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司地下室的状况室中，气氛非常紧张，就像是要对敌方发动一个持久性的夜间空袭。奈德坐在他那张发号施令的桌子后面，面前摆着好几部电话。一有电话响起，他就会拿起话筒，以简洁的语调，一个一个音节地吐出话来。有两位女助手轻轻地把电报散放在他的桌面，并且把“外送公文”盒给清理干净。两个邮局里用的时钟，一个指的是伦敦时间，另一个指的莫斯科时间，好像是双胞胎月亮似的挂在房间墙上。在莫斯科，现在是午夜，在伦敦则是晚上九点钟。他的下属为我打开房门时，奈德连头也没抬起来看我一眼。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早就得以脱身。整个早晨，我都在财政部的律师事务所里，下午又和从切尔滕纳姆来的律师在一起。晚餐我负责协助招待一个从瑞典来的代表团，直到他们整装出发去赴一个已经排定了的音乐会。
沃尔特和鲍勃弯着腰在看一幅莫斯科市的地图。布拉克正用内线与密码室通话。奈德正聚精会神地研究一篇看起来似乎是很冗长的目录。他挥手叫我坐在椅子上，并且推了一堆刚刚送来的通讯译码到我面前。这些东西从开头就写得很潦草。
九时五十四分：巴雷打电话到十月公司给卡佳，打通了。他们已经约好二十时十五分在敖得萨旅馆见面。待续。
十三时二十分：不定跟踪者曾跟着卡佳到××街的十四号。她递了一封信到一处我们认为是空屋的房子里去。照片会由包裹尽速寄到。待续。
二十时十八分：卡佳已经到达敖得萨旅馆。巴雷和卡佳在餐厅里谈话。维克娄和一名不定跟踪者正在观察。待续。
二十一时五分：卡佳离开敖得萨旅馆。他们谈话的内容摘要随后送到。录音带由包裹尽速寄到。待续。
二十二时整临时报告：卡佳已经答应今晚打电话给巴雷。待续。
二十二时五十分：卡佳到了××医院。维克娄与一名不定跟踪者负责跟踪。待续。
二十三时二十五分：卡佳从一家医院里一部已没人使用的电话，接到一个别人打给她的电话。她讲了三分二十秒。待续。
整个通讯到此突然中断了。
间谍的工作就是被拉往极端的常态。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克莱福今晚是否有生意可忙？”奈德问道，好像看到我就让他想起了什么。
我回答他，克莱福今天整晚都会在他的套房里。他今天一整天都被关在美国使馆中。他已经告诉过我，有事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他。
我有车，所以我们就一起到了总部。
“你有没有看过这一份鬼文件？”奈德拍拍膝上的档案夹问我。
“那是什么样的鬼文件？”
“是‘蓝鸟’文件的分发表。上面记载着所有阅读过蓝鸟资料的人和他们的主管。”
我很谨慎地不让自己涉入太深。奈德在行动作业中的坏脾气是有名的。克莱福办公室门上的那一盏灯是绿色的，意思是说：有种你就进来。
“这‘必须告知名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克莱福？”奈德一看到他，就挥着那份分发表问他，“我们给了兰利一堆高度敏感、又找不出来源的文件。结果，一夜之间，他们就找了一大堆毫不相干的人来。我是说这到底是什么，好莱坞吗？我们已经派了一个人在那儿，而另外还有一个投诚的，他现在人在何处我们都不知道，而这个消息就已经传遍了？”
克莱福在那张金黄色的地毯上踱着步子。他有一种习惯，每次在跟奈德辩嘴时，他就会一下子全身像是纸牌一样地转了过来。
“所以你就认为蓝鸟分发表上的阅读名单太长了？”他的口气，妤像是一个手握证据的人。
“是的，你也理应有同样的看法，罗素·薛里顿也该如此。那个五角大楼科学联络组是个什么东西！还有那个白宫学术顾问团又曾在他们的国家里搞过什么玩意儿！”
“你希望我只挑高层人士，并且限制蓝鸟只能给两国之间的情报委员会看啰？只有大头们可以过目，职员和助手都请避开，你要告诉我的是不是这个？”
“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覆水重收的话，是的。”
克莱福假装在忖度此举的得失，但我知道，奈德也知道，克莱福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得失问题。他所考虑的，是谁赞同什么事情，谁又不赞同，然后他再衡量一下该站在谁的一边。
“第一，我刚才所讲的这些高尚绅士里，没有一位有能力不借着专家的指引，就能够将蓝鸟的所有资料给理出个头绪来。”克莱福恢复了他不带一丝火气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不要让他们拿着这份资料在那儿蛮干，就得允许他们把这些人给加进来，并且甘冒我们可能会付出的代价。至于防御情报小组，他们的海军、陆军、空军、白宫评估人员等，也都是一样。”
“这是那个罗素·薛里顿讲的，还是你讲的？”奈德问道。
“我们怎么能够在把那么一大堆复杂的资料给他们看的同时，却要求他们不要征召他们的科学小组来参与其中？”克莱福仍然坚持着他的观点，并且干净利落地就想把奈德的问题敷衍过去。“如果蓝鸟所讲的是真的，那么，他们就需要尽他们所能地去帮助了。”
“如果！”奈德回嘴道，口气里带着愠怒，“如果蓝鸟所讲的是真的，我的天哪！克莱福啊！你比他们更差劲。你要知道，有二百四十个人在那张表上，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太、有一个情妇和十五个最要好的朋友。”
“第二，”就在我们都已经忘了还有个第一的时候，克莱福继续说道，“这不是我们的情报机构所能处理的事情；要处理，也得靠兰利的。”他在奈德还没来得及插嘴进来的时候，就把头一转，朝着我说了下去，“帕尔弗莱，你说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我们和美国人订的合约里，是不是有规定我们得把所有的战略资料先给兰利过目？”
“在战略资料上，我们是得完全依赖兰利的，”我承认的确是有这么回事，“他给我们他们想要我们知道的资料，而相对的，我们得把我们所发现的一切让他们知道。这种事情不会有太多次，但条约上就是这么规定的。”
克莱福细心听完，并且表示我说得没错。他在冷漠中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野蛮，让我觉得奇怪。如果他还有良心，我也要说他的良心不会太好过。他这一整天都在美国大使馆中干些什么？他究竟拿了些什么东西给什么人？为什么要给他们？
“在我们这个单位里，很多人都误解了一点，”克莱福又继续说道，这一次，他是直接对着奈德说，“他们以为我们和美国人是在同一条船上。其实不然，特别是在谈到战略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并不是在同一条船上。在我们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战略分析家能够和美国的战略分析家相提并论。我们是一条小船，一条毫不起眼的小船，而他们是伊丽莎白女王号。我们没有资格告诉他们该如何驾驶他们的船。”
就当我们被克莱福振振有词的说法给震慑住的时候，他的热线电话响了。他迫不及待地跑去接，因为他总是喜欢在下属面前接听热线电话。不过，他运气不好，是布拉克打来找奈德的。
卡佳刚才打电话到敖得萨给巴雷，他们已经同意晚上会面，布拉克说。莫斯科的情报站要求奈德立即同意他们对这次会面所提的行动建议。奈德立刻就离开了。
“你跟那些美国人都在搞些什么？”我问克莱福，但他懒得回答我。
第二天，我整天都在跟那些瑞典人穷聊。苏俄司里，恐怕很难有比现在更生气蓬勃的时候了。间谍的工作就是要等待。约四点时，我溜回房间，打了个电话给汉娜。这种事情我偶尔为之。四点钟的时候，她已经从兼职的癌症研究所回来了，而她的丈夫从来没有在七点以前回家过。她告诉我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根本没心在听。我告诉她我儿子亚伦的一些事清：他现在正在伯明翰和一位护士打得火热。那位护士是个好女孩，但配不上亚伦。
“我待会儿再打给你。”她说。
她有时会这么说，但她从来没有打过。
巴雷走在卡佳的身边。他可以听到她的脚步声，就像是紧跟在他自己脚步后的回声一样。在充满狄更斯风味的莫斯科，那些墙壁片片剥落的大厦浸浴在死气沉沉的灰暗灯光中。第一栋大楼的中庭光线昏暗，第二栋大楼则是完全漆黑一片。垃圾堆里，几只猫正瞪着他们。两个留着长发，看模样可能是学生的男孩正隔着一排包装箱打网球。另有一个男孩斜靠在墙壁上。他们的面前有一道门，上面被人信手涂鸦地涂下一些书和一轮新月。“注意看红色的标记。”维克娄已经告诉他了。她的脸色苍白。他心想，也许他自己的脸色也跟她一样苍白，因为如果他的不是，那可真是个活生生的奇迹了。有些凡人是不可能变成英雄的，而有些英雄也不可能倒着回去变作凡人。他想着想着，心里不由得觉得康拉德这句话说得实在有道理。而巴雷·布莱尔呢？也不可能成为英雄的。他抓住了那个门把手，用力地拉了一下。她在后面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她头上戴着一条头巾，身上穿着雨衣。门把手是转了，但门还是纹丝不动。他用两手推了一推，不动。他又使出更大的劲儿。打网球的那几个男孩用俄语对他嚷嚷起来。他立时停了下来，觉得背后好像有火在烧着。
“他们说也许你应该踢门。”卡佳说着，他往后看了看她，令他非常惊讶的是，她居然是笑着说话。
“如果你现在能笑，”他说，“那么你快乐的时候又有多美？”
但是他多半是说给自己听的，因为她并没有回答。他踢了踢那扇门，它终于降服了，吱吱嘎嘎地开了。那几个男孩笑了起来，又回头打他们的网球去了。他踏进了黑暗之中，她跟在后面。他按了一个开关，但是灯没亮。门砰的一声关了起来，他摸着黑找门把手，但却找不着。这一下子，他们真的是站在一片漆黑之中。扑鼻而来的，尽是猫、蒜头以及地沟油的味道。除此以外，他们还可以听到一些别人家里的音乐声和争吵声。他划了根火柴棒，眼前出现了三级楼梯、半部自行车，然后就是一个入口，通到一个脏兮兮的升降机。然后，他的手指就被烧到头的火柴棒给烧着了。维克娄已经说过：你上到四楼，注意看红色的标记。我在这种黑漆漆的鬼地方怎能看见什么红色的标记！上帝答复了他的问题——楼上亮有一盏微弱的灯光。
“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她礼貌地问了一句。
“这是我一个朋友住的地方，”他说，“他是个画家。”
他推开了那扇升降机的门，又推开了那个铁栅栏。还没等他说“请”，她已经越过他，站在升降机上，向上望着，等着它向上爬升。
“他离开这儿几天。这是一个可以谈话的地方。”他说。
他又注意到她的睫毛和眼中的湿气。他想安慰她，但她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悲伤。
“他是个画家。”他又说了一遍，好像这么说就会使一个朋友变成合法的了。
“是官方的画家吗？”
“不，我想不是，我不知道。”
维克娄为什么没告诉他那位画家是个什么样子的精彩人物？
就在他要伸手按那个按钮时，一个戴着玳瑁眼镜的女孩手里抱了一个塑料熊在他们身后跳了上来。她说了一句问候辞，卡佳的脸上现出了光彩，也对她说了一句相同的话。升降机不住颤抖地往上爬升，那个按钮在经过每一层楼的时候都会像玩具枪一样跳起。到了三楼时，那个女孩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声再见，而巴雷和卡佳也同声向她道了再见。到了第四层楼，升降机猛然一下停住了，就好像它是碰到天花板一样，或许它果真是的。他扶她出了升降机，并且尾随她跳了出来。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通道，里面充满了婴孩身上的乳臭味，也许那儿有一大堆婴孩吧！就在那个通道的尽头，看上去似乎是一面空白的墙上，一个红色的箭头指示他们左转。他们顺着一个木制楼梯向上攀登。在最后一级楼梯上，维克娄像一个小妖精似的蹲在那儿，借助于一盏机械工用的照明灯，正在读一本厚厚的书。巴雷和卡佳经过他上楼的时候，他头连抬也没抬起来一下，但是巴雷注意到卡佳一直都在盯着他看。
“怎么啦？看到鬼啦？”他问她。
她听得到他说的话吗？他又听得到他自己说的话吗？他曾经讲过话吗？他们现在到了一间长形的阁楼上。从瓦片之间的裂缝可以望到天空，屋檐上抹满了蝙蝠的排泄物。脚手架工人所用的板子横放在托梁上。巴雷抓住她的手。她的手掌宽而有力，又干燥。这只手交到他手上，仿佛也把她的生命全都托付给他。
他小心翼翼地前进，闻到了松节油和亚麻仁油的味道，也听到屋外的风拍打着房子的声音。他走在两个水槽之间，看到了一个像实物般大小的纸制海鸥，两个翅膀张开，悬挂在一根横梁上，绕着线在旋转。他把她拉向身后。越过海鸥的后方，挂有一块条纹状的帘布，绑在一根横杆上。如果没有海鸥，就没有聚会，维克娄说过。没有海鸥就意味着流会。那是我的墓志铭，巴雷想。“没有海鸥，他就不用开会了。”他把帘布扯向一边，进入了一间画家的画室，并且再一次把她拉向身后。在那间画室的中间，立着一个画架及一个给模特儿坐的箱子。那是这位画家以前用过的设备，维克娄说过。一个八成是那位画家自己做的天窗嵌进了屋顶。窗框上涂了红色的记号。俄国人是不信任墙壁的，维克娄解释过了，所以她最好是在屋子外头说话。
那一扇天窗打开了，吓走了一群鸽子和麻雀。他点头示意，要她先爬上去。他注意到她在弯腰时那修长身躯流畅的动作。他随着她攀登了上去，一边揉着他的背脊，一边咒骂着。他们站在屋顶两面山墙之间的铅皮槽上，那个槽的宽度仅仅够他们立足。虽然眼睛看不到底下街道上往来的车子，但是脚底下可以感受得到隐隐传过来的震动。她面对着他，而且跟他靠得很近。就让我们待在这儿别走了，他心里这样想着，你的眼睛，我，还有天空。他又在揉搓他的背，紧闭双眼以抵抗疼痛。
“你受伤了？”
“没什么，只是我的脊骨曾伤到过。”
“蹲在楼梯上的那个人是谁？”她说。
“他是为我工作的。他是我的编辑。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负责把风。”
“他昨晚在医院里。”
“什么医院？”
“昨晚，在和你谈完话之后，我必须赶到一个医院去。”
“你生病了吗？不然你为什么去医院？”巴雷停止了揉背，问道。
“那不重要。他在那儿。他看起来胳膊断了。”
“他不可能在那儿的。”巴雷说，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他在你走之后，整晚都和我在一起。我们讨论俄文书。”
他看到她脸上的疑虑消退了。“我当时一定累了，你得原谅我。”
“让我现在告诉你我已经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如果你认为不好，可以告诉我。我们先谈话，谈完了我就带你去吃晚餐。如果那些人民的监护人昨晚窃听到我们的电话，那么他们就一定已经预知我们会去吃晚餐。这个画室是我一个画家朋友的。他是一个爵士乐迷，就像我一样。我没法告诉你他的名字，因为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我从来也没有知道过。我曾经想我们可以带一瓶酒给他，看看他画的画，但是他不在。我们待会儿一起去吃晚餐，谈谈文学和世界的和平。虽然我的名誉不怎么好，但我没敢追求你，我被你的美腿给震慑住了。这样安排，你可满意？”
“很方便。”
他蹲了下来，拿出他为自己预备的半瓶威士忌，旋开了瓶盖，“你喝这玩意儿吗？”
“不喝。”
“我也不喝。”他希望她会蹲在他旁边，但她还是站着。他倒了一小杯酒在盖子里，然后把酒瓶放在他的脚边。
“他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是指那位作者。歌德。他是什么人？”
“那并不重要。”
“他的单位是什么？公司？他的邮政信箱号码？他的职务？他的实验室？他在哪儿工作？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儿瞎扯。”
“我不知道。”
“他都住在什么地方？你也不会告诉我这个的，是吗？”
“他在许多地方待过。要看他在何处工作而定。”
“你是如何和他碰面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该告诉你些什么。”
“他要你告诉我些什么？”
她支支吾吾地说着，就像是被他抓住了把柄。她蹙着眉头。“只要有需要，我都会告诉你，我应该信任你的。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这是他的个性。”
“这么说来，是什么让你欲言又止？”没有回答。“你想找到这儿来是为了什么？”没有回答。“你认为我喜欢在莫斯科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吗？”
“我不知道。”
“你如果不信任我，为什么要送那些资料给我？”
“是为了他，我才送那些资料的。并不是我选定你的，是他。”她情绪激动地回答着。
“他人现在在何处？在医院里？你如何与他联络的？”他抬头看了看她，等她回答。“你为什么不干脆说出来，看一看会有什么结果？”他对她建议道，“他是谁，你又是谁？他是靠什么谋生的？”
“我不知道。”
“在那犯罪的夜晚，凌晨三点钟的时候，那位在阳台上的人又是谁？”又没有回答。“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把我拖来，蹚这浑水？是你先发动的，不是我。卡佳？是我，我是巴雷·布莱尔。我会开玩笑，我会学鸟叫，我会喝酒，但我也是个朋友。”
他喜欢看她瞪着他的时候，那种一言不发的样子。他喜欢看她用眼睛来“听”他说话的神情，和她每次讲话的时候，那种恢复了的友伴之情。
“从来没有什么人犯过罪，”她说，“他是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和职业是什么并不重要。”
巴雷一边想着这句话，一边啜了一口酒，“所以，你平常就是这么为你的朋友服务的？替他们把违法的手稿偷偷地送到西方去？”她除了会用眼睛“听”以外，还会用眼睛“想”，他想。“他有否跟你提过他的手稿里都在谈些什么东西？”
“当然，他绝不会没经我的同意，就让我处于危险中的。”
他察觉到她语气中的保护色，他憎恶这种保护色。“他告诉过你那里面是些什么？”
“那本手稿谈到我国多年以来，都在预备种种可以大量屠杀人类的恶毒武器。它画出了一幅在我国国防工业各层面贪污腐化的图画。它也说出了管理上的种种弊病和道德上的缺失。”
“这是很笼统的。除了这些，你还知道些更详细的细节吗？”
“我对于军事事务并不熟悉。”
“这么说，他是军人啰？”
“不是。”
“那么，他是做什么的呢？”
又是一阵沉默。
“但是你赞同他这么做，把那些东西传递到西方去，是吗？”
“他不是要把它传递到西方去或传递到任何政权去。他尊敬英国，但这也不重要。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要让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们彼此坦诚相待。这对消灭武器竞赛有所帮助。”她仍然防着他。她平淡地把这些话全说了出来，就好像她已把这段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了。“他相信，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应该消除科学的滥用以及应该对此负责的政权。他讲哲理的时候，是用英文讲的。”她又加上这么一句。
而你现在正在听我讲，他想。用你的眼睛听，听英语。在你心中还在想着是不是应该信任我的时候。
“他是不是科学家？”他问道。
“是的。他是科学家。”
“不管什么科学家，我一概都不喜欢。他搞的是哪一门的科学？是搞物理的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
“他的情报来自各方面，精密度、瞄准点、指挥与管制、火箭发动器。他是单单一个人吗？是谁给他那些资料的？他又如何能知道这么多？”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这是很显然的。我的朋友也并不多。他不属于一个集团。也许他也监督其他人的工作。我不知道。”
“他是高高在上的吗？是大主管？他是在莫斯科工作吗？是在总部工作的吗？他干的到底是什么差使？”
她对每一个问题都摇了摇头，“他不在莫斯科工作。我也不曾问他，而他是从来不告诉我的。”
“他测试过很多东西吗？”
“我不知道。他到过很多地方。全苏他都去过。有时他在烈日底下工作，有时他在风雪酷寒之中工作，有时他既晒太阳，又挨冻。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向你说过他在哪个单位工作？”
“没有。”
“他的邮政信箱号码？他的上司名字？他同事或下属的名字？”
“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些事情的。”
但他相信她。当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相信南就是北，他也会相信小孩子是由一种南美洲的树上长出来的。
她看着他，等着他问下一个问题。
“他明白出版这些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他问道，“我的意思是，对他来讲？他知不知道，他在玩的东西有多么危险？”
“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行动，并且只有当后果发生的时候才能考虑到后果。”她似乎是在期盼着他讲一些话。但他已经知道了要慢慢地来，“如果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向前走一步。如果我们一次就想达成所有的目标，就什么目标也别想达到。”
“那么你呢？他有没有想过一旦这些东西曝光之后，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后果？”
“他都想过了。”
“那你呢？”
“自然。这也是我的决定。不然的话我为什么会支持他呢？”
“那么，孩子们呢？”
“这么做是为了他们以及他们那一代好。”她说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坚定的决心和些微的愠怒。
“还有，对于你们的祖国苏联呢？”
“我们认为宁可让苏联灭亡，也比让全人类灭亡要好得多。最大的负担是过去。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不单单是苏联。我们把自己视为消灭过去的人。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消灭我们的过去，又如何能够建造我们的未来呢？除非我们已经把旧有的想法都给清除干净了，我们是无法建造一个新世界的。为了表达真理，我们也必须准备做反对的使徒。他这段话是引自屠格涅夫。一个虚无主义者就是不会把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不管那种原则是多么的受人尊敬！”
“那么你呢？”
“我不是虚无主义者。我追求的是人道主义。如果我们受命要为将来扮演某种角色，我们就应该扮演。”
他在她的声音里搜寻，想看看是否能够找到任何可疑的线索，但是他失败了。她在语气中的表现是完全的自信。
“他谈这种论调有多久了？一直都在讲吗？还是最近才开始这么说呢？”
“他一直都在追求理想，这是他的本性。他永远都是喜欢极端的批评，但都是建设性的批评。有一度他甚至相信那种灭绝人类的武器已经厉害到足以消灭战争的地步。他相信这些武器可以在军事当权派心中产生一种改变。他被那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所折服，认为最厉害的武器中也藏有最大的能量，能够促使和平的实现。在这一方面，他极端热衷于美国的战略理论。”
她开始对他发动攻势了。他可以感觉得到，她的心里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她现在苏醒了，并且向他咄咄进逼。在莫斯科的天空下，她，经历过太多的寂寞和剥夺，此时把她所有的不信任都一股脑儿地抛开。
“那么，又是什么让他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