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和我挤在浴盆里，我抵到了另一端的水龙头，却很开心。她在水下懒洋洋地抚弄着我，说起了她的孩提时代。
贝拉躺在羽绒被上，把我的头拉向她的双腿之间。
贝拉在我身上，骑着我。
贝拉跪在我上面，她那隐秘的花园在我面前开放，送我去了连想都没想过的妙境。我曾可怜兮兮地躺在单人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幻想着此时此刻，试图用少得可怜的经验去抵御未知的诱惑，即便那时我都没想到竟会如此美妙。
这期间你也许会看到，内德靠在贝拉的胸脯上打着盹，我们俩没动过的晚餐还放在桌上，餐具摆得特别正式，那是因为我想保护自己。做爱之后我的头脑变得清醒了，就向贝拉问起了所能想到的其他问题，以满足比尔·海顿以及我自己的好奇心。
我开车送她回家，回到自己公寓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七点。这是我连续第二天毫无睡意，干脆坐到桌前写起了会面情况报告。我手中的笔像是要飞起来似的，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身在天堂。雏菊号没发来任何消息，不过我估计也不会有。到了晚上，我收到了雏菊号关于进展情况的一条临时报告。她已经驶过基尔，正前往基尔狭海湾。再过几个小时它就将进入公海。那天晚上我得去见一个很听使唤的德国记者，第二天早上还要参加领事馆的会议，不过我还是打电话用含混的说法把消息告诉了贝拉，保证会尽快跟她相见，因为她执意让我到农场去看她。贝拉说，等勃兰特回来以后，她想要看到房子里随处都是我们做过爱的地方，能想起我。在我看来，这证明了爱情幻想的魔力，而且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光彩的，也并不有悖情理。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世界，到了我不得不离开她的时候，她希望这个世界还能留在自己周围。仅此而已。她是勃兰特的女人。她对我别无所求，只要我爱她就行了。
等我到了农庄，我们俩直接走进长长的客厅，这一次餐具是她摆的。我们差不多赤身裸体地坐在桌旁，她想要这样。她想看到我坐在熟悉的家具中间时的样子。我想我本应该以此为耻，可是我感觉到的却只有兴奋，因为我进入了他们生活中最为隐秘的地方。“这是他的梳子，”她说，“这些是他的衣服，你躺在他平时睡的那一边。”我心想，总有一天我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接着我又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莫非这就是她从背叛中得到的乐趣？
第二天晚上我已经有了安排，要去见一位住在吕贝克的波兰老人，他跟华沙的一个远房侄子暗中有通信往来。那孩子正在波兰的外交部门接受培训，准备从事译码工作，他想给我们当间谍，条件是把他弄到澳大利亚定居。伦敦站打算和他直接接触。回到汉堡之后，我睡得像个死人一样。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写报告的时候，伦敦发来了一条讯息，称雏菊号已在松德勒港成功加油，正前往芬兰湾，乘客博洛迪亚已上船。我给贝拉打了电话，告诉她一切都很好，她说：“快到我这儿来吧。”
上午我一直待在绳索街83的警察局，要把两个喝醉了酒的英国商船水手捞出来，这两个家伙砸了一家妓院。下午我又去参加了领事夫人们举办的一场糟糕透顶的茶会，她们希望为“政治犯周”的活动寻求支持。我真希望那两个商船水手把这个“妓院”也一块砸了。晚上八点我才回到农庄，我们俩直接上了床。凌晨两点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贝拉接了电话。是我的译码员从船运办公室打来的：有封密电要我本人亲自译码，而且是特急。我得立即回去。我飞快地开着车，四十分钟就赶到了办公室。坐下来翻开密码本的时候，我意识到脸上和手上都还有贝拉的味道。
密电是用海顿的代号发过来的，由他本人发给汉堡站的站长。电报中说，雏菊号的登陆小队遭到了敌人从预先埋伏的位置发起的猛烈袭击。橡皮艇下落不明，艇上的所有人也失踪了，这里头有安东斯·杜尔瓦和他带着的乘客，很可能还包括在海滩上等着接应的人。爱沙尼亚爱国组织那边毫无音讯。雏菊号观察到了从岸上发出的紫外线灯信号，但约定的信号只完整地发出了一组，估计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刚把登陆小队引过来送死，就给抓获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熟悉，虽说相似的情况发生在五年以前。塔林84那边的应急电台也没有回应。
密电上说这个消息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还得搭乘早晨的第一班飞机回伦敦。航班上已经给我预留了一个座位。托比·伊斯特哈斯会到希斯罗机场接我。我起草了一封确认的回电，递给译码员，他接过去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了，我心想。他怎么会不知道？他打电话到农场去找我，还跟贝拉说了话。其余的情况他从我的脸上就能看出来。照我看，他闻都能闻得出来。
这一次海顿的办公室里没点线香，他也坐到了桌子后面。海顿手下负责东欧地区的罗埃·布兰德坐在他旁边，托比·伊斯特哈斯坐在另一边。托比负责的工作从来都不太好界定，因为他喜欢把自己的职责搞得模棱两可，希望它们还能成倍增加。可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海顿的一条哈巴狗，这个角色后来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惊讶地发现，神情不悦的乔治·史迈利坐在海顿那张躺椅的边上，跟他们几个离得远远的，虽说直到三年以后我才明白他采取那种姿态的含义。
“这是内部人干的，”海顿开门见山地说道，“行动还没开始就给彻底泄露了。杜尔瓦要是没跟着小艇一起沉底，现在肯定是被人拴着大拇指吊了起来，什么都招了。博洛迪亚知道得不多，可这恰恰是他的霉运，审他的人才不会相信呢。何况他还有满满一篮子炸药得解释。也许他服下了自杀药丸，不过我比较怀疑——他就是个笨蛋。”
“勃兰特在哪儿？”我问道。
“坐在沙拉特审讯处的强光灯前面，像头公牛似的狂吼乱叫。肯定是某个人在某个环节出了岔子。我们问勃兰特是不是他干的。如果不是他，那么是谁？情况简直和上次搞砸一模一样。全体船员我们都在一个个地盘问。”
“雏菊号在哪儿？”
“赫尔辛基。我们派了海军的一队人上船，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今晚把船弄出来。芬兰人这是在庇护一帮撩拨苏联大熊的家伙，他们可不希望被人瞧见。事情要是不传到新闻界的耳朵里，那他妈的才是个奇迹呢。”
“明白了。”我木呆呆地说道。
“好。我可不明白。我们该怎么办？你来告诉我。你手下有三十个波罗的海情报员在等待你的命令。你该怎么说？放弃？道歉？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显得很忙？不管你提出什么建议，我们都会感激不尽。”
“杜尔瓦兄弟俩对爱沙尼亚的情报网一无所知，”我反驳道，“安东斯·杜尔瓦不可能泄露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那么是谁暴露了安东斯，我请问？谁泄露了登陆小队、坐标、海滩，还有时间？谁给我们设下了陷阱？有趣的是，我们也问了勃兰特同样的问题。我们本以为他会说是贝拉干的，就是那个波罗的海婊子。他却反咬一口说是我们这边的人，这个厚颜无耻的狗杂种。”
海顿怒不可遏，他的怒气是针对我的。我根本没想到，他那副无精打采的做派竟能转变成如此狂暴的怒意。但他说话时仍然很平静，还是惯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带着鼻音的上流社会腔调。他仍然保持着随随便便的样子。即便在勃然大怒的时候，海顿还能表现出一副完全漫不经心的态度，这让他显得愈发可怕。
“你怎么说？”他质问我。
“说什么？”
“说说她，亲爱的。那位噘嘴的拉脱维亚小姐。”海顿拿起了我写的情况报告，那是在和贝拉第一次共度良宵之后写的，“万能的基督啊，我要你写的是情况评估，可不是什么该死的咏叹调。”
“我认为她是无辜的，”我说，“我认为她是个单纯的农家女。这就是我的评估。我觉得勃兰特的想法也是这样。她回答了我的问题，说起本人经历时也都合情合理。”
海顿又焕发出了魅力。他这么变脸只需要一眨眼的工夫。他让你心生亲近之感，又拒你千里之外。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像跳舞一样把你引得晕头转向，让你心里的各种情感打起架来，因为他自己什么情感都没有。
“大多数间谍确实能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合情合理，”他翻看着我写的报告，回了我一句，“起码那些比较出色的间谍都能做到。对吧，托比？”——他转向了托比·伊斯特哈斯。
“绝对的，比尔。向来都是这样，我得说。”马屁精伊斯特哈斯答道。
其他人手里也都有报告的副本。大家研究起报告来，看到海顿用横线标出的段落时都会多停顿片刻，屋里一片沉默。罗埃·布兰德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布兰德以前在沙拉特给我们上过课。他是英格兰北部人，原来是大学老师，以学者的掩护身份在“铁幕”后待了许多年。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语调平板得很。
“贝拉承认她的父亲并不是生父，对吧，内德？她的母亲被德国人强奸后怀了孕，因此她有一半德国血统。对不对，内德？”
“对。没错，罗埃。她对我是这么说的。”
“如此说来，她所谓的这个父亲——费利克斯——从战俘营里回来，听说了发生的事，就收养了孩子。也就是她，贝拉。费利克斯可真好。这是她主动告诉你的，没有丝毫隐瞒。对不对，内德？”
“对。是这样，罗埃。”
“操，那她跟勃兰特说的经过怎么和告诉你的不一样？”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她，因此可以立刻给出解答。“勃兰特把贝拉带到西德的时候，她没敢说出自己并不是他挚友的亲生女儿，怕他会因此不收留她。那时候他俩还不是情人。他提出要保护她，养活她。贝拉很害怕，就答应了。她一直住在森林里。那是她第一次到西边来。贝拉自己的父亲死了，所以她需要另一个父亲式的人物。”
“你说的是勃兰特？”布兰德狡诈地问道。
“是，当然是他。”
“好吧，内德，你难道不觉得这他妈的很奇怪吗？勃兰特怎么会不知道贝拉的底细？”他得意洋洋地质问我，“如果勃兰特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贝拉父亲的好朋友，贝拉的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别逗了，内德！”
史迈利插话了，我想他这是为了帮我：“罗埃，勃兰特很可能的确知道。假如你最好朋友的女儿是德国兵的私生子，而你觉得她自己并不知情，那你会把真相告诉她么？我敢肯定我不会。我会想方设法地保护她。尤其是那位父亲已经死了，我又爱上了女儿。”
“去他妈的爱情，”海顿说着又翻过我的一页报告，“勃兰特是头好色的老山羊。她总说起的这个塔德奥又是谁？塔德奥看到尸体被装进卡车。塔德奥说他看见我爸爸的尸体是最后被装上车的。大多数人都被子弹打在脸上，但我爸爸是胸口和肚子中枪，一挺机关枪差点把他打成了两截。我的意思是，基督啊，咱们这朵娇怯怯的紫罗兰编起故事来还真他妈的活灵活现，我得说。”
“塔德奥是她的初恋情人。”我说。
“咱们有点嫉妒了啊？”海顿问我，惹得他身旁的两位主管一阵大笑。
但史迈利没笑。我也没有。
“塔德奥是她学校里的一个男孩，”我说，“有人命令他在开会时到屋子外面放哨，可那时候他正在旁边的一块田里和贝拉干‘好事’。所以贝拉才能侥幸逃脱。塔德奥叫她赶紧逃命，还跟她说了逃到游击队以后该找谁。他躲进邻近的一座房子里，看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又和贝拉会合了。这在我的报告里都有。”
托比·伊斯特哈斯用带着奥匈帝国口音的英语，加上了他的那一份嘲讽。“当然喽，塔德奥也死掉了。这样多省事啊，内德。在贝拉的故事里扮演证人还真挺危险的，我得说。”
“他是被边防警卫开枪打死的，”我说，“他当时甚至都没企图越境。他只是在侦查情况。贝拉总觉得，她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都会死。”我补充道，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本。
“这句话可能倒是被她说对了。”海顿说。
此时罗埃·布兰德也开口替我说话，在我看来他这是别有用心——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在受审。“注意，塔德奥自己可能真是清白的，但与此同时他对费利克斯之死的判断有误。不管怎么说，费利克斯是最后一个被装进卡车的。在那个杀人场里头他肯定给搞得浑身是血。都用不着往他身上泼番茄酱了，对不对？这道工序早已经完成了。”
史迈利替我扛下了罗埃的质疑。我曾经煞费苦心地到处找人说情，要求派驻到史迈利管不着的地方去，这会儿我开始感到后悔了。
“比尔，贝拉父亲的事对我们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他反驳道，“就算费利克斯是有史以来最阴险的犹大，他女儿也可能还是个非常正派的人，对不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她崇拜自己的父亲。她很愿意说他的事。她敬重他，至今还在为他的死哀伤。”
我想起了贝拉俯视墓园时的情景。我想起她是那么执着，一定要庆祝生命的礼赠。我不愿相信她都是在假装。
“好吧，”海顿不耐烦地说，把一张全版照片从桌子那头推了过来，“我们姑且让一步，相信你。这帮家伙我们该他妈的怎么解释？”
那是一张放大了好几倍的照片，不太清晰。我估计是从原版照片上翻拍出来的。照片左上角盖着个红色印章，刻的是“巫术”二字，据内幕消息说这代表着伦敦站最机密的情报来源。
托比·伊斯特哈斯给我的警告证实了这一点：“你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内德。”他从海顿的肩膀后面对我说话，语气里透着一股子专用来打发年轻人的虚情假意。“你也从来没见过‘巫术’这两个字。离开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你的脑子应该是一片空白，彻底的空白。”
那是一群年轻男女的集体照，背景看起来可能是军营，或是大学的校园。一共有六十人左右，都穿着便装，男的穿西服、打领带，女的穿高领白色衬衫和长裙。几个年长的男子和一个面相凶恶的女人站在他们的一边。照片上的气氛同人们的穿着、建筑和背景一样，沉闷得很。
“合唱团的第二排，右边数过来第三个，”海顿说着递给我一把放大镜，“奶子挺大，就跟这小伙子说的一样。”
是贝拉，毫无疑问。那上头的贝拉比现在要年轻三四岁，头发梳到了脑后，我估计是扎成了发髻。但照片上也能看出贝拉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那抑制不住的微笑，还有我最爱的高高的、线条坚毅的颧骨。
“贝拉有没有在你的小耳朵旁边嘀咕过，说她在基辅上过语言学校？”海顿问我。
“没有。”
“她有没有提起过自己的任何教育状况？除了和塔德奥在干草堆里胡搞之外？”
“没有。”
“当然了，基辅的那个地方更像是假期培训班，不是什么正式的学校。不是人们去了之后常常会再谈起的地方。除非他们是在招供。理论上说，那所学校是培养口译译员的，但实际上它恐怕是莫斯科中心可造之材的滋生地。学校归中心所有，教职工由中心配备，拔尖的人才让中心挑。差劲的学生会分到外交部，和我们这儿一样。”
“勃兰特看到这张照片了么？”我问道。
海顿的轻佻态度消失了。“你是在开玩笑吧，啊？勃兰特可是敌意证人85，他们那伙人都是。”
“我能见见勃兰特吗？”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意思就是我不能见他喽？”
“对，你不能去。”
“对贝拉父亲不利的那份报告，来源也是‘巫术’吧？”
“别他妈多管闲事。”海顿说，但我已经瞥见了托比吃惊的眼神，感觉到我猜对了。
“莫斯科中心总会给打算派到西方的可造之材拍集体照吗？”我问。史迈利又朝着我抬起了头，我觉得这还是在支持我，便壮起了胆子。
“咱们在沙拉特都拍的，”海顿反驳道，“莫斯科中心为什么就不会拍呢？”
我能感觉到汗水在顺着脊背往下流，也知道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可我还是磕磕巴巴地继续问道：“这张照片上还有没有其他人被指认出来？”
“实话告诉你，有。”
“是什么人？”
“这不关你的事。”
“她学的是什么语言？”
海顿已经受够我了。他抬起眼望着天，仿佛要乞求上苍再赐给他一点耐心。“好吧，亲爱的，他们学的都是英语，如果你是想问这个的话。”他拖腔拿调地说，一只手托住下巴，瞅着史迈利看了好久。
我可不是千里眼，也不可能知道这两个人之间在交流什么讯息，或者说已经交流过了什么。但由于现在是事后回头再看，我能肯定自己当时也有所察觉——我被夹在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中间。即便是像我这样远离总部政治纷争的人，也难免会听到正在进行的激战发出的轰鸣：大人物X在走廊里碰到大人物Y时连句“早上好”都没说，A在餐厅里不肯和B同桌吃饭。我还听说海顿的伦敦站渐渐成了情报部里的国中之国，吞并地区机构，接管特别部门，把监视组、窃听组都纳入自己麾下，连邮件处理员这种卑微的小角色也不放过——他们坐在滴着水的分拣办公室里，守着煤气炉上始终滚开的水壶，忠心耿耿地用蒸汽熏开信件的封口。甚至有人暗示，真正的巨人之战发生在比尔·海顿和当权的圆场首长之间，他自称“老总”。作为老总的贴身侍从，史迈利更支持自己的上司，而不是海顿。
不过，也有人暗示史迈利本人也在“服刑”——或者按照较为圆滑的说法，他正考虑转到学术界任职，这样能多花点心思经营自己的婚姻。
海顿洋洋得意地瞅着史迈利，等着史迈利回望过来，但对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海顿得意的眼神变成了冷冷的怒视。我们几个人也在等。令人尴尬的是，史迈利根本都不看海顿。这就好比是别人给他敬礼，他却偏偏不还礼。他坐在躺椅上，挑着眉毛，垂着长长的眼睑，歪着一颗圆脑袋，仿佛是在研究脚下的波斯祷告毯，海顿的办公室里有许多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史迈利就那样一直研究着地毯，好像根本没意识到海顿对他的兴趣，尽管我们都知道（连我都知道）其实不然。接着他鼓起腮帮，不以为然地皱了皱眉。最后他站起身——动作并不夸张，因为史迈利从来都不会那么过头——开始收拾自己的文件。
“好吧，我觉得这事的基本情况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你说呢，比尔？”他说，“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老总一个小时之后召集受过军训的人员开会，咱们来议一议。内德，苏黎世有个以前的小情况我还得问问你。你跟比尔谈完之后，要不到我那儿去一趟？”
二十分钟之后，我坐在了史迈利的办公室里。
“你相信那照片吗？”他问道，根本没装样子谈论什么苏黎世的事情。
“我想我只能相信了。”
“你干吗要这么想？照片可以伪造。的确有虚假情报这种东西。莫斯科中心时不时会这么干。我听说他们下作得很，甚至会去诬陷无辜的人。事实上，莫斯科中心有一整个部门在专门负责这种事，几乎不干别的。那个部门估计足有五百人。”
“那他们为什么要诬陷贝拉？为什么不去诬陷勃兰特，或是其他的船员？”
“比尔要你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他说到时候我自然会接到命令。”
“你始终都没回答他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应该放弃那个情报网吗？”
“这个我不好说。我只是在当地负责联络。情报网是受伦敦站直接指挥的。”
“说说看。”
“我们不可能把三十个情报员都撤出来。那么干会引发战争的。如果补给线暴露了，逃脱路线又被封死，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法帮助他们。”
“也就是说不管怎样他们都死定了？”史迈利这话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确认。他办公桌上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但他没去接。他还在看着我，眼神里透着关切和同情。“好吧，内德，要是他们真的牺牲了，你能不能记着这错不在你？”他和善地说道，“没人会指望你单枪匹马地和莫斯科中心对抗。也许这是五楼的错，也许是我的错。这绝对不是你的责任。”
他看看我，冲门的方向点了点头。我出去时带上门，听到他的电话铃声停了。
当天晚上我回到了汉堡。我打电话给贝拉时她很兴奋，但听我说不能马上赶过去见她，她又有点伤心。
“勃兰特在哪儿？”她问道。她对电话安全毫无概念。我说勃兰特挺好，好得很。我觉得很内疚，因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她还全蒙在鼓里。海顿说了，我得在她面前表现得很自然：“以前不管你们会做些什么，都还要照做，或者是做得更好。我可不想让她起一点儿疑心。”我应该对贝拉说勃兰特很爱她，他显然还守护着这份爱。我估计勃兰特在饱受痛苦折磨的时候提出过要见我。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信任他，我得对他负责。
身边发生了这么多重大的灾难，我想让自己不去自怜自艾，可是很难。仅仅在几天以前，勃兰特和船员们还处于我的关照之下。我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支持者。现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已经死了，或许是生不如死，其余的也都已经被从我手中夺走。情报网尽管是为伦敦工作的，却像是我的家人一样。现在它仿佛成了一支所剩无几的幽灵部队，失去了联系，在生与死之间游荡。
最糟糕的是，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混乱之中，脑袋里同时有几十种相互冲突的念头，一会儿觉得这个想法好，一会儿又觉得应该那样。前一分钟我还坚持对自己说，贝拉是清白的，就像我在海顿面前断言的那样。后一分钟我又在追问自己，想弄明白她是怎么跟她的主子联系的。答案是，要想联系实在太容易了。她会去逛街，去看电影，去学校。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跟送信人碰头，或是到约定的投放点送情报、取情报。
但我刚想到这儿，就迫不及待地替她辩护起来。贝拉不是坏人。那张照片是故意栽赃，关于她父亲的故事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史迈利就是这么说的。这次行动被暴露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途径，而贝拉与其都毫无瓜葛。我们的行动安全很严密，但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密。我的前任就是个贪污犯。在无中生有地编造情报员的同时，他会不会也顺带着出卖了几个人？即使他没这么干过，勃兰特说漏洞可能出在我们这边，而不是他那边，这难道真的一点儿都不合情理吗？
现在，我可不想让你以为那天夜里年轻的内德独自躺在小床上，仅凭一己之力就解开了乔治·史迈利日后竭尽全力才破解的一连串背叛之谜。某个情报来源可能是故意栽赃，栽赃可能被忽视，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用不着圆场五楼大门里面的那个叛徒出手帮忙。这一点我知道。我不是个孩子，也不是圆场那帮面色灰败的阴谋论者中的一员。
尽管这样我仍然在苦苦思索，我们任何一个人要是被疑心是否还忠于自己的情报部门，都会这样。我用底层工作人员的视角，把从圆场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拼凑在了一起。传言提到了莫名其妙的失败、一再发生的丑闻，以及美国表兄对我们越来越感到恼火。毫无意义的机构重组，白白消耗精力的勾心斗角，参与者今天还是非凡人物，明天就辞职不干了。有些可怕的传言称，能力不足被当成了重大背叛的证据——还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真正的背叛反倒被视为能力不足，轻描淡写地处理掉了。
如果真的有成长这回事，可以说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我一下子跨进了成熟的行列。我意识到圆场和其他所有的英国机构都一样，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躲在封闭的房间里安全地玩着自己的游戏，却拿别人的生命来冒险。不过，能认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这种认识让我重新对自己的行为担负起了责任，而在此之前我总想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如果说我的职业生涯迄今为止都是在“服从”与“自主”之间不断斗争，你可以说“服从”一直占着上风。但那天晚上我越过了某种界限。我下定决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本能和愿望，少去管那些看似无法抛却的束缚。
我们在安全公寓见了面。如果说还能找到一块中立地带的话，也就是这儿了。贝拉对灾难仍然一无所知。我只跟她说勃兰特被召回英国了。我们马上就做了爱，做得不顾一切，做得饥渴难耐。然后我等待着激情过后两个人平静下来，好开始我的盘问。
我调皮地逗弄着她的秀发，贴着她的脑袋把头发抚平。然后我用双手把头发向她的脑后拢，粗粗地挽成一个发髻。
“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很严肃，”我说着吻了吻她，两手还拢着头发，“你这么梳过头么？”我又吻了她一下。
“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梳过。”
“那是什么时候？”我说，我们俩的嘴唇还贴在一起，“你是说在认识塔德奥以前？什么时候啊？”
“一直到我逃进森林之前。后来我把发髻弄掉了。有个女人用刀帮我割掉的。”
“你这样梳头时拍过照片吗？”
“在森林里我们没拍过照。”
“我是说以前。你原来像个严肃的淑女的时候。”
她坐起身。“怎么了？”
“告诉我就是了。”
她那双几乎没有颜色的眼睛注视着我。“上学时学校给我们拍过照片。怎么了？”
“是集体照？班级照？什么样的照片？”
“怎么了？”
“告诉我吧，贝拉。我得知道。”
“学校给我们拍过班级照，还拍过办证件用的照片。”
“什么证件？”
“身份证。办护照用的。”
她指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护照。她指的是在苏联境内通行的证件。任何一位自由的公民如果没有这种护照，连马路都别想过。
“是正面的照片？不带笑容的？”
“对。”
“你的旧护照搞到哪儿去了，贝拉？”
她不记得了。
“你穿着什么衣服？拍照的时候？”我亲吻着她的乳房，“肯定不是露着胸脯喽。是什么衣服？”
“我穿了件衬衫，上面有蝴蝶结。”
“贝拉，听我说，你好好想想，在家乡有没有哪个同学、男朋友或是亲戚，手里还有你头发往后梳的照片？有没有什么你能通信或者联系上的人？”
她瞪着我，想了一会儿。“我姑姑。”她气鼓鼓地说。
“她叫什么名字？”
她告诉了我。
“她住在哪里？”
在里加，她说，和雅内克姑父一起。我抓起一个信封，让还光着身子的贝拉坐到桌前，写下他们的详细地址。然后我把一张普通信纸放在她面前，口述了一封信，让她一边翻译一边写到纸上。
“贝拉，”我拉着她站起身，温柔地吻了吻她，“贝拉，还有件事你得告诉我。除了你们自己镇里的学校，你有没有在别的学校念过书？不管是什么学校。”
她摇摇头。
“没上过假期培训班？特别学校？或者是语言学校？”
“没有。”
“你在学校学过英语吗？”
“当然没有。要不然我就能说英语了。内德，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愚蠢的问题？”
“雏菊号在海上出事了，”我说道，仍然面对面看着她，“遭到了枪击。勃兰特没受伤，但有其他人被打中了。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们明天要飞回伦敦，你跟我一起去。他们得问我们一些问题，查清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
她闭上双眼，身子颤抖起来。她张开嘴，发出了无声的尖叫。
“我相信你，”我说道，“我想帮你，还有勃兰特。这是真话。”
她慢慢回过神来，头枕在我的胸口开始啜泣。她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也许她始终都是个孩子。也许在帮助我成长的过程中，她已经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带来了为她准备的英国护照。她自己根本没有国籍。夜里我让贝拉留下来和我待在一起，她像个快要淹死的孩子似的紧紧抓着我。我们俩都是一夜无眠。
在飞机上，她还握着我的手，但我们之间已相隔千山万水。后来她说话了，我从来没听过她用那种声音说话。那是一种坚定的、成年人的声音，透着悲伤和幻灭的意味，让我想起了像女巫一样在岛上向我发出警告的斯黛芬妮。
“Es ist ein reiner Unsinn.”她说道。纯粹是胡扯。
“你指什么？”
她抽回了手。那并不是在生气，而是一种看破世情的绝望。“你们让他们下去趟水，然后等着看会出什么事。要是他们没被打死，那他们就是英雄。要是他们被打死了，那他们就成了烈士。你们根本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却鼓动我们的人自相残杀。你们想让我们干什么？发动起义，杀死苏联压迫者吗？要是我们这么干了，你们会过来帮忙吗？我看不会。我觉得你们现在做这些事，是因为你们不能什么都不干。我觉得你们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我永远无法忘记贝拉说的话，因为那番话等于也拒绝了我的爱。如今，每天早上我遛狗之前听新闻的时候都会想起她。我不知道，当年我们自以为对那些勇敢的波罗的海人许下了怎样的承诺。我们今天孜孜以求想要去打破的，是否就是当年的承诺呢？
这回在机场等我的是彼得·吉勒姆，这倒是叫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彼得英俊的相貌和风趣的谈吐似乎让贝拉有了信心。他从监视组把南希调来做贝拉的女伴，南希则刻意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他们俩一左一右带着贝拉过了海关，朝一辆灰色的面包车走去，那车是沙拉特审讯处的。我真希望有人能派一辆样子不那么吓人的车来，因为贝拉一瞧见车就僵住了，回过头怨艾地看了看我，然后南希就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推上了车。
在担任情报官员的动荡生涯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告别并不一定总是优雅的。
我只能告诉你接下来我干了些什么，后来又听说了什么。我去了史迈利的办公室，等了他差不多整整一天，想趁着会议的间隙逮着他。按照圆场的规矩，我得先去找海顿，但我问贝拉那些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违背了海顿的指令。而且我觉得史迈利会抱着更有同情心的态度听我解释。他听我说完，接过贝拉写的信仔细查看起来。
“要是我们派人把信寄往莫斯科，留一个芬兰的安全地址让他们回信，说不定能行得通。”我恳求他说。
不过我有种感觉——和史迈利在一起时他常常会这样——他此刻思考的问题已经达到了我无法进入的领域。他把信丢进一只抽屉，随手关上了。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说，“但愿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吧。”
我问他，他们打算怎么处置贝拉。
“恐怕和他们处置勃兰特的法子差不多，”他回答道，从沉思中略略回过神来，冲着我忧郁地笑了笑，“问清楚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想法子让她自己出错。让她精疲力尽。他们不会伤害她，在身体上。他们不会告诉她掌握了哪些对她不利的证据。他们就是想撕掉她的伪装。以前在森林里照顾过她的那些人，最近好像都被抓起来了。当然，这对她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再往后他们打算把她怎么样？”
“唉，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阻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虽说如今我们能阻止的事已经不多了。”他回答完，又开始看他的文件。“你该去见比尔了，是吧？他该奇怪你去干什么了。”
我还记得他让我离开时脸上的表情：那其中有痛苦，有挫败，还有愤怒。
史迈利有没有按我的建议寄出那封信？后来有没有收到回信，回信里是不是有张照片？那照片是不是就是莫斯科中心的伪造者们放进集体照里的那一张？我倒是希望一切都能这么干脆利落地解决，但现实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是宁愿相信自己为贝拉做的努力产生了某种影响，让她得到释放、被重新安置到加拿大定居。那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具体情形至今对我来说还是个谜。
因为勃兰特不愿意再要贝拉，更别说跟着她一起走了。贝拉是不是把我们俩的私情告诉了他？还是另有其人？我觉得这不太可能，除非是海顿自己出于恶作剧的心理，把此事告诉了勃兰特。海顿痛恨所有的女人，大部分男人他也恨，他最爱干的事就是把别人的情感搅得天翻地覆。
勃兰特也被证明是清白的。尽管五楼曾有人表示反对，他还是拿到了一笔退休金，足以供他干上一样受人尊敬的营生。也就是说，让他能够买下一条船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儿重新干起了走私的老本行，不过这一回他选择的是往古巴贩卖武器。
背叛事件呢？史迈利后来告诉我，勃兰特的那个情报网实在是太能干了，让海顿无法容忍。于是海顿就把它给告发了，就像对待它的前任一样，还想栽赃到贝拉头上。海顿安排莫斯科中心的人伪造了对她不利的证据，然后声称这些证据来自他假造出的情报来源“巫师”——“巫术”材料的提供者。史迈利当时已经紧紧盯上了“地鼠”，还曾在高层表达出自己的怀疑态度，结果却落得个流放的下场，因为他道破了真相。直到两年之后，史迈利才被请回来收拾烂摊子。
故事至此暂时告一段落，直到我们自己迫切地开始了内部改革——那是在1989年的冬天。当时，托比·伊斯特哈斯这个最擅长险中求生的家伙，率领由圆场中层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去了莫斯科中心。这只是一系列举措中的第一步，我们可敬的外交部非得把它们称为“两国情报机构关系的正常化”。
托比一行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受到欢迎，莫斯科方面请他们参观了许多设施，不过我估计其中并不包括老卢比扬卡监狱里的刑讯室，还有房顶，偶尔会有些粗心大意的囚犯失足从那上面摔下来。托比和他的代表团受到了热情的款待。美国人说，他们参观的是一个时代。他们都买了皮帽，往帽子上头别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徽章，然后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拍照留念。
参观的最后一天，作为展现良好意愿的特别姿态，苏联人陪着他们来到莫斯科中心硕大无朋的通讯大厅，参观了那里的陈列馆。来自所有情报来源的消息都要在大厅进行接收和处理。据托比说，他们正打算离开陈列馆的时候，他和彼得·吉勒姆同时看到走廊远处有一个高大壮实、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家伙，只看到了侧身。那人刚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看样子是男厕所。走廊的那段地方只有两扇门，另一扇门上标的是女厕所。
那个男人已经上了年纪，但他大步走出门口时的样子还像是头公牛。他停住了，直直地盯了他们好一会，似乎有点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该上前跟他们打招呼，还是退回去。然后他低下头——托比和彼得觉得他脸上好像还带着笑意——猛地拧身走开，消失在了另一条走廊里。但这时，他们俩已经有足够的机会注意到他那像水手一样摇摇晃晃的步态，还有摔跤手一般的肩膀。
在秘密的世界里，什么都不会消失；在真实的世界里也同样如此。如果托比和彼得没有看错的话——现在还有人坚持认为是好客的苏联人弄昏了他们的头——那么海顿就更有理由把怀疑的矛头引向贝拉，而不是勃兰特船长了。
勃兰特从一开始就是个坏蛋吗？如果是这样，我就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他打入了我们的组织，害得我们的情报员送了命。这是个很可怕的念头。有时在寒冷的凌晨，我躺在梅布尔的旁边，它还是会阴魂不散地纠缠我。
那贝拉呢？我把她看作自己最后的爱人，看作我始终没能走上的正途。如果说斯黛芬妮打开了我心中的怀疑之门，那么贝拉则提醒我，要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走向公开的世界。想到我后来经历的女人，她们都只不过是病后的治疗而已。想到梅布尔的时候，我只能说她代表着从前线归来的男人对家庭生活的向往。但我对贝拉的记忆却依然无比鲜明，一如我们在可以俯视墓地的安全公寓里第一次共度的那个夜晚——可是在我的梦里，她却总是转过身离我而去，即便是她的背影都带着责备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