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
康宁汉</h2>
比尔·康宁汉跟权威过不去，这从来都不是秘密。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他的商标，一个喷火的反抗者，而且他把这个商标转化成了ALC每年1000万美元的合约。但是，就像一个人的鼻子、耳朵会随着年龄增长变得肥大一样，定义这个人的心理问题也是。如果活得足够久的话，我们都会变成自己的讽刺漫画。于是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比尔的权力变大，“去你的”这种态度也日渐恶劣。时至今日，他已经像古罗马恺撒大帝一样，内心深处相信自己可能是个神。
究其根本，这也是为什么当整间公司都在为他声称的“电话窃听”叽叽歪歪时，他仍能上节目。不过，如果他能坦承的话（他不能），他不得不承认，戴维的死与这件事关系很大。危机时刻产生了忧伤反应和权力真空，比尔对此加以利用，借机传达他所谓的“领导力”，但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欺凌。
“你们是要—”他说，“让我搞清楚，你们是要在全面开战的时刻开除我。”
“比尔，”唐·里柏林说，“不要走这一步。”
“不，我要—你需要正式说出来—这样等我告诉你，要你赔10亿美元的时候，我就能言之有物。”
唐瞪着他。
“老天爷。戴维死了。他的妻子死了。他的—”
他沉默片刻，受不了这么巨大的冲击。
“他倒霉的女儿。而你却—我甚至不能大声说出来。”
“完全正确，”比尔说，“你不能，但我能，我就是干那个的，有话就大声说出来。没有人愿意问的问题，我来问—几百万人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看这个频道。人们打开电视看我们自己老板的死亡报道，却看到某个补位机器人戴着费雪牌假发在读提词器上的观点，你说他们会不会跑去看CNN。戴维和他的妻子、女儿—在该死的洗礼上我还抱过她—正和本·吉卜林一起躺在大西洋底的某个地方，我听说本正面临指控。每个人都在用‘意外’这个词，就好像这个地球上没有人有理由想让这些人死。那为什么一个坐防弹豪华轿车、有防弹玻璃办公室的人会被一枚该死的火箭炮打中。”
唐望向富兰克林，他是比尔的律师。唐已经知道，在常识和营销天才的对战中，营销就要胜出。富兰克林微微一笑。
于是就这么通过了。周一早晨，比尔·康宁汉回来上节目，即坠机发生后的三个小时。
他坐在摄像机前，头发没梳，衬衫袖口卷起，领带歪斜，以求达到所有的意图和目的，让他看起来像个被悲恸击垮的人。然而，他一开口，态度却很强硬。
“让我把话说清楚，”他说，“这个组织、这个星球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人，一个朋友和一个领袖。没有他，我现在不会坐在你们的面前—”
他停顿一下，整理心情。
“—如果不是戴维·贝特曼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潜力，我今天还在俄克拉荷马州报天气，我们一起打造出这个频道。他娶美琪的时候，我是他的伴郎。我曾经是他女儿瑞秋的教父。所以我感觉，我有责任见证他的谋杀案得到解决，那些凶手被绳之以法。”
他向前探身，定定地凝视镜头。
“对，我说的是谋杀，不然还能是什么？一个权力人士的城市里最有权力的两个男人，他们的飞机消失在黑暗的大西洋上空，一架前一天刚刚做过保养的飞机，由顶尖的飞行员驾驶，他们没有向飞行控制站汇报机械问题，却莫名其妙地在起飞18分钟后从雷达上消失了。看着我的脸，地球上没有人能说服我，让我相信这里面不牵涉任何的违规行为。”
那天早上的收视率是频道史上最高的，而且仍在继续攀升。随着第一块残骸被找到，第一具尸体被冲刷上岸—艾玛·莱特纳的尸体，于周二被渔人岛上一个遛狗的人发现，莎拉·吉卜林的尸体在周三早晨被一名捕虾的渔夫捞上来。比尔似乎就超越自我了，像一场胜负难分的第七场比赛下局的替补投手。
那一天，比尔把发现人体残骸这件恐怖的事引向更深的阴谋。本·吉卜林呢？戴维·贝特曼呢？飞机上的乘客加机组成员共有11个人，还有7具尸体仍未找到，包括最有可能被尚且未知的势力作为目标的两个人，这看起来还不够明显吗？如果如报道所说，本·吉卜林和妻子坐在一起，为什么她的尸体被找回了，他的却没有？
还有，斯科特·伯勒斯这个角色去哪儿了？为什么他还坚持躲着全世界？他有没有可能与坠机事件有关？
“显然他没把知道的全说出来。”比尔告诉在家看电视的人。
自从第一只靴子落地后，调查组内部的线人就一直在往ALC汇集信息。由此，他们可以先于所有人曝出座位表。他们也是第一家曝出新闻，说吉卜林的公诉即将开始的。
比尔爆出消息，说男孩JJ抵达机场时一直在睡觉，是被父亲抱上飞机的。他与事件的私人关系，他在主播台后的马拉松式直播，不时还要暂停振作一下，这一切都让观众很难换台。他会彻底崩溃吗？他接下来会说什么？一小时又一小时，比尔把自己塑造成了某个烈士，像是站在参议院里的吉米·斯图尔特1，拒绝屈服和投降。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连非正式渠道泄露的消息看起来都很假。失事地点真的没有新线索了吗？所有其他的团队都有吉卜林的新闻了，《时代》周刊周日刊出了一篇6000字的文章，详尽地显示他的公司如何帮朝鲜、伊朗和利比亚洗了几十亿美元。比尔没什么兴趣继续挖坑，他沦为一名评论员，重新去翻旧账，对时间线指手画脚，朝地图大吼大叫。
然后他有了一个主意。
比尔在果园街的一间潜水酒吧与纳摩见面，这里的灯箱是黑的，没有招牌。他选择这里是因为，他估计那些颓废的新贵自由主义精英不会认得他的脸。那些胡子拉碴的莎拉·劳伦斯学院2毕业生喝着手工啤酒，以为每个保守的评论家都不过是他们老爸的一个朋友。
作为准备，比尔把他标志性的背带裤换成了T恤和飞行皮衣。
那间酒吧“泳吧”的风格就是低亮度和有发光鱼缸，有种九十年代中期科幻动作片中的氛围。他点了一杯百威，在海水大鱼缸后面找到一张桌子，然后盯着大门等他要等的人。坐在鱼缸后面让他有种在水底的幻觉，透过玻璃，房间开始具有哈哈镜的质感，就像海洋升高吞没大地后，一间潮人酒吧的样子。才刚过晚上九点，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多人了，都是兄弟帮和第一次约会的潮人。比尔啜饮着啤酒之王，打量起当地的人来。一个金发女孩，胸部还行，有一点儿小胖。某个戴鼻环的东亚人，看起来像是菲律宾人。他想起之前和他上床的女孩，一个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的22岁实习生，被他压在办公桌上，在六分钟辉煌的风钻后入式的撞击后，伴着“盯着门”的说话声，他在她的棕色头发里咳嗽，一口气达到高潮。
那个人穿着雨衣进来，耳后别着一根没抽的香烟。他四处随意看看，见到比尔被鱼缸放大的可笑的大头，走向他。
“我估计你以为自己很隐秘，”他说，溜到卡座坐下，“选了这么个破地方。”
“我的核心受众是55岁的男性白人，每天早晨需要两大勺纤维素才能拉出一条稍微像样的屎来。我想我们在这里很安全。”
“只不过你是坐城里的车来的，此时此刻车就在路边瞎转，引人注目。”
比尔掏出手机告诉司机去兜圈。
比尔是在去德国的一次公费旅游中认识纳摩的，当时是小布什的第一个任期。当地一个NGO把纳摩介绍给他，说他是个该认识的人，这孩子转眼就给他提供了黄金信息。因此比尔开始培养他，请他吃饭，给他买话剧门票，任何东西；而且只要纳摩想找人聊天，比尔随时奉陪，这种事通常发生在深夜一点半以后。
“你发现什么了？”他把手机放回口袋后，问纳摩。
纳摩四下看看，同时测定音量和距离。
“窃听平民太简单了，”他说，“我们已经盯上空乘的父亲、飞行员的母亲以及贝特曼家的姨妈和姨夫。”
“埃莉诺和—叫什么来着？道格。”
“没错。”
“他们一定昏头了，”比尔说，“赢了该死的孤儿乐透奖。那孩子应该会继承大约三亿美元。”
“但是，”纳摩说，“他毕竟还是一个孤儿。”
“呜呜呜，我希望我也是个孤儿。我母亲在包吃包住的宿舍里把我养大，她用漂白剂避孕。”
“好吧，所有三部电话都被窃听了，她的手机、他的手机和家里的座机。我们会先于他们看到他们所有的电子信息。”
“这些信息传送到哪里？”
“我开设一个虚拟账户。我们今晚出门时，你会收到密文形式的信息。我也破解了她的语音信箱，所以你深更半夜时可以听到。”
“相信我，我的妞太多—我夜里回家后，只会把我的大鸟放进冰里。”
“提醒我下次到你家不要点玛格丽特。”
比尔喝完了他的啤酒，朝调酒师挥手又要了一杯。
“‘海神’怎么样了？”他说，“那个长途游泳健将。”
纳摩小口抿着他的啤酒。
“没消息。”
“你说‘没消息’是什么意思？这是2015年。”
“我能说什么呢？他是个返祖的人。没有手机，不发短信，用邮寄的方式付所有账单。”
“接下来你就要告诉我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
“再也没有人是托洛茨基分子了，连托洛茨基自己都不是。”
“很可能因为他50年前就死了。”
一个女招待给比尔拿来一杯新啤酒，纳摩示意他也想要一杯。
“至少，”比尔说，“告诉我这个童子军在哪里，在哪个星球上。”
纳摩想了想。
“你为什么对这个家伙这么不爽？”他问。
“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在说—这个游泳健将—其他人都觉得他是个英雄。”
比尔做了个怪相，就像这句话让他身体不适。
“那就像在说，正是这个国家出现的所有问题让我们伟大。”
“对，可是……”
“某个失败的酒鬼跟真正有成就的人套近乎，想搭上高攀的快车。”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是个骗子，我是在说，一个无名小卒。他靠肌肉挤到聚光灯下面，是一个假装谦虚的骑士。而真正的英雄，那些伟大的人，死在狗屁蓝色深海的海底。如果那就是2015年我们对英雄的定义，那么，哥们儿，我们死定了。”
纳摩在剔牙，他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但这是个很高的要求，要违反很多法律，所以很可能有必要确定一下。
“他救了那个孩子。”他说。
“那又怎么样？他们也训练狗背上威士忌桶去雪崩里寻找温暖的人体，但你怎么没看到我教育我家孩子长大了去当雪橇犬。”
纳摩琢磨了一下那句话，说：“好吧，他没有回家。”
比尔盯着他看。纳摩笑不露齿。
“我在筛选一些闲谈的话，说不定他会出现在谈话里。”
“但是你不知道—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就这么一次，我不知道。”
比尔的腿一晃，他突然对第二杯啤酒失去了兴趣。
“我是说，我们现在聊的是什么人？一个酗酒的败类？一个黑色行动中的潜伏特工？某个罗密欧？”
“也有可能他只是个上了不该上的飞机，救了一个孩子的家伙。”
比尔又做出怪相。
“那是个英雄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个英雄故事，这是屁人情味。你不能告诉我，这条过气咸鱼在飞机上搞到一个座位就因为他是个好人。三个星期前，连我都没办法搭那架飞机一程，得去搭该死的渡轮。”
“而且你绝对不是个好人。”
“我是个伟大的美国人，那不比那什么更重要吗—当个好人？”
女招待给纳摩拿来第二杯啤酒，他抿了一口。
“是这样的，”他说，“没有人能永远隐姓埋名。迟早，这个家伙要去熟食店买个百吉饼，然后有人拍张手机照片，或者他会打给某个我们已经在窃听的人。”
“比如运安委的富兰克林。”
“我告诉过你了，那个人很棘手。”
“你说任何人都行的，你说从电话簿里挑个名字的。”
“喏，我可以搞到他的私人专线，但卫星电话不行。”
“邮件呢？”
“或许需要时间，但我们得小心为上。自从爱国者法案3通过以后，他们现在什么都监控。”
“那你说的都是业余把戏。赶紧的，给我干成一件事。”
纳摩叹了口气。他盯上了金发女郎，她趁约会对象上厕所时在给某人发短信。一旦问出她的名字，他就能在15分钟内捞出她的裸体自拍照。
“我记得你说过，我们要低调一段时间。”他说，“电话里不是那么说的吗？销毁一切，等你的信号。”
比尔不屑一顾地挥挥手说：“那是在ISIS杀死我朋友之前。”
“或者是别人干的。”
比尔站起来，拉上飞行夹克的拉链。
“你看，”他说，“就是个简单的等式，秘密加上科技等于没有秘密。这件事需要一个智囊团，一个站在极高处的人，能接入所有处理器，得到政府的、个人的、天气资料的数据。而他，这个崇高的神体，利用那些信息来描绘出真实画面，揭露谁在撒谎，谁在说真话。”
“而那个人就是你。”
“太对了。”比尔说，出门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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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h2>
那天晚上，斯科特独自坐着看电视上的自己。与其说这是自恋行为，不如说更像一种眩晕的症状。他看到自己的脸在银幕上，五官翻转，他童年的照片也被挖出来—他们是怎么搞到的？并在公众论坛里展示（夹在成人纸尿裤和休旅车的广告中间），他自己的人生故事被别人讲述，就好像在玩一个电话游戏。这是一个类似于他本人故事的故事，但又不是。他出生的医院搞错了，上的小学搞错了，在克利夫兰学习绘画而不是在芝加哥。这就像走在街上，低头看到别人的影子在跟着你。这些天来，他很难认清自己是谁，只剩一个有知觉的分身在那儿。这个第三人称的他现在是传闻和炒作的对象。他在那架飞机上干什么？上周他还是个普通人，籍籍无名。今天他是侦探小说里的一个角色：“遇难者最后的在世见证者”或者“小孩救星”。每天他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一幕幕的场景，坐在沙发上，坐在硬背椅上，回答FBI和运安委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细节，他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然后看报纸上的头条，听广播里空洞的声音。
一个英雄，他们叫他英雄。这个词他现在无法招架，他对自我，那个他创造出来让自己运转的叙述者，感觉如此遥远。一个野心不大的潦倒的人，一个曾经丧失意识的酒鬼，如今活在当下，勉强糊口。于是他低头做人，躲着摄像机。
他偶尔坐地铁，或者走在街上时会被人认出来。对这些人来说，他不仅仅是个名人。“嘿，你救了那个孩子。”“我听说你跟鲨鱼打了一架，老兄。你是不是跟鲨鱼打了一架？”他不是被人像皇族那样对待，就好像他的名声建立在某种稀有的东西上，更像是小区里一个撞大运的人。他做了什么？只不过是游泳。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个做了好事的小人物。所以当人们认出他时，都是微笑着过来的。他们想跟他握手，跟他合影。他从空难里逃生，还救了个孩子。碰他一下都能沾点魔力，跟你摸幸运钱币或兔子脚有同样的功效。他通过做到不可能之事—和杰克一样—他证明了不可能皆为可能。谁不想蹭一点福气？
斯科特微笑，尽力保持友好，这些对话与他假设和新闻媒体的谈话不一样，这些是人性层面上的接触。尽管他觉得不好意思，但还是确保自己不要态度粗鲁。他能理解，他们希望他很特别。他应该特别，这件事对人们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生活中需要特别的东西。我们想去相信，魔法仍然有可能。所以斯科特与人握手，接受随便一个女人的拥抱。他请求他们不要拍他的照片，大多数人都能尊重这个要求。
“我们私密一点儿比较好，”他说，“如果只留存在你我之间，会更有意义。”
人们喜欢这个想法，即在一个真正的大众媒体时代，他们还能有一次独特的经历。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有些人明目张胆地拍照，就好像这是他们的权利。当他拒绝一些人摆拍的要求后，那些人会恼羞成怒。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华盛顿广场公园外面叫他浑蛋，他点点头告诉她，她是对的。他就是个浑蛋，他希望她有美好的一天。
“去你的。”她告诉他。
一旦被你的同胞神化为英雄后，你就失去了隐私权。你被物化，被剥夺一些无法量化的人性权利，就好像你赢了宇宙级的乐透大奖，一天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个小神，幸运守护神。你自己想要什么不再重要，只有你在别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才重要。你是一只被直角放在太阳底下观察的珍稀蝴蝶。
从第三天开始，他停止外出。
他住在蕾拉家三楼的客房公寓里，这是一个纯白的空间，白色墙壁，白色地板，白色天花板，白色家具，就好像他已经死了，搬进某个天国般的冷宫。在艰难的日常工作中，他曾经深受时间的困扰，现在时间却变得可以替代。他在陌生的床上醒来，用不熟悉的咖啡豆煮咖啡，从自动关闭的橱柜里拎起厚重的浴巾，感受它们接触皮肤的高级酒店质地。客厅里有个摆满苏格兰麦芽威士忌和清澈伏特加的酒吧，有中世纪的樱桃木酒箱和精美的折叠盖子。第一晚，斯科特盯着它看了很久，是处于特定精神状态的人注视枪支柜的样子。他可能有太多种死法了。然后他用一张毯子盖住吧台，搬了一把椅子堵在前面，再也不去看它一眼。
在某个地方，吉卜林的妻子和那个美丽的空乘正仰面躺在一块钢料板材上。莎拉，她的名字叫莎拉；穿短裙的空乘叫艾玛·莱特纳。他每天回忆这些名字好几次，像在参悟禅宗的心印。戴维·贝特曼，美琪·贝特曼，瑞秋·贝特曼……
他以为自己已经与这件事和解，对它已有充分的认识了，但找到尸体的新闻还是让他心神不宁。他们都死了，所有人。他知道他们死了，他当时在场，在海洋里，他潜到海浪下方才躲过死亡，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生还者。但听到新闻，看到那些镜头，找回此次空难中的第一具尸体让整件事情真实起来。只有等危机彻底结束后，他才发现他的腿不受身体控制。
那个母亲还在海里，父亲和姐姐也是。还有飞行员查理·布施和詹姆斯·梅洛迪。卖国贼吉卜林和贝特曼家的保镖都葬身海洋深处，在永久的黑暗中摇摆。
他心里知道，他应该回家，回到岛上，可是他无法回去。出于某种原因，他发现自己无法面对他曾经的生活（这里的曾经就是九天以前，好像线性时间对像他这样一个大难不死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事前和事后），无法走向安静的白沙路上的那道白色小门，套上那双心不在焉地脱在门边的旧便鞋，一只在前，一只在后，后面那只鞋的鞋尖还搭在前面那只鞋的后跟上。他觉得无法回去面对冰箱里变酸的牛奶和他家狗悲伤的眼睛。那是他的家，电视上那个男人的，他穿着斯科特的衬衫，眯眼看向旧照片的镜头—我的牙有那么歪吗？他无法面对摄像机的长臂，没完没了的攻击问题。跟地铁上的人讲话是一回事，但是向大众发表讲话—那是他无法应对的事。一句陈述传达给群众后，就成了一项声明。随意的言论变成公开记录的一部分，会被永远拿来重播、自动调校和配上题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感觉无法折回原来的路了，无法退回他“以前”住的地方。于是他坐在现在这张借来的沙发上，盯着外面的树顶和银行街的褐色沙石。
此刻那个男孩在哪儿？在纽约州北部的某处农场？在餐桌旁吃早餐？被草莓的绿色带刺顶叶和钙化般的斑点燕麦片包围？每晚睡前，斯科特都有同样的想法。睡着后，他会梦到男孩迷失在无尽的黑色海洋里，梦到他多普勒式的哭声—不知在哪儿又无处不在。斯科特在四处扑打，快要淹死了，他一直搜寻却永远找不到。但这个梦没有出现过，只剩下睡眠的深沉空白。现在他抿着冷咖啡，突然想到，或许这些是男孩的梦，是男孩忧虑的投射，飘浮在喷射气流上，就像一声只有斯科特才能听到的狗哨。
他们两人之间的纽带是真的吗。还是一种隐含的想法，是愧疚感的产物，像病毒一样被他感染上？为了救这个孩子，他让他趴在他的身上八个小时，筋疲力尽；他把他抱在怀里送去医院—那会在大脑里创造新的通路吗？救到这一步还不够吗？他现在回家了，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孩子名叫JJ，但斯科特总是想起那个男孩。他安全了，被新的家庭关爱，被姨妈和—好吧，我们说老实话—她诡诈的丈夫照顾着。他转眼间成了百万富翁，比那些别无所求的人还要富几百倍，而他还不到五岁。斯科特救了他的命，给了他一个未来，给了他幸福的机会。那还不够吗？
他打给信息台，询问男孩的姨妈在纽约州北部的电话号码。这时是晚上九点，他已经连续两天独自坐在公寓里。接线员给他连上线，在听着电话铃响时，他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铃响到第六声时，她接起电话，是埃莉诺。他想象着她的面容，红润的脸颊和悲伤的眼睛。
“你好？”她听起来很警觉，就好像天黑以后只会传来坏消息。
“嘿，我是斯科特。”
但她已经在说话了：“我们已经发表过声明，能不能请你尊重一下我们的隐私？”
“不，我是斯科特，那个画家，医院里见过的。”
她的声音变温和了：“噢，对不起。他们就是—他们不肯放过我们。而他只是个孩子，你明白吧？他的妈妈和爸爸都—”
“我明白，你觉得我为什么要躲起来？”
她本来以为是别人打来的电话，现在切换到现实，一阵沉默—回到与外甥的救命恩人的现实时刻。
“我真希望我们能，”她说，“我是说，完全靠自己经历这些实在太难了，没有—”
“确实是。他—”
停顿一下。斯科特感觉自己能听到她的思考—她对他能有几分信任？她能说多少？
“JJ吗？他，你知道，他不怎么讲话。我们带他去看了精神科医生，我是说，我把他带去的。医生只是说给他一些时间，所以我也没有给他压力。”
“那听起来—我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
“他也不哭，倒不是说他……我的意思是，他虽然才四岁，但他其实应该能理解，所以我以为他会哭的。”
斯科特想了想，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也许他只是在消化，我猜。那么让人受创伤的一件事。我的意思是，对孩子来说，经历任何事都是正常的，对吧？我是说，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在学习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那就是他现在思考的东西。飞机会坠毁，人会死，你最后掉进海里。如果地球上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或许他会重新考虑整件事—”
“我知道。”她说。他们沉默了一分钟，既不尴尬，也没有不适，只有两个人思索的声音。
“道格也不怎么说话，除了谈钱。我前几天撞见他在下载表格软件。但是—从感情上来讲，我想他是被整件事吓坏了。”
“还在惊吓中？”
“是啊，他呢—你知道，他不擅长跟人打交道，他的童年也很艰难。”
“你是说，25年前的童年？”
他能感受到她隔着电话的微笑：“友好一点儿。”
斯科特喜欢她说话的语气和节奏，有种亲密的味道，就好像他们已经认识对方很久很久了。
“鉴于我在女人方面的历史记录，”他告诉她，“我也没什么资格讲话。”
“我不会上钩的。”她说。
他们聊了一会儿每天的日常。道格睡觉的时候，她和男孩就起床了—似乎他睡觉很晚。JJ早餐喜欢吃吐司，而且能一口气吃完一整盒蓝莓。他们一直做手工艺，直到午睡时间。下午他喜欢在院子里找虫子。收垃圾的日子里，他们会坐在门廊上对运输工招手。
“基本上是个正常的孩子。”她说。
“你觉得他真的理解发生什么事了吗？”
接着是长时间的停顿，然后她说：“你理解吗？”
星期三，葬礼开始了。莎拉·吉卜林是第一个，她的遗体被葬在皇后区的锡安山公墓，公墓在若隐若现的战前烟囱的阴影里，就好像隔壁是个制造尸体的工厂。警方把新闻车辆控制在南墙的警戒区域内。葬礼那天是阴天，空气凝滞，有些许热带气息，天气预报说下午有雷阵雨，你已经能感觉到大气里的不稳定电子。黑色的车队一路延伸到皇后区的快速路，有家人、朋友和一些政治人物。这一场葬礼办完后，还有八场—假设所有尸体都能找回的话。
头顶上空，直升机在盘旋。斯科特乘坐一辆黄色出租车抵达，他穿着一套黑西服，是从蕾拉的客房衣柜里找到的。衣服的尺码大了一号，袖子长了。然后，他又从一个梳妆台的抽屉里找到一件偏小的白色衬衫，脖子那里太紧，领带下方显而易见地空出一段。他的胡子刮得很糟糕，割破两个地方。他在浴室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血，剧烈的疼痛切口把他拉回某种现实。
坦诚地说，他其实还能尝到喉头的咸涩海水，甚至睡觉时都能。
为什么他活着，他们却死了？
斯科特告诉司机不要停表，踏进了车外的迷雾。他一时想知道男孩会不会在这儿—他忘了问—然后他又一想，什么人会带一个幼童参加陌生人的葬礼？
事实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来，他既不是他们的亲属也不是朋友。
斯科特走上前时，能感觉到别人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有二十来个穿黑衣的宾客围在坟墓四周，他看到他们在看他。就好像他在同一个地方发出两次闪电，像一个异类。他出于尊重垂下眼睛。
他看到六个穿西装的男人对葬礼现场敬而远之，一个是格斯·富兰克林。他还认出了其他两个人，FBI的奥布莱恩探员和另一个—哪个机构来着？财政部的什么探员？他们对他点头示意。
牧师讲话的时候，斯科特看着阴云在天际飘移。他们在银河系中心一个叫“地球”的行星上旋转，一直在旋转。宇宙中的万物似乎都在以圆环模式运动，天体在轨道上自转，推力和拉力让人或野兽的勤勉相形见绌。即使在行星领域，我们也是个小星球—一个人漂浮在整片海洋上，一个颗粒落在海浪里。我们相信思维能力让我们超越自身，相信我们有能力理解天体的浩瀚无穷。但真相是，这一比例感只会让我们缩得更小。
起风了。斯科特努力不去考虑其他尸体，它们仍和飞机埋在一起—梅洛迪机长，本·吉卜林，美琪·贝特曼和她的女儿瑞秋。他想象它们躺在那里，像一封封丢失在无光深海里的信件，静静地随着听不到的音乐摇摆，而螃蟹在吃它们的鼻子和脚趾。
葬礼结束后，一个男人朝斯科特走来。他看起来像军人，有一张英俊、坚毅的脸，就好像他在亚利桑那州炎热的太阳下生活了很多年。
“斯科特吗？我是迈克尔·莱特纳。我的女儿是—”
“我知道，”斯科特轻声地说，“我记得她。”
他们站在墓碑中间，周围是白色的圣母塑像。远处有一座半球形陵墓，顶上是一个修士的雕像，握着手杖和十字架。他在城市的天际线下显得矮小，在傍晚的日光里闪烁，所以只要你的眼睛不聚焦，就能让自己信服，所有的建筑不过是另一种墓碑，是纪念与遗憾的高耸大厦。
“我从哪里读到，你是一名画家。”迈克尔说。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敲出一根来。
“嗯，我画画，”斯科特说，“如果画画的人就是画家的话，我想我是个画家。”
“我开飞机，”迈克尔说，“我一直以为我就是一名飞行员。”
他抽了一会儿烟。
“我想感谢你的所作所为。”他说。
“活下来这件事？”斯科特说。
“不。那个男孩。我有一次迫降在白令海峡，趴在一艘救生艇上，而我当时有供应物资。”
“你记得杰克·拉兰内吗？”斯科特问，“嗯，我小的时候去过旧金山，当时他正拖着一艘船游过海湾。我以为他是个超人，我想像他一样，于是我加入了游泳队。”
迈克尔想了想。他就是那种你想成为的人，镇定自信，但仍然老辣，仿佛他处事认真，又不会认真过头。
“以前每次发射火箭，他们都在电视上播放，”他说，“尼尔·阿姆斯特朗第一次登月，约翰·格伦第一次环绕地球。我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几乎都能感觉到火焰。”
“你踏上过火箭吗？”
“没有。我开过很长时间的战斗机，然后就训练飞行员，没法走商业那条路。”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吗？”斯科特问，“关于飞机？”
迈克尔解开他的夹克。
“机械上似乎很可靠。在那天早上的跨大西洋飞行中，飞行员没有汇报任何问题，而且前一天才做过全面保养。另外，我查看过你们的飞行员—梅洛迪的记录，他无可挑剔，尽管没法排除人为失误的可能性。我们还没有拿到飞行记录仪，但他们让我看了航空交通管制中心的报告，没有任何求救信号和警报。”
“那天有雾。”
迈克尔眉头一皱：“那是视觉上的问题。或许飞机会因为温差而颠簸，但像那样一架喷气式飞机，是靠仪器飞行的，雾不是影响因素。”
斯科特看着一架直升机从北方飞来，沿河滑翔，离得太远而听不到螺旋桨声。
“跟我说说她。”斯科特说。
“艾玛吗？她—曾经的她—你有了小孩，你会想，你是我生的，所以我们是一样的，但不是那样的。你只是暂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或许帮助他们弄明白一些事情。”
他把烟头丢在潮湿的地面上，脚踩上去。
“你能—”他说，“关于那次飞行，关于她的任何事，你能跟我说说吗？”
她的最后时刻，他说的是。
斯科特思考他能说些什么—她给他端来一杯水？当时在播放比赛，两个巨富在喋喋不休，其中一个巨富的妻子在聊逛街？
“她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说，“我是说，飞行只持续了多久？18分钟？我在舱门关闭前才赶到。”
“不，我理解的。”那位父亲说，低下头掩饰他的失望。想再多要她的一个片段，一个画面，再一次感觉他还能多了解她一点儿，这是让她活在脑海里的唯一一种方法。
“她很亲切。”斯科特告诉他。
他们站了一会儿，尽在不言中。然后迈克尔点点头，伸出他的手。斯科特与他握手，努力想说点什么来抚平对方此刻的悲痛之情。但是迈克尔感受到了斯科特的内心动荡，他转身离去，后背挺直。
斯科特回到出租车的路上，探员们朝他走来。奥布莱恩领头，格斯·富兰克林紧跟其后—一只手搭在探员的肩上，就好像要说，别去烦人家。
“伯勒斯先生。”
斯科特停下，他的手扶在出租车的车门上。
“我们真的不想在今天打扰你。”格斯说。
“这不叫打扰，”奥布莱恩说，“这是我们的工作。”
斯科特耸耸肩，躲不过去了。
“上车，”斯科特说，“我不想当着摄像机的面。”
出租车是一辆小型休旅车。斯科特把门往后拉开，钻了进去，靠在后座靠背上。探员们面面相觑，然后也钻了进去。格斯坐在前面，奥布莱恩和海克斯坐在中间的折叠座椅上。
“谢谢，”斯科特说，“我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被直升摄像机拍到过—”
“是啊，我们注意到了，”奥布莱恩说，“你不热衷于社交媒体。”
“任何媒体。”海克斯说。
“搜救进行得怎么样了？”斯科特问格斯。
格斯转向司机，一个塞内加尔男人，说：“你能让我们单独谈谈吗？”
“这是我的车。”
格斯掏出皮夹，给了男人20块钱。见20块钱不管用，他又给了20块。司机拿着钱，钻出了出租车。
“玛格丽特飓风正在从开曼群岛向北移动，”格斯告诉斯科特，“我们目前得叫停搜救行动。”
斯科特闭上眼睛。美琪，玛格丽特。
“是啊，”格斯说，“是个烂笑话，但他们在季节开始时就定好名字了。”
“你看起来很心烦。”奥布莱恩说。
斯科特斜眼看探员。
“一个女人在空难中死去，现在却有一场飓风以她的名字命名，”他说，“我不知道我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和贝特曼夫人是什么关系？”海克斯问。
“什么话到你们的嘴里都变得非常有批判性。”
“是吗？”奥布莱恩说，“很可能是出于一种深层的哲学信仰，那就是人人都会撒谎。”
“如果我那么想的话，我完全可以放弃这场谈话。”斯科特说。
“别呀，就是开个玩笑。”奥布莱恩说。
“有人死了，”格斯打断他，“这不是游戏。”
“恕我冒昧，”奥布莱恩说，“你就专注思考是什么让飞机掉下来的，我们会集中在人为因素这一块。”
“除非，”海克斯说，“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
斯科特往后一靠，闭上眼睛。他们现在似乎是自说自话，他感觉很疲倦。他肩膀里的痛感已经减弱，但大脑边缘开始疼，是深层组织对外界气压增高的回应。
“我想他睡着了。”海克斯一边端详他，一边说。
“你知道什么人在警察局里睡觉？”奥布莱恩说。
“犯事的人。”海克斯说。
“你们两个小伙子应该开自己的电台节目，”格斯说，“早间体育新闻，早八点晚八点同时播报交通和天气。”
奥布莱恩敲敲斯科特的胸膛。
“我们在考虑申请一张搜查令，看看你的画。”
斯科特睁开眼睛。
“一张看艺术品的搜查令？”他问，“那是什么样子的？”他想象一份文件的素描，是艺术家的理解。
“就是一张有法官签名的纸，让我们可以缴走你的垃圾。”奥布莱恩说。
“或者你们可以周四晚上过来，”斯科特说，“我会提供纸杯装的白葡萄酒，摆出一盘黄金之星4面包条。你们以前参加过画廊开幕式没有？”
“我去过罗浮宫。”奥布莱恩打断他。
“那是在常规罗浮宫的附近吗？”
“这是我的调查，”格斯说，“没有人可以不跟我说就缴走任何东西。”
斯科特望向窗外。所有送葬的人现在都走了，墓地只是地上的一个洞穴，被雨水填满，两个穿工作服的男人站在榆树树冠下抽着骆驼牌香烟。
“在你们的思维里，我的画能有什么实用价值？”他问。
他是真心想知道，作为一个花费25年时间在画布上涂抹颜料的人，被世界忽略，像堂吉诃德一般追逐风车。他是一个退隐的人，做的事情既不实用，也跟不上时代。
“它们是什么不重要，”奥布莱恩说，“重要的是它们关于什么。”
“灾难绘画，”海克斯说，“是你的代理人说的，比如车祸和火车相撞的图画。”
“所以，”奥布莱恩说，“抛开那种东西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本身的性质，从程序上来说，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或许你厌倦了画灾难，决定自己制造一场灾难。”
斯科特饶有兴味地看着他们，这些人的头脑真奇妙啊，可以凭空捏造出阴谋和骗局。他的眼睛移向格斯，格斯正在捏他的鼻梁，好像非常痛苦的样子。
“那要怎么做呢？”斯科特问，“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说，靠追逐无法定义的东西过日子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没有动词的故事。这个人是怎么—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措辞—转变的呢？”
“都是这样发生的啊，”奥布莱恩说，“小人物在小房间里琢磨大事件。他们开始胡思乱想，去参加枪展，在网上找化肥炸弹。”
“我不上网。”
“那就是实体图书馆。请注意，这才是重点—要报复。”
“报复谁？为了什么？”
“任何人！每个人！他们的母亲，上帝。”
“我就是觉得很有趣，”斯科特说，“你们的头脑都是怎么运作的？我说过，我在沙滩上走路；我坐在咖啡馆里，盯着自己的杯子；我想着图像，想着颜色和多媒体。这东西对我来说很新鲜，这种电视投影。”
“你为什么要画这个主题？”格斯静静地问。
“好吧，”斯科特说，“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以前画风景，然后我开始往里面放东西，我猜我是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你期待生活会变好，或者至少你接受变好是有可能的说法。也就是说，生活是可操控的，只要你选定一条路，或者可能根本不是你选的。但是你知道有几个人是偶然登上顶峰的呢？他们可能只是偶然落入某个领域。但我落入的是波本威士忌的世界，还有我自己的浑蛋世界。”
“我要睡着了。”奥布莱恩说。
斯科特继续说，因为是格斯问起的，因为他问了，斯科特假定他是真想知道。
“人们早上起床，他们觉得又是新的一天。他们制订计划，他们走向选定的方向。但那不是新的一天，那是他们的火车脱轨或者飓风登陆或者沉船的一天。”
“或者飞机坠毁。”
“是的，这是真实的。而且—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隐喻，或者说它曾经是个隐喻—在十天以前。当时我以为画空难只是一种巧妙的方式，来掩饰我毁掉自己人生的事实。”
“所以你确实画了一张空难的画。”海克斯说。
“我们想看看。”奥布莱恩说。
透过车窗，斯科特看着男人把烟头丢进泥里，抓起他们的铁锹。他想起莎拉·吉卜林，她在8月的一个艳阳天里还迎合过他，无力地握手，敷衍地微笑。为什么埋在地下的是她，而不是他？他想起美琪，想起她的女儿，才9岁。她们两人都在大洋底下的某处，而他在这里，在呼吸，在讨论艺术，实际上讨论的是死亡。
“随时过来吧，”他告诉他们，“画都在那儿，你们只需要打开灯。”
他让出租车司机把他放在宾州火车站，琢磨着葬礼上有那么多的媒体，总会有人跟踪出租车。他推门进入车站时，看到一辆绿色的SUV停靠在路边，一个穿牛仔外套的男人冲出车外。斯科特快速走进地铁，下到市区3号车站的站台。然后他原路折回，挤向北线的站台。同时，他看到穿牛仔外套的跟踪者出现在市区站台的那一侧。那个跟踪者拿出一部相机，随着北线的列车呼啸而入，他看到了斯科特，举起相机想拍照片。列车刺耳地驶过斯科特时，他脚跟一转，没让对方拍到他的脸。他听到空气闸门的声音和地铁的叮当声，退步进门上车。他坐下，一只手挡着脸。门关上时，他透过张开的手指张望，列车驶出站台时，他瞥见远处轨道旁穿牛仔外套的人仍举着相机，祈祷能拍到一张照片。
斯科特向上城区坐了三站，然后出地铁，搭巴士进市区。他现在身处一个新世界，一个满是冲突的城市，充满怀疑与不信任。这里没有地方做抽象思考，没有地方玩味事物的本质，这是在汹涌的大西洋里死去的另一样东西。作为一个艺术家，就是要同时活在世界里，又与世界隔离。一个工程师看到形式与功能，一个艺术家看到的是意义。对工程师来说，一台烤面包机是机械部件和电力组件的排列，它们合力把热度应用到面包上，生成吐司。对艺术家来说，烤面包机不单纯是机电组合，它是一台舒适创造机，是住所里很多机械盒子中的一个，能创造出家的幻觉。拟人化地说，它就是一个下巴固定的男人，从不厌倦地进食。打开他的嘴，放进面包。但可怜的吐司·欧文先生啊，他是个不管吃多少，都永远不会真正被喂饱的人。
斯科特拿麦片当晚餐，还穿着他借来的西服，领带歪斜。不知怎么的，感觉脱掉西服很失礼。死亡，对死者是永恒的，对悼念者也不该只是一场下午的活动。所以他在漆黑中坐着，将麦片一勺勺地送进嘴里咀嚼，像个早餐送葬者。
他站在水池边，洗着他的碗和勺子，这时他听到前门响了。他不用看就知道是蕾拉，因为传来了她的高跟鞋声和香水味。
“你穿衣服了吗？”她一边进厨房一边说。
他把碗放在碗碟架上晾干。
“我在试图理解你为什么需要30套餐具，”他说，“牛仔以前只带一个盘子、一把叉勺周游全国。”
“那就是你吗？”她问，“一个牛仔？”
他走去客厅坐在沙发上。她扯掉活动盖板吧台上的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喝的。
“你是在给酒保暖还是怎么着—”
“我是个酒鬼，”他告诉她，“我认为。”
她抿着她的酒。
“你认为。”
“好吧，多半是，鉴于我一开始喝酒就停不下来。”
“我父亲是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酒鬼。福布斯刊登过一篇文章，他一年大概要喝掉30万美元的顶级好酒。”
“这或许应该刻在他的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