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佩里格鲁正在问史迈利关于殖民主义的问题。不管谁到沙拉特来，佩里格鲁迟早会问起有关殖民主义的问题，而且他的提问往往带着几乎难以掩饰的愤怒。他是个深受困扰的孩子，父母是英国派往西非的传教士。佩里格鲁属于情报部肯定会招募的那一类人，因为他们具备常人没有的知识和语言能力。他和往常一样，独自坐在图书馆后面的阴影里，憔悴的脸向前伸着，一只长长的胳膊举了起来，仿佛是要抵挡别人的嘲笑。他的提问一开始很合情合理，然后就变成了长篇大论的批判演说，指责英国对曾被她奴役的子民漠不关心。
“嗯，是的，我倒是很同意你的观点。”史迈利一直听完佩里格鲁的话才礼貌地做出了回答，这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不过令人难过的答案却是，‘冷战’在我们中间催生出了一种代理式的殖民主义。一方面，我们在美国的对外政策面前，几乎放弃了本民族的所有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我们却不情愿在观念上彻底扼杀我们的殖民主义自我，而是想办法争取到了缓期执行的机会。更糟糕的是，我们还鼓励美国人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这并不是说美国人需要我们去鼓励才会这么做，不过有这样的鼓励他们当然会觉得很高兴。”
汉森也说过类似的话。连用的语言也差不多。不过史迈利说这番话时仍然不失文雅风度，汉森却对我怒目而视，眼睛里仿佛燃烧着他从逃出的地狱里带来的烈火。
我从以色列飞到曼谷，因为史迈利说汉森发疯了，而且此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他发来的密电要求我本人亲自译码，由特拉维夫站站长转交。史迈利当时负责情报部的安全事务，挂着个副职首长的名誉头衔。我每次听到他的消息，他好像都在四处奔忙，一会儿堵住这个漏洞，一会儿掩盖那个丑闻。整个周末我都在汗流浃背地忙着查阅专人送来的资料，还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安慰梅布尔，因为她参加了本地高尔夫俱乐部一年一度的女队长竞选，却在最后一轮落败，她怀疑有人在耍阴谋诡计。
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对梅布尔那么苛刻。也许是她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让她们有点反感。我想尽法子劝慰她。我跟她说，我在情报部里经历过的所有事，都无法与肯特郡那帮家庭妇女狡诈阴险的诡计相提并论。我向梅布尔保证，回来之后一定带她出去美美地度个假。我忘了那个假期安排在什么地方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能成行。
汉森的档案为我描绘出的形象是我越来越熟悉的那一类人，因为我们用的许多人都是那样的。我自己就算一个，本也是：混血的英国人把情报部当作自己的祖国，还自作多情地赋予这个祖国一大堆它其实并不具备的品质。
和我一样，汉森也是半个荷兰人。也许这就是史迈利选中我的原因。他出生在荷兰被德国占领的漫漫长夜之中，在代尔夫特143大教堂的庇荫下长大。汉森的母亲是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职员，父母都是英国人，“二战”爆发后他们一再劝她回英国。她拒绝了，反倒嫁给了代尔夫特的一位助理牧师，一年之后助理牧师被德国行刑队开枪打死，丢下怀孕的妻子独自过活。汉森的母亲毫无畏惧地加入了一个英国的地下救亡组织，战争结束时她手里已经掌管着一个颇具规模的情报网，有自己的联络方式、线人、安全屋和常见的装备。我母亲在情报部从事过的工作也和她大同小异。
小汉森究竟是怎么一路成长为耶稣会教士的，这一点档案里并未提及。也许是因为他的母亲改变了宗教信仰。当时还是很黑暗的年代，出于权宜之计的考虑，她也许会隐瞒自己的新教信仰，好让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可能是这么想的：把他的灵魂献给耶稣会就是了，他们会培养出他的聪明才智。也可能她很早就从儿子身上感觉出了日后主宰他人生的反复无常的天性，决心让他受到更为严厉的宗教准则的制约，这些准则是新教宽松的教义无法提供的。如果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么她可谓非常明智。汉森热切地接受了耶稣会的信仰，就像他热切地接受其他所有事物一样。修女们管着他，兄弟们管着他，神父们管着他，学者们管着他。二十一岁时，他已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笃信教义，不过还是个见习教士，因此被派到印度尼西亚的一所神学院去学习异教徒的教义——苏门答腊、摩鹿加群岛，还有爪哇岛。
像许多荷兰人一样，东方似乎是汉森生来就会热爱的地方。善良的荷兰人像海涅名句中的那棵松树似的站在他们低地小国的海岸边，却能从凛冽的海风中闻出亚洲香茅草和煮饭时发出的香味。汉森来了，他看见了，他被征服了。佛教、伊斯兰教，还有住在最为蛮荒的地带的化外之民的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些宗教之中，而且他越深入丛林，这种热情也越高涨。
学语言对他来说也轻而易举。除了作为母语的荷兰语和英语，他毫不费力地又学会了法语和德语。现在他又掌握了泰米尔语、高棉语、泰语和梵语，对粤语的了解也不仅仅是皮毛。为了寻找某种失落的方言或是宗教仪式中的关联，他往往会在山区徒步旅行几百英里。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语言学、婚姻风俗、照明和猴子的论文。他在丛林深处发现过失落的神庙，赢得过耶稣会不许他接受的许多奖项。经过六年的无畏探索和寻知之后，他不仅成了耶稣会赖以知名的那种学术典范，也成了一位完完全全的神父。
可是很少有什么秘密能经过六年还不被人发现。渐渐地，关于他的故事开始蒙上了丑陋的阴影。汉森浑身都是刺青。汉森是个色鬼。现在可别瞧啊，过来的那个女的是汉森的一个情妇。
性质太恶劣，持续的时间又太久，这两点害了汉森：他们一开始调查，就发现他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问题，他走过的每一段旅程都有弯道。这儿一个女人，那儿一个女人——还有一两个男朋友——唉，据我观察，这种小小的过错在全世界的神父圈子里都是犯的人多，不犯的人少。
然而，如此肆无忌惮的放纵行为竟然发生在他到过的每一个部落、每一条有伤风化的小巷。他们现在才发现，这种不知疲倦的堕落之举已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进行了十多年。按照西方的标准，汉森碰过的许多女孩刚有资格领受第一次圣餐，更别说躺到婚床上去了——其中的很多女孩还处在教会的保护之下——这样一来，汉森以突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方式，变成了一个无法信任的人。面对汉森长期以来不知悔改犯下的种种罪过，会长的反应更多的是伤心，而不是愤怒。会长命令汉森回罗马，并且在他到达之前先送了一封信给教区总会长。会长伤心地对汉森说，去过罗马之后他很可能会被派到西班牙的洛约拉，那儿的耶稣会心理治疗专家会帮助他正视这些可怕的弱点。洛约拉之后——唉，那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也许会派他到另一个半球去，再待上十年。
但是汉森也和他的母亲一样固执，坚决不愿意离开这块收养他的地方。
教导他的神父毫无办法，只得打发他去了偏远山区里的一个教会，那儿的主管是个传统派，奉行更为严厉的教义。汉森在那里被蛮横地软禁起来。别人像看管疯子一样看管着他。他不能离开自己待的那座屋子，不许读书看报，不许有人陪伴，连大声笑笑都不行。人们遭到囚禁时的反应各不相同，就像他们站到高处、挨冻或是临死时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一样。汉森的反应非常糟糕，三个月之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看管他的教友陪着他去做弥撒的时候，他把其中一个人摔下了楼梯，另一个被吓跑了。这之后他又回到雅加达，身上既没有钱也没有护照，就躲进了他熟门熟路的那些妓院。那儿的姑娘们都很照顾他，作为报答，他就替她们拉皮条、当保镖。他还给客人端啤酒、洗杯子，把捣乱的家伙赶出去，听别人忏悔，接济别人，还跟孩子们在后面的房间里一起玩。现在我了解他了，我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既没有大惊小怪地抱怨，也没有惹是生非。他刚刚三十岁，欲望之火仍在熊熊燃烧。直到有一天，汉森又像往常那样受到了冲动的驱使，他刮掉胡须，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自己走进了英国领事馆，要找回他那英国人的灵魂。
领事既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而是长年为情报部效力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听了汉森的故事，问了一两个乏味的问题，虽然表面上装得无动于衷，私底下却立即开始行动。许多年以来，他一直想找一个有汉森这种天赋的人。汉森放荡不羁的性格一点也没影响领事，他就喜欢他这个样子。领事发电向伦敦询问了汉森的背景情况；他借给了汉森为数不多的现金，还让汉森在三联收据上签字，因为他不想表现得过分热情。伦敦方面发来的回复把汉森的母亲标为“白色”，这表明她曾是情报部门的一名间谍。领事高兴得连杯子里的水都洒出来了。
又过了一个月，汉森有点懵懵懂懂的，这意味着他已经知道了，不过只知道了一半，但也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有可能和被人们笼统称为英国情报机构的部门搭上了一点关系。又过了两个月，像以前一样从不安分的汉森跑到爪哇南部转了一圈，名义上是去寻找古代的卷册，实际上却是帮领事调查共产主义颠覆势力的情况，最近汉森把这类人当成了新的敌基督。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他怀揣着自己一直想要的崭新的英国护照，动身前往伦敦，只不过护照上写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翻到汉森的训练记录摘要，他接受训练总共只有六个月。当时负责沙拉特的是克莱夫·贝拉米，他又高又瘦，爱搞恶作剧，是伊顿的毕业生。“在一切实用技能方面的表现均十分出色，”他在汉森的结业报告中写道，“记忆力一流，反应迅速，独立生存能力强。需要强力驾驭。如果我的船上发生兵变，第一个要挨鞭子的肯定是汉森。需要广阔的施展空间，得有个一流的指挥官。”
我又翻到他的行动记录。这一部分也看不出任何毛病。由于汉森还是个荷兰人，总部决定保持他的原有身份，刻意减弱他身上英国人的特点。汉森表示不服，不过他们制住了他。当时，几乎所有人（除了他们自己）都把身在海外的英国人视为美国人，只不过觉得他们没有美国人那么大的影响力罢了。因此，总部为了招到一个瑞典人恐怕都愿意去杀人，为了招到一个西德人也会去偷去抢。就连比较容易弄到手的加拿大人，总部也会笑脸相迎。回到荷兰之后，汉森正式与耶稣会脱离了关系，开始寻找东方就业的新机会。在那个年代，西欧各国的首都总共有二十多家东方学术机构。汉森一家一家地登门应聘，这个地方答应要他，那个地方也给出了承诺。法国的一家东方新闻社聘请他当特约通讯员。伦敦的一家周报在总部的敦促下也给他设了一个职位，条件是不从报社拿一分钱。他的掩护身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完善起来——范围很广，因此有理由四处旅行，随心所欲地问各种问题；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这样别人就搞不清他的财产状况，因为谁都不知道雇用他的好几个老板分别给了他多少钱，或是让他做什么工作。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也许是在随着帝国的衰落而逐渐减少，不过美国人在东南亚也是泥足深陷，他们跟越南在正式地打仗，跟柬埔寨在非正式地打仗，跟老挝则是在悄悄地打仗。虽说我们扮演着美国人跟屁虫的不光彩的角色，但能向他们提供像汉森这样可贵的才能，我们还是觉得很高兴。
间谍技术能做成许多事。它能够拍摄到农作物、壕沟、坦克、火箭发射场、轮胎印，甚至能拍到驯鹿迁徙的过程。哪怕是俄罗斯战斗机飞行员在四万英尺的高空放个屁，或是有中国将军在梦中打嗝，这种声音它都能捕捉到。但它无法取代人的理解。要是一个柬埔寨农民种在山坡上的庄稼被基辛格博士派来的没有标记的轰炸机炸得精光，女儿被卖到城里当妓女，儿子被哄骗得离开农田去替美国傀儡军打仗，或是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不得不加入红色高棉的队伍，间谍技术不可能告诉你这位农民心里的感受是什么。间谍技术也无法读出身穿黑色宽松裤的丛林士兵的唇语，他们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倡导者是一个嗜血成性、曾在索邦大学接受教育的柬埔寨精神病患者144。间谍技术侦测不到一支非机械化部队排放的废气，破译不出一支没有无线电的部队的密码，计算不出靠甲虫和树皮就能生存下去的士兵需要多少给养，也无法估量那些一无所有、只能去赢得未来的人们会有怎样的士气。
可是汉森能够做到。汉森已经成了一个亚洲人，他可以不带食物徒步行走一个星期，可以蹲在部落里听村民的窃窃私语。早在当地人日益高涨的反抗之风吹动金边和西贡大使馆上的星条旗之前，汉森就可以预先判断出他们的情绪。他还能向轰炸机指示出——他的确这么做了，后来他觉得很后悔——他能向美国的轰炸机指示出哪些村子在窝藏越共分子。他也是个善于利用别人的家伙。他能从各行各业里招到帮忙的人，教他们怎么去看，去听，去记，去报告。他知道该告诉他们多少东西，知道该如何奖励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这么做。
先是几个月，然后是几年，汉森就这样在柬埔寨北部的所谓“解放区”里行动着，这些地区名义上处于红色高棉的控制之下。突然有一天，汉森从自己居住的那个村子里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村里的人也都给带走了。很快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这成了又一起发生在丛林中的失踪案。
他就这么死了，谁知道不久以前，他又在曼谷的一家妓院里死而复生。
“不用着急，内德，”史迈利往特拉维夫打电话时对我说，“你要是想再休息两天倒倒时差，我这儿也没什么关系。”
在史迈利的语言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尽快找到他并向我汇报，可别让我手上再搞出一个天大的丑闻。”
我们曼谷情报站的站长是一个为人粗鲁、性格专横的小个子男人，他名叫朗贝洛，是个秃顶，留着八字胡，我始终都不太喜欢这家伙。情报部对于年届五十的人不会再提供什么好机会。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的身份已经暴露，许多人要么觉得太累，要么就是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觉得身份暴露不暴露都无所谓。其他人则去了私人银行或大企业，不过这种关系很少能长期保持下去。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适应公开的生活了。但是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托比·伊斯特哈斯和朗贝洛都名列其中——能够继续霸占着情报部里的位置，据这些人自己说，他们仍然很有价值。
朗贝洛的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我始终都不知道。他是个无耻下流的家伙，我可以肯定，因为就算他真的精通什么，那也只是人的卑鄙天性。有谣言说他手里掌握着两个腐败的泰国将军，他们只听命于朗贝洛，别人一概不理。还有谣言说他曾经帮一位皇室成员干过很龌龊的事，根本不能说出口。不知道朗贝洛手里捏着五楼爵爷们的什么把柄，反正他们连一句对他不利的话都听不进去。“内德，看在上帝的分上，可别惹毛了朗贝洛，”史迈利恳求过我，“我知道那家伙很讨厌，但我们的确需要他。”
我在旅馆房间里跟朗贝洛见了面。对公开的世界而言，我名叫马克·西摩，职业是会计师，不想跑到大使馆或者朗贝洛的家里去招摇。我坐了二十个小时的飞机，跟他见面时已经快到黄昏了。朗贝洛说起话来像是从伊顿公学出来的出版商。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模样也挺像。
“我们能碰到那个狗杂种简直是太他妈的走运了，”他气冲冲地对我说，“当然了，我们得把触角放出去。得把耳朵贴到地上去仔细听。我们知道真相。听说过其他类似的案子。我们可不是麻木不仁的家伙。我们不想看到自己的情报员被捆在树枝上，连着几个星期被人在丛林里拖来拽去，当然，这期间红色高棉的那帮家伙肯定会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可不是鸵鸟。我们知道真相。你那个棕色皮肤的家伙不遵守昆斯伯里规则145，你要知道，”他从满是汗渍的西服袖子里摸出一块手绢，使劲擦了擦那两撇傻里傻气的胡子，好像我向他暗示过情况恰恰相反似的，“换作普通的情报员，只要一夜就会哭喊着求别人给他一颗子弹了。”
“你确定他遇到了这样的事？”
“我什么都不确定，谢谢你，老伙计。只不过是传言而已。那家伙根本就不和我们说话，我怎么能确定呢？我们逼急了他就威胁说要动手！据我所知，红色高棉的人既没有见过他，也没听说过他。我从来都不相信荷兰人，在这地方我可不信——他们还以为这儿是自己的地盘。汉森绝对不是头一个，有许多人像他这样一出事就躲起来，事情过去之后活蹦乱跳地蹿出来，要奖章，要抚恤金。按照大家的说法，他的手指头一根也没少。从他躲藏的地方来看，他身上其他的部位也没少任何一块。是达菲·马奇班克斯发现他的。记得达菲吗？是个好小伙子。”
没错，我心里一沉，我记得达菲。我在档案里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就想起他了。他派驻在香港，是个爱炫耀的骗子，喜欢快进快出地倒腾东西，从鸦片到弹壳什么都卖。在导向有误的几年时间里，我们还资助过他的办公室。
“纯粹是巧合，对达菲来说的确是这样。他是坐飞机到这儿来办事的。就一天时间。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然后就回去搂着老婆看书了。海上的休闲社团想让他帮忙，在岸边最好的地段买一百多亩地。他谈好了生意，然后大家一起去了一家色情餐馆，达菲和他的那帮生意伙伴——偶尔玩一玩达菲并不反对，他从来都不反对。那地方叫欢乐海洋，就在红灯区的中心。我听说那地方很高档，有隐蔽的房间，吃的东西也很不赖，要是你爱吃中国湖南菜的话。就是很干脆的交易，完事之后姑娘们也不会再来烦你，除非你不愿放她们走。”
在色情餐馆里，朗贝洛解释说，同时想方设法地暗示自己从来没去过这种地方，年轻的女服务员有的穿着衣服，有的不穿，她们坐在客人身边，喂客人喝酒吃菜，男人们在一旁谈着大生意。除此以外，欢乐海洋的一楼还设有一个按摩厅、一个迪斯科舞厅和一个现场表演厅。
“达菲跟社团的人敲定了生意，支票也转手了，他觉得很得意。所以他决定找个姑娘犒劳犒劳自己。他们谈好条件，就到包厢里去了。那姑娘说她口渴，点一瓶香槟给她热热身怎么样？当然，酒水她是有提成的，那儿的姑娘们都是这样。达菲的兴致高得很，所以他就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姑娘按了一下铃，冲着内部通话器大声说了几句，紧接着达菲就看到一个该死的欧洲壮小伙大步走进来，手里用托盘端着一个冰桶。放下托盘之后，达菲给了他二十泰铢的小费，那家伙用英语说了声‘谢谢’，倒是挺礼貌的，不过没有笑容，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就是汉森。丛林里的汉森。不是什么画像……就是他本人！”
“达菲是怎么认出他来的？”
“他看过汉森的照片啊，不是吗？”
“怎么会？”
“看在上帝的分上，汉森失踪的时候我们给达菲看过他那张该死的照片！我们把照片给所有认识的人看过，半个地球的人全他妈看过！我们没说为什么——我们只是说，要是见到这个人，就赶紧喊一声。这是总部的命令，谢谢你，可不是我的主意。我觉得这个法子也太他妈的不安全了。”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朗贝洛给我们一人又倒了一杯威士忌。“达菲开着车飞奔回旅馆，立刻往我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是在凌晨三点。‘是你的那个人。’他对我说。‘哪个人？’我问。‘就是你给我寄来的那张漂亮照片上的人，差不多一年以前寄到香港来的。他在一家叫欢乐海洋的妓院里当招待。’你知道老达菲说话的样子。口无遮拦。第二天我派亨利过去了。这个该死的笨蛋把事情搞砸了。这件事我估计你也听说了吧？真倒霉。”
“达菲和汉森说话了吗？有没有问过他是谁？说过什么吗？”
“一句鸟话都没说。连正眼都没看他。达菲可是个老演员，顶尖的。他一贯是这样。”
“亨利在哪儿？”
“在楼下的大堂里坐着。”
“叫他上来。”
亨利是个中国人，是解放前山西省一个国民党军阀的儿子，也是我们常驻的首席间谍。不过我怀疑，他很早以前就在泰国警方那儿给自己又弄了一套保险，干着一仆二主的事，小日子过得很平静。
他身材矮胖，为人热切得过了头，浑身上下亮闪闪的，笑得也太多。他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手上总拿着一个漂亮的皮面笔记本，里面还插着一支金笔。他的掩护身份是翻译。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翻译会拿着古驰笔记本到处炫耀，不过亨利这家伙有点与众不同。
“跟马克说说，上星期四晚上你在欢乐海洋都干了些什么蠢事。”朗贝洛气势汹汹地命令他。
“没问题，迈克。”
“是马克。”我说。
“没问题，马克。”
“给他的命令是过去看一眼。只要这么做就行了，”亨利还没来得及张口，朗贝洛就插了一句，“看一看，探探风声，然后赶紧出来，给我打电话。对不对，亨利？他要去看看故事是不是真的，探探风声，看看能不能找到汉森，但别去接近他，然后再向我汇报。是一次谨慎的、不需要接触的侦察行动。探探风声，汇报一下。好了，现在告诉马克你都干了些什么。”
亨利说，他先是在吧台喝了一杯，接着看了场表演。然后他让人去找妈妈桑，妈妈桑连忙跑了过来，还以为他有什么特别要求。那位妈妈桑是个中国人，和亨利的父亲来自同一个省，于是两个人立刻就拉近了关系。
亨利给妈妈桑看了自己的翻译证，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她这家店的文章——精美的食物，浪漫的姑娘们，非常注意个人隐私和卫生，尤其是卫生。他说他拿着一家德国旅游杂志的佣金，那家杂志向来只推荐最好的场所。
妈妈桑上了钩，主动要带他在餐馆里参观参观。她带着亨利看了隐秘的餐厅、厨房、包厢，还有卫生间。妈妈桑把亨利介绍给那些姑娘们——还提出餐厅要免费招待他一回，不过他婉言谢绝了——还有总厨、看门人和保镖等等。不过，妈妈桑一直没介绍他认识那个大块头的西方人，到那时候亨利已经看见他三次了：一次是他端着一托盘的玻璃杯从餐厅去厨房；一次是推着一车酒瓶穿过走廊；还有一次则是从一扇敞开的铁门里出来，那扇门看来是通往酒水仓库的。
“哎，那个帮你送酒瓶子的欧洲人是谁啊？”亨利笑嘻嘻地冲着妈妈桑说，“他不会是付不起账单吧，只好留下来给你干活？”
妈妈桑也笑了起来。一说起欧洲人，或者是西方人，所有的亚洲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那个欧洲人跟我们的一个柬埔寨姑娘住在一起。”她鄙夷地回答说，因为在泰国的生态学之中，柬埔寨人的地位比欧洲人和越南人还要低，“他在我们店里遇到了那姑娘，爱上了她，想给她赎身，把她变成淑女。可是她不肯离开我们。于是他每天送那姑娘来上班，自己就留在这儿，一直到她能获得自由回家。”
“他是哪一路欧洲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是荷兰人？”
妈妈桑耸了耸肩膀。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亨利想着法子继续追问她。可是这个欧洲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每天送自己的女人到妓院来上班，她跟别的男人厮混的时候他还得到处送酒水，下班后再把她带回家，睡到自己的床上？那姑娘肯定很不一般！
“她是十九号，”妈妈桑说着又耸了耸肩，“她在店里的名字叫阿曼达。你想要她吗？”
不过，想出假扮记者这条妙计的亨利正在兴头上，不肯轻易转移话题。“那个欧洲人，他叫什么啊？他有没有什么故事？”他说话时的兴致更高了。
“他叫汉辛。他跟我们说泰语，跟那姑娘说高棉语。不过你可千万别把他写到杂志里，他是个非法移民。”
“我可以给他改头换面啊。文章里许多地方都得改头换面。那个姑娘是不是也爱他？”
“她倒是宁可跟她的朋友们一起待在欢乐海洋。”妈妈桑一本正经地说道。
亨利忍不住想去看一看。没有客人的姑娘们都懒洋洋地躺在玻璃墙后面的长毛绒沙发上，脖子上挂着号码牌，别的什么都没穿。她们有的在聊天，有的在修指甲，有的则盯着一台接收效果不好的电视机发愣。亨利看的时候，十九号听到招呼站起身，拿起小手包，披了件衣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年纪很轻。许多姑娘都会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好躲过规定的限制——尤其是身无分文的柬埔寨姑娘。可是那姑娘，亨利说，看起来都还不到十五岁。
从那时起，亨利过度的热情开始把他引入歧途。他向妈妈桑道了别，把车开进餐馆后门对面的一条小巷，坐在车里守着。凌晨一点钟刚过，餐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下班了，汉森也在里面，个子比其他人足足高了一倍，用胳膊搂着十九号姑娘。在广场上，汉森和那姑娘想找辆出租车，亨利竟然冒冒失失地把车子开到了他们旁边。半夜的那个时候皮条客和黑车司机到处都是，这两个行当亨利以前还都干过，所以他很可能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个主意。
“想去哪儿，先生？”他用英语和汉森打招呼，“要我送你们过去吗？”
汉森报的地址在一个贫穷的郊区，得往北走五英里。商量好价钱之后，汉森和那姑娘坐到后排座位上，他们就出发了。
这时候，急切的亨利有点得意忘形了。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出于某种事后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原因，他认为此时最佳的行动策略就是把猎物和那个姑娘一起送到朗贝洛家里去，那地方不在北边，而是在西边。当然，这个大胆的行动他根本没提前告诉朗贝洛，连他自己都没什么思想准备。亨利根本不知道朗贝洛在不在家，也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在凌晨一点半跟一个失踪长达十八个月的前任间谍谈话。可是在那个时候，控制着亨利思维的并不是理性。他是个情报员，世界上有哪个情报员一生中不会干出一两件愚蠢透顶的事？
“你喜欢曼谷吗？”亨利愉快地问汉森，希望他的乘客不会注意到自己走的路线。
没有回答。
“来这儿很长时间了吧？”
没有回答。
“你的姑娘真不错。很年轻，很漂亮。你常和她在一起吧？”
那姑娘把脑袋靠在汉森的肩膀上。亨利从后视镜里看到她已经睡着了。不知为什么，这个情景让亨利变得更加激动。
“你想不想找个裁缝，先生？整夜都开的裁缝店，很棒的？我带你去吧。很好的裁缝。”
他猛然把车拐进一条小巷，假装在找他那个拙劣的裁缝，其实他是在飞快地往朗贝洛家开。
“你为什么要往西边走？”汉森问道，这是他头一次开口说话，“我不想到那边去。我也不想找裁缝。回到大路上去。”
亨利连最后的一丝理智也彻底丢掉了。汉森的块头那么大，又坐在他身后的有利位置上，这突然间让他觉得很害怕。汉森要是带着枪怎么办？亨利猛地一踩刹车，把车停了下来。
“汉森先生，我是你的朋友！”他用泰语喊道，那口气跟求人饶命没什么两样，“朗贝洛先生也是你的朋友。他为你感到骄傲！他想给你一大笔钱。请你跟我走吧，不会有问题的。朗贝洛先生见到你会非常高兴！”
这是那天晚上亨利说出的最后几句话，因为紧接着汉森就猛力一推他的座椅，亨利的头差点直接撞穿挡风玻璃。汉森下了车，把亨利拖到街上。这之后，汉森把亨利拎起来，一下子甩到街对面，把几个正要睡觉的乞丐吓得够呛。乞丐们开始又哭又闹，汉森大踏步走到亨利身旁，低下头怒视着他。
“你告诉朗贝洛，他要是来找我，我就杀了他。”他用泰语说道。
然后他带上那姑娘沿着街往前走了，想找一辆好点的出租车。那姑娘在打瞌睡，汉森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
听完这两个人的故事，我突然感到疲惫得要命。
我把他们俩打发走了，让朗贝洛第二天早晨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们，我得睡一觉倒倒时差，然后才能做出决定。我躺了下来，却一下子变得极其清醒。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欢乐海洋，花五十美元买了一张门票。我按照当地的风俗脱了鞋，没过多久就穿着袜子站在装点着霓虹灯的小包厢里，盯着十九号姑娘那张没有表情、浓妆艳抹的脸。
她穿着一件廉价的丝绸上衣，衣服上印着老虎的图案，但衣服从领口以下全敞开着。里面什么都没穿。浓艳的日式化妆遮住了她的肤色。她朝我微笑着，一只手迅速地伸向我的胯下，但我拿开了她的手，放回她身旁。她的体格十分纤弱，竟然能胜任这种工作，实在是让人费解。她的腿比大多数亚洲姑娘的腿都要长，皮肤也白得非同一般。她扔掉上衣，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就跳到了那张磨损的躺椅上，摆出了一个自以为很淫荡的姿势，一边爱抚着自己，一边发出欲火中烧的喘息声。她翻了个身侧过来，屁股向外撅着，把黑色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让小小的双乳从发间的缝隙里露出来。看到我并没有上前，她又仰面躺下，冲着我分开大腿，挺起髋部，叫我“亲爱的”，还求我“快点”。接着她又猛地别过身去，好让我欣赏她的后背，大腿仍然敞开着邀请我。
“坐起来。”我说道，于是她坐起身，又等着我主动上前。
“穿上衣服。”我说。
她好像有点莫名其妙，我就帮她穿上了衣服。亨利用高棉语替我把要说的话写了下来。“我想和汉森谈谈，”纸条上这么写着，“我准备帮你和你的家人弄到泰国的证件。”我把纸条递给她，看着她仔细地读。她识字吗？我看不出来。我递给她一个普通的白纸信封，是给汉森的。她接过信封打开了。信是打印出来的，语气并不温和。信封里装着两千泰铢。
“作为弗农神父的一位老友，”我写道，用的是汉森熟悉的代号，“我必须告诫你，你违背了和我们公司签订的合约。你袭击了一位泰国公民，你的女朋友是个非法的柬埔寨移民。我们恐怕没别的选择，只能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当局。我的车停在街对面。把信封里的钱交给妈妈桑，今晚就不要上班了，十分钟后来找我。”
她拿着信离开了小包厢。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外面的走廊里有多嘈杂：刺耳的音乐、细小的笑声、充满欲望的呢喃，还有摇摇欲坠的下水道里哗啦啦的水声。
我的车门没锁，他坐在后座上，那个姑娘在他旁边。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知道他肯定会把那姑娘带来。他块头很大，很强壮，这我已经知道；可是他也很憔悴。在昏暗的光线下，能看到他留着黑胡须，眼眶深陷，没有光泽的双手紧张地攥着副驾驶座的靠背，看起来跟档案里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倒像是他曾崇拜过的一位圣人。那姑娘蜷着身子紧挨在他旁边坐着，要拿他的身体当庇护。我们刚开出不到一百米，一场暴雨像瀑布似的浇了下来。我把车停在路边，我们三个人都盯着淋得透湿的挡风玻璃，看着水流从水沟和洞穴里漫出来。
“你是怎么到泰国来的？”我用荷兰语大喊。雨水打雷似的下在车顶上。
“走来的。”汉森用英语回答。
“从哪儿入境的？”我也改用英语喊道。
他说了一个镇子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亚兰”146。暴雨停了，我开了三个小时的车，那姑娘一直在打瞌睡，汉森坐在旁边守护着她，警觉得像只猫，也像猫一样默不作声。我选了一家在曼谷的《国家》杂志上做过广告的海边旅馆。我想让汉森离开他自己的环境，进入一个受我控制的环境之中。我领了钥匙，预付了一晚的房费。汉森和那姑娘跟着我走上了一条通往海滩的水泥路。旅馆的一座座小屋面朝大海围成了一个半圆形，我的那间屋子在半圆的一头。我打开门，先走了进去。汉森跟着进来了，然后是那个姑娘。我打开了电灯和空调。那姑娘还犹犹豫豫地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但汉森已经踢掉鞋子走到了房间中央，用那双深陷的眼睛四处打量着。
“坐下。”我说道。我拉开冰箱门。“她要不要喝点东西？”我问。
“给她拿罐可口可乐吧，”汉森说，“加点冰。这儿有酸橙吗？”
“没有。”
他看着跪在冰箱门前的我。
“你喝什么？”我又问。
“水。”
我又开始找：玻璃杯、矿泉水、冰块。我忙着找东西的时候，听见汉森用高棉语温柔地对那姑娘说了点什么。她好像不同意，但汉森说服了她。我听见他进了卧室，然后又走了出来。我爬起身，看见那姑娘已经蜷缩在墙边的一把坐卧两用长椅上，汉森正弯着身子给她盖毛毯，再把毯子掖好。掖好之后，他关掉了她头边的灯，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然后迈开大步走到落地窗前，凝望着大海。一轮红色的满月挂在海平面上。天空中聚起的乌云就像是一座座黑乎乎的山峦。
“你叫什么？”他问我。
“马克。”我回答说。
“这是你的真名吗，马克？”
我们对彼此最确实的了解，来自于我们的本能。我看着汉森的身影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大海，月光勾勒出了他备受摧残的脸上的道道伤疤和凹坑。我知道这位堕落的神父把我当成了他忏悔的对象。
“你想叫我什么都行。”我说道。
你得想象出这样的一个声音：英语发音很重，但并不自如，音色浑厚，语气透着震惊，好像说话的人根本没料到自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略带一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那种口音。小屋周围没有灯，设计成这样就是为了便于行苟且之事。屋子俯瞰着一个小小的灯光游泳池和一座混凝土堆成的假山。从这堆破烂东西往外，就是壮观而又平静的亚洲海洋。海面上倒映着一道宽宽的月光，星星在水中像太阳黑子似的闪闪发亮。几个渔民直着身子站在舢板上，把圆形的渔网撒进水中，再慢慢把网拖上来。
你得想象一下，在画面的前景处，就是汉森那粗砺而高大的身影。他光着脚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会儿站在落地窗前，一会儿坐到椅子扶手上，接着又悄无声息地溜到另一个角落。还有他的声音：一会儿激烈，一会儿低回，一会儿激动不已，一会儿又和他的身体一样连着停歇好几分钟，积蓄点力量再接受下一次的折磨。
那个柬埔寨姑娘还躺在两用长椅上，身上裹着毛毯，弯着胳膊以亚洲人的方式枕在脑袋下面。她醒着吗？她能听懂他说的话吗？她在不在乎？汉森很在乎。每次从她旁边走过时，他都会停下来低头看看她，或是掖一掖她脖子边上的毛毯。有一回，汉森还在她身旁的地上坐下来，热切地盯着她闭上的眼睛，把掌心贴在她的额头，好像要试试她有没有发烧。
“她要加酸橙，”他低声说，“光喝可口可乐她觉得一点都没意思。酸橙。”
我已经让旅店的人去拿了。酸橙来了，是前台的一个男孩子送过来的。汉森煞有介事地为她榨了橙汁，然后扶她起来喝。
他最开始问的几个问题大致是想弄清楚我在情报部所处的地位。他想知道上头派我过来时给了我什么权限，有何指示。
“我做过的事不值得感谢，”他警告我说，“轰炸村子有什么可谢的？”
“可是你也许需要帮助啊。”我说。
他的反应是正式告诉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对不会再为情报部工作。这句话本来应该是由我来告诉他的，不过我忍住了。汉森说，他本以为自己是在为英国人工作，可没想到竟然成了杀人犯的帮凶。做出以前那些事的时候，他简直是另外一个人。他希望那些美国飞行员也和他一样。
他问起自己手下那些间谍的情况——某某农民、某某米贩子，等等。他问起自己费尽周折组建起来的潜伏情报网，当时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红色高棉的力量有一天会冲出丛林打进城市。无论是我们还是美国人，尽管听到过许多警告，总还是觉得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但汉森觉得有这个可能。汉森就是发出警告的人之一。汉森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基辛格的轰炸机就是龙齿147，虽说他自己也曾为轰炸机指示目标。
我向他保证，他的那些情报来源里还没出现被逮捕的迹象。“我能相信你吗？”他问道。
“这是事实。”我听出了他语气里的恳求意味。
“这么说我没有背叛他们。”他难以置信地低声说。有那么一会儿，他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好像脑袋要裂开似的。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是被红色高棉抓走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指望你能守口如瓶。”我说。
“守口如瓶！我的天哪，”他几乎笑了出来，“守口如瓶！”他突然站起来，一转身又走到窗前。
借着月光，我看到他留着胡须的那张大脸上挂着一颗颗汗珠。我跟他说，情报部打算体面地解除和他的关系，但我的话刚讲到一半，他就举起两只胳膊使劲往旁边伸，仿佛要看看关着他的牢笼有多大。发现两只手并没有碰到任何障碍，他又把手垂了下来。
“让情报部见鬼去吧，”他轻声说，“让西方见鬼去吧，见他妈的鬼。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在这儿打我们的战争，兜售我们的宗教观念。我们对亚洲犯下了罪行：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现在还有美国人。我们对伊甸园的孩子们犯下了罪行。愿上帝原谅我们。”
我的录音机摆在桌上。
我们在亚洲。汉森的亚洲。我们犯下罪行的亚洲。听着热火朝天的虫鸣声。据说泰国人和柬埔寨人都喜欢拿牛蛙来打赌，押下大把钞票赌它到底能打多少个嗝。房间里光线昏暗，时间被遗忘了，连这个房间也被遗忘了；月亮已经升到了看不见的高空。越南战争又回到了我们身旁，我们现在和汉森一起置身于柬埔寨的丛林，这儿几乎没有任何现代的舒适享受，除非我们能把在几英里上空盘旋的美国轰炸机算进去。它们就像是一群耐心的老鹰，等着计算机告诉它们接下来该摧毁什么目标：比如说一群牛，它们的尿液被隐藏的探测器误判为一队军车排出的废气；比如说一群孩子，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被误判为军事命令。美国突击队员把探测器藏在了汉森为他们指示出的补给线上——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探测器并不像汉森那么熟悉情况。
我们现在置身于美国飞行员说的“敌方地区”，不过在丛林里“敌”与“我”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置身于红色高棉的一个“解放区”，这里成了越共部队的庇护所，他们希望从侧翼袭击美国人，而不是从北方迎头发起攻击。然而除了这些战争的表象之外，在这个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地区（除了游击队士兵的地形图），我们周围的人根本没有对所谓的敌人形成统一认识。照汉森的说法——不管他说这话时的身份到底是神父、罪人、学者还是间谍——这个地方太像天堂了，像得简直都没了区别。
乘吉普车沿着小路开出几英里，有一处古老的佛教寺庙，这是汉森在村民们的帮助下从层层植物之下清理出来的。从表面上看，寺庙也是他待在这里的原因。因为这座寺庙，他得做笔记，得发送无线电信号。不断会有人登门拜访他，常常是天黑才来，天亮就走，也是因为这个。他住的那个部落聚居在河岸边的一块空地上，屋子下面都用支柱撑着。那条河水很好，河畔平原土地肥沃，一层层梯田直通往高处的雨林，常常会笼罩在蓝色的雾气之中。汉森的屋子建在高高的山坡上，这样有助于增强无线电接收的效果，也能让他看到山谷里进进出出的一切。雨季的时候，他习惯把吉普车留在村子里，吭哧吭哧地步行回家。旱季的时候，他会直接把车开进自己的院子，车上常常载着村里一半的孩子。经常会有十几个小孩一等他回来就往车后的挡板上爬，就为了享受一下从村子到院子的五分钟车程。
“有时候我的女儿也在里面。”汉森说。
朗贝洛和档案里都没提到汉森有个女儿。如果他向我们隐瞒了女儿的事，那就算是严重违反情报部的规定——不过天知道，那个时候情报部的规定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根本就不足介怀。尽管如此，汉森还是停了下来，在黑暗中瞪视着我，仿佛在等着我的指责。但我一句话都没说。我想成为他倾诉的对象，也许他已经等了许多年了。
“我还在当神父的时候，去过柬埔寨的许多寺庙，”他说，“在那儿我爱上了村子里的一个女人，还让她怀了孕。当时还是柬埔寨最好的时候。西哈努克当政。我一直和她待在一起，直到孩子出世。是个女孩儿，我给她取名叫玛丽。我给了玛丽的妈妈一些钱，回到雅加达，但我非常非常想念孩子。我又寄了些钱过去。我给村里的头人寄钱，托他好好照顾她们母女俩。我给她们写信。我为女儿和她妈妈祈祷，发誓总有一天要好好照顾她们。一回到柬埔寨，我就把她妈妈接到了我家里，虽然这么多年之后她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美貌。我的女儿有个高棉语的名字，但自从她生下来我就叫她玛丽。她喜欢这样。她很骄傲有我这么个父亲。”
汉森似乎很想向我表明，玛丽很接受她的这个欧洲名字。这不是美国名字，他说。是欧洲名字。
“我家里也有别的女人，不过玛丽是我唯一的孩子，我非常爱她。她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不过，就算她长得很丑，很没礼貌，我也会一样地爱她。”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有力，在我听来还带着警告的意味，“从来没有哪个女人、男人或是孩子，能让我这么投入地去爱。可以说，玛丽是除了我母亲之外，我唯一全心全意地爱过的女人。”他在黑暗中盯着我，看看我是不是敢怀疑他的热情。不过我已经受到了汉森魔力的影响，什么都没有怀疑，而且把关于自己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包括我母亲去世的事在内。他在篡夺着我的身份，占据着我的头脑。
“一旦你接受了上帝这个奇迹般的概念，你就会知道真正的爱是不容置疑的。也许只有罪人才能理解这一点。只有罪人才知道上帝的宽恕是多么伟大。”
我好像明智地点了点头。我想起了耶日上校。我在想，汉森干吗非得解释他没法去质疑自己的女儿？他说起女儿的时候，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罪孽担心？
“那天晚上我开车从寺庙回来，虽说当时是旱季，孩子们却没在部落里等我。我有点失望，因为那天我们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我想告诉玛丽。肯定是学校里在举办活动，我心想，可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活动了。我开车上山回到院子里，喊着玛丽的名字。院子里空荡荡的。门房也没人。女人们做饭的锅也是空的，丢在支柱底下。我又喊了一声玛丽，然后喊了我妻子。再然后就随便乱喊。没人来找我。我开车回到了村里。我走进了玛丽的一个小朋友的家，又去了第二家、第三家，不停地喊玛丽。连猪和鸡都不见了。我到处找有没有血迹以及搏斗的痕迹。什么都没有。但我找到了通往丛林的脚印。我开车又回到院子里，拿起铁锹把电台埋在树林里两棵大树的中间，那两棵树连成一线朝向正西方，旁边有一个形状像人的老蚁冢。我憎恨自己为你们做的一切，憎恨自己说过的一切谎言，为你们的，为美国人的，现在也还是这样。我走回屋子，取出藏好的密码本和设备，把它们都毁掉了。我觉得很高兴。这些东西我也恨。我穿上靴子，往帆布背包里装了能吃一周的食物。我用左轮手枪朝着吉普车的引擎开了三枪，让车子无法开动，然后跟着那些脚印走进了丛林。吉普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侮辱，因为车是你们买的。”
汉森独自一人出发了，去追踪红色高棉的队伍。换作别的人——甚至那些并不是西方间谍的人——即便他们的妻子儿女被绑走，在这么做之前也会考虑再三。但汉森不会这样。汉森只有一个念头，而且身为一个绝对论者，他想到了就去做了。
“我不能让自己远离上帝的恩赐。”他说。他这么说是怕我不知道，他只有拯救了女儿的性命，才能拯救自己不朽的灵魂。
我问汉森他走了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起初他只是夜里走，白天就躲起来休息。但阳光折磨得他坐立不安，渐渐地他抛却了丛林中的常识，白天也开始走。一路前行的时候，他回想着玛丽经历过的每一件事，从她出生的那一晚开始：他把玛丽从妈妈的肚子里接出来，用一把宗教仪式上用的竹刀割断脐带，叫帮忙的女人送来了热水，好给女儿擦洗。既是神父也是孩子父亲的他用那水给女儿洗礼，给她取名叫玛丽，那是汉森母亲的名字，也是圣母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