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了史迈利关于审讯的事，这已经是第二回了。夜色渐深的时候，这个问题往往会突然冒出来——主要是因为听众们想从他那儿榨出更多的案例。这帮孩子可真够无情的。
“嗯，是有一些找出撒谎者破绽的技巧，那是肯定的。”史迈利含糊其辞地承认道，又喝了一小口酒，“但真正的技巧在于辨别出真相，要做到这一点可困难得多。受到审讯时，谁都不可能表现得一如往常。愚蠢的人表现得很聪明，聪明的人倒显得很愚蠢；有罪的人仿佛像青天白日一样清白，无辜的人却显得罪孽深重令人发指。偶尔人们也会表现得和正常时一样，一五一十地道出自己所知的真相；当然了，每次都会被抓住的可怜虫就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倒霉的行当里，最难让人信服的反倒是什么都没隐瞒、根本无可指责的人。”
“恐怕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女人。”我喃喃自语。
乔治这话让我想起了贝拉，还有那个亦正亦邪的勃兰特船长。
他是个大块头，模样粗豪，长着亚麻色的头发，乍看上去像是斯拉夫人56或斯堪的纳维亚人。他走路时跟刚上岸的水手似的摇摇晃晃，眼神像冒险家一样总望着远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苏黎世，当时他跟警方惹上了麻烦。苏黎世的警察局长半夜打电话对我说：“领事阁下，我们这儿有个家伙说有情报要提供给英国人。我们已接到命令，明天早晨要把他驱逐出境。”
我没问是哪个边境。瑞士人有四条边境线，但他们把别人赶出去的时候并不会专门指定其中的哪一条。我开车赶到辖区监狱，在一间装着铁栏杆的讯问室里和他见了面。他简直像个困在笼中的巨人，身穿高领套头衫，自称是勃兰特船长，看样子这是他自封的Kapitän zur See 57头衔。
“你现在离海可够远的。”我握着他满是老茧的大手说。
在瑞士人看来，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对头。他诈骗了一家旅馆，这在瑞士是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刑法中甚至为此列出了专门的条款。他寻衅滋事，身无分文，所持的西德护照一看就是假的——不过瑞士人没挑明这个情况，因为假护照会减少他们把此人赶到其他国家去的可能性。被警察抓到时他喝醉了酒，四处乱晃，还说是给一个姑娘害的。他打坏了一个人的下巴。他坚持要单独和我谈。
“你是英国人？”他用英语问，估计是不想让瑞士人听懂我们的谈话，尽管他们的英语说得比他还好。
“是的。”
“请证明。”
我把官方的身份卡拿给他看。照那上头的描述，我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副领事。
“你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他问道。
“我为英国政府工作。”
“行，行。”他突然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忽地把脑袋埋进双手里，一头长长的金发都给甩到了前面，只好又抬起胳膊把头发捋回脑后。他脸上尽是坑坑洼洼的伤痕，就像个拳击手。
“你在监狱里待过么？”他瞪着擦得发白的桌子问道。
“没有，感谢上帝。”
“耶稣啊。”他叹道，然后用蹩脚的英语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拉脱维亚人，出生在里加，父母一个是拉脱维亚人，一个是波兰人。他会说拉脱维亚语、俄语、波兰语和德语。他天生就属于大海，这一点我立刻就感觉到了，因为我也是如此。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水手，自己曾在苏联海军服役六年，去过阿尔汉格尔斯克58以外的北冰洋和海参崴以外的日本海。一年前他回到里加买了艘小船，在波罗的海沿岸干起了走私勾当，靠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渔民的帮助，把廉价的苏联伏特加酒偷运到芬兰。他在列宁格勒附近被抓进监狱，越狱后偷渡到波兰，在克拉科夫59跟一个波兰女学生非法同居。我现在向你转述的可是他的原话，仿佛从苏联偷渡到波兰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就像是去坐11路公共汽车，或是溜达出去喝一杯。不过，尽管我不太了解他克服的种种困难，我也知道那是段非常了不起的经历——他第二次这么干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波兰姑娘离开他嫁给了一个瑞士推销员，他重回海岸，想法子搭船来到马尔默60，然后又跑到汉堡去找他的一个远房表兄。可这位表兄当真是够“远”的，直接就叫他见鬼去。于是他偷了表兄的护照，南下来到瑞士，决意要把波兰姑娘追回来。可人家的新婚丈夫不肯放她走，勃兰特就打断了那可怜家伙的下巴，把自己搞到这地方，成了瑞士警察的犯人。
这一大段话都还是用英语说的，于是我问他是怎么学的英语。干走私的时候总听BBC的节目，他说。还从波兰女朋友那里学了点儿——她是个语言专业的学生。刚才我给了他一包烟，他一根接一根地猛抽，把小房间弄得跟毒气室一样。
“那你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问他。
他先说了通开场白：他是个拉脱维亚人，对莫斯科本来也没什么忠心。生在拉脱维亚的他得忍受可恶的苏联暴政，在海军服役时又被可恶的苏联军官呼来喝去；可恶的苏联人把他逮进监狱，追得他无处藏身，所以要背叛那帮家伙他一点都不感到内疚。他恨透了苏联人。我问他服过役的军舰的名称，他告诉了我。我问他舰上载有哪些武器，他说出了苏联人当时拥有的几种最为先进的装备。我递给他纸笔，他画出的草图准确得令人吃惊。我问他懂不懂信号。他懂得很多。他是个称职的通信兵，用过苏联人最新的玩意儿，虽说那已经是一年之前的事了。我问他：“干吗要找英国人？”他回答说他认识“几个英国人，在列宁格勒”——是去友好访问的英国海员。我记下他们的姓名和所在船名，回到办公室给伦敦发了一封急电，因为在勃兰特被驱逐出境之前，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晚上，勃兰特船长已经在萨里61的一处安全屋接受严格的盘查了。他即将从事的职业非常危险。他对波罗的海南部沿岸大大小小的海湾了如指掌；他朋友众多，其中有老实的拉脱维亚渔民，有黑市贩子、小偷，还有心怀不满、逃避社会的人。他要提供的，恰恰是伦敦在遭受近期损失后亟需的——建立一条经由波兰、德国进出苏联北部的新供应线的机会。
说到这儿，我得向你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势——关于圆场，还有我自己为了在圆场生存下去而付出的努力。本出事之后，我的情况一直不太明朗——他们可能会提拔我，也可能把我赶出去。时至今日，我觉得自己能留下来得感谢史迈利在幕后的干预，虽说当时我并不知情。假如人事组的头儿能说了算，不出五分钟我就会被开除。我在软禁期间擅自脱逃，明知本和斯黛芬妮关系亲密却知情不报；虽说我并不情愿接受本的求爱宣言，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活该见鬼去。
“我们觉得你可以考虑去英国文化协会62。”人事组的头儿恶声恶气地说道。他叫我去谈话时连茶都没倒一杯。
但史迈利为我说了情。看来他觉得年轻冲动的我还有潜力可挖，而且他手下有一支规模不大、由散布欧洲各地的秘密情报来源组成的私人队伍。上头对我宽大处理还有一个原因——但即便是史迈利当时也不可能知道——叛徒比尔·海顿掌管的伦敦站势力急剧扩张，几乎垄断了圆场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的所有行动。就算史迈利怀疑的眼神还没集中到比尔身上，他也已经确信圆场五楼的核心圈子里豢养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史迈利决心要组建一支情报员队伍，他们年纪轻、级别低，怎么也不可能是他的怀疑对象。万幸的是，我就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来我似乎被遗忘了，整天在后面的大房间里打下手，替白厅的客户们干些评估分发低密级报告的活儿。我没有朋友，无聊透顶，越来越觉得人事组的头儿是不是打算把我整死。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突然召我去办公室，当着史迈利的面说要把我派驻到苏黎世当助理。我的上级是一位能干的老手，名叫埃多斯，据称此人对我的原则是“学不会游泳就淹死好了”。
不出一个月，我在苏黎世老城区的一所小公寓里安顿下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我的情报来源中有一个在日内瓦苏联使馆的海军武官，此君爱列宁，但更爱的却是个法国空姐；一个在洛桑的捷克军火贩子，因为向全球恐怖分子供应武器炸药而深感良心不安；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百万富翁，他在圣莫里茨63有座小别墅，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发展以前家里的佣人；一个紧张兮兮的东德物理学家，他隶属埃森64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65，私下里皈依了罗马教廷。我对波兰驻波恩66大使馆的窃听搞得挺不赖，还监听了巴塞尔67的两个匈牙利间谍的电话线路。另外，当时我开始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梅布尔。她最近刚转到审查组，是低级官员酒吧里深受众人爱慕的对象。
史迈利对我的信任并没有白费。由于我在前方付出的努力，加上他在后方坚持执行严格的“需者方知”68原则，我们成功地网罗到了很有价值的情报，甚至将它们传递到了能真正利用情报的人手中——你要是知道这两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有多么不容易，肯定会感到很惊讶。
于是，像这样过了两年之后，汉堡的位置空出来了——一个人的职位，直接听命于伦敦站。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当时伦敦站俨然已成为情报部的行动枢纽。史迈利很大度，支持我申请这个职位，尽管私底下他对不断揽权的海顿持有保留态度。我费了许多心思，没有鲁莽行事，而是想法子提醒人事组的头儿我有在海军工作的经历。我并没有一五一十地挑明，而是故意让他感觉到我已经厌烦了史迈利那种老派的谨慎作风的束缚。这法子奏效了。他把汉堡的职位给了我，以为我也是海顿的支持者。当天晚上，我和梅布尔在比安希餐馆吃了顿浪漫的晚餐，然后上了床，这对我们俩都是第一次。
一切在我眼中都顺顺当当，这种感觉在我查看自己新的“存货”清单时又增强了。很有意思的是，我看到名单上有个人叫沃尔夫·迪特里希，化名“勃兰特船长”，他在我新执导的这班演员中是个主角。我们现在说的已经是六十年代后期了。比尔·海顿掌权的时间还剩下三年。
汉堡对英国人而言一直是个好地方，那时候更是从事间谍活动的理想场所。经历过苏黎世湖畔的文雅氛围之后，汉堡这座城市显得活力四射，到处都洋溢着海风的气息。旧日汉萨同盟69与波兰、北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联系依然非常活跃。我们这儿有商业，有银行业——哦，苏黎世那边倒是也有。但我们这儿还有航运业，有移民，还有冒险家。我们这儿多的是浮华与粗俗。我们是德国的卖淫业和新闻业之都。我们的门前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70掩映在丘陵间的低地，这儿有横着刮的暴风雨、红色的农庄、绿色的田野，还有乌云密布的天空。每个人都是待价而沽的。直到今天，谁要是想收买我的灵魂，只要趁着我在堤岸上艰难跋涉过之后，送上一大罐吕贝克啤酒、一听腌鲱鱼和一杯德国烈酒就行。
这份工作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让人舒心。我的身份是负责航运业的领事助理内德。我那简陋的办公室是一栋漂亮的砖砌小屋，挂着黄铜门牌，去总领事馆很方便，但出于谨慎的考虑，那是栋独立的房子。从海军部借调来的两名职员为我做掩护工作，并严守秘密。我有一部无线电台，还配了个来自塞浦路斯的译码员。虽然我跟梅布尔还没订婚，我们俩的关系也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不管我什么时候回伦敦向比尔·海顿或是他手下的哪位副职请示工作，她都会特意为我做好准备。
如果要和手下的情报员见面，我在韦灵伯特71区有一所安全公寓，下方正对着一片墓园。公寓楼下是一对已经退休的德国老夫妇经营的花店，早在“二战”期间，他们就是我们的人了。花店最忙的时候是星期天，每到星期一早晨，住宅区的一帮孩子会排着队把他们昨天卖出去的花再卖还给他们。我从没见过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白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会有灵车、带篷的货车和送葬队伍从我们门前经过。但到了夜里，这地方确实像坟墓一样安静。即使是勃兰特船长这样的外国人，穿上黑衣、戴上黑帽也能毫不起眼地晃进花店前的砖砌拱廊，一手拎着旅行推销员的那种公文包，通通作响地大踏步走上楼梯，来到我们标着“Büro”72字样、看起来再合法不过的大门前。
我还是继续叫他勃兰特好了。有些人就算名字再怎么换，别人记住的也只有一个。
不过，我皇冠上的宝石却是玛格丽特号——或者按照我们用英语的叫法——雏菊号。她是一艘四十英尺长的舱房式游艇，由瓦叠式外壳的双头渔船改装而成，设有一个操舵室、一个主厅，水手舱里有四个铺位。后桅和船帆能保持船身稳定，不致倾翻。船体是深绿色，船舷上缘是浅绿色，舱房顶部则是白色。她是为便于从事秘密行动而建造的，并不以快速见长。在光线不佳、波涛汹涌的水域，用肉眼根本看不到她。雏菊号的甲板船具很少，船身紧贴水面，在雷达屏幕上显示出的图像没有一点儿威胁，尤其是在气候恶劣的情况下。波罗的海是片险恶的水域，水不深，而且没有潮汐。即便只是刮点小风，这里也会掀起凶险的巨浪。雏菊号以十节速度加足马力航行的时候，就会摇摇晃晃，发出猪嚎似的噪声。全船唯一快速的东西，就是那艘十四英尺长、拴在舱房顶部当做救生艇的佐迪亚克橡皮艇，艇上配备着五十匹马力的约翰逊牌发动机，能让我们的情报员快速登船离船。
雏菊号的停泊地是易北河畔一个名叫布兰肯尼斯的老渔村，离汉堡只有几英里远。在那儿她心满意足地停在其他模样差不多的船中间，你都想不到她有多么不起眼。需要她的时候，她就从布兰肯尼斯出航，往上游开到基尔运河73，再以像爬行一样的五节速度缓缓开上六十英里，最后进入公海。
雏菊号有一套台卡导航系统74，可以通过岸上的从属电台收取信号，但其他的船也都是这样。从里到外，船上没有任何与其朴素之感不相符的东西。雏菊号的三名船员每个人都是样样皆能。船上没什么专家，但三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爱好。如果我们需要专业的调度员或是装运工，皇家海军就会伸出援助之手。
这么说你就能明白，我在伦敦站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小队提供后援，在前方有一应俱全的资源来检验自己的多种技能，还掌管着雏菊号和她的船员；对于一个生来就热爱大海的情报站长而言，能够继承到的一切宝贵财富我都已具备。
当然了，我还有勃兰特。
勃兰特来到圆场的桅杆下之前在别处干过两年，这段时间让他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起初我觉得很难说清楚。与其说那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愈发成熟、愈发坚定之感，不如说是一种令人厌倦的戒备之心、一种过了头的警觉——在秘密世界中待得久了，哪怕最从容不迫的人都会被打上这样的烙印。我们是在安全公寓见面的。勃兰特走了进来。他猛地站定，两眼直盯着我。他认出我是谁了，咧开嘴巴大叫一声，像苏丹王打招呼似的紧紧抱住我。差点把我的胳膊勒断。他哈哈大笑，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他把我推开些打量了一番，接着又把我拉回来抱住，紧贴在他的黑大衣上。不过，他自然流露的热切之情中却透着一丝警觉。我知道那些迹象。我在别的情报员身上见到过。
“该死的，他们怎么啥都不告诉我，领事阁下？”他一边喊，一边又紧紧抱住了我，“他们在玩什么鬼把戏？我跟你说啊，我们在那边干了不少好事，你知不知道？我们有能干的人，我们把那帮该死的俄国佬整得够呛，知道吧？”
“我知道，”我也笑着对他说，“我听说了。”
天黑之后，他坚决要我坐在他那辆厢式车后面的一卷卷绳子上，以能把人脖子摔断的速度开车来到伦敦站给他买下的一座偏僻农庄。他执意要把我介绍给他的船员们，我对此也很期待。我更期待看到勃兰特的女朋友贝拉，因为伦敦站对这个刚进入他生活之中的女人有点疑虑。她二十二岁，和他在一起有三个月了。勃兰特看起来都快五十了。我记得那是在盛夏时节，厢式车里面尽是小苍兰的香味，他刚从市场给她买了一束。
“她是个顶棒的姑娘，”我们进屋时勃兰特自豪地对我说，“饭烧得好，做爱做得好，还想学英语，什么都行。嗨，贝拉，我给你带了个新男朋友回来啦！”
画家和水手住的地方都一个样，勃兰特的房子也不例外。陈设简朴，却很温馨；地面是砖砌的，低矮的天花板上有白色的椽子。即使在黑暗之中，这座房子仿佛也能把外面的光线引进来。壁炉里的木柴烧得红彤彤的，一盏船灯照出了一位女郎裸露的侧身，她正躺在一堆靠垫上看书。听到我们进屋的声音，她兴奋地跳了起来。二十二岁，看起来只有十八——她抓住我的手高兴地上下摇晃时我心里这么想着。她穿着一件男式衬衣，短裤短得要命，脖子上那块亮闪闪的金质护身符宣示着勃兰特对她的所有权：这是我的女人，戴着我的标记。她的脸看着像是农民，有斯拉夫人的特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愉快的神情；清澈的大眼睛，高高的颧骨，就算嘴唇不动，弯弯上翘的嘴角也带着笑意。她光着的双腿很长，晒成了和头发一样的金色。细细的腰，高耸的双乳，屁股也很丰满。这个躯体简直太美丽、太年轻了，不管勃兰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样的躯体根本不属于他那把年纪的人，连我这样的都不配。
她把勃兰特买的小苍兰插进花瓶，端出了黑面包、腌菜和一瓶德国烈酒。她的一举一动都无心地流露着挑逗的意味，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极大的诱惑力，这一点她要么心里一清二楚，要么就是根本没意识到。她挨着勃兰特坐在桌旁，冲着我微微一笑，伸出胳膊搂住了他，衬衫的领口就那么大敞着。她抓住他的手举起来，让我看看她的手与他相比是多么柔嫩。勃兰特毫无顾忌地谈起了情报网的事，说到情报员和地点时都是直呼其名，贝拉则用那双坦率的眼睛打量着我。
“我跟你说，内德，”勃兰特说道，“我们得给亚历克斯再弄个电台，听到了吧？他们把电台拆了，换了新零件、电池，那个电台破得很。是个带霉运的电台。”
电话铃响了，他老气横秋地接起来说道：“听着，我很忙，行了吧？……包裹丢给斯蒂芬，我说过了。喂，你有莱奥尼兹的消息吗？”
房间里渐渐聚满了人。头一个急匆匆冲进来的男人有点罗圈腿，小胡子往下耷拉着。他热切而又纯洁地亲了亲贝拉的嘴唇，往勃兰特的胳膊上捶了一拳，然后自己动手盛了满满一盘吃的。
“他叫卡济米尔，”勃兰特介绍说，大拇指一挑，“他是个狗杂种，我很喜欢。怎么样？”
“好得很。”我由衷地说道。
我记得卡济米尔是三年前从芬兰边境逃过来的，一路上他干掉了三名苏联边境卫兵。他特别喜欢捣鼓各种机械设备——胳膊上沾满机油的时候他最开心。他也是船上备受尊敬的大厨。
卡济米尔之后是杜尔瓦兄弟，一个叫安东斯，一个叫阿尔弗雷斯。兄弟俩像威尔士人似的身材矮壮，性情直率，和勃兰特一样长着蓝色的眼睛。杜尔瓦兄弟向母亲发过誓，两人从不同时出海，于是他们就轮流工作。雏菊号上配备三个船员最合适，我们还喜欢留点空间放货物，或是不期而来的乘客。很快，大家七嘴八舌地同时说起话来，逮着我问这问那，又不等我回答；放声大笑，举杯祝酒，抽烟，回忆过去，悄悄商量事情。卡济米尔说，他们上一趟跑任务的时候情况很糟糕，简直太糟糕了。那是三个星期之前。雏菊号在离格但斯克湾75不远的海面上碰上了古怪的风暴，后桅折断了。安东斯·杜尔瓦说，拉脱维亚海岸边上的乌亚瓦起了大雾，他们没看见灯光信号。后来他们发射了一枚信号火箭，还好上帝保佑，原来一大帮拉脱维亚笨蛋就站在海滩上准备接应他们，活像是该死的城市开创者派来的代表团！屋里的人一阵狂笑，纷纷举杯，接着就陷入了北欧人特有的沉默。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地回忆起了同一件事情，除了我之外。
“敬瓦尔德马斯。”卡济米尔说，我们为瓦尔德马斯干了一杯。他是组里的一个成员，五年前牺牲了。贝拉拿起勃兰特的杯子也喝了一口，她是单独喝的，眼睛还从杯沿上方瞅着我。“瓦尔德马斯。”她轻声说道，那严肃的神情和她的笑容一样让人着迷。她认识瓦尔德马斯吗？难道他也是她的情人？还是说，她只不过是在向一个为事业英勇牺牲的同胞致敬？
不过，我还得和你多讲讲瓦尔德马斯的事——不是关于他有没有和贝拉上床，也不是关于他是怎么死的，因为谁都不清楚。大家唯一知道的就是瓦尔德马斯被送到岸上，从此再也没了消息。有人说他设法吞下了自杀药丸；还有人说他跟保镖下了命令，一旦中了敌人的埋伏就开枪把他打死。可是连保镖也没影了。在那个被组员们称为“背叛的秋天”的时期，失踪的人还不止瓦尔德马斯一个。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牺牲了四个拉脱维亚人——我们按着牺牲日子的顺序一个个向英雄们敬了酒——他们也是在同一个厄运连连的时期莫名其妙地送了命。现在情报部确信，他们没被送到森林中的游击队，没被送到海滩上忠实可靠的接应人员那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莫斯科中心拉脱维亚地区行动主管的手中。即使当年我们在出事的同时小心谨慎地组建起了新的情报网，五年后这些背叛的阴影还萦绕在幸存者的心头，就像海顿不厌其烦地警告我时说的那样。
“那可是一帮粗心大意的家伙，”他和平常一样傲慢无礼地说道，“不粗心大意的时候，他们就跟你阳奉阴违。北欧人看着迟钝，跟你拍起肩膀来热情得很，可别被他们骗了。”
我一面回想着海顿的这些话，一面继续在心里掂量着贝拉。听我们说话的时候，她时而用拳头支着脑袋，时而把脑袋枕在勃兰特的胳膊上，仿佛在替边谋划事情边喝酒的勃兰特想心事。但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却总是瞅着我，打量着我这个被派来左右他们生活的英国佬。偶尔她也会像一只暖和了的猫那样从勃兰特身上挣脱，慢悠悠地梳理一番自己，换个姿势交叉起双腿，整理一下短裤好穿得更舒服些，把一绺头发编成辫子，或者是把挂在双乳之间的金质护身符掏出来，翻来覆去地仔细看。我留心观察贝拉和其他船员之间有没有勾勾搭搭的迹象，但很显然勃兰特的这个妞简直是片圣地。就连性格热情奔放的卡济米尔，跟贝拉说话时脸上都会变得很严肃。她又去拿了瓶酒，回到房间时往我身旁一坐，拿起我的手搁在桌上摊开掌心，一边细细地看，一边用拉脱维亚语和勃兰特说话。勃兰特猛地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了。
“知道她在说什么吗？”
“恐怕不知道。”
“她说，英国佬会是个好老公。如果我死了，她就要跟你过！”
她爬回勃兰特身边，边笑边扭着身子拱进了他的怀里。这之后她没再看我。好像是用不着再看了。于是我也把视线从她身上转开，尽职尽责地回想着她的身世，那是勃兰特上校向伦敦站汇报的情况。
勃兰特说，贝拉是叶尔加瓦76附近农村里一个农民的女儿。有一回秘密警察偷袭了拉脱维亚爱国人士的秘密集会，她的父亲被开枪打死，他是那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警察也想把贝拉打死，但她逃进了森林，跟一伙游击队和亡命之徒混在一起。那帮人传来传去地玩了她一个夏天，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她走走停停地来到沿海一带，通过某种我们至今仍不知晓的渠道给勃兰特带了话。勃兰特根本没事先向伦敦站报告贝拉的情况，就在某个海滩把她接上了船。当时他正要把新招来的一个无线电报务员送上岸，好替下以前那位已经精神崩溃的报务员。无线电报务员在每一个情报网里都称得上“歌剧明星”。他们要是不发疯，就会长带状疱疹。
“都是好样的，”勃兰特开车送我回城时兴高采烈地说，“你喜欢他们吗？”
“他们都很棒。”我说。这是真心话，要交朋友，没有比热爱大海的人更好的了。
“贝拉想和我们一起干。她想杀掉那些打死她父亲的人。我说不行。她太年轻了。我爱她。”
一轮白得刺眼的月亮照耀着平坦的草地，借着月光我看见了他粗犷的侧脸，坚毅的神情仿佛是要迎接即将来临的风暴。
“你认识他，”我说道，假装是在回忆一件隐约记得的事情，“她的父亲，费利克斯。也是你的朋友。”
“我当然认识费利克斯！我跟他好得很！他是个大好人。那帮杂种把他给打死了。”
“当场就死了？”
“他们开枪把他打得稀烂。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们朝所有人开枪。七个人。全打死了。”
“出事时有人看到了吗？”
“有一个人。他看到了，然后就逃走了。”
“尸体呢？”
“秘密警察把尸体拉走了。他们害怕，那帮当警察的也不想惹当地人的麻烦。打死游击队员，把尸体扔进卡车，开着车就滚蛋了。”
“你对他有多了解——我是说贝拉的父亲？”
勃兰特伸出胳膊一挥。“费利克斯？他是我的朋友。在列宁格勒打过仗。在德国当过战俘。斯大林可不喜欢这样的人。等这些人从德国回来，他就把他们打发到西伯利亚，或者开枪打死，把他们折磨得够呛。问这个干吗？”
但伦敦站听到的故事却全然不同，尽管当时还只是一种传言。传言说，贝拉的父亲就是告密者。他是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被招募的，然后送回拉脱维亚，好打入那些组织。他召集了那次会议，偷偷给主子报了信。游击队员惨遭屠杀的时候，他从后窗爬出去逃走了。作为奖赏，他如今已改名换姓，在基辅当上了一家集体农场的经理。有人认出了他，告诉了别人，别人又告诉了别人。消息来源很微妙，要证实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我得到了警告。要提防贝拉。
我还不仅仅是得到了警告。伦敦站的命令让我深感烦恼。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见了贝拉几次，每一次我都必须把自己的印象记在会面记录单上，伦敦站当时坚持要我见到贝拉一次就记录一次。我和勃兰特在安全公寓碰了一次头，结果他把贝拉也带来了，这让我很吃惊。她在城里待了一天，他说。他们正准备一起回农场，这有什么要紧的？
“放心。她不会说英语。”勃兰特看出我有点不安，笑着提醒我说。
于是我三言两语地说了我们的事情，贝拉歪在沙发上，笑盈盈地睁着一双妙目听我们说话，不过主要是在听我说。
“我的姑娘可在学习呢，”我们准备分手的时候，勃兰特骄傲地告诉我，“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大教授。Nicht wahr 77，贝拉？Du wirst ein ganz grosser Professor, du！78”
一个星期之后，为慎重起见，我到雏菊号在布兰肯尼斯的停泊地看了看，却发现贝拉也在那儿，穿着短裤，光着脚在甲板上蹦蹦跳跳，好像我们准备乘船去地中海漫游似的。
“我的天哪。我们不能让女人上船。伦敦那边会疯掉的，”当天晚上我对勃兰特说，“船员们也会发疯。你知道，他们对船上有女人的事都迷信得很。你自己也是一样。”
勃兰特压根没理会我的话。他说，我的前任都没有反对，我干吗要反对呢？
“贝拉能让小伙子们开心，”他坚持说，“她是家里人啊，内德，还是个孩子。对他们来说贝拉就像家人一样，没事的！”
后来我查看档案的时候，发现他只说对了一半。我的前任是个海军二副，他曾在报告中称贝拉对雏菊号“很感兴趣”，甚至还说她就像是“船上的吉祥物，发挥着良好的影响”。我仔细阅读了他对雏菊号最近几次执行的任务的报告，这才意识到他们出航时贝拉都在码头边挥手送行——毫无疑问，他们安全返航时贝拉肯定也会招手欢迎。
当然了，行动的安全性始终是相对而言的。我从没想过勃兰特这个组织中的一切都会按照沙拉特教的规则来运行。我知道，在总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把沙拉特那套复杂至极的代号、暗号和接头人体系与前方的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地处剑桥的圆场是一回事。一群脾气火爆、时刻冒着生命危险的波罗的海爱国者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尽管如此，我们行动的核心圈子里存在着一个未经审核、没有被招募的随行人员，她还知道我们的计划和谈话，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何况这一切都发生在五年前那些背叛事件的阴影之中。我感觉我越是担心这个情况，勃兰特就越来越宠爱那姑娘，简直把自己当成了她的所有者。我在场的时候，他对贝拉的亲昵表示就越来越没完没了，爱抚的动作也更露骨。“很典型，这就是上了年纪的男人迷上了小姑娘。”我向伦敦方面报告说，好像我自己见过许多类似的例子一样。
与此同时，雏菊号的一项新任务正在筹划之中，任务的目的稍后会告知我们。每星期有两到三次，我都得开车到农庄去，天黑以后到达，然后在桌旁一坐几个钟头，和大家一起研究航海图、气象图和最新的海岸情况观察公报。有时候全体船员都会过来，有时候只是我们三个。对勃兰特来说，人多人少没什么区别。他把贝拉紧紧搂在怀里，两个人仿佛是在因为持续不断的狂喜而阵阵颤抖。他抚弄着她的头发和脖子，有一次还忘情地把手伸进衬衫托住她赤裸的乳房，久久地亲吻着她。尽管我碰到这些令人心烦意乱的场景时都会谨慎地转开视线，但在我眼中徘徊不去的总是贝拉凝视我的眼神，好像在对我说，她宁愿爱抚着她的人是我，而不是勃兰特。
“当着别人搂搂抱抱，这似乎已成习惯。”当天夜里回到办公室，我干巴巴地在汉堡发往伦敦的会面记录单上写道。我在自己每晚要记的日志上写道：“航线、天气和海洋状况尚可。我们在等待总部的明确指令。船员士气高涨。”
然而，我自己的士气却在苟延残喘，因为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向我袭来。
首先是我那位前任的倒霉事。此人全名为佩里·德莫内·利普顿，海军少校，获得过皇家海军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现已退役，曾是杰克·阿瑟·拉姆利战时招募的非正规情报员中的英雄人物。在我到任之前的十年间，利普顿已经培养起了“汉堡人物”的名声。白天他装出一副傻乎乎的英国佬的样子，戴着单片眼镜招摇过市，总爱到各个侨民俱乐部闲逛，表面上是为了听听别人对于他投资问题的免费建议。但一到夜里他就会戴上秘密之帽，着手向他那支由秘密谍报员组成的可畏的队伍布置任务，听取他们的汇报。反正我从总部听到的传言是这么讲的。
唯一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们之间并没有进行正式的交接，人事组的头儿曾简短地告诉我，利普顿在别处另有任务。现在我总算知道了真相。利普顿离开时，并不是到最为黑暗的苏联搞什么生死攸关的冒险行动，而是去了西班牙南部。他在那儿跟一个名叫肯尼斯的前骑兵下士安了家，卷走了圆场的二十万资金——大部分是金条和瑞士法郎，那是他几年来向根本不存在的英勇情报员们发放的薪水。
这一可悲发现导致的不信任感，蔓延到了利普顿经手过的每一次行动，勃兰特的行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勃兰特会不会也是利普顿捏造出来的人物，靠我们的秘密资金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交给我们的却只是些精心编造的假情报？勃兰特手下的情报网、他那帮自吹自擂的合作者和朋友们会不会也一样？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拿的薪水还真不少。
还有贝拉——贝拉莫非也是骗局的一部分？贝拉是不是让勃兰特变得心软了，还削弱了他的意志？勃兰特是不是也在给自己的安乐窝添砖加瓦，准备带着爱人逃到西班牙南部？
圆场来的一帮专家走马灯似的迈进了我那间小小的船运办公室。最先来的是一个名叫普拉姆上校的古怪家伙。普拉姆钻进我那间没人打扰的密室，和我一起仔细查看雏菊号以前的加油单据和航海里程记录，然后跟勃兰特和船员们自称在波罗的海沿岸执行任务时行驶过的危险航线比对。船上的日志顶多也只能算是粗略记了个大概，但我们还是都翻看了一遍，再加上普拉姆就截获信号、雷达站、导航浮标和发现苏联巡逻艇等情况做的记录。
一个星期之后，普拉姆又回来了，这次陪着他来的是一个满嘴污言秽语的曼彻斯特人，名叫罗斯。此人曾在马来西亚当过警察，后来成了圆场出名的“嗅探犬”。罗斯盘问我的时候疾言厉色，好像我本人也参与了骗局似的。可是就在我快要发火的时候，他却消释了我的怒气，宣布说根据现在掌握的证据，勃兰特的组织并没有做过什么不端行为。
可是在这些人的脑子里，一种怀疑只会引起另一种怀疑，悬在贝拉父亲费利克斯头上的问号仍旧没有消失。做父亲的如果是个坏蛋，女儿肯定也知情，这就是他们的推断。如果女儿知道了却不说，那么她肯定也有问题。莫斯科中心和圆场一样，往往会招募整个家庭，这是人所共知的。父亲和女儿搭档完全有可能。很快伦敦站开始四处散播一种观点，称费利克斯是五年前一系列背叛事件的罪魁祸首，虽然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这个情况不可避免地让贝拉的处境变得更为凶险。有人说要把她带回伦敦严加审问，但作为指挥勃兰特的情报官员，我的权威在这时起了作用。这不可能，我警告伦敦站说。勃兰特绝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很好啊，伦敦方面答复道——是比尔·海顿典型的那种傲慢作风——把他们俩都带过来，我们审问那姑娘时勃兰特可以旁听。这下我可坐不住了，自己飞回伦敦，坚持要当面向比尔陈述情况。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比尔靠在一张躺椅上，因为他矫情地坚持着一个古怪的习惯，从来都不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只旧的姜汁瓶子里点着根线香。
“也许勃兰特老兄并不像你想的那么棘手，内德先生。”他语带指责地说，一边抬起视线从半框眼镜上方瞅着我，“也许棘手的人是你吧？”
“他被贝拉迷住了。”我说。
“那你呢？”
“如果我们当着勃兰特的面指控那姑娘，他准会气得发疯。他会为她拼命的。他会跟我们说见鬼去吧，然后把情报网解散。除了他之外，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指挥得动这个网络。”
海顿思忖了一会儿。“波罗的海的‘加里波第’79啊。好，好啊。话说回来，加里波第他妈的也不见得有多厉害，对不对？”他等着我回答，可我宁愿把他的问题当做明知故问，“跟她在森林里胡搞的那帮家伙们，”他最后慢吞吞地说道，“她说起过吗？”
“她从来都不说。勃兰特说过，她没说。”
“那她都说些什么？”
“说得不多。就算她说起什么重要的事，也是用拉脱维亚语说的，勃兰特觉得有必要就帮她翻译出来，要么就不翻。不说话的时候她就只是笑笑，瞧瞧。”
“瞧你？”
“瞧他。”
“她自己也挺够瞧的，我估计。”
“她很有吸引力，我觉得是这样。没错。”
他又考虑了一会儿。“听起来像是个完美的女人，”他说道，“笑一笑，瞧一瞧，不多嘴，能上床——你还能指望些什么？”他又从镜框上方揶揄地审视着我。“你的意思是她连德语都不会说？她肯定会，她就是从那边过来的。你别傻了。”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也只能磕磕巴巴地说上几句德语。说拉脱维亚语是爱国的表现，说德语就不是了。”
“奶子挺大吧？”
“还行。”
“你能不能再跟她走得近一点儿？当然了，可不能搅和了那对爱侣。只要能套出几个根本问题的答案就行。别搞得太张扬。弄弄清楚她的真实身份，是勃兰特老兄用暖床的长柄炭炉偷偷塞进窝里来的，还是莫斯科中心塞进来的？看看你能从她那儿套出什么情况。他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这一点你想必知道。不可能是。”
“谁不是？”一时间我给搞糊涂了，以为海顿说的还是勃兰特。
“贝拉的爸爸，费利克斯。那个被开枪打死的，没被打死也说不定。是个农民。根据资料，她出生于1945年1月，对不对？”
“对。”
“因此，她妈妈怀上她的时候应该是1944年4月左右。那个时候——如果勃兰特老兄可以信任的话——她所谓的爸爸应该还在德国的某座战俘营里遭罪。注意，对于这种事我们可不应该太古板。老头子还关在牢里，自己倒把肚子搞大了，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不过，我们现在是要决定该不该放弃一个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情报网，再小的细节也都是有用的。”
我很感激那天晚上梅布尔陪着我，尽管急于成为完美情人的我们还是有点不得要领。当然了，工作上的事我什么都没跟她说，贝拉的情况就更别提了。梅布尔是审查组的，属于圆场负责日常工作的部门。把我自己的问题跟她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假如我们俩已经结婚——嗯，那也许会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我只能把贝拉当成自己的一个秘密。
的确是这样。回到汉堡后我躺在那张单人床上，一心只想着贝拉，很少念及其他。她的双重秘密——身为女人，有可能还是个叛徒——使她成为了我心目中一个极度危险的对象。在我看来，她已不再是我们组织里的边缘人物，而是左右其命运的力量。她的品行也就是我们的品行。如果贝拉是纯洁的，那么我们的情报网也是一样。但如果她是另一个情报机构的玩物——是故意安插进来诱惑我们、削弱我们并最终出卖我们的骗子——那么贝拉周围所有人的正直就会和她一样受到玷污，情报网也确实会像海顿说的那样走到尽头。
我闭上双眼，却看见她在凝视着我，开朗快活的样子让人怦然心动。我又感觉到了每次见面打招呼时她轻柔的吻——我觉得似乎总是比礼仪要求的时间略长一点。我想象着她柔美似水的身躯摆出各种姿势，还在脑海中摆弄来摆弄去，就像在翻来覆去地琢磨她有没有可能叛变一样。我想起海顿给我的建议，说我应该“跟她走得近一点儿”，发觉自己根本无法把责任感和欲望区分开来。
我又给自己复述了一遍她逃脱的故事，对其中的每个阶段提出质疑。她是在枪击之前逃走的，还是在枪击发生的时候？怎么逃走的？是不是她在秘密警察里的情人先给她通风报信了？枪击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她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哀悼自己死去的父亲，却要和勃兰特做爱？就连她开心快乐的样子仿佛都在和她作对。我想象着她在森林里，同那帮凶手和亡命之徒在一起。是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她呢，还是她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又跟那个？我梦见她在森林里赤身裸体，而我自己也赤身裸体地和她在一起。醒来时我满心羞愧，一大早就给梅布尔打了个电话。
我了解我自己吗？我很怀疑。我对女人知之甚少，漂亮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我敢肯定当时自己从来都没意识到，对贝拉百般挑剔，也许正是因为我想借此削弱她对我的性吸引力。我决意要走正途，天天都坚持给梅布尔写信。与此同时，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雏菊号即将执行的任务上，这会是对贝拉严加审问的绝好机会。天气变得恶劣起来，这对雏菊号来说正合适。当时是秋天，夜晚的时间越来越长。雏菊号也很喜欢黑暗。
“船员待命，星期一出航。”伦敦站发来的第一条讯号说。第二条讯号直到星期五晚上才到，告诉我们目的地是爱沙尼亚北部的纳尔瓦湾，就在列宁格勒西边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以前雏菊号从来没有冒险沿着苏联海岸驶出这么远，她很少被用来支持拉脱维亚以外地方的爱国者。
“只要能去，叫我干什么都愿意。”我跟勃兰特说。
“你可太他妈的危险了，内德，”他拍着我的肩膀回答说，“连着四天晕船，躺在铺位上，碍手碍脚，你想搞什么鬼啊？”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总部恩准我的最宽大待遇，就是有一回夜里让我坐船绕着博恩霍尔姆岛80兜了一圈，就连争取到那次机会也像拔牙一样艰难。
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农庄集合。卡济米尔和安东斯·杜尔瓦一块坐着厢式车来了。这次轮到安东斯出海。能参加行动的组员这么少，每个人必须什么都懂，每个人都得能相互替换。大家不再喝酒了。从那时起，船上所有的人都滴酒不沾。卡济米尔带来了龙虾，精心烹调起来，配上他那种出了名的调味汁。贝拉给他当服务员，一会儿拿东西，一会儿端菜，摆盘的时候还特意装点一番。我们吃过饭之后，贝拉把桌子收拾出来，我在头顶吊灯的光线下摊开了海图。
勃兰特当时说要六天。这是乐观的估计。雏菊号要从基尔狭海湾进入公海，从靠近瑞典的那一侧驶过博恩霍尔姆岛。到达瑞典的哥得兰岛后，她会开进岛南端的松德勒港，在那儿加油、补充给养。加油的时候会有两个男人过来，其中一个会问他们有没有鲱鱼。他们要回答：“只有听装的。这一带海域许多年都没有鲱鱼了。”这类对话板起脸来说会显得很蠢，安东斯和卡济米尔一边听我说，一边紧张兮兮地笑个不停。贝拉从厨房里回来，也跟着我们一起笑。
我接着说，其中一个人听了这话就会要求上船。他是个专家——我没说是搞破坏的专家，因为船员们对这种事态度不一。在这次航程中他的化名是博洛迪亚。他会带着一个皮箱，上衣口袋里有一枚棕色的扣子和一枚白色的扣子，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如果他说不出自己的名字，没带皮箱，或是拿不出扣子，他们可以把他活着放下船，但是得立即返回基尔81。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要发出事先约定的一个无线电讯号。否则就什么讯号都别发。大家陷入短暂的沉默，我听到贝拉光着脚走在砖地上的声音，她又去拿了点木柴。
从哥得兰岛他们要沿东北方向穿过国际水域，照着中心航线驶过芬兰湾，直到抵达戈格兰岛82附近。在那儿他们可以怠速航行到傍晚时分，然后沿正南方驶向纳尔瓦湾，估计在午夜时能看到陆地。我带来了海湾的大比例尺海图，还有遍布沙滩的海岸线的照片。我把它们摊到桌上，男人们都聚拢过来看。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怎地我抬眼一看，只见贝拉蜷着身子缩在房间她常待的角落里，那双兴奋的眼睛在火光下直直地盯着我。
我指给他们看了橡皮艇要在海滩登陆的地点，还有海岬上他们要注意观察信号的位置。我说道，上岸的小队要戴上紫外线眼镜，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用的是一盏紫外线灯。肉眼什么都看不见。把乘客和他的皮箱送上岸之后，如果还有别人要上船，橡皮艇最多只能等待两分钟，然后就得全速返回雏菊号。橡皮艇只能由一名船员操作，这样的话他返程时最多可以再带两个人。我背出了要和接应人员交换的接头暗号，这一次谁都没发笑。我给出了登陆海滩的斜角和坡度。那个晚上不会有月亮，天气估计会很糟糕，这当然是我们希望的。贝拉给我们端来了茶，放下杯子时她的身体无心地蹭在我们身上，就像是在用自己的性吸引力为我们的事业鼓劲加油。贝拉走到勃兰特身边时他还伏在桌上研究海岸图，她严肃地伸出双手抚摸他那宽阔的后背，似乎是想给他注入一点年轻的活力。
我回到公寓时已经是凌晨五点，睡意全无。下午我和勃兰特还有贝拉开着厢式车去了布兰肯尼斯。安东斯和卡济米尔一整天都待在船上。他们穿着航海时的服装：带羊毛球的帽子，防水油布的裤子。甲板上晾着橙色的救生衣。我逐一和船员们握手，给每个人分发了防水胶囊，那里头装的是能致死的剧毒纯氰化物。天上下起了灰蒙蒙的细雨，小小的码头上除了我们空无一人。勃兰特走上跳板，可是当贝拉准备跟过去的时候，他拦住了她。
“别再送了，”他对她说，“你和内德待在一起。”
她穿着他的旧粗呢大衣，戴着有护耳的羊毛帽子，我估计勃兰特救她的时候，她就穿着这身装束。勃兰特吻了吻贝拉，她紧抱着勃兰特，直到他推开她上了船，把她丢在我身边。安东斯走进轮机舱，我们听到引擎吭哧吭哧地发动起来。勃兰特和卡济米尔解开了缆绳。船上的人谁都没有再看我们一眼。雏菊号离开码头，安详地朝河中央驶去。三个男人始终背对着我们。我们听到船上的汽笛拉响了，目送着她消失在灰蒙蒙的雨雾之中。
贝拉和我像两个被遗弃的孩子，手拉手顺着斜坡走到勃兰特停着的厢式车前。我们都没说话。都没什么可说的。我回过头想最后看一眼雏菊号，但雨雾已经把她吞没。我看了看贝拉，发现她的眼睛亮得出奇，呼吸也很急促。
“他不会有事的，”我一边安慰她，一边放开她的手去开车门，“他们都很有经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这话我是用德语说的，即使这样听起来也挺傻。
她爬上厢式车坐到我旁边，又抓住了我的手。在我的掌心里，她的手指仿佛是自有生命的活物。跟她走得近一点儿，海顿总是坚持要求我这么做。在最近一次发回去的讯息中，我向他保证我会尽力而为。
起初我们俩就这么坐在车里，虽然沉默不语感觉却挺惬意。共同的经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又将我们分开。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因为我很紧张，不过一只手还是握着贝拉的手安慰她。不得不用双手握紧方向盘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手还放在我身旁，掌心朝上，等着我再去握。突然间我着急起来，不知道该把她送到哪儿去。急得有些荒唐。我想起了一家雅致的地下餐厅，那地方有贴着花砖的凹室，我常带银行界的情报员去那儿吃饭。餐厅里上了年纪的侍者能让贝拉感到宽心，这正是她需要的。接着我想起贝拉身上穿的是勃兰特的粗呢大衣、牛仔裤和胶靴，我自己的穿着也好不到哪儿去。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焦急地思忖着。天色越来越晚了。透过雾气，能看到村舍里的灯光亮了起来。
“你饿不饿？”我问。
她把手放回到膝盖上。
“咱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吃饭？”我问。
她耸耸肩。
“我送你回农庄去吧？”我提议。
“回去干吗？”
“呃，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打算怎么过？上次他离开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呢？”
“我好好歇歇，趁着他不在。”她说着笑出了声，我没料到她会这样。
“那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等他。”我大度地说道，语气里带着点儿上级的架势，“你是想一个人待着呢，还是想和其他流亡的人聚聚、聊聊天？最想做什么？”
“无所谓。”她说着从我旁边挪开了。
“跟我说说嘛。帮帮我。”
“我会去看看电影，逛逛商店，翻翻杂志，听听音乐，试着学习一下。无聊了为止。”
我决定带她去安全公寓。那儿的冰箱里有吃的，我心想。给她弄点东西吃，喝上几杯，打开她的话匣子。然后开车送她回农庄，或者给她叫部出租车。
我们开进了市区。我把车停在离安全公寓有两个街区的地方，扶着她的胳膊走上了路旁的林荫道。在黑乎乎的街上，跟任何别的女人一起走我都会这么做，但隔着勃兰特的衣服感到她光溜溜的胳膊时，我心里有些不安。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很陌生。在一座座屋子亮着灯的窗户后面，人们说着、笑着，仿佛我们俩根本就不存在。她紧紧抱住我的胳膊，让我的手挨在她的乳房上——准确地说是乳房的下部，我隔着几层衣服都能清晰地感觉出它的形状。我想起了圆场酒吧里的笑话，说有些情报官员最有价值的情报都是从床上搞来的。我想起海顿问过我她的奶子是不是挺大。我觉得很羞愧，把手抽了回来。
公寓的大门旁边有一扇活板门。我打开门上的锁，招手让她先进去，这时她转过身用双手捧住我的脸，在我的眼睛上亲了亲，先是一边，然后是另一边。我紧紧搂住她的腰，觉得她简直是轻若无物。她开心极了。借着公墓里昏黄的灯光，我能看见她在微笑。
“别人都死了，”她兴奋地低声说，“可我们还活着。”
我在她前头走上了楼梯。上到半路，我回过头看了看她是不是还跟在我身后。我害怕她会改变主意。总而言之，我就是害怕——倒不是因为我没碰过女人——多亏了梅布尔，我已经有了经验——而是因为我心里知道，现在遇见的这个女人和我以往认识的完全不同。她就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自己的鞋子，脸上还带着笑。
我替她打开了房门。她走了进去，又亲了我一下，快活地笑出了声，好像我是在结婚那天抱起她跨过门槛似的。我傻乎乎地想起苏联人从来不在门口握手，说不定拉脱维亚人也是一样，说不定她刚才的吻是某种驱邪的仪式。我本来是要问她的，但那时候我都快说不出话来了。我关上门，走到房间那头点着了火。其实那玩意是个电暖炉，只要屋里的温度低就会卖力地吹出呼呼的热风，但热起来之后就是一阵一阵的了，像一只在做梦的老狗。
我走进厨房去拿酒。回到房间时她不见了，浴室门下边透出了灯光。我仔细地在桌上摆好刀叉、勺子、奶酪、冷餐肉、杯子、纸巾，还有我能想到的所有其他东西，因为这套待客的规矩能拉开距离，让我免受尴尬之苦。
浴室的门打开了，她把勃兰特的外套当做睡袍裹在身上。从那两条光溜溜的腿来看，她别的什么都没穿。她的头发已经梳理过。我们在安全公寓里都会备上刷子和梳子，好让客人用。
我记得当时自己心想，如果贝拉真的像海顿想象的那样坏，她穿着勃兰特的衣服就是为了欺骗她已经背叛的男人，这么做简直太可怕了。我手下的情报员正在朝着极度危险前行，衣袋里装着致命的药丸，而我却成了她选中的情人，这也很可怕。但我心里并没有罪恶感。我之所以这么说，只是为了说明当时我的思维在左冲右突，试图让自己对贝拉的欲望平息下去。
我吻着贝拉，脱掉了她身上的衣服。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躯体，以后也再没见过。事实上，在那个时刻，那个年纪，我还不具备辨别真与美的能力。对我来说，真与美是完全同一的，面对她的时候我感觉到的只有敬畏。即便我对她曾经有所怀疑，一见到她赤裸的身体，我就相信她是清白的。
这之后发生的事，我得让留存在记忆中的画面自己告诉你。即使今天回想起来，我也还是把我们当做另外两个人，而不是我们自己。
贝拉光着身子侧躺在暖炉半明半暗的亮光前，就像我在农场第一眼见到她躺在壁炉边一样。我从卧室里拿来了羽绒被。
“你可真漂亮。”她喃喃地说。
我从来没想到，我也会在她心里激起同样的惊叹。
贝拉躺在窗户旁边，墓地里的灯光把她的身体映成了一座完美的雕像。她身上细细的绒毛镀上了一层金色，双乳上映出光与影的图案。
贝拉吻着内德的脸，用无数个细小的吻让内德苏醒过来。贝拉笑了，因为她发现自己美得无法形容，我们俩在一起的样子也是如此。贝拉做爱时把笑声也带了进来——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直到我们俩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成了值得赞美的对象，值得去亲吻，去吮吸，去欣赏。
贝拉背过身子对着内德，把自己献给了他。她向后耸动着将他纳入，继续对着他呢喃细语。她的呢喃声停了下来。她开始往上走了，身子使劲朝后仰，直到完全挺直。突然她大声叫了出来，对着我，也对着那些死去的人，她就是全世界最鲜活的生灵。
内德和贝拉终于平静下来，站在窗前低头看着外面的墓园。
我说我有个女友叫梅布尔，可觉得现在结婚似乎还太早。
“这种事总是太早。”她答道，我们又开始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