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们打算给史迈利出点难题，就像他们时不时地对待我那样。课本来上得很顺利——比如快到傍晚时关于自然掩护的两节连堂课——然后学生里面就会有一个人开始捉弄我，通常是故意表现出无法无天的态度，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觉得无法忍受。接着第二个也开始插话，最后所有人都参与进来。要不是我的幽默感还算充足——我毕竟只是个普通人——他们就会一直折磨我，到下课铃响这出戏才算结束。到了第二天，一切似乎都没发生过：昨天控制住他们的不知什么小恶魔已经得到满足，现在他们想继续学习了，好不好？昨天我们讲到哪儿了？一开始我碰到这样的情况老是会生闷气，怀疑有人私下串通，想把领头的揪出来。后来细想之下，我慢慢意识到，这些恶作剧只是孩子们自然反应的一种表现，他们要反抗的，是自己选择的人为束缚。

可是他们也开始对史迈利搞这一套，史迈利可是我和他们的贵宾，他们竟然质疑起了他毕生工作的根本意义，我的忍耐一下子到了极限。而且这一次挑事的还不是马格斯，而是他的女朋友，娴静的克莱尔，晚宴时她一直满怀崇拜地坐在史迈利的对面。

“别，别，”看到我忿忿地站了起来，史迈利反对说，“克莱尔问得很有道理。十次有九次，好的新闻记者也能像间谍一样告诉我们许多信息。不管怎么说，他们的信息来源往往是相同的。所以说，干吗不废除间谍，转而去资助报纸？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回答。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很不情愿地又坐了下来。克莱尔紧紧依偎在马格斯身边，天使般的眼神还注视着她的受害者，其他学生都板着脸不露出笑意。

碰到这种情况时我往往会以幽默来化解，但史迈利却打算认认真真地对待她的俏皮话。

“说得完全没错，”他赞同说，“我们的大部分工作要么是毫无意义，要么就是和公开来源的消息重合。问题是，间谍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启迪公众，而是启迪政府。”

我渐渐感觉到，史迈利的魔力又把他们重新联系在一起。他们把椅子挪到史迈利身旁，围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形。有几个女孩子还以好看的姿态坐到了地板上。

“政府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相信自己花钱买来的东西，对白白得来的东西总是将信将疑。”史迈利说。这样他就巧妙地绕过了克莱尔意在挑衅的质问，而是转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间谍工作是永恒的，”他简单地宣告说，“就算政府可以没有间谍，它们也不会愿意这么做。它们特别喜欢搞这一套。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再也没有了敌人，政府也会帮我们创造出敌人来，所以用不着担心。还有——谁说我们只对敌人搞间谍活动？所有的历史都教导我们，今天的盟友就是明天的敌手。潮流也许可以决定轻重缓急，但深谋远虑永远不会过时。只要还有流氓成为领袖，我们就要有间谍。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人恃强凌弱，还有骗子和疯子，我们就要有间谍。只要国与国之间还相互竞争，政客们还相互欺骗，暴君们还想征服，消费者还需要资源，无家可归的人还在寻找土地，饥饿的人还在寻找食物，富裕的人还想变得更富，你们选择的职业就完全是有保障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史迈利就这么干净利落地把话题转回到了学生们自己的前途上，接着他再一次警告他们这份前途充满了危险。“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职业比你们选择的职业更荒唐，”他心满意足地向学生们保证，“你们最没有经验的时候，也就是最适合分派的时候；可等到你们掌握了窍门，无论你们被派驻到什么地方，脖子上都像是挂着这一行的标志。老运动员都知道，自己全盛时期的比赛成绩是最优秀的。可是全盛时期的间谍却只能被束之高阁，因此他们人到中年时总会心怀怨恨，也会开始计较这种生活方式的代价。”

虽说他半睁半闭的眼睛好像一直在盯着自己的那杯白兰地，我却发现他朝我瞟了一眼。“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们就会想要答案，”史迈利接着说道，“你希望最隐蔽的密室里会藏着一张卷起来的羊皮纸，那上头会告诉你，控制着你的生活的人是谁、为了什么。可问题是到了那个时候，你们自己心里其实才最清楚，那个密室是空空的。内德，你没喝酒啊。你这是在背叛白兰地嘛。来个人，给他加点酒。”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有着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我记得自己当时正在拼命寻找一个模模糊糊的目标。后来当我终于找到目标的时候，发现它就是那个消失了的间谍，名叫汉森。

虽然那时候我在向东方而去的旅程中追寻的其实是其他的目标、其他的人，但现在回想起来，所有这些目标和人仿佛都在一路指引着我最终找到他。我只能这么来表达。躲在柬埔寨丛林中的汉森就像是位于我的黑暗之心里的库尔茨124。一路上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像是在为我们的会面做准备。汉森是我等待着要听到的声音。汉森手里有问题的答案，虽说我并不知道自己会问出哪些问题。外表上看，我是个一本正经、性情温和、行事得体、抽着烟斗的家伙。但在内心深处，我却对自己的百无一用感到不可理喻；我觉得虽然自己在拼命努力，却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奋力为别人争取自由的时候，我自己却没有得到丝毫自由。在心情最为低落时，我觉得自己是个很荒唐的人。我这个主人公和巴肯125本人没有一点儿相似，却像极了他笔下的堂吉诃德。

我开始把自己生命中具有讽刺意味的经历写下来，这样我回过头来再看前面和你说过的几段故事，就可以给它们加上传奇小说式的标题，以突显这些事件是多么的徒劳无益：“熊猫”——我保卫了我们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权益！本——我掘地三尺找到了一名英国叛逃者！贝拉——我做出了终极的牺牲！特奥多尔——我参与了一场可怕的骗局！耶日——我一直奉陪到底！不过在耶日的事情上，我得承认，那件事的确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尽管其持续时间和大多数情报工作一样短暂，而且和现在已充斥着耶日上校所在国家的人性力量没有丝毫关系。

和堂吉诃德一样，我这辈子从一开始就发誓要遏止邪恶的潮流。可是在我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成了助长邪恶的力量之一。但我仍然希望这个世界能给我提供一个做出点贡献的机会——我责怪世界不知道该如何利用我。

要理解这一点，你得先知道在慕尼黑之后，我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不管耶日上校对我做过些什么，他给我带来了某种威望，因此五楼决定专门为我设立一个工作岗位，负责到各地解决行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派驻到外地执行短期任务，“旨在评估工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发掘当地情报站职权范围以外的机会”——这就是我的任务摘要，签过字之后又交还给发布者了。

事后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份工作需要经常旅行——这个星期去中美洲，下个星期去北爱尔兰，然后跑非洲、中东，再去非洲——平息了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躁动不安，对我的这种状态人事组的头儿极有可能早已心知肚明。最近我和一个名叫莫妮卡的姑娘搞起了一段毫无意义的婚外情，她在情报部的工业部门联络处工作。当时我觉得自己需要来点风流韵事；我在餐厅里见到了莫妮卡，就把她给选中了。就是这么平淡无奇。有天晚上下起了雨，我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看到她站在23路公共汽车站等车。平淡无奇的事有了内容。我送她回公寓，和她上了床，带她去吃饭，我们俩都想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最后得出了一个省事的结论：我们坠入了爱河。有几个月我们过得挺开心，直到后来发生的悲剧一下子让我清醒过来。幸运的是我刚好回到伦敦，正要听取下一次任务的情况介绍，接着就听说我的母亲快不行了。也许是上帝在搞恶作剧吧，接到电话时我正和莫妮卡在床上。不过最起码我总算能在葬礼时到场。仪式虽然很长，却出人意料的平静。

尽管如此，我发觉自己对这事还是没有丝毫准备。不知怎地，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和以前渡过种种难关时一样，想法子应付母亲去世带来的打击。我简直是大错特错。史迈利曾经说过，只要一接触现实，很少有什么阴谋诡计能够得逞。我对自己耍的阴谋也是这样——我想骗自己说母亲去世时已经得享天年，只有死亡才能让她从痛苦中解脱，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事放下。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痛苦指的也可能是我自己的。

我成了个孤儿，同时又觉得很兴奋。当时的心情我只能这样去描述。我的父亲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从前并没有意识到，母亲一直承担着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我觉得她的去世不仅意味着我失去了童年，也意味着我失去了我的大部分成年时代。我终于不带任何牵绊地独自站在了生活的种种挑战面前，但大部分挑战已经成了过去——蒙混过去了，错过了，或者是搞砸了。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去爱了，但我该去爱谁啊？恐怕不会是莫妮卡，哪怕我再口口声声地否认、指望现实会随之改变，我爱的也不是她。莫妮卡也好，我的婚姻也好，都不能提供我需要的魔力——作为一个擅长生存的人，这种魔力是从今以后我必须要去追寻的东西。守过夜之后，我在殡仪馆粉红色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那是一张间谍的脸，打着他自己欺骗自己的烙印。

你是不是也见过？在你周围，或者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有没有见过那样的脸？对我来说这样的脸简直是司空见惯，所以都已经不再留意了，直到母亲去世的打击让我猛然反应过来。我们也会笑，但心里却有所保留，这让我们的笑容显得很虚伪。就算我们喜出望外、喝得烂醉——我听说，甚至也包括做爱的时候，这种保留也不会消失。我们脑袋里的陀螺仪仍然保持着垂直状态，还有告诫的声音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职责。直到后来我们的保留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本身都成为了一种安全隐患。所以到了今天——比如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或是沙拉特老同学的晚会的时候，我在房间里环顾四周，真的能看到秘密工作的印记浮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我看到有的面孔过于开朗，有的面孔则过于阴郁，但每张面孔后面都能看到备受压抑的生活的残迹。我听到有人发出了似乎是抛却所有顾忌的大笑，但我都用不着去看笑声来自何处，就知道其实什么顾忌都没抛掉——笑的人是这样，他内心的种种限制也是这样，所有的顾忌都还在。年轻时，我常常以为这只不过是英国统治阶级生性拘谨的缘故。“他们生下来就受到束缚，此后也别无选择。”听到他们言不由衷的客套话、对着他们看似厚道的笑容报以一笑的时候，我会这么对自己说。不过，我只是半个英国人，我觉得自己不会遭到他们那样的不幸——直到那天在殡仪馆贴着粉红色瓷砖的卫生间里，我看到笼罩着周围所有人的那种阴影，也同样落在了我的身上。

现在我觉得，从那天起，我眼里看到的就只有地平线了。我心想，我起步得太晚了！而且起点也太落后。生命本应该是追寻，否则就会一事无成！不过，推动我向前的动力恰恰是对一事无成的恐惧。现在我就是这么看的。所以你也应该从这些零星的回忆片段中看到这一点，它们来自我生命中这段离奇的经历。在我如今成为的这个人眼中，我遭遇的每一段经历也都是与我自己的相遇。每一个陌生人的坦白也就是我自己的坦白，汉森的坦白则带着最为严厉的谴责——因此归根到底，他的坦白也最令人感到安慰。我埋葬了母亲，向莫妮卡和梅布尔道了别。第二天我动身去了贝鲁特。但即便是那次简单的动身启程，也伴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件。

执行任务之前我得事先熟悉情况，这段时间我一直和一个名叫贾尔斯·拉蒂默的聪明人共用一间办公室。他在一个被称为“疯子毛拉部”的部门里占据着一席之地，专门研究在黎巴嫩活动的众多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这些组织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看起来简直无从下手。人们谈到业余恐怖主义行业时总爱说，这些组织全都是一个超级大阴谋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要真是这样就好了——因为这样就有办法抓到他们。事实上，照他们无意间透露的情况，这些组织到处流动，像防水墙上的水滴似的忽而汇聚忽而分开，所处的位置也像水滴一样难以确定。

不过，身为阿拉伯学专家和桥牌高手的贾尔斯，却比任何人都接近这个几乎无法企及的目标，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向他讨教，为我要执行的任务做准备。贾尔斯个子很高，瘦骨嶙峋，长着一头浓密的鬈发。他的脾气跟我比较对路。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个小孩子，红红的脸颊让他更显得年轻，不过那红色其实是皮下一簇簇破裂的毛细血管造成的。他这人从来不知疲倦，绅士得简直让人受不了，总是主动替人开门，见到女士就会立刻站起身。春天的时候，我两次看到他被淋得浑身透湿，因为他习惯把伞借给不带伞就往门外跑的人。他很有钱，但生活简朴，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也有个彻头彻尾的好妻子。他妻子组织情报部里的桥牌赛，记得住每位低级工作人员和他们家属的名字。因此他的档案开始消失不见时，这件事就显得更加奇怪了。

这个现象是我先无意中发现的。当时我正在寻找一个名叫布丽塔的德国女孩的踪迹，想了解她冒险跑到黎巴嫩西南部的舒夫山区恐怖主义训练营的情况。我请求调阅的一份附带文件里有截获到的敏感材料，与布丽塔有关。材料是美国人的，仅限一份名单上的几个人借阅，但等我费了半天口舌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名单，却谁都找不到那份材料在哪儿。从签名记录上看材料是贾尔斯借走了，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因为贾尔斯毕竟是贾尔斯，所有的名单上都写着他的名字。

可是贾尔斯什么都不知道。他记得看过这份材料，还能引述上面的内容；他以为把材料转交给我了。肯定是被拿到五楼去了，他说，要不就是送回了档案室。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

于是，那份文件被标为“遗失”，档案室的探子们得到了通知，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可没过几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这回发起搜寻的是贾尔斯自己的秘书——档案室通知她要归还关于一个组织的全部三卷材料。这个神秘组织名为“先知兄弟会”，据信设在达穆尔126。

贾尔斯还是一无所知：他根本没碰过那些档案，连看都没看到过。档案室的探子们给贾尔斯看了借阅单上他自己的签名。他坚决不承认。如果贾尔斯不承认什么事情，你也不会想去质疑他。我说过，他一望而知就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这时候，搜寻工作已经搞得热火朝天，上上下下都在清点文件。当时档案室还没实现电脑化，想找什么东西还是能找到的，也能确定什么东西真被搞丢了。如今的人只会摇摇头，然后打电话叫电脑工程师来查。

档案室发现，贾尔斯签字借出的三十二份文件都不见了。其中二十一份是我们通常说的绝密文件，还有五份密级更高，另外六份则被归类为“保留件”。我恐怕得告诉你，这指的是“任何怀有强烈亲犹太情绪的人都不得签名调阅”。其中含义你怎么理解都行。这是一条卑劣的限制令，当时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不为此感到难堪。可它涉及的是中东地区啊。

这场危机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我的第一个提示来自于人事组的头儿。那是个星期五的早晨。人事组准备挥动斧头的时候，总喜欢找周末来打掩护。

“内德，贾尔斯最近怎么样啊？”他问道，语气里透着老伙计的亲热劲儿。

“好得很。”我说。

“他是个基督徒，对吧？是个信基督的家伙。很虔诚。”

“好像是的。”

“呃，内德，我是说咱们大家也都信这个，但他信基督教信得厉害。你觉得呢？”

“我们从来没聊过这个。”

“那你呢？”

“我可不是。”

“那你说，打个比方啊，他会不会对——比如说，英国以色列主义教会127——诸如此类的什么持同情态度？我不是反对他们啊，你得知道。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对吧。”

“贾尔斯这人很正统、很中庸，我敢肯定。在本区教会，他应该算是非宗教界人士里的名流吧。偶尔会在大斋节128的仪式上讲讲话，没别的。”

“我掌握的情况也是这样。”人事组的头儿抱怨道，指节敲打着一份合上的文件，“内德，我对他的判断和你说的分毫不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这份差事有时候也不容易啊。也不总是那么愉快。”

“你干吗不自己去问他？”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肯定得问。当然了，除非你愿意出马。可以请他出去吃个午饭——钱我来出，那还用说。摸摸他的底。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不行。”

他那副老伙计的亲切态度变成了疾言厉色。“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有时候我挺担心你的，内德。总跟娘儿们鬼混，还顽固得很，这对你可不好。肯定是你的荷兰血统在作祟。好吧，别给我乱说。这可是命令。”

结果是贾尔斯请我出去吃的饭。很可能人事组的头儿对我们俩耍了同一招，反过来编了我的一通故事跟贾尔斯说。不管他究竟有没有这么干，反正到了十二点半的时候，贾尔斯刷地一下站起身，说道：“去他的，内德。今天是星期五。走，我请你吃饭。这么多年，我可从来没吃过一顿不像样的午饭。”

于是我们去了旅行者饭店，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很快喝光了一瓶桑塞尔129。突然，贾尔斯说起他最近到纽约联邦调查局执行联络员任务的事。刚开始说的时候他显得很正常；然后他的嗓音似乎固定在了一个调门上，两眼也总是盯着什么只有他才能看见的东西。起初我还以为是酒的缘故。贾尔斯看上去不像个酒鬼，喝酒的样子也不像。但他说话时的态度却让人觉得很像。他接着往下说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一种充满幻想的热切情绪。

“内德，他们真是一帮奇怪的家伙，那些美国人。你可得小心他们。你一开始都不会察觉到他们盯上了你。比如说你住的旅馆。你在旅馆里总能发现蛛丝马迹。登记入住的时候，冲着你满脸堆笑。对你的行李太感兴趣。他们在监视你。摩天大楼里竟然还有温室，真见鬼。顶楼上还有游泳池。低头望下去，你能看到直升飞机在河上飞。‘欢迎，兰伯特先生，祝您今天过得愉快，先生。’我用的化名是兰伯特，我在美国总用这个名字。他们把我安排在十四楼。我是个有条有理的人。一向如此。我会用到鞋楦之类的东西。没办法，改不了。我父亲也一样。鞋子放这里，衬衫放那里，袜子放这里。西装得按顺序挂起来。我们从来不穿质地轻薄的西装，对不对，我们英国人是这样的吧？你觉得那些衣服很轻薄。你就想挑轻薄的。你的裁缝告诉你那套衣服就是轻薄的。‘我们这儿的衣服可是最轻薄的，先生。找不到比这更轻薄的衣服了。’你会觉得到现在他们总该学会了，跟美国人做了那么多的生意。但他们还是学不会。干杯。”

他喝了，我也跟着他喝。我给他倒了一点矿泉水。他在冒汗。

“第二天我回到旅馆。开了一整天的会。大家都很努力，想取得彼此的好感。我也是，我觉得他们那帮人都还不错。只不过——唉，就是不一样。态度不一样。身上带着枪。一心想得到结果。但结果是不会有的，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你杀掉的狂热分子越多，出现的就越多。我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不知道。我父亲也是个阿拉伯文化专家，你知道的。”

我说我不知道。“跟我讲讲他吧。”我想把他的话题转开。我觉得，要是他谈谈自己的父亲而不是那家旅馆，我可能会好受得多。

“于是我就走进去，他们把房间钥匙给了我。‘哎，等等，’我说，‘这不是十四楼。这是二十一楼。弄错了。’当然了，我是笑着说的。谁都可能出错。这一下他们换了个女人接待我。看着很强势。‘没弄错，兰伯特先生。你住在二十一楼。你的房间是2109。’‘不对，不对，’我说，‘是1409。你看。’我带着旅店给的那种证明卡，不知放在哪儿了，就开始找。我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那个女人就在旁边看着，可我没找到。‘听着，’我说，‘相信我。我的记忆力非常好。我的房间是1409。’她拿出客人名单，递给我看。兰伯特，2109。我坐电梯上楼，打开房门，东西都在。鞋子放这里，衬衫放那里，袜子放这里。西装挂的顺序也一样。所有东西都和我在另一个房间里放的一模一样，十四楼的那个房间。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吗？”

我还是说不知道。

“拍了照片。宝丽来快照。”

“为什么啊？”

“他们想窃听——2109有窃听器，1409没有。对他们没用处，所以他们就把我弄到楼上去了。他们以为我是个阿拉伯间谍。”

“他们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我父亲。他是个劳伦斯130式的人物。他们知道这个。他们打定了主意。他们就是这么干的。给你的房间拍了照片。”

那顿午饭后来的事我几乎都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我们吃了什么，又喝了点什么酒，什么都不记得了。在我的印象中，贾尔斯好像使劲夸了一通梅布尔，说她是情报部里的完美妻子，不过那也许只是我自己的良心在说话。我真正记得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肩并肩地站在贾尔斯在总部的办公室里，人事组的头儿则站在贾尔斯的钢制橱柜前，柜门已经拆掉，丢失的三十二卷资料乱七八糟地塞在架子上——都是贾尔斯无力再去处理的资料。按照史迈利的说法，贾尔斯那时候犯了“十二级的精神崩溃”。

原因究竟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贾尔斯也找到了他的莫妮卡。从表面上看，让贾尔斯精神错乱的是他对村子里一个二十岁女孩的激情。他对那个女孩的爱，还有他心中的内疚和绝望，让他彻底失去了正常工作的能力。每天他还在例行公事地忙碌着——那是当然的，他毕竟是个战士——但他的头脑再也不肯配合下去。贾尔斯的头脑已经被这些念头占满了，即使他自己并不愿承认。

让贾尔斯精神错乱的其他原因，我姑且留给你去考虑，留给情报部内部的心理医生去分析，他们那个行当如今似乎越来越流行了。我们的梦想与我们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也许这是一部分原因。贾尔斯年轻时的幻想与年纪渐老时的现状存在着差距，也许这也是一部分原因。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贾尔斯让我觉得很害怕。我有种感觉，他走的路也就是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只不过他走在前头而已。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能感觉到这一点；坐在飞机上想着母亲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这一点。我灌下了好几杯飞机上提供的威士忌，好让自己不再有这种感觉。

在贝鲁特科莫多尔旅馆的607房间，我在衣柜里挂起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当时我仍然有这种感觉。电话在离我脑袋只有几厘米远的地方响了起来。拿起听筒时我有种古怪的幻想，觉得会听到前台的艾哈迈德跟我说，他们给我在二十一楼又安排了一个房间。我想错了。离奇事件第二号宣告了它的来临。

枪战已经开始了，是行进中的半自动武器。很可能是一帮孩子开着日产皮卡车，用AK47步枪扫射整个街区。在贝鲁特的这个季节，你可以照着晚上第一次闹腾开始的时间来对表。不过我对枪战从来都不是太担心。枪战也是有逻辑的，虽说这逻辑充满了偶然性。别人开枪要么冲着你，要么就不是冲着你。我自己最害怕的是汽车炸弹——你正匆匆忙忙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或是汗流浃背地困在慢如爬行的车流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辆停在路旁的汽车轰然爆炸，猛烈的冲击波把整个街区炸得稀烂，把你炸成一丁点大的碎块，连运尸袋都犯不着用，葬礼就更别提了。汽车炸弹爆炸时你会注意到——我的意思是在爆炸之后——你会注意到那些鞋子。人被炸得无影无踪，鞋子却完好无损。残缺不全的尸体被收拾起来运走之后，满地的碎玻璃、粉碎的假牙和西装的碎布头里还能看到一两双完全能穿的鞋子。小规模的机枪射击，就像现在这样的，或是偶尔来几发手持式的火箭弹，都不会让我像其他人那样担心。

我拿起听筒，听到对方是个女人的时候，我的语气变得急促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家里的事搞得不清不楚，也是因为我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德国女人的下落——就是那个曾在舒夫山区接受过恐怖主义训练的布丽塔。

但她并不是布丽塔。不是莫妮卡，也不是梅布尔。听起来是美国中部地区的口音，而且很害怕。我的身份是彼得，记住——彼得·卡特，来自一家英国大报社，虽说该报派驻当地的记者从没听说过我的名字。我一边听她说，一边这么提醒自己。

“彼得，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得和你待在一起，”她一口气就把这句话说完了，“彼得，你他妈的跑到哪儿去了？”

一阵重机枪的枪声哒哒哒地响了起来，但很快就被一颗火箭弹炸得哑掉了。电话里的声音继续说话时显得更加焦虑不安。

“天哪，彼得，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好吧，我是说了些难听的话。我搞坏了你的新闻素材。对不起。我是说，天哪，难道我们还是小孩子吗？你知道我最讨厌这样。”

一阵激烈的步枪射击声。有时候那帮孩子故意朝天放枪，就是为了制造效果。

她的嗓音一下子提高了：“跟我说话啊，彼得！跟我说点好玩的事，好不好啊，求你了！这世界上总有些地方会发生点好玩的事吧！彼得，回答我好不好！你没死吧？你该不会躺在地上，脑袋给炸掉了吧？要是没有就点点头。我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掉，彼得。我是个爱交际的人。爱的时候我要有人陪着，死的时候也要有人陪着。彼得，回答我吧。求你了。”

“你要打的是哪个房间？”我问。

死一般的寂静。就像是两阵枪声之间那样的死一般的寂静。

“你是谁？”她问道。

“我是彼得，但恐怕不是你的那个彼得。你打的是哪个房间？”

“就这个房间。”

“房号是多少？”

“607。”

“我看他肯定是已经退房了。我今天下午才到贝鲁特。这是他们给我的房间。”

一颗手榴弹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颗。外面的街上，离这里约摸三个街区的地方，有人在大声尖叫。叫声停了。

“他死了吗？”她低声问道。

我没有回答。

“可能是个女人。”

“可能是吧。”我表示同意。

“你是什么人？是英国人吗？”

“是的。”彼得也是的，我心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说职业吗？”

“就跟我说说话吧。别停。”

“我是个记者。”我说。

“和彼得一样？”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记者。”

“他很厉害。总爱冒险。你厉害吗？”

“有些事会让我害怕，有些不会。”

“老鼠呢？”

“老鼠会把我吓傻。”

“你很棒吗？”

“跟新闻一样棒，我觉得。我已经不太动笔了。现在我是主编。”

“结婚了吗？”

“你呢？”

“结了。”

“跟彼得？”

“不，不是彼得。”

“你认识他有多久了？”

“我丈夫吗？”

“不，彼得。”我说道。当时我并没有自问，为什么我对她跟别人的奸情比对她的婚姻更感兴趣。

“在这个地方，碰上那种事你是不会去计算时间的，”她说，“一年，两年——你不会那么说。在贝鲁特你不会那么说。你也结婚了，对不对？我先告诉了你，你才肯告诉我。”

“对，我结婚了。”

“跟我说说她吧。”

“我妻子吗？”

“当然了。你爱她吗？她个子高不高？皮肤很好吧？是很典型的英国人吧，上嘴唇总是紧绷着？”

我跟她说了几件关于梅布尔的无伤大雅的事，又杜撰了些别的，心下觉得自己实在可恨。

“我的意思是，要是连着跟同一个人做爱十五年，这世上还会有谁喜欢性爱啊？”她说。

我笑了，但没有回答。

“你对她忠诚吗，彼得？”

“绝对忠诚。”我迟疑片刻后答道。

“好吧，咱们来聊聊工作。回到工作上吧。你在这儿干什么？是什么特别的任务吗？跟我说说你在干吗。”

藏在我心底的间谍躲开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该轮到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了，”我说，“你也是个记者吗？”

一串曳光弹划破了夜空。接着就是一阵炮火。

她的声音变得很疲惫，好像恐惧已经耗尽了她的力气。“就是整理整理新闻素材。”

“给谁整理啊？”

“一家差劲的新闻社，还能是谁啊？五十美分一行字，到头来给哪个大混球偷去了，一下午就让他白捡两千块。这不算什么新鲜事。”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安妮吧。叫我安妮好了。听着，你这人挺不错，知道吗？要是有一头发情的多伯曼猎犬抱住了你的腿，你该怎么办？”

“学狗叫？”

“假装来了高潮。我很害怕，彼得。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喝一杯。”

“你在哪儿？”

“就在这儿。”

“这里是哪儿？

“天哪，就在旅馆。科莫多尔旅馆。站在大堂里，闻着艾哈迈德身上的大蒜味儿，那个希腊人还一直瞪着我看。”

“哪个希腊人？”

“斯塔夫罗斯。他吸烈性毒品，还骂骂咧咧地到处说毒品劲儿太小。他绝对是个卑鄙的家伙。”

我听着，第一次分辨出电话那头的背景里有杂乱的说话声。枪战已经结束了。

“彼得？”

“嗯。”

“彼得，把你的那盏灯关了。”

她肯定知道房间里只有一盏灯能用，一盏摇摇晃晃的床头灯，配着羊皮纸的灯罩。灯放在两个长沙发之间的储物柜上。我把灯关掉。又能看见星星了。

“把你的房门开着，留条缝。一吋就够了。有酒吗？”

“有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说。

“伏特加呢？”

“没有。”

“冰块呢？”

“没有。”

“我带一点儿过来。彼得？”

“你是个好人。有人跟你这么说过吗？”

“好久都没有了。”

“在这地方可得留心点。”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她根本没来找我。

你随便怎么想象都可以，就像我当时那样。我坐在长沙发上，在黑暗中看着门，看着自己的生命静静流逝，期待着听到她穿过走廊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