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胡客抱着姻婵，离开了洞厅，退出了天道。

四下里夜色茫茫，他站在槭树林里，人生中第一次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站了好一阵子，他低下头看了看怀中的妻子。

人死不能复生，无论他如何心痛，如何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终究无法改变。姻婵既然已逝，那就让她入土为安，好好地离开人世吧。

胡客来到平武县城，购置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他把姻婵装殓入内，却不知该葬于何处。两人一直四海漂泊，居无定所，似乎没有哪个地方，与姻婵有特别的联系。

胡客思来想去，最终想到了一个去处。

胡客将灵柩运到了长沙府，停放在湘江畔的江神庙中。

江神庙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但这里是他和姻婵叩拜天地共结连理的地方，对他和姻婵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他打算把姻婵安葬在江神庙的后院里，安葬在墙脚的腊梅树下。

下葬的那天，只有胡客一个人。

覆上最后一锹黄土，他无比失落地坐在坟前。

七年多了，岁月如浮光掠影，匆匆而逝，最终只留下苦涩酸楚的回忆。那些过往与姻婵相处的画面，自脑海深处翻涌而起，一一从眼前掠过。

胡客拿起坟前的酒坛，那是醉乡榭的酒。他倾斜酒坛，将酒水倾洒在姻婵的坟前，然后将酒坛高高举起，任由剩余的酒水注入口中。对他而言，姻婵就是过往岁月里最美的酒，他的确曾认认真真地醉过。

胡客摇摇晃晃地走进前殿，跪倒在神像前。他从不信神灵，此时却无比虔诚地磕头叩拜。一切缘分都是始于此处，那就让它终结于开始的地方吧。

可是一切真的能够就此终结吗？

世人都说时间可以淡化一切，可是胡客心里的那份思念却越来越浓。他寄情于酒，常去醉乡榭饮酒。他以前品而不嗜，喝酒绝不会超过一杯，可现在却是成碗成坛地纵饮。

到后来胡客的钱财花光了，醉乡榭的老板看他可怜，便让他在店里做了店保，供他一碗饭吃。世道太乱，常有地痞流氓来喝酒闹事，索要份子钱，老板让胡客做店保，原本只是看中他身材魁梧，让他充充门面而已。没想到胡客做了店保后，每有地痞流氓上门闹事，他便下狠手教训，那些地痞流氓即便纠集几十人一哄而上，也被胡客片刻间悉数撂倒。城里的地痞流氓从此再不敢上醉乡榭来闹事，连醉乡榭所在的街道，也不敢轻易靠近。醉乡榭的老板没想到胡客打起架来这么厉害，自此之后酒食招待，让胡客吃好喝好，只要胡客肯留在醉乡榭继续做店保就行。

胡客在醉乡榭一待便是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有两个故人来找过他。

第一个来找他的故人是贺谦。

胡客在醉乡榭待了将近半年之时，便到了快过年的时候。贺谦就是在这时找来了醉乡榭。

贺谦是特意来寻找胡客。

离开井山后，贺谦不愿再替任何人做事。他听闻广州、佛山等地武风盛行，于是南下佛山开了一家小武馆，以教人习武为生，生意虽然冷淡，倒也能将就着过日子。

离过年还有一个月，佛山城内家家户户早已年意浓浓，贺谦倒有几分羡慕，不由得冒出了找亲故之人聚一聚的想法。他是从刺客道出来的，想来想去，只想到了胡客。他决定找胡客见上一面，毕竟大半年前在井山分道扬镳时，两人是不告而别。

贺谦知道胡客从小在衡州府的清泉县长大，于是找去了清泉县，但没有打听到胡客的下落。

他又去衡州城四处打听，偶然听到当地的小混混说，长沙城里的醉乡榭有个三头六臂的厉害人物，把当地的地痞流氓收拾得服服帖帖。贺谦觉得好奇，于是找来了长沙府的醉乡榭。

故人相见，两人纵情痛饮，谈起以往刺客道和御捕门的种种轶事，都是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贺谦还刻意提到了索克鲁，觉得很对不起这位曾经的御捕门总捕头，毕竟索克鲁曾悉心栽培他，把他当作御捕门的接班人来培养。虽说他是刺客道天层的人，但毕竟在御捕门待了整整十五年，与索克鲁朝夕相处，最后叛出了御捕门，难免会有愧疚之意。

贺谦在醉乡榭待了五天。

在这五天里，他每天都和胡客切磋。两人空手较量，较量之时都用了全力。贺谦很想赢胡客一次，可最终还是未能如愿。

“以你的身手，”贺谦说道，“如果去佛山的话，那边所有的武馆就该关门歇业了。”

胡客淡淡地笑了笑。

年关一过，贺谦便与胡客告辞，离开了醉乡榭。

第二个找来的故人，则是杜心五。

杜心五是在开春后找来醉乡榭的。

当时“刺宋案”已经发生，杜心五参加完宋教仁的丧事后，深感世道黑暗，犹胜满清之时。他一心帮扶革命大业，原以为能换来一个朗朗乾坤，没想到在新政府的统治下，世道甚至还不如满清朝廷当政之时。忧愤交加之下，杜心五辞去了所有职务，打算回归故乡，就此隐居。

杜心五的故乡在湖南省慈利县，回家时途经长沙府，像贺谦一样，听闻醉乡榭有个很能打的人。他是武术界的宗师，是青洪帮的“双龙头”，一时手痒，想来会一会这个很能打的人，没想到竟是故人胡客。

这次会面后，杜心五每隔一两个月，便来找胡客一次，两人叙旧论武，倒也乐得自在。

杜心五虽然隐居市井，但心中仍然关心国事，尤其是二次革命爆发时，他在醉乡榭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只因长沙是省城，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前线的消息。

二次革命是以“刺宋案”为导火索而爆发的一场讨袁战争，但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讨袁军从一开始便节节败退，只勉强坚持了一个多月，南京便被攻陷，孙文、黄兴和陈其美等人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时，已是这年的秋天。

杜心五根本没有想到，这场起初闹得轰轰烈烈的讨袁战争，竟然这么快便以溃败收场。他来的时候情绪激昂，离开的时候却是无比失望。

这次离开后，或许是因为意志消沉，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杜心五没有再来找胡客。

等到杜心五再次现身于醉乡榭时，已是这年的十二月。

杜心五这一次前来，不是为了叙旧论武，而是想拜托胡客一件事。

他想请胡客出山，替他杀一个人。

“应桂馨。”杜心五说出了刺杀的目标。

“姓应的杀害了钝初，现今却逍遥法外。”杜心五说出了刺杀应桂馨的原因，“国民党现在失了天下，治不了姓应的，但总须有一个法子，让姓应的付出代价，以命偿命，以祭奠钝初在天之灵。”

钝初即是宋教仁，杜心五要刺杀应桂馨，归根结底，正是因为九个月前发生在上海火车站的“刺宋案”。

宋教仁之死

当初袁世凯软硬兼施，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南方革命党兑现之前作出的承诺，准备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为限制袁世凯的总统权力，孙文在卸任之前，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后辞去大总统职务，投身铁路实业建设。黄兴自言“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不久后辞去南京留守，隐居于上海，不问政事。

至此，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中，唯有宋教仁还在为政治和国事呼号奔走。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内阁因为职权得不到保障，根本无法有效地限制总统的权力。宋教仁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深知必须建立一个与总统权力相制衡的责任内阁制，而责任内阁制的核心在于议会政治，议会政治的重心则在于政党制衡。彼时同盟会还带有一定的草莽气息，各地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竟多有三百余个，可谓党派林立，力量分散，局面极为混乱。正因为如此，宋教仁决定“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基础，吸纳一些其他党派，改组成立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议会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

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宋教仁不顾一部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以“朝野合作，新旧合作”为号召，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小党派，在北京整合成立了国民党。

国民党成立后，孙文被推选为理事长，但孙文声称要“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遂辞去理事长一职，委托宋教仁代理。

刚刚成立的国民党，立刻积极投入到第一届国会选举当中。为帮助国民党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宋教仁于十月离京南下，在南方各地发表演讲，抨击时政，宣传政见。他每到一处，均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快在南方刮起了一股凌厉的“宋教仁旋风”。国会选举虽然还没开始，但国民党的呼声已经非常之高。

在国民党有望选举胜利并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文却没有与宋教仁就选举的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反而在选举前一个月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此时宋教仁已经抵达上海，寄住在黄兴家中。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明确地撇开孙文的五权宪法，大讲自己的三权分立宪政设想，然后以激烈的言辞，全盘否定了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责任内阁，才能解决当前的种种问题。

民国二年三月间，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在参议院与众议院皆获得最多席次，成为国会最大党。

第一届正式国会定于四月在北京开幕，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以国民党党首的身份筹划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与此同时，袁世凯亦多次催促宋教仁“赴京会商要政”。宋教仁于是决定出发北上，并选择了三月二十日作为他离开上海的日子。

在宋教仁临行之前，他接连收到“友人密函”，说他之前在南京之时，已经有人“潜随其后，希图行刺”，劝他暂时不要北上，平时也要多加防范。宋教仁却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坊间的谣言，没有放在心上。

三月二十日晚十点多钟，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火车站，准备乘坐特别快车前往南京，转而北上。

火车出发是在十一点钟，时间尚早，宋教仁、黄兴等人便在议员接待室里休息。

宋教仁与众友人议论时政，聊谈甚欢，根本没注意到此时的接待室外，有人正频频向内窥探。

十点四十分，离发车时间只剩下二十分钟了，检票处开始检票。

宋教仁等人离开接待室，有说有笑地来到检票处，排队等待检票。

就在这时，几步开外突然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

黄兴、廖仲恺等人急忙惊惶四顾，却见宋教仁靠在旁边的铁椅上，用手捂住腹部，对近旁的于右任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

黄兴等人还没回过神来，又听见了两声枪响，幸而无人被击中，其中一颗子弹，堪堪贴着黄兴的身边掠过。

黄兴急忙向枪响处望去，只见一个身形甚短、身穿黑色常服的人，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跃过车站铁栏，向东面逃窜，顷刻间没了身影。

宋教仁被子弹击中了腹部，那是要害部位，脸色刹那间一片苍白。

于右任急忙冲出车站，找来一辆汽车，将宋教仁送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但由于是深夜十一点钟，医生不在医院，只好又急忙找人去通知医生。

此时的宋教仁，神志还算清醒。他腹部疼痛，无法大声说话，只能让于右任把头挨近他胸前，然后喘息着说道：“我痛得很，恐怕是活不下去了。如果我死了，就把我所有存书捐入南京图书馆……我老母尚在，唯有请诸位替我照料了……”

十几分钟后，医生闻讯赶来，查看了宋教仁的伤情，认为伤在腹部，且伤势严重，必须立即进行手术，才有一线活命的希望。

此时已是凌晨，手术立刻进行。医生通过腹部手术，很快取出了子弹。子弹是从侧后方穿过腰际射入腹部的，伤及了小腹及大肠，所以医生又主刀进行了肠道缝补手术。

手术结束后，宋教仁的情况不见好转，反而不断地恶化。

宋教仁自知难逃一死，于是授意黄兴代拟电报发给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他又叮嘱守在病榻前的诸位革命友人勿以他为念，要奋力国事，然后感叹道：“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般民众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此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只可惜凶手在逃，终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罢了，罢了……”

二十二日凌晨四点，宋教仁的伤势急剧恶化。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已经不能言语，只能以黯淡的目光环顾四周，眼神里充满了不舍之情。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均围侍在病榻旁，黄兴在宋教仁的耳旁大声地说道：“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地去吧！”

宋教仁的眼中泛起了泪光，然后缓缓闭上双眼，慢慢地断了气。

两条线索

“刺宋案”发生后，正在日本访问的孙文闻讯，当即发出急电，“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袁世凯得知此事后，感叹道：“国民党失去宋钝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遂命拟电报，拟优恤命令；黄兴与陈其美各方联络，致函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悬赏万元缉拿凶手；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全省：“如凶手就缚，当立予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身充眼线因而拿获者，给洋五千元”；沪宁铁路局认为凶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铁路局声誉，也主动悬赏五千元缉凶。

上海地方检察厅组织警力，对凶案现场进行了调查取证，尽管现场没有人看清凶手的长相，但地方检察厅通过细致的调查，还是初步得出了一些判断。

首先，凶手行刺之时，距离宋教仁仅仅数步之遥，敢走得这么近，一定不是宋教仁认识的人。其次，凶手既然与宋教仁素不相识，那他行刺宋教仁的原因，一定不是宿怨私仇。除此之外，凶手行刺时举止从容，逃跑时方向明确，附近一定有藏身之处或接应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