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的工厂里，没有人受过正经的职业教育。过去，教育在中国一直是目的明确，路线清晰。在清朝，男性继承人学习四书五经，以便通过科举。在五六十年代，当时我的家人已经撤退到了台湾，那里的年轻人都读理工科，为了求职和去美国深造。“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学生们背诵红宝书，为了在政治运动中生存下来。然而并没有专为东莞设置的教育课程。打工世界不讲究传统或出身，大家必须学会给自己重新定位。大多数的姑娘和小伙，为了外出打工缩短了上学的时间；我认识的那些大学毕业生的专业和他们眼下的工作八竿子打不着。一位主修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在给工厂经理做培训，一家当地报社的记者之前的专业是会计和林业管理。对于东莞而言，中国经济的需求变动得太快，以至教育系统都跟不上步伐了。
如果说国民教育课程无关紧要，那么商业性的学校在东莞则是茁壮成长。夜晚和周末，灯光昏暗的教室里挤满了身穿工厂制服的青少年。英语和电脑课最热门，还有一些制造业经济特有的课程。一些重点讲述如何制作塑料模具；还有的讨论注塑成型法的话题。这些课并不传授全面的知识——通常它们只提供给缺乏教育素养的学生一些找工作的皮毛。这就是东莞教育的关键：无论你需要什么，总能事后再学。
你还不懂所有该懂的，老师一遍又一遍提醒学生。在工作中学习。
一个外来女工告诉我，她在塑人管理咨询顾问公司开办的学校学习。塑人这个名字刻在我脑海里，意思是“将人塑形”。这些课程教流水线工人在办公室环境里如何言行举止；毕业生找的是秘书、文员和销售助理这一类的工作。“四个月内，我们提高了她们的素质，”学校的一个高管，黄安国，在我采访他的时候这么说道。“我们是唯一做这种培训的学校。”六百八十元的学费——大概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包括四本软面教材。黄安国把课本递给我的时候显得有点不情愿。
<b>《企业管理》</b>
<b>《商务文秘技巧》</b>
<b>《礼仪和素质》</b>
<b>《社交和口才》</b>
黄安国告诉我，这些课程太具有开创性，以至老师们都没法找到合适的教材，所以他们自己编写了课本。他邀请我旁听一节课。我告诉他我有兴趣。
你必须抓住机会否则就会永远落后一步。
第二天我去拜访另外一所学校，由东莞智通人才智力开发公司经营。这所学校的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同样以想要上升到办公界的打工族为主要对象。“我们为这部分人群设计了自己的教材，”培训部的经理刘利军告诉我。然后他拿了一套教材给我看。
<b>《企业管理》</b>
<b>《商务文秘技巧》</b>
<b>《礼仪和素质》</b>
<b>《社交和口才》</b>
我并没有告诉刘利军，我才去过一家跟他竞争的学校，两家的商业计划完全一样。我也没有暗示，谁剽窃了谁的课程；更有可能是两个学校都是从别处抄来的。我简单谢过刘利军的课本，并接受了他的邀请，旁听一个学期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的课。
尊重别人的意见并且不要轻易指出他们的错误。
我十五岁就出去了。一开始在家附近的城市跑业务。然后我来到东莞，做一名普通工人，然后在石碣雅新电视机厂当助理。
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很难让老板发掘你。你必须发掘自己。你必须发展自己。要跳出工厂，你必须学习。
你们来这里是因为你们不想做一个平凡过日的普通员工。想等公司提拔你，你就一直等到老吧。
演讲者名叫田佩燕。她十七岁，穿一件蓝色外套，系一条红色条纹领带，仿佛刚从贵族寄宿学校的画册里走出来。她说话的时候，瘦瘦的脸蛋泛起绯红，能听到她的呼吸伴随着句子的节奏一顿一顿，好像在赛跑。虽然由一个青少年来警告听众衰老的严重性，显得有些奇怪，但田佩燕本人却很有说服力：她原先是智通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学校的教育顾问了。
另一位演讲者，陈英，在制造无绳电话的伟易达公司做流水线工人。她宽脸，厚嘴唇；二十岁了，迫不及待地盼望能提高自己。厂里的人有时候会跟她说，“你怎么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个普通员工。”
我和你们一样，中学毕业。我在流水线上做得麻木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一天，我问一个朋友：“生活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工作得这么苦？”我的朋友没法回答。
我去翻书，书里也没有答案。我想，“如果你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生活会有意义吗？没有。”
所以我开始上这个培训班。一个月里我学到很多。以前在别人面前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又害羞又害怕。你们觉得我现在的口才怎么样？
我想你们都想学到我学会的那些。离开流水线。别再让人家看不起你们。别让人家说“你只是个低下的工人”。我们必须抬起头说，“我们也能成功。”
2005年一个温暖的春夜，工人们过完春节回到东莞，智通学校开始为白领班招募学生。老师们在全市要开班的各个地点举办免费宣讲会，一连好几个晚上：每次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一些有可能加入的学生一次又一次来听宣讲会，纠结着到底要不要报名。
近期的毕业生站着讲述她们如何离开车间，把她们的转型故事弄得像是宗教重生的布道会。流水线上的生活让她们变得无知而麻木——麻木，这话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嘴里说出真吓人。她们发现了白领班，这个班也让她们发现了自己。我一度迷失方向但是现在找到了路。我现在做文员一个月挣一千两百块。你们觉得我现在的口才怎么样？每个成功的见证都暗藏着警告：马上改变，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们有许多学生三个月课程还没上满，就跳槽找到了新工作。有些人现在一个月挣一千两百块。投资回报是一比五百。
如果这两三年不努力，你会一辈子生活在社会底层。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你开始成家，你的爱人或许也是个普通工人。你们俩加起来一个月只能挣一千块钱。但如果你升职了，你的对象可能是个经理。你的整个世界都会不一样。
这个班的负责人叫邓顺章。四十岁，来珠三角前他在湖南老家经历过曲折的职业道路，包括在高中教书，在当地政府工作，在报社拉广告，开店卖音乐磁带。在东莞他管理过各种工厂——做玩具的，鞋底的，假圣诞树的，圣诞老人模型的——但他看起来不像个典型的工厂老板。他胡桃色的窄脸上，有一双乌黑温厚的眼睛；他言语谨慎，有着京剧演员般精准的姿态，从来不拔高嗓门。无论天气怎样，他总是穿整套西装，配毛背心，打领带。
邓老师是许多外来民工在东莞遇到的第一位善良的成年人，宣讲会上，她们向他提出的问题都是心中藏了很久的秘密。老板性骚扰你该怎么办？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把你吼哭了，是不是证明你是个软弱的人？邓老师耐心地回答每一个问题，把推销课程的任务留给那些在流水线上干过的手下去处理。
你就一直等到老吧。
离开流水线。
你必须发掘自己。
我和你们一样。
有两百多个姑娘报名上春季的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每个学生预付七百八十块学费——比许多人的月薪还要多。接下来的三个月，她们一个星期上三个晚上的课。这时间足够让她们改头换面。
培训班设在伟易达无绳电话厂街对面一个写字楼的六层；学校的一楼是一家手机店。伟易达和附近做DVD播放器的先锋工厂一共有一万六千名工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学生群体，具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东莞其他的一切相同，教育也要配合制造生产的需求。培训班安排在夜里八点半到十点半上课，这样就不会和晚上加班的时间冲突。如果某个工厂晚点下班，老师会给这些学生补课。
打工者在流水线上工作十小时后，夜晚还要去学校。工厂周围的街道上摆满了各种摊子，卖油炸小吃，果汁，发饰，以及罩杯有葡萄柚那么大的带衬垫的胸罩。摊子上挂满了光秃秃的灯泡，在潮湿的夜晚透出硬生生的白炽光，好像日落后游园会摊贩中间杂乱的过道。姑娘们拼命挤过总是灯光炫目水泄不通的手机店，再闯过一个巨大广告牌，画面上三个比基尼女郎在海滩上。每个女郎都头戴冠冕，怀抱手机，嘲弄着那些姑娘们求而未得的东西：性感，魅力，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
教室里摆放着低矮的金属板凳和儿童型的课桌，学生们两两坐在一起。教室后面的墙壁被大幅的白领班广告占据，上面是一名穿着暴露迷你裙的秘书，顶上是一句广告语：<b>培训提高竞争力</b>。即便是教室里仅有的一个蹲厕，里面水龙头还漏水不断滴到地板上，也有一条文明提示：<b>为避免尴尬，请锁上身后的门。</b>
每个班一开始都由校长刘鲜元讲话动员，他涨红着脸，像电视购物广告里的销售员。今天刚开学，他扫视全班二十五个女生一遍，然后说，“我希望你们今后不要穿工作服来上课。”
“但我们是直接从厂里过来的，”一个学生反驳道。
“我要你们尽力做到，不要找借口。好吗？”
那天的课程是“提高礼仪造诣，展现性格魅力”。任课的付老师是个年轻人，一本正经，穿着白色的正装衬衫，黑色西裤，打领带——这是学校规定的。接下来的三个月，学生还需要掌握许多别的规矩，但付老师用一个故事开始了这门课。
“你的梦想是什么？最后一排中间的那位。”
一个女孩站起来。“从我出来之后……”她的音量逐渐变弱，左右张望着，突然被点名吓得她僵住了。
“站好了，”付老师告诉她。“要有自信。”
她站直了一点，又弯了下去，开始，停下，然后终于一口气说完，“自打我出来，我想要做销售助理。”
全班鼓掌。女孩坐下。
“好，”老师说，“我来告诉你们我曾经有过的梦想。”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历史。我想要成为历史书里的人物，想为祖国做巨大的贡献。
当我长大一些，我意识到这并不实际。于是我决定，要站在天安门上检阅三军。但我觉得也许无法实现这个梦想。一个农村出来的人，想到天安门上检阅部队，这并不实际。我会把这个梦想留给后人。
后来我决定，要把全家从农村带进城；在城里养育我的小孩，让他们进一步发展。当你提升了自己，就能把全家提高一个档次。
我相信你们是为了同一个原因来到东莞。我们身上的担子是一样的。我们都想把家从农村搬到城里来，为家里做贡献。是不是？
如果你走出农村，你就提升了全家的层次。你的父母也会因为你的成就变得不一样。
自从我来到东莞，我经历过很多挫折。很多次我都想回家。但是你必须坚持。如果你回去了，结果就跟从没出来过是一样的。
他转向身后的黑板，写下：如何塑造良好的礼仪形象：衣着。
“衣着的颜色非常重要。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当穿着不同颜色的时候，别人会认为你的性格是怎样的。请记下来。”
红色代表热情。
橙色代表兴奋。
黄色代表活泼。
紫色代表神秘。
绿色代表清新。
黑色代表冷静。
白色代表纯洁。
蓝色代表得体。
第一天，付老师涉足了很广泛的领域。他给了一些小贴士，告诉大家如何建立信心。练习大胆地表达自己。走进房间，要像它是你的地盘。他从历史中找到精神激励。我的偶像是毛泽东。蒋介石让黄河堤溃决以阻碍日军：这就是果敢的决策。阻挡日军的洪水也淹没了几十万的中国农民，但付老师并没有提起这个事实。教的是礼仪，不是历史。
九点一刻，他打断了自己的讲课，唱了几个小节的流行歌曲。教训：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乐在其中，就要表达出来。九点半，一个学生举手回答问题，这也是第一次有人敢主动举手。十点一刻，这堂课提早几分钟结束，刘校长回到教室做最后一段励志演说。“告诉自己，你们要和白领班融为一体，”他对学生说。“你们和街上其他的那些人不一样。”
这是我见过的最诡异而混乱的观点，它把个体的重要和僵化的新潮思维结合在一起：紫色代表神秘。这启示很现代——表达自己，要自信——但随之而来的又不忘传统的训示——你会把全家提高一个档次。连历史也在东莞的教室里被牵强地带上了一笔。能指望一个十七岁的打工女孩，从蒋介石淹没日军、淹死几十万同胞这事里学到什么？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新的规则很快聚积起来。倒茶的时候，茶杯要七分满。紫色的眼影适合所有的亚洲女性。追求成功，三分靠知识，七分靠人情。左手拿电话听筒，右手拨电话号码。笑的时候，嘴巴要张开，不露齿，嘴唇放平，嘴角稍稍上抬。午休的时候，不要平躺在椅子或者桌子上。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都需要指导；有时候这种课感觉就像火星人要伪装成地球人而上的速成班。不过历史的英雄们一成不变，蒋介石和毛泽东引领全军，把希特勒遥遥甩在第三位。希特勒的价值在于口才；纳粹头头是个精彩的演说家。这是礼仪课，不是历史课。
但我也注意到：学生们并没有睡着。她们看上去也没有觉得无聊。两个小时的课，中间没有人离开教室上洗手间；她们怕一离开就漏掉些什么。一直以来，教育这些女孩的老师和课本，本身早已同现代世界脱节。她们背下一大坨食古不化的规则，励志教条和儒家箴言。但她们却懂得只吸取她们需要的东西。很久之后，我才领会到她们早已掌握的核心原则：如果你的言行举止都像比你阶层更高的人，你就会成为那种人。
第一天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一个女孩穿工作服来上学。
我头一次来学校，和付老师同乘一辆出租车回东莞。这只是他教过的第二节课——第一节课在当天上午。他的教学资料大部分来源于互联网。付老师是东莞教育思潮的典型：在工作中学习。他当时还在上大四，但已经早早结束课程出来工作了；就像东莞市里的所有人一样，他的生活是快进模式。他的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他的偶像是个每节课收费一千两百元的台湾管理大师。我很奇怪这些东西如何能跟他的另一个偶像毛泽东相提并论。
我问付老师他来东莞多长时间了。
“今天几号？”
“3月29号。”
“那我来这里二十二天了，”他说。
出租车在黑暗的高速公路上加速行驶，他告诉我一件刚来这个城市看到的事情。十字路口，一辆小轿车闯红灯离去；不远处，付老师看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倒在血泊之中。他认为两件事情肯定有关联，而且他应当将这个信息告诉某个人，但他不知道应该告诉谁。“也许，和我一样，这个人在这里没有家人，”关于这个骑摩托车的身亡者，他揣测道。“可能很久以后，他的家人才会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停在一幢房子前，付老师和另外四位老师一起住在其中的一间公寓。农村来的人很少会说“你好”或者“再见”，即使生活在这个城市看起来还没有改变这个习惯。他说了在东莞的人分手时常常互相嘱咐的一句话：“在外面要小心。”
在东莞上学往往环境简陋。教室斑驳又昏暗，深受停电的困扰，脏兮兮的旧电脑，看起来像是考古的出土物。学生们穷，又没上过几天学，甚至他们的老师也要为自己浓浓的乡村口音而抱歉。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没有像样的学历；许多人，像邓老师一样，拖着一连串失败事业的轨迹。但即便这样，他们也是具有革新精神的一群人。
在中国常规的学校系统里，学生在课堂上不太说话。经常，老师如果不提醒的话，学生们连笔记也不会做。课程内容是政府的某个委员会决定的。老师们鼓动学生彼此间形成竞争，使他们更加努力学习，整个系统围绕考试展开——考入好初中，然后是好高中，最后是好大学，或是任何大学，只要能考进就行。就像科举制度一样，教育系统只奖励了少数人：每年，只有相当于百分之十一的学生能进入大学就读。没能进入这条轨道的学生，则被分配到职业学校学习实用劳动技能，比如机械工具操作或修车，但这些课程内容基本上都过时了，以至于学校的功能更像是个围栏把学生关在里面，直到出去工作。
中国在尝试教育机制改革。一些老师已经欣然接受“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创新能力，倡导学生主动学习而不是死记硬背。为此，一些更有财力、更先进的学校引进了选修课，比如美术和音乐。另外一个目标则是让高等教育更加普及；近几年来，政府大幅度扩大了高等院校的入学率。但是，为墨守成规的教师和行政人员、政治局限以及历史积淀下对考试分数的痴迷所拖累，教育仍然是中国社会最保守的领域之一。
东莞这些商业性的学校属于另一个世界。没有历史的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传授任何想教的东西。他们毫不掩饰地更注重实践技能；老师使用的材料来自互联网，或他们在工厂或公司的经历。他们不强迫学生对立竞争，也不给他们打分数。既然来的每个学生都是为了改善自己事业的前景，那么班级排名就无关紧要。他们忽视写作——这是传统学术的基石——而强调口才。懂得如何说话将会帮助学生赢得更好的工作，取得更低的报价，或卖出更多的产品。“我们都在做销售这一行，”白领班的老师们反复提醒学生。“我们在销售什么？我们在销售自己。”
老师们来自行业的中层或者下游。邓老师曾在东莞工厂里工作过十年。教口才的端木老师，曾经在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做销售员，而另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女子，现在教礼仪和化妆。大多数老师都是二十几岁，和他们的学生一样，从其他地方来到东莞，想要飞黄腾达。不像其他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这些老师不会看不起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女孩比我还能干，”端木老师在他的第一节课后跟我说。“出来在工厂里打工需要很强的自信。”
东莞的教室里绝大多数是女孩；附近的深圳做了一份调查，有四千个工人接受了访问，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人曾经上过商业性的培训班，而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女孩本来接受的正规教育就较少，这反映出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女性会更迫切地想往上爬：家长会催促女儿回家结婚，但是更好的工作会让父母们闭嘴，也会提高她们对婚姻的预期。东莞的性别失衡或许也是一个因素——车间里绝大多数是女孩，学习也是避免迷失的一种办法。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很难让老板发掘你。你必须发掘自己。
我旁听了一个学期的白领班，意识到我正在目睹中国教育的秘密革命。被传统学校系统抛弃的人获得了第二次机会。这个世界工厂也在塑造着人。没有分数，没有考试，其实一切本该如此。教室外的世界才是考试；生活才是考试。
从衣着颜色开始，白领班的女孩们一路学习如何打手势，如何站立，坐正，交叉双腿，走路，拿文件，如何蹲下捡起掉在办公室地板上的东西。女性坐下的时候应该只占椅子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以自然、不做作的姿态使用手势。5月初，付老师用了一整节课讲解吃饭，喝酒，以及赴宴的礼节。在黑板上，他写下吃自助餐的规矩。
1．排队取食。
2．按顺序取食。
3．每次少取，多次取食。
4．每次只取少数几样，避免食物混杂。
5．不要打包回家。
在中国，喝酒占到工作场合应酬的一大部分，尽管无情的灌酒把本是乐趣的事情变成可怕的责任。付老师对酒精消费的指导细致入微又不留情面。在他看来，喝酒就是工作。
碰杯敬酒的次序应该和你握手的次序相同。你必须从最重要或是最年长的人开始，依次往下敬酒。
千万别喝醉。
在中国为了交际，你必须学会如何喝酒，就像男人应该学会抽烟。
如果你对酒精过敏，去宴会之前，得先吃点东西或者吃药。
然后付老师转到西餐礼节。他在黑板上写道：
开胃菜→面包→汤→主食→甜点→水果→热饮
“我从网上查到这些信息，”他说，“不过我从来没有吃过西餐。但是今天我们很荣幸有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张记者。”他朝我示意。我站起来走到教室前面。走进房间，要像它是你的地盘。
我告诉全班同学应该在哪道顺序点一杯酒。我解释说有时候你不会既吃开胃菜，又喝汤。我说看起来好像要吃很多，这也是不少美国人超重的原因。学生们把所有这些都记了下来。
“有人要提问吗？”
付老师举手。“我一直不明白，开胃菜是什么东西？”
我解释说是不同种类的沙拉和海鲜。
付老师再次举手，请我解释使用刀叉的顺序。在黑板上，我画了一个摆桌的示意图。我解释汤匙和甜点匙有何不同，沙拉用的叉子和主食用的叉子如何区别。我描述怎样切割牛排，必须要左手用叉右手拿刀，然后在切好的最后一刻把叉子换到右手。“听起来很复杂吗？”我问全班。
“是的！”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做，”我说，“看看旁边的人，就照着他们做。”
“如果你做错了，”我差一点就说，“也没有关系。”好在我及时制止了自己。成功的关键是正确的举止——这是整个课程的核心。随心所欲这种做派，是属于美国人的。那天的课以练习劝酒而告终。“如果你的经理有点醉了，你得接过他的班，”付老师说，严肃的口吻仿佛在说情况紧急之下，需要你迫降一架波音747似的。他又重温了一遍划拳和猜拳的规矩，然后他让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来练习。
学期过了两周，一个女孩来到教室后面我坐的地方。我从没有见过她在课上发言，她介绍自己的时候害羞得脸红。我有种感觉，自己成为了某人自我提升计划的一部分。
她名叫蒋海燕。脸蛋宽而漂亮，表情轻柔，五官线条柔软不分明，染成赭色的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她十六岁，在伟易达的流水线上工作，因为她的父母没有钱再供她和她哥哥同时上学。“我觉得我和哥哥两个人，打工的话我更容易生存下来，因为他很近视，”我们见面不久后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她跟我说。“所以我骗我爸妈，跟他们说我不想再上学了。”她的哥哥现在上大学，学设计。
她这种儒家自我牺牲行为背后，掩藏着希望成功的强烈企图。通过一个在伟易达工作的表姐，蒋海燕找到在流水线上组装无绳电话的活儿。培训的第三天，老板要找一个自愿在生产部工作的人。蒋海燕不知道生产部是干什么的，但是她大胆地举手，心想这应该比乏味的流水线工作要强一点。在生产部，她对老板谎称她在东莞另一家厂里做过文员。
“你做过多久文员？”老板问。
“一年，”蒋海燕说。
“那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厂里来做普通工人？”老板盘问她。
压力激发了她的口才。“我想在这个行业发展自己，”蒋海燕回答说。老板分配她去检查成品；一个月后，她被调到仓库，用电脑记录工厂材料。她的故事跟我听过的所有出来打工的故事一样：通过大胆的自我表达和说谎，她升职了。
因为当时她才十六岁，蒋海燕进厂时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在厂里大家都叫我陈华，”她说。“只有我的表姐和两个好朋友知道我叫蒋海燕。”
“用别人的名字叫你不奇怪吗？”我问她。
“啊，现在感觉就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样，”她说。“在厂里我是陈华。当有人喊蒋海燕，我得想一下才能反应过来，这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