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h3>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曾遭诅咒</h3>

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是负面形象，是“叛徒”。

20世纪60年代，中苏决裂。中共发表“九评”（连续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在批判“苏修”的同时，挖祖坟追溯到民主社会主义和“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各国社会党（社会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载体），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让我们挑出一篇“八评”看看。

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作者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赫然代表最高权威。

该文说：“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

这篇文章对主张和平过渡的各国社会党也做出了否定性评价：“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文章的结论是：“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衷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

批判文章铺天盖地的结果，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谈虎色变。

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著作，只能享受“供批判用”的内部灰皮书待遇。

改革开放之后，事情起了变化。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献，发表一些学者客观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文章。比如198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殷叙彝主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为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资讯。东方出版社出版刘芸影翻译的《论民主社会主义》一书，也为读者了解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帮助。

然而，“江流曲似九回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东欧各国共产党改为社会党，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己身，于是再度高调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否定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重新抬头。当时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许俊达主编的《民主社会主义哲学源流》一书。该书第7页说：“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被那里的右翼用来作为向资本主义急速过渡的桥梁……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第20页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以人道主义为主线和核心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哲学……这一思潮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与自由主义，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倒有着更多的相近。”

重庆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徐崇温著《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该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标题是“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这一节一开头（第58页）就说：“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作为社会改良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而且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指导着社会党国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而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还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的政策。”

当然，90年代还有另外一种趋势。这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新一轮解放思想浪潮兴起，不但为改革开放带来转机，也给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开启了新的路向。

与此同时，各国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断改善。1997年，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访问中国，标志中共与社会党关系正常化。

就在同一年，英国布莱尔率领新工党上台执政，提出“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新工党1995年党章宣布，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工党的目标是：公正社会、开放政体和健康环境。一方面，要扫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分配不公）；另一方面推进社会所有制（不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段时期内，中国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翻译与研究热，诸多中国学者研究“第三条道路”的著作纷纷出版。如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峰著《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研究——兼论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何秉孟、姜辉著《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学者对话实录》，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阮宗泽著《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史志钦著《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等，对民主社会主义做了相对客观的介绍与评论。

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著作也摘掉了内部出版的“灰皮书”的帽子，先后由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公开出版销售，受到读者欢迎。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命运，颇受国人关注。当下，国人对于中国未来路径争论颇多，而民主社会主义不管怎么说也是社会主义，自然引起极大兴趣，民主社会主义渐渐走红。

<h3>民主社会主义是何方神圣</h3>

如此跌宕起伏，波濡云诡，民主社会主义到底是何方神圣？

先解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最早从古希腊广泛流传的关于人人“平起平坐”的“黄金时代”的传说，中经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平均主义文献以及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再到马恩逝世之后一百多年来的探索，社会主义可谓源远流长，门派众多。有人说世界上有五十多种社会主义，更有人说有一百种，这里不再考证。要之，社会主义虽然流派众多，内容错落，但发展至今，不同流派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公正、自由、民主、普遍幸福。尽管有的社会主义流派只是嘴上说说，但也不敢公然否定这五种价值。

至于民主社会主义，则是指用民主的方式即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又特别强调民主的一种社会主义主张。

我们看看历史。

作为欧洲各国弱势民众（主体是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政治运动，民主社会主义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登上舞台。

“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是由法国人赖德律一洛兰和路易·勃朗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提出来的。他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民主党。后来欧美各国成立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费边社等，都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政党（本书用社会党这一名称代表这些政党）。

路易·勃朗等人谋求增进工人利益，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主张依靠国家力量帮助，建立“国家工厂”，吸纳大众就业并减少劳动时间。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借用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话来说，就是人人平等，个个幸福。在德国，拉萨尔称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拉萨尔认为，应该通过普选建立人民政府，反对特权和压迫，社会主义是一场争取普选权即争取民主的斗争。英国的宪章派也认为，争取普选权，是确保财富合理分配的唯一途径。为什么把普选权看得这样重？因为无产者人数比资产者人数多得多，如果真的实现普选，就能靠票数选出为民众谋利益的政治家。

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奉者虽然也举行罢工甚至局部的起义反抗，但他们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国家政权，而是采用渐进手段，争取普选权，限制政府权力，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对弱势群体的税收，扩大就业，救助妇女儿童，缩短劳动时间等。一句话，就是走合法改良的道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就此评论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色彩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1

民主社会主义通过争取普选权实现渐进改良的主张，与马克思提出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大大小小统治者，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的纲领，是有区别的。

19世纪40-50年代，欧洲爆发一波又一波极为激烈的工人反抗压迫的运动，《共产党宣言》（1848）的影响急剧扩大。第一国际（1864-1876）成立时，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的成立宣言宣称“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其共同章程则写进了“消灭任何阶级统治”的要求。第一国际于1868年9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这表明马克思关于暴力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等一系列主张在第一国际居主导地位，民主社会主义处于下风。

到了第二国际（1889-1923)，情况发生变化。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关于议会策略的争论，民主社会主义者关于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1893年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完全不提暴力革命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变化，与欧美社会的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

自1848年革命运动结束之后，大约到19世纪末，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运动形势逐步出现三个变化。

一是欧美各国先后掀起工业化高潮，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达到一个鼎盛时期。各国军事力量大幅增长，热兵器全面代替冷兵器。1848年以前各国工人运动依靠巷战和街垒战取得抗争胜利的局面很难复现，不得不考虑新的斗争方式。

二是经过反复斗争，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和权利格局逐渐改善，社会主义取得进展。比如劳动时间缩短、报酬提升、选举权扩大等。欧美各国先后成立了独立工会，工人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并公开出版自己的报刊。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选举改革法案，熟练工人获得选举权。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在1899年进入法国内阁出任工商部长。

以上两个因素交相作用，工人运动逐渐趋于低潮。

只是马克思对股份制、信用制和银行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逐渐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可能自我扬弃，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不需暴力摧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主义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在谈到股份制时，他说：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马克思说，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2马克思临终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不需要用暴力来消灭私有经济。在工人运动逐渐趋于低潮的情况下，恩格斯把目光转向暴力以外的途径。1881年，法国鲁贝城和科芒特里两地市议会由于工人议员占多数，通过了有利于工人的法案。恩格斯为此发表文章《两个模范地方议会》，希望英德等国的工人也能像法国这两个地方一样，变成国家的现实力量。马克思去世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不断获胜。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1427298张选票，取得35个席位。恩格斯认为，“这次选举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同年9月，恩格斯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即使被取缔，也不应“修筑街垒，诉诸武力”，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领的一切阵地”。1891年，恩格斯还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英、法、美……”“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3

1895年8月，恩格斯去世。恩格斯临终之前，于3月撰写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文中提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4这一说法，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激烈争论。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新经验，指出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用巷战和街垒战夺取政权的方法已经过时了。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者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的斗争方式，到处都在取得突破。

恩格斯回顾了德国工人政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然后说：“德国工人……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因为在这里斗争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5

恩格斯的结论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6当然，恩格斯并没有全盘否定不合法手段，但他的确强调了应该转移到合法手段即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议会道路上来。

恩格斯去世不久，1896-1898年，伯恩施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相继发表一系列讨论社会主义的论文，并于1898年结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伯恩施坦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马按：应为导言）中以空前的坚决态度赞扬普选权和议会活动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并且同通过革命突袭夺取政权的思想分手”。7

伯恩施坦在书中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日趋尖锐而是日趋缓和，普选权会使资产阶级国家从人民的主人变成人民的仆人，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已经过时。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很大弹性，应该使之不断进化。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促成社会不发生大震荡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的制度。伯恩施坦这本书的主线，是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合法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稍后，第二国际另一重要人物考茨基也主张用民主选举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

“和平长入”的主张，逐渐获得欧美各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广泛支持，成为第二国际中后期的主导思想。

很自然的，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不赞成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暴力革命，也不赞成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压制民主、消灭私营企业主和富农、全盘公有化等一系列主张。1918年，列宁为了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划清界限，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并于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先后脱离各国社会党，组成共产党，聚到列宁旗下，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1923年，各国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51年改称社会党国际。两个国际互相对立。

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党与共产党关系解冻，开始对话。8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动改革之后，社会党与共产党进一步和解。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一个半世纪风雨，愈发壮大。到目前为止，社会党国际有正式成员党、咨询成员党和观察员党共129个，遍及世界各国。社会党先后在30个国家执政。目前在俄罗斯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

再看主张。

思想渊源。主张思想多元化。民主社会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来源之一。1972年，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说：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伦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也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当然，也包括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费边社改良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基督教思想等。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讳言，自由主义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比如提倡个人权利，保障公民自由权等。社会党理论家克赖斯基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发展了自由主义思想。”8

经济目标。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繁荣与平等。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发展经济，努力“把蛋糕做大”。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混合所有制经济，认为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民主社会主义提倡发挥市场作用，保护私人产权，实现经济民主（雇员参与管理，并有谈判协商权）,克服分配不公。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或国有企业是促进社会公益，调节经济发展，增强经济民主的手段。民主社会主义不赞成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没收生产资料归公的做法，认为这是一个极不成功的反面例证。

政治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实行宪政民主，主要特点是强调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家是人民权利共同体，主张阶级合作，推动国家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主义大力支持工会、宗教、妇女、环保等社会团体的活动，支持社团运动发展。民主社会主义赞同三权分立，实行普选制，多党竞选、互相监督、轮流执政，支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执政的突出特点就是建设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就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党人认为，没有社会保障，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包括儿童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少年受教育的权利，成年人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住房权利以及工伤、失业、医疗保障权利，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等，几乎从摇篮覆盖到墓地。目前，英国、丹麦等国社会保障覆盖面达到100%，瑞典、挪威、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则超过了100％。福利制度是西欧各国取得的最重要的社会成就。当然，过度的社会保障也给政府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形成依赖文化，导致社会缺乏活力。2011年希腊爆发政府债务危机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希腊人基本上每天工作5小时。父母去世之后，他们的养老金可以由未婚或离婚女儿继续领取。近年来，对原有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已经成为西欧各国普遍呼声。

五大原则。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理论认识不断深化，各国社会党先后提出了自由、公正、团结、民主、人权，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查阅一下社会党国际网站，该组织1989年召开的十八大宣言中，明确将“自由、公正、团结、民主、人权”列为社会党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原则，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志。

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区别何在？社会党人说，在反专制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运动，使一部分人受惠于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没有财产的多数人仍然处于不平等的境地，社会党的任务就是使所有的人享受共同权利。

有学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侧重个人权利，民主社会主义侧重群体福利。他们引用苏东剧变之后从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东欧各社会党的纲领说明这一点。保加利亚社会党说自己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必须重视三种力量：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青年，要“维护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这里不是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么？

<h3>李洪林和王若水：民主社会主义最初的啼声</h3>

主张在中国推进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早已萌芽。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发表了一系列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他批评了“四人帮”把普遍贫穷当作社会主义、把富裕生活当成资本主义的极左错误，批评了把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实施高度集中管理和高积累、低消费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模式，重点强调了两条。

一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富裕幸福。李洪林在1979年4月发表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不能抽象地说，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是坚持社会主义。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即使公有化程度比较低，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不管你的公有化程度多么高，也不能算坚持社会主义。”“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管是哪本书卜的，不管是谁肯定过的，都必须改革。”9他在1989年6月出版的《四种主义在中国》一书中说：“新的社会主义虽然没有蓝图，却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稍微具体一点说，就是有利于人民富裕幸福，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10在这本书中，李洪林解释了他提出的“新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内容：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对外开放。

二是发展民主。李洪林在1979年6月发表的《我们坚持于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说：“民主的意思就是由人民决定：谁来组成国家政权，谁来执行人民的意志。民主首先不是作风问题，而是国家制度问题，也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各级领导人，组成国家机关，为人民办事的问题。”11

虽然李洪林的文章也有当时历史的局限，但他表述的以上两条，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要点。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震动了中国理论界。

王若水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积极的人道主义。

王若水在1980年写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就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在1983年1月写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说，人道主义就是以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为主旨和目标的观念和哲学。工若水反驳了中国极左思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人道主义的攻击和指责，他要求抛弃“文革”时期的“全面专政”，反对社会中存在的等级和特权，并且承认“人是目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是一切工作的目的”。12王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说自己的哲学是实践的唯人主义哲学。

王若水依据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提出要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人类劳动的异化问题。王若水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尖锐的问题是：“政府变成了老爷，不受人民控制了，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政治上的异化。”13王若水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言论自由，实行普选制，保障人民行使对官员的罢免权。

王若水在《1921年》一文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死后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仍在发展，证明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因此，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连斯大林都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萌芽。王若水在文章中引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的话，批评苏联的专政实验是“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王若水在另一篇文章《民主引论》中说：“几十年实践经验证明，苏维埃的形式是失败的。”14

王若水在《没有结束的求索》一文中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他说：“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一些宝贵的东西，而这恰恰是官方所否定的。我不自居为正统，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我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我要用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社会主义的实践。”15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张的废除私有财产不能成立，把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到私有经济也是站不住的。王若水还指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精义。

工若水这些理论主张，正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

<h3>胡绳等老一代共产党人质疑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h3>

随着改革开放的演进，一批老共产党人对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提出质疑，推动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指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强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民粹主义，在全国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

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什么是民粹主义？胡绳说，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名为憎恶资本主义，实际上害怕和躲避资本主义。

胡绳说，原来中共党内决定从1949年起，用十几年时间搞建设做准备，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毛泽东匆匆忙忙于1953年就发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叫“穷过渡”，是依靠政权力量人为促成。胡绳在文章中说：“这种穷过渡的思想，当然只能使人联想到民粹主义。”另外，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化，并称人民公社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金桥”。胡绳说，当时农业生产力并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胡绳还指出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打倒“走资派”等种种斥责和声讨资本主义的行径也是民粹主义。

胡绳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定位为民粹主义，引起了左派的责难和批判，但启发了党内外思考。民粹社会主义显然是社会主义的扭曲和变形，其结果是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这是毛泽东执政时期人所共知的事实。

原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于1985年至1987年初担任中宣部长。他在1986年发表的“三宽”讲话，经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巨大反响。三宽即宽容、宽厚、宽松。

朱厚泽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说：对于与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大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有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有一点弹性、柔性，对于处理我们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

他的口气是商量的，但是针对的是控制过严的刚性体制，因此十分敏感。显然，朱厚泽要求社会主义应该更加民主，更多自由。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后来多次再版，是公认的传世之作。李锐先后出版《早年毛泽东》、《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多部著作，是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庐山会议实录》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一重大事件最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李锐以亲身经历者身份，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上严重的左倾错误，以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给党内造成的危害。在书中，李锐评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模式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挫折。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宋晓梦著《李锐其人》一书（第375页）说，李锐要求深入展开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李锐说：“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大题目……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

近些年来，基于毛泽东晚年思想实践给中国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李锐一直大声疾呼实现社会主义宪政。

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2009年为华炳啸著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所作序言中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农劳苦大众掌权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却由于缺少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宪政而遭到失败。苏联东欧的巨变使我们深切认识到没有自由、民主和宪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宪政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