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h3>
沈云锡，《百冰治百病》的作者，这是彭七月想见到的第一个人。
沈云锡生于1922年，死于1967年，享年45岁。
彭七月的脑海里有一团纠缠不清的绳子，要理顺它，必须找到绳头，沈云锡就是这团乱绳的绳头。
彭七月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把第一站放在1966年，他想认识沈云锡，认识他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和他交个朋友。但是有句话彭七月是始终不能说出口的，“沈先生，你明年就会死的。”
对时空隧道来说，四十四年只是一段小小的跨度，而对彭七月来说，却是一段漫长、充满未知的旅程。
手腕上的卡西欧电子表，显示日期的数字正在飞快地倒退。当刑警以来，彭七月见过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就是没见过手表倒着走。
车厢里响起一个亲切的女声：
“亲爱的乘客，1966年到了，请去1966年的乘客从右门下车。欢迎您再次乘坐上海地铁时空专列，再见。”
手表上的日期停顿在1966年6月15日下午2点，恢复了正常的走时。
大虫缓缓停下，彭七月准备下车，屏蔽门和车门同步开启，彭七月朝外面一看，迎面竟是一堵墙。
怎么搞的？让我怎么下车嘛！
嘟！嘟！车门响起催促音，彭七月定了定神，看了看这堵墙，发现墙体与站台边沿有一段空档，正好可以放下一只脚。
彭七月没有再犹豫，勇敢地跨了出去，身后响起车门的关闭声，列车隆隆地驶走了，带走了光明，周围陷入一团漆黑。
1966年的时空车站，居然是一堵墙？
彭七月象只蝙蝠一样贴在冰冷的墙面上，屁股顶着站台的屏蔽门，前面是墙，后面是门，彭七月就象两片面包中间夹的一片肉，成了三明治。
彭七月摸出那只“蓝冰”打火机，嚓地打出火苗，借着火苗的光亮，他看清了，这是一堵普通的红砖墙，外面砌了一层薄薄的水泥，水泥已经剥落，出现裂缝……
咝咝咝……有声音灌进他的耳朵，彭七月斜着眼睛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墙面的裂缝里伸出一段导火索，正好被打火机点燃了，咝咝地燃烧着……
我的妈呀！墙里埋了炸药？
其实彭七月有好几件可以用作照明的东西，手电筒在旅行袋里，手机在裤兜里，可他偏偏拿了打火机！
彭七月想把导火索掐灭，可燃烧速度之快，没等彭七月伸手，已经渗透到墙里面去了，现在彭七月唯一能做的，就是抱头、弯腰、弓身，等待天崩地裂的——
轰隆！
墙面在震撼，碎裂的砖石擦彭七月的背脊飞溅出去，所幸墙体没有坍塌，只是小型的爆炸，把墙面炸开一个直径五十公分的窟窿。
扒着窟窿，彭七月小心翼翼朝外探望，一股腐败的臭气扑鼻而来。难以想象，他看到的是一个房间，大概有七八个平方，垃圾遍地，散落着青菜叶、煤饼渣、瓜果皮、纸屑杂物，一大一小两只老鼠正在争食一堆残羹剩饭……
彭七月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一间老式的垃圾房。上海人称之为“垃圾洞”，通常和公共倒粪站连在一起。那时候还没有塑料垃圾桶，弄堂里都有这种水泥砌的垃圾房，“房门”是一扇低矮的铁皮门，只到人的腰部，上面留出一段空档，居民把每天的垃圾装在铁皮簸箕里，从这个空档倒进去。所以说，以前的垃圾是“散装”，现在是“袋装”。
时空隧道的出口隐藏在弄堂的垃圾房里，真是一个绝妙的设计。
这就是彭七月来到1966年做的第一件事：炸墙开路。
彭七月从窟窿里爬出来，一只正在啃西瓜皮的老鼠飞快地从他脚底下钻了过去，彭七月没留神踩了它的尾巴，吱！一声鼠叫，彭七月知道自己侵犯了它们的领地，说声对不起老鼠也听不懂。他从垃圾堆里扒出一张破草席，暂时把窟窿掩盖起来，心想，这个出口可不能让别人发现，等我办完事，还要原路返回呢。
<h3>2</h3>
彭七月从垃圾房里爬出来，脚下踩的既不是水泥路也不是柏油路，而是一条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石子路，用成千上万块不规则的碎石排列筑就。
彭七月确信自己站在1966年的马路上。这种“弹格路”当时随处可见，仅在南市区老城厢就有两百多条。在“弹格路”上骑自行车会觉得颠簸，它的优点是下雨天不积水，因为下面铺的是煤渣。据说林彪在上海的时候，专门让司机在“弹格路”上为他驾驶汽车，这种一颠一颠的感觉就是他的安眠药。
如今“弹格路”已经绝版，消失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只留在上海人的记忆里。
彭七月的童年也在“弹格路”上玩耍过，所以他特别激动，他蹲下身用手抚摸着粗糙的路面，眼睛有点湿润。
四十多年的时空就这么一步跨过来了，太不可思议！
彭七月拿出从城市档案馆拷贝下来的旧地图，虽然是1980年版的，但是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上海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市政建设，因此地图上的变化不大，不象现在，每隔半年就要推出新版地图。
他现在的位置是南市区的石皮弄，别以为石皮弄是一条小弄堂，其实很大，它西邻松雪街，东靠河南南路，南抵复兴路，北面是方浜中路。这块半平方公里的地域，2000年以后已经全部拆迁，变成一个叫“太阳都市”的高档住宅区，划入了黄浦区的版图，“石皮弄”这个有典型旧上海风味的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
已故画家陈逸飞在拍摄电影《人约黄昏》时曾在松雪街取过景，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这部电影，这大概是唯一的影像纪录了。
彭七月提着黑色人造革旅行袋，象从外地来上海的采购员，背着一只军用帆布双肩包，塞得鼓鼓囊囊，帆布上印着那行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还有毛主席的头像。这是他从重庆南路一家旅游户外用品小店里买来的，店主告诉他，时下最酷的旅行背包不是North Face，而是这种土得掉渣的帆布军用包。
“轮回呵，1966年也在流行这种包……”彭七月心里说。
“朋友，看看这个吧！”店主指着柜台，那里摆满了五花八门的毛主席像章，大的粗如碗口，小的就象一枚戒指。
“昨天来了个大胡子老外，买了十个，全部别在一顶磨损得起毛的军帽上，戴在头上兴冲冲就走了。别以为人家穷，他给我的名片，还是一家跨国公司的亚太地区总裁呢！”
彭七月心想，等我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一百个这样的像章吧，咱也做回倒爷，至少把路费挣回来。
穿过石皮弄，来到河南南路。一辆66路公交车从他面前驶过，车尾冒出浓浓的柴油味。这种铰链式的巨龙车型，有三扇车门，比现在的空调大巴士还要长，让彭七月有一种陌生的亲切感。
他下意识地举起手，想拦一辆出租车，但很快就把手放了下来，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出租车”大概要在二十多年后才在街头出现。
街头的汽车，除了上海牌轿车、苏联的伏尔加牌轿车，就是东风、解放牌卡车，还有一种叫“小乌龟”的载客车，其实是一种带车蓬的三轮摩托。除此之外，更多的就是自行车了，都是28寸的永久牌或凤凰牌。
彭七月没有骑过28寸的大车，跟很多人一样，骑的是26寸的捷安特。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彭中国的车技相当好，好到什么程度？他可以一边骑车，两只手不握车把，端着一碗大排面吃。
彭七月一路走着，欣赏着1966年的街景：
沿街的墙上，毛主席和林彪的画像随处可见，与之辉映的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大字报，墙上、门上、电线杆上、移动的车身上，凡是能贴的地方，都成了大字报的天下，上海成了一座纸糊的城市。
“愤怒声讨三家村！”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把资产阶级的杏花楼砸个稀巴烂！”
一张刚贴上去，浆糊还没有干，新的大字报就覆盖了上去，如此一张一张叠加起来，竟有寸把厚，有的干脆往高处贴，你贴到两米，我贴到三米，发展到要搭人梯去贴大字报，中国杂技在国际上一直拿金牌，估计与此是有血脉关系的。
彭七月正在饶有兴趣地张望，从北边过来一支游行队伍，队首扛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足有两层楼那么高，敲锣打鼓，满脸兴奋，还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那情形就象球迷们为申花队拿了中超冠军而欢天喜地，彭七月知道，这是在庆贺又一条“最高指示”的出炉。几个人站在一辆慢行的卡车上，有的散发红色传单，有的挥舞着手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声嘶力竭喊着口号：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路人都驻足观望，随之振臂高呼，彭七月也跟着喊了几声，挥了两下胳膊，然后把手伸进了黑色旅行袋……
袋里有一台佳能DV摄录机，隐藏的镜头对准了外面，这可是珍贵的影像资料，能证明自己确实返回了那个年代。
<h3>3</h3>
河南南路、蓬莱路口的一幢暗红色砖墙的建筑物，解放前曾是沪南警察局，解放后变成了南市区公安局。
此时，公安局里传出震天的口号声，大院里正在开批判大会，三个中年人双手被反绑着，强迫跪在地上，人的胳膊象飞机展开的双翼，这种姿势俗称“坐喷气机”。他们脖子上挂着牌子，写着他们的名字，名字上用黑色的毛笔打了大叉，台下有一百多个人，都是基层民警和家属，群情激愤，有人在控诉，控诉完有人带头喊口号，众人随之高呼，很有一套程序。
彭七月估计，这三个人是公安局的正、副局长和党委书记。
在那个年代，一个简单的流程是：基层单位的小人物（如勤杂工、清洁工、烧锅炉的、泡开水的、食堂的烧饭师傅，等等）组成一支造反派，把单位的一把手、二把手揪起来批斗，你可以把局长的办公室砸得一塌糊涂，你可以抽局长的耳光、朝党委书记脸上吐唾沫，你非但没有罪，反而成为万人瞩目的英雄。王洪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小干部一跃升为国家副主席，平步青云。
由于毛主席公开支持这样的“夺权”，因此短短数月间，自上而下，所有的国家机关都被砸烂，陷入瘫痪，上海的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在人民广场被万人批斗，游街示众，就连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都难逃一劫。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也叫“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河南南路的尽头在中华路，经过迎勋路，来到陆家浜路，这里叫大兴街，会景苑宾馆的前身——酱菜厂还在那儿。
铿锵有力的歌声传来，一群红卫兵正在大跳街舞，当然不是Hip-Hop而是忠字舞，这些高中生穿着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胳膊上戴着写有“红卫兵”三个字（系毛主席题词）的袖章，让彭七月联想起戴着袖章的纳粹冲锋队。他们一个个动作机械，嘴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手舞足蹈做出象征性动作：天上高悬一轮红日（就象现在的股民仰头看证券公司大屏幕）、发自内心地热爱领袖（心绞痛发作）、对阶级敌人的痛恨（用脚踩蟑螂）……
用现在的标准看，这种毫无韵律的所谓舞蹈，其实跟广播操没什么两样。
彭七月一边看热闹，用隐藏的DV拍摄起来。
有个红卫兵长着一张木瓜面孔，象周杰伦，彭七月就把镜头对准了他，也许是他的反常动作引起了注意（那时候人的警惕性特别高，象夜半的猫头鹰），象周杰伦的红卫兵朝他走了过来，大喝一声：“喂！你——”
彭七月赶紧把隐蔽的摄像机收起来。
“你什么出身？”
彭七月怔了一下，马上回答：“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周杰伦”好象很不满，对他又喝道，“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嗯！”
现在人可能听不懂他话中的含意，好在彭七月动身前恶补了一些文革资料，很快明白过来——忠字舞可不象街舞，给你看热闹，除非你站得远远的，否则必须“互动”，加入他们的行列。不然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不敬不爱戴，是大有问题的。
彭七月稍微犹豫了下，指着沉甸甸的背包和旅行袋，正想解释，行李多不方便，却发现不妙——好几个红卫兵都朝自己瞪起了眼珠。
彭七月深知红卫兵的厉害，尤其在文革初期，只要他们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这个人活活打死，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当时的“公检法”（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构成的法律体系）已经被摧毁，这些单位内部都在忙着夺权，整天批斗这个，批斗那个，街头喋血，就象现在的乱穿马路一样，谁来管你！
彭七月倒不是害怕这些十七、八岁的毛孩子，凭他的专业身手，哪怕赤手空拳，对付五、六个人也不在话下，可自己千里迢迢肩负重任，不是来打架的，就当回缩头乌龟吧。
其实，彭七月更担心的是背包和旅行袋里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器、摄像机、相机……红卫兵当然不会认得这些四十年以后的数码产品，肯定会说这是“间谍工具”，那样一来，自己就成了“美蒋特务”、“台湾间谍”，哪怕自己是散打冠军，也敌不过上百个愤怒的革命群众。若被当街活活打死，那才叫“出师未捷身先丧”！
彭七月赶紧放下行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好在彭七月经常去蹦迪，尽管从没跳过“忠字舞”，但他很快就掌握了动作要领，模仿得惟妙惟肖了，还走了几下“太空步”，对已故的天王杰克逊致敬。
<h3>4</h3>
穿过陆家浜路，沿着车站南路，彭七月来到与徽宁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幢三层的建筑物，这是他返回的第一个目的地：斜桥地段医院。
当时的城市医疗体系，分市级医院、区中心医院、街道地段医院、里弄卫生站四个等级。和现在人即使患了感冒也要一窝蜂上大医院看病不同，当时的卫生医疗体系分布合理，功能完善，根本不存在医生拿红包、捞回扣的拜金风气，大家都是规规矩矩地做人。因此，即使在规模不大的地段医院，也涌现出不少医术精湛的好医生甚至是名医。沈云锡就是其中之一。
翻开沈云锡的从医史，有着一层非常特殊的“亦医亦商”的色彩，这与他的祖上是分不开的。
沈云锡的爷爷是药贩子，当时的药贩子，可不是现在的穿着名牌西装，提着考克箱穿梭于各大医院的药厂推销员，他们必须深入深山老林，从当地的农民猎户手里收购中药材，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十分的辛苦。沈云锡的爷爷专门做西藏红花的生意，这是一味活血祛风、治跌打损伤的名贵药材，和灵芝齐名。后来在贩药途中，为了躲避土匪的追击，沈云锡的爷爷从马背上摔下来，落下残疾。眼看这碗饭吃不下去了，便孤注一掷，在太湖边的庙港镇开了一家叫长生堂的中药铺。虽然只有单开间的门面，但在方圆三四十里地之内却是独一无二的药铺，附近的大沙山、小沙山、笠帽山这些岛上的渔民买药都要到这里来。
沈云锡的童年，就是在狭窄的店堂、排列整齐的药柜、放各种丸散的瓷缸、充满燃烧艾蓬时发出的那种清香中带着辛辣的气味中度过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沈云锡的爷爷在太湖边的第二大集镇——震泽镇上开了一间有五开间门面的分号，由沈云锡的父亲管理，生意兴隆，把镇上另一家大药铺荣春堂的生意抢走了不少，然而好景不长，三年不到，长生堂就毁于日军的炮火，三名伙计全被炸死，沈云锡的父亲因为外出，躲过了一劫。
痛定思痛，沈家父子决定把家业转移到当时最安全的地方——上海的租界里去。1939年，位于法租界的恺自迩路（现在的黄浦区金陵中路）上，长生堂的总号开张了。两年后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最安全”的地方名存实亡，好在日本人只想统治支那人，并没有消灭中医药的打算，只是设置了严格的行规，禁止与共产党、国民党做生意，老老实实卖你的药。
在这间祖孙三代人经营的中药铺里，与药贩子出身的爷爷、充满商人头脑的父亲不同，沈云锡更爱钻研中医药理论及治疗，用现代话来说，他有点书呆子气。要知道，从有文字记载的战国时期的扁鹊治病开始，中医药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远远超过西医。中医的博大精深，属于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任何人一辈子都研究不完的。
在沈云锡的坚持下，长生堂的一隅开设了中医坐堂，沈云锡先后拜了三位老中医为师，在他的虚心学习、潜心钻研下，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日趋精湛。经络、丹田，从拔火罐、扎经针到治杂病、难症，到后来，师傅借口年迈体弱回乡养老，离开了长生堂，其实是因为徒弟的本事超过了自己，师傅面子上挂不住。
当时的长生堂，虽比不上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这些上海滩的百年老字号，但沈家人诚守经营，不仅卖的药真材实料，沈云锡几乎手到病除，而且只收抓药钱，治疗只象征性地收取一点成本费，良好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病家络绎不绝。
那时候，沈云锡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1945年抗战结束，因为给日本宪兵队沪南分队的大佐太太治愈过妇科病，沈云锡被军统特务以汉奸罪名逮捕，关进了提篮桥监狱。沈云锡的爷爷和父亲花了三十根大条（十两重的金条）疏通关节，才让沈云锡无罪获释。同年，沈云锡的爷爷心力交瘁，中风死去。
1953年掀起了公私合营潮，表面上是合营，实质是将私有财产公有化。长生堂与一家国营中药店合并，改名“人民中药店”，挂了几十年的“长生堂”金字招牌摘下来，放在床上当铺板还嫌窄，最终只能劈了当柴烧，对此，沈家父子非但不能有任何情绪，还要脸挂笑容，敲锣打鼓，放鞭炮来欢迎，其中的苦涩可想而知。沈云锡的父亲当了中药店的挂名顾问，作为股东，每月可以领取五十元的股息，足以让全家人吃穿不愁，但心底始终郁积着一口气，中医术语叫“毒火攻心”，一年不到就吐血身亡。
沈云锡因为声名在外，斜桥地段医院和南市区中心医院都表示欢迎他前去。沈云锡最终选择了斜桥地段医院，那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内科到外科，从西医到中医，院里的阑尾炎手术、自行配制的脚气药水，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沈云锡当了中医科的副主任，凭着一贯的妙手仁心，成了院里的第三块金字招牌。沈云锡之所以选择这里，也是想找一块宁静的地方，安心行医，潜心钻研，在这期间，他写了三本中医药方面的书，《百冰治百病》是最后一本。
沈云锡只想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干自己喜欢的活，但是政治风云的变幻，远不是他这种小人物能够想象和承受的。如同狂风暴雨下，一只卡在枝杈上的鸟窝想不从树上掉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风雨之大，风雨之猛，百年老树都有可能拦腰折断，何况地段医院这样一棵小树？
医院比想象得要安静，挂号处的窗口已经关闭，走廊里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标语，与街上的不同，这里是指名道姓，有的是破口大骂，有的是绘声绘色。
“撕开反动学术权威沈云锡的伪善面目！”
“听！沈云锡的医药箱里传来发报机的滴滴声……原来他是台湾潜伏特务，代号114”
“打倒沈云锡！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张鲁丰公然说《海瑞罢官》是部好戏！火烧张鲁丰！油炸张鲁丰！”
“张鲁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汤国年借行医之名散布大毒草，公然支持三家村！革命群众们！火速行动起来，砸烂汤国年的狗头！”（注：“三家村”是指文革初期，全国批判北京市长吴晗、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等三人，“三家村”事件被认为是文革的导火索）
彭七月一路走一路看，渐渐看出了门道：小小的斜桥地段医院冒出来两支不同的造反派，一支叫“红镰刀”，另一支叫“疾风暴雨”，它们旗鼓相当，都自诩是最红最红的革命派，怒斥对方是“保皇党”，斗来斗去。但写在墙上的沈云锡之流，人人得而诛之，“红镰刀”斗完了，“疾风暴雨”拉过去接着斗。
走廊拐弯处，彭七月不慎撞上一个人，出于习惯，说了声“对不起！”
对方没有反应，楞楞地看着他，彭七月这才看清楚，对方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步履蹒跚，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嘴唇边凝结着干涸的血迹，估计刚刚挨过一顿拳脚。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卡其布中山装，打着两片补丁，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戴着袖套，拿着扫把，正在低头扫地。
彭七月刚想跟他说话，忽然想起来，那个年代两个人对话前，必须象特务接头一样“对暗号”，于是掏出红宝书喊了句：“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对方赶紧掏出毛主席语录挥了两下，一边用脚跺地面喊：“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对暗号”结束，彭七月才问道：“师傅，才下午三点不到，就停止看病了？”
对方老老实实回答：“有最高指示下达，革命职工都集中到三友实业社的大礼堂开欢迎大会去了。”
三友实业社，解放前是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后来改为上海毛巾十厂，是附近最大的工厂。
“你是谁？”彭七月问。
“我叫张鲁丰，以前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当然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篡权者、阴谋家。现在我是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坏分子。所以同志，你最好不要跟我说话，因为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万一被他们看见，不光我有麻烦，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彭七月拍拍胸脯说：“阿拉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不怕那些造反派！不瞒你说，我是慕名而来找沈云锡看病的，他人呢？”
张院长苦笑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大字报说，“沈云锡是本院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资本家、反革命分子，院革委会担心他利用手中的经络针、拔火罐、煎药罐——别小看这些治病救人的小玩意儿，被坏人拿着也可以当作凶器——向革命群众疯狂报复，所以早就被剥削了行医资格。
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就继续说，“象他这样的三反分子（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简称），本院还有十多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属于严控对象，参加了学习班，每周一三五汇报思想，深刻反省自我批判。今天是礼拜二，他应该在家里闭门思过，但必须随叫随到，对我们的批斗是不定时的，造反派的时间表就跟他们的面孔一样，说变就变……”
说到这儿，张院长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担心祸从口出，赶紧闭上了嘴。
<h3>5</h3>
彭七月在大同中学门口乘上66路，车厢里也悬挂着毛主席像。彭七月掏出五分钱硬币买了车票，看着售票员用打孔器在票根上打孔，把票交给自己，票根上印有无产阶级铁拳砸烂资产阶级的宣传画，他小心翼翼地把票根收起来，留作纪念。
他有点累了，拖着沉甸甸的行李，在前后车厢的链接部位、俗称“香蕉座”的位子上坐下来，打算歇歇脚，没想到只开出去两站，蜂拥上来一群红小兵，也就小学四、五年级，红扑扑的小脸蛋映衬着手里的红宝书。他们当然不用买票，要所有的乘客从座位上站起来，随他们高唱一段：
“革命的鸡下革命的蛋，
革命的同志坐革命的车，
革命的车上唱革命的歌，
谁敢不唱革命的歌，
马上就让他滚下车！
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蛋蛋蛋蛋！”
唯一例外的就是司机，要是他也站起来唱，这车就等于往阴间开了。
唱罢，乘客们重新落座，然后红小兵又开始了宣传：“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请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一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
红小兵读到哪一段，乘客就自觉把语录翻到哪一页，彭七月偷偷扫了一遍车厢里，二十多名乘客，男女老幼，除了怀抱的婴儿，个个带着红宝书。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站在彭七月面前，大声读着语录：“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男孩脚上穿着一双塑料凉鞋，搭攀已经断裂，眼看就要变成拖鞋了，彭七月觉得他很象小时候的自己，顿生爱怜之心，就掏出钱包，抽出一张图案为女农民开拖拉机的枣红色壹元，塞到男孩的衣兜里，小声说：“拿去，教你妈妈给你买双新鞋……”
万万没想到，男孩把他的手狠狠一推，用稚气未脱的声音，却带着大人才有的严肃表情道：“收起你的糖衣炮弹！”
<h3>6</h3>
彭七月在河南南路、复兴路站下了车，往前走一百米就是方浜中路。
根据户籍档案，沈云锡家住在南市区方浜中路东马街9号。
方浜路不是笔直的，全长约五百米，这条很不起眼的马路浸洇了上海的近代史。早在清朝，上海的市中心仅限于旧县城一带，即现在的南市老城厢，周围筑有城墙，环城象一个圆，方浜路就是圆中一条竖线，如果把它画下来，恰好象一只猫眼。当时的方浜路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路、淮海路，店铺鳞次栉比，旗幌飘扬，著名的豫园（旧称城隍庙）就在这条路上，加上周围的文庙、白云观、大境阁、慈修庵、沉香阁……老城内香火鼎盛，逢年过节，方浜路上挤满了购物的、烧香的，摩肩接踵，热闹甚于现在的南京路步行街。
1843年上海开埠后，城墙外的土地被圈进了租界。北面成为英、美租界（后来叫公共租界，即现在的黄浦区、闸北区、杨浦区），西面成为法租界（即现在的卢湾区、徐汇区），在原来的农田上筑马路、修电灯、通煤气、行驶有轨电车，现代上海市区的格局逐渐形成。这样一来，城墙反而成为发展经济的阻碍，1912年，当时的上海都督府下令将城墙拆除，但是象老西门、老北门、小南门、小东门这些地名却沿用至今。你就能明白，拆毁城墙或许只要一夜之间，但一座城市的历史积淀，却可以延续上百年。
今天，大境路的大境阁（当时叫关帝庙）还象征性地留有一小段城墙，也不知道是文物还是新物。
走在1966年的方浜路上，彭七月步行约五十米，看见地上一只很大的水泥阴沟，污水上泛着污物，有居民在这里刷洗马桶，把大小便倒进阴沟，往马桶里倒入一堆蚌壳，用一把竹爿刷子使劲刷起来，发出整齐的哗啦啦声，类似搓麻将的声音。彭七月明白，自己已经走进了上海的老城厢，就在阴沟的对面，竖着一支水泥路牌，写着“东马街”三个黑色的字。路牌下面横七竖八地堆着发黑的木爿空格子，这是隔壁的煤饼店用来放煤饼的，居民们要买煤饼，就用这种木爿格子，一格一格往家里拖。
彭七月往左手一拐，走进了东马街。
<h3>7</h3>
东马街9号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跟马路上一样，铺天盖地内容雷同的大字报，全是针对沈云锡的，白纸黑字的大字报从木条门贴到窗户，朝上蔓延至二楼，远远望去就象一座纸糊的城堡。
自从在恺自迩路开出长生堂总号来，沈云锡的爷爷就在附近寻觅房子，看中了方浜中路上的这幢房子，它其实是石库门与洋房的结合体，有两个晒台、一个天井，底层是前后客堂间和灶披间（厨房），二楼是两间厢房和宽敞的主卫生间，安有美国进口的铸铁浴缸和抽水马桶，地上铺了马赛克，一般的石库门没有这么完善的卫浴设施。三楼的主卧室还有一个小型的卫生间。二楼亭子间可以给佣人住。层高都在三米以上。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洋房的钢窗，但是铺了上等的红松木地板，楼梯从台阶到扶手全是铮亮的柚木。
从东马街步行至长生堂，顶多三十分钟，走快点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沈云锡的爷爷十分满意，用二十六根金条买了下来。
他的如意算盘拨得很好，目前来看，房子是空了一点，将来沈云锡要在这里结婚，生下重孙，届时子孙满堂，说不定还不够住呢。美好的愿望之所以美好，就因为它往往不能实现，只是一个梦想而已。沈云锡的爷爷要是活到今天，看到自己呕心沥血创建的长生堂变成了“人民中药店”，孙子既不能行医也不许卖药，家里的房子被大字报盖起来等惨状，不活活气死才怪。
9号门口栽了一株夹竹桃，夏日里绽放着红白相间的花朵，为这幢死气沉沉的老宅添了一缕淡淡的幽香。
这扇木条门，原来是这幢房子的偏门，给佣人们进出，倒倒垃圾，烧饭师傅搬搬东西用的。9号的正门是朝南的（这在风水上很有讲究），造在天井里，两扇厚重的黑漆木门，有三米多高，门上镶有兽衔铁环，还有用钢筋水泥浇铸的拱形门楣。解放后，鉴于政治气候的变化，沈云锡的父亲觉得这两扇门“形象不佳”——电影里地主家的恶狗咬穷人，都是从这种黑乎乎的大门里蹿出来的——却又舍不得拆，索性将它封闭，改走偏门。每月只为埋设在天井里的窨井清粪便时，才偶尔打开一次。
迈上青石台阶，站在紧闭的木条门前，彭七月四顾无人，就把大字报撕开一个口子，露出木条门的空隙，朝里窥望——
里面是一个灶披间，摆着两只煤球炉，一只炉子正在烧饭，那时候没有电饭煲，都是在炉子上加铁板慢慢烘出来的，另一只炉子搁着煎药罐，正煮着中药，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药味四溢。放油盐酱醋的橱是嵌在墙里的壁橱，玻璃门上沾满油污。墙角摆着一个带纱门的碗橱，里面塞着锅碗瓢盆，台上放着砧板和一把切菜刀，洗干净的青菜正切了一半。
看得出，不善做家务活的主人正在努力适应这种样样要自己动手的生活。佣人们都回乡闹革命去了，社会上没有佣人这门职业了，谁家还敢用佣人，等于承认自己是“剥削阶级”。
出于职业敏感，彭七月的目光往下移，在那个碗橱的下面，用木板拦出一块小小的空间，铺了层棉花软垫，一只黑猫正趴在上面。它听见了细微的动静，朝木条门望过来，人眼对猫眼，彭七月就觉得背上好象被人狠狠拍了一巴掌，他认出它来——
黑花！
艾思养的那只猫，那只披着人头发的黑猫。
从1984年的地下室旅馆，到1966年的东马街沈家，这只过于“长寿”的黑猫，年龄一下子又提前了。黑花几乎没有变，亮晶晶的猫眼盯住彭七月看了片刻，觉得并没有危险，就伸了个懒腰，伸出猫爪子在伤痕累累的木板上使劲抓了两下，彭七月知道这是猫在磨爪子。
黑花的出现，证明自己选择返回1966年这一步棋走对了。黑花就象一条线，把已故的沈云锡和艾思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点连接起来了。
尽管还没有看见沈云锡，彭七月的心情却倏地轻松起来，舒服得象吃了一支和路雪。
磨完爪子，黑花爬进旁边摆着一只中号搪瓷盆，里面放着一些烧过后碾碎的煤饼渣，作用类似于现在的猫砂，黑花方便完，象所有的猫科动物那样用后爪扒了两下，然后爬了出来，钻回自己的小天地。
灶披间里停着一辆凤凰牌男式自行车，砌在墙内的水泥烟囱一直通到楼上的晒台……彭七月忽地意识到，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黑猫和周围的器物上了，忽略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灶披间里有个人。
她象猫一样蜷缩起来，坐在小板凳上，低头拣着绿豆，把混在绿豆里的石子和坏掉的绿豆拣出来，动作很轻，很慢，仿佛不是拣，而是数。
她的手指又细又长，关节凸出，纤长的手指是年轻女孩的特征，但眼前的这十根手指，却让彭七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它们好象太长了，象外星人的手指。
女孩穿着一条黑色布裙子，一件白色短袖衫，左下角有一只锈花的小口袋，放着一串沉甸甸的钥匙，以至于领口往下坠，露出胸罩的白色带子来。她和艾思一样是平胸型的女孩，戴Ａ罩，几乎没有胸脯，女性的魅力就要靠别的来弥补了。
彭七月有这个本事，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只是第一级别，到了第二级别，能看出这个胸脯是不是靠胸罩才挺起来的，胸罩内层有没有塞水袋。当然还有更高的第三级别，可以看出这个胸脯有没有做过隆胸手术。当然，这种难度系数最大，彭七月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拥有“第三级别法眼”的人，上海滩也不过那么七八个。
女孩默默地坐着，低着头，长长的黑发朝前面披散下来，遮住了面孔。女孩子都喜欢做一个潇洒的甩发动作，让头发飞到后面去，不管露出的面孔是好看还是难看，这个动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本身就充满了女人味。但是这个女孩没有，她似乎更愿意长头发把自己的面孔遮起来，彭七月想起《午夜凶铃》里的贞子，头发里隐藏的是一张狰狞的脸……
灶披间很安静，一个披头散发坐着的女孩，一只披头散发趴着的猫，一个站在木条门外的窥望者，恰好形成三足鼎立。
喵呜！黑花叫了一声，似乎在提醒主人，有客人。
女孩慢慢抬起头，用外星人的手指把一片头发捋到耳朵后，露出那张脸来——
<h3>8</h3>
根据户籍记载，沈云锡终生未娶，只在1952年领养过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已无从考证。户口簿上她的身份是沈云锡的女儿，随养父姓沈，叫沈晶莹。
1967年2月22日，即沈云锡死后的第十八天，沈晶莹在离家不远的方浜中路上被车撞死，卒年22岁，尚未出嫁。
当沈晶莹把脸露出来的时候，彭七月几乎在心里喊出来：天哪，又一块“冰”！
虽然她的姓名里没有“冰”、“艾思”这样露骨的字眼，但“晶莹”这个词却露了破绽：晶莹为何物？不就是冰块吗？
她的单眼皮、她的嘴形，乃至那张没有喜怒哀乐的脸，那种冷漠的表情，跟艾思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唯一不同的，她的眼睛不象猫头鹰，是一双普通的黑眼睛。
莫非她是艾思的生母？
艾思是1984年出生的，沈晶莹死于1967年，也就是说，艾思呱呱坠地的时候，沈晶莹已经死去整整十七年了，所以她俩不可能是母女关系，那么，她们又是哪一种血缘关系呢？
彭七月深深吸了口气，这种问题实在是“谋杀脑细胞”。
当沈晶莹走过来，把木条门打开的时候，彭七月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忘了自己站在台阶上，险些摔了个仰面朝天。
望着这个提着行李的陌生人，沈晶莹目光里带着警惕，声音不大地问：“你找谁？”
她的声音和艾思的沙哑截然不同，又尖又细，象钢笔尖在玻璃上划过，彭七月在想，如果这种声音发出尖叫的话，绝对受不了。
“我找沈医生，沈云锡，”彭七月把事先准备好的话说出来，“我是慕名而来，求诊的。”
“我爸爸早就不看病了。”
彭七月忙说，“沈小姐，你就行个方便吧，我大老远地跑来……”
“你叫我什么？”沈晶莹翻了翻眼睛看着他。
“小姐”这种称呼，当时是绝对禁用的，如“资产阶级大小姐”就是骂人的称呼。
彭七月忙更正道，“沈同志，你就帮帮忙吧，我……”
“我爸爸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写思想小结，不可能给人看病。”沈晶莹朝左右看了看，说，“你快走吧，别站在人家门口。”
面对这个“女门卫”，彭七月无可奈何，没想到见这个沈云锡会这么难。正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头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晶莹，让他上来吧。”
彭七月抬头望去，亭子间的窗户开了，探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头来，头发乱蓬蓬的，小脑袋，戴着一副老式方框眼镜，左边的镜片被打碎，用透明胶布临时粘起来，右边的镜脚掉了一只，就用橡皮筋扎在耳朵上。光看这副伤痕累累的眼镜，就知道他吃过不少苦头。
不用问，这就是沈云锡。
“可爸爸……”沈晶莹朝上面争辩着。
“你不让他进来，人家不会走的，回头让周围的革命群众看见就麻烦了。”沈云锡说完就把头缩了回去，把窗户关上了。
沈晶莹看了彭七月一眼，不大情愿地把身体侧开，彭七月终于踏进了这幢房子。
经过灶披间的碗橱时，彭七月特意朝下面看了一眼，黑花蜷缩成一团，呼呼大睡，并不介意有陌生人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