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对话，两人就此情意相融，在刺杀载沣之前，相互许下了终身。

宣统二年汉历二月二十三日深夜。

鸦儿胡同内，两道黑影一前一后，缓步前行。

行至鸦儿胡同的中段，前面那人停下脚步，接过后面那人手中的东西，两人继续向胡同的西段走去。

这两人便是黄复生和喻培伦，因手中的大铁罐重达数十斤，两人只好各提一阵，很是花了一番工夫，才来到了石板桥下。

这已是两人第三次深更半夜来到石板桥下了。

二十一日的后半夜，两人第一次悄悄来到石板桥下，准备在干涸的水沟里挖出一个用来埋设炸弹的坑。挖坑难免会发出声响，因此两人尽可能地放缓了动作，使声响不那么刺耳，并且挖一阵便停下来，探出头去观察四周，确定四下里没有动静后，再继续挖。挖好坑后，两人便回到了守真照相馆。

二十二日的后半夜，两人提着大铁罐来到了石板桥下。两人将铁罐放入坑内，铺上了一层泥土，然后将引爆的电线拉向北边的阴沟。然而让两人颇为沮丧的是，电线竟然短了一些，拉不到阴沟的位置。这一意外状况的出现，迫使两人只好把大铁罐又挖了出来，沿着原路提了回去。

现在两人第三次来到了石板桥下。

电线已经接得足够长，保证能够拉到阴沟，这一问题已不复存在。

两人将大铁罐放入坑内，喻培伦负责铺上泥土，黄复生则拉着电线朝北边的阴沟走。

黄复生刚走了几步，不远处一户院落里忽然响起了狗叫声，而且越叫越激烈。

深更半夜，狗不会无缘无故地吠叫，除非附近有人。

黄复生心头一动，急忙蹿回石板桥下，“嘘”了一声，让喻培伦赶紧停止铺土，然后静听四下里的动静。

除了狗叫声，没有听到其他任何动静，黄复生只好悄悄地探出头去，向传来狗叫声的方向张望。

这一张望可不得了，只见远处一条黑影一闪，消失在了一堵院墙后。

黄复生知道有人发现了他们，但不清楚这人到底是谁，说不定是夜里巡街的暗探，也有可能只是附近的居民。

黄复生不敢轻率大意，小声地用日语吩咐喻培伦，让喻培伦赶紧回守真照相馆向汪精卫等人报告这一情况，让大家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

“你呢？”喻培伦用日语问道。

“我留下来看看情况，”黄复生说道，“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喻培伦立刻动身，爬出水沟，朝南边狂奔而去。

黄复生留在石板桥下，继续探出头去，观察四周的动静。

不一会儿，他看见甘水桥胡同的深处出现了火光，火光下有七八个人，正快步朝石板桥跑来。

黄复生知道已经露馅，急切之间想取走大铁罐。但大铁罐太重，想提着它奔逃，是很不现实的事情。

胡同深处那七八个人来得好快，顷刻间已跑到了胡同的中段。

黄复生不敢再耽搁，急忙草草地用泥土将大铁罐掩盖上，随即顺着水沟朝北边跑了十来步，然后蹿上街道，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那七八个人冲到了石板桥上，除了一个通风报信的暗探外，其余人全都是巡警。

身为清廷的摄政王，载沣的地位非同小可，他的人身安全，由王府亲兵护卫、禁卫军、步军统领衙门和京师警察厅共同保护，尤其是京师警察厅，不分昼夜地在载沣上朝的线路上布置暗探，并隔一段路就设置一个巡警点，安排一队巡警负责附近的巡视工作。

方才正是一名暗探发现石板桥下有动静，急忙跑去附近的巡警点，叫来了一队巡警。

这些巡警挨个跳下石板桥，举起火把照明，看见了满地的脚印，以及一片翻新的泥土。

巡警们将翻新的泥土拨开，大铁罐顿时出现在眼前。

一开始，巡警们不知道这个大铁罐是什么东西，直到发现一根相连的电线后，才反应过来，眼前这玩意儿竟是一颗巨型炸弹！

抓捕

消息立即传入了醇亲王府，熟睡中的载沣被下人叫醒，得知这一消息，当场震惊失色。

震惊过后，便是愤怒。

石板桥离醇亲王府很近，只隔了两条胡同，载沣愤怒这帮巡警无能，竟让别人在眼皮底下埋好了炸弹，并且最终只起获了炸弹，没有抓到埋设炸弹的人。同时，他也愤怒竟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打起了他的主意。

载沣身居高位，却没什么才能，虽然愤怒至极，可一时之间却没有好的处置主意。他急忙派人通知庆亲王奕劻和肃亲王善耆前来议事。

得知有人图谋刺杀摄政王的消息后，奕劻和善耆立即乘坐马车赶到了醇亲王府。

深夜会面，奕劻开口便道：“这件事十之八九，是革命党所为。”

载沣也猜想是革命党人干的，直恨得咬牙切齿，骂道：“这帮反贼无法无天，目无朝廷，当真猖狂到了极点！”

善耆却显得十分冷静，说道：“当务之急，是不可透露半点与革命党相关之言词，更不可全城戒严，大肆进行搜捕。”

载沣一愣，问道：“此话怎讲？”

一旁的奕劻，却捋着胡须微微一笑。

善耆解释道：“埋弹之人没有被抓到，必心存侥幸，如果我们放出此事乃革命党所为之消息，且在城中大肆搜捕，埋弹之人必定逃之夭夭。与其这样，倒不如暂且不动声色，再伺机放些烟雾，迷惑埋弹之人。”

载沣深觉有理，又问：“放什么烟雾？”

善耆没有直言，只是说道：“摄政王放心，此事交由我来处理，一定办得妥当，数日之内，必将埋弹之人抓捕归案！”言语之间，极有把握。

第二天一大早，石板桥周围布满了巡警和看热闹的民众，各家报社纷纷派来记者进行拍照和采访。

很快，北京城内各大报纸均头版头条刊登了石板桥下发现巨型炸弹、有人想刺杀摄政王的新闻，并对这一事件做了各种分析。

有报纸称，在石板桥下发现了包炸药的报纸，上面写有“伦敦”字样，而贝勒载洵和载涛刚刚从欧洲结束考察回到国内，很可能是他们两人搞的暗杀阴谋；也有报纸称，庆亲王奕劻与肃亲王善耆素有矛盾，说不定是两人中某一人策划了此事，用以将祸水引向对方；还有报纸称，此事极有可能是贝子溥伦所为，目的是想刺杀摄政王，然后篡权夺位。除此之外，报纸上还有多种言论，均分析得头头是道，都认为这起事件源于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没有一篇报道怀疑到革命党人的身上。

在各大报纸大扇舆论风的同时，在石板桥下起获的巨型炸弹，被送到了京师警察厅，并请来了在京的洋人专家进行检查。

检查完后，这些洋人专家非常惊愕，断定这不是一枚普通的炸弹，国内很难有人能制造出来，并很快给出了检查结论，指出炸弹内的炸药是外国制造的，但填装炸药的大铁罐却非常新，很可能是新近才打造的，因此这枚炸弹极有可能是在北京进行的组装。

有了这一发现，善耆立即密令京师警察厅的巡警展开行动。在不走漏任何风声的情况下，巡警们换上便装，拿着大铁罐的照片，开始走访北京城内的各处铁铺。

二月二十七日，有巡警走访到鸿泰永铁铺，铁铺的老板一眼便认出了照片里的大铁罐是由自己的铁铺打造的，并说是不久前应守真照相馆的要求而打造的。

鸿泰永铁铺老板的指证，使得巡警们的目光聚焦到了守真照相馆。

而这一切，汪精卫等人却毫不知情。

埋设炸弹被发现的那晚，喻培伦先赶回守真照相馆，将可能事泄的消息通知了汪精卫等人。

汪精卫镇定地说道：“大家不用慌张，先等等。”

片刻后，黄复生也飞奔回来，告知了炸弹已被发现的消息，让大家赶紧收拾东西撤离北京。

汪精卫依旧镇定自若，冷静地分析道：“炸弹虽然被发现了，可你们二人没有露面，谁又能查出是我们所为？再说炸弹暴露了，全城必定戒严，我们现在出城，反而容易惹人怀疑。所以现在都不用着急，我们继续开着照相馆做生意，看看情况再说。”

汪精卫的一番话，让所有人暂时安定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汪精卫、喻培伦和黄复生甚至还去石板桥附近查看了情况，见到现场全是巡警和看热闹的民众，便返回了守真照相馆。

陈璧君买来了当天的所有报纸，暗杀团的成员们都仔细地读了。

“大家看吧，”汪精卫晃了晃手中的报纸，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们的事没有被清廷发现。”

炸弹是黄复生和喻培伦去埋的，出了差错后，两人一直提心吊胆，生恐连累了大家，直到此时阅读完报纸上的消息，才不禁松了一口气。

刺杀计划没有被发现，汪精卫胆子更大，立即着手策划下一次行动。

按照汪精卫制定的计划，喻培伦和陈璧君前往日本东京，重新购买炸药，黎仲实到南洋筹措经费，黄复生、罗世勋和他自己留在北京城内，一边经营照相馆的生意，一边观察清廷的动静，待炸药运来后图谋再举。

二十五日上午，喻培伦、陈璧君和黎仲实离开了北京。

陈璧君并不想走，汪精卫如何劝说都没用，最后是汪精卫发了火，陈璧君才不得不改口答应，随喻培伦离开北京前往日本。

汪精卫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得镇定自若、信心十足，然而他内心也有担心，否则也不会态度强硬地要求陈璧君离开。他心里很清楚，虽然近来回国的留学生很多，但这些留学生入京大都是为了谋求官职，哪有留学生回国后在北京城内开照相馆谋生的？一些聪明的人，很可能会在这一点上发现破绽。但是他还是心存了一丝侥幸。

越是心存侥幸，越是躲不过灾劫。

汪精卫的担心，很快便应验了。

自从二十七日鸿泰永铁铺老板指证之后，巡警们便开始对守真照相馆采取了秘密监视。

除了秘密监视外，巡警们穿上便衣走访附近的居民，并有巡警假装成顾客，进入守真照相馆内照相，对照相馆内这些不留辫子、身穿西装的男青年进行近距离观察。

三月初六下午，守真照相馆的门口，忽然有路人争吵起来，相互大打出手，引得周围民众上前围观。

嘈杂声引得守真照相馆内的顾客走出来看热闹，汪精卫等人也走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扭打在一起的两个路人是由巡警假扮的，之所以相互争执，为的就是分散汪精卫等人的注意力。

趁着汪精卫等人走出了照相馆，一个巡警假扮的顾客悄悄地转身，偷偷溜入守真照相馆内，从暗室的抽屉里盗走了几份文件。

正是这几份文件，彻底暴露了汪精卫等人的身份。

载沣得知刺杀的首谋是朝廷悬赏十万两白银的逆犯汪精卫时，立刻下达了抓捕的命令。

三月初七一早，众多巡警冲入夹道，将守真照相馆围得密不透风，不由分说便逮捕了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并立即搜查照相馆，在暗室里找到了一些残留的炸药。

北京各大报纸立刻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以汪精卫为首的革命党暗杀团谋刺摄政王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海内外，令世人震惊。

营救

汪精卫此次入京谋刺摄政王载沣，目的是为了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论调。所以尽管刺杀未获成功，但汪精卫却实现了此行的目的。

汪精卫是同盟会评议部部长，是领袖级的革命党人，他入京谋刺摄政王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他回国之前写下的《致南洋同志书》中，那句“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更是得到了广泛流传。

正是因为汪精卫的这一烈举，民众对孙文及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远距离革命家”的批判不攻自破，同盟会长久以来所面临的困境终于得以克服，革命大业江河日下的形势才最终得以挽回。

得知汪精卫刺杀载沣失败被捕的消息时，身在美国纽约的孙文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只手臂！”

这虽然是一件坏事，但是也给孙文创造了一个挽回声誉的绝好机会。

孙文得到消息的当天，便电令同盟会总部，立即展开营救汪精卫的行动。孙文要让海内外的民众都看到，同盟会不是一个叫人家子弟去送死、领袖们却舒舒服服的团体，对于被捕入狱的革命志士，同盟会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营救。

收到孙文的电令后，胡汉民和吴玉章即刻动身回国。

被孙文派往国内联络会党组织起义的杜心五，也收到了孙文的急电。孙文要他即刻北上与同盟会总部方面的人会合，然后利用自己武术界宗师的身份地位和号召力，组织人手营救汪精卫。

在胡汉民和吴玉章乘坐轮船赶赴天津之时，喻培伦和陈璧君刚好乘轮船抵达日本东京。

闻知汪精卫被捕入狱的消息后，陈璧君顿时失魂落魄。

原本陈璧君和喻培伦是受汪精卫的派遣，回到日本东京重新购买炸药，但此时精神几近崩溃的陈璧君，早已忘了回东京的缘由，大骂喻培伦贪生怕死，埋设炸弹被人发现了却临阵脱逃，最后留下汪精卫在北京当替死鬼。

喻培伦见陈璧君已经失去了理智，无法辩解，只能默默忍受，把委屈压在心底。他后来对友人叹道：“她同我回来，却道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

从这时起，喻培伦便下了必死的决心。

一年之后，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为了彰明自己的清白，喻培伦胸前挂了满满一筐炸弹，率先带领四川籍的同盟会成员攻打两广总督署，最后身负重伤，弹尽力竭，被清兵逮捕。

被捕之后，喻培伦遭酷刑审讯，却拒不吐露半点信息，最后慷慨就义，临刑前高呼道：“头可断，学说不可绝！党人可杀，学理不可灭！”

这已是后话。

汪精卫被捕十余天后，胡汉民和吴玉章抵达天津，在天津和杜心五会合，一同进入北京城，来到守真照相馆的附近，在清风客栈住了下来。

组织人手实施营救之前，三人必须弄清楚事态到底发展到了哪个地步。因此，胡汉民和吴玉章分别前往京师警察厅和法务部监狱附近打听消息，杜心五则前往守真照相馆所在的夹道打探消息。

夹道已被巡警封锁，杜心五在街口蹲守了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找不到机会进去，正准备返回清风客栈时，却在围观人群中发现了胡客和姻婵，于是将两人带到了清风客栈，与胡汉民和吴玉章会面。

胡汉民还从京师警察厅打听到，汪精卫被捕后不到十天，这一刺杀案便进行了公开审理，庭上人证物证一应俱全，谋刺摄政王谋反的罪名已经定下。但据胡汉民估计，最近几天便将定刑。谋刺摄政王定然是死罪难逃，而且汪精卫在狱中一定饱受折磨，因此营救汪精卫已经刻不容缓。

但胡汉民绝对料想不到，此时的法务部监狱中，汪精卫所面临的境况，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番模样。

自从三月初七被捕后，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便被关入了法务部监狱。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是震惊海内外的大案，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

由于当时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因此善耆要求按照“文明”国家之法，设置法庭，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载沣考虑到此案人证物证俱在，即便开庭审理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因此同意了善耆的要求。

三月十六日，汪精卫刺杀未遂案在法庭上开庭审理。

审理的过程异常的顺利。

石板桥下发现的炸弹和电线，以及守真照相馆内搜出的残留炸药，都作为物证摆在庭上，鸿泰永铁铺的老板也来到庭上，作为此案的人证。

人证物证俱全，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都没有矢口否认，而是直接承认了谋刺摄政王一事，汪精卫和黄复生甚至为了证明自己是谋刺的主谋而激烈地争吵起来。汪精卫大声说自己是主谋，目的就是杀掉载沣，动机则是“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所说的跟汪精卫几乎一模一样。两人都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而对方只是小帮工，都想把罪责往自己身上揽，从而减轻对方的罪名。

善耆是清廷内部颇为开明之人，汪精卫被捕后，他看了从汪精卫身上搜出来的三篇亲笔手稿，即《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和《告别同志书》，读完后不禁深为佩服汪精卫的才学和见识。此时在法庭上，又见汪、黄二人为了争揽主谋的罪名而激烈争吵，善耆不禁感佩二人把死留给自己、把生交给对方的气度。善耆颇为动容，放下朱笔，口中连称：“义士，义士！”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身边负责陪审的几个官吏都听到了，这些官吏转头望着善耆，脸上写满了惊愕和诧异。

也正是因为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争揽罪责、视死如归的举动，善耆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俱焚、杀身成仁，处死了这些革命党人，不仅吓不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令革命党人更为愤激，同时也会令民众憎恶和反感朝廷，转过头去同情和怜悯革命党人。

按照大清律法，谋刺摄政王应当凌迟处死，但凌迟这一酷刑已在光绪三十一年被废除，因此罪当处斩。载沣深恨革命党人，何况是胆敢刺杀他的革命党人，自然坚持要将汪精卫等人斩首示众。但善耆却认为应当对汪精卫等人从轻发落，以安抚天下人心。

善耆对载沣进行了劝说，说道：“如果杀了汪、黄等人，日后党祸日夕相寻，实非朝廷之福。”又道：“我看汪兆铭之供词，实为误解朝廷政策，才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举动。当今朝廷正倡导立宪，现在杀几个革命党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激起其他革命党人更为激烈的反抗，对朝廷无甚好处。不如做个人情，将汪、黄等人从轻发落，以缓革命党人之激，也能为摄政王赢得爱才之名。”

奕劻的想法和善耆比较相似，也认为在预备立宪期间，杀了汪精卫等人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会促使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因此也赞成从轻发落。

载沣并没有立刻松口，只是回答说会慎重考虑。

在劝说载沣的同时，善耆几乎每天都会到法务部监狱里，与汪精卫面对面交谈，试图改变汪精卫的思想，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加入到朝廷这边来。

“汪先生发表在《民报》上的几篇大作，我全都拜读过。”善耆向汪精卫说道，“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仿西方国家立宪，这也正是朝廷的主张。现在朝廷正筹备立宪，准备实施改革，建立国会，这与汪先生的革命目标，不是正好一致吗？汪先生又何必一定要闹革命呢？”

汪精卫愤然说道：“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非立宪，而是要推翻你们满清的统治！”

“为什么一定要灭满兴汉？”善耆叹道，“这样宣扬民族仇恨，难道就能够使中国五族协和吗？”

汪精卫道：“只要推翻了你们的统治，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自然能够五族协和！”

善耆摇头道：“我倒是认为‘三民主义’有些见识褊狭，在中国实行并不合适。”又说：“当今形势，中国不该搞流血革命，而应以和平的宪政方式徐徐图变。你们革命党人认为日本先进，日本不正是实施和平宪政的榜样吗？”

“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不是幕府主动改革图变。”汪精卫言辞之中毫不示弱，“你们所谓的预备立宪，就算建立了国会，也只是皇帝的傀儡走狗而已。中国要想变强，只有革命这一条道路可走！”

“中国的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善耆叹道，“螳螂在前，黄雀在后，西方各国觊觎中国，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啊。”

在法务部的监狱里，二十七岁的汪精卫和四十四岁的善耆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虽然根本立场不同，无法达成共识，但在经过几次这样的辩论后，两人都不禁钦佩起了对方的才学和见识。

汪精卫长时间待在日本东京，本以为清廷的官吏都是愚钝无能之辈，没想到堂堂肃亲王竟然谈吐文雅，见识超群，而且对他这样一个逆犯能做到以礼相待，因此对善耆刮目相看。

善耆无法说服汪精卫改变志向，但载沣那里却传来了好消息。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载沣权衡利弊，最终同意对汪精卫等人从轻发落。

三月二十日，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谕：

“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系与朝廷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庶民之情，宜以渐进，徐图改良国政。该生等躁急过甚，致陷不轨之诛，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以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

最终，清廷给出的处置结果是免于斩首，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永久监禁，罗世勋因一直充当照相馆的馆主，并未真正参与刺杀行动，只能算作从犯，最终被判处了十年监禁。

处置结果一出，天下哗然，不仅平民百姓没有想到，革命党人也没有想到，甚至连清廷内部的大小官吏们也全然没有想到。

这一处置结果，也大大出乎了汪精卫的意料。

被捕入狱之时，汪精卫抱定了必死之心，曾在狱中两度寻求自杀，但都未能如愿。

他死志已定，在狱中写下了《慷慨篇》，其中有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两句被狱卒听到后传了出去，被各大报纸争相报道，造成轰动，汪精卫的才气和志气为人所称道，一时之间名满天下。

除了《慷慨篇》外，汪精卫还写下了《狱中杂感》，其中的“行去已无干净土，忧来徒唤奈何天”“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等诗句，一经传出，立刻在海内外广为传诵。

到了庭审结束后，汪精卫得到善耆的关照，在狱中没有受酷刑折磨之苦，吃穿方面也得到了照顾。但在此期间，他仍然认定自己必死无疑。

可如今处置结果出来，他竟然免于死刑，实在令他感到意外之极。

汪精卫在狱中的待遇，是胡汉民绝对料想不到的，最后的处置结果，更是令胡汉民喜出望外。

打听到处置结果后，胡汉民立刻赶回了清风客栈，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吴玉章和杜心五。

昨天晚上，在这间客房里与胡客和姻婵会面时，他们三人还在为汪精卫等人的生死而担忧，没想到今天处置结果出来，清廷竟然没有判处汪精卫等人死刑。

汪精卫免于死刑，也就意味着无须再施以营救。胡汉民和吴玉章在替汪精卫感到高兴的同时，也算了却了这桩无比棘手的事。

但杜心五却将茶碗往桌上重重一搁，说道：“还是要营救！”

杜心五的口吻斩钉截铁，毋庸置疑。

胡汉民和吴玉章不了解孙文的心思，但作为孙文贴身保镖的杜心五，在接到孙文发来的急电时，便已洞悉了孙文的真正意图。

就像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无论成败，只要有刺杀这一举动，便可达成目的一样，杜心五入京营救汪精卫，最终能否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要有营救这一举动。

营救汪精卫是做给天下人看的，要让天下人都知道，革命党人决不会对陷于危难的同志置之不理，坐视不管。

杜心五没有将孙文的真正意图说出来，只是对胡、吴二人说道：“永久监禁和死刑又有什么分别？如果因为清廷将死刑改为永久监禁，我们便堂而皇之地放弃了营救，将来回到同盟会总部，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其他革命同志？”

一句话，说得胡汉民和吴玉章暗觉惭愧。两人当即表示，决不会就此中止营救行动。

“不知道杜先生有何良策？”胡汉民向杜心五问道。

杜心五打定了主意要营救汪精卫，且口吻如此不容置疑，自然已经想好了营救的办法。

“法务部监狱守备森严，要想闯进去劫狱，根本不可能做到。”杜心五说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精卫他们从监狱里出来。”

胡汉民和吴玉章一愣，没明白杜心五所说的话。

杜心五解释道：“只要精卫他们能离开监狱，出现在地面上，哪怕只是一时半刻，我们便有营救的机会！”

“这怎么可能？”胡汉民和吴玉章相视一眼，随即望着杜心五，眼睛里满是疑问。

像汪精卫这样被判了永久监禁的囚犯，只能永远被关押在法务部监狱里，哪怕身患重病，也是由法务部指派特定的医生入狱诊治，决不会给囚犯任何离开监狱出现在地面上的机会。这类囚犯要想离开监狱，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等死了之后，成为尸体被横着抬出去。

“要让精卫他们离开监狱出现在地面上，”杜心五说道，“这种可能是有的。”

胡汉民和吴玉章一脸茫然，实在猜不透杜心五心中所想。

“该怎么做？”两人几乎同时问道。

杜心五身子微微前倾，大有深意地看着胡汉民和吴玉章。

“这就要看二位先生的本事了。”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杜心五眼神深邃，神情似笑非笑，令人捉摸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