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撒尿了。”他说。
一名护士进来给斯科特量血压。她给男孩带来一个毛绒玩具，是一只棕熊，爪子里抱了一颗红心。他快乐地叫了一声拿过来，马上开始玩了起来。
“小孩子啊。”护士摇着头说。
斯科特点头。睡过觉之后，他急于了解更多坠机的细节。他问护士他能不能下床。护士点点头，但告诉他别走远了。
“我一会儿回来，哥们儿，行吗？”
男孩点点头，玩着他的熊。
斯科特在他的病号服外面罩了一件薄棉袍，推着他的吊瓶架经过走廊，来到空无一人的病人休息室。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有压缩板做的椅子。斯科特坐在椅子上，在电视上找到一个新闻频道，调高音量。
“……飞机是一架OSPRY，在堪萨斯出厂。机上乘客有戴维·贝特曼，ALC新闻频道的董事长，以及他的家人。现在证实身份的乘客还有本·吉卜林和他的妻子莎拉。吉卜林是怀雅特·哈撒韦公司资深合伙人。这架飞机已经在昨晚十点后掉进纽约邻近海岸的大西洋里。”
斯科特盯着镜头片段，是直升机拍下的灰色浪涌。海岸警卫队的小船和伸长脖子看热闹的度假水手。尽管他知道残骸可能已经漂走，他还是忍不住想到自己不久前就在那里，一个在黑暗中浮动的弃置浮标旁。
“现在有报告出来，”主播说，“本·吉卜林可能正在被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调查，而且即将被指控。但是调查的范围及原始资料还不明确。随着事态的发展，将带来更多关于此事的报道。”
一张本·吉卜林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比真人要年轻，头发也更多，斯科特记得他的眉毛。他意识到，那架飞机上的每个人，除了他和男孩，现在都只存在于过去时态了。这个念头让他脖子上的汗毛竖立，他一度觉得自己可能昏倒。然后有人敲门，斯科特抬起头，他看到一群穿西装的男人在走廊里徘徊。
“伯勒斯先生，”敲门的人说，“我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格斯·富兰克林。”他50岁出头，是一个白发的非裔美国人。
斯科特开始起身，这是对社交礼仪的条件反射。
“不，请坐，”格斯说，“你受了很多罪。”
斯科特坐回沙发上，拉拢他腿上的棉袍。
“我看电视上的新闻，”他说，“救援报道，还是叫海上救助？我不确定怎么说，我觉得我还处在极度震惊的状态。”
“当然。”格斯环顾着这个小房间，说。
“这间房里最多待四个人，”他告诉他的同僚，“不然的话，会有一点儿幽闭恐惧。”
他们很快开了个小会。最终商定留六个人，格斯和房间里的两个人（一男一女），还有走廊里的两个人。格斯坐在斯科特旁边的沙发上，女的在电视机左边，她的右边是一个整洁的胡须男，因为缺少一个更好的词，就叫他书呆子吧。女的扎着马尾辫，戴眼镜，男的留着花八块钱剪的廉价发型，穿着杰西潘尼的西装。门口的两个人更加严肃，衣着讲究，军人发型。
“我说过，”格斯说，“我是运输安全委员会的人。莱斯莉是联邦航空局的，弗兰克是OSPRY公司派来的。门口的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奥布莱恩和财政部外资办的巴里·海克斯。”
“外资办，”斯科特说，“我刚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它的报道。”
海克斯沉默地嚼着香口胶。
“如果你觉得状态可以的话，伯勒斯先生，”格斯说，“我们想问你几个关于航班的问题，谁在飞机上面，还有坠机之前的情况。”
“假如是坠机，”奥布莱恩说，“不是恐怖行为的话。”
格斯直接无视这句话。
“我知道的是这样，”他告诉斯科特，“眼下我们没找到其他幸存者，也没发现任何尸体。几片漂浮的残骸在长岛沿岸大约47千米处被发现，我们正在检验它们。”
他身体前倾，把手放在膝盖上。
“你经历了太多事，如果你想停下的话说出来就好。”
斯科特点点头。
“有人说，男孩的姨妈和姨夫正从康涅狄格州赶过来，”他说，“你们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这儿吗？”
格斯看看奥布莱恩，他走出了房间。
“我们帮你问一下。”格斯说，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确认飞机上有多少人。”
“你们没有航空日程表吗？”斯科特问。
“私人飞机会提交飞行计划，但乘客名册相当不可靠。”他查看他的文件。
“你叫斯科特·伯勒斯，没错吧？”
“没错。”
“你介意给我你的社会保险号吗？我们记录一下。”
斯科特背出号码。格斯记下来。
“谢了，”他说，“这很有帮助。三州地区里有十六个斯科特·伯勒斯。我们不太确定正在打交道的是哪个。”
他对斯科特笑了一下。斯科特试图给出一个支持的回应。
“根据我们能够拼凑出的情节，”格斯告诉他，“机组人员是一名机长、一名副驾驶员和一位空乘。我念出他们的名字时，你能识别出来吗？”
斯科特摇摇头。格斯记下笔记。
“至于乘客方面，”格斯说，“我们知道戴维·贝特曼包下了飞机，他和他的家人—妻子美琪和两个小孩，瑞秋和JJ都在飞机上。”
斯科特想起他登机时，美琪对他的微笑，温暖而热情。一个他在集市上闲聊时顺路认识的女人，他们互相问候和交谈，谈话偶尔关于她的孩子，或他的工作。她现在已经葬身大西洋底的事实让他想吐。
“还有最后，”格斯说，“除了你本人，我们相信本·吉卜林和他的妻子莎拉也在机上。你能确认吗？”
“是的，”斯科特说，“我上飞机时见到了他们。”
“请描述一下吉卜林先生的样子。”海克斯特工要求道。
“嗯，他身高大概一米八，头发灰白。他有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眉毛。还有他的妻子非常啰唆。”
海克斯看看奥布莱恩，点点头。
“为了明确一下，”格斯说，“你为什么在飞机上？”
斯科特看看他们的脸。他们是在争抢事实的刑警，在填补缺失的信息。一架飞机坠毁了，是机械故障？是人为失误？应该怪到谁头上？责任在谁？
“我是……”斯科特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我几周前在岛上认识了美琪，就是贝特曼夫人。我每天早晨都去农贸市场喝咖啡，吃比亚利面包卷。有时候她会带着孩子来，有时候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有一天我们开始交谈了。”
“你跟她上床了没有？”奥布莱恩问。
斯科特想了一下这个问题，说：“没有，这也和这件事不相关。”
“相不相关由我们决定。”奥布莱恩说。
“当然，”斯科特说，“不过或许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坠机事件中一名乘客的性互动是怎么和你们的调查相关的。”
格斯飞快地点了三次头。他们偏题了，浪费的每一秒钟都让他们离真相更远。
“回到正题。”他说。
斯科特充满敌意地盯着奥布莱恩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继续说话。
“周日早上我又撞见美琪了，我告诉她我得去纽约几天，于是她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坐飞机。”
“你为什么要去纽约？”
“我是个画家，我一直住在文雅岛，正准备去纽约和我的代理人会面，跟几家画廊聊聊开画展的事。我的计划本来是乘渡轮去本岛，但美琪邀请了我坐私人飞机。整件事好像很巧，我差点儿没去。”
“但你还是去了。”
斯科特点点头。
“我在最后一秒赶到，几件事情刚好凑巧了。我赶到的时候他们其实正在关舱门。”
“那个男孩真幸运，你上了飞机。”联邦航空局的莱斯莉说。
斯科特想了想。幸运吗？在一场悲剧中活下来有什么幸运的？
“你觉得吉卜林先生看起来焦虑吗？”海克斯突然插嘴，显然不耐烦了。他有自己的调查要做，跟斯科特没多大关系。
“我们要按顺序办事，”格斯回绝了他，“这件事是我在主导—这是我的调查。”
他转向斯科特。
“机场的日志上显示，飞机在10点06分起飞。”
“听起来没错，”斯科特说，“我当时没看手机。”
“你可以描述一下起飞吗？”
“很—平稳。我的意思是，那是我第一次坐私人飞机。”
他看看弗兰克，OSPRY的代表。
“很好，”他说，“除了坠机那部分，我是说。”
弗兰克看起来惊慌失措。
“所以你不记得任何不寻常的事？”格斯问，“任何不平常的声音或者推撞？”
斯科特回想了一下，事情发生得太快，他还没扣上安全带，他们就开始滑行了。莎拉·吉卜林在和他说话，问他工作的事，以及他是怎么认识美琪的。女孩在玩iPhone，听音乐或者玩游戏之类的。男孩在睡觉。吉卜林在—他在干什么？
“我觉得没有，”他说，“我记得更多是感觉到它的力量，我猜那就是喷气式飞机的特点。然后我们就离开地面，开始上升。多数遮光板都打开了，机舱里非常明亮，电视里还播着棒球赛。”
“昨晚波士顿在打比赛。”奥布莱恩说。
“德沃金。”弗兰克好像很懂的样子，门口两个联邦政府的人笑了。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斯科特说，“但我还记得音乐，有点儿爵士，可能是辛纳屈？”
“有没有哪个节点，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发生？”格斯问。
“嗯，我们掉进海里。”斯科特说。
格斯点头。
“具体是怎么发生的？”
“嗯—我是说—很难记清楚，”斯科特告诉他，“飞机突然转动，倾斜，我—”
“慢慢说。”格斯说。
斯科特回想着。飞机起飞，有人给他递来一杯酒。这些画面闪过他的脑海，像宇航员那般眩晕，有嘟嘟响的声音，金属发出锐响，方向错乱的旋转，就像一段被剪切后随机拼接的电影底片。人脑的工作是收集世界所有的输入信号—视像，声音，气味—组成一段连贯的叙事。这就是记忆，是我们为过去精心编造的一个故事。但当那些细节全都粉碎了怎么办？就像砸在铁皮屋顶上的冰雹，随机发光的萤火虫。当你的生活无法被转化成线性叙事时，怎么办？
“有撞击，”他说，“我想，是某种—我想是震荡。”
“像是爆炸？”OSPRY的男人满怀希望地问。
“不。我是说，我认为不是。更像是—敲击，然后—同时飞机就—掉下来了。”
格斯之后想说什么的，可能是一个后续问题，但没说。
斯科特在脑海中听到一声尖叫，不是出于恐惧，更多是自然而然的呼叫，对意料之外的事情的一种反射性的声音反应。害怕刚出现时，会发出这种声音，突然发自肺腑地意识到自己不安全，意识到参与的活动有很大很大的风险。你的身体发出声音，你立刻冒出一身冷汗，你的括约肌收紧。这一刻之前，你的头脑一直在以步行速度移动，现在突然全速向前行进，为了逃命。战或逃，这就是理智失灵，某种原始的、动物性的东西主导的时刻。
伴随着一阵突然刺痛的确定感，斯科特意识到，那声尖叫是自己发出的，然后是一片漆黑。他的脸色变白。
格斯倾身过来：“你想停下吗？”
斯科特吐了口气：“不用，没事。”
格斯叫一个助手从贩卖机给斯科特买一罐饮料来。他们等待的时候，格斯摆出他汇编出的事实。
“根据我们的雷达信号，”他说，“飞机在空中飞行了15分钟41秒，到达高度3657米后急速下降。”
汗顺着斯科特的背部滴落。画面回来了，记忆。
“东西都在—不是在飞，”他说，“到处都是，各种散落的东西。我记得我的背包，它就像是从地面升空，只是平静地飘在空中，就像魔术。然后，我伸手去够的时候，它—它就飞走了，就消失了。我们都在转，我猜撞到我的头了。”
“飞机是在空中解体的吗？”联邦航空局的莱斯莉问，“还是说，飞行员能够做着陆的动作，你知道吗？”
斯科特试图回想，但只有一个个瞬间。他摇摇头。
格斯点点头。
“好了，”他说，“就到这儿吧。”
“等等，”奥布莱恩说，“我还有问题。”
“以后再问，”格斯站起来说，“我想伯勒斯先生现在需要休息。”
其他人也站起身。这次斯科特站了起来，他的腿在颤抖。
格斯伸手说：“睡个好觉。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两部新闻车停在外面。这会发展成一个故事，你将是故事的中心。”
斯科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他说。
“我们会尽可能长时间保护你的身份，”格斯告诉他，“你的名字不在乘客名册上，这是好事。但媒体会想知道，男孩是怎么上岸的，谁救了他，因为那是一个可以报道的故事。你现在是个英雄，伯勒斯先生，试想一下—那意味着什么。还有，男孩的父亲，贝特曼是个大人物，还有吉卜林，你会知道的，形势非常棘手。”
他伸手过来。斯科特跟他握手。
“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不少事，”格斯说，“但这个—”
他摇摇头。
“你是个太出色的游泳者，伯勒斯先生。”
斯科特感觉很麻木。
格斯把其他特工都带出房间，“下次再聊。”他说。
他们走后，斯科特站在无人的休息室里摇摆，他的左臂吊在聚氨酯的绷带里，房间充斥着寂静。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呼出来。他还活着，他想。昨天这个时间，他在自家屋后的阳台上吃着午餐，凝视着院子、鸡蛋沙拉和冰茶，三条腿的狗躺在草地上舔自己的手肘。他还有电话要打，有衣服要收拾。
现在一切都变了。
他把吊瓶架推到窗边，向外张望。他看到停车场上有六辆新闻车，卫星板都部署好了，人群正在聚集。这个世界被有线电视闹哄哄的特别报道打断过多少次？政治丑闻、疯狂杀戮、名人的性爱录像带，夸夸其谈者用完美的牙齿把余温尚存的尸体撕开？现在轮到他了。现在他就是报道，是显微镜下的虫子。对斯科特来说，透过钢化玻璃望去，他们就是兵临城下的敌军。他站在自己的塔楼里，看着他们调集攻城坦克，磨刀霍霍。
最重要的是，他想，男孩可以躲开那些。
一名护士在敲休息室的门，斯科特转过身。
“好了，”她告诉他，“该休息了。”
斯科特点点头。他想起昨晚大雾第一次散开，北极星变得清晰可见的时刻。远远的一个光点带来绝对的确定，告诉他们该往哪个方向去。
斯科特站在那里，研究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有那种清晰的感觉。他最后看了一眼仍在壮大的乌合之众，然后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
死者名单
戴维·贝特曼，56岁
玛格丽特·贝特曼，36岁
瑞秋·贝特曼，9岁
吉尔·巴鲁克，48岁
本·吉卜林，52岁
莎拉·吉卜林，50岁
詹姆斯·梅洛迪，50岁
艾玛·莱特纳，25岁
查理·布施，30岁
<h2>
戴维 · 贝特曼</h2>
1959年4月2日—2015年8月23日
做新闻这一行，有趣的正是长期混沌的状态。一个故事可以从炉渣迸发出火星，快速演变成新闻周期，同时改变速度和方向，变得更加放肆，把路遇的一切通通吞灭。政治失态、校园枪击、本国和国际的大事危机，这些都是新闻。ALC大楼的十层，新闻记者为火势加油助燃，既是真正的火灾，也是隐喻，他们下注，就像穷街陋巷里的色子游戏。
戴维以前常说，谁能猜到一桩丑闻延续的时长，精确到小时，就能拿到一台沙拉搅拌机。如果你能在事发之前一字不差地预测到一个政客的道歉词，康宁汉会把手腕上的手表摘下来给你。
如果你幸运的话，开始只是一点灌木小火—比如，在一个应召女郎电话的客户名单上发现了州长的名字—很快就变成滔天大火，在二次回燃的网络平台爆炸，吞掉广播电视媒体的所有氧气。戴维以前常提醒他们，水门事件也就始于简单的非法入侵。
“说到底，什么是白水事件6，”他会说，“白水事件不就是二流无名小镇的土地丑闻吗？”
他们是21世纪的新闻人，被24小时连环播放囚禁的囚徒。历史教会他们在每个事实的边边角角里挖丑闻。每个人都不干净，除了报道词，没有什么是单纯的。
2002年，ALC新闻频道由英国的一位亿万富翁投资一亿美元创办，现在拥有15000名员工和盘旋在200万左右的日收视率。戴维·贝特曼就是它的缔造者，它的元勋。在第一线，他们叫他董事长。但实际上他的角色是将军，就像乔治·S.巴顿一样，机关枪的火力在他的腿间扫起飞土时，他毫不畏惧地挺立。
戴维年轻的时候，为政治丑闻闹剧的两边都工作过。先是作为政治顾问的角色，力求抢在他的候选人失态或犯错之前及时抢救。然后，他退出了政治圈，开始打造一个新兴的24小时新闻频道。那是在13年前了。13年的愤慨与启示，13年嘲弄的字幕和不是你被击倒，就是我被拖走；4745天的持续信号；113880小时的体育、时评和天气；6832800分钟充斥着语言、画面和声音的放送嘀嗒流逝。完全无休无止的播送量令人生畏，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延伸到永恒。
拯救他们的是，他们不再是报道事件的奴隶，不再被别人的作为或不作为绑架，这就是戴维在打造这个频道时摆上台面的大理念，他的绝杀。多年前和亿万富翁坐在一起吃午餐时，他简单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所有这些别的频道，”他说，“他们都是对新闻做出反应，追着新闻跑。我们要制造新闻。”
意思就是，ALC不像CNN和MSNBC，要有自己的观点，有动机。当然，还是会有随机的天灾要报道，有名人死亡和性丑闻，但那只是汤汤水水，他们业务的主菜是把当日事件塑造得符合他们频道想传达的信息。
亿万富翁喜欢这个理念—控制新闻，戴维知道他会喜欢。毕竟他是个亿万富翁，亿万富翁之所以能成为亿万富翁，就是因为控制着局面。喝完咖啡，他们握手言定。
“你多快可以上线运营？”他问戴维。
“给我7500万，我可以让它在18个月内播出。”
“我给你一个亿，6个月上线。”
他们确实做到了。6个月的时间，他们从其他频道挖主播，设计标志和创作主题音乐，疯狂建构了ALC的体系。戴维在一档二流的新闻杂志节目发现了比尔·康宁汉，他在里面极尽冷嘲热讽。比尔是个愤怒的白人，才思即将枯竭。戴维看完了节目的垃圾时间，他能预料到如果这个男人有合适的平台，会成为什么样子—复活节岛的一尊神体，一块试金石。他的一种视角让戴维觉得刚好体现了他们的品牌。
“脑子不是常春藤名校派发的，”第一次和戴维会面吃早餐时，康宁汉告诉他，“人人生下来都有脑子，我受不了的是这种精英态度。为什么我们所有人，没有一个人，聪明到可以管理我们自己的国家。”
“你现在是在咆哮。”戴维告诉他。
“话说回来，你是在哪里读的大学？”康宁汉问他，准备来个突袭。
“圣玛丽园林学院。”
“不会吧。我上的是石溪大学，公立学校。我毕业出来的时候，没有哪个哈佛或耶鲁的浑蛋会跟我打招呼。女人？想也别想。六年前第一次上电视时，我只能睡新泽西的女孩。”
他们在第八大道的一间古巴风的中餐厅，吃着鸡蛋，喝着棕漆色的咖啡。康宁汉是个大块头，身形高大，喜欢激怒别人。他是那种可以毫不客气地当着你的面打开自己的行李箱，然后搬进你家的人。
“你对电视新闻怎么看？”戴维问他。
“一坨屎，”康宁汉一边咀嚼一边说，“假装不偏不倚的样子，好像他们不偏不倚，但看看他们都在报道什么，看看英雄都是什么人，劳动阶层吗？想也别想。经常上教堂、打两份工送小孩读大学的居家男人吗？笑话。但总统是拿罗德奖学金7的人，所以我猜那是可以的。他们说这叫‘客观’，我说这叫‘偏袒’，简单明了。”
侍者过来放下账单，是从口袋大小的便笺簿上撕下的一张条纹复写纸。戴维仍留着它，裱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一角被咖啡染色了。就世界而言，比尔·康宁汉是过气二流的莫瑞·波维奇8，但戴维看到了真相，康宁汉是个明星，不是因为他比你我更优秀，而是因为他就是你我。他是大众常识发出的愤怒的声音，疯癫世界里的理智人。一旦比尔加入，剩下的拼图将自动就位。
因为到最后，康宁汉总是对的。电视新闻人那么努力表现出客观的样子，而真相是，他们绝对不会客观。CNN，ABC，CBS，它们像超市卖杂货一样卖新闻，人人各取所需。但人们想要的不只是信息，他们想知道信息背后是什么意思，他们要见解，他们需要有东西反抗，同意还是不同意。戴维的理念是，如果一个观众不同意一个电视台的大多数观点，他就会换台。
戴维的想法是把新闻变成同道中人的俱乐部。第一批受众就是多年来一直鼓吹他这种理念的人。紧随其后的则是一生都在寻找一个人，能大声说出他们的心声的群体。一旦你拥有那两种人群，好奇的人和犹豫不定的人就会陆续跟来。
这一看似简单的商业模型重构之后，给行业带来了彻底的转变。但对戴维来说，这只是缓解等待压力的一种方法。因为新闻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臆想症的工作，焦虑的男男女女把每一次抽搐和咳嗽放大来调查，希望这次是条大鱼，然后就是等待和担心。好吧，戴维没有兴趣等，他也从来不是那种担忧的人。
他在密歇根长大，是GM汽车车间工人老戴维·贝特曼的儿子，老戴维从不请病假，从没翘过班。戴维的爸爸曾经数过他在后悬架流水线上超过34年来装过的车，他数出来的数字是94610。对他来说，那是没有虚度人生的证明。你拿人钱财，给人干活，而且你干好了。老戴维从没拿过高中文凭，他尊重遇见的每一个人。连每隔几个月来巡视车间的哈佛管理层也是，他们从迪尔伯恩弯曲的车道上一路驶来，过来拍拍普通人的后背。
戴维是独子，是他的家族中第一个读大学的孩子。但是作为拥护父亲的表现，他拒绝了哈佛的全额奖学金，读了密歇根大学，他在那里发现自己对政治的热爱。那年，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他亲民的举止和坚定的目光激励了戴维。戴维在大三时竞选班长失败，他既没有政治家的外表，也没有魅力，但他有想法，有策略。他能看到该如何出招，就像看到远处的广告牌，他能听到头脑里的声音。他知道怎么赢，但是他自己做不了。就在那时戴维·贝特曼意识到，如果他想从政，必须得退居幕后。
在经历了20年，38场州内和全国选举之后，戴维·贝特曼赢得了“国王制造者”的名声。他把自己对政治游戏的热爱转化成高利润的咨询业务，他的客户包括一个有线电视频道，他们雇他帮忙改进选举报道。
就是他简历上这些名目的组合，在2002年5月的一天，引发了一场运动的诞生。
黎明之前戴维就醒了，这是20年的竞选游说之路给他设置的程序。马蒂经常说，打个喷嚏你就输了，确实是这样。政治竞选不是选美比赛，竞选比的是耐力。收集选票是漫长而且丑陋的流血运动，很少有第一轮出局的情况，通常是看谁在第15轮仍然站着，避闪橡胶腿飞来的重踢，这才是区别良莠的时刻。于是他学会不眠不休，每晚只睡4个小时，在紧要关头，他可以用20分钟的睡眠撑过8个小时。
他的卧室里，床对面的落地窗为第一缕阳光镶上画框。他平躺着，望向窗外，楼下的咖啡机正在自动烹煮。他能看到外面罗斯福岛电车的高塔。他和美琪的卧室面朝东河，玻璃有未删节版的《战争与和平》那么厚，将罗斯福快速道路上无休止的轰鸣声隔绝在外。玻璃是防弹的，洋房里所有其他的窗户也一样。“9·11”事件后，亿万富翁花钱做了这套装置。
“可不能因为某个肩上扛着火箭筒的圣战分子出租车司机而失去你。”他告诉戴维。
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美琪和孩子们都去了文雅岛，已经去了一个月，留戴维一个人走在浴室的大理石地板上。他能听到楼下的管家在做早餐。冲完凉后，他在孩子们的房间门口停下，每天早晨他都是这么做的，凝视着被整理得完美如新的床铺。瑞秋房间的布置结合了科学的小玩意儿和对马的崇拜，JJ的房间里全是汽车。像所有孩子一样，他们偏爱混乱，而家政人员会有系统地将这种青少年的无序感清除，通常是实时的。现在，戴维看着消过毒的、吸过尘的整洁的房间，发现自己想把东西弄乱，让他儿子的房间看起来更像孩子的房间，而不是一间童年博物馆。于是他走向一个玩具箱，用脚把它踢翻。
这样好多了，他心想。
他会给女佣留张字条，孩子们出城的时候，她应该维持房间的原样。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把房间用胶带拦起来，就像犯罪现场那样，这样是为了让房间感觉更加活泼。
他从厨房给美琪打电话。火炉上的时钟显示是早上6点14分。
“我们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她说，“瑞秋在看书，JJ在看把洗碗剂倒进厕所会发生什么。”
美琪捂住了话筒，声音含混不清。
“小甜心！”她大叫着，“那可不是明智的选择！”
纽约这边，戴维假装在喝咖啡，管家又给他端来更多咖啡。他的妻子回到电话线上。戴维能听到她声音里的疲惫不堪，她一个人带孩子太久了。每一年，他都试图劝她带上他们家的换工学生玛丽亚一起上岛，但他的妻子总是拒绝。她说，暑假是他们自己的假日，是家庭时间。否则，瑞秋和JJ长大了会把保姆叫作“妈咪”，就像他们街区的其他孩子一样。
“外面雾超级大。”他的妻子说。
“你收到我寄过去的东西了吗？”他问。
“收到了，”她说，听起来很高兴，“你在哪儿找到的？”
“是吉卜林夫妇找到的。他们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周游世界收集古代的剪枝，18世纪的苹果，自麦金莱当总统以来没人见过的桃树。我们去年夏天在他们家吃了那盘水果沙拉。”
“对哦，”她说，“真好吃。它们—这么问是不是很傻？—它们贵吗？这像是你在新闻上听到的东西，有一辆新车那么贵吧。”
“一部维斯帕9踏板车吧，也许。”他说。
问价格就是美琪的风格，就好像她仍无法摸清他们的资产净值，以及它意味着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有丹麦李这种东西。”她说。
“我也不知道。谁知道水果的世界会有这么多的异域风情？”
她哈哈大笑。他们俩关系好的时候，她就有种轻松感，来自活在当下、不记宿怨的谦让节奏。有时早晨戴维打电话过去，能听出她夜里梦到他了。她偶尔会这样，说话吞吞吐吐，无法直视他的眼睛。之后他会告诉她，在梦里，他永远是一个藐视她、抛弃她的恶魔。之后的谈话就变得冷淡简要。
“嗯，我们早上要去种树，”美琪告诉他，“这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他们又闲聊了十分钟—他这一天怎么过，他觉得今晚几点能出发。他的手机一直在响，爆炸性新闻，日程变动，要处理的危机，别人惊慌的声音被缩减成稳定的电子嗡鸣声。与此同时，孩子们在美琪那边跑进跑出，就像大黄蜂在侦察野餐。他喜欢听到有他们的背景音，他们的混战，这是他这一代与他父亲那代人的不同之处。戴维想让他的孩子拥有童年，真正的童年。他努力工作，让他们可以玩耍。对戴维的父亲来说，童年是他儿子无法承受的奢侈品。玩耍被认为是懒散与穷困的入门毒品。爸爸说，生活就是万福玛利亚传球10。你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你不是每天训练—锻炼呼吸冲刺和进行草地演习—你就会搞砸。
结果就是，戴维小小年纪就开始承担起家务。5岁时，他清理垃圾桶。7岁时，他已经在洗全家人的衣服。他们家的规矩是，做完作业和家务之后，才能扔球、骑车，才能从福爵咖啡罐里倒玩具军人出来玩。
你不是偶然成人的，他的父亲告诉他。这也是戴维的信仰，尽管他的版本更加温和。在戴维的心里，对成人的训练要从十来岁就开始。他推论出，10岁是开始思考成长的年龄，可以接受一些宽松的纪律和责任教育，这些东西在你的青少年时期已经灌输给你，之后把它们巩固成健康有为生活的规则。在那之前你都是个孩子，所以就要像个孩子。
“爸爸，”瑞秋说，“你会把我的红球鞋带来吗？在我的衣橱里。”
他们讲话的时候，他走进她的房间拿出球鞋，这样他就不会忘了。
“我正把它们放进我的包里。”他告诉她。
“又是我，”美琪说，“我想明年你应该和我们一起来这儿待一整个月。”
“我也想。”他马上说。每年他们都有一模一样的对话，每年他都说一样的话，然后他还是无法做到。
“都怪该死的新闻，”她说，“明天还会有更多。还有，到现在你都没把他们训练出来吗？”
“我答应你，”他说，“明年我会在那里待久一点儿。”因为比起就现实世界的各种概率事件讨价还价，摆出所有的减罪因素，试图降低她的期望来说，直接说“好”要更容易。
能明天吵的架，绝对不在今天吵，这是他的座右铭。
“骗子。”她说，但声音里有笑意。
“我爱你，”他告诉她，“今晚见。”
市内的座驾在楼下等他。安保机构的两名保镖乘电梯上来接他，他们轮流睡在一楼的其中一间客房里。
“早啊，小伙子们。”戴维一边说，一边扭头穿上夹克。
他们一起护送他出门，两个大块头，外套里面别着西格绍尔手枪，眼睛扫视着街面，寻找威胁讯号。戴维每天都收到恐吓信，天知道那些信件都在说些什么，有时甚至收到人屎包裹。他的理论是，这就是他为自己选择立场、对政治和战争持有意见所付出的代价。
去你的浑蛋和你的神，他们说。
他们威胁他的生命、他的家人的生命，他开始严肃对待这些威胁。
坐在市内座驾里，他想起瑞秋。她失踪的那三天，绑匪要求不菲的赎金，客厅里全是FBI的特工和私人保镖，美琪在后面的卧室里大哭。她能回来真是奇迹，他知道这种奇迹不会发生第二次。所以他们一直在先遣小组持续的监视下生活。安全第一，他告诉孩子们，然后是玩乐，然后才是学习，这是他们之间的笑话。
他坐在车里穿过城市，走走停停。他的电话每两秒钟响一声。朝鲜又往日本海里试射导弹了；塔拉哈西的一名警察被停车射击后陷入昏迷；好莱坞小明星发给NFL跑卫的手机裸照刚刚泄露，如果你不加提防的话，会感觉所有这些大事小事就像海啸压顶。但戴维对它们不予多想，他理解自己的角色。他是一台分类机，把新闻按类别和优先度装箱，向各部门传达指示。他写一个词的回复，然后按下“发送”“胡说”“太弱”或“更多”。等车停在第六大道的ALC大楼门前时，他已经回复了33封邮件，接了16通电话，这对星期五来说是相当轻松的。
一名保安为他打开后车门，戴维踏入喧闹中。外面的空气和滚烫的馅饼一样热，一样浓稠。他穿着一身青灰色的西装，白衬衫，打着红领带。有的早晨，他喜欢在最后一秒钟转身绕过前门，漫步走开，去吃第二顿早餐，这让负责安保的人随时保持警觉。但今天，如果他想在三点前赶到机场的话，就得把事情全部做完。
戴维的办公室在58楼。他快步走出电梯，眼睛盯着自己办公室的地板。他走路的时候，人们纷纷让道。他们迅速躲进自己的小隔间，或者转身逃走。与其说是畏惧他本人，不如说是因为他的职位，又或许是因为他的西装。戴维心想，自己周围的面孔似乎日趋年轻，环节制片人和行政总监是下巴留着小胡子、喝手工咖啡的网虫，他们自命不凡地以为自己就是未来。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都在留下身后名。有些是理论家，有些是投机分子，但他们在那里，都是因为ALC是全国最好的有线新闻频道，而戴维·贝特曼就是这一切的缘由。
他的秘书莉迪亚·考克斯已经坐在桌边。她从1995年开始跟着戴维，她已59岁，从未结过婚，也从没养过猫。莉迪亚很瘦，她留短发，身上有某种老派布鲁克林的放肆，但早就被怀有敌意的上流人士漂洋过海，把她驱逐出了这一区，就像曾经繁荣的印第安部落。
“塞勒斯十分钟之内会打给你。”她提醒他第一件事。
戴维没有放慢脚步。他走向自己的办公桌，脱下夹克挂在椅背上。莉迪亚已经把他的日程表放在桌子上了。他拿起来，皱起眉头，这一天以塞勒斯—越发不受欢迎的洛杉矶总编—开始，就像用结肠镜开始这一天。
“还没有人捅死这家伙吗？”他说。
“没有，”莉迪亚一边说，一边跟着他进来，“但去年，你确实用他的名字买了一块墓地，并拍照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了。”
戴维笑了。就他而言，生活中那样的时刻不够多。
“推到周一。”他告诉她。
“他已经打来两次了。你敢让他推掉这件事试试，这是他的要点。”
“太晚了。”
戴维的桌上有一杯热咖啡。他指向它。
“给我的？”
“不是，”她摇着头说，“是教皇的。”
比尔·康宁汉出现在莉迪亚身后的门口。他穿着牛仔裤和T恤，挂着他标志性的背带。
“嘿，”他说，“有时间吗？”
莉迪亚转身要走。比尔靠边让她过去时，戴维注意到克里斯塔·布鲁尔在他身后徘徊，克里斯塔的表情显得有些担忧。
“当然，”戴维说，“怎么了？”
他们进来，比尔关上他们身后的门。这不是他通常会做的事。康宁汉是个表演艺术家，他的整个独特风格都以痛骂幕后秘密会议为基础。换句话说，他从不私底下做任何事，他更喜欢每周冲进戴维的办公室两次，对他大吼大叫，吼什么无关紧要，这是对实力的炫耀，就像军事演习一样。所以关门说明事关重大。
“比尔，”戴维说，“你刚才关门了吗？”
他看着克里斯塔，比尔的执行制作人。她似乎有点儿面色发青。比尔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他的臂展有翼龙那么长，他的坐姿和往常一样，膝盖大张着。
“首先，”他说，“没有你想得那么糟。”
“不，”克里斯塔说，“更糟。”
“两天的胡说八道，”比尔说，“或许会有律师介入，或许。”
戴维站起来，看向窗外。他发现对付一个像比尔这样爱出风头的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看他。
“谁的律师？”他问，“你的还是我的？”
“该死的，比尔，”克里斯塔开始冲比尔开火，“这条规矩不容违反，不要在教堂里吐痰。这是法律，很可能是好几条法律。”
戴维看着第五大道上车来车往。
“我三点钟要去机场，”他说，“你们觉得到那时我们能讲到重点吗？还是我们得打电话解决这件事？”
他转身看着他们。克里斯塔挑衅地双手抱胸，用肢体语言示意比尔自己说。传达坏消息的信使会被杀死，克里斯塔可不会因为比尔的愚蠢错误丢掉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比尔的脸上挂着愤怒的微笑，就像一个开完枪的警察，站在听证席上发誓开枪有理。
“克里斯塔。”戴维说。
“他窃听了别人的电话。”她说。
话语悬在那里，这是个危机点，但还不是酝酿充分的危机。
“别人？”戴维谨慎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让他舌尖发苦。
克里斯塔看着比尔。
“比尔有个手下。”她说。
“纳摩，”比尔说，“你记得纳摩吧，前海豹突击队员，前五角大楼情报员。”
戴维摇摇头。过去几年里，比尔开始在身边聚集一群戈登·里迪11那样的怪人。
“你当然记得，”比尔说。“好吧，有一晚我们在喝酒，大概是一年前。我们聊起马思凯·维茨，你记得那个国会议员吧？喜欢闻黑人女孩脚的那个。纳摩大笑着说，我们要是录下那些电话有多棒。黄金节目啊，对吧？一个犹太议员对某个黑妞说，他好想闻她的脚。于是我说，对，那会很好。不管了，反正我们点了更多77高杯酒，然后纳摩说，你知道……”
比尔停下来，营造戏剧效果。他就是忍不住，这是他的表演天性。
“……你知道……这并不难的。他可是纳摩。实际上他说，这就是小事一桩。因为每样东西都得经过一个服务器，每个人都有邮件、手机，他们有语音信箱的密码和手机短信的用户名，那种垃圾很容易搞到，是能破解的。你只要知道一个人的手机号码，就能克隆他们的电话，所以他们每次接电话……”
“别说了。”戴维说，感觉一股潮热从他的肛门爬上他的脊梁。
“随便啦，”比尔说，“就是两个家伙深夜一点在酒吧里聊的东西，都是吹牛。但之后他说，挑个名字，你想听谁的电话。于是我说，凯勒曼—你知道，就是CNN的那个人。他说没问题。”
戴维发现自己坐在椅子里，尽管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坐下的。克里斯塔在看着他，像是在说，还有更糟的。
“比尔，”戴维说，一边摇着头举起手来，“住嘴。我不能听这些，你该去跟律师说。”
“我就是那么跟他说的。”克里斯塔说。
比尔挥手不理他们，就好像他们是伊斯兰堡集市上的一对巴基斯坦孤儿。
“我什么也没干，”比尔说，“就挑了个名字。谁会在乎啊？我们就是酒吧里的两个醉鬼。于是我就回家了，忘了整件事情。一个星期后，纳摩来我的办公室，他说要给我看个东西。于是我们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取出一张极碟驱动器，放进我的电脑。所有的音频文件都在里面。凯勒曼，对吧？跟他母亲的聊天，和干洗工的对话。但还有跟他的制作人的谈话，于是我就想怎么从一个故事里剪掉点儿东西，让它稍微偏离事实一点儿。”
戴维感到一刹那的眩晕。
“所以你才能……”他说。
“正是。我们找到了原始版本的镜头，然后播放出来。你很爱那种故事的。”
戴维又站起来了，拳头紧握。
“我以为那是新闻工作，”他说，“不是……”
比尔大笑，摇着头，惊叹于自己的创造力：“我得给你放这些录音听，太经典了。”
戴维绕过桌子。
“别说了。”
“你要去哪儿？”比尔问。
“别对任何人说一个字，”戴维告诉他，“你们两个都是。”然后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莉迪亚在她的座位上。
“塞勒斯在二号线。”她说。
戴维没有停下，也没有转身。他走过成排的小隔间，汗顺着他的肋部滴下。这件事能让他们全部完蛋，他的直觉知道，甚至不用听完剩下的故事。
“让开！”他对着一群穿短袖衬衫的小平头大吼，他们像兔子一样四散。
戴维的脑子飞转，他来到电梯间，按下按钮，然后根本没等，就踢开了楼梯间的门，走下一层楼。他大踏步地走在过道上，像个端着冲锋枪的杀人狂，在会议室里找到了里柏林，他正和其他16个律师坐在一起。
“全部人，”戴维说，“出去。”
这些有法律学位的无名西装男仓促离开，门打在最后一个人的脚踝上。唐·里柏林脸上有种茫然的表情，他是他们公司内部的法律顾问，五十来岁，做普拉提练就的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老天，贝特曼。”他说。
戴维在踱步。
“康宁汉……”他一时半会儿只能说出这句话。
里柏林说：“那个老色鬼又干什么了？”
“我只听了一点儿，”戴维说，“就打断了他，再说下去我会变成事后从犯。”
里柏林皱起眉头。
“别告诉我哪个酒店房间里有个死掉的妓女。”
“我也希望如此，”戴维说，“跟这件事比起来，死掉的妓女太容易解决了。”
他抬起头来，看到一架飞机在帝国大厦的高空飞过。有那么一个片刻，他有种无法抗拒的冲动，他希望自己在那架飞机上，正在去把什么地方，任何地方。他一屁股坐到一把皮椅上，用手捋头发。
“那个浑球窃听了凯勒曼的电话，很可能还有别人。我感觉他准备开始列出受害者的名单了，像个连环杀手一样，于是我离开了。”
里柏林理平自己的领带：“你说窃听电话……”
“他手下有个人，某个情报顾问，说他能让比尔接触到任何人的邮件或电话。”
“老天。”
戴维向后倒回椅子里，看着天花板。
“你得去跟他谈谈。”
里柏林点头。
“他需要有自己的律师，”他说，“我想他用的是弗兰肯。我会打电话过去。”
戴维用指头敲桌面，他感觉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我的意思是，万一是国会议员或者参议员的话怎么办？”他问，“我的天！他秘密监视竞争对手就够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