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人

紫禁城内的权力更迭，对于普通的平民百姓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该怎样生活，还是怎样生活。

对于胡客和姻婵而言，同样如此。

近三年的时间，匆匆而逝。

这期间，为了寻找胡启立的下落，胡客和姻婵可谓下足了功夫。

在最初的一年里，两人寻遍了天南地北，去过胡客认为胡启立可能藏身的所有地方，甚至连南帮暗扎子的天口赌台也去了。

去天口赌台的时候，因为南帮暗扎子都认得胡客，因此胡客没有出面，而是由姻婵出马。姻婵女扮男装，以赌客的身份进入赌台，但一番搜寻及打听，最终还是没有任何收获。

一年内毫无发现，两人只好又返回了北京。此时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溥仪已经登基。两人再探肃亲王府，依旧没有获得胡启立的消息。

至此，胡客不得不放弃了对胡启立的寻找。

要想和胡启立照面，看来只有等胡启立主动找上门来了。

但这次再探肃亲王府并非一无所获，至少胡客偶遇了一个熟人——在刺客道时负责与他接头的串人。

胡客的串人在道上的名号叫柏穿杨，是一个断了右手的中年男人。以前还是兵门青者的时候，柏穿杨以短弩为兵刃，后来一次任务失手致使右手被废，从此选择“隐刺”，做起了串人。

胡客上次和柏穿杨见面，还是柏穿杨告知他“六断戒”的时候。那时候胡客在北直隶执行刺杀任务，得知“六断戒”后，一口气刺杀了六个贪官污吏，令柏穿杨惊讶不已。

当初云岫寺那场血战，兵门和毒门的青者伤亡殆尽，串人因没有参加这场血战，所以全都存活了下来，后来刺客道覆灭，串人算是得到了解脱。但自由了一段时间后，这些串人就发现，得到解脱未必是件好事。如同被监禁了数十年之久的犯人突获释放，却很难融入社会一样，串人也遇到了这个困难。以前在刺客道时，定期可以领到刺币，能在刺客道的各家当铺兑换成纹银使用，但后来众家当铺被毁，加上刺客道又彻底覆灭，刺币成了毫无用处的废铜烂铁。断绝了收入来源，没有任何亲人朋友，没有半点田地财产，甚至不会其他技能，串人中的绝大多数，最后要么选择入山为匪落草为寇，要么就只能选择重操旧业。

柏穿杨选择了后者。

柏穿杨用仅剩的左手拿起了短弩，尽管他并不习惯使用左手。他加入了北帮暗扎子，几次刺杀都还表现得不错。

当了一段时间的暗扎子后，一次偶然，柏穿杨被肃亲王善耆的属下相中，推荐给了善耆，后来得蒙善耆的赏识，成为了肃亲王府上的门客。胡客和姻婵再探肃亲王府时，在王府里与柏穿杨偶然相遇。

三人相聚一场，在酒楼吃了一顿饭。

席上，柏穿杨向胡客提出了一个请求。他知道胡客的刺杀能力世间少有，因此希望胡客也能重操旧业。他希望能再做胡客的“串人”。

柏穿杨成为善耆的门客后，为善耆四处奔走，结识了不少官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发现这些人物大都树有政敌。当时政坛派别林立，但凡有地位的官员，大都少不了有几个政敌，甚至是非你死即我亡的死对头。这些官员要想除去死对头，在政治上玩手段是一个办法，但太费时费力，最为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花钱买通暗扎子，让暗扎子来执行暗杀。柏穿杨希望能揽下一部分官场上的“生意”，交给胡客来做，事成之后，所得的报酬双方分成。

胡客和姻婵长时间东奔西走，身上的钱财所剩无几，即使没有遇到柏穿杨，两人也必须想办法谋生。更何况柏穿杨长期住在肃亲王府，胡客通过他可以建立起与肃亲王府的联系，柏穿杨负责替他时刻紧盯着肃亲王府，紧盯着有没有胡启立的消息。

一番考虑后，胡客答应了柏穿杨的请求。但他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暗杀的目标必须是可杀之人。

柏穿杨当即一口答应。事实上当时整个官僚系统已成蛀空的树干，几乎全天下的官吏都有贪污腐败的劣迹，随便揪一个出来，都是可杀之人。

柏穿杨自掏腰包，在琉璃厂附近租了一栋房子，作为胡客和姻婵在北京的落脚之处。

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胡客重新做回了刺客，先后从柏穿杨处接了六次任务。这些任务比起以前天层分派的任务，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胡客没遇到什么困难，全都轻描淡写地完成。

执行这六次任务的过程中，姻婵始终随行。姻婵已经厌倦刺杀了。她的年龄已经不小，开始羡慕起那些市井间的普通女人，羡慕起那种相夫教子、简单而又不失幸福的生活。

姻婵知道，胡客不断地从柏穿杨处接任务，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钱财，还是为了寻找胡启立。

“这么久了，他或许已经害怕了你，不会再来找你了。”姻婵又一次尝试劝服胡客。

胡客依旧固执己见。他认定了的想法，决不会轻易改变。他比姻婵更为了解胡启立。胡启立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这从他花费数十年想尽办法也要覆灭刺客道便可以看出。鳞刺在胡客的手上，胡启立总有一天会找上门来。胡客一方面需要和柏穿杨保持联系，尽可能地获得肃亲王府上的所有消息，同时也需要以刺杀行动来刺激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他不希望闲下来被市井生活消磨了身体和意志，以至于当某天胡启立突然找上门来时，他失去了招架和还手之力。

只要与胡启立的恩怨一天不了结，他就一天不能安下心来，去过姻婵想要的那种生活。

胡客从柏穿杨处接到的第七次任务，刺杀的目标是一位调任两广边关的武将。

开春后，这位武将乘客轮赴两广任职。胡客和姻婵搭乘同一班客轮，在南下的途中，成功将这位武将刺杀。

这次任务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这次任务结束之后。

等到客轮驶抵目的地后，两人便乘返程的客轮回到天津，接着返回北京。算起来，这一趟来回，总共花了二十几天。

进入北京城后，两人没有立刻回住处，而是直奔肃亲王府，打算找到柏穿杨，告知他刺杀的结果，先把任务交了再说。

来到肃亲王府的后门，胡客让门卫入内通传。这门卫算得上是熟人了，以往胡客每次来找柏穿杨，都是由这门卫入内通传。

但这一次，门卫却摇起了头。“柏先生不在了。”他叹着气说。

“什么意思？”胡客问。

“死了。”门卫答道。

柏穿杨的确死了，在四天之前死的，死在花旗酒楼的包厢里。

“他喉咙上有伤，肯定是被人杀死的。”门卫说道。

“谁下的手？”胡客问。

“听酒楼的掌柜说，进包厢的除了柏先生外，还有一个女人，估计就是那女人下的手。至于那女人是谁，这就没人知道了。”门卫回答道，“不过王爷已经让警厅严查，必定能够缉拿到真凶。”

胡客又问柏穿杨的尸体在哪儿。

“就在府上，过两天就要下葬了。”

私自带人进入王府是不被允许的，但门卫知道胡客和姻婵是柏穿杨的友人，因此破例带胡客和姻婵进入了肃亲王府，来到祠堂旁的一间小屋子。小屋子里停放了一口棺材，柏穿杨的尸体就躺在棺材里面。

柏穿杨这两年与胡客联系频繁，柏穿杨突然被人杀了，胡客自然要有所警惕。胡客想知道柏穿杨是被谁所杀，又是因为什么被杀，好歹要弄清楚凶手到底是单纯对付柏穿杨，还是冲着他而来。

打开棺材检查了柏穿杨咽喉处的致命伤，那伤口是一个小洞，贯穿咽喉，直通颈后。

“像是箭伤。”姻婵在旁说道。

胡客点了点头。

“能看得出是谁下的手吗？”姻婵又问。

胡客曾是兵门青者，对兵刃的了解，比姻婵要宽泛得多。这箭伤贯穿咽喉，可见箭的劲道十分惊人，单凭臂力不可能办到，十有八九凶手使用的是弩箭。柏穿杨是使用短弩的老手，想不到最后却死在了弩箭之下。单凭这个伤口，可以推断出凶手使用的兵刃，但也仅此而已，想要推断出凶手是谁，就这点线索，还远远不够。

两人离开了肃亲王府，直奔花旗酒楼，找到了当天接待柏穿杨的伙计。

伙计描述了当天发生的事，说柏穿杨先进了包厢，不久后来了一个女人，戴着面纱看不见容貌，也进了包厢，再后来就是送菜时，一推开包厢的门就发现柏穿杨脖子仰起，死在了椅子上，那女人却不见了踪影。当时窗户敞开着，想必那女人是从窗户逃出了包厢。

一番描述，还是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

胡客和姻婵只好离开了花旗酒楼，往位于琉璃厂附近的住处走，打算回去后再作计议。

岂料住处那一带，也出了事。

胡客和姻婵落脚的房子，位于琉璃厂和火神庙的夹道内。

这条夹道是一条小街。当胡客和姻婵走到街口时，发现小街上有不少巡警在盘查。街口一些过路之人驻足观望，姻婵一问才知，大约半个月前，也就是她和胡客离开后没几天，大批巡警忽然封锁了这条小街，包围了位于小街中段的守真照相馆，从照相馆里抓走了三个青年人，据说是预谋刺杀摄政王载沣的革命党人。从那天起，这条小街上时刻都是巡警往来，查访附近的街坊邻居，收集革命党人的相关信息，一直持续了半个月之久，到今天都还没有消停。

谋刺摄政王的事，发生在胡客和姻婵离京之前。胡客还记得当时各家报纸对此事大肆渲染，说在鸦儿胡同和甘水桥胡同交会处的石板桥下，发现了一枚重达数十斤的巨型炸弹，这座石板桥是摄政王载沣每日上朝的必经之路，因此报纸推断有人想用炸弹谋刺载沣。但当时各家报纸都分析认为，这起谋刺事件是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一直没有怀疑到革命党人的头上。

胡客和姻婵知道这家守真照相馆，就在两人住处的斜对面，才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平时进进出出的都是些不留辫子的青年人，胡客也没有多注意。想不到这家照相馆，却是革命党人的藏身据点。

大队巡警在小街上巡逻盘查，胡客和姻婵身份特殊，因此没有进入小街，准备到附近寻一家客栈暂且住下。

两人刚沿着街边走了几步，一个戴毡帽的人忽然从街的斜对面走过来，止步于两人的身前。

“想不到竟能在这里遇见二位。”来人摘下了毡帽，扬起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冲胡客和姻婵露出了微笑，竟是自东京一别之后未再谋面的杜心五。

这世界说大确实大，说小也确实小，胡客没想到竟会在这里遇到杜心五，杜心五也没想到竟会在这里遇到胡客。

东京一别已近五年，胡客的变化不大，杜心五却苍老了许多。

杜心五正为一些急事而闹心，能在这时候遇上胡客，当真觉得是天意所为，当即盛情邀请胡客和姻婵到附近的清风客栈一聚。

胡客和姻婵正打算在附近寻住处，于是随同杜心五来到了清风客栈。

杜心五将两人引入客栈二楼最里间的客房。

在这间客房里，两个人正在焦急地等着杜心五归来。

这两人都是同盟会的骨干，一个是胡汉民，一个是吴玉章。胡客在东京时，曾与这两人有过一面之缘。

见杜心五将胡客带来了，胡汉民和吴玉章很是吃了一惊，随即脸上露出了喜色，仿佛在绝境之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杜心五向胡吴二人介绍了姻婵，然后叫客栈的伙计沏来了一壶热茶，除吴玉章在门边把守外，各人均在桌前落座。

胡汉民没有把胡客和姻婵当外人，直接向杜心五问道：“照相馆那边情况如何？”

“照相馆附近全是巡警，我只敢在街口观望，没敢靠近细看。”杜心五道，“你们那边怎么样？”

胡汉民道：“我和玉章兄分别去京师警察厅和法务部监狱打探了一番，报纸上的消息的确属实，精卫、复生和世勋他们在初七便被抓了起来，现在被关押在法务部监狱里。”说着眉头便拧了起来，“已经快半个月了，只怕最近几日就将定刑。刺杀摄政王，那可是死罪难逃啊！”

胡汉民此话一出，杜心五和吴玉章的面色都凝重了起来。

杜心五、胡汉民和吴玉章此番来京，正是为了十几天前发生的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一案。

“倒孙风潮”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声势日益高涨，众多同盟会成员受孙文的派遣，潜回国内在南方各地发动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是革命浪潮最为汹涌澎湃的两年。这两年间，除了萍浏醴起义和安庆起义外，还先后爆发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广东钦州廉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六次武装起义。

革命党人接连不断的起义虽然震惊了清廷的统治阶层，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起义最后无一例外都被清廷派兵镇压了下去，大批革命志士在起义中丢掉了性命。

屡败屡战，却又屡战屡败，使得革命连遭重创，革命士气越发低落，海内外民众开始对革命产生了怀疑，甚至有的人对革命这条道路已彻底灰了心。

中国的革命形势，彻底陷入了一个低潮期。

保皇党与革命党历来相互敌对，眼见革命党人遭受重创，保皇党人立刻不失时机地跳出来进行冷嘲热讽。

梁启超是保皇党的领袖，一直以来反对暴力革命，他趁机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攻击革命党的领袖：“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句“远距离革命家”，批评革命党领袖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青年人回国发动起义送死，自己却不参加起义不上战场，反而躲在国外逍遥快活，赚取了大把名利。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之间，海内外华人之中，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梁启超的这句“远距离革命家”，虽然囊括起来批评革命党的领袖，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其锋芒直指孙文。

孙文身为同盟会的总理，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武装起义，甚至一直待在国外，自始至终没有回过一次国。他在这几年里的作用，似乎只是利用自己的名声，在世界各地为起义筹措经费。相比较而言，副总理黄兴更为实干，多次亲临一线指挥起义，与孙文形成了最为直观的对比。

这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也在同盟会内部蔓延开来。

一些同盟会成员公开批评孙文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文“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

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在此时，同盟会内部有人批评孙文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并直接指斥孙文贪污革命经费。

这回发难的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章太炎。

原来在革命党人不断发起武装起义之际，清廷也感到了害怕，于是命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交涉，强烈地提出了引渡孙文的要求。日本政府考虑到革命党人将来有可能会在中国革命成功，希望能为将来的合作留有余地，因此不想现在就与革命党人彻底闹翻，像黑龙会等组织，甚至直接与革命党人维持着合作的关系，但同时清廷要求极其强烈，日本政府考虑再三，最终采取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向清廷表示将驱逐孙文出境。为了不得罪革命党人，日本政府在驱逐孙文的同时，甚至通过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之手，向孙文资助了五千元的离日经费，而孙文在日本的一些友人，如铃木久五郎等人，公开向孙文赠款达两万多元。孙文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的经费，其余则全部带走。《民报》的经费历来困难，作为《民报》的主编，饱尝没钱之苦的章太炎，对孙文此举表示极为不满。

在章太炎看来，日本人向孙文赠送的赠款，应该属于赠送给同盟会的革命经费，而不是赠送给孙文个人的，孙文不能公款私用。他批评孙文的行为说：“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他甚至将《民报》报社内的孙文照片撕了下来，批上了这样几个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然后愤而辞去了《民报》主编一职。章太炎是同盟会内部的浙江派，同属浙江派的陶成章也与章太炎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公开反对孙文，并宣布脱离同盟会，重新恢复光复会。

因为孙文确实没有公开过革命经费的收支情况，与钱有关的事最为敏感，因此孙文立刻陷入了被动，一时之间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一股“倒孙风潮”，甚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强烈呼声。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风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稍有不慎，同盟会就可能在困境当中分崩离析，革命就可能从此走上绝路。

面对这场危机，孙文以极为坦诚的态度，写下了一份文字材料，将革命经费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一笔一笔详细地列出，并锥心泣血地表示，除了为革命四处奔走时在食宿上的花费，他私人没有花过革命党一分钱。

孙文的这一举动，算是对“倒孙风潮”做出了回应，对质疑他贪污革命经费的谣言做出了回应。

即便如此，经此一闹，革命士气变得极度消沉，尤其是“远距离革命家”这一挖苦，使得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入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当中，也令众多革命党人心灰意冷，其中不少人对革命的前景持怀疑甚至绝望的态度。

作为同盟会的领袖之一，一直担任评议部部长的汪精卫，决定以实际行动来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论调，重振日渐消沉的革命士气。

汪精卫即汪兆铭，在同盟会成立时便被推为评议部部长。在《民报》的创刊号上，汪兆铭以“精卫”为笔名，发表了《民族的国民》一文，此后又发表多篇文章，针对保皇党的《新民丛报》上的言论，展开了激烈的雄辩与驳斥。汪兆铭因文笔犀利，见解独到，自此声名鹊起，革命党人从此习惯以“精卫”这个笔名来称呼他，而很少再称呼他的本名。

汪精卫下了要做出一番实际行动的决心，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他决定效仿当年吴樾血溅出洋五大臣、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之举，回国刺杀满清要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绝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要让革命党人和海内外民众打消怀疑，重树对革命大业的信心。

汪精卫原本对政治暗杀是极不赞成的。同盟会成立之时，西方无政府主义传入，不少革命党人崇尚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行为，同盟会因此成立了暗杀部，并聘请流亡的俄国虚无党人来教授暗杀技术。在国内接连不断爆发武装起义的同时，革命党人也在全国各地策划了多起政治暗杀事件，如刘思复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范传甲刺杀新军协统余大鸿等。但汪精卫对这一手段并不迷信，甚至直言道：“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实乃小儿之见而已。”

但如今多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革命形势岌岌可危，这一切彻底刺激了汪精卫，使他最终萌生了“谋一击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的想法。

守真照相馆

汪精卫是同盟会的评议部部长，如此骨干人物竟要亲身回国搞刺杀，其他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深觉不妥。

黄兴第一个站出来劝阻，但汪精卫去意已决，表示如果不放他去，他宁愿投水自尽，迫使黄兴同意。

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胡汉民也加以劝阻，但汪精卫抛出了“薪釜治饭”的理论，说道：“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薪之为用，炬火熊熊，顷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饭受煎熬，久而不渝。”他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八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以表明他要做那顷刻燃尽之薪，让胡汉民做那任重持久之釜。

在冲破同盟会几位领袖的阻拦后，汪精卫先后找到了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罗世勋、陈璧君等人，组建了暗杀团，准备回国谋刺满清要员。

暗杀团的这些成员里面，黄复生和喻培伦是同盟会的炸弹专家，尤其是喻培伦，在当时被革命党人称为“炸弹大王”，而陈璧君则是汪精卫的红颜知己。

陈璧君本是南洋巨富陈耕基之女，对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汪精卫一见倾心，后来又了解到汪精卫平时像清教徒一样生活，不酗酒，不赌博，不嫖妓，在革命党人中有“道学先生”之称，因而爱慕之心更甚。她向汪精卫表达了爱慕之情，但汪精卫却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如果结婚那就是陷妻子于不幸，而让所爱之人一生不幸则是最大的罪过，并立下了“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的誓言。这番话，没能让陈璧君退缩，反而让陈璧君加深了对汪精卫的爱。听闻汪精卫组建暗杀团，陈璧君立刻要求参加，汪精卫最初不同意，但陈璧君态度极为坚决，最后汪精卫只能勉强答应。

暗杀团组建后，汪精卫一行人秘密返回了国内。

当时两江总督端方最为革命党人所痛恨，汪精卫最初选定的刺杀目标，正是端方。

恰好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将从南京走水路到汉口，再从汉口乘坐火车北上。

汪精卫等人立刻动身赶到汉口，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一带踩点摸路，准备在此刺杀水路转陆路的端方。

但汪精卫等人苦等了半个多月，始终没有等来端方，却等来了端方已经抵达北京的消息。

原来在躲过革命党人的多次刺杀后，端方早已学了个乖，更何况当年铁良正是走京汉线北上，遭遇了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的刺杀，因此端方自然要多加提防。端方来了一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故意放出将走水路到汉口，再由汉口乘火车北上的消息，暗地里却悄悄乘坐轮船取海路北上，就此躲过了汪精卫等人的刺杀。

端方逃走了，必须要选取下一个刺杀的目标。

一番磋商之后，汪精卫等人决定直接前往北京。

北京城是清廷统治的中心，满族权贵要员众多，因此可刺杀的目标很多，而且在天子脚下行刺，事成后造成的影响会更为轰动。因此汪精卫等人决定先赴北京，等潜入北京城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来选定刺杀目标。

按照计划，先由汪精卫和黄复生到北京寻找落脚点，等住处安排妥善后，再由喻培伦、陈璧君等人携自制炸弹入京。于是在宣统元年的九月中旬，汪精卫和黄复生乘轮船先行抵达天津。

时任同盟会总部副会计长的廖仲恺通知身在天津的同盟会成员郑毓秀负责接应汪精卫和黄复生。郑毓秀家道殷实，其父是有名的实业家，郑毓秀本人留过洋，精通外文，在北京、天津一带交际圈很广，而且有很多洋人朋友。由她来接应汪精卫和黄复生，是最好的选择。

与郑毓秀见面后，汪精卫吐露了自己的刺杀计划，并对郑毓秀说：“听说最近北京城内的火车站盘查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入京，容易引起怀疑，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城。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

郑毓秀当即爽快地答应：“如果不会爆炸，那还叫什么炸弹？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汪精卫和黄复生从天津来到北京后，开始寻找落脚之处，最终在琉璃厂附近租了一栋房子。

不久后，罗世勋和黎仲实也抵达了北京，与汪、黄二人会合。

宣统二年春节期间，伴随着噼噼啪啪的爆竹声，罗世勋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高高挂了起来。汪精卫等人用租来的房子开设了“守真照相馆”，以极少在人前露面的罗世勋为馆主，假戏真做地干起了摄影照相的生意。之所以开设照相馆，是因为照相馆的暗室很适合搞炸弹的组装，而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容易引起外人的怀疑。

到了正月十五这天，已抵达天津的喻培伦和陈璧君，与郑毓秀一起，乘火车抵达了北京前门火车站。

喻培伦自制的炸弹，交由郑毓秀携带入京。郑毓秀充分利用了自己交际圈广泛的优势，找到了一个洋人做她此行的护花使者。这个洋人是法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一直在追求郑毓秀，收到郑毓秀的邀请后，欣然赶赴天津，接她前来北京。

走出前门火车站时，郑毓秀挽着这位外交官的手，装有炸弹的皮箱，则由外交官提在手中。当时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火车站的巡警不敢擅自检查外国人的行李。因此在这位外交官的帮助下，郑毓秀顺利通过了巡警的盘查，走出了前门火车站，炸弹也随即被她带到了守真照相馆。

人员到齐，炸弹也已运到，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现在到了该选定刺杀目标的时候了。

经过商量，汪精卫等人决定刺杀时任总理大臣兼军机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但一番打探后，发现庆亲王府戒备极为森严，出入的亲兵护卫众多，一时之间难以下手。

恰在此时，奉命前往欧洲考察海军的贝勒载洵、载涛等人归国，汪精卫于是改变刺杀目标，组织暗杀团成员，准备在前门火车站刺杀归国的载洵和载涛。

按照商定好的计划，当天汪精卫、黄复生和陈璧君三人雇了马车前往前门火车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马车上接应，一旦发现载洵和载涛，汪、黄二人便扔出炸弹，然后立刻冲回来，跳上马车就跑。

但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的案件发生后，满清要员无论出行还是归来，都不敢大张旗鼓，唯恐招来杀身之祸。载洵和载涛此番归国，不敢摆排场，而是异常低调，竟换了衣服混在普通民众中悄悄地出了火车站。汪精卫和黄复生蹲守许久，始终没有发现载洵和载涛的身影，最终只能终止这次刺杀行动，把炸弹又拎了回去。

先后选定了端方、奕劻、载洵和载涛为刺杀目标，但都未能成功，反而刺激汪精卫下了狠心。当黄复生询问下一个刺杀目标是谁时，汪精卫愤然地说出了两个字：“载沣！”

溥仪登基时年龄太小，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监国，手握天下大权，是整个清廷最为核心的人物。黄复生、喻培伦等人听到“载沣”二字时，都不禁面露惊色。

“擒贼便擒王！”汪精卫毅然决然地说道，“半年前断指同盟刺杀了伊藤震惊世人，我们暗杀团现今便刺杀了载沣，也让世人大吃一惊！”

汪精卫提到的断指同盟，是朝鲜人安重根组建的秘密暗杀组织，他话语中提到的伊藤，则是曾四度出任日本首相和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宣统元年汉历九月十四日，伊藤博文前往会见俄国的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在哈尔滨火车站遭遇安重根行刺，身中三弹而死，此事震惊了全世界。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之时，汪精卫正好乘轮船抵达天津，准备入京刺杀满清要员。闻知此事，汪精卫心神撼动，心绪久久难以平静。所以当半年后刺杀载洵和载涛失败，在重新选定刺杀目标时，汪精卫不禁想起了安重根的义举。

安重根刺杀了日本政坛第一人伊藤博文，使得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汪精卫也打算刺杀满清政坛第一人即摄政王载沣，也要让全世界为之震惊。

他要让海内外的所有华人都看到，革命党人的领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绝非梁启超口中的“远距离革命家”。

谋刺

光绪死后，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监国。载沣掌权之后，立刻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同时重用善耆、载泽、铁良、良弼等皇族亲贵，并代皇帝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成为清廷最为核心的人物。

载沣的地位如此重要，杀之可以震惊中外，这是汪精卫决定对其行刺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载沣和当初的慈禧一样，对革命党人深为痛恨。溥仪登基之时，照例大赦天下，但载沣却加了一条限制，即大赦之时决不赦免反清排满的革命党人。这使得刺杀王之春的万福华、刺杀端方的李发群等人，只能继续被关在狱中，无法重见天日。汪精卫刺杀载沣，也是为了出这一口恶气。

在定下刺杀目标后，汪精卫吸取了前几次计划不周最终导致失败的教训，开始详细地调查载沣的行踪，以制定出一套周密的刺杀计划。

醇亲王府位于后海北沿，载沣每日上朝，走的都是同一条线路，即穿出甘水桥胡同，沿着鼓楼西大街和地安门大街行走，经地安门入皇城，再穿过景山，最后从神武门进入紫禁城。这一路之上，亲兵和警卫随行，对载沣严加保护。

汪精卫带领暗杀团的成员，沿着载沣上朝的线路来回走了几次，观察沿途的路况和地形，以决定动手的地点。

汪精卫最初相中了鼓楼西大街上的一段矮墙，用这段矮墙做掩护，可以在墙后向大街上投掷炸弹。但此时鼓楼西大街正在扩修，无论白天黑夜都是人来人往，人多眼杂，不利于埋伏，因此汪精卫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

又观察了几天后，汪精卫发现载沣每天上朝时，都会经过甘水桥胡同和鸦儿胡同交会处的一座小石桥。这座小石桥由三条石板筑成，因此被附近的居民唤作石板桥。石板桥下有一条小水沟流过，平时干涸，大雨过后才会有水流。石板桥附近屋少人稀，桥下干涸可以埋设炸弹，附近另有一条阴沟可以藏身，是非常适合动手的地点。

回到守真照相馆后，汪精卫和其他暗杀团成员经过商议，决定将炸弹埋在石板桥下，再拉出一根引爆的电线到北边的阴沟里，等载沣乘坐的马车从石板桥上经过时，躲在阴沟里的人摁下电钮，便可将载沣炸成肉泥。

“炸弹的爆破力不够，”喻培伦看了一眼放在角落里的装有炸弹的皮箱，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恐怕只能炸断石板桥，炸不毁马车。”

“那就再多弄些炸药来，制造一个威力更大的炸弹。”汪精卫说道。

喻培伦比划了两根手指头，说道：“依我估算，要想连桥带车一起炸毁，至少还需要二十斤的炸药，另外还需要一套引爆装置。”

喻培伦提出的要求，汪精卫全部满足。他发电报通知身在日本的同盟会成员，购买了炸药和引爆装置，通过远洋轮船运到天津，他亲自去接货，并在郑毓秀的帮助下，偷偷运入北京城，运到了守真照相馆。

喻培伦已经到骡马市大街的鸿泰永铁铺打造了一个大铁罐。炸药和引爆装置一运到，喻培伦如获至宝，立刻钻进暗室，将之前那个炸弹里的炸药小心翼翼地取出，连同新运来的二十斤炸药，一并填装进大铁罐里，又安上了引爆装置，精心制成了一个威力巨大的巨型炸弹。

当晚，汪精卫组织暗杀团的所有成员开会，确定了此次刺杀行动的分工：喻培伦和黄复生负责埋设炸弹，陈璧君负责往来联络，罗世勋和黎仲实继续充当照相馆的馆主和照相师，应付出入照相馆的客人，而汪精卫自己，则负责躲在石板桥北边的阴沟里，在载沣经过石板桥时引爆炸弹！

“炸弹埋设好后，你们就立刻离京，一刻也不要耽搁。”汪精卫说道，“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载沣每日上朝都有众多亲兵和警卫随行，一旦引爆炸弹，负责引爆的人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汪精卫的这番安排，已经表明了他赴死的决心。

会议结束后，汪精卫留住了陈璧君。

“马上就要干大事了，我已经不打算再活下去，”汪精卫试图劝说陈璧君，“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考虑，现在还来得及退出，你可以回到家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陈璧君是暗杀团中唯一的女子，而且还不满十九岁，正是花季年华，汪精卫不希望她被牵扯进这场刺杀。

然而陈璧君却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她加入暗杀团潜入北京城，不是为了刺杀摄政王载沣，也不是为了谋刺某位满清要员，而是为了眼前这个男人。刺杀在即，有些话不说出口，恐怕这辈子就没有机会了。陈璧君再次向汪精卫表达了爱意，并坚定地说道：“这件事必须我们一起干，你如果死了，我就陪你一起死！不过——”她的语气忽然温柔下来，“万一我们两人都活了下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那时我希望能做你的妻子，你能答应我吗？”

陈璧君千里相随，她心中的情意，汪精卫早已知道。此时此境，汪精卫心里不禁大为感动，说道：“如果我们都活了下来，那就是天意。天意不可违，我自然愿意做你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