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检察厅由此得出结论，该案是“为人买通行刺，故就性质而论，破案获凶或非难事也”。

地方检察厅虽然做出了破案或许并不难的判断，但也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件案子的破获，竟然远比想象中还要来得轻松。

第一条线索，出现于案发后的第二天，来自于六野旅馆的旅客。

这位旅客向国民党方面举报线索，说住在六野旅馆十四号房的武士英行为举止可疑。

据该旅客透露，武士英是山西人，面目凶恶，身材短小，自称是云南军队的管带，可是平时吃穿却非常拮据，有时还会向旅馆内的其他旅客借钱。

三月二十日上午，该旅客看见武士英引领几个陌生人走进了六野旅馆，进入了十四号房，想必是商谈事情。不久后，这些陌生人便离开了旅馆。

武士英把这些陌生人送走后，显得非常高兴，向该旅客借钱，说要出门去办点事，但是没有车费。

该旅客住在武士英的隔壁房，平时和武士英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太好意思不借，于是借给了武士英小洋一角。

“这点钱不够，”武士英却说道，“我要去西门，路很远的。”

该旅客于是又加了两角，总共借给武士英小洋三角。

到了晚上八点左右，武士英返回旅馆，找到该旅客，炫耀般地拿出几十元钱，从中抽出一元，还给了该旅客。

“你何必还给我这么多？”该旅客有些吃惊，也颇觉纳闷，不明白武士英从何处得来了这么多钱。

武士英却得意洋洋地说道：“这点钱算什么？过了今晚，我就是千元户了。”说完他便离开了旅馆。

武士英一夜未回，到了二十一日早上七点左右，才回到六野旅馆，结清旅费，收拾好行李，急匆匆地离开了。

武士英这一系列奇怪的举动，引起了该旅客的注意，但是他没有多想。直到上午看见报纸上刊登出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他才联想到武士英的行为，觉得其举止甚为可疑，于是向国民党方面举报了这一消息。

国民党方面得到这条线索后，没有向司法当局报案，反而自行派出职业侦探，到六野旅馆核实了这条线索，然后追查武士英的去向。

到了二十三日，第二条线索出现了。

第二条线索，来自于法租界巡捕房的华探督察长黄金荣。

二十三日这天，有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来法租界巡捕房举报，说几天前他到小西门外应桂馨的家中兜售古董和字画，应桂馨却拿出一张照片，叫他把照片上的人“办”了，如果能够完成任务，便付给他酬洋一千元。王阿发当然不敢做杀人的勾当，于是急匆匆地离开了应家。“刺宋案”发生后，王阿发见报上刊登的宋教仁的照片，与当日应桂馨拿出的照片上的人，竟然是同一个人。他思虑再三，还是觉得应该把此事说出来，于是跑来巡捕房报案。

黄金荣没想到“刺宋案”竟然能和应桂馨扯上关系。

当日天口赌台围杀黄金荣失败后，应桂馨急匆匆地赶赴南京，就任总统府庶务科长。但是不久之后，他因与人持枪械斗，被调任到下关兵站任差，随后又遭解职。离职后的应桂馨希望东山再起，南京方面不肯用他，他就索性召集一些青帮的旧部兄弟，组建了共进会，自任会长，不久后又攀附上了江苏都督程德全，由程德全电荐给北京政府。应桂馨奔赴北京，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其间由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牵线，先后受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被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总长，这才又大摇大摆地返回上海。

黄金荣和应桂馨旧仇颇深，但是应桂馨就任江苏驻沪巡查总长，可谓今非昔比，所以尽管知道应桂馨回到了上海，甚至耀武扬威地住在法租界里，黄金荣却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金荣深知眼下时局动荡，应桂馨今朝得势攀上了高枝，保不准明天便跌落谷底成了落水狗，到时候再收拾应桂馨不迟。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竟如此之快，仅仅过去了几个月，“刺宋案”便发生了，而应桂馨则被人举报，和这件轰动全国的大案扯上了关系。

有这样的机会，黄金荣当然要好好地借题发挥。

黄金荣立刻将这一线索报告给国民党方面，然后派华探乔装打扮，去应桂馨府上打听应桂馨是否在家。抓人要抓现成的，他要确定应桂馨在家，才会带巡捕前去实施抓捕。打听消息的华探很快回来禀报，说应桂馨不在家中，而是去了公共租界迎春坊一个名叫李桂玉的妓女家中过夜。黄金荣当即联系公共租界巡捕房。虽说是深夜，可事关“刺宋案”，所以公共租界巡捕房立刻派巡捕赶到李桂玉的住处，将应桂馨抓了个现成。

因为有机会将应桂馨拉下马，所以黄金荣不像以往处理公事那般磨磨蹭蹭，而是变得雷厉风行。得知应桂馨被抓捕的消息时，天才刚刚亮，黄金荣立刻率巡捕赶往应桂馨的府上，封锁各处出口，冲进应家大肆搜查，希望能找到一些与“刺宋案”相关的证据。

应桂馨家中一些人已经起床。黄金荣一进门，便大吼一声：“全都不许动！”吓得几个起早的人惊慌失措，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在这些纹丝不动的人当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却突然拔腿就跑。

黄金荣立刻带人追赶。

矮小男子逃到应家后院，准备翻墙逃跑。

黄金荣追得最快，一个箭步蹿上去，将两只悬空的脚抓住，把矮小男子从墙头上拉扯下来。众巡捕一拥而上，迅速将矮小男子制服。

这矮小男子正是武士英。

黄金荣命众巡捕仔细搜查应家，最后从武士英的房中搜出了一把六响手枪，枪内尚有三颗子弹，事后经过比对，其规格与射杀宋教仁的子弹完全一致。除此之外，黄金荣还从应桂馨的房中搜出了一叠电报，全都是与洪述祖往来的密电，事后又在上海电报局查到了相应的电报底稿。

在这些密电当中，第一份是应桂馨在三月十三日发给洪述祖的，电文道：“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应桂馨又名夔丞，电文中的“夔”字，指的正是他自己。

十四日早上，应桂馨又给洪述祖发去一份密电：“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十八日下午，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寒电应即照办。”

十九日，洪述祖又致电应桂馨：“事速照行。”

二十一日凌晨两点十分，即“刺宋案”发生三个多小时后，应桂馨发电向洪述祖报告：“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

二十一日上午九点，应桂馨给洪述祖发去了最后一份电报：“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手枪和电报的出现，已是铁证如山，凶手武士英和应桂馨双双被缉拿归案，“刺宋案”就此告破。

此时距离案子发生，仅仅过去了三天而已。

离奇死亡

凶手被缉拿归案后，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审讯。

武士英在被捕当天便立即认罪，承认宋教仁是自己所杀。根据他的招供，他原是山西平阳人，曾在云南任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丢了饭碗，于是来到上海谋生，结识了陈玉生，经陈玉生引荐加入了共进会。

三月二十日上午，陈玉生带人来六野旅馆找他，请他办一个人，他考虑到自己生活境况困难，急需钱财，于是答应了，随后应陈玉生之邀，前往小西门外应桂馨府上，看了宋教仁的照片，然后带上手枪赴火车站行刺。

可是应桂馨接受审讯时，却说他在二十日那天没有见过武士英，而是在二十一日早晨，即“刺宋案”已经发生后，才第一次见到武士英。当时武士英搬离了六野旅馆，在陈玉生的带领下来他的家中暂住。

到了四月四日公审公堂的开庭预审上，武士英却当庭翻供，声称：“此次刺杀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并无第二个人。”当被问及刺杀宋教仁的原因时，武士英说“因宋系四万万同胞之罪人”，又说“他做农林总长尚做不好，现在竟想做总统，这还了得么？所以我要刺他。”

此案凶手已经抓获，人证物证俱在，然而先后经过公审公堂七次预审，案情却始终模棱两可，未能得出一个统一的事实，究其原因，在于公堂之上始终没有让武士英和应桂馨这两个关键人物当庭对质。这样一桩并不太复杂的刺杀案，只须将已经抓捕归案的武士英、应桂馨、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此案的吴乃文、冯玉山、张秀泉、王阿发等人拉到一起当庭对质，便可真相大白。然而公审方似乎有意避免，七次预审都没有这么做。

四月十二日，在公审公堂的第七次预审上，应桂馨的外籍律师主动提起引渡移交的话题。这次预审当庭判决：“预审明确，案系发生车站，应即商明领事团，移交中国内地法庭，归案讯办。”

十六日下午，武士英从法租界的大自鸣钟捕房拘留所，押送至上海地方检察厅，交给厅长陈英收押，应桂馨则从公共租界押送至驻守江苏海运局的六十一团，由团长陈其蔚负责关押。

犯人引渡移交后，江苏都督陈德全致电袁世凯及内务、司法两部，提出应组织特别法庭来办理此案。袁世凯当天回电，表示“望速筹办”，同意了这一提议。

上海方面立即组织了以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的特别法庭，报请北京政府批准。黄郛和王宠惠均为国民党人，伍廷芳是前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与孙文关系密切，所以这个所谓的特别法庭，实际上是国民党单方面的特别法庭。

宋教仁是国民党党首，哪怕是出于回避的考虑，此案也不能由国民党单方面进行审理，所以这样的特别法庭，北京政府自然不予同意。司法部于十七日回电，否决了特别法庭的提议，命令由上海地方检察厅全权审理此案。

然而十八日这天，上海地方检察厅忽然接到程德全的命令，将武士英转押至关押应桂馨的六十一团兵营。地方检察厅甚为不满，派人前去询问程德全，得到的回复是：“为组织特别法庭，故不得不与上海固有司法机关脱离关系也。”此举等于是先斩后奏。地方检察厅没有办法，武士英就此被押往六十一团兵营进行关押。

二十一日，程德全再次致电袁世凯，强调组织特别法庭的必要性。袁世凯回电解释说，司法总长许世英一再力争，拒绝副署，所以他无法宣布该项命令。许世英也在另一份回电中提出折衷方案，此案仍由上海地方检察厅负责，不过由伍廷芳暂署上海地方审判长进行审理。国民党方面却不肯接受。

就在南北双方互不相让之时，此案的关键人物武士英却在六十一团兵营里离奇暴毙。

六十一团是由陈其美、黄郛等人组建的前沪军第二师第五团整编而来，团长陈其蔚与陈其美私交甚厚，可以说，六十一团是处于陈其美的绝对控制之下。然而在看守如此严密的六十一团兵营里，武士英却在二十四日上午九点多钟突然死亡，事后查悉，他是吞下了火柴头而死。上海地方检察厅原定于二十五日组织第一次预审，谁料到此案最为关键的人物武士英却在预审的前一天暴毙而亡。

武士英在法租界捕房拘留所关押时没有出问题，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关押时也没有出问题，可交由六十一团兵营关押后却突然死亡，而且不偏不巧，正好死在地方检察厅第一次预审的前一天。虽然六十一团方面给出的结论是武士英吞下火柴头畏罪自杀，但上海不少舆论却怀疑武士英是被人下毒，杀人灭口。

武士英一死，“刺宋案”就此变得扑朔迷离。

迷雾重重

从“刺宋案”发生，到武士英离奇死亡，前后共计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个月里，一件凶手被缉、证据确凿的并不复杂的刺杀案，却越审越乱，始终没有审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虽然庭审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但国民党方面却抓住这段时间，通过真假难辨的舆论宣传，将“刺宋案”的幕后主使指向袁世凯。

袁世凯的确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主张政党内阁，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自然是知道的。第一次国会选举结束后，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大获全胜，这对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国民党若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将会极大地限制他的总统权力。为了收买宋教仁，袁世凯曾托人赠五十万元给宋教仁，但宋教仁却全数退回。收买不成，继而采用极端的暗杀手段，将政坛劲敌除去，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除了动机，袁世凯被怀疑为“刺宋案”的幕后主使，还有相关的实物证据。

应桂馨与洪述祖的往来电报从应桂馨的家里被搜出，也在上海电报局找到了底稿。电报上的内容每一条都与刺杀宋教仁有关，而洪述祖则是内务部秘书，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人，也即是袁世凯的人。在应桂馨发给洪述祖的电报中，多处出现“乞转呈”“望转呈”等词，显然洪述祖不是此案的幕后主使，在他的背后还有人，而站在洪述祖背后的人，便是赵秉钧和袁世凯。

既有动机又有证据，上海各界舆论，自然把矛头直指袁世凯。

不过此案却有诸多显而易见的疑点。

譬如说，武士英刺杀宋教仁之后，为何不逃之夭夭，反而躲进应桂馨家里？他为何不扔掉行刺用的六响手枪，反而一直留在身边，甚至连剩余的三颗子弹都没有取出？应桂馨明知武士英是凶手，为何不将武士英送走，反而将武士英留在自己家里？他与洪述祖的往来电报，是证明他乃幕后凶手的唯一证据，为何不直接销毁，反而一直保留？举报第一条线索的六野旅馆的旅客，为何不向巡警总局或地方检察厅举报线索，反而直接向国民党方面举报？他在举报线索之后，为何不去领取各方悬赏的赏金，反而就此消失，没了踪影？

这些太过明显的疑点，让当时的舆论出现了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猜测，认为“刺宋案”的幕后主使绝非袁世凯。

应桂馨曾是陈其美的亲信，跟随陈其美多年，又替孙文做过事，换句话说，应桂馨长时间是革命党的人，袁世凯如果要刺杀宋教仁，岂会把如此秘密而重要的事交给应桂馨来做，另寻更为值得信任的杀手岂不是更好？“刺宋案”是在陈其美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地界内发生的，袁世凯如果要刺杀宋教仁，为什么不等宋教仁去往北京的半路上下手？如果在去往北京的半路上动手，不仅更容易成功，而且得手之后，“刺宋案”的审理权因为案件发生地的缘故，便会落入北京政府的手中，而不是一直由国民党方面进行操控。

持这种观点的舆论认为，“刺宋案”有可能是国民党方面故意设的局，以图栽赃嫁祸给袁世凯，至于背后的主使人，便是上海的实际掌权人陈其美。

和袁世凯一样，陈其美也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陈其美一直是孙文的左膀右臂，而孙文与宋教仁素有矛盾，尤其是国民党成立之后，孙文在党内的影响力大减，可以说宋教仁已经取孙文而代之，成为了党内的实际领袖。在宋教仁为国民党参加国会选举而四处奔走时，孙文却不闻不问，远赴日本，足见他对宋教仁持何种态度。主动下手，替孙文除去政敌，陈其美拥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在暗杀方面，陈其美是精于此道的高手，陶成章被刺就是先例。“刺宋案”的间接凶手应桂馨曾是陈其美的亲信，陈其美对其有知遇之恩，应桂馨虽然表面上投靠了北京政府，但他很可能暗中仍在替陈其美卖命。该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在预审的前一天暴毙于六十一团兵营里，而六十一团处于陈其美的绝对控制之下，陈其美杀人灭口，以免武士英在地方检察厅的预审上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也是有可能的。

两种猜测，各有各的道理。

但后来发生的事，似乎更倾向于后一种猜测。

宋教仁死后，孙文返回国内，成为了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国民党方面一直操控着“刺宋案”的审理，按理说此时领袖回国，有了主心骨，应该不顾一切地查清真相才对，可国民党方面却偏偏有意遮掩，使得这件原本线索明确的刺杀案变得扑朔迷离。黄兴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刺宋案”，孙文却坚持诉诸武力，最终发动了二次革命，致使南北之间重新开战。

在战争打响的同时，“刺宋案”的间接凶手应桂馨，却趁着战乱的机会，从六十一团兵营的监狱里越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