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我必须回去照顾我的孩子了。”
“难道没人代你照顾他们吗？”
“当然有。”
“请你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你得很晚才能回去。告诉他们你碰到一个好人，他要跟你谈一整个晚上的文学。我们好不容易才见到面，我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问你。”
她收起了简·奥斯丁的书，向门口望了望，快步走了出去。巴雷就像一个死缠不放的推销员，亦步亦趋地跟在她的旁边。
“拜托！”他说，“再待一会儿，我知道我这个英国出版商有多么差劲，见了一位漂亮的苏联美女又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正经事儿。我不会骗人，也不会说谎。跟我吃晚饭好不好？”
“不方便。”
“改天晚上方不方便？我该怎么办呢？拿一尊神像来烧吗，还是放一根蜡烛在我的窗前？你是我此行的目的。请帮助我，然后我才能帮助你。”
他的恳求让她不知如何是好。
“能不能把你家的电话号码给我？”他坚持着。
“不方便。”她低声说道。
他们走下了宽阔的楼梯。巴雷向头顶上望了望，看到维克娄和他的朋友站在那儿。他抓住卡佳的手臂，力虽不猛，但也足够使她停住了脚步。
“那什么时候？”
他仍然握着她的手臂，握住的地方，就在她手肘上方肌肉最丰满的那部分。“我今晚也许会打电话给你。”她带着怜悯的眼光答道。
“不要也许。”
“我一定会打给你的。”
他待在楼梯上，看着她走向人潮边缘。她似乎在那儿先做了一口深呼吸，才伸展身手，挤进了人潮之中，朝着大门前进。她的全身都已为汗水湿透。围在她颈子上和背部的围巾也已被汗水浸湿。此时，他强烈地渴望喝上一杯。不过，比喝酒更强烈的一种欲望，是要拆除那只缠绕在他身上的麦克风。他要把这只麦克风踩成碎片，然后用挂号信寄去给奈德亲收。那个鼻子弯弯的维克娄，此时三步并作两步地下了楼梯。他露出牙齿，像个贼一样，尽跟他讲些萧伯纳俄文传记的无聊话。
她走得很快，边走边找出租车。天上乌云密布，看不到半点星光。能看见的，也只有宽阔的街道和从佩特罗夫卡方向闪现的极光。她此时需要跟他保持距离，也需要跟自己保持距离。她的内心生出了一种恐慌，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反感，这种恐慌正威胁着要吞噬她。他不该谈那对双胞胎的。他没有权利打破一种生活和另一种生活之间所筑的纸墙，他更不该用那些官僚的问题来折磨她。她已经信任他了，而他为什么还不信任她？
她转到一处街角，继续走着。他是个标准的帝国主义分子：虚伪、纠缠不休，并且一点儿也不信任别人。一辆出租车掠过去了，没有注意到她。另一辆则慢慢驶近，听她呼喊着她要去的目的地，又疾驶而去，去找寻更能赚钱的生意，譬如搭载娼妓，运家具，运黑市的蔬菜、肉、伏特加酒，以及为游客运送随身行李等等。雨开始下了，来势汹汹地刷落了下来。
他那什么鬼幽默。还有，他所调查的，根本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再也别想要我跟他接近了。她应该去搭地铁的，但是又怕那种密封的感觉。不过，他也跟多数英国人一样，看起来蛮吸引人的，甚至在笨拙之中也隐含着优雅。他机智，并且毫无疑问也很敏感。她从没想到他会距离自己这么近。也许是她自己跟他太过接近了吧！
她一直走，一边稳定情绪，一边找车。雨下得更大了。她从袋子里取出一把折伞撑开。就在她走到一处十字路口，准备过街的时候，一个开着蓝色“拉达”车的男子把车开了过来，而她并没有招呼他。
“生意如何，小姐？”
他到底是开出租的，还是强盗？她管不了这么多了，一屁股坐上了车，并且把自己要去的目的地告诉了他。这个男子开始跟她大声讲话了。雨点像在落冰雹似的打在车顶上。
“我很赶。”她说着，并且把两三张卢布递给了他。“我很赶。”她又重复了一遍，并且看了看表。自己心里也觉得奇怪，是不是大家在匆匆忙忙赶往医院途中时都会看表。
这个男子似乎也把她的托付很当一回事。他开得飞快，但口中还是不断地讲着话。雨水朝着车子打开的车窗扑了进来。从他口中，她得知他有位体弱多病的老母住在诺夫哥罗德。一天，她在爬梯子采苹果时摔了下来，不省人事。当她醒来的时候，两脚已经上了石膏。雨水像急流般地滚满了车前的挡风玻璃。他一直都没停下来把雨刷给装上。
“她现在如何？”卡佳一边问，一边试着把发巾绕到头发上。一个急着赶到医院去的女人是不会跟别人谈他们家的痛苦的，她心想。
那名男子把车子停了下来。她看见了那一扇大门。雨已经停了。今晚的气温很暖和，空气中也散发着甜甜的香味，她甚至都怀疑刚才是不是真的下过雨。
“哪！”那个男子一边说，一边把她刚才给他的一张卢布退还给她。“下一次，好吗？你叫什么名字？你喜欢新鲜蔬菜，或是咖啡，还是伏特加？”
“拿着！”她打断对方的话，并且把钱往对方的手里推。
那扇门一直是开着的。往门内望去，坐落在尽头处的，可能是一排办公室，里面闪着几盏昏黄的灯光。门的后面是一排石阶，已经被周围的泥土和瓦砾埋掉大半，只剩下一条往上的通道，勉强可供人行走。卡佳向旁看了一下，看到了停着的救护车，蓝色的灯光懒洋洋地闪着，司机和医护人员围坐成一团抽着烟。在他们脚下横放着一个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女人。她受伤的脸部转向一侧，似乎是在躲避另一次袭击。
他挺照顾我的，她的心思转向了巴雷，想了一阵子。
她匆匆地走上坐落在她眼前的那一栋灰色房子。她记得，这栋房子是但丁设计，卡夫卡盖成的。医院的职员到这栋大楼里偷药，再把偷的药卖到黑市去。她也记得，这里的大夫们夜里都加班，为的只是让家里的妻小过得好一点。在这个地方，人所能见到的只是那些被这个帝国遗弃的人渣。他们既无势力，亦无门道。就在她踏着坚定步伐穿过那两扇门的时候，她的脑海中好像有一段旋律跟着她行进。一个女人冲着她过来，卡佳没有把她的证件拿出来，而是拿了一个卢布给她。这个大厅像是一个游泳池，到处充满了回音。在一处大理石的柜台后面，坐着几个女人。除了当中的一个以外，其他人对四周的人都是视若无睹。一位穿着蓝色制服的老人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着盹儿，他的双眼盯着一台破破烂烂的电视。她越过了他，进入一个走廊。走廊中排满了病床。上次她来的时候，走廊中还没有病床。也许是他们这时为了接待一个重要人物，而把这些病床清掉。一位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的实习医师正忙着给一位老女人输血；穿着白罩衣和牛仔裤的护士在一旁协助他。没有人呻吟，也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问为什么他们必须死在走廊上。一个透光的牌子上写着“急诊室”。她跟着进去，你得装得就像那个地方的主人一样，他在第一次就跟她这么讲过。她每次来，都装出这副样子，每次都很管用，到目前仍然管用。
候诊室原先是个已废弃不用的演讲厅。里面灯光昏暗，像是夜间的囚房。讲台上，一位面如圣人的护士长坐在那儿。在她面前，候诊的人排着长长的一队，好像等待撤退的军队。演讲厅里，一大堆没人管的病人等在阴暗的灯光下，有的呻吟，有的咆哮。伤口经过粗略包扎的伤员躺在椅子上。醉鬼们不是懒懒地睡着，就是大声地在那儿赌咒发誓。空气中充斥着消毒药水、酒和血迹的味道。
还要等十分钟。她发现自己的心思又不知不觉回到巴雷身上——他那直射的熟悉眼神，他那无可救药的莽撞口吻。我为什么不把家中的电话号码给他呢？他抓住她的手臂时，她好像感觉到她的手臂一直就是被他抓着的。“你是我此行的目的。”她选了一张靠近那扇标着“厕所”的门前边的破椅子坐了下来。你在这儿死掉了，可能都不会有人问你姓什么。那儿是门，那儿的一个小房间被他们当做衣帽间来使用，她先预习着。然后，就是厕所了。电话在衣帽间，但是没有人会去用它，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在那里，线路不忙时也没有人能打进医院。这部电话是为一位身份特殊的大夫预备的，他用它来联络他私人的病人和情妇，直到他调职为止。不知是哪一位白痴把电话装在柱子后面，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它一直就在那儿。
你又是怎么知道有这么些地方的？她曾经问过他。这个入口，这个房间，这部电话，坐下来等着，你都是怎么知道的？我到处漫游！他不等她讲完，就已经在回答她的话了。此时，她也已看到他觉也不睡地迈步走在莫斯科的街道上。他在那儿徘徊着，是在找食物，还是找她？我是满脑子鬼灵精的异教徒，他曾经这么告诉过她。我走路是要陪伴我的心灵，而我喝酒，是要躲避它。当我停下来的时候，你就在我的身旁，我可以看到你的脸贴在我的肩膀上。
他会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他倒下为止。而我也会跟着他走。
就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一位身穿橘红色斗篷的农妇已经开始用乌克兰语祈祷了。她手中抱着一尊小圣像，跪在地上，她的头盖过了圣像。每祈祷一次，她的头就低得更深，一直到她那光秃秃的前额抵住锡制的框架为止。她的眼中闪现着泪光。当她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卡佳看到泪水从她的眼睑里流了出来。她想，在星光闪烁的时候，我也会像你一样。
她想起他曾经告诉过她，他去西伯利亚的一处停尸间参观的事情。那是一个处理死人的工厂，就坐落在他曾工作过的一个鬼城里。他告诉她尸体都是从一个槽里出来，被人放在旋转台上，男女杂陈，然后就是冲洗，贴标签，再由一位夜间在那儿工作的老妇把他们身上所有的金子剥下来。死之为奥秘，与其他的奥秘没有什么两样。所谓奥秘，是一次只给一个人看的东西。
你为什么总是要拿死亡的意义来教育我？她曾经带着厌恶的心情这样质问他。而他的答案居然是：因为你曾经教过我怎么活。
他曾经说过：这部电话是全苏最安全的一部电话。即使在我们这些情报机构里的那些丧心病狂之人，也不会想到要窃听医院急诊室里没人用过的电话。
她记起了他们在莫斯科最后一次晤面。那次是那一年冬天最冷的一天。他从一个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的车站搭火车远道而来。他没有买票，搭的是末等舱。他像别人一样，塞了十个卢布在那位列车长的手中，就这么一路坐了来。他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个堂而皇之的人民公仆们，这些日子都变得中产阶级起来了，连怎么跟工人相处都不知道了。她曾经想像他那一副流浪汉的模样，穿着厚厚的内衣，躺在原本是放行李用的顶层卧铺上，听着老烟枪们的咳嗽声和老酒鬼们的满腹牢骚。车厢里的气氛加上从热水器中漏出来的水蒸气，让他都快窒息了。不过，尽管双目所及尽是令他毛骨悚然的景象，他也从来只字未提。那种景象，会是什么样的地狱啊！她想着，难道说，还得被你自己一手所创造的东西给折磨吗？你要知道，你的功业越大，人类的灾祸就越深。
她看到自己和其他数以千计的人一样，风餐露宿在卡山斯基的火车站，守候在昏暗的日光灯底下，翘首期盼着他的到来。有人谣传，说这班火车脱班了，脱轨了，甚至被取消了。浓密的雪越发下得大了。那班火车到了，也再没有发动过。我再也不用花这么多的脑筋去想那么多的谎话。车站的管理人员把甲醛倒在厕所里，整个大厅都充满了难闻的气味。她戴着弗洛狄亚的毛皮帽，因为戴起这顶帽子，脸上大部分都会被遮住。她的马海毛披肩覆盖住她的下颚，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包在羊皮大衣里。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么强的欲望——那是一次隐藏在皮毛衣服底下的热和饥渴。
就在他走下火车，踏着烂泥迎向她时，她的身体又僵又狼狈地挺立在那儿，就像个男孩。当她在拥挤的地铁里站到他身旁时，他一贴向她，她就几乎想大叫出来。她向亚历山德拉借了公寓用。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先生一起到乌克兰去了。她把前门打开，让他走在前面。有时候，他好像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或者，反正都是她在计划的，所以他也就不管这么多了。有时候，她很怕碰触他，因为他很脆弱。但今天则不然。今天她撞他，用尽所有的气力去抓他，丝毫顾不得技巧和温柔地把他拉过来，为的只是要惩罚他让她数月以来尝尽了相思的苦楚。
而他呢？他抱着她，就像过去她的父亲抱她一样，他的腰丝毫没有接触到她，而他的肩膀居然还能保持着稳定。就在她推开他的那一刹那，她知道他把所受苦难都埋到她体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你是我惟一的信心，他一边用紧闭的嘴唇亲着她的眉毛，一边轻声说道。卡佳，我现在要告诉你我决定要做的，你要用心地听。
那位农妇跪在地上，轻抚着她的圣像，先把它压在胸前，又把它放到嘴边。卡佳不得不越过她走到通道上去。一位穿着皮夹克，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已经坐在长椅的那一端。他的一只手臂缩进了衬衫里去。她想他的手大概是断了。他的头向前倾着，就在她经过他的时候，她注意到他的鼻梁也断了，不过却已治愈了。
那个放电话的小房间黑漆漆一片。一只破掉的电灯泡无用地挂在那儿。一个很大的木制柜台挡住她去那个小房间的路。她努力想把盖子打开，但发现它实在太重了，于是只好钻了过去。她站在空空的衣架和没有被拿走的帽子之间。那个柱子现在距离她只有一尺。有一个牌子，上面用手写着“不找零”，而她也只有借着那一扇开开关关的门才能看到这牌子上的字。电话还是像往常一样，放在它原来放的地方，但是当她走到它面前的时候，她却几乎无法在黑暗里看到它。
她瞪着它看了看，希望它会响起来，她的恐惧感已经消逝了，她又变得稳重。你在哪里？她在心中这么喊着。是在你的那些邮递号码中的一个呢，还是在你的地图上所画的那些点里的某一个点呢？哈萨克吗？在中伏尔加河区吗？还是在乌拉尔山？她知道这些地方他都去过。在过去，她能凭肤色判断他是否在户外工作过。有几次，他看起来好像是在地底下待过几个月的样子。你和你那可怕的罪恶感都跑到哪儿去了？她在心中想着。你和你那让人听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的决定又到哪里去了？在一个小镇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电报局吗？她想像他是被捕了。她有时会这么想，想像着他双手被绑，关在一间小屋中，面色苍白。他们把他拴在一个木马上，不断地鞭打他，而他一动也不动。电话铃响了。她拿起了话筒，听到一个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
“我是皮雅特。”他说。这是他们之间的暗号，是特意用来保护他们的。如果我落在他们手中，而他们又逼我打电话给你的话，我就告诉他们另一个名字，这样你好躲起来。
“我是阿里娜。”她答道。连她自己都觉奇怪，她居然还讲得出话来，这一瞬间过了之后，她就什么也不再担心了。他还活着。他没有被捕。他们没有打他。他们还没有把他拴在木马上。她觉得懒懒的，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他还活着，他正在对她说话。这是事实，不是情感，他的声音起先很遥远，并且只有一半像他的声音。来来回回地诉说，只有事实。告诉他，我谢谢他亲自到莫斯科来。告诉他，他的作为像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我很好，你好吗？
她把电话挂了。她太虚弱，不能再多说了。她回到那一间演讲厅，和大伙一起坐在椅子上。她深呼吸着，心中知道没有人会来管她的。
那个穿着皮夹克的男孩仍然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她又注意到他那弯弯的鼻子了。她再一次想起了巴雷，并且很感谢他的存在。
他穿着衬衫躺在床上。他的卧房是从一间大寝室辟出来的一间房，不但空气不流通，而且还充斥着每一间苏联旅馆都会有的水龙头交响曲：从水龙头滴出来的水不断地滴答流着，流到那间小浴室的水槽里，再加上那个无时不在痉挛的冰箱所发出的呻吟声。他正从一个漱口杯里面吸着威士忌，假装在那无用的床头灯下阅读。电话就在他的肘边，旁边放着他记事的笔记本。电话无论有没有挂在架子上，都可能是“活”的，奈德一再地警告过他。但是这部电话不会，巴雷想。就像已绝迹的渡渡鸟一样的死绝，除非她打电话来，否则这电话就是死的。他正在读马尔克斯的精彩小说，但是书的印刷之差，对他来讲，就像是有刺的铁丝网一样；他被这差劲的印刷给搞得头昏脑涨，非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推敲。
先是一辆车子驶过了街头，继而一位行人步行经过。然后，雨势小了，无精打采地打在玻璃框上。既没有哭叫，又没有笑闹，莫斯科就这样地又回到了她那宁静的时空。
他还记得她的双眸。这双眼睛里看到我的什么了？他想，一定是我身上的这些纪念品。我穿着我父亲的西服，我是一个隐藏在自己的表演背后的差劲演员，除了脸上的油彩以外，已经一无所有了。她要找的，是我里面的信念，但我让她看到的，却是我这个高级英国人道德上的破产。她要找的是未来的希望，但找到的却是一个已经结束了的历史陈迹。她要找的是门路，但她在我身上看到的，却是一张写着“已预定保留”的条子，所以，她只看了我一眼，就跑掉了。
我是为谁而被人“预留”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伟大的日子或强烈情感，我要将我自己给“预留”起来？
他试着去想像她的身体。有那样的一张脸，谁还需要什么身体？
他喝了一口酒。她有勇气，她有困难。他又喝了一口。卡佳，如果这就是你，那么我就是为你而被预先保留的。
如果。
他心里在想，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多知道她一点。除了老实以外，实在也没有什么方法了。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一段已经是久远到都已尘封的时间，他错把智慧当美丽，但是卡佳的确是这么聪明，这回把这两种特质混淆在一起没关系。曾经也有过另一段时期，老天！他错把才德当美丽；但是在卡佳身上，他几乎能够见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形象，好像是图画中那些头上有着光环的圣人一样。如果她现在突然探头进来，告诉他说她刚才亲手谋杀了她的孩子，他也会立刻为她找出六种理由，告诉她罪不在她。
他又倒了一杯威士忌，意识里模模糊糊地记起了安迪。
安迪·马奎第是一名小号手。现在正躺在医院里，他的头被切开了。他的太太含糊地说是甲状腺的毛病。当他们初次发现他有这毛病的时候，安迪不愿接受手术。他宁愿去做一次长泳，并且一去不复返，他说。因此他们就一起喝醉了，并且计划好去卡布里岛旅行，等到吃了最后一顿丰盛的餐点，喝了一加仑的红酒之后，就下到那脏兮兮的地中海里，预备就此晨泳不归。但是，当他的甲状腺毛病又犯了的时候，安迪想了一想，觉得他还是宁可苟活不愿贸然一死，因此就转而选择接受手术。除了脊椎神经之外，他们把他的脑袋与身体分了家，就让他靠着管子维生。所以，安迪还是活着，只不过他已经不再为任何事情而活，也不再为任何事情而死。他只是诅咒着为什么当初没有趁着还有时间，赶紧去游泳，并且为自己找出一种意义，一种死亡所不能吞噬的意义。
打电话给安迪的太太，他想着。问问看她的先生如何了。他看了看表，计算着在安迪的太太真实或是非真实的世界里，现在究竟几点了。他的手刚要拿起电话筒，又放了下来，因为他怕电话铃会响。
他想起了他的女儿安西雅。安西雅真是一个好女儿。
他想起了他住在城里的儿子海尔。对不起，我把家业都给败光了，海尔。但是你还是有一点时间去挽回的。
他想起了在里斯本的那栋公寓，以及那个哭得心都碎了的女孩子。他边想就边起疙瘩。不知那个女孩现在怎么了。他又想到了其他的女人，但是他的罪恶感却又不像平时那么深，所以他也为此纳闷着。他又想到了卡佳。他的心里非常清楚，他一直都在想着她。
有人在敲门。她已经来找我了。她正穿着一件家常衣，衣服里面则是全裸。巴雷，她小声地说，你以后还会不会一直爱我？
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她是既无前情，亦无续集的一个人。她不是属于那种让你竖起大拇指叫好的连续剧里面的人物。
是维克娄，他的守护天使，正要检查他所保护的人。
“进来吧！维克娄，要喝一杯吗？”
维克娄抬起了他的眼帘，问巴雷她打过电话没有。他穿着一件皮夹克，上面有几滴雨。巴雷摇了摇头。维克娄替他自己倒了杯矿泉水。
“他们今天推荐给我们的书，我已经看过几本了，先生。”他说，“我想，你可能会把几本非小说的书目加以更改。”
“维克娄，告诉我一些新消息吧！”巴雷友善地说着，一边趁维克娄往椅子上坐下去的时候，在床上伸展他的四肢。
“嗯，他们给我们的书当中，我只想跟你谈一种，那就是讲饮食和运动的健康手册。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列入我们合作的书目之一。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与他们最好的一位插画家签约，并且借此提升俄国人的影响力。”
“放手去做吧！天是没有界限的。”
“嗯，我得先问一问尤里。”
“去问他吧！”
一段沉默时间。让我们再排演一次吧！巴雷想道。
“噢，顺便提一提，你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俄国人都用‘方便’这个词。”
“噢，是的。”巴雷说，这种事情恐怕是没有人会问的吧！
“他们想到的词是俄文词‘方便的’，但它同时也有‘合适’的意思。因此，也就无怪乎有时候它会把人给搞混了。我的意思是说，它有时会让你觉得是不方便，又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是不合适。”
“的确是。”巴雷一边啜饮他的威士忌，一边想了很久才这么说道。
之后，他一定是打盹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的下一件事情是：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手拿起听筒靠上耳朵，而维克娄站在他的身旁。这儿是苏联，因此她没有道出她是谁。
“回心转意了。”他说。
“我很抱歉这么晚才打电话给你。我有没有吵醒你？”
“当然有，你随时随地都在打扰我。那一杯茶很够分量，真希望可以维持得久一点。你现在在哪？”
“我想你曾邀请我明晚吃晚饭。”
他伸手找他的笔记本。维克娄递给了他。
“中饭、午茶、晚饭，这三样都请。”他说，“我要去哪里接你？”他振笔疾书，写下了地址，“顺便问一下，你家的电话号码多少，我想知道，以防万一我迷路了，或你迷路了。”于是，她也把自己家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不过，是很不情愿地给的。这么做，违反了她的原则，但她还是给了。维克娄看着他把号码写了下来，然后乘着他们还在谈话的时候轻声离开了房间。
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巴雷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借此把心情稳定下来。跟漂亮、聪慧、有才德的女人在一起，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她们固守着什么立场。她是针对我来的呢，还是我只是她众多的仰慕者里的一个呢？
突然，莫斯科带给他的恐惧感，像暴风雨一样地向他袭来。就在他最没准备的时候，就在他一整天奋战不懈之后出乎意料地冒了上来，像雷一样地击打着他的耳鼓。当这种感觉好不容易过去之后，沃尔特那难听的声音又再度在脑海中响起——“她真是跟他联络的吗？这些资料是她自己发明的吗？她是否与别人有联络，如果是的话，那又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