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孩(张彤禾)_第一部城市七八分钟约会（2 / 2）_打工女孩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没有。

啊，所以你比较保守是吧？

不，我不保守，但是我比较传统。

哪方面？

她靠在椅背上，看着我，自言自语。“哪方面？”

那个小伙没什么耐心。性的方面？对话框不停地蹦到她面前；小伙打字比春明快多了。念过书的人会打字，但春明没上过几天学。

不是，不是性的方面，她写道。老实说，我上网是来交男朋友的。

为什么一定要以结婚为目的呢？

不一定。交朋友也很好。

你能接受多少？春明向我解释，他在问，她是否可以跟只是朋友的男人上床。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我下班后有空。

“哦不好！”她尖叫起来。“他要跟我见面！”

那天晚上春明跟那个小伙子见了面。她后来告诉我，他看起来人不错，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他很丑，有啤酒肚，鼻孔下面有颗青春痘。接下来的几个月，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在她心里打架。他很丑。他上的是名牌学校。他比较成熟。他很丑。春明和那个小伙子一起去商场买他公寓用的沙发。春明还跟他上过一次床，但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跟他谈恋爱。“大多数中国人的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爱情之上，”她说。“也许将来我的婚姻也是这样。但是我现在还不打算妥协。”

东莞不只是年轻女性改变命运的地方。年纪大一点的女人也把这座城市视为重塑自我的机会。有一天我去了一家名叫“东莞市大都会命理策划公司”的婚介所。这家俱乐部比交友俱乐部要小一些，号称更高端。会员必须有大专文凭，月薪两千块以上。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和他的两个女助理，会面很折磨人，他们三个互相交谈，手机响个不停。其中一个助理年轻，说话轻声细语；而另一个名叫向阳，是个身材粗壮的中年妇女，红脸，戴一顶鬃毛咄咄逼人的裘皮帽。两个女人都是单身，看起来她们到这个公司工作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姻缘。

总经理计划用加盟的模式开办许多婚介所，遍及整个东莞。但从他的名片上我意识到他是照顾周到广泛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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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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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聊着，一个中年女人从街上走进来咨询俱乐部的服务。她有一张鹅蛋脸，穿一身朴素的黑色外套和配套长裤。向阳提出要带我们俩去看看附近俱乐部的活动中心。离开办公室后，我注意到办公室的前窗上贴着房产广告。

那个女人名叫孙翠萍，安徽人。她从百货商场下了岗，发现老公在外面搞女人之后，跟他离了婚。在东莞的朋友劝她出来看看这个城市——她才来了二十天。

“你很勇敢，”我告诉她。我很惊讶，一个女人，她的生活被小三颠覆，却还选择来东莞这个以二奶和歌厅小姐著名的地方。

“你应该写写中年女人的生活，”向阳敦促我道。“我们过得很难。我刚刚认识孙大姐，对她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她受过伤。”

向阳还在说，我注意到孙大姐在哭。她站在人行道中间一动不动，头扭向一边，这样我们就看不到她的脸。中国人的情感流露总是让我手足无措：大家都非常克制，直到一瞬间他们光天化日之下站在人行道中间开始啜泣。孙大姐在她的包里摸索；我给了她一张纸巾。

“给自己一点时间，”我说，喃喃地说着些一般性的安慰话。“慢慢来。”

我们继续往前走。向阳一反常态地很安静，但是又打开了话匣子，好像孙大姐不在旁边一样。

“孙大姐是60年代的人，”她说。“她很好看，个子高，能干。但是社会告诉她，不再需要她了。她过去也是个美人，但现在有了一定的年纪。她免不了要有白头发，也藏不住皱纹。”

她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肆意地打击孙大姐的自尊。我震惊于她的冷酷无情，但是当我偷偷瞄了一眼孙大姐的时候，发现她静静地点头表示同意。“我有许多这个年纪的朋友都离婚了，”孙大姐说。

“早离早好！”向阳很夸张地说。

“这个年纪的男人经济条件比较好，有很多活动，”孙大姐继续说。“他去饭店，那里有小姐。他去桑拿，那里有小姐。然后他去发廊，那里也有小姐。”

“今天的社会，男人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但是道德越来越坏，”向阳表示同意。“我们必须引导社会，支持像孙大姐这样的中年女性。”

我们到了活动中心，那里有健身器械，麻将室，还有一个阅览室。向阳乘胜追击。“这是关键的时刻，”她说。“如果现在没有人救救孙大姐，她可能就像海藻一样，永远被冲到大海里去了。”

我没有搭理她——我开始清楚她为什么还是单身了。我宁愿和孙大姐多待一会儿，不要旁白；看着一个女人哭，而另一个女人却把她比作海藻，这真让人受不了。孙大姐给了我她在东莞的手机号，这样今后我们能再见面。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感觉像刚刚历经痛苦的情伤——仿佛自己才是那个站在街上放声大哭的人。

后来几个月，我给孙大姐打过好几次电话，但都无法接通。我再也无法知道她是否在东莞找到了她想要的，无论那是什么。

东莞是中国的肉欲之都。商业买卖和肉体交易携手并肩；晚上跟生意伙伴或者客户一起出门，常常要去东莞市里大大小小的歌厅、按摩院、发廊或者桑拿馆，这些都是色情业的虚幌。这个行业最稳定的客源多是从香港或者台湾来的工厂主——有钱的男人，老婆又不在身边。所有我在北京的男性朋友都知道东莞的名声；所有路过东莞的人都在宾馆大厅或者半夜的电话里被挑逗过；先生，需要按摩吗？我对这个世界很好奇，但是需要一个男人带我进去。

在东莞我认识一个美国男人，名叫本·斯沃尔（Ben Schwall）。他有一头金色的短发，橄榄球运动员一样的身材，以前在台湾做钻石生意。现在他在东莞投资，卖安保系统，照明灯具，当然，也卖手机。我打电话给他，问他能不能带我认识一些出台的歌厅小姐。本在中国做生意有一段时间了，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联络当地几个生意场上的朋友晚上一起出去玩。“这些男人有点粗鲁，”他警告我。

本的朋友开一辆崭新的本田八座面包车来接我们。这车花了二十八万，我们爬上车的时候那个朋友告诉我们，他还有一辆跟这一模一样的车，和一辆宝马。

他问本，“她是你老婆吗？”

“不，我们只是朋友。”

“那我有机会啦。”他笑起来。他的名字叫龚耀培，但是大家都叫他老龚——跟中国丈夫的俗称（老公）发音一样。他大约五十五六岁，有一张帅气而憔悴的脸，眼神疲惫，和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企业家一样。他笑起来看上去更疲惫。

我问老龚是做什么的。他叽里呱啦地说做一些给卫生检疫用来检查食品微生物的科学仪器。

“你怎么做这么专业的生意？”我问。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以前卖过地质勘探员做长距测量用的红外装置。中国人的创业精神除了机会主义就没有别的，而且许多人会做一系列专业性很强却完全没有关联的生意。我有一个中国朋友的同学同时经营几家餐馆，一系列药店和一家英语学校。

老龚带我们去一家面积高达八千平方米的日本餐厅，这家餐厅最大的卖点就是它面积高达八千平方米。餐厅富丽堂皇：几公里长的绒面红地毯，一排排的假竹子，大盆大盆的龙虾和鲍鱼。女服务员跑到老龚面前，面朝他倒退着走，领他进去，好像不敢把屁股对着皇上的朝臣。原来老龚还参与了另一项不相干的生意——室内装修，这家餐厅欠他的装修费。“所以我吃饭不要钱，”老龚说。“吃得越多越好。”他领我们穿过迷宫一样的大厅，大模大样地随便打开一扇扇门。我瞥进门里看到像餐厅一样大的包厢，有一亩宽的大桌子，能坐下整个中队的寿司食客。“他就是东莞之王，”本钦佩道。

我们吃饭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生意人，他满脸皱纹，眼神比老龚还要疲惫；他和老龚一起长大。（“‘文革’的时候他家欺负过我家，”老龚说。）其他的宾客是一个当地银行的经理和一个老师，老龚介绍说，“这是中学音乐部的主任，卡拉OK唱得特别好。”本向我解释他们和老龚交情的本质：银行经理批准老龚的贷款申请，老师则确保老龚的儿子在学校拿到好分数。

一个叫蓉蓉的年轻女孩坐在老龚身旁。她在广州的一个大学读大四，英语专业。她穿一件合身的棕色羊毛套装，高跟鞋，拿一个很贵的手袋。蓉蓉看上去像是求职面试的大学生，只是中国没有大学生穿成这样。她是老龚的情妇，可是我没法相信。像这样一个女孩，可以在跨国公司找到工作，或者出国念研究生。“这样一个女孩怎么会和那样一个男人在一起？”我对本说。

三年前本第一次看到蓉蓉和老龚在一起，那时候她读大一。本耸耸肩，“她喜欢礼物。”

这是我在东莞吃过最豪华的一餐——新鲜刺身，神户牛肉，咖喱蟹，清酒——男人们则在席间来回传递一沓装订好的纸页。我要求看了一下：是接下来几场英超联赛的让分表。这些男人都是大赌棍，一年要去澳门赌场好几次。

这就是中国的大款——白手起家的生意人，他们的财富里满是腐败的气味。他们炫耀张扬花钱如流水，受人鄙夷。当这样一个人被逮捕的时候，往往还搭上一个收受贿赂的政府官员，大家都会好好庆祝一番。对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贪得无厌的大款是这个国家今天所有问题的象征。说起来可能有点怪，我倒还挺喜欢他们。当老龚和他的朋友们问起，我的书写的是什么，他们只是听我说，并没有立刻告诉我应该怎么写。他们也不会啰里吧嗦，让我证明我对中国的忠诚。他们根据亲眼所见的来判断事物，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他们不需要证明自己。

中学老师就不一样了：他坚持所有的都要分类定义，都要明确，他从我开始。“你是从正面的角度写这本书吗？”他问。

我解释说没有正面或者负面，我希望这本书反映真实的情况。后来我无意中听到他跟别人说，“她在从正面的角度写这本书。”

然后他开始盘问本。“你回美国的时候，是不是不再习惯吃西餐了？”

本说他中餐西餐都喜欢。

“那你更喜欢中餐还是西餐？”老师问。

“中餐，”本顺从地回答。他用英文跟我说，“我看出来这是想干嘛了。”

“中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老师断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人。”

“真的吗？”我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人？”

“不是的，”老龚说，他一直都没有参与我们的谈话，现在开腔了。“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不好。”他说话自然而且权威，老师也不敢反驳什么。事情解决了：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不好。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是东莞之王，而另一个只能是很会唱卡拉OK的中学老师。

银丰假日酒店的俱乐部有一个单独的入口，我们进去的时候站在大门两侧一字排开的十六个女服务员向我们九十度鞠躬。俱乐部大厅装潢成奢华夜总会的样子：黑色内饰，紫色荧光灯，一整墙的玻璃酒架上放满皇家芝华士，尊尼获加和长城葡萄酒。酒瓶背后有照明，像是稀世艺术品一样。我们被领进一间包房，里面有一排沙发，面朝三个电视屏幕。中间的大屏幕是放卡拉OK音乐录影带的，右边的用来点歌点酒。老龚的生意朋友转向左边的屏幕，看利物浦对阵曼联的球赛，一整晚都无视其他所有人。金钱打败了性：那毫不意外。

蓉蓉和老龚在沙发上坐下。她从桌上的水果盘里摘下一颗葡萄，喂进老龚嘴里；他很熟练地吞进去，像一头被驯化的海狮。服务生端进来水果盘、玻璃杯、冰块、柠檬片、苏打水、芝华士，伏特加。这些小商品川流不息将持续整个晚上，人们进进出出提供香烟、玫瑰花束、超大的毛绒玩具和异国情调的舞蹈表演。一个妈咪进来统计哪些客人要找乐子，哪些只想唱歌。

然后女孩们进来了。有七个姑娘，穿亮闪闪的金色细吊带晚礼服，看起来像是毕业舞会上的高中女生。她们靠近门口站成一排，因为强劲的空调冷气而耸起裸露的肩膀。有两个推推挤挤，咯咯直笑，但是没有人抬头看客人。每个姑娘腰间都夹着一个塑料标签，上面有四位数的号码。号码如此之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银丰假日酒店的数字编码够管一万名女孩。而蒙古有些地方的电话号码都没这么长。

如果一个男人喜欢哪个姑娘，他会告诉妈咪他看上的号码，然后这个姑娘会坐到他身旁，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上。客人们很挑剔，所以妈咪会送来许多姑娘，一波接一波，而男人可以一个一个地拒绝，就像一个苏丹厌烦了他成群的妻妾。但通常即使最挑剔的客人也会找到满意的女孩。银丰假日酒店在东莞来说不算大，它雇用了三百个小姐。

一个名叫阿琳的女孩，编号1802，在我旁边坐了下来。“这里有没有男人想出去？”她悄声问我。阿琳十七岁，皮肤白皙，圆圆的小脸像个孩子。她出来打工前在重庆上了两年高中；她的父亲出来打工，母亲在家务农。阿琳一开始打算进一家工厂，但是朋友们说在歌厅上班更赚钱。她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是个处女，那时如果男人捏得她太疼，她会哭。现在她平均每个星期跟客人睡四次。

银丰的工作时间是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一个姑娘每天晚上挣两百块钱——包括坐在客人身旁，给他倒酒，把水果喂到他嘴边，为他的歌声鼓掌喝彩，并且忍受他的拥抱，亲吻和抚摸。

“你越红的话，就挣得越多，”阿琳说。

我问她“红”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胸部大，”她直截了当地说，“或者你很时髦。”

如果一个姑娘跟客人出去一次，夜总会要收八百块钱；这叫做快餐。过夜要一千块，而如果客人满意的话，可能给的小费就是这个价的两三倍。一些姑娘不喜欢经常跟客人出去。而那些常常出去的姑娘一个月可以挣两万块，在打工界这是个天文数字。上班的时候，姑娘不可以抽烟，吃太多客人点的食物，或在卡拉OK包厢里跟任何人发生关系。除此之外，她们的生活懒散无序。在东莞，绝大多数的人受制于工厂的钟点，而她们想睡多晚都可以，工作时间却比我碰到的其他人都少。

阿琳见过不少世面，足够她总结经验。四川男人最喜欢乱摸，而且小气。外国男人比中国男人要好心一点。一些客人会让姑娘做他们的女朋友，但是阿琳才不会那么傻。她说她想找个男朋友，也想有一天能结婚。在老家没有人知道阿琳做什么营生。她告诉父母她在工厂里打工，而且赚的钱只有一小部分寄回家，这样他们就不起疑心。有些姑娘从家里出来一开始在工厂里打工，但现在她们再也不会回到那种生活了。她们不存这种幻想。

妈咪坐在卡拉OK世界的最顶层。她每晚会给客人和小姐牵线搭桥；小姐如果来例假或者觉得不舒服可以要求不出台。妈咪从每人的收入里提成，百分之十五左右。好的妈咪会赢得女孩们的忠心，如果她跳槽到别的夜总会，姑娘们也会跟她走。

有两种女人在卡拉OK包房里工作。DJ打理房间，端酒送菜，帮客人选歌；跟客人一起喝酒的是坐台小姐。小姐通常陪客人睡觉，有些DJ也会。DJ不用让妈咪抽成，但是她们每个月必须带一些客人来，或者交每月的规费。许多夜总会招进来的DJ比包房还多，让她们互相竞争，讨客人欢心，带来更多的收入。夜总会等级制度里最低端的是侍应生，他们像太监一样来去无影踪：因为被隔绝在色情交易之外，他们的赚钱能力最低。

卡拉OK世界既梦幻又不真实。无论你讲什么笑话，穿晚礼服的年轻女孩都会开怀大笑，直到她们的恭维像呼吸一样自然。“你皮肤保养得真好！”一个小姐跟我说，然后转向本，赞扬他，“你的中文说得真好！”她们挑逗客人，叫他们老公；男人看起来就吃这一套，也许即使是异想天开他们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老婆的世界。每隔几分钟就有人站起来唱歌，其他所有人鼓掌。房间黑暗而且没有窗户，你的酒杯永远斟满。

这些姑娘毫不设防地坦陈自己的工作。我连续两个晚上在不同的夜总会里遇到许多小姐；当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东莞的书，并询问她们工作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避而不谈或是否认自己和客人上过床。偶尔我会察觉到谎言。她们可能会虚夸自己的收入，或者宣称她们是被骗上贼船；有几个小姐以相当难以信服的方式告诉我，她们第二天就会洗手不干。但她们又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玩世不恭或者冷酷无情。她们很孩子气，像年轻人那样咯咯直笑，有时候我们聊着聊着，她们就哭了起来。

我对她们的看法让自己内心很矛盾。跟这种卡拉OK常客睡觉的感觉肯定很恶心。在这方面，我同情她们。但是她们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过得很悠闲——喝鸡尾酒，吃花生，看音乐录影带——就这样，她们一个月挣的钱比起敏那样的人一年挣的还多。当初她们如此随意就决定踏入这一行，真叫人不可思议。大多数和我聊过的姑娘一开始到卡拉OK来做事，就是因为有朋友或是表姐妹在做这一行，这跟那些出来打工到某个城市或进某个厂一样，是因为那里有她认识的人在。来了之后，她们会想一些留下来的理由：工作轻松，挣得不少，还可以见见世面。

卡拉OK小姐比我认识的打工女孩的背景要好一些——这也让人意外。通常她们在小城市或者县城里长大，而不是农村；相当多的小姐是家里的独女或是最小的孩子，经济负担比较小。很多小姐上过高中，在农村这就算精英了。阿琳上过两年高中，是她们村里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轻人。“家里人希望我出来，做出点成就，”她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他们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和流水线上的女孩相比，她们有更多的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许是太自由了，缺乏清晰的目标，她们一进城就迷失了方向。实际上，她们选择干这一行，正是因为她们对生活要求的更多。大多数小姐想要最后回老家开一家服装店或是一家发廊——几乎每个女孩都认识这样的人。干劲足的姑娘可以一两年就存够钱，大功告成。但是你很容易迷失方向。

第二天晚上在另一家五星级饭店的夜总会里，我遇到了丁霞。她二十三岁，个子高挑，有雕塑一般的颧骨和高鼻梁——真漂亮，不像大多数小姐只是瘦且年轻罢了。她从家里出来六年，号称已经存了四十万块。再挣十万，她说，她会搬到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城市，开一家店，过简单的日子。她的故事前后串不起来——首先，开一家店只需要拿出丁霞所说那么多钱的一小部分就够了。看起来，她撒谎是想要为自己辩白，说服自己为什么如今还在这里。

一个小姐也可能升为妈咪。丁霞工作的夜总会里，那个妈咪身材娇小，处事有条不紊。她穿一身藏青色套装，拿一个对讲机，名片上的头衔是市场推广经理。她告诉我手下有六十个姑娘，她以前是开服装店的。

“是不是很多小姐都能升格做妈咪？”我问。

“很少，”她说。“百分之一。”

“为什么？”

“做这行你得有技巧，”她说。她有礼貌地敬了我一杯啤酒，然后走了。她一离开，丁霞就对我说，“她以前在这里做小姐。”然后她用手指挡住了嘴唇。丁霞在这个夜总会做了很长时间，所以知道。但是有这么多人在这一行来去匆匆，编造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再简单不过。

夜深了，梦幻世界消失：东西吃完了，酒喝干了，大家都唱累了。一些小姐离开去换衣服；她们回来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防风夹克，看起来惊人地年轻。她们打着哈欠，头靠在男人的肩膀上休息。有时候这将幻想保存了一刻，她们看起来就像是男人的心上人——但她们更像是困倦的小女儿黏着爸爸，到点了还不上床睡觉。

最后，这一晚的账单来了——包括包厢费，餐饮费，以及付给每个小姐的两百块现金。卖毛绒玩具的女人回来收钱。本的一位同事整晚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个闷闷不乐的女孩身上，但既然今晚已经结束，他就不愿在她身上花钱了。那个姑娘很不情愿地松开手里的毛绒小熊——又一个女儿，有点被宠坏了。DJ在另一个客人的掌上电脑上戳进自己的联系方式，方便以后预订，然后大家一起离开了卡拉OK包房。男人们由妈咪陪伴径直走向电梯，小姐们则消失在另一条走廊的尽头。

女人偶尔也会撞大运。阿宁，春明那个刚离婚的朋友，开始跟一个东莞本地的有钱人谈恋爱。一天晚上她请我和春明吃饭。阿宁住的那幢公寓楼看起来破败不堪；空调机的废水从大楼的四周流下，铁锈色的涓涓细流像眼泪一样。不过她的公寓内部很宽敞，装修得不错，浅色调，铺了木地板。

阿宁穿一条竹纱蕾丝镶边的象牙色长裙，外面套一件相配的羊毛开衫。她看起来很漂亮，很开心，她为我们做的晚饭有蒸鱼、椒盐排骨和一锅凤爪木瓜番茄汤。吃饭时她跟我们谈起男友，他比阿宁大八岁，眼下出差去了。他们俩最近刚从北京度假回来，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赌球。

“他是做什么的？”春明问。

“他什么都做，”阿宁说。

春明睁大眼睛。“什么都做？”

“他在这里长大。这里所有的人都赌博，搞走私，”阿宁说。“他们就是这么长大的。”在男友的撺掇下，阿宁开始打高赌注的麻将，最近一场麻将输了六千块钱。

每个细节听上去都比上一个更糟。“他对你好吗？”我问。

“啊，他对我很好！”她说。

春明问得更尖锐，“他以前结过婚吗？”

阿宁的声音低了下来。“结过婚，他有个女儿，七岁左右。”

那天春明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认识男人的新方法。某人放了一张漂亮女人的照片在婚介网站上，但旁边写了春明的电话号码。她不清楚是弄错了还是恶作剧，那一整天她都被追求者的电话轮番轰炸。

你是照片里的女人吗？

你留长发吗？

你身高一米六六？

晚饭后，春明到客厅里看电视，连续剧里古高丽国的医生们正在奋力拯救麻风病隔离区的居民。春明觉得他们的人道主义奋斗非常感人，但又不停地被陌生男人的电话打断。

“你好，”她会说，“你是谁？”

她听电话。然后：“是的，有人把照片和信息放到了网上，但那不是我的。只有电话号码是我的。”

停顿。“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嘛，”她说得很甜。“你是哪里人？做什么的？”

那些男人从事机械自动化，在厂里当工头；他们来自江苏和甘肃。又聊一会儿，春明说她现在很忙，不过他们可以保持联系。她总是打断电话。挂了电话之后，她会上下翻看手机短信。你好，我是塘厦的一名工厂经理。她微笑着。“没关系。我还可以交到新朋友。或者他们可以从我们的公司购买零件。”我不得不佩服她的足智多谋。她把无意中张冠李戴的交友信息变成了她自己的独家鹊桥会，再不济也能说服这些男人购买工业模具的零件。

“那个女人肯定很漂亮，”春明一边说一边翻看一连串的短信和未接来电。

“就算你告诉他们那个女人不是你，”我说，“他们还是想和你聊。”

“这个城市里寂寞的人太多了，”阿宁说。

那天晚上，我们决定看看当地的夜生活，主要是新开的购物广场有夜总会和酒吧。这些地方里面黑漆漆的，荒无人烟，紫色霓虹灯伴随轰隆隆的音乐，还有一小群浓妆艳抹的女人，她们那副无聊而乏味的表情写明了她们的妓女身份。我们一路走，春明一路回短信。

我是政府官员。我在这里六年了。

你今天晚上做什么？

你好，我们能交个朋友吗？

我们最后来到阿宁家附近的一个酒吧。里面挤满了年轻的上班族，我们待在那里，见识了一些古怪的场面。好几轮行酒令之后，一个女人扑到一个男人怀里，很可能是她的同事。她用双臂绕住他的脖子。男人不像在拥抱，更像在忍受：他站着，手臂直直地放在身体两侧，好像暴风雨中坚守岗位的士兵。我再看了一眼，那个女人醒了，和她的女朋友聊天；显然，那个男人找机会开溜了。旁边，一个大腿丰满的女人穿一条豹纹超短裙，在一个被架高的铁笼子里面跳舞。几首歌后，她从铁笼背后一个狗洞似的小方口爬了出来。她轻轻爬到地板上，拍一拍膝盖，然后——这荣耀的一刻只有我领会到了——恢复了灵长类动物直立的姿态。她穿过人群来到吧台前，点了一杯饮料。

阿宁的一个女朋友来找我们。桌子上有五瓶青岛啤酒，女人们开始行酒令。阿宁和她的朋友喝得很快，另一张桌子上的几个男人晃过来玩骰子。十二点左右，春明提议她和我去阿宁的公寓，我们在那里过夜。男人们还在不断发来短信。

你现在在哪儿？

你在干什么？

我是一把火。

半夜一点钟，电话响了。是阿宁的女朋友。阿宁喝醉了，走不了路，我们能帮忙吗？春明出去了。阿宁的朋友住在同一个小区的隔壁一个单元，春明回来告诉我她们把阿宁放到朋友的沙发上睡觉。

半夜两点钟，电话又响了。阿宁在走廊上晃悠不肯睡觉，我们能帮忙吗？春明又出去了。我挣扎地继续这不安生的一觉。

半夜两点半，春明回来了。她走进客房，打开床头灯，盘腿坐在床上。“我跟你说个事，”她说。她们回到那个朋友的公寓之后，阿宁唧唧咕咕地说她要上楼跟某个男人解释一些事情。春明和那个朋友不知道阿宁在说什么，但她们最终答应带她上楼。开门的男人又黑又瘦，穿着裤衩背心。他和另外三个装束相似的男人在打麻将。那个男人让阿宁和朋友进去，领她们进了一间空房间，指给她们一张床，让她们把阿宁放在上面，然后回到牌桌上。

春明恍然大悟，这个人是阿宁的男朋友。他没有出差，他看上去一无是处。“她骗我们说他出差去了，实际上他在家里跟朋友打麻将，”春明告诉我。“她老说他对她很好。这个男的那么老！还那么丑！”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那个男人的公寓去，把阿宁的钱包留给她。是那个男朋友开的门。他的脸又长又生硬，红得发黑，像一块牛肉干；他看上去四十好几了。他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春明说得不错，他看起来并不怎么样。阿宁还在那个空房间里睡觉。她连眼睛都睁不开，收下钱包的时候也没说一个字。“醒了之后给我打电话，”春明说。

后来我碰到春明，问她阿宁怎么样了。那天晚上她说了什么？她还跟那个男朋友在一起吗？春明说阿宁没有跟她说实话，她们俩再也没提过这事。阿宁没有走桃花运，她只是假装开心。她的这段恋爱看起来只是又一次的遇人不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