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务必记住，”史迈利诚恳地劝告他年轻的听众，假如他得请求他们在离开之前把善款放进募捐箱，想必也会选择同样的语气，“受过私立教育的英国男士——还有英国女士，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是全世界最会装的伪君子。”他等着笑声平息下来，“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这样，只要我们可耻的教育体系不改变。没有人比他们更会油嘴滑舌地哄骗别人，没有人比他们更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没有人比他们更能巧妙地隐匿自己的行动，没有人比他们更难于承认自己是个该死的傻瓜。本来自己都给吓傻了，偏偏表现得比谁都勇敢；本来痛苦万分，偏偏装得比谁都开心；本来恨透了你，偏偏比谁都会拍你的马屁。论起这些本事，谁都比不上来自所谓特权阶层、喜好社交的英国男女。他们站在你身旁排队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说不定正在经历高达十二级的精神崩溃，可即使你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也根本看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最优秀的情报官员却成了最糟糕的，而最糟糕的反倒成了最优秀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最难以指挥的情报员就是你们自己。”
我毫不怀疑，就史迈利自己而言，他心下所指的是我们当中最狡猾的骗子比尔·海顿。但对我来说，他指的却是本——没错，虽然有点难以承认，还有年轻的内德，说不定也包括上了年纪的这一个。
那是在我没能干掉“熊猫”保镖的那天下午。疲惫而又沮丧的我回到自己在巴特西28的公寓，发现房门没上锁，两个身穿灰色西服的人正在翻检我桌子上的文件。
我冲进去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没正眼瞧我。靠近门口的那个是人事组的头儿；另一个身材肥胖、神情严肃的男子看不出多大年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投向我的眼神里透着某种令人厌恶的怜悯。
“最近你跟你那个朋友卡文迪什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若有似无地瞟了我一眼，接着又翻起了我的文件。
“他是你的朋友，对吧？”我正竭力让自己定下神来，神情严肃的人郁郁不乐地问道，“你怎么称呼他？本？还是阿诺？”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我叫他本。这是怎么回事？”
“你最后一次跟他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重复了一遍，把我当时的女朋友写来的一堆信推到旁边，“他打电话给你吗？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一个星期前收到了他的一张明信片。怎么了？”
“明信片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好像把它撕掉了。要不就是放在书桌里。你们两位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撕掉了？”
“扔掉了。”
“撕掉听起来有点刻意，对不对？明信片是什么样的？”人事组的头儿说着又拽出一只抽屉，“你给我待那儿别动。”
“正面有个姑娘的照片，本在另一面上写了几行字。明信片是什么样的关你们什么事？请你们出去。”
“写的是什么？”
“没什么。上头写着：‘亲爱的内德，这是我刚钓到的，你不在这儿我可真高兴。爱你的本。’你们给我出去！”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又拽开了一个抽屉。
“很高兴我没法跟他抢女朋友了吧，我猜。是个玩笑。”
“你常常抢他的女人吗？”
“我们从没和同一个女人交往过。从来都没有。”
“那你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友谊，”我愤然说道，“你们他妈的到底要找什么？我觉得你们最好马上离开。你们两个。”
“我找不到，”人事组的头儿把我的又一叠私人信件丢到一旁，向他的胖子同伴抱怨道，“什么明信片都没有。你该不是在撒谎吧，内德？”
神情严肃的男子始终在盯着我。他投向我的目光仍旧带着一种令人讨厌的同情，仿佛在说这种事轮到谁头上都有可能，而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明信片是怎么送来的，内德？”他问道。他的嗓音跟他的举止一样，也带着试探和惋惜的意味。
“邮寄来的。还能怎么送？”我粗鲁地回答。
“你的意思是公开邮件？”神情严肃的男子伤感地说，“不是通过其他途径，比如情报部的邮袋？”
“是军队邮件，”我答道，“战地邮局。从柏林寄出，贴着一枚英国邮票。是本地邮差送来的。”
“内德，你还记不记得战地邮局的编号了？”神情严肃的男子极为谨慎地问，“我是说邮戳上的编号？”
“就是个普通的柏林邮局编号，我想。”我反驳说。在如此谦恭有礼的一个人面前，要保持住怒气冲冲的状态很不容易。“好像是四十号吧。这有什么要紧的？我受够了。”
“不管怎么说，你总能确信明信片肯定是从柏林寄出的吧？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当时的印象吧？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这样？那个柏林邮局的编号——你能肯定吗？”
“和他寄给我的其他明信片一模一样。我可没有仔细检查。”我说。我看到人事组的头儿又拽出书桌的一个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怒火又蹿了起来。
“是那种海报女郎吧，内德？”神情严肃的男子问道，脸上的笑容透着惭愧。显然他这是在为人事组的头儿道歉，也是为他自己。
“是裸体的，没错。估计是个妓女，光着背，别过头看着。所以我把它扔掉了。怕清洁女工瞧见。”
“哦，现在你倒能想起来了啊！”人事组的头儿喊道，刷地转过身面对着我，“‘我把它扔掉了！’可惜啊，你怎么不早点儿说？”
“哎，行了，雷克斯，”神情严肃的男子息事宁人地说，“内德进门时完全给搞懵了。换了谁不得是这样？”他忧心忡忡的眼神又一次落在了我身上。“你在跟监视组一起执行任务，对吧？蒙蒂说你干得很不错。对了，她是彩色的吗？你说的那个裸体姑娘？”
“对。”
“他总给你寄明信片，还是偶尔会写封信来？”
“只有明信片。”
“寄了几张？”
“他到那边后寄了三四张吧。”
“都是彩色的？”
“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吧。应该是的。”
“上头印的都是姑娘？”
“好像是的。”
“哦，可你还是能记得。当然会记得。我猜都是裸体的吧？”
“是的。”
“另外几张明信片在哪儿？”
“肯定也被我扔掉了。”
“因为清洁女工？”
“对。”
“怕她看到会难为情？”
“没错！”
听到这里，神情严肃的男子仔细想了一会儿。“这么说，这些下流的明信片——请原谅，我不是有意冒犯，真的不是——算是你们之间常开的一种玩笑喽？”
“对他来说，是的。”
“可你没有给他回过？要是回了，一定要告诉我们。别觉得不好意思。没时间了。”
“我没觉得不好意思！我一次都没回过。没错，明信片是我们常开的玩笑。而且变得越来越低级了。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总看到它们摆在门厅的桌上等着我去取，我都已经有点厌烦了。辛普森先生也是这样。他是房东。他让我写封信给本，就说别再寄明信片过来。他说这些东西把公寓的名声给搞坏了。两位，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一次人事组的头儿答了话。“唉，我们还以为你能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呢，”他的声音显得很气馁，“本·卡文迪什失踪了。可以说，他手下的情报员也失踪了。其中两个人上了今天早晨的《新德意志报》29。英国间谍网被当场破获。伦敦的各家晚报迟些时候也会刊载这一消息。他不知去向已经有三天了。这位是史迈利先生。他想跟你谈谈。你得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告诉他。所有的一切。回见。”
一时间我肯定是晕头转向了，因为等到我再看见史迈利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我房间地毯的中央，神色黯然地打量着四周他和人事组头儿搞出的一片狼藉。
“我在河对面的贝瓦特街上有座房子，”他主动说道，好像那房子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或许我们可以到那边去，要是你不介意的话。算不上有多整洁，不过比这儿要好一点。”
我们开着史迈利那辆寒酸的小奥斯汀上了路，车速慢得让人以为他是在送老弱病残，可能他当时就是这么看我的。已是黄昏时分。阿尔伯特桥上的白灯笼飘飘荡荡地迎向我们，仿佛是从水中升起的马车车灯。本，我绝望地想，你到底做了什么？本，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贝瓦特街堵得厉害，我们把车停进了一条小巷。停车对史迈利来说简直跟把邮轮开进船坞一样复杂，但他总算是停好了，我们下了车往回走。我记得跟在他旁边走路实在太难，他走路时两条胳膊向外撇，还甩得老高，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我记得他鼓起勇气转动自家前门钥匙的样子，还有走进门厅时的警觉神情。家对他来说仿佛是个危险的地方，现在我已经知道情况确实如此。门厅里放着好几天的牛奶，起居室里有一盘吃了一半的排骨炖豌豆。唱机的转盘无声无息地旋转着。就算不是天才也能猜得出，他是匆忙之间被叫出去的——很可能是昨晚人事组的头儿找的他——当时他一边吃着排骨炖豆，一边听着音乐。
他晃进厨房去找苏打水，准备加到我们喝的威士忌里。我在他后面跟着。史迈利身上有种东西会让你觉得，他的孤独仿佛是你造成的。厨房里到处是打开的食品罐头，水槽里堆满了脏盘子。他调威士忌的时候我开始洗盘子，于是他从门后摸出一条茶巾，把盘子擦干收起来。
“你和本两个人是挺出名的搭档，对不对？”他问。
“对，我们在沙拉特住一个宿舍。”
“宿舍里有——厨房，两个卧室，还有卫生间吧？”
“没有厨房。”
“你们在训练课程中也是一对？”
“最后一年在一起。你得选个搭档，学会彼此配合。”
“自己选吗？还是上头给你们配好？”
“先自己选，然后上头要么批准，要么拆开。”
“这之后你们俩就得始终在一起了，不管境况如何？”
“差不多是这样。”
“最后一整年都在一起？那可是训练期的一半时间呢。白天晚上都在一块儿？简直跟结了婚一样吧？”
我想不通他干吗要追问这些早已知道的事情。
“所有的事你们俩都一起做？”他继续问道，“抱歉，我接受训练到现在可有段日子了。理论课、实践课、体能训练、一起吃饭、住在一块——这其实就是共同生活嘛。”
“我们一起完成联合协作的科目，还有强制手段训练。这很正常，因为我们俩体重差不多，身体素质也基本相当。”尽管他问题的导向越来越令人不安，我却渐渐发觉自己迫切想和他交谈。“接下来其他的内容自然也得一起参加了。”
“哦。”
“偶尔他们也会把我们拆开，比如要参加特训的时候，或是他们觉得哪个人对搭档过分依赖。不过，只要两个人的表现能平分秋色，他们就会继续维持原有的组合。”
“你们俩把所有的奖项都赢来了，”语带赞许的史迈利又拿起一个湿盘子，“你们是最好的一对。你和本。”
“那是因为本是最出色的，”我说道，“不管谁跟他搭档，都会名列前茅。”
“当然啦。没错，我们都见识过这样的人物。加入情报部之前你们俩认识吗？”
“不认识。可我们的经历很相似。我们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只不过宿舍不在一起。都是牛津毕业的，不过在不同的学院。学的都是语言专业，但从来没遇到过。他曾在陆军短期服役，我是在海军。到了圆场我们才认识。”
史迈利拿起一只精致的骨瓷杯，狐疑地朝里面瞅了瞅，好像是要找什么我没瞧见的东西。
“假如让你来决定，你会派本去柏林吗？”
“会，当然会。没有理由不派他去啊。”
“这么说，你派他去的理由是什么呢？”
“本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地道的德语。他聪明过人，灵活机变。别人都愿意遵从他的指示。本的父亲在战争中的表现出类拔萃。”
“我记得你母亲也是这样。”
史迈利指的是我母亲在荷兰抵抗组织中做的工作。“那他都干了些什么？我是说，本的父亲？”史迈利接着问道，好像对此一无所知似的。
“破译密码。”我带着本的骄傲之情答道，“他得过数学学位考试优胜奖，是个数学家，一望而知的天才人物。他协助构建起了针对德国人的策反体系——策反德国的情报员，再让他们回去给我们效力。我母亲和他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本很佩服他吧？”
“那还用问吗？”
“我的意思是，本谈到过这些事？”史迈利坚持问道，“是不是常常提起？父亲的经历对本来说意义重大，你有这样的印象吗？”
“他只说过，那是他必须达到的标杆。他说母亲是个德国人也有好处，你不想努力都不行。”
“天哪，”史迈利郁郁不乐地说道，“可怜的人。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你没做修饰吧？”
“当然没有！他说，有他那样的家庭背景，在英国你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才能保证自己不掉队。”
“我的天，”他又说了一遍，“太不公平了。你觉得他有精力吗？”
他又一次把我搞懵了。在我们这个年纪，从来没觉得精力会不够用。
“什么样的精力？”我问道。
“呃，我也说不好。在柏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这需要怎样的精力？我觉得要有双倍的胆量——这总是一种压力。双倍的酒量，好保持头脑清醒。还有女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敢肯定，不管需要什么能耐，本都没问题。”我忠诚地说道。
史迈利把茶巾挂到一颗弯头钉子上，看样子那是他自己给厨房加的装饰。“你们俩谈论政治吗？”我们端着威士忌朝起居室走去，他这么问我。
“从来不谈。”
“那么我敢说他很可靠。”他说着忧伤地轻声一笑，我也笑了。
初次看到一栋房子的时候，它总会给我留下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印象，而史迈利的房子无疑是女性化的：漂亮的窗帘、雕花的镜子、充满女人味的精巧装饰。我心想，不知史迈利跟谁一起过日子，或者是没跟谁一起。我们坐了下来。
“如果你不打算re派本去柏林，会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接着问道，从眼镜上方能看到他带着笑意的和善眼神。
“呃，只会是因为我自己想去。谁都希望能有机会去柏林。那儿可是前线。”
“他就这么失踪了。”史迈利解释说。他往后靠着，似乎闭上了眼睛。“我们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我把我们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上个星期四，他越境到东柏林去见他的情报组长，一位名叫汉斯·塞德尔的先生——你在《新德意志报》上能看到他的照片。那是本第一次单独和他见面，是件大事。本在柏林站的上级是哈格蒂。你认识哈格蒂吗？”
“不认识。”
“听说过他吗？”
“没有。”
“本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他？”
“没有。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请原谅。有时候同一个答案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含义，要是你明白的话。”
我不明白。
“在柏林站，哈格蒂是仅次于站长的二号人物。这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本有固定的女朋友吗？”
“据我所知没有。”
“不固定的呢？”
“你只要跟他去跳场舞就知道了，姑娘们都围着他转。”
“跳过舞之后呢？”
“他没吹嘘过。他从来不吹这个。即使他跟她们上了床，也不会到处说。他不是那种人。”
“听说你和本休假时都一起去。你们会到哪儿去玩？”
“特威肯纳姆30。罗德板球场。钓钓鱼。大部分时间我们会跟对方的朋友在一起。”
“哦。”
不知为什么，史迈利的话让我觉得心惊胆战。也许是因为我太担心本了，什么都让我感到害怕。我越来越感觉到，史迈利认为有些事是因我而起，尽管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讲述事件的时候就像是在梳理证据。
“首先是威利斯，”他说道，仿佛我们正在追踪一条模糊难辨的线索，“威利斯是柏林站的站长，他负责全面指挥。接下来是哈格蒂，他是威利斯手下的高级外勤情报官员，也是本的顶头上司。哈格蒂负责塞德尔情报网的日常维护工作。这个网络有十二名情报员——应该说是曾经有——九个男的，三个女的。像这种规模的地下网络，通讯联络部分依靠无线电，部分依靠密写，需要一个最起码人数相当的后方队伍来保障，而且我说的还不包括对情报进行评估和分发。”
“我知道。”
“这我相信，不过我还是得跟你说一遍，”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然后你可以帮我补上漏掉的部分。哈格蒂这个人很强势。他是北爱尔兰人。不当班的时候，他爱喝酒，吵吵闹闹，惹人讨厌。可一旦工作起来，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个很尽责的情报官员，记忆力超群。你确定本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他？”
“我都告诉过你了。没有。”
我没想要把话说得如此强硬。如果你不断地否认一件事，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个骗子，即使你自己都会动摇，这总有些不可思议。当然，史迈利现在利用的恰恰是这一点，他想让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秘密浮出水面。
“没错，嗯，你确实说过没有，”他说话时还是那么彬彬有礼，“我也确实听到你说没有了。我只想看看有没有帮你回忆起来点什么。”
“没有。”
“哈格蒂和塞德尔是朋友，”他继续说道，语速甚至比刚才还要慢，“就工作性质所能允许的程度而言，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战争期间塞德尔在英国被俘，哈格蒂则是在德国。1944年塞德尔在赛伦塞斯特31附近的一座农庄劳动，当时英国对德国战俘的管理普遍比较宽松，他追求到了一位英国乡村姑娘。战俘营里的警卫会特意给塞德尔在大门外留一辆自行车，车把上还搭着一件军大衣，好让他遮住身上的囚服。第二天起床号吹响的时候只要他能在自己的床上，警卫就睁只眼闭只眼。塞德尔一直对英国人心存感激。孩子出世的时候，塞德尔的警卫和其他战俘还参加了洗礼仪式。很感人，是不是？英国人最高贵的一面。不过，这个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来什么？”
“怎么可能？你说的是一个情报员啊！”
“已经暴露的情报员。是本的人。哈格蒂在德国战俘营里的经历可没那么令人振奋了。我们不说这个。1948年，名义上在管制委员会32工作的哈格蒂在汉诺威的一家酒吧里碰到了塞德尔。哈格蒂招募了塞德尔，又把他派回东德，回到他的故乡莱比锡。从那以后哈格蒂一直指挥着塞德尔。过去十五年来，他们俩的友谊始终是维系柏林站的关键因素。上周塞德尔被捕，当时他已经成了东德外交部的第四号人物。他曾出任东德驻哈瓦那大使。但你从来都没听说过他。谁都没跟你提起过他。本没有。其他人也没有。”
“没有。”我回答时尽可能表现得非常厌倦。
“通常哈格蒂每个月要去一次东柏林，听取塞德尔的情况汇报——在汽车上，安全公寓里，或是公园的长凳上，等等——这是一贯的做法。柏林墙建起来之后，情报传递暂时停止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才小心谨慎地恢复会面。策略是乘一辆四驱车过境——比如军用吉普——安排好一名替身，在合适的时间跳出车外，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回到车上。听起来很危险，也的确危险，但练熟了还挺管用。如果哈格蒂休假或是生病，就不安排见面。几个月前，总部命令哈格蒂把塞德尔介绍给一位继任者。哈格蒂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威利斯掌管柏林站的时间太久，简直把他吹上了天，另外他知道的秘密也太多，不能任由他在“铁幕”后到处晃荡。于是本就被派驻到了柏林。本没沾染过坏毛病，清清白白。哈格蒂亲自向他介绍了情况——我估计介绍得非常详尽。我敢说哈格蒂对本一点都不心慈手软。他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况且成员多达十二人的情报网本来也非常复杂：谁为谁工作，为了什么；谁知道谁的身份；接头人、密码、送信人、掩护身份、暗号、无线电、情报投放点、密写药水、工资、孩子、生日、老婆、情妇，等等。一下子全记住是很困难的。”
“我知道。”
“本告诉你了，对吧？”
这一次我没有反驳他。我下定决心不这么干了。“我们在课程里学过。简直是没完没了。”我说。
“是的。好吧，我想你也学过。问题在于，理论和实际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对不对？本最要好的朋友是谁，除了你之外？”
“我不知道，”他突然转换的问话策略让我心下一惊，“是杰里米吧，我估计。”
“哪个杰里米？”
“杰里米·高尔特。他也在训练班上。”
“女人呢？”
“我跟你说过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对象。”
“哈格蒂想带着本去东柏林，亲自为他做个介绍，”史迈利接着说道，“五楼不同意。他们正打算断掉哈格蒂和他那些情报员之间的联系，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时派两个人去敌方，本来一个人去就行了。于是哈格蒂在地图上带着本走了一遍接头程序，然后本独自一人去了东柏林。星期三他先演练了一次，踩了踩点。星期四他再次入境，这回是来真的了。他是以合法身份进去的，坐着一辆军官委员会的亨伯车。下午三点，他从查理边防检查站入境，随即在约定地点偷偷溜下了车。他的替身按原定计划坐在车里兜了三个小时。六点十分，本顺利回到车上，晚上六点五十分返回西柏林。边防检查站有他返回时的记录。本让司机把他送到了公寓。整个过程都无懈可击。威利斯和哈格蒂在柏林站总部等着他，可他却从公寓打来了电话。他说已按计划顺利接头，但什么情报也没带回来，他自己倒是发烧了，胃也疼得厉害。他问他们能不能推迟到明天早上再听情况汇报？不幸的是，他们说可以。从那以后他们就没再见过他。虽然本说他生了病，电话里听着却很振奋，他们以为他是太激动了。本和你一起时生过病吗？”
“没有。”
“本说，他们那位共同的朋友状态很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等等。显然他在公开电话上也只能说这么多。他的床铺没人睡过，换洗衣服也没带走。没有证据表明本打电话的时候还在公寓里，没有证据表明他被绑架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没被绑架。如果说他想叛逃，为什么不干脆留在东柏林？敌方不可能让本变节之后再放他回来对付我们，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可能逮捕他的情报网。再说，如果敌方想绑架本，为什么不趁着他在柏林墙那一边的时候动手？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本借助任何常规渠道离开了西柏林——火车、高速公路，或是飞机。监控手段不是很管用，另外正像你说的，本接受过训练。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说不定他根本没离开柏林。另一方面，我们以为他可能回来找你。别那么吃惊。你是他的朋友，对不对？他最好的朋友？跟他的关系比任何人都亲密？小高尔特根本比不上。‘本的铁哥们儿是内德，’他说，‘如果本要找我们当中的哪个人帮忙，肯定会是内德。’那份证据恐怕也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证据？”
没有意味深长的停顿，没有故作夸张的语气变化，没有任何警示：只有这位亲切的老乔治·史迈利，一如往常地带着歉意。“他的公寓里有一封信，是写给你的，”他说，“信上没有日期，就扔在一个抽屉里。与其说是信，不如说是随手乱写的几句话。他很可能是喝醉了。是封情书，我恐怕得这么说。”他递给我一份复印件让我看，又给我们俩一人倒了一杯威士忌。
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不用去正视当时的难堪。每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幕，我就会不自觉地切换成史迈利的视角。我想象着史迈利处在他的位置上会作何感想。
摆在他面前的情形很容易就能勾勒出来。想象一下吧：一个很努力的见习学员，总想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抽着烟斗，当过水兵，知道什么时候该点头赞成，年纪轻轻却巴不得赶快进入中年，这就是六十年代早期年轻的内德。
但他身后的背景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他对我的判断。圆场当时处境艰难，深受莫名其妙的挫败的困扰，不过当时我并不知情。本的情报员被捕固然很不幸，但在圆场全球范围遭遇的一连串灾难之中，那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件。在日本北部，圆场的一个监听站连同三名成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地区，我们的撤离路线一夜之间被端掉。我们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情报网都在几个月内相继被破获。在华盛顿，我们的美国表兄对我们的可信度表示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还威胁要彻底切断双方之间的特殊纽带。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猜测成了家常便饭，人人自危的心态逐渐产生。任何情况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什么随机事件。即使圆场取得了胜利，那也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下留情。因为别人的罪行而受到牵连的事随处可见。在美国人看来，圆场里头养着的“地鼠”33不仅仅是一只，而是整整一窝，他们狡诈无比，互相抬举着往上爬。让这帮地鼠走到一起的并不是什么要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虽说这种信仰也够糟糕——而是英国佬之间可怕的同性恋风气。
我看了本的信。只有二十行，没署名，写在情报部没有水印的白色信纸上，只有一面。是本的字迹，但写得歪歪扭扭，没涂改过。没错，他很可能是喝醉了。
信里对我的称呼是“内德亲爱的”。这封信让本的双手爱抚着我的脸颊，让我的嘴唇凑向他的嘴唇。它亲吻着我合上的眼睛，还有我的脖子。感谢上帝，信中涉及肉体的部分到这儿就打住了。
信里没有什么形容词，也没有文采。正因为没有这些，它才越发令人震惊。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矫揉造作。它并非来自古代，不是希腊人所写，更不是1920年代34的产物。它是一个男人对同性之爱毫不掩饰的渴求，而我始终都只把这个人当做自己的好朋友。
可当我看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写下它的人确实是本，真实的本。饱受痛苦煎熬的本坦白道出了我从未意识到的感情，但当我看到信中的述说时，我得承认这些感情是真实的。也许这已经让我成了有罪之人——我的意思是，我毕竟是本渴求的对象，尽管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招惹他，也没有同样地渴求他。他在信上说对不起，然后结束了。我觉得信并不是没写完。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不知道。”我说道。
我把信还给史迈利。他接过信放回口袋，眼神始终没离开我的脸。
“或许你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意识到而已。”他说。
“我不知道，”我怒气冲冲地又说了一遍，“你到底想让我怎么说？”
你一定得明白史迈利是多么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会唤起怎样的敬意。他在等着我说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耐心有着让你不得不服的巨大力量。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噼里啪啦鼓掌似的雨声随之响起，伦敦的暴雨落在窄巷中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如果史迈利当时告诉我他能呼风唤雨，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反正在英国你根本看不出来。”我忿忿地说，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只有天知道。“杰克·阿瑟没结婚，对不对？晚上他没地方可去，就跟小伙子们喝酒，一直喝到酒吧关门。然后他还要再喝点。谁也没说杰克·阿瑟是个同性恋。可要是明天有人逮到他和两个伙夫睡在床上，我们就会说这事大家早就知道了。我也会这么说。这种事根本没法解释。”我磕磕巴巴地往下说，说得全然不对，想找到一条出路却徒劳无获。我知道只要一开口辩解就会显得心虚，但我还是不管不顾地继续辩解下去。
“我说，那封信是在哪儿找到的？”我问道，想重新掌握主动。
“他书桌的抽屉里。我好像已经告诉你了。”
“抽屉是空的？”
“这重要吗？”
“当然，当然重要了！如果信是塞在一堆旧文件里的，那还好说。如果是摆在抽屉里故意要让你们找到，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说不定他是被逼着写的。”
“哦，我敢肯定他写信是迫不得已，”史迈利说道，“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在迫使他。他孤独得要命，你知道吗？如果他的生命中除了你再无旁人，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事。”
“那人事组的头儿怎么没看出这明摆着的事？”我说着又气恼起来，“天哪，他们给我们下任命之前盘问了我们多长时间？在我们的朋友、亲戚、老师和导师那儿到处打探情况。他们对本的了解可比我强多了。”
“我们何不假设人事组的头儿这一次没把活干好？他也是人，这是在英国，我们这些人就是个帮派。我们重新开始，先说说失踪的本。给你写信的本。他没有任何亲近的人，除了你之外。至少在你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可能还有许多人你不认识，不过这并不是你的错。就你所知的情况而言，再没有别人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对不对？”
“对！”
“很好，那我们来谈谈你知道的情况。怎么样？”
不知怎地，史迈利让我回到了现实世界，我们一直谈到了凌晨时分。雨停了很久，欧椋鸟也早已开始啼鸣，我们还在谈。或者说是我还在谈，史迈利在听。只有他才能这么聆听——半闭着眼睛，下巴陷在脖子里。我觉得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了。也许他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有些怀疑，因为他远比我了解不同层次的自我欺骗，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段。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咕哝了一句“谢谢”，然后挂断了。“本还是不知去向，没有任何新的头绪，”他说，“你仍然是唯一的线索。”我记得他没做任何笔记，而且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当时他是不是用了录音机。我觉得不会。他讨厌机器，何况他的记忆力比那些机器要可靠得多。
我谈到了本，也谈了许多关于自己的事情，这恰恰是史迈利希望的：通过我自己来解释本的行动。我又谈到了我们两人生活的相似之处。谈到我如何羡慕他有一位英雄般的父亲——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我和本发现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时都非常兴奋，这一点我也没有隐瞒。没有，没有，我又重复了一遍，据我所知本的生命里没有女人——除了他的母亲，她已经过世了。我很有把握，这我能确信。
我告诉史迈利，小时候我常常幻想这世上的某个地方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就像是一个神秘的双胞胎兄弟，他有和我一样的玩具，一样的衣服，一样的想法，甚至连父母都一样。我好像读过一本类似情节的书。我是家里的独子，本也是。我告诉史迈利这一切，是因为我决定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和回忆起来的事都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哪怕他会因此觉得我是有罪之人。我只知道在自己的意识里，我没有对他隐瞒任何情况，即便我觉得这么干可能会毁掉我自己。史迈利不知怎么让我确信，我最起码也得为本而作出这点牺牲。至于下意识里——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一个人为了生存下去而说实话的时候，谁知道他会向别人，甚至向自己隐瞒些什么呢？
我跟他说了我们——我和本——初次见面的情况。那是在圆场设于兰贝斯35的训练所，新招募的人员在那儿集合。在此之前，我们这些新学员彼此都还没见过面。我们也还没见识过圆场，除了招募我们的情报官员、筛选者和审查组的人。有些人几乎都搞不清我们参加的究竟是个怎样的组织。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弄明白了——关于其他新学员，还有我们的使命——我们像外籍军团题材小说里写的众多人物一样聚集在等候室里，每个人来到此地都有不为人知的期待和理由，每个人的旅行袋里都装着件数相同的衬衣衬裤，上面用墨汁标着自己的编号，这是印在那张没有文头的通知书上的指示。我的编号是九，本是十。我走进等候室的时候前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本，另一个名叫吉米，是个身材矮壮的苏格兰人。我冲着吉米点了点头，但我和本立刻就认出了对方——我的意思不是说认出对方是中学或大学里的熟面孔，而是发现彼此的体格和性情都很相似。
“‘第三名刺客’上场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在这个时刻引用莎士比亚作品36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我叫本，这位是吉米。看样子今后咱们都没有姓了。吉米的姓丢在了阿伯丁37。”
于是我也和吉米握了握手，挨着本坐到长凳上，等着看下一个从门口进来的是谁。
“我赌那家伙长着小胡子，五赔一。蓄络腮胡，十赔一。穿绿色袜子，三十赔一。”本说道。
“我赌他还穿着斗篷，一赔一。”我说。
我跟史迈利说，我们在陌生的城镇里接受训练，要给自己的掩护身份编故事，和联络人接头，还要忍受被捕、受审的折磨。我让他自己去体会，这些经历是怎样加深了我和本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第一次跳伞就在一起，在夜里借助罗盘徒步穿越苏格兰高地，在荒凉的市中心贫民区寻找情报投放点，乘潜水艇到海滩登陆，等等。
我告诉史迈利，我们的教官有时候会含蓄地提起本的父亲，这只是想强调他们能教育将门虎子的自豪感。我跟他说了我们周末休假时的情况，说我们会一周去我母亲在格洛斯特郡38的家，下一周去他父亲在什罗普郡39的家。我母亲和他父亲都是孤身一人，我们还开玩笑说要把他俩撮合到一起。但这事在现实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的母亲是个性格倔强的英荷混血儿，她那些乐呵呵的姐妹和外甥外甥女看起来都像是勃鲁盖尔40画作的模特；本的父亲则已经成了个学究气的隐士，据我们所知他硕果仅存的唯一爱好就是听巴赫。
“本很敬畏他父亲。”史迈利又点出了同一个问题。
“是的。他很喜欢母亲，但她已经过世了。他的父亲成了他的偶像。”
我记得自己羞愧地注意到，我故意在回避“爱”这个字，因为本用它描述了他对我的感情。
我跟他说了本喝酒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个情况他也知道。本平时很少喝酒，往往是滴酒不沾，直到某一个晚上——比如星期四的晚上，眼看就要到周末了——那时候他会喝个没够，苏格兰威士忌、伏特加，不管是什么酒；本一杯，阿诺一杯，自己跟自己喝。然后他踉踉跄跄地爬上床，一句话都不说，但也不惹人厌。第二天早晨，他看起来活像刚在戒毒所接受过两个星期的治疗。
“他除了你真的再没有别人了？”史迈利沉思着说道。“你也可怜啊，得独自去应付这么个人物，负担可真重。”
我回忆着，我心不在焉地回想着，我把能想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但我知道他还在等着我说出某件隐瞒的事，我们还没找到那究竟是什么。我意识到自己有所隐瞒了吗？我给你的答案，也只能是当年事后我对自己的回答：我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知道的。我花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审问自己，想要挖出深藏在黑暗角落之中的秘密。凌晨四点，史迈利让我回家去睡一会儿。我得一直守在电话旁，想要出去干什么必须先向人事组的头儿报告。
“当然了，他们会监视你的公寓，”史迈利陪我等出租车时警告我说，“你可别往心里去，好不好？想想看，如果是你自己在逃命，风暴之中能让你放心前往的港口其实寥寥无几。你的公寓在本可选的几个地方里应该很靠前。如果本除了父亲之外再没别人可以投靠的话。但他不会去找他父亲，对不对？他会觉得羞愧。他会来找你。所以他们得监视你的公寓。这很自然。”
“我明白。”我说道，只觉得又一阵厌恶席卷全身。
“不管怎么说，在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人里头，他似乎最喜欢你。”
“没关系，我明白。”我又说了一遍。
“当然，换个角度看，他可不是傻子，所以他应该知道我们会怎么分析。他也不会以为你会把他藏在密室里而不向我们报告。你不会这么干的，对吧？”
“对。我不会的。”
“如果本还有些理智，这一点他也会知道，所以他不可能来找你。不过，我觉得他也可能会顺便来一趟，听听你的意见，求你帮帮忙。或者是喝两杯。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假设。毫无疑问，你肯定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没有人能比得上你。确实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