
她的观察细致入微到不可思议；可以说我怎样注意她，她就怎样留意我。我们初次碰面时，是她挑的地方——欧式咖啡西餐厅——点了和我一样的菜，意大利肉酱面。她注意到我晚餐常喝啤酒，一天晚上，她宣称自己一直在私底下练习，现在能和我一块喝一杯了。她问我，牛排应该几分熟，哪个国家的男人最体贴，在美国做母亲的怎样带孩子。她不停地尝试更新自己：染头发，有时烫卷，有时拉直。她的衣服总是搭得很好，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同一套衣服会穿两次。
来东莞之前，我认识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他们敏锐地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想要知道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而当他们发现我不能很好地阅读汉字，或是我和美国男士约会的时候，毫无例外他们会感到惊讶甚至生气。他们向我宣讲民主，伊拉克战争以及外国媒体无法理解中国。他们的国家经历了一百五十年屈从于西方的历史，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一聊天，这段多灾多难的历史总会冒出来，挡在我们之间。我祖父和亲戚也是这样，许多中国人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
春明和她的朋友们根本不关心这些。她们不在乎我的中文不好，或是我不知道著名中国作家的名字；她们也从来不问我对民主的看法。他们出身低微，也没有受过教育的、尤其是男人身上的那种家国负担。当我碰到春明的男性朋友时，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通常会浮出表面。一次，春明的一个外科医生朋友叫阿强的，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外来女工的书。
“《南风窗》有很多关于那个的文章，”他说。“你可以直接用他们的文章，会节省很多时间。”
春明深深叹了一口气。“不同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她说。“她看事情的角度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她就想从她的角度来写。”
我好想站起来为此喝彩。
她转向我，“对不对？”
“对呵。”
阿强坚持说，“你应该写一些有关中国宪法的问题，”他告诉我。“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宪法，可是一旦下到基层，那些当官的总是反着来。”
“这跟她写的太不相干了！”春明怒了。她拿出手机查看短信，这是结束对话的信号。
春明本能地理解我。从某种意义而言，她跟我是一条船上的人：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生活，书写自己的故事。从她出来打工那天开始写的日记，她都保留了下来。“等到哪天有条件了，我也想写书，”她告诉我。“我只写最简单，最平凡的事。”
2004年12月一个周日晚上，春明请我和几个朋友去吃湖南菜。有一个叫阿宁的护士朋友，皮肤很白，声音带点磁性很好听，另外有两个年轻男人，他们是一家工厂的主管。春明穿一身黑色毛衣和格子裤，提着一个仿冒的Fendi手袋，看起来很时髦。两个男人穿着工厂制服。
我一坐下来，其中一个男人转向我。“在你看来，克里和布什有什么区别？”
“他想套你话，看你投票给谁，”春明说。
“我投给了克里，”我不情愿地说。我不是很想聊天往这个方向发展。
“你认为中国现在能搞民主吗？”他问。他觉得不行。“如果我们能投票，”他继续说，“我想投给蒋介石。我觉得他是个好领导。”然后：“你觉得你更像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桌上来了三瓶青岛啤酒。和我聊天的人明显兴致更高了：比起逼我谈政治，更过瘾的是一面灌啤酒，一面逼我谈政治。“那今晚就喝醉吧，”他向我宣布。
春明来救我了。“我觉得大家互相灌酒很傻的，”她说。
阿宁很快转变话题。她说，她刚刚在一个健身俱乐部报名参加现代舞班。
“我也想学跳舞！”春明说。“我想学恰恰。”
“我想学瑜伽，”阿宁说。
她转向我。“你会调酒吗？”
“什么酒？”我问。
“鸡尾酒什么的，”她说。
我说我会调几款最基本的。
“我很想学调酒，”阿宁说。“我甚至想免费给酒吧打工，去学调酒。”
“我最近在酒店和客户一起参加晚会，”春明说。“那里有很多外国人，我们喝的是装在玻璃杯里冰过的葡萄酒。我握着酒杯的杯身，但是有人告诉我应该拿杯柄。”她睁大眼睛，这是她惊讶或激动时会有的表情。“规矩太多了！但是学这些还不错，因为人一辈子总会有参加这种晚会的时候。”
那个男人想加入谈话，问春明是做什么的。“我的公司是个外资公司，”她冷淡地说。两个男人中谁也没在饭局的下半程说过一句话。饭后，春明和阿宁赶紧让他们俩上出租车。他们住在东莞偏远的地方，要坐一个小时的车才能回去。
我们又招了一辆出租车，去看看开瑜伽课的健身俱乐部。春明靠在车座上，叹了一口气。那个男人是湖南老乡，她告诉我。一个朋友想撮合他和春明，就介绍他来。男人那天下午给她打了个电话，说他只在东莞待一天。“他跟我是湖南同一个地方来的；不然我也不会请他来吃饭，”她说。
“他太幼稚了，”阿宁说。
“受不了他，”春明表示同意。“他没什么话。还比我小三岁。”
我什么也没有说——在这一刻我为那个年轻人感到难过。我也意识到，刚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了一场中国式相亲。
在健身俱乐部，舞蹈课结束了，瑜伽课一周只开两次，教练们都不在。阿宁忽然意识到我们就在交友俱乐部附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活动，我们去看看吧！”我们沿着街走了一段，上楼来到俱乐部。大厅里空无一人：今晚没有交友活动。春明和阿宁坐下来翻看男会员的活页夹。“漂亮女人那么多，你看看这些男人！”春明说。
她很快地翻过一页又一页。“我先看看每个人的照片。”她说。“看照片也说不清这个人好不好，但是可以淘汰最差劲的人。”她指向一个矮胖的男人，一脸衰样，站在一个假的美式白栅栏前。“只有最低级的人才会去照相馆拍这种照片。十年前我才会干的事情！在公园或者自然环境里照相比这好得多。”
阿宁似乎和俱乐部里很多男会员约会过。她给我看一张照片，相片上的男人背靠大树。“他看起来很高，但是本人不高。只是因为他站在树旁边。”
她又翻到另一张照片。“这个男人面相看起来很和善，但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
翻。“这个男人四十八岁了。我跟他说，‘就算我能接受你，我爸妈也不能。’”
翻。“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阿宁最近离婚了，她正在积极地物色男友。她和俱乐部里超过二十名会员约会过，曾经一天相了四场亲。“我见过一个男人，说他住在八平米的出租房里过得很开心，”阿宁跟我说。“我说，‘哦，真的吗？你住八个平米的房子真的那么开心？’”
跟一个老师的相亲也没成。“他嚼完口香糖，用手指玩起来。我真受不了。这个人是老师！他要教小孩子的！”
“每次跟这些男人见过面后，”阿宁说，“我都好想哭。”
“我跟这些男人见过面后，”春明说，“想吐。”她拿出另一个活页夹——<b>74女</b>——给我看她自己的照片。这是春明姑娘的黑白照，留着短发，艺术性的柔焦效果——也许太艺术了，因为只有两个男人看过她的照片之后给她打了电话。她对对象提出的要求是：
<b>善良，诚实，幽默，有住房</b>。春明的卡片是我看过的唯一提到幽默感的。
“房子的要求不是绝对的，”她说。“我们可以一起买房。我只是说如果有房更好。”但是她绝不会跟身高一米七以下的人约会，因为那么矮的男人没法给她安全感。
我们离开俱乐部之后，阿宁开始细说那个脑子有问题的男人。“我跟他约会，他告诉我他住了两个星期医院，因为有自杀倾向，”她说。“一开始我觉得我应该帮他，因为我是个护士。但是后来我决定不应该搅和进去。”
那个人偶尔还会给她发短信。“我不明白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怎么能当五星级酒店的财务总监，”阿宁说。
“他骗你的，就这么简单，”春明说。
我们去天使冰王吃酸奶冰激凌，春明犹豫不决，纠结了半天终于点了一个蓝莓芝士蛋糕酸奶冰激凌圣代。阿宁刚好来例假了，春明嘱咐她不能吃冰的，所以阿宁点了一份热草莓牛奶，呈现出工业废料般化学的粉色。
去交友俱乐部也没有白走一趟，我们发现这周末有一个新活动，叫“八分钟约会”。阿宁向我们解释她听说的这种速配是怎么一回事。春明想到要参加这个活动，兴奋起来。她热爱尝试新鲜事物，天性乐观。这种性情帮助她在东莞生存了下来，尽管对于约会来说，这有利有弊。
“问题是，”阿宁说，“有时候八分钟太长了。”
城市生活改变了这些从农村来的女孩对婚姻的期待。调查显示，外出打工更有可能让农村女性自己找老公，晚一些结婚，少生孩子，在医院分娩，追求婚姻关系平等，认为离婚是可以接受的。在一次调查中，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外来女工表示她们结婚目的是“建立美满的家庭”，或是“找到事业奋斗的伴侣”，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选择了“找一个生活的依靠”。
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年轻女性婚后会和她夫家一起生活，受制于婆婆的管教。她也会在公婆家生孩子，表明孩子属于夫家。但是外出打工让年轻一代免于履行这些义务：城里的夫妻往往自己支付婚礼的开销，而一个打工女孩即将临盆时大多是回娘家住，而不是婆家。
长久以来，学者们相信，绝大部分的女工最终会回家乡结婚，生子，务农。许多八九十年代的打工女孩的确如此，但是更年轻的一代正在发生变化。许多姑娘和外出打工者结婚，在他们工作的城市里安家。如果他们回原籍，常常会搬到省会城市居住，而不是他们出生的村里。结婚也不一定标志迁徙的终结：不少年轻夫妇会回家结婚，再一起出来打工。
和春明以及她的朋友们共处的日子，让我相信传统的观点——绝大多数打工女孩最终会回家务农——是错误的。在打工族的圈子里，每个人都离家多年；很明显，他们不会再回去了。但是因为改户口花费又多又麻烦，他们也不算是东莞的正式居民。研究返乡农民工的学者也会去农村调研，但在那里只能得到结论，认为像春明这样的人是暂时离开。他们看不到她已经在别处安了家。
春明在交友俱乐部约会了两次。第一次，一个男人坐出租车从东莞的另一个区域过来。春明下楼到公寓大楼旁的人行道上跟他见面。他们彼此细细打量。
“你好，”他说。
“你好，”她说。
“我觉得你很漂亮，”他说。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她说。出租车还未离开，于是那个男人又坐那辆车打道回府。
第二次约会是在春明公寓旁的豆浆馆。那个男人迷了路，迟到了半个小时，春明就自己一个人开吃。那是早上九点。她的约会对象终于现身，看到春明没有等他一起吃，很生气。他试图掌控局面，给她点了一碗汤，但是春明拒绝了。
“他点了热汤和冷豆浆，”春明告诉我。“你能想象吗？热汤冷水的：那就是他的早饭。”
在汤水的滋养后，那个男人提议一起散散步。“早上九点钟，他要散步！”
春明告诉那个男人，她有点事要去处理，但他没有领会这个暗示。“我们还是做朋友吧，”春明说。他终于懂了。从那以后，春明放弃了交友俱乐部。她更相信网上约会，认为网络上的男人层次会更高一些。
一天我在她的公寓里，春明给我演示QQ聊天。上线之后，你可以下拉一个名单，所有在线的人都在上面，然后选特征，比如籍贯、城市、年龄和性别。她警告我，网上的人经常会聊到性。“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聊这些，”她解释说，“所以我们在网上聊。”
上线几分钟后，一个男人过来了。他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有人把他作为备选男友介绍给春明。
你在上班吗？
是啊，你呢？
不，我在家。
你在哪里？
这个男人是东莞的城市规划师，从山东来。他二十七岁，比春明小三岁，所以春明骗他说自己二十五岁。聊天进展得很快，他们打开摄像头，让对方能看到自己。那个小伙看起来很严肃，体格魁梧，戴一副眼镜。
对不起，我很丑。吓到你了吗？
春明转向我。“他看起来像是个老实人。”
哪里，她写道。我觉得你看起来还行。
你结婚了吗？有男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