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思潮

<h3>自由主义浴火重生及第一次失落</h3>

2010年5月1日晚，我和阿城、刘索拉在索拉的798工作室夜谈。阿城说，自由民主是一个新道统。

这和徐友渔所说的“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是一个意思，他还说：“要充分估计华夏民族接纳一种现代政治学说的困难。”1

和传统政治学说相比，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可谓其生也晚。

以洛克的《政府论》（1690）问世为标志，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大体成形于17世纪的英国。其后，洛克同胞斯密的《国富论》（1776）从经济层面丰富了古典自由主义。这两本书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高张了人的权利，指出君权并非神授，而是来自世俗同意；二是限制政府权力，不让它态意妄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三是经济发展要靠市场，靠自由竞争。能够自由运用知识、智慧、财富的经济状态，是最佳状态。

两百年之后，自由主义登陆中国。民国后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是系统输人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第一人。1902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的中译本取名为《原富》。1903年，他翻译出版穆勒（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严复几经选择，将中译本取名为《群己权界论》，强调了群体与个人的权利界限。

严复给中国带来自由的经典定义：“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比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人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口：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2这就是说，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严复高度评价个体自由的价值，特别看重言论自由。他还强调实证方法和经验论，推崇西方立宪民主制度，倡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3

不过，严复在自由之上又加上了国家富强的目的。他说，人民有了自由，国家才会富强。于是，国家富强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自由成了第二位。自由到底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价值？在二者必择其一的时候，有些人就选择了工具而放弃价值，这就在自由主义问题上导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长期的紧张和冲突。

敏锐的严复，看到了自由主义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冲突。他一针见血地说：“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也。”4

阿城、徐友渔之说，与严复相同。

除严复之外，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丁文江、梁实秋、张君动、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从不同角度为推动自由主义发展做出了努力。但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再加上外敌人侵，自由主义发展空间受到很大限制。

1949年，大规模革命势力切断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的进路，自由主义归于沉寂。

对于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失落，徐友渔这样解释：一是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隔膜，融入需要较长过程；二是社会条件不具备，没有现代经济基础，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起码的法治条件；三是战争不断，外敌人侵，容不得从容进行启蒙工作；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理念相对衰落，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建设取得成就，社会主义理想扩大阵地，世界一度左倾；五是自由主义始终在知识分子圈中流行，未能在民众中形成势力。虽然自由派人士做出努力，但在势不两立的政治军事集团之间，自由主义者实在无能为力。总之，是历史条件不成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启动，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兴起，自由主义久旱逢甘霖。有学者说，自由主义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出现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这话不错。

由此发端，历经30年，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轨迹，经历了两次起落。

先看第一次起落。

“文革”惨剧之后，社会各界对个人价值和权利的迫切呼唤，昭示了自由主义长期冬眠之后的复苏。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潮有一段“蜜月期”。当时，双方有共同的阶段性目标：打破个人崇拜，冲决思想禁锢，扩展个人自由，呼唤民主法治。

初起的自由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历经长时段文化禁锢之后，知识资源匾乏，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缺乏理论自觉，所以没有人明确举起自由主义理论旗帜；二是由于80年代反复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压力很大，也没有人敢于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

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潮萌芽潜行，随着庞大的西方著作翻译工程的进展而逐渐抬头。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大学开展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和生存了一年多的西单墙大字报，批判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呼唤民主，要求打破精神枷锁，无疑是自由主义的呼声。1984-1989年的文化大辩论以及80年代后期的新启蒙活动，表达了自由主义持续的人文追求，即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的再发现。

80年代最响的口号是“思想解放”。但在这个口号下面，涵盖了各种不同主张。自由主义思潮认为，思想解放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人权、民主，最终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有人说，80年代是自由主义的一统天下，其实并不符合实际，自由主义的传播还是遇到不少曲折。在80年代，围绕“清污”、“反自由化”等问题，决策层与自由主义产生分歧，但二者仍然共同致力于支持农村改革，扩展个体私营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中国走向世界。

其后，在政治改革等问题上，决策层与批评现行体制的自由主义渐行渐远，自由主义思潮遭到挤压。

八九政治风波中，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迎面相撞，陷于失败。风波之后，自由主义主张遭受严厉批判，陷入低谷。这是自由主义第一次失落。

在低谷中，知识界对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进行反思，认识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长期性和渐进性，理性温和的自由主义渐渐上升。

<h3>90年代：自由主义复起</h3>

再看第二个起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批判了左倾原教旨主义教条，启动大规模市场化改革，思想解放重新抬头。自由主义思潮历经磨难，获得新生机。自由派知识分子坚决反左，支持改革开放，支持经济领域深人变革，并且在融入全球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私营经济、保护私人产权、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决策层再次形成共识。而左倾思潮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公开反对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给执政者造成极大困扰，自由主义与决策层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并且成为制衡左倾思潮的力量。由此，自由主义复起。

中国在90年代初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使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鲜明地亮了出来，为自由主义复起立了头功。在这方面，吴敬琏、厉以宁、董辅扔、张五常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由于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急迫需求，遂成为影响决策的活跃力量，甚至一度进入决策中心，发挥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重要作用。

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之后，学界对市场经济与体制、法治、国家权限、社会公共秩序的关系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讨论，对过去人为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的危害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个人主义也有了新的理解。许多人认识到国家、社会、集体实际上是为公民权利服务的手段和工具。与此同时，90年代逐渐兴起的胡适热、陈寅格热，也为重提自由主义发掘了本土资源。

当时许多重要法律的修订和政策的制订，吸收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因素。比如提出了法治政府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再比如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比如后来宪法修订案纳入了保障人权的内容等。此外，中国新锐纸质媒体南方报系、各地城市报系以及《财经》杂志等一大批市场化杂志和新兴网络媒体，也都普遍倾向于自由主义，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强势舆论氛围，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觉和影响力，都大于80年代。

在“二度暖春”的背景下，90年代中后期，诸多学人以学理形式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打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高调登台。

尽管自1995年起，刘军宁、王众、贺卫方主编的《公共论丛》丛刊就提出了自由主义并开始相关讨论，但社会上普遍认为，开头炮的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李慎之影响大，而且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紧要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5

同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1999年4月，李慎之在《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一文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6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说，李慎之的文章，是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h3>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h3>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一文，对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张作了简练概括：“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7

不熟悉思想史的人略感头疼的是，经过几百年演变，自由主义内涵日趋复杂。

古典自由主义高扬个人权利，强调自由竞争，赞赏“看不见的手”，要求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权力。

新自由主义在坚持政治、经济、文化自由的同时，考虑到政府应该发挥效能，主张必要的经济干预，同时强调社会公正。新自由主义学者罗尔斯提出了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回应了时代挑战。因为有些人指责自由主义只关心财富的产生，而不关心财富的分配。

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诺奇克则用“持有正义”反驳了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诺奇克说，只要财富是合法得到的，就不能被剥夺用来无偿补贴弱势群体。诺奇克赞成“最弱意义的国家”。

另一位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主张尊重人类社会的自由自发秩序，实现法治之下的自由……

不同的人接触到自由主义不同侧面，不免眼花缭乱。

面对自由主义纷纭复杂的分支，徐友渔一语道破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他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中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8南开大学于宁志撰文《徐友渔的自由主义言说》发表在河北省《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8期，说徐友渔是自由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和守护者。

徐友渔在《对自由主义的重新阐释》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并大力维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认为人生而平等，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有一切行动的自由。基于此，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最终目的，国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个人的生活，而是以法律为手段维护秩序，以排除对于个人自由的妨害。因此，国家的权力应当相当有限，仅以达到上述目标为界。由于权力具有扩张、垄断的自发倾向，因此国家权力应当分属不同机构，相互之间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国家并不负有指导经济生产，分配资源的责任，其职责仅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础上的自由竞争。”9

刘军宁则在许多文章中论述了自由主义的另一“命门”，即自由主义与私有财产权同生共死的重要关系。他在《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一文中说：“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权。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财产占有权是个人自治所必不可少的，它既为个人自由提供了保护，又使个人获得了自治的能力……无取得财产的权利，无行使财产权的自由，这个人就不是自主的自由，人就没有人格尊严。无数事实表明，窒息个人自由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剥夺个人的财产权……财产权所保障的创造财富的自由是人类一切自由的前提……否定了财产权，如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言，自由就失去了保障。”10

刘军宁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英国一个故事。18世纪中叶的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形容财产权对于人的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国国王不能踏进来，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的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是私人财产。

刘军宁引用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和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权力扩张的牢固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哈耶克说，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英国学者奥克肖特说，一旦生产资料归于单一占有者手中，奴役就在眼前。所以，财产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先导，是宪政民主的基石。

在自由主义学者群体中，刘军宁不提社会福利，被人称作“最纯粹”的自由主义者，或“自由至上主义者”。由于他的主张类同于美国共和党的核心价值观，因而被划为自由主义右翼。刘军宁近年来的努力转人一个新方向。他曾著有《保守主义》一书，介绍英国保守主义大师柏克的思想。在书中，刘军宁批评了企图依靠人为建构重建世界、改天换地的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主张在经验主义基础上，保守自由传统，让社会自然演进。在刘军宁的著作中，保守主义即是保守自由。正因如此，近年来刘军宁发表很多文章，在先秦诸子中挖掘自由因素，力图证明自由和宪政在中国是有传统可循的。

任剑涛在《什么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同底线》一文中提醒说，一些中国学者热心引进新自由主义，有意无意忽视古典自由主义。他们对公正问题的偏爱，超过了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对社会不公的批评，超过了对宪政制度建设的兴趣。他们想把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嫁接起来，寻求一条非左非右的吉登斯式的“第三条道路”，从而减少对立面，躲避攻击。任剑涛说：“他们对于中国还处于一个缺乏基本自由，缺乏捍卫基本自由的基本宪政制度安排的现实状态视若无睹。”“所谓共同的底线，只能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的个人自由与权利这一底线”，11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调和式观念。

任剑涛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建成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古典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早已实现并有确实保障。在此基础上发展新自由主义，将自由与平等这两大制度主题结合起来，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古典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基本等于零。“我们需要强调”，任剑涛说：“当今我们中国只能对接古典自由主义，而难以对接新自由主义。原因很简单，一个缺乏对自由理念的普遍认同，缺乏稳定有效运作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安排的国度，直接引用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与制度轨制，只会损害公民的个人自由。”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