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得有许多夜晚，玛丽在他怀里睡着了，或者是睡在他脚边用灯芯草编成的摇篮里。他看着玛丽在火光下吃奶。他痛骂自己那些年抛下玛丽去了雅加达，还到英国接受训练。他痛骂自己为情报部做的不义的工作，痛骂自己的种种弱点，还有他对亚洲的背叛。汉森说的是他给美国轰炸机指示目标的事。
他回想着自己用英语和荷兰语给玛丽讲故事、唱摇篮曲哄她睡觉的时刻。他心里在乎的只有自己对女儿的爱，他知道自己需要女儿，女儿也需要他。
他一直追随着那些脚印，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踪迹可循。他已经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了。别的部落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但汉森所在的地区还没有。士兵们在夜里包围了部落，一直等到天亮，那时候身强力壮的村民都去田里干活了。他们先抓住身强力壮的人，然后偷偷溜进村子抓住老人和小孩，再把牲畜带走。士兵们是要补充给养，不过这样一来他们的力量也壮大了。他们当时很匆忙，否则就会仔细搜索屋子里的东西，不过他们想趁着被人发现之前回到丛林里去。没过多久，在一轮满月的照耀下，汉森发现了证明他这种推断的可怕证据：那是店主老夫妻赤条条的尸体，手被捆在背后。是因为他们跟不上队伍？因为他们长得太丑？还是因为他们俩吵架？
汉森走得更快了。他在感谢上帝，因为玛丽的长相完全跟亚洲人一样。大部分混血儿身上的欧洲特征都很明显，亚洲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汉森虽然身材高大，肤色却很黑，身材也细瘦，再加上他那皈依了亚洲的心灵，所以才生出一个活像亚洲人的女儿。
第二天夜里，路旁边又出现了一具尸体，汉森胆战心惊地走过去查看。是昂赛，那个好跟人争辩的女教师。她的嘴巴大张着。是抗议的时候被人开枪打死的，汉森作出了判断，又心急如焚地往前赶。他要去追寻玛丽，那是他最纯粹的爱，和圣母同名的他的女儿，只有她才能让他免遭堕落。
汉森不知道他追踪的是怎样的一支队伍。是不是那些害羞的男孩子，他们会在夜里敲响你的房门，为士兵们讨一点点米？还是那些整天紧绷着下巴、把亚洲人的笑容视为西方堕落象征的干部？他记得还有那些生性怪癖的家伙，他们因生活所迫聚集在一起四处抢掠，更像是强盗，而不是游击队员。但汉森已经看出来了，走在他前头的这支队伍还算是有点纪律。如果是一帮没有纪律约束的士兵，他们就会留下来把村子抢掠一空。他们会在那儿扎营，大吃一顿以示庆祝。在发现昂赛尸体的第二天早晨，汉森睡觉时特别小心地隐藏自己。
“我有一种预感。”他说。
在丛林里，忽略预感你就会遇到危险。他把自己藏在深深的矮树丛里，还往身上涂了泥巴。睡觉的时候他手里握着左轮手枪。傍晚时分醒来，他闻到了烧木头的烟味，还听得到尖厉的叫声，睁开眼一看，只见几支自动步枪的枪口正对着他。
他说起了那些锁链。丛林里的战士受过训练，行动时向来轻装上阵，可是他们竟然能带着十几套沉重的镣铐走上几百公里——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到现在他都想不通。可是的确有人带着这些镣铐，有人在丛林里清出一片空地，在空地中央打进一根铁桩，把十二个铁环套在铁桩上，再将十二套锁链和铁环拴到一起，这样就可以锁住十二个特殊的犯人，任凭他们被日晒雨淋、挨冻，或是暴露在黑暗之中。汉森描述了那些锁链的形状。说到这儿时，他突然换成了法语。我猜他这是想用另一种语言来保护自己。“……铁链有一根共用的铁杆，上面连着脚铐……我们每个人的一只脚被铐在里面……我被拴在铁链的末端，因为我的脚踝太粗，铐不进去……”
我瞟了一眼那姑娘。她睡得好像比刚才更沉了。简直像死了一样，或者是昏迷不醒。我意识到汉森是不想让她听到不该听的话。
到了白天，汉森继续用法语说道，我们的脚铐被松开，这样就能跪着甚至是爬行，但爬不了多远，因为我们还被锁链拴在铁桩上，彼此的身体也很碍事。只有到了夜里，我们的脚镣被连在营地周围的柱子上时，才能伸开四肢平躺下来。汉森说，可用的锁链的数量决定了特殊犯人的数量，这些特殊犯人全都是从村子里比较有钱的人中挑出来的。他认出了村里的两个老人，还有那个精瘦精瘦、四十岁左右的寡妇，她名叫拉，据说有预言的本事。还有贩大米的刘姓三兄弟，他们是出了名的吝啬鬼，其中一个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因为他蜷着身子倒在锁链上，活像一只没毛的刺猬。只有他的抽泣声证明他还活着。
汉森最害怕的事就是被俘虏，他怎么样？他对锁链是什么反应呢？“我是为了玛丽才戴上锁链的。”他的法语说得很快，语气里透着警醒，我越听越感到佩服。
不算特殊的犯人被关在空地边缘的栅栏里，时不时就会有一个人被带到或是拖到司令部，在一座小山坡后面看不到的地方。审问的时间不长。几个小时的尖叫之后，就会传来一声枪响，丛林又恢复令人不安的宁静。被带去审问的人没一个回来。包括玛丽在内的孩子们可以到处转转，但他们不能接近犯人，也不能爬上遮挡住司令部的那座山坡。胆大的孩子们一路上已经和年轻的战士混熟了，经常围着他们转来转去，想帮他们跑跑腿，或是摸摸他们的枪。
但玛丽从来不跟任何人待在一起。她坐在柱子另一边满是尘土的空地上，从早到晚都守望着她的父亲。就连他们把玛丽的母亲从栅栏后面拖出来、她在小山坡后面大喊着汉森的名字、接着尖叫求饶，最后枪声照例响起，玛丽的眼睛都一刻没有离开过汉森的脸。
“她知道吗？”我用法语问道。
“整个营地的人都知道。”他回答。
“她喜欢她母亲吗？”
是我在想象，还是真的？汉森好像在黑暗中闭上了眼睛。
“我是玛丽的父亲，”汉森说，“但她们俩之间的关系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怎么会知道母亲和女儿两个人彼此憎恨？是因为我感觉到汉森对玛丽的爱有嫉妒的成分，而且很苛刻吗？就像他对所有事物的爱一样，必须是完完全全的，不允许任何竞争者插手？
“他们不准我跟她说话，她跟我说话也不行，”汉森说，“特殊犯人不能跟任何人说话，不然就会送命。”
哪怕是呻吟一声也能让你送命，刘姓兄弟里的一个倒霉家伙就是这样，他被卫兵用步枪的枪托活活打死，再也不能出声了。第二天早上，栅栏后面另一个畏畏缩缩的人取代了他的位置。不过玛丽和父亲之间用不着说话。锁链加身的汉森无助地躺着，他看到女儿脸上的坚忍神色，那和他自己心底充满热情的坚定意志是一样的。有了玛丽的支持，他可以承受一切。只有他们俩才能拯救对方。玛丽对父亲的爱是那么强烈，那么专注，正像他对女儿的爱一样。对此我毫不怀疑。虽然他非常痛恨被别人囚禁，他却感谢上帝让自己能和玛丽在一起。
一天又一天过去，汉森还是被锁在铁桩上，在烈日下暴晒，夜里冻得瑟瑟发抖，泡在自己排泄的污物里浑身发臭，可是他的目光和精神始终集中在玛丽身上。
与此同时，他也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逃脱自己所处的困境。
从一开始，汉森就很清楚自己是个知名人物。如果那些人打算要俘虏一个欧洲人，他们就应该趁着汉森离开家之前发起袭击，事后还会把他的房子搜查一遍。他是一笔意外到手的财富，他们在等待命令，看看究竟该拿他怎么办。拴在铁桩上的其他人先后被带走，接着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刘姓兄弟里的一个和那个女预言家。经过许多天大呼小叫的审讯之后，这两个人又出现了，还成了营地的管理者。他们虐待自己以前的同伴，千方百计地讨好那些士兵。
营地里组织起教导班，每天傍晚孩子们和选出来的几个幸存者坐在树荫下围成一圈，听一个头戴红色发带的年轻政委滔滔不绝地训话。汉森忽冷忽热地受着煎熬的时候，总能听到那个政委尖厉的叫声，听着他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痛骂可恨的帝国主义者。起初汉森很痛恨这些课程，因为它们把玛丽从他身边带走了。不过他只要费点儿劲，还是能抬起头看见玛丽挺直身体坐在圈子的最外头，隔着空地凝望着他。我是你的母亲，是你的父亲，也是你的朋友，他在心里对玛丽说。我就是你的生命，哪怕我得放弃我自己的。
有些时候汉森又责备自己把玛丽生得太好看，他觉得这是上帝对他四处留情的惩罚。玛丽那时才十二岁，但毫无疑问是营地里最漂亮的姑娘。虽然性事对于红色高棉的干部们来说是被禁止的，理由是这种资产阶级的行为会破坏他们的革命意志，但汉森总能注意到身穿薄衣的玛丽走来走去的时候，她的身体对年轻的士兵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呆钝的眼神直愣愣地盯着她破烂的棉布裙子下刚开始发育的乳房和扭动的腰肢，他们冲着她吼叫时，声音也变得嘶哑了。更可怕的是，他知道玛丽也意识到了那些士兵的欲望，她越来越明显的女性意识对这欲望做出了反应。
后来就到了那个早晨，汉森被囚禁时的种种例行待遇突然莫名其妙地改善了，他也越来越担心，因为下令这么做的就是那个头戴红色发箍的政委。在两个士兵的陪同下，那个政委命令他站起来。可是他站不起来，于是两个士兵就扶着他站起身，一人架着一条胳膊，拽着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河边的一块地方，那儿的水湾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水塘。
“洗洗。”年轻的政委命令道。
有好多天了——自从他们把他拴起来以后——汉森一直徒劳无功地要求他们让他洗一洗。第一天晚上他冲着他们大吼：“带我到河边去！”结果他们打了他一顿。第二天早晨，带着锁链的他在地上扭来扭去，冒着再次被毒打的危险，喊着要找一位有责任心的同志，就是为了保证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关押他的人理应尊重这种权利，所以也应该去保护这种权利。
在士兵们的注视下，汉森勉强活动着备受折磨的四肢开始洗澡——虽然那简直像是钉在十字架上受刑——他用细细的河泥擦洗了身子，洗完之后又被带回铁桩旁边。每次来回的路上，他都会从最爱的玛丽身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经过，她习惯待在那一圈柱子的外面。能离她这么近，能看到她眼中的勇气，汉森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可是他始终抑制不住地想，现在这点难得的优待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女儿为他换来的。政委咕哝着向玛丽打了个招呼，玛丽也抬起头冲着他一笑，这时候汉森的痛苦之中又多了一层嫉妒的折磨。
汉森洗完澡之后，他们又给他拿来米饭——比他被俘这么长时间以来吃到的所有米饭都多。他们没让他像狗一样从碗里舔着吃，而是给他松了绑，让他用手。这样他就能偷偷地在手心里藏起一点米饭，趁着他们再把他拴起来之前，把米饭塞进上衣。
一整天他什么都没想，只想着衬衣里的那一团米饭，生怕活动身体时会把米饭压烂。我要重新把她赢回来，他心想。我要取代她崇拜的那个政委的位置。到了晚上，他们又领着汉森去了河边，他实现了自己一直在盘算的奇迹。走路时他故意踉跄得特别厉害，趁机把那团米饭丢在了玛丽的脚边，看着他的那两个士兵根本没注意到。从河边返回时他又从玛丽身边经过，让他暗自惊喜的是，那团米饭不见了。
但她的脸上却没有任何表示。只有她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神直直的、有时专注得似乎没了生气的眼睛，告诉汉森她已经回报了他全心全意的爱。是我自己没弄清楚，他们重新给他拴上锁链时汉森心想。她是贞洁的，她能活下去。那天晚上听着政委的教化课，他心里多了一份以前没有的宽容。继续哄骗他吧，他在始终和玛丽进行着的心灵感应式对话中这么敦促她。去引诱他，去迷惑他，赢得他的信任，但什么都别给他。玛丽肯定是听到了这些话，因为课程一结束，他就看到政委招手喊她过去训斥了一顿，可她始终一声不吭地保持着谦恭的态度。他看到她深深地低下了头。他看到她转身从政委旁边走开，头还低着。
第二天，还有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汉森都重复着这个把戏，自以为除了玛丽之外谁都没看见他的所作所为。每次他扭动身子时，那团米饭都会在他的肚皮上轻轻滚动，对他而言这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是在用自己的胸脯哺育着她。我是她的守护者，我保护着她的贞洁。我是她的神父，是我给了她基督的圣餐。
米饭成了他唯一在乎的东西。他整天都想着能用什么新办法把米饭偷偷送给玛丽，比如等到他从玛丽身旁经过的时候，可以把饭团往后甩，让它从破破烂烂的裤管里掉落下去。
“我做得过了头。”他轻声说，那语气就像是在忏悔的人。
因为他做得过了头，上帝把玛丽从他身边带走了。有一天早晨，他们突然松开他的锁链，领着他来到水塘边，可是玛丽并没在那儿等着领受他的“圣餐”。傍晚上教化课的时候，汉森看见玛丽的位置升到了政委旁边，他觉得好像听到她的声音比其他人都响，以一种新的自信吟诵着回答，就像在礼拜仪式上一样。夜色降临后，他在士兵们的篝火旁看见了玛丽的身影——她已经被接纳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像同志似的吃着米饭。第二天，他根本就没看见玛丽，第三天也没看见。
“我简直想死。”汉森说。
不过，当天傍晚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绝望地等着士兵们给他锁上脚镣时，那个年轻的政委朝他走过来，穿着一身黑衣的玛丽跟在政委旁边。
“这个人是你的父亲吗？”政委问她。
玛丽的眼神并没有迟疑，但她好像在想该怎么回答。“我的父亲是安卡，”她最后说，“安卡是所有受压迫者的父亲。”
“安卡就是他们的党，”汉森没等我问就解释道，“安卡是红色高棉崇拜的‘组织’。在红色高棉的社会等级中，安卡就是上帝。”
“那你母亲是谁？”政委问玛丽。
“我的母亲是安卡。只有安卡才是我的母亲。”
“这个人是谁？”
“他是个美国特务，”玛丽回答说，“他往我们的村子里扔炸弹。他杀害了我们的劳动者。”
“他为什么要假装成你父亲？”
“他假装成我们的同志，想要欺骗我们。”
“试试这个间谍的脚镣。看看够不够紧。”政委命令说。
玛丽跪在汉森的脚边，那姿势和汉森教她跪下祈祷的姿势一模一样。有一会儿她把手捂在汉森溃烂的脚踝上，就像是基督在给人疗伤。
“你的手指能不能插进脚镣和脚踝之间的缝隙？”
慌乱之中，汉森做出了被锁上脚镣时一贯的反应。他紧紧绷住脚踝上的肌肉，这样再放松下来时就能多点活动的空间。他感觉到玛丽的手指在试脚镣。
“我能插进一个小指。”她说着举起了小指，这时她一直用身体挡着汉森的双脚，不让政委看见。
“插进去时很费劲还是很轻松？”
“很费劲。”她撒了谎。
看着他们走开的时候，汉森注意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现象。穿着那套黑衣服的玛丽走起路来竟然也和那帮丛林士兵一样鬼鬼祟祟、摇摇摆摆。尽管如此，自从被俘虏以来，那是汉森第一次戴着脚镣却睡得很安稳。她加入他们是为了欺骗他们，汉森安慰自己说。上帝在保护我们。我们很快就能逃跑了。
正式的审讯官是坐船来的，是个脸蛋光溜溜的学生，态度急切，总是皱着眉头。汉森心里给他起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学生。政委带领的一队欢迎人员在河岸边迎接他，然后陪着他翻过小山去了司令部。汉森知道他就是审讯官，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没转过头看在烈日下奄奄一息的最后一名囚犯。可是他看了玛丽。他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其他人也只好跟着停下。他站在玛丽身前，那张认真的脸离她很近，问了些汉森听不清的问题。他听着玛丽鹦鹉学舌的回答，脸始终离她很近。我的女儿成了兵营里的妓女，汉森绝望地想。但她到底是不是？他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红色高棉的部队会带着妓女，甚至没听说过他们会容忍这种行为。他听说的所有情况都与此相反。“安卡憎恶性。”一位法国人类学家曾告诉他。
那他们就是在用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来吸引她。他们用一种比放荡更为可怕的激情把玛丽和他们捆在了一起。他脸朝下趴在地上，祈祷上天把玛丽因天真幼稚而犯下的罪孽加给自己。
我对汉森被审讯的情况并没有连贯的印象，因为他本人对受审就没什么记忆。我想起了自己在耶日上校手里的经历，相比之下简直是微不足道。不过，汉森能回忆起的情况也和我当时一样模糊不清。他们肯定严刑拷打他了，这毫无疑问。他们还专门为此做了个木头架子。但他们也很注意不让他送命，因为在刑讯的间隙他们会给他吃东西。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有时候他们甚至还允许他到河边去，不过也可能只是让他去过一次河边，他在去的途中就昏迷了好几回。
他们还逼汉森把情况写出来，因为在审讯官照本宣科的头脑里，任何自白只有写下来才算是真的。汉森写字变得越来越困难，到后来连这件事本身都成了一种惩罚，即便他们让他写字时会把他从木头架子上放下来。
作为一名审讯官，“学生”似乎在同时沿着两个思维方向往前推进。一旦在一个方向遇到障碍，他就会转到另一个方向。
你是个美国间谍，他说，是反革命傀儡郎诺148的特务，因此也是革命的敌人。汉森说他不是。
但你也是一个伪装成佛教徒的罗马天主教徒，你毒害人们的心灵，宣扬反党的迷信，暗中搞破坏，不让大众接受启蒙——“学生”又冲着他尖叫。
总体而言，“学生”似乎更喜欢陈述事实，而不是提出问题：“现在，你要把你和反革命傀儡及美国间谍郎诺每一次会面密谋的时间、地点都写出来，还要写出在场所有美国人的名字。”
汉森坚持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会面。可是这并不能让“学生”满意。随着痛苦变得越来越剧烈，汉森回忆起了一些名字，它们都来自母亲过去常给他唱的一首英国民谣149：“汤姆·皮尔斯……比尔·布鲁尔……简·斯图尔……彼得·格尼……彼得·戴维……丹尼尔·惠登……哈利·霍克……”
“现在你要把这帮乌合之众的头目写下来。”“学生”说着在笔记本上翻过一页。汉森说，“学生”的眼睛差不多一直都像是闭着的。我记得耶日上校也是这样。
“科布雷。”汉森坐在他们的桌旁抬起头，低声说。托马斯·科布雷，汉森写着。简称汤姆。代号“叔叔”。
日期很重要，因为汉森担心自己一编出来就会忘记，他们就会说他招供时前后矛盾。于是他选了玛丽的生日、他母亲的生日和父亲被处决的日期。他把年份都改掉了，好对应郎诺一步步掌权的过程。至于密谋的地点，他选的是郎诺在金边的宫殿，那儿有好几处带着围墙的花园。他去总爱光顾的一家鸦片烟馆时会路过那里，常常会隔着墙欣赏一番。
可是汉森在供认这些胡编乱造的情况时，很害怕自己会无意中暴露出真实的信息，因为当时他已经明白，“学生”对他真正从事的情报搜集活动一无所知，对他的那些指控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个西方人。
“你要写下过去五年来花钱收买的每一个间谍的名字，还有你们犯下的每一件反人民的破坏罪行。”
在那些明知会遭到种种痛苦折磨的日日夜夜里，汉森始终都担心自己的创造力有可能会枯竭。他背出了那些殉道者的名字，心里想象着他们遭受的苦难，好让自己有所准备；还有那些早已去世的东方学者的名字，借用他们的名字不会有问题；还有那些文字学、语言学名著的作者。他们是间谍，他说，都是间谍。他写下了他们的名字，虽然审讯者早已关掉了机器，可是痛苦仍然在折磨着他，所以他写下那些名字的时候，手还是在随着阵阵剧痛不停地抽搐。
他绝望地写着，把T.E.劳伦斯在沙漠中指挥过的那些军官的名字列了出来，《七根智慧之柱》150他读过许多遍，这些名字早已熟记在心。他讲述了自己如何按照郎诺亲自下达的命令，组织一帮佛教徒给庄稼和牲畜下毒。“学生”又让人把汉森捆到木架上，加剧了他的痛苦。
汉森讲述了他为了宣扬帝国主义而秘密组织的课程，讲述了他如何鼓励人们去散播资本主义的情感和家庭价值观。“学生”睁开了眼睛，向他表示同情，接着又一次加剧了痛苦。
他几乎什么都告诉他们了。他讲述了自己如何点亮信号指引美国的轰炸机，还散布谣言说轰炸机来自中国。他差一点就要告诉他们是谁帮助他带领美国突击队员找到了补给线，幸好这时他昏了过去。
可是在汉森苦受折磨的整个过程中，玛丽始终在他的心里，是他疼得大喊时呼救的对象。他的身体都禁不住想要放弃生命的时候，玛丽的手让他活了回来，她的双眼带着爱意和怜惜在注视着他。他遭受的苦难都是献给玛丽的，他也是为了她才发誓要活下去。在生死之间徘徊时他产生过幻觉，仿佛看见自己伸开手脚躺在“学生”的那条船上，身穿黑衣的玛丽坐在他身旁，划着桨逆流向天堂而去。可是他还没有死。他们没杀我。我已经全都招了，他们还没杀我。
不过他并没有供出全部的情况。他没有背叛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也没告诉他们无线电台的事。第二天他们又把他拖了过去，又一次把他捆到架子上，这时他看到玛丽坐在“学生”的身旁，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汉森的供认书。她的头发剪短了，表情很僵硬。
“这个间谍供认的事你都熟悉吗？”“学生”问她。
“我都熟悉。”她答道。
“你和这个间谍一起生活过，他供认的事和你观察到的情况是不是完全一致？”
“不一致。”
“为什么？”“学生”说着翻开笔记本。
“他供认得不完整。”
“解释一下，为什么间谍汉森供认得不完整。”
“间谍汉森家里有一部电台，他用电台向帝国主义的轰炸机发信号。他在供认书里提到的名字也都是假的。他假扮成我父亲的时候经常给我唱一首英国的资产阶级歌曲，那些名字就是那首歌里的。他在夜里还接待过帝国主义的士兵，带着他们进了丛林。还有一件事他也没说，他的母亲是个英国人。”
“学生”显得很失望。“他还有什么没说的？”他又翻过一页，用小手的掌缘把纸弄平。
“他被囚禁时违反了许多规定。他私藏过食物，打算收买我们的同志，帮助他实现逃跑的计划。”
“学生”叹了口气，又做了些记录。“还有什么没说的？”他耐心地问道。
“他的脚镣铐得不对。给他上紧脚镣的时候，他使劲绷着脚腕，这样镣铐就上不紧，好让他逃跑。”
直到她说出这句话之前，汉森都在竭力让自己相信，玛丽其实是在跟他们玩狡猾的游戏。现在他没法再说服自己了。游戏已经成了现实。
“他是个嫖客！”她哭喊着说，“他把我们的女人带回家，给她们下药，然后引诱她们！他假装像资产阶级那样结了婚，又逼着他的妻子忍受他的放荡行径！他跟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睡觉！他假装成我们的儿童的父亲，还说我们的血统不是高棉族！他用西方的语言给我们读资产阶级文学，就是要让我们堕落！”
他从来没听到玛丽像这样尖叫过。看样子“学生”也没听过，因为他显得有些尴尬。但是谁也拦不住玛丽。她不停地痛斥汉森。她跟他们说，他不允许她的妈妈去爱她。汉森知道，她表达出的仇恨并不是假装的，而且像他对玛丽的爱一样彻底、一样过激。她的身体颤抖着，带着一个备受虐待的女人长期压抑的仇恨，她的五官都在憎恨和愧疚之下扭曲了。她伸出胳膊，用最传统的指责手势指着汉森。她的声音在汉森听来完全就是个陌生人。
“杀了他！”她尖叫着说，“杀了这个掠夺我们人民的家伙！杀了这个毒害我们高棉血统的人！杀了这个西方的骗子，他竟然说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替人民报仇！”
“学生”最后做了一些笔记，接着叫人把玛丽带走了。
“我祈求上帝宽恕她。”汉森说。
在小屋里，我意识到天已经亮了。汉森站在窗前，两眼盯着雾霭笼罩的海面。那个姑娘躺在两用长椅上，她在那儿躺了一整夜，闭着眼睛，身边丢着空的可口可乐罐子，头还枕在胳膊上。她的手垂了下来，看起来疲惫又苍老。汉森的话变得越来越简洁，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是晨光让他憎恨起我来。接着我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跟我生气，而是在跟他自己。他回忆起了自己的愤怒，当时他们只是捆着他，没再上镣铐，把他拖到栅栏里去睡觉——你可以想象一下那能不能算是睡觉——你已经快疼死了，耳朵和鼻子里全是血。他的愤怒是针对自己的，他恨自己在孩子身上灌注了这么多的憎恨。
“但我还是她的父亲，”他用法语说，“我不怪玛丽，一切都只能怪我自己。我要是早点逃跑就好了，不应该指望着她来帮助我。我要是趁着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拼出一条路就好了，不应该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我根本就不应该为你们工作。我的秘密工作让她受到了危害。我诅咒你们所有人。现在也是一样。”
我说话了没有？我关心的就是别说错了话，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讲述。
“她被他们吸引住了，”他替玛丽找着借口，“他们和她是自己人，是为了信念不惜牺牲的丛林战士。她为什么要拒绝他们呢？”
“我是她被自己人接受的最后一道障碍，”他替她解释说，“我是个闯入者，是让他们堕落的人。他们都对玛丽说我不是她的父亲，她又为什么要相信我是呢？”
汉森还躺在木栅栏里，想起了年轻的政委给玛丽穿上黑色嫁衣的那一天。他想起了玛丽低头看着他时脸上那嫌恶的表情，他脏污不堪，遍体鳞伤，就像躺在她脚边的一个乞丐，一个蜷成一团的西方间谍。站在她身边的，是那个头戴红色发带、长相英俊的政委。“我已经嫁给了安卡，”她对汉森说，“安卡能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汉森说。
夜色笼罩了木栅栏，他觉得如果他们打算杀了他，也会等到天亮。但一想到玛丽这辈子心里都会明白是她自己害死了父亲，这个念头让汉森惊恐万分。他想象着玛丽人到中年的情形。那时候谁会来帮助她？谁会来听她忏悔？谁能够让她解脱，赦免她的罪过？汉森觉得自己的死亡这件事越来越可怕。他的死也就意味着玛丽的死。
他说，有些时候他肯定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因为天一亮他就看到木栅栏里的地上放着一碗米饭，他知道前一天晚上还没有；即便是痛苦难当，他也能闻出米饭的香味。米饭没有捏成饭团，也没有贴肉藏在身上，而是白花花的一大堆，足够吃五天。他实在太累了，一开始都顾不上吃惊。等到他趴过身子吃起米饭，这才注意到周围一片寂静。到了这个时候，空地上本应该充斥着士兵们醒来后忙着做事的响动：节奏单调的说话声，河岸边传来的洗漱声，铁锅和步枪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还有政委领头念口号的吟诵声。可是他侧耳聆听，却发现似乎连小鸟和猴子都停止了叫声，一点儿人声都没有。
“他们走了，”汉森在我身后的什么地方说，“他们连夜拔了营，把玛丽也带走了。”
他又吃了点米饭，打了个盹。他们为什么不杀了我？是玛丽劝他们不要杀我的，玛丽换回了我这条命。汉森开始在木栅栏的围墙上蹭绑着他的绳索。到了天黑时，浑身溃烂、叮满苍蝇的他已经躺在小河边清洗着伤口了。他爬回木栅栏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带着剩下的米饭就动身了。这一次他们没带囚犯，也没带牲畜，所以没留下任何踪迹。
尽管这样，他还是去找玛丽了。
好几个月，汉森觉得可能有五六个月吧，他一直待在丛林里，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从不安顿下来，任何人都不相信——我觉得他是有点儿发疯了。不管走到哪儿，他都会设法打听玛丽那支部队的下落，但因为描述不出什么特征，他的寻找根本就没有针对性。他听说有些部队里有女兵。他还听说有些部队全都是女兵。他听说有女孩子被送进城市里做妓女，目的是为了收集情报。他想象着玛丽在这些情况下会怎么样。一天夜里，他偷偷溜回以前的家，希望玛丽会躲在那儿。可是整座村子都被烧了。
我问他，他藏起来的电台有没有人动过。
“我没去看，”他回答说，“我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我恨你们所有人。”
还有一天晚上他去了玛丽的姨妈家，她住在一座偏远的村庄里。可那个姨妈拿起锅碗瓢盆就朝他乱砸，他只得逃走。但汉森救出女儿的决心变得前所未有地坚定，因为他知道，现在拯救玛丽是为了防止她伤害自己。汉森心想，她也受到了我的绝对主义的影响。她性情暴烈，脾气执拗，这都得怪我。我把她锁进了我的冲动性格造就的牢笼。可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却让他始终没意识到这一切。现在他的眼睛睁开了。他看到女儿被残忍和野蛮吸引，她以为这样就能证明自己的忠诚。他看到女儿也在重复自己当年那漂泊无定的追寻，可是她并不具备他的智慧和宗教准则——女儿像他一样，模模糊糊地相信只要投身于伟大的梦想，就能够实现自我。
汉森几乎没怎么说他是如何一路走到泰国边境的。他沿着西南方向朝拜林151去了。他听说那地方有一个高棉难民营。他翻山越岭，穿过了瘴气弥漫的沼泽地。一到那儿，汉森就找遍了寻人中心，还把玛丽的体貌特征钉在营地的告示牌上。他没有证件，没有钱，也没有关系，竟然能在偷偷溜进泰国之后始终不为人所知，这到现在对我来说还是个谜。但汉森毕竟是个训练有素、久经考验的间谍，虽说他已经不认我们了。一旦下定了决心，什么都阻止不了他。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找朗贝洛帮忙，他只是轻蔑地摇了摇头。
“我再也不是帝国主义的间谍了。我现在什么都不信，除了我女儿。”
有一天，汉森在一家救援机构的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个美国女人，她好像还记得玛丽。
“她走了。”那个女人说得很谨慎。
汉森逼着她继续说。玛丽跟另外五六个女孩子在一起，那个女人说。她们都是妓女，但身上能看出战士的那种自信。不接客的时候她们就自己待着，不接触任何人，跟她们打交道非常困难。有一天她们从救援机构里逃了出去。她听说那些姑娘被泰国警察抓走了。在那以后她再也没见到过她们。
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个女人似乎还想着有些事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汉森没给她别的选择。
“我们都替她担心，”那个女人说，“她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她跟我们说了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但她的话前后矛盾。医生们也拿不准她是不是疯了。在来这儿的路上，她不知怎么忘记了自己是谁。”
汉森不请自来地去了泰国警察局，不知道是靠威胁还是动粗，他查出玛丽在一家警察开的旅馆里待过，那地方是专门为警察寻欢作乐而设的。那些警察好像始终没问过他是谁，有没有什么证明材料。他是个西方人，是个欧洲人，会说高棉语和泰语。玛丽在旅馆待了三个月，然后就不见了，他们说。她很奇怪，有位好心的警长说道。
“有什么奇怪的？”汉森问道。
“她只肯说英语。”警长回答说。
还有个女孩，她是玛丽的朋友。她待的时间要长一些，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士。汉森问到了她的名字。
他不再说话了。
“你找到她了吗？”沉默良久之后，我问道。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汉森的故事说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只不过自己还没意识到而已。他坐在那姑娘的床头，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脑袋。她慢慢地坐起身，用那双苍老的小手揉了揉眼睛，装作刚睡醒的样子。我觉得她整夜都在听我们说话。
“她现在只记得这些。”汉森一边用英语解释，一边继续轻轻摸着她的头。他说的是他找到玛丽的那家妓院。“她不想做什么大的选择，对不对，玛丽？不说大话，不承诺什么。”他把玛丽搂进怀里。“她只想被人喜欢。被她自己国家的人。被我们大家。我们都要爱玛丽。这样她才能觉得宽慰。”
我没说话，我觉得汉森误以为这是在谴责他，因为他提高了嗓门。“她不想伤害任何人。这有什么错吗？她只想一个人待着，他们都这么想。要是我们有更多人能这么想就好了。你们的轰炸机，你们的间谍，还有你们的那些空话，这些对她都没有用。她不是基辛格博士的孩子。她只想卑微地生存着，能让别人觉得快乐，不伤害任何人。哪一个更坏？是你们的妓院，还是她的？滚出亚洲吧。你们根本就不该来，谁也不该来。我帮助过你们，这让我觉得很可耻。别来打扰我们。”
“这些事我不会告诉朗贝洛。”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时说。
“你想告诉他什么都行。”
走到门口，我最后看了他们一眼。那姑娘正盯着我，我想她当时在铁链的圈外也是这么盯着汉森的——眼神毫不畏缩，深邃而又宁静。我觉得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给了她钱，却没跟她上床。她在想我会不会把钱要回去。
朗贝洛开车送我去了机场。和汉森一样，我也不想跟这家伙打交道，但我们还有事要谈。
“你答应给他多少钱？”他惊恐地大喊。
“我告诉他，他可以拿到一笔安家费，我们也会想方设法保护他。我告诉他，你会给他送去一张五万美元的现金支票。”
朗贝洛怒不可遏。“我给他五万美元？我亲爱的伙计，他会连着喝醉六个月，把自己的生平故事传遍整个曼谷。他那个柬埔寨婊子呢？她也知道内情，我敢打赌。”
“别担心，”我说，“他没接受。”
这个消息让朗贝洛大吃一惊，他的怒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之后一直到机场，他都没再开口说话，好像受到了伤害似的。
上了飞机，我喝了许多酒，却几乎没怎么睡觉。有一次我从噩梦中醒来，心里冒出了一个对朗贝洛和五楼大不敬的念头。我希望我能把他们那帮人全送到丛林里去，跟着汉森走上一回，包括史迈利在内。我希望我也能迫使他们抛下一切，就为了某种并不完美而又无法实现的热情，到头来却发现这热情的对象朝他们反咬一口，证明爱这种东西是没有回报的，能得到的只有爱的经历。从爱当中你什么都学不会，除了谦卑。
可是我觉得很满足。直到今天，每次想到汉森的时候我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我找到了我要寻找的——一个像我一样的男人，但他在探求意义的过程中，发现了值得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他付出了一切代价，却并不把这种付出视为牺牲；他如今还在付出着，而且会一直付出下去，直到生命终结；他从不妥协，不在乎自己的尊严，不在乎自己或是别人的看法；他把自己的生命缩减到了他唯一在意的事物上，从而得到了自由。我心底沉睡着的那个叛逆者找到了自己的偶像。我心底那个愿意去爱的人也找到了一个参照系，可以借此去衡量自己关注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
所以，几年之后我被任命为苏联处处长、眼看着我手下最有价值的一名间谍因为爱情背叛祖国时，我怎么也没办法像上司们要求的那样大发雷霆。人事组的头儿把我打发到了讯问处，这件事他做得倒是不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