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与任剑涛的意见有所不同。秦晖在近年演讲中强调，自己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而倾向中间观点。他在文章中引用卫生部退休副部长殷大奎所说的中国80％的医疗资源都被官员享用的事实，批评中国实行“负福利”,即各项福利如住房、医疗等都是优先覆盖社会强势集团如官员阶层，而不是优先覆盖最穷困的人。秦晖高调呼吁完善社会福利，实现公正平等。一些学者说秦晖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有学者说，秦晖在20世纪90年代曾在《中国图书商报》上发表文章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当然，秦晖对于维护个人权利的主张，也是支持的。不妨说，秦晖是自由主义者当中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者，可视为自由主义左翼。

秦晖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一文中，肯定自由主义的基点是个人权利，追求人类普世价值。他说，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来自四方面：一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论；二是西方经济学的新制度学派，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三是民国时期倡导第三条道路的罗隆基等人，而罗的思想又来自罗素、拉斯基等有社会民主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四是海外新儒家与“后新儒家”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成分。

秦晖认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追求中，存在不同的偏重。他说，中国今日的市场经济，不公正现象相当突出。因此，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也具有发展的合理性。他的意思是，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民主社会主义强调公正平等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应当结合起来，在中国目前形势下，自由主义不必与民主社会主义刻意划清界限。在谈到儒家时，他说，儒家传统中缺乏对构成自由秩序基础的个人权利的尊重，这是国人应加反思的。另外，各派新儒家都是心性之学，缺乏制度思想。

秦晖说：“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能够解决中国当代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13秦晖要求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深化产权改革，实现公正平等。他提出，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应当和民主社会主义互补。他说，事实上，当今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也正在趋同。

对此，徐友渔说，初期的民主社会主义曾经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制，主张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实行计划经济，后来不断吸收自由主义思想，才演变成今天的政治多元状态和市场经济体制，所以自由主义居功至伟，还是要坚持自由主义。

就当下中国形势而言，自由主义有哪些主张呢？

自由主义主张私人产权和自由竞争，要求建立法治社会，大幅减少政府审批。自由主义者反对腐败和垄断。自由主义者认为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权势集团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以及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因此，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分权制衡，建立小政府、有限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同时，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纳入法治框架之内，开通正常的谈判、博弈、妥协的渠道。

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发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人权，发挥社会力量对权力的监督制衡作用，推动问责制、预算公开、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实现权力的授予、更替和运作的程序化、透明化，以及政策制定的程序化、透明化，建设民主宪政的法治国家。

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不是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正确途径。

自由主义反对“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主义，提倡程序民主和代议民主。

自由主义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民族主义，提倡中国融入世界，担当起责任大国、平衡大国、理性大国的角色。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h3>1995：刘东和雷颐率先批评新左派</h3>

海内外很多论著认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方的争论始于1997年。其实不然，这场争论最早见于1995年。这一年，刘东、雷颐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2月号发表文章《誉惕人为的“洋径洪学风”》和《“洋径洪学风”举凡》。（二十一世纪》杂志在同一期也发表了新左派学者崔之元、甘阳的回应文章。

刘东在《警惕人为的“洋径洪学风”》一文中说，痛心地看到某些往日同年和同事存心作伪，表现出人为的“洋径派学风”。一些学者把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杂揉成一个极不协调的框架，误读中国，误导读者。比如，崔之元硬把当时中国矛盾山积、新旧交替、妥协混杂的局面，描绘成对于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制度创新”。再比如，甘阳硬把由于中国农民的“准身份制”造成的无可奈何的“离土不离乡”现象，涂抹成所谓“有力地加强并且重建了乡土中国的生活共同体”，并称之为“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还有人生吞活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说改革开放的进程只能使中国越改越糟。刘东说，一些西方汉学家的学术成果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对我们启发良多，但他们缺乏对中国生活的切身体验，因此容易产生隔膜，难以与中国的复杂现实水乳交融。按说中国留学生对中国生活有着切身体验，这一点能够使他们在国际对话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某些留学生非但没有对于中国的复杂性表现出应有的敏感，反而显得“学过西洋文法倒不会讲中国话了”。刘东进一步指出，这些留学生既不会以负责的态度检省西方的思想方法，也不会以负责的态度归纳和检证中国的经验事实，而只顾利用游戏色彩很浓的放言空论把治学活动糟蹋成了纯属私人行为的谋生手段。刘东在文章中批评这些放言空论的留学生说：“他们自度已经可以掉头不顾父母之邦强盛与否，一心只希图能在另外的国度里求得别人的认同。”

雷颐在《“洋径洪学风”举凡》一文中说，洋径洪学风的本质是，脱离社会历史经验，削足适履，把事实勉强塞进某种“理论”框架中。比如对“文革”时红卫兵美术的评论，某些评论者用后现代艺术、波普艺术的理论解释红卫兵美术，说红卫兵美术是“叛逆”美术、“颠覆”美术。实际上，红卫兵的本质恰恰不是“叛逆”和“颠覆”，而是觉得一元化镇压还不够狠，因此要用血淋淋的“红色恐怖”来保证红色领袖的绝对权威，保证江山“万年红”。红卫兵美术是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卫兵造反也是奉旨造反，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国家机器作为后盾。“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的仗势欺人嘴脸，是西方后现代所没有的。红卫兵美术实际上是当时的官方美术，《毛主席去安源》获得官方巨大支持证明了这一点。雷颐说，按照这些评论家的观点，义和团的艺术也可以说是后现代艺术，因为义和团团民经常身着戏装，自称关羽赵云进行战斗。再比如，西方一些学者由福柯的思想追踪到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而赞颂毛泽东晚年思想。一些中国留学生也跟在后面亦步亦趋，称颂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怎么一跨过太平洋就忘了毛泽东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极端化发展？雷颐说，当一些人把一种社会理论运用到另一个社会的时候，就忘了这一理论背后蕴涵的特定社会内容，简单地将其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就把西马、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所面对的西方间题幻化为中国的问题，结果反而使这种理论丧失了合理性。这里的教训在于，不能生搬硬套一种外来理论，更不能削足适履胡乱印证。

崔之元的回应短文《反对“认识论特权”：中国研究的世界视角》，没有正面讨论刘东、雷颐提出的问题，只是说中国像一部大书、一部奇书，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只有通过多视角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解读，才能揭示今日中国的丰富内涵和明日中国的潜在可能。崔之元说，刘东以是否具有“对于中国现状的切身经验”为由，在文章中索取“认识论特权”，这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甘阳的文章《谁是中国研究中的“我们”？》，也没有正面回应刘东和雷颐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他抓住刘东文章中的人称代词“我们”做文章。甘阳说，刘东的文章把“如何才能了解中国”偷换成“谁才能了解中国”。刘东的答案是，只有“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因为“我们”具有对中国现状的切身经验。凡不属于“我们”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都是“洋径洪”。甘阳认为刘东的文章表达了一种焦虑，即生怕别人拿走解释中国的权利。甘阳说刘东把自己想象成为对中国研究具有生杀大权的权威，对所有不属于“我们”的人关于中国的讨论横加扫荡。甘阳说，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认为自己最了解中国，那就像一个工人仅仅因为自己是工人就认为自己最了解工人阶级一样，乃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如果把“切身经验”作为排斥他人的依据，那么所有的社会科学便不能成立。甘阳批评刘东是井蛙观天，夜郎自大。甘阳说，中国研究是人人可以进入的，中国不是任何人可以占有的。

自1995年之后，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争论渐次展开。

争论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呢？

一是中国社会现状。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后斯大林时代、后毛泽东时代，即威权社会主义。

二是腐败是怎样产生的。新左派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造成了腐败。自由主义者坚决支持改革开放，并认为是权力缺乏制约的旧体制导致了腐败愈演愈烈。

三是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思想，怎样看待“文革”,怎样看待人民公社。新左派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是积极的，人民公社也具有优越性。自由主义者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持批评态度，并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束缚和奴役农民，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废除。

四是怎样看待普世价值。新左派近年来批评民主，特别反对选举制度，认为选举将导致混乱和倒退。自由主义者支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赞成选举，认为选举有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并能提供执政合法性。

五是怎样看待全球化。新左派根据“中心一边缘”理论，批评全球化，说全球化导致第三世界受到发达国家剥削，加剧全球贫富分化。自由主义者则支持中国融人全球化，指出中国发展得益于全球化。

围绕这些问题论，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即新的资产阶级），而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自由主义成长。

令新左派感到尴尬的是，近年来，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到基层民众之中，一点一滴持之以恒致力于推进基层公民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的民主试验，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帮助基层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些自由主义者由于从事这些活动而受到误解和压制。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贡献，不是囫囵吞枣地给自由主义扣上“与资本结盟”的帽子就能抹杀的。

<h3>资中筠：自由是个新道统</h3>

不过，秋风在2011年提出，目前自由主义已经呈现明显的颓势。这是他在香港（二十一世纪》2011年8月号发表的《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一文的论述主旨。

秋风说，在当代中国诸家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曾经是支持者最多、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支，但是目前已呈现明显的颓势。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自由主义推动之下，世纪之交进行的国企改革中，中国国有企业迅速缩小，诸多国企出售的过程“黑箱”作业，致使权贵侵吞国有资产，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权钱交易蔓延。由于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环节，结果导致民众反对市场。这也是2003年由郎咸平出面反对国企改革从而引发一场大辩论的根源。对此，经济自由主义者复杂的学理辩解不能为公众立即接受，经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人产权和竞争制度声望大跌，在公共政策讨论中日趋边缘化，给自由主义思潮带来负面影响。就领导层而言，当初需要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在其他领域的主张并不买账。2003年以后，由于领导层已经获得经济增长的“秘方”,对经济自由主义者也逐渐冷淡。老左派和新左派遂乘虚而人，争夺信众。自由主义被迫寻找其他渠道推动变革，比如维权活动和加入基督教的活动，但是遇到巨大障碍，遭受一次又一次挫折，从而再次陷入低潮。目前，在大学中，海归和本土新左派影响日盛，自由主义在大学曾经的主导地位已经消失。媒体倾向自由主义的局面，恐怕也好景不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曾经的自由主义者向左转成为国家主义者，与新老左派唱和，比如刘小枫和甘阳。总之，2003年以来，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陷入困境，这也与不利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这是自由主义第二次遭遇低谷。自2008年开始持续至今的欧美金融和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遭受重创，国际左翼力量上升，也波及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影响力。郑永年最近说，近年来中国左的势力上升，就道出了这一趋势的特点。不过，很多学者指出，90年代以来，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自由主义经过激辩的淬火考验，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因而具有坚韧的力量。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遭遇波峰和低谷，也是正常的。

秋风认为，一些自由主义者总是说自由主义是外来的，这就使自由主义难以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国自由主义在理论创造上的贫弱，也是导致目前困局的原因。秋风说，要推进研究，使自由进入哲学和理论层面，揭示出自由也是中国传统，这样才能使自由本土化，使中国与自由合为一体，塑造出强有力的观念，达致对于自由的普遍信念，推动现实制度朝着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

在自由主义再次遭遇困难之际，80岁的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炎黄春秋》2010年9月号发表文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她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呼吁中国知识分子放弃“颂圣文化”，继承古典责任，发扬“士”的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重名节，讲骨气，捍卫道统。

何谓道统？“道”即法则，“统”指法则传承的脉络。前者是逻辑，后者是历史。“道统”这个词是南宋朱熹提出的，但这个概念的内涵由唐代韩愈首创，指的是从尧舜传到孔孟的圣人之道。在历史上，不少知识分子曾经挺身而出卫道。至于“士”的名节骨气，更是代代传颂。

世移时易，质文代变，韩愈有韩愈的道统，今天有今天的道统。谭嗣同、秋瑾的牺牲，已经不是为了维护原来儒家的道统，而是为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那么，今天的道统何在？资中摘说：“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

资中筠把古代的“士”的节操与自由主义新道统嫁接，可谓网罗古意，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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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友渔：《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3、4页。

2 《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第132页。

3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132页。

4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2页。

5 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第1-4页。

6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第15页。

7 朱学勒：《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第381页。

8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第289页。

9 徐友渔：《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第3页。

10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42页。

11 任剑涛：《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109页。

12 任剑涛：《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第107页。

13 秦晖：《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