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希望他别再像这样说话了。一直到刚才，他始终非常谨慎小心地回避着本向我示爱的话题。但突然之间，他似乎又决定要重新撕开这个伤口。

“当然，除了你之外他也许还给别人写过信，”他思忖着说道，“也许男的女的都有。这并不是全无可能。人在极度绝望的时候，会向各种各样的人表达爱意。比如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或是打算做出什么不顾一切的举动。这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会把信寄出去。但是，我们不能绕着本的朋友转，问他们本最近有没有寄来一封狂热的信——那么做可不安全。再说了，该从哪一个人先问起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

他是不是故意把自知的种子埋进了我心里？后来，我确信他是故意的。我还记得他送我上出租车时那担忧而锐利的眼神。我记得车子拐过街角时我回过头，看到他矮胖的身影站在路中央，凝视着我，在我离开之前把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

我是在连轴转。我的这一天始于凌晨时分的南奥德利街，接着是那只跟着“熊猫”的“猴子”，然后是本的情书，几乎没工夫停下来睡觉。史迈利的咖啡，还有我自己在这种可恶情势下的无能为力感，也让我难以入眠。但我可以发誓，斯黛芬妮这个名字根本还没出现在我的脑袋里——不在脑门上，也不在后脑勺。斯黛芬妮当时还不存在。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忘掉一个人。

回到公寓，本的激情给我带来的一阵阵厌恶感已经消失，我开始担心他的安全了。在起居室里，我演戏似的盯着沙发，在兰贝斯搞了一整天街头训练之后，本常常会摊开手脚躺在那上面：“老伙计，不介意的话我可在这儿睡了。今晚比回家还舒服。阿诺可以回家去睡。本就睡这儿。”在厨房，我把手掌贴在老旧的铁制烤箱上，半夜时我常常用它给本煎鸡蛋：“万能的上帝啊，内德，那是个炉子吗？看起来倒像是害得我们输掉克里米亚战争41的家伙嘛！”

关掉床头灯之后过了好久，我还能回想起他的声音，隔着薄薄的一层隔板跟我说着一个又一个疯狂的想法——那是我们共同的话语，我们之间的行话。

“知道我们该怎么对付纳赛尔兄弟42吗？”

“不知道，本。”

“把以色列给他。知道该怎么对付犹太人吗？”

“不知道，本。”

“把埃及给他们。”

“为什么呢，本？”

“人就是这样，只有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才会满意。蝎子和青蛙过尼罗河的故事听过没？”

“听过，我听过。快闭嘴，睡觉吧。”

然后他还是会把故事讲一遍，那是在沙拉特教过的案例。“蝎子”是打入敌方的间谍，他要和留守在河对岸的小队取得联系。“青蛙”是个双重间谍，他假装相信了“蝎子”的掩护身份，然后把“蝎子”卖给了自己的雇主。

到了早晨他已经不见了，留了张只有一行字的纸条，上面写着：“博斯特尔43见，”那是他给沙拉特起的名字，“爱你的本。”

在那些时候我们有没有说到过斯黛芬妮？没有。斯黛芬妮我们是边走边谈的，而且只是浮光掠影地提了一下，不像两个人躺着聊，中间隔着一层静止不动的墙。斯黛芬妮是我们在匆忙中共同拥有过的幻影，是一个美好得让人不愿去剖析的谜。也许这就是我没想起她的原因。或者说暂时还没想起，还没意识到。并没有出现什么戏剧性的时刻——一盏明灯突然点亮，我从澡盆里蹦起来，大喊：“斯黛芬妮！”完全不是那样的，原因我来向你解释。在“坦白”和“自我保护”之间的无人地带，斯黛芬妮像个神秘的生灵似的若隐若现，只有承认她，她才会现身。仔细回想起来，关于她的念头第一次闪现的时候，我正在收拾人事组的头儿留下的一片狼藉。我无意间找到了自己去年的日记，便翻看起来，心下感叹我们能记住的其实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在六月的日历上，我看到中间的两个星期给划了一道斜线，旁边整整齐齐地写着数字“8”——“8”指的是地处北阿盖尔的八号营地，我们在那儿接受过准军事化训练。我这才想起——或者说只是开始感觉到——是啊，就是她，斯黛芬妮。

从那一刻起，我并没有像阿基米德似的在刹那间恍然大悟，而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有天夜里我们驱车驶过月光照耀下的苏格兰高地的情景：本开着那辆凯旋敞篷跑车，我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好让他保持清醒，因为一个星期以来我们的训练都是模拟在阿尔巴尼亚山区里组建游击队，虽说挺开心，但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六月的风朝着我们扑面而来。

其他新学员都坐沙拉特的巴士返回伦敦了。不过本和我有斯黛芬妮的凯旋敞篷跑车，因为斯黛芙44很够意思，斯黛芙一点都不自私，斯黛芙把车一路从奥本开到格拉斯哥，这样本就可以借上一个星期，等课程重新开始时再把车还给她。我这才想起了斯黛芬妮——跟我当时坐在车里听到她的时候一模一样——难以捉摸，让人心情激荡，共同拥有的一个女人——本的女人。

“斯黛芬妮到底是谁啊，她是干什么的？你该不会又像以前一样不理了我吧？”我打开仪表板上的贮物箱，想看看有没有她留下的踪迹，结果什么也没找到。

有那么一阵子本没理我。

“斯黛芬妮是有罪之人企盼的光亮，是有德之人追随的典范。”他严肃地答道。接下来他的口气有些不以为然。“斯黛芙是我们家里德国佬那一支的。”他自己也是，本在尖酸刻薄的时候喜欢这么说。他说斯黛芙来自名叫“阿诺”的一族。

“她漂亮吗？”我问道。

“别那么粗俗。”

“长得很美？”

“没那么粗俗了，但还不够。”

“那应该怎么形容她？”

“完美无瑕。光彩照人。独一无二。”

“嗬，这么美啊？”

“岂止是美，你这个笨蛋。气质高雅。Sans pareil 45。聪明绝顶，人事组的连做梦都想不到。”

“那她是你什么人呢？除了‘德国佬’和‘这辆车的车主’？”

“她是我妈的远远远房表妹的女儿，隔了十七八代。战后她搬到什罗普郡跟我们一起住，我俩一块儿长大的。”

“这么说她和你差不多年纪？”

“如果以永恒为测量标准的话，没错。”

“那她算是你的妹妹喽？”

“是的。有那么几年。我们俩一块儿疯跑，大清早出去采蘑菇，还互相摸过小鸡鸡小妹妹。后来我离家去了寄宿学校，她回慕尼黑继续当她的德国佬。田园牧歌式的童年就此结束，我回到英国，回到老爹身边。”

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坦诚地谈论哪个女人，谈论他自己。

“现在呢？”

我担心本又关上话匣子，不过他最后还是回答了我。“现在可没那么好玩喽。她读了艺术学校，和一个疯子画家好上了，在苏格兰西部群岛上的一座寡妇屋46安了家。”

“怎么就不好玩了？她那位画家不喜欢你么？”

“他谁都不喜欢。开枪自杀了。不知道是为什么。那家伙给当地的市政委员会留了张字条，说抱歉搞得一团糟。没给斯黛芙留一个字。他们俩没正式结婚，这样一来事情就更麻烦了。”

“那现在呢？”我又问道。

“她还住在那儿。”

“在岛上？”

“对。”

“在寡妇屋里？”

“对。”

“就她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都是。”

“你的意思是，你会到那儿去见她？”

“我常去见她，没错。这么说我也确实会到那儿去。是的。我会到那儿去见她。”

“是认真的吗？”

“和斯黛芬妮有关的一切都非常认真。”

“你不在的时候她都做些什么呢？”

“和我在的时候差不多吧，我觉得。画画。跟小鸟儿说话。看书。听音乐。看书。听音乐。画画。想事情。看书。借车给我。我的事你还想打听些什么？”

有一会儿，我们简直变成了陌生人，后来本的态度又缓和了些。“我跟你说啊，内德，和她结婚吧。”

“斯黛芬妮？”

“还能是谁，你这个蠢货？仔细想想，这主意还真不赖呢。我打算把你俩撮合到一起聊聊这事。你娶斯黛芙，斯黛芙嫁给你，我呢，我来跟你们俩一起住，到海湾里钓钓鱼。”

我的问题脱口而出。为了这可怕的无心之过，我该受到责罚。“那你自己怎么不娶她？”我问道。

是不是只有到了现在，站在自己的公寓里，看着晨光慢慢映上墙壁，我才知道了答案？盯着日历上去年六月给划掉的那些日子，猛然间想到本那封可怕的信，我才知道了答案？

还是我们在苏格兰的夜色中驱车疾驰的时候，本的沉默就已经给了我答案？莫非当时我已经知道本是在告诉我，他永远不会跟任何一个女人结婚？

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把斯黛芬妮从自己有意识的记忆中驱逐出去，深深地埋进心底，连最善于搜寻蛛丝马迹的史迈利都没能发掘出来？

我问出那个要命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看着本？他不肯回答我，后来也一直不肯回答。我有没有看着他？我是不是故意不去看他的呢？那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本时不时陷入沉默，也许我是在徒劳的等待之后有意惩罚他，自己想自己的心思去了。

我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本始终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从那以后我们俩谁都没再提起斯黛芬妮。

斯黛芬妮是他梦中的女人，我一边继续翻看日记一边想着。在她的岛上，爱着他，却应该跟我结婚。

她身上沾染着死亡的气息，本心目中所有的英雄似乎都少不了这个。

永远的斯黛芬妮，有罪之人的那道光亮，光彩照人，无与伦比。来自德国的斯黛芬妮，本的典范，对他来说像是妹妹——甚至像母亲一样。她在自己的塔楼里向他招手，给他一个能远离父亲的庇护所。

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史迈利说过。

但即便在此刻，手里捧着翻开的日记，我也丝毫没让自己沉浸在那稍纵即逝的恍然大悟之感中。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里形成。渐渐地，想法变成了一种可能。随着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受困状态，可能又逐渐地演变为确信，最终化为决心。

总算到了上午。我用吸尘器清扫公寓，掸去灰尘、擦拭家具。我审视着自己的怒意。只有冷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想明白事情。我重新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横遭亵渎的私人信件。在我看来，有些信件已经因为史迈利和人事组头头的闯入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玷污，我把它们扔进壁炉烧掉了。有梅布尔写来的信，还有以前的导师给我的谆谆教诲，他劝我别只是埋头在陆军部搞研究，而是应该去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表面上我在做着这些事，内心却在思忖着该如何采取正确、合乎道义而又得体的行动。

本，我的朋友。

本，有恶犬在他身后穷追不舍。

本，深陷在痛苦之中，天知道他还承受着什么其他的折磨。

斯黛芬妮。

我好好洗了个澡，躺到床上观察着抽屉柜上头的镜子，因为从那面镜子里可以看到街上的情况。我看到两个男的，估计是蒙蒂的手下，他们穿着工装裤，正没完没了地摆弄一个接线盒。史迈利说过让我别往心里去，他们并不是冲着我来的。归根到底，他们只不过是想把本投进铁牢而已。

还是在那个漫长的早晨，十点钟时我故意站到后窗的一侧，瞅了瞅楼下脏兮兮的院子。院子里有个涂了杂酚油的木头棚子，老早以前是当厕所用的，从木头棚子的板门出去就是一条昏暗的小街。街上空无一人。蒙蒂毕竟也没那么厉害。

苏格兰西部群岛，本说过。西部群岛上的一座寡妇屋。

但究竟在哪一个岛上？斯黛芬妮的姓又是什么？唯一有把握的猜测是，如果斯黛芬妮来自本家族里的德国一脉，以前在慕尼黑住过，而本的德国亲戚又都很显赫，那么斯黛芬妮很可能也有个贵族头衔。

我给人事组的头儿打了电话。我倒也可以打给史迈利，但我觉得对人事组的头儿撒谎要安全一些。我还没来得及说有什么事，他就听出了我的声音。

“有什么消息吗？”他问道。

“没有。我想出去一个小时。可以吗？”

“到哪儿去？”

“得买几样东西。吃的、看的。还想到图书馆去转转。”

人事组的头儿要是不赞同什么事就会沉默不语，这是出了名的。

“十一点之前回来。一到家就给我打电话。”

我对自己的冷静表现颇为满意，从前门出去买了份报纸，还有面包。我利用路旁商店的橱窗观察着自己的后方。没有人跟踪我，我可以确定。我来到公共图书馆，从参考文献区找了本旧版的《名人录》，还有一本破烂不堪的《哥达年鉴》47。我没工夫去细想这世上到底有谁——何况还是在巴特西区——会把《哥达年鉴》翻得如此破烂。我先从《名人录》里找到了本的父亲，他有骑士头衔，还获得过一大堆勋章：“1936年娶女伯爵伊尔塞·阿诺·祖·洛斯林根为妻，有一子名为本杰明·阿诺。”我又翻开《哥达年鉴》，查到了阿诺·洛斯林根家族。他们占了足有三页纸，不过我没过多久就找出了名叫斯黛芬妮的远房表亲。我冒昧地请图书管理员帮忙找一本苏格兰西部群岛的电话号码簿。管理员那儿没有，不过她让我用她的电话打了查号台。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我敢肯定自己的电话已经被窃听了。十点四十五分，我回到了公寓，用跟刚才同样放松的口气和人事组的头儿通电话。

“你去哪儿了？”他问。

“去了报摊。还有面包房。”

“你没去图书馆吗？”

“图书馆？哦，对啊。去了，我去了。”

“请问，你借了什么书？”

“什么都没借。不知为何，我发现这会儿干什么都静不下心来。接下来我该干吗？”

我一边等着他回答，一边心想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我觉得没说多。

“你就等着吧。和我们一样。”

“我能不能到总部来？”

“反正都是等，你还是在那边待着吧。”

“我可以回蒙蒂那儿去，要是你同意的话。”

也许是我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在作怪，我仿佛看见史迈利此刻就站在他身旁，告诉他该怎么回答我。

“你就在原地等吧。”他简短地说道。

我就等着，天知道时间是怎么熬过去的。我假装看书。我装腔作势一番，给人事组写了封态度倨傲的辞职信，又把信撕成碎片烧掉。我看电视，傍晚时分躺到床上，一边从镜子里观察蒙蒂的手下换岗，一边想着斯黛芬妮，接着是本，然后又是斯黛芬妮，现在她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我的思想。对我来说，她总是那么遥不可及。身穿一袭白衣、完美无瑕的斯黛芬妮，本的保护神。我得提醒你，那时我还年轻。当年如果你听到我说起女人，也许会以为我很有经验，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作为男人的我，其实还是个孩子，可别跟作为战士的我混淆了。

我等到晚上十点钟，然后带着一瓶葡萄酒偷偷溜下楼，找辛普森先生和他老婆去了。我跟他们一块儿坐着喝酒，又看了会儿电视。然后我把辛普森先生拉到一旁。

“克里斯，”我说，“我知道这事很傻，可有位争风吃醋的女士成天盯着我，我想从后门走。能不能让我从你们的厨房出去？”

一个小时之后，我上了开往格拉斯哥的夜间卧铺车。我是一字不差地照着反侦察程序做的，确信自己没被跟踪。尽管如此，在格拉斯哥中央火车站我还是格外谨慎，到快餐部慢悠悠地喝了一壶茶，转着眼珠打量周围有没有人监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在克莱德河48的对岸叫了辆出租车先去了海伦斯堡49，然后又坐上从坎贝尔敦到西塔伯特湾的巴士。那个时候除了短暂的夏季，驶往西部群岛的轮渡每星期只有三班。不过我的好运气还在：有一艘轮渡正在等客，我刚上去船就开了，所以下午还挺早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了朱拉岛，在阿斯凯格港50稍作停留，然后在阴沉沉的北方天空下继续朝公海驶去。当时轮渡上只剩下三个乘客：一对老夫妇，还有我。后来我走到甲板上层免得他们问这问那，结果大副又兴高采烈地问了我一堆问题：我是来度假的吗？我是不是当医生的？我结婚了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种得其所哉的感觉。从来到海上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人在我心中都变得清清楚楚，所有的事也都有了实现的可能。没错，我激动地想。我眺望着海面上迎来的座座峭壁，冲着尖声啼鸣的海鸥微笑。没错，这就是本会选择的藏身之处！在这里，他心中的瓦格纳51之魔才能找到安宁！

务必请你理解并尽量包涵，那时候的我还很幼稚，总会轻易被北欧日耳曼民族的种种幻想打动。我此刻追寻的，恰恰是那些驱使着本的东西。神秘的岛屿——应该是莪相52的！——翻卷的云层，汹涌的海浪，独居在城堡中的女祭司——这些形象没完没了地在我心里涌现。当时的我正处于浪漫主义时期，还没见到斯黛芬妮，我的灵魂就已经属于她了。

寡妇屋在岛的另一边，店里的人们跟我说，最好让小福格斯开吉普车送你过去。结果我发现小福格斯已经七十岁了，即使没到七十也差不了几天。我们的车开进了两扇摇摇欲坠的铁门。我给了小福格斯车钱，按响了门铃。屋门开了，一个白肤金发的女人盯着我。

她身材高挑而又苗条。如果她真是和我一般年纪——的确如此——她的那种威严风度我得再活一辈子才能赶得上。她并不是穿着一袭白衣，而是穿了件沾满油彩的深蓝色罩衫。她的一只手里拿着调色刀，我说话时她把手举到前额，用手腕背面拨开一缕散开的发丝。接着她垂下手贴在身旁，我的话早已说完了，她还站在那儿听着，一边思忖我的话在她脑海中留下的回声，一边拿这声音和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抑或男孩对比。然而，此时此刻我感到最奇怪的地方，也是我最难以表述的。奇怪之处在于，斯黛芬妮和我心目中想象的样子实在太接近了，这简直毫无道理。她苍白的肤色、浑金璞玉般的真诚态度、内在的力量，再加上几乎有几分楚楚可怜的柔弱之感，都和我心里的预想完全吻合。即便我在别的什么地方偶尔撞见她，我也能认出她就是斯黛芬妮。

“我叫内德，”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我是本的朋友，也是同事。就我一个人来的。没人知道我在这儿。”

我本想继续往下说。我脑子里已经想好了一套豪言壮语，打算说些“请转告他，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他的看法”之类的话，但她目不转睛的凝视让我打住了。

“谁知道你来，谁不知道你来，这有什么关系吗？”她问。她说话时没有口音，不过却带着德语的顿挫感，发开口元音之前都会略有停顿。“他又没在躲着藏着。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在找他？他干吗要躲啊？”

“据我所知，他可能碰上了点麻烦。”我一边说，一边跟着她进了屋。

大厅半是画室，半是临时凑合的起居室。大部分家具上都蒙着挡灰的布单。桌上摆着饭后留下的餐具：两只杯子，两个盘子，都是用过的。

“什么麻烦？”她问道。

“和他在柏林的工作有关。我还以为他已经跟你说过了。”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他从来不和我聊工作上的事。也许他知道我不感兴趣。”

“能问问他都和你聊些什么吗？”

她想了想。“不行。”接着，她仿佛又缓和了些，“现在他根本不和我说话。他好像成了个特拉普派53。有何不可？有时候他看我画画，有时候去钓鱼；有时候我们吃点东西，或者喝一点儿红酒。他常常睡觉。”

“他到这儿有多久了？”

她耸耸肩：“三天吧？”

“他是直接从柏林过来的么？”

“他坐船来的。他不说话，所以我只知道这么点情况。”

“他失踪了，”我说，“都吵吵着要把他抓回去。他们以为他会来找我。我想他们还不知道你。”

她又在听我说话，先是听我说出的词句，然后听我的沉默不语。她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就像是一只在侧耳聆听的动物。这是苦难带来的威严气度，我想起了她爱人自杀的事。小小的烦心事根本不会让她受到影响。

“他们，”她迷惑不解地重复道，“他们是谁？知不知道我又有什么要紧的？”

“本在从事秘密工作。”我说。

“本？”

“跟他父亲一样，”我说，“能追随父亲的脚步，他感到无比自豪。”

她大吃一惊，情绪也激动起来。“为什么？替谁工作？秘密工作？真是个傻瓜！”

“英国情报部门。他被派驻在柏林，隶属于军事顾问办公室，但他真正的工作是搞情报。”

“本？”她问，脸上显露出厌恶和难以置信的表情，“那他不得没完没了地说谎？本？”

“是的，恐怕是这样。可那是职责所在。”

“太可怕了。”

她的画架背面对着我。她站到画架的那一边，开始调颜料。

“我要是能跟他谈谈……”我说。但她假装专心作画，没搭理我。

屋子后面有一片公共用地，然后是一排被风吹弯了腰的松树。松树前面是一个小湖，围绕在淡紫色的山丘之中。我依稀看到远处湖岸已经垮塌的码头上站着个渔夫。那人在垂钓，但没见他抛钓钩。我不知道自己盯着他看了多久，但足以让我认出他就是本，足以让我看出他根本不在乎能不能钓到鱼。我推开落地窗，走进花园。我蹑手蹑脚地顺着码头往前走，一阵冷风吹得湖面起了涟漪。他穿着一件花呢夹克，衣服有点大，我估计是她那位死去的情人的。还有一顶帽子，绿色的毡帽简直像是专为本定做的，他不管戴什么帽子都是这样。他没转身，但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我的脚步。我在他的身旁站住了。

“像你这么钓鱼只能钓上肺炎，你这个德国佬。”我说。

他的脸没朝向我，于是我还站在他身旁，跟他一起看着水面，感觉到他的肩膀轻轻碰着我，那是摇摇晃晃的码头不经意间让我们撞到了一起。我看着水显得越来越浑，山后面的天空也成了灰色。有几回，我看着他鱼线上的红色浮子消失在油乎乎的水面下。可即使有鱼咬钩，本既没去遛鱼，也没收线把鱼钓上岸。我看见屋里的灯亮了，斯黛芬妮的身影站在画架前，涂上一笔，又举起手腕贴着额头。天气渐冷，暮色四合，但本还是一动不动。我们在跟彼此较劲，就像以前强制手段训练时那样。我在要求，本在拒绝。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如愿。哪怕要用一整夜再加上明天，哪怕我在这期间饿死了，只要本一直不理睬我，我就绝不让步。

半轮月亮升上夜空，星星也出来了。风已经停息，地面上一层银色的雾漫过了黑魆魆的欧石南丛。我们还站在那儿，等着其中一个人投降。我都快站着睡着了，这时我听到本的线轮格格地响起来，看到浮子和空空如也的钓线升出水面，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我没动，也没说话。我让他收起鱼线，固定好鱼钩。让他朝着我转过身来，因为他如果想从我身旁走下码头，就必须转向我这边。

我们面对面站在月光下。本低着头，好像是在研究我的脚，看看能不能从旁边绕过去。他的目光向上移到我的脸上，但他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僵硬的面容还是很僵硬。如果说他脸上流露出了什么情绪的话，那就是愤怒。

“好啊，”他说，“‘第三名刺客’上场了。”

这一回我们俩谁都没笑。

她肯定是觉察到我们在往回走，自己就先行离开。我听到屋里的另一个地方在放音乐。来到大厅，本朝楼梯走去，但我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一定得告诉我，”我说，“告诉我最合适了。我是擅自离队到这儿来的。你一定得告诉我情报网出了什么事。”

过了大厅有一个长长的会客室，这儿的窗户上有百叶帘，沙发上盖着更多的防尘布单。屋里很冷，不过本还穿着夹克，我也穿着厚大衣。我打开百叶帘，让月光照进来。我有种直觉，比这再亮一点的光线都会让他心神不定。音乐听起来离我们不是很远。我觉得像是格里格54的曲子，但并不确定。本说话时既没有悔恨之情，也不是为了宣泄。他已经向自己忏悔得够多了，整日整夜，这我知道。他的语调死气沉沉，像是一个在讲述灾难的人，心里明知没亲历其事的旁人是不可能理解的。音乐始终响着，在为他伴奏。他觉得自己已经毫无用处。充满冒险精神的英雄已经放弃了，不愿再与命运抗争。也许他对自己的愧疚感有点厌倦了。他说得简短而又生硬。我觉得他是希望我快点离开。

“哈格蒂是个混蛋，”他说，“世界一流的混蛋。他是个贼，爱喝酒，偶尔还强奸女人。他没被开掉的唯一理由就是塞德尔情报网。总部打算连哄带骗地让他放手，好把塞德尔交给新来的人接管。我是第一个新来的。哈格蒂决定好好治治我，因为我把他的情报网给抢走了。”

他讲了哈格蒂常常刻意侮辱他，连续不断地让他在夜里和周末值勤，还把不怀好意的报告回传到哈格蒂在总部的支持者圈子里。

“起初，情报网的任何事他都不跟我说。后来总部痛批了他一顿，于是他就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了。整整十五年的全部情况。所有人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甚至包括那些已经殉职的情报员。他给我送来一堆堆小山似的文件，全都做了重点标记和交叉索引。看看这个，记住那个。她是谁？他是谁？注意这个地址，这个名字，这些掩护身份，还有这些暗号。逃脱程序。撤离点。无线电使用的识别代码和安全程序。然后他还会考我。把我带到安全屋，让我坐在桌子对面，盘问我。‘你还干不了这个。只有等你把情况弄得一清二楚，我们才能派你进去。这个周末你最好待在这儿，多下点功夫。星期一我再来考你。’情报网就是他的命。他想让我感觉到自己不够格。我感觉到了，而且我也确实不够格。”

但总部并没有屈服于哈格蒂的威吓，本也没有。“我让自己进入了考试的状态。”他说。

随着本和塞德尔第一次会面的日子渐渐临近，他自编了一套助记法和缩略语，以便掌握情报网十五年的历史。他没日没夜地坐在柏林站总部的办公室里，画了许多意识图和联络图，想出了许多套方法用来记住情报员、下属情报员、送信人以及合作者的化名、掩护身份、家庭地址和工作地点。然后他把自己整理出的资料写在普通明信片上，只写一面。在明信片的另一面，他写的是只有一行字的主题，比如“情报投放点”、“工资”、“安全屋”。每天晚上回公寓之前，或是躺在站里病号室的床上直直腰的时候，他都会跟自己玩一把记忆游戏。先把明信片面朝下放在桌上，然后把他能记住的信息和反面的资料进行对比。

“我睡得很少，不过这对我来说是常事，”他说，“那一天快来到的时候，我压根就不睡觉了。一整夜我都在死记硬背，然后躺到沙发上瞪着天花板。等到爬起身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记住。脑子像是瘫痪了一样。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桌旁把脑袋埋进手里，开始问自己各种问题。‘如果掩护身份是玛格丽特二号的情报员认为自己受到监视了，他该跟什么人联络，怎么联络，联络对象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答案是一片空白。”

“哈格蒂溜达进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挺好’。说句公道话，他当时祝我好运来着，而且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的。我原以为他会问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准备跟他说见鬼去吧。但他只说了一句‘Komm gut Heim’55，还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把卡片揣进了口袋。别问我为什么。我害怕失败。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因为这个，对不对？我害怕失败，我恨哈格蒂，哈格蒂把我折磨得够呛。带着卡片的理由我还能说出两百多个，但没有一个能帮上忙。也许这就是我自行了断的方式吧。我挺喜欢这个想法。我带着卡片，过了边境。我们开着一辆特别改装过的豪华轿车。我坐在后座上，我的替身藏在座椅底下。当然，东德警察是不能搜查我们的。尽管如此，在急转弯的时候和替身换人还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你差不多就得从车里滚下去。塞德尔给我准备了一辆自行车。他特别相信这玩意儿。以前他在英国当战俘的时候，警卫就常常借自行车给他用。”

史迈利已经给我讲过这个故事了，不过我还是听本又讲了一遍。

“我的卡片装在夹克口袋里，”他接着说道，“夹克的内袋。那天柏林热得要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好像把夹克敞开了。我也搞不清了。我努力去回想，有时候觉得自己解开了扣子，有时候又觉得没解。拼命去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会这样，你回忆起来的情况什么可能性都有。我提前赶到接头地点，查看了附近的车辆，做了要做的那老一套，然后就进去了。那时候我什么都能想起来。身上带着卡片还真起了作用。我根本用不着它们。塞德尔挺好，我也挺好。我们办了该办的事，我向他介绍了情况，给了他一些钱——全都和沙拉特训练时一样。我骑车回到要上车的地点，扔了自行车，跳进轿车。等到我们越过边境进入西柏林，我才意识到卡片没了。我感觉不到卡片的分量了，也可能是感觉不到卡片在口袋里硌着，或者是别的什么。我顿时着慌了，不过我一直都是这样——内心深处，我始终都很恐慌。我就是这样。当时只不过慌得更厉害一些而已。我让他们开车把我捎到公寓，然后打了塞德尔的紧急号码。没人接听。我又打了撤离点的电话。没人接听。我又试了临时替班的号码——是个女的，名叫洛特——还是没人接。我坐上出租车直奔滕珀尔霍夫机场，小心翼翼地办了出境，然后就到这儿来了。”

突然间，我能听到的只有斯黛芬妮的音乐了。本的故事已经讲完。一开始我还没意识到故事只有这么长。我等着，两眼盯着他，指望他继续往下说。我原以为最起码得是被绑架了——野蛮的东欧秘密警察从车后冒出来，用小沙袋把他打昏，把浸过氯仿的面罩捂在他脸上，把他的衣袋翻了个遍。渐渐地，我才明白过来他讲述的经历简直平庸得可怕：丢掉一个情报网竟然如此容易，几乎像是弄丢了一串钥匙、一本支票簿，或是塞在胸前口袋里的一条手帕。我多么希望听到更体面一点的理由，可是他根本给不了我。

“那你最后带着卡片是什么时候？”我傻乎乎地问道。我好像是在跟一个弄丢了课本的小孩子说话，但本并不介意。他一点自尊都没有了。

“卡片？”他说，“可能是骑自行车的时候。也可能是从车里滚出来的时候。也可能是回到车上的时候。自行车配着一把能锁住车轮的链条锁，我得弯下腰才能上锁、开锁。可能是在那时候。丢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找到东西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弄丢的；找到以后，那可就太清楚了。但这一次我没有以后。”

“你觉得有人跟踪你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想问问他，给我的那封情书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我没勇气开口。再说，我觉得我也是知道的。应该是在哈格蒂把他整得最厉害的时候，他感到很绝望，猛喝了一通酒。其实我希望他能对我说，他根本没写过那封信。我想把时钟往回拨，让一切都回到一个星期之前的状态。但是这些简单的问题已经随着简单的答案一起消失了。我们的少年时代已彻底结束。

他们肯定早已把屋子包围起来，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根本没按门铃。我打开百叶帘让月光照进屋的时候，蒙蒂很可能就站在窗户外面，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进屋时直接就走了进来，神情虽然有点尴尬，却很坚决。

“你干得很漂亮，内德，”他安慰我说，“是公共图书馆把你暴露了。管书的那个漂亮姑娘还真挺喜欢你。要是我们同意的话，我觉得她都会跟着一块过来。”

斯科迪诺跟着他进了屋，接着史迈利出现在另一个门口，脸上带着歉意，他做出最冷酷的举动时往往都是这样的表情。我做的一切恰恰都是他希望我去做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我把自己放在了本的位置上，领着他们找到了我的朋友。本看样子也不是很吃惊。也许他反而觉得释然了。蒙蒂和斯科迪诺站到本两旁，可他还坐在防尘布单中间，那件花呢夹克松松垮垮地堆在身周，仿佛是一块地毯。斯科迪诺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蒙蒂和斯科迪诺弯下腰，像两个配合默契的家具搬运工似的轻轻地把他拎了起来。我对本辩解说，我并没有故意出卖他，他摇摇头说没关系。史迈利站到一旁，让他们过去。他那双近视眼询问地看着我。

“我们专门安排了一班船。”他说。

“我不走。”我答道。

我把视线从他身上转开，等我再看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我听到吉普车的声音沿着车道消失在远方。我循着音乐声穿过空荡荡的大厅，走进一间书房，这儿堆满了书籍杂志，地板上还摊着一叠纸，好像是小说的手稿。斯黛芬妮侧着身子坐在一张宽椅子里。她换上了家居服，淡金色的头发披散在肩头。她光着脚，我进屋的时候她也没抬头。她跟我说话时仿佛早就认识我，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也没错，因为我是本熟识的人。她关掉了音乐。

“你是他的爱人吗？”她问道。

“不是。他希望我是。我现在才明白。”

她微微一笑。“我倒是想让他当我的爱人，不过这也是不可能的，对吧？”

“看来是这样。”

“你有过女人吗，内德？”

“没有。”

“本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应该试过。估计还是不成吧。”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泪水顺着脸颊和颈项滑落。她站起身，紧闭着双眼，像个盲人似的伸出双臂让我抱住她。她的身体紧贴着我，头埋进我的肩膀，浑身颤抖着抽泣起来。我伸出胳膊搂住她，可她把我推开，拉着我坐到沙发上。

“是谁让他去做你们这一行的？”她说。

“没人。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想追随父亲的道路。”

“这能算是选择吗？”

“应该是吧。”

“那你呢，你也是自愿的？”

“是。”

“你又在模仿谁？”

“谁也没有。”

“本根本没有面对这种生涯的本领。他们不该看上他。他太会说服别人了。”

“我知道。”

“那你呢？你需要他们来把你变成男子汉吗？”

“那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把你变成男子汉？”

“我说的是工作。比如倒垃圾桶，或是在医院里打扫卫生。总得有人去做啊。我们不能假装那工作并不存在。”

“哦，但我觉得可以。”她拉住我的手，僵硬的手指和我的手指交缠在一起，“我们会假装许多事情都不存在。或者是假装还有别的事更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生存下去。要想打败撒谎的人，不一定非得对他们说谎。今晚你会留下来吗？”

“我得回去。我不是本。我是我自己。是他的朋友。”

“跟你说件事，行吗？玩弄现实是非常危险的。记着我的话，好不好？”

我脑海中并没有我们告别时的印象，我想那一定太痛苦了，因此记忆不愿将其留存下来。如今我能回想起来的，只是当时我得去赶那班渡轮。没有吉普车等我，我只能走着去。我顶着夜风匆匆前行，绕过乱石嶙峋的海湾，乌云在月亮周围翻卷，海浪重重地拍击着岸边，我还记得她泪水的咸味和发际的芳香。我还记得那个海岬，记得那艘又短又粗、亮着灯的小汽轮开始解缆起航。我还知道整个航程中我一直站在前甲板上，快到岸的时候史迈利过来站到了我身旁。当时他肯定已经听完了本的故事，特意到甲板上来安慰我，虽然他一句话都没说。

我再也没见过本——上岸的时候他们就没让我接近他——但后来我听说他被情报部开除了，便给斯黛芬妮写了封信，请她告诉我本在哪儿。我的信被退了回来，上面标着“查无此人”。

我倒是很想告诉你，本其实并没有造成情报网的覆灭，因为比尔·海顿早已将他们出卖。更理想的是，那个情报网原本就是东德或苏联人给我们设下的圈套，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并向我们提供虚假情报。但事实恐怕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时海顿的权限还受着职责划分的限制，他的工作也用不着往柏林跑。海顿被逮捕后，史迈利甚至还问过他，那个情报网出事他究竟有没有插手。海顿听了放声大笑。

“许多年前我就想控制那个情报网了，”他回答说，“听到出事的消息之后，我的心情简直他妈的太好了，都想送束花给卡文迪什小老弟，不过我觉得那么干不太安全。”

如果今天我见到本，我能告诉他的最好的消息是：即使当时他没有毁掉情报网，再过几年海顿也会为他代劳。我能告诉斯黛芬妮的最好消息则是，从她的角度而言，她说的是对的，不过我说的也没错；我始终没忘记她告诉我的话，尽管如今我已不再把她视为所有智慧的源泉。即使我从来都没弄明白她究竟是什么人——她到底应该算是本的秘密的一部分，还是我的？——她仍旧是最早在我耳畔响起的海妖歌声，她告诫我，我的使命并没有那么是非分明。有时候我会想，我对她来说到底算什么，但恐怕我自己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一个稚嫩的少年，仿佛是另一个本，不谙世事，为了驱除内心的软弱而佯作坚强，到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去寻求庇护。

不久之前，我又回到了柏林。那是在柏林墙被宣告废弃的几个星期之后。有一点旧事需要我去处理，人事组的头儿很乐意支付费用。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正式被派驻柏林，但我却是那儿的常客。对我们这些“冷战”老兵来说，去一趟柏林就像是回归发源地。在一个湿漉漉的下午，我不知不觉来到一小截脏兮兮的围墙前。这地方后来渐渐被人们称为“无名者之墙”，是为了纪念六十年代因企图逃离而被杀害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先见之明地留下名字。我站在一小群东德人（大部分都是女的）中间，我注意到他们在仔细查看一个个十字架上的铭文：无名氏，男，1965年某月某日被枪杀。她们在寻找线索，想把这些日期和她们所知的一丁点儿情况对起来。

我突然觉得一阵难受，心想他们甚至有可能是在寻找本手下的某一个情报员，那人在半夜十一点钟的时候疾步奔向自由，却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想法让我感到愈发困惑：竭力要消灭柏林墙这一存在的其实并不是西方盟国，而是东德自己。

纪念墙如今已不在了。或许它会在某座博物馆里找到一个容身的角落，但我对此颇感怀疑。柏林墙倒塌——被砸成碎块，然后卖掉——的时候，纪念墙也随之倒下。我觉得对人的反复无常而言，这是个最合适不过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