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维埃伟大的开放政策进行到第三年的这个时候，敖得萨旅馆在苏俄水平粗劣的旅行业中，虽然算不上顶好，但也不是最差的。但这家旅馆还真是够破的，更可笑的是这还不是人人都能住得进去的。它只收卢布，不收美金，连客人到它的酒吧喝酒都不能支付外币。好几个从明尼苏达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旅行团，团员个个哭丧着脸，吵着叫着要找回他们丢掉的行李。此地照明极差。那一盏一盏的铜灯和挂满了画的餐厅只会引人想起它过去惨淡的历史，而绝不会让人觉得苏俄如今是一只浴火凤凰。当你从那摇晃颤抖的电梯中走出时，面对着你的是那一层楼客房经理的晚娘面孔。她窝在那间包厢里，四边挂满了脏兮兮的钥匙以及陈旧的电话。和她面对面的接触之后，你马上就会觉得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最令人讨厌的学校。

然而，到目前为止，苏俄的改革也还仅及于“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地步。

不过，话说回来，对那些专程来此看改革的人来说，近日的敖得萨显得颇有朝气，仍然是蛮幸运的。负责接待的女性在冷峻的目光后面，仍然保有一颗温柔的心；而大家也都知道她们是不会在你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要检查你的通行证。她们会向你眨眨眼，示意你赶快上电梯，如果你对餐厅经理施一点小惠，他就会引你到一处幽静的雅座。每晚的六点到八点之间，一楼的大厅就变成了万国盛会的场所。有从塔什干来的穿着入时的行政官员，有来自土库曼和乔治亚、目光森冷的党工，有从阿克尔港来的海军工程人员，此外，更有从古巴、阿富汗、波兰、罗马尼亚、东德来的大老粗。这些人从机场乘坐大巴到达旅馆，一窝蜂地下了车，挤到阴森的大厅里，去向地主国致敬，并且把一箱箱的随身行李拖到演讲台。

而巴雷自己呢？虽然是被人逼着从异乡来干特务的，但到了这步田地，也只好随遇而安了。

首先，他坐了下来。他之所以会坐下来，也是因为有一个老女人捶着他的肩膀，命令他就座。他坐的地方靠近电梯。坐下之后不久，旅客们放在他四周的皮箱和包裹就把他围了起来。最后，他移到了一尊柱子旁边，让柱子挡着他，并且频频向四周的人道歉。他看着玻璃门开开关关，一会儿因众人阻隔而在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出现了。他一手拿着简·奥斯丁的《爱玛》在胸前舞动着，另一手则提着他从希思罗机场带来的一只非常难看的手提袋。

辛好，卡佳来了，也把他从人群中给救了出来。

他们的这次约会不是秘密，而他们的举止也毫无不可告人之处。在同一瞬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进入对方的眼帘。卡佳仍然被人潮挤着进入大门，而巴雷则举起他手中的书挥舞着。

“哈啰！我是巴雷，你好！”他叫道。

卡佳消失在人潮之中，又带着胜利的姿态钻了出来。她听到他呼喊吗？不过，她到底是笑了，也看到了尼基所说的订婚和结婚戒指。

“你该瞧瞧我是如何想尽办法离开那个宴会的。”她越过重重的人头向巴雷打着手势。也许她的意思是说：“我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法叫到出租车。”

“一点儿也没关系！”巴雷向她回了个手势。

当她蹙着眉头翻查手提袋，找寻她的身份证给那位便衣人员看时，巴雷真是心疼得要命。这位便衣人员当晚的任务就是站在大厅里盘问所有走进大厅的漂亮女子。她拿出的是一张红色卡片，所以巴雷猜测那是作家协会会员卡。

而此时，巴雷自己也不得不用他那还不算顶破的法语向一位巴勒斯坦人解释，说他可不是那些和平代表团里的一员，而且，老天啊！他也不是这个旅馆的经理。说实在的，这个旅馆到底有没有经理，连他都怀疑了。

维克娄此时则站在楼梯中间，观察这整件事情的发展。他后来说他从未看过比这次两人在公开场合见面更好的一次会面。

巴雷和卡佳这两位演员各穿着不同的戏服：卡佳演的是大型戏剧，她穿着蓝色的衣服，衬着老式的花边领。这一套打扮，曾经让尼基着迷过。而巴雷呢？他演的是低级的英国喜剧，穿的是他父亲留给他的细条纹西装。对他来讲，这套西装的袖子实在是嫌小了。除了这套破西装外，他脚上还穿了一双快磨破了的鹿皮靴。这么旧的靴子，恐怕也只有收集古董的会看得上眼。

他们照面的那一刹那，彼此都吃了一惊。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还算是陌生人。促成这两个陌生人在这儿见面的是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与他们俩之间的距离，比起他们彼此间的距离都要近。放弃了想要过去在她的面颊上正式献上一吻的念头，巴雷这一下子倒觉得自己被她的双眸所迷惑了。她的双眸不只是非常的黑，而且黑得发亮；同时，睫毛非常浓密。看到这双眼睛，他不由得怀疑她是不是天生就有两套睫毛。

巴雷的脸上显露出一副难以形容的愚蠢表情，某些英国人碰到美女时经常就是这副德性，因此卡佳也不由自主地想着，想着她在和他通电话时所产生的那种直觉也许是对的：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高傲自大的人。

就在这时候，他们已经接近到可以感觉得出彼此体温的距离，巴雷甚至还闻得到卡佳的化妆品香味。四周的人仍然以各种语言彼此交谈着。

“我想，你一定是巴雷先生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着，并且一只手搁在他的前臂上。她这么做，是因为她想用触觉来证实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

“是的，我的确是。哈啰！那你也一定是卡佳·奥拉娃了，也就是尼基的朋友。你好吗？”

照片虽然不会说谎，但也不会说出真话。巴雷望着她的胸部随着呼吸起伏，这么想着。照片不会显示一个女孩子脸上的红晕，好像她刚刚才目睹了一场奇迹，而你是第一个听她讲这奇迹的人。

大厅中川流不息的人潮重新让他恢复了该有的知觉。任何人，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会面，都不可能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长久寒暄的。

“这样好了。”他说着，好像突然之间想起了一个很不错的主意。“我请你吃点面包好不好？尼基要我一定得好好地请一请你。你们在那次展览会上相见，他告诉了我。他这个人真是个大好人，有天使一样的心肠。”他一面说着，一面引她走向楼梯边，那儿的一处牌子上写着：“自助餐”。“他是个有趣的家伙，有时也是挺叫人烦的，当然，谁不是呢？”

“噢，蓝道先生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说话的样子，可以看出她是把巴雷当做一个未验明正身的听众，但她的语气又十分动听。

“而且很可靠。”巴雷同意她的说法，又加了一句。当他们爬上一楼之后，巴雷觉得有点气喘吁吁了。“如果你要求尼基做一件事，他会做，但他会用自己的方法做，而且从不把他的想法泄露给别人知道。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好朋友的表征，你认为呢？”

“依我的看法，一个人若是不谨慎，是不可能交到朋友的。”她的回答好像是照着一本婚姻手册上所讲的，“真正的友谊必须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

而巴雷呢？听到这么意义深远的话，他不可能没察觉出她的论调和歌德的论调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相同点。

在一个靠帷幕的地方，有个三十尺长的柜台，是专门用来放食物的。此时，上面除了一盘饼干以外，什么也没有。柜台后面，三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大块头女人分别戴着透明塑料做的盔帽，一边守着一个炭炉上的茶壶，一边彼此辩论着。

“尼基对书也是挺有自己一套看法的。”巴雷说着，两人在绳子所形成的障碍前面找到了座位坐下。“‘愚蠢的知识分子’，如法国人说的。请来壶茶，女士们！”

那三个女人仍在彼此争辩着。卡佳看着她们，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突然，出乎巴雷意料，她抽出了她的红色通行证，拿在手上挥了一挥，一个字也没讲，那三个人中的一个就赶紧丢下其他两人，去架子上拿了两个杯子，并且把它们重重地往两个碟子上一摔，好像她是把上了火药的老来福枪一样。她装满一壶开水之后，仍然怒气冲冲地把一个瓦斯炉给点燃了，再把那个水壶往炉子上一放，怒气依旧地走回到她的同志身边去。

“要吃饼干吗？”巴雷问道，“要点鹅肝酱吗？”

“谢谢，我刚才在招待会上已经吃过蛋糕了。”

“哦，那个蛋糕很好吃吗？”

“不怎么好吃。”

“那么，那些匈牙利人呢？都很好吗？”

“他们说的谈的没有什么重要之处，我可以说他们都很陈腐。我们苏联这边不该邀请这些人来的。对付外国来的人，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人，我们总是有点儿放不开。”

两人一时之间都有点儿词穷了。巴雷记起一个他在大学里认识的女孩。她是将军的女儿，皮肤像玫瑰花瓣一样。她活着似乎就只为保护动物的权利，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跟当地的一个男人结了婚。卡佳脸色阴沉地望着房间的那一端，那儿有十几张桌子很整齐地排成几列。维克娄就在其中的一张桌子旁与一个像他一般年纪的人讲着笑话。另一张桌子上，年纪较长、穿着马靴的一位先生正跟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女子喝着柠檬水。他手臂张开，好像是向人诉说他丢光了财产一样。

“我怎么没想到为什么没在电话里请你吃晚餐。”巴雷说着，两眼再一次与她的目光相对而视。他也再一次地觉得自己好像要陷入她的眼睛里。“我想，也许每个人都不愿意一下子就进展得太快。不是人人都能放得开的。”

“即使你请我，我也不方便。”她蹙着眉头答道。

水壶开始发出滚热的吱吱声了，而那些恋战不休的女侍们居然连看也不看一眼。

“在电话里办事，总是这么困难，你不觉得吗？”巴雷说着，“就好像是让自己对着一堆塑料花讲话，我是说，不是对着真人的面孔讲话。我个人很讨厌这种怪里怪气的东西。你呢？”

“讨厌什么？对不起，我没有听懂。”

“电话！隔着一段距离和人说话。”水壶开始冒水喷在瓦斯炉上了。“你没法看到别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法想像他们会是什么样儿。”

马上切入主题！他告诉他自己，就是现在。

“前几天我才跟我在出版界的一位朋友谈起同样的事情。”他以同样的愉悦语气，同样的音量，继续说了下去，“我们在讨论一个人送给我们看的书时说的。我已经拿给他看过，是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做的。而他则对这本小说着迷得要命。他说这是他多年以来看过的最棒的小说。他甚至说这是一颗炸弹。”她的眼睛小心翼翼地对着他直视。“但是，多么奇怪！连一张作者的照片都没有。”他装腔作势地继续说道，“我甚至连那位作者姓啥名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他是从何处得到资料，学到技艺等等的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像我听到一首曲子，但无法确定它是勃拉姆斯的作品，还是科尔·波特的作品一样。”

她蹙着眉，把双唇抿进去，似乎是要把它们弄湿润一点。“我认为不应该侵占一位艺术家个人的隐私。有些作家只愿意以不具名的身份写作。天才就是天才。天才是不需要任何解释的。”

“嗯！我所讲的，也并不是什么解释不解释的问题，而是真实性的问题。”巴雷解释道。沿着她面颊骨的地方有一些汗毛，但却不像她的黑发，而是金色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是知道出版业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个人写了一部有关缅甸北部山区民族的小说，那么，读者就绝对有权利问，他是否到过明斯克以南的地方。特别是把这部小说当做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时。根据我的这一位密友告诉我的，这部小说是一部足以震撼世界的作品。我想，在这么一件非比寻常的事件上，你绝对有权利要求作者站出来，证实他的资格吧！”

那位年长的女人比别的女人都要勇敢，她把滚烫的水注入那个茶壶。第二个女人打开现钞柜，第三个女人正抓把茶叶盛到手提吊秤上。巴雷把手伸进裤袋，拿了一张三个卢布的钞票出来，那位站在收银台的女人看到之后发出了失望的嘀咕声。

“我想她是要零钱吧？”巴雷呆呆地说，“我们不也都缺零钱吗？”

正说着，他看到卡佳把三十个小铜板放到了柜台上，笑了笑。她笑的时候，嘴角有两个小小的酒窝。他拿着书和袋子，她拿着那一盘碟子和杯子跟在他后面。但是就在他们到达桌边的时候，她向他说了一段具有挑战性的话。

“如果一位作家有必要证实自己所言属实，那么为他出版书的出版商岂不更应如此吗？”她说。

“哦，我是赞成各方面都要诚实。底牌在桌上亮得越多，大家都会越好过。”

“据所得到的消息，那位作者是从一位俄国诗人处得到灵感的。”

“佩切林，”巴雷答道，“我查过他的资料，他在一八〇七年出生于基辅的戴莫卡。”

她的嘴唇就着杯子的边缘，眼睑垂了下来。虽然巴雷的心里还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但此时也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从她头发中露出的右耳。傍晚的光线从窗外照了进来，她的耳朵在光线的照射之下，成了半透明的。

“那位作家从一位英国人那儿得到了一些有关世界和平的灵感。”她以一种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态度说。

“你想他会想再见那位英国人一面吗？”

“我可以问问他，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位英国人想再跟他见一面。”巴雷说道，“他们之间有太多可谈的事了。你住在哪里？”

“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

“你的孩子住在哪里？”

对方停顿了一下。巴雷这回心里又升起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他想自己可能已在不知不觉中问了不该问的话。

“我们住的地方距离机场地铁站很近。那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机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寓。巴雷先生，你预备在莫斯科待多久？”

“一个星期。能否给我你所住的公寓地址？”

“不方便给。你在莫斯科的时候，都会待在这间敖得萨旅馆吗？”

“除非他们把我赶出去。你的先生在哪儿高就？”

“那不重要。”

“他是不是干出版的？”

“不是。”

“他是作家吗？”

“不是。”

“那么，他到底是干哪一行的？作曲家？镇守边界的战士？厨师？他是如何让你活得这么安于现状的？”

听他一连串地讲了这么多，她再一次展露微笑了。她的笑似乎不仅让她自己开怀，同时也让他高兴了起来。

“他是一家木材公司的经理。”她说。

“他目前在经营些什么？”

“他的工厂预造房子给乡下使用。我们离婚了。在莫斯科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得是。”

“那么，孩子们呢？是男孩？女孩？都多大了？”

他这句话让她的笑容倏然僵住了。他一度想到她会愤然拂袖而去。她抬起头来，板着脸，眼中充满了愤怒。“我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是双胞胎，现在八岁。他们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你的英语讲得好极了，比我的还好。好像井水泉涌而出。”

“谢谢你。我对外国语言有一种天生的理解能力。”

“不只这样，真不可思议，就好像简·奥斯丁的英语无人能出其右一样。你是在哪儿学的？”

“在列宁格勒学的。我在那儿上学。英语也是我热爱的一种语言。”

“你大学是在哪儿上的？”

“也是在列宁格勒上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来的？”

“在我结婚的时候。”

“你和他是怎么结识的？”

“我先生和我从小就认识。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一起去过夏令营。”

“你钓鱼吗？”

“不但钓鱼，还抓兔子。”她说着说着，又笑了。她璀璨的笑容似乎可以照亮整个房间。“我先生弗洛狄亚的童年是在西伯利亚度过的。知道怎样在冰上睡觉。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并没考虑到知性价值观的差异。当时我认为一个男人所能学的事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懂得如何剥兔子皮了。”

“我正在想你与那位作者是怎么认识的。”巴雷解释道。

他看出她的挣扎，也注意到她眼神中闪现着时时刻刻都在变动的情绪，一下子向他倾泻而来，一下子又缩了回去。突然，她拢了一下那飞散了的头发，拿起她的手提袋。“请你替我谢谢蓝道先生，谢谢他送的书及茶叶。”她说，“下次如果他再来莫斯科，我会亲自再向他道谢的。”

“请不要走。我需要你告诉我。”他放低了声音，并且，突然以一本正经的态度说，“我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去处理那些手稿。单单我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那些个手稿到底是谁写的？歌德又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