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亲眼目睹我们军事和官僚体系的颟顸和无能，已经有好多年了。他看到这成为我们进步的绊脚石。这是他的说法。他受到开放政策和世界和平展望的激励，但他也不是乌托邦的信徒，也不是消极派。他知道没有任何事会无中生有。他知道我们的人民受到蒙骗，没有团结的能力。新的革命必须要由在高位者发动，由知识分子来发动，由艺术家发动，由当政者来发动，由科学家来发动。他希望能遵循我们领导阶层的教训，贡献出他一己百折不挠的力量。他常引一句苏联的名言：‘如果冰层很薄，你就得走快一些。’他说我们活在一个我们早已不再需要的时代太久了。只有当这个时代结束时，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而你也同意他的说法了？”
“是的，并且，你也同意，不是吗？”她的眼中充满了热火。她的英语实在太好了，是在修道院里学的，从古典文学里学到的。“他说他听到你用类似的话批评过你的国家！”
“他在生活的一些小节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注重的地方？”巴雷问她，“我的意思是说，他喜欢看电影吗？他喜欢开什么样的车子？”
她把头转了开去，他只能对着那空旷的天空，看着她的侧脸。他又喝了一口酒。“你说过他可能是个物理学家。”他提醒她。
“他可能是受过训练的物理学家。我相信他一定也精通工程方面。就他所从事的工作范围，要划分出其中的差别是很难的。”
“他是在哪儿受训练的？”
“他在学校就已经被人视为神童。十四岁的时候，他荣获了数学奥林匹克奖。他的成就被登在列宁格勒的报纸上。他去了里特莫，后来在大学里做博士后研究。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巴雷说，但让他警觉的是，她在皱眉头了。
“但你并不讨厌歌德，相反的，你还激发他的灵感。他经常引用他朋友斯科特·布莱尔的话：‘如果出卖国家就会有希望的话，我们都应该出卖我们的国家。’你确实说过这话吗？”
“里特莫是什么？”
“里特莫是列宁格勒机械和光学研究所。他从大学开始，就被送到新西伯利亚，在那儿的科技城——阿卡得格罗多克研读。他通过科学博士的甄试资格，取得科学博士头衔。他真是无所不能。”
他本来想逼她讲出他到底是无所不能些什么东西，但又怕逼她过甚，于是他转了个话题，让她说说她自己的事。“那么，你又是如何与他扯上关系的？”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当时你几岁呢？”
他觉察得出来，她又沉默了下来。然后，她又突然醒转了过来，好像提醒了自己目前的状况是安全的，或者，自己所处的境况是非常不安全，而做不做更进一步的妥协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
“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很聪明。”她说着，脸上绽放出浓浓的笑意。
“当时那位神童几岁？”
“三十岁。”
“我们现在所谈的事发生在哪一年？”
“一九六八年。他心中仍对和平存有理想。他说他们绝不会派坦克进攻捷克的。他说：‘捷克是我们的朋友，就像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样。如果是华沙的话，他们也许就会派坦克进去了。但我们绝对不会派兵进攻捷克的，绝不会的。’”
她已经完全地背对着他。在她身上集结了太多女人的特点。她背对着他，朝着天空说话，不过她还是把他拉进她的生命里来，并且把他当做心腹知交。
当时是八月，在列宁格勒，她说。她那时十六岁，是做学生的最后一年，攻读法文和德文。她是学校的校花。她崇尚和平与那种最不切实际的革命方式。她那时已经是个准女人，自认为已经成熟了。她谈到她自己时，语气中都带着讥讽。她那时已经读过一些心理、哲学著作，如弗洛姆、奥特加·加塞特和卡夫卡的著作，她也看过电影《奇爱博士》。她认为沙卡洛夫的想法是对的，但方法不对。她很关心苏联的犹太人，但是她对他们的看法和她的父亲是一样的，认为他们的麻烦都是自找的。她的父亲是在学校里教人文学的教授，而她所上的学校又都是为列宁格勒权贵子弟所预备的学校。那时是一九六八年的八月，但卡佳以及她的朋友还能够对政治有所期待。巴雷努力地回忆，想想他自己是否曾经生活在对政治的期望之中，但最后认为那是不太可能的事。她不停地讲，就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再阻止她说下去。他希望能够再次握住她那只他在上楼梯时曾经握过的手。他更希望他能够拥抱着她，最好可以托住她的脸，并且以亲吻来代替听她讲情史。
“我们相信东方和西方正在拉近彼此的距离，”她说，“当美国学生示威反对打越战，我们为他们骄傲，并且把他们视为是我们的同志。当巴黎的学生掀起暴动时，我们真希望我们能和他们并肩站在街垒旁边，身上穿着他们的制服。”
她再度转过身子，越过肩膀朝他笑了一笑。一轮弯弯的明月出现在她左侧的天空中，巴雷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感觉，觉得这种景象好似预示了某种厄运征兆。有一群海鸥停在对街的一栋房屋顶上。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他想。
“在我们家的大杂院里有个人一连失踪了九年，”她说，“有一天早晨，他回来了，假装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父亲邀请他来吃晚餐，并且整晚放音乐给他听。就我懂事以来，我从来没有遇过任何一位像他这样活生生地遭受压迫的人，所以我很自然地就希望他能讲一些集中营里的恐怖故事给我听。但是他想做的只是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在那时候，我并不了解有些人所受的苦是言语所不能形容的。我们听到捷克又发生了更激烈的改革。我们相信这些改革不久之后就会降临到苏联，以后我们就会有硬币可用，并且也可以自由地去旅行了。”
“你的母亲在哪儿？”
“她死了。”
“她是如何死的？”
“她死于肺炎。她在生我的时候就已经病了。八月二十日在科学家俱乐部里，有一场不对外开放的戈达尔电影放映会。”她声音变得激昂了起来。“请帖上请的是两个人。我父亲知道那部电影似乎不太高尚之后，就不愿带我去。但我坚持要去。最后他因为我可以趁机学学法文，就让我陪他去。你知道那个在列宁格勒的科学家俱乐部吗？”
“我不能说我知道。”他边说边往后面靠。
“你看过《筋疲力尽》吗？”
“我还主演了呢！”他说，她在他啜饮着威士忌的时候笑了起来。
“那么你就应该记得那是一部非常紧凑的电影。是不是？”
“是的。”
“那部电影是我看过的电影中最具震撼性的一部。大家都被深深吸引住了。不过对我来说，那就像雷劈一样。那个科学家俱乐部是在瓦河的堤防旁边，有着古老的光荣历史。里面有大理石台阶和非常低的沙发，穿着紧身的裙子坐在上面很不舒服。”她又回到原先侧身对着他的姿势，头向前倾着，“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和一个像回教寺院的房间，里面挂着重重帘幕和厚厚的地毯。我父亲非常钟爱我，也非常关心我，而且对我也非常的严格。当电影完毕之后，我们到了一间有木头镶板的餐厅。我们坐在一张长桌旁边，我就在那儿遇到了叶可夫。我父亲替我们介绍。‘这里有一位从物理世界新来的天才。’他说。我父亲有时对年轻人说话时会话中带刺。叶可夫是个非常英俊的人。我曾经听过一些有关他的事，但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他看起来是多么的脆弱，脆弱得像个艺术家，而不像是科学家。我问他当时在做什么，他说他回到列宁格勒来，是要恢复他的纯真。我笑了笑。当时才十六岁的我，给了他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对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属于大家的科学家居然还需要寻求纯真。他对我解释道，说他在阿卡的格罗多克曾经因在某一方面展现了过人的才华，而被军方看中。在物理学上，和平与军事用途的研究工作有时是没有什么分界可言的。现在他们什么都愿意提供给他，包括特权、金钱，以供他做研究。但是他仍旧拒绝他们，因为他希望保存精力用在和平研究上。这种态度惹火了他们，因为他们一向都是征召科学家中的精英分子为他们工作，而且从来没有人敢拒不从命。因此他又回到了他的老学校，为的就是要回复到他的纯真。他原先想研究理论物理，并且寻找有力的人士赞助他，但他的态度让他们不情愿帮他的忙。他无法获准再住在列宁格勒。他畅所欲言，我们的科学家是可以畅所欲言的。他也对格罗多克充满了热情。他也谈在那时颇受人瞩目的一些外国人，还有一些从斯坦福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很有才气的美国人，还提及英国人。他对我们描述了当时在莫斯科被禁止展出，但是在格罗多克却获准的一些画家。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一席话，充满了生气，我们毫无拘束地交换着意见，而且，我相信他和我也互相仰慕着。‘除了苏联以外，什么国家会让著名的指挥家里希特和罗斯托波维奇来特别为科学家们演奏，让奥库兹哈娃来演唱，让沃兹涅先斯基来朗诵他的诗？这个世界是一个我们这些科学家必须为他人贡献心力的世界！’他开着玩笑，而我笑得就像一个成熟的女人。那段时间里，他非常机智，也非常脆弱，和今天的他没什么两样。在他身上，有一部分是拒绝长大的。这一部分是他艺术家的一面，也是他身为完美主义者的一面。他在那时已经对当局的无能口诛笔伐了。他说格罗多克的超市上有这么多的蛋和香肠，顾客们却一窝蜂地从新西伯利亚倾巢而出，在早上十点的时候，就把架子上的货品全都抢购一空了。为什么不让那些蛋巡回叫卖，而非得让人老远去买呢？果真能这么做，不就会好多了吗？他说，那个地方没有人收垃圾，而且电力老是中断。有时垃圾在街上堆得有人的膝盖那么高，而他们却称这种鬼地方为科学的天堂！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发表了另一个早熟的意见：‘那就是天堂里最伤脑筋的问题，’我说，‘天堂里是没有人会去收垃圾的。’这句话逗得大家都开怀大笑，我那时就出尽了风头。他描述一位上了年纪的守卫努力地想要理解这些新来者脑子里的想法，结果却摇着头走开，像是第一次看到拖拉机的农夫一样。没关系，他说，我们会越来越进步的。他说那一列被斯大林给推翻的革命装甲列车最后还不是照常行驶，它的下一站一定是火星。就在这时候，我父亲语带讥刺地插了进来。他觉得叶可夫太聒噪了。他说：‘可是，叶可夫·叶佛瑞莫维奇啊！火星不就是象征战神吗？’叶可夫听他这么一说，立刻就变得沉默了。我那时从未想到一个人会转变得这么快，前一分钟还表现得趾高气昂，下一分钟就变得垂头丧气了。我责怪父亲，对他很是生气。叶可夫努力想振作，但父亲已经让他绝望了。”
“叶可夫有没有跟你谈到他的父亲？”
她跨坐在屋顶上，前脚顶着斜着的屋瓦，她的长腿在她身前伸展开来，衣服紧紧地裹在上面。她身后的天空变得更加深沉了，月亮和星星爬得老高。
“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死于太过聪明。”巴雷解释道。
“他参加集中营里的一场暴乱。他是绝望了。叶可夫在他父亲死后好几年才知道这件事。某天有一位老者去叶可夫家中，说他枪杀了他的父亲。他曾经在那一个集中营里担任过警卫，他受命执行枪毙的任务。有几十个死刑犯就这么地在靠近佛库塔铁路终点站的附近被机关枪扫射而死。叶可夫那时才十四岁，但他还是宽恕了这位老者，并给了他一些伏特加酒。”
我做不到，巴雷心想。我可没有这么大的度量。
“他父亲是在哪一年被射杀的？”他问道。要做一只仓鼠。这是现在惟一适合你做的事。
“我想那是在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吧！由于叶可夫一直都不肯讲话了，在座的人就开始你一嘴我一句地谈论起捷克的局势。”她继续用那完美的古典英语说道，“有些人说执政的那一帮人会派坦克去镇压，我父亲非常相信这一点。又有些人说他们若是这么做，也无可厚非。我父亲说无论此举有无引人非议之处，他们都会这么干的。只要他们高兴，赤色沙皇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就像白色沙皇一样。我们的政权一定会赢，因为这个政权从未输过，因此，这个政权就是我们的诅咒。这是我父亲的断语，后来变成叶可夫的。但是叶可夫当时仍然宁愿相信革命。他希望他自己死的时候能够死得值得。他当时专心地听我父亲讲话，但他后来又变得激进起来。‘他们是不可能派坦克进攻捷克的！’他说，‘革命万岁！’他用拳头猛捶着桌子。你见过他的手吗？就像钢琴家的手。他一直在喝酒，我父亲也是，他变得很生气。父亲希望别人不要打扰到他，让他独自悲观。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文学家，不喜欢被一位在他眼中傲慢无礼的年轻科学家所顶撞。也许，我父亲是嫉妒他，因为在他们两人发生争吵时，我已彻底地爱上了叶可夫。”
巴雷又啜了一口威士忌。
“你不觉得很震惊吗？”她愤慨地说着，但笑容又回到了她的脸上，“一位十六岁的女孩子会爱上一位三十岁经验老到的男人？”
巴雷并不觉得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她似乎需要他的印证。“我没什么话可说，但大致上，我觉得你们两人都很幸运。”他说。
“酒会结束时，我向父亲要了三个卢布，要和我的友伴到塞佛咖啡店去吃冰激凌。在那次的招待会中，有好几位学术界名人的女儿也参加了，其中有些是我学校的同学。我们成了一个小团体，我邀请叶可夫加入我们。就在我带他过来的途中，我问他住在何处。他告诉我他现住在波普夫教授街。他问我‘波普夫是谁？’我笑了。‘大家都知道波普夫是谁。’我说。波普夫是一位伟大的苏联发明家。他发明收音机。我告诉他，远在马可尼发射电波以前，他就把电波发射出去了。叶可夫并不太清楚。‘也许波普夫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他答道，‘也许是共产党发明了这个人，为的就是要拿首先发明某某东西这件事来满足苏联人的幻想。’从这件事上，我知道他仍在为了不知他们将怎样对付捷克而挣扎着。”
巴雷实在不觉得她讲的有什么聪明之处，但还是聪明地点了点头。
“我问他是住在公家宿舍，还是单独的住所？他说他与一位在列宁格勒机械和光学研究所的朋友在外合租一间房子，这位朋友是在特别的夜间实验所工作，所以他们很少会碰得着面。我说：‘那么带我去你住的地方看一看。我希望知道你住得舒不舒服。’他是我的初恋情人。”她简单明了地说，“他极端脆弱，就像我所预料的一样，但他也极为热情。”
“好！”巴雷说，他的声音非常轻，所以，或许她没有听到。
“我和他在一起共逗留了三个小时，最后乘坐最末班地铁回家。父亲一直在等我，当我对他说话时，变得就像是一个陌生人到他家去拜访一样。那一晚我没睡。第二天我听到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知道坦克一如父亲所料，已经进入布拉格了，而父亲还是感到很失望。但我关心的不是父亲。我那天没去上学，而跑去看叶可夫。他的室友告诉我说可能在‘西贡’可以找着他。‘西贡’是在涅夫斯基普罗斯别克的一处自助餐馆，是诗人、卖药的小贩们以及投机客聚集的地方，不是教授的女儿们会去的地方。我到那儿的时候，他在喝咖啡，但他也已经喝醉了。他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一直在喝酒。‘你父亲是对的，这个政权总是会赢的。’他说，‘我们是以自由之名，行压迫之实。’三个月之后，他回到了新西伯利亚。他心中非常苦，但他还是回去了。‘这是在潦倒而死，抑或是妥协而亡之间作一抉择。’他说，‘由于不管怎么选择结果都是死，那么我们不如就选择比较舒服的方式。’”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巴雷问道。
“我很以他为耻。我告诉他他是我的偶像，但现在他令我太失望了。我一直在读斯汤达的小说，所以我对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个了不起的法国女主角。不过，我相信他已经作了一个不正当的决定。他已经是一个言行不符的人了。我告诉他，在苏联，许多人也都像他这样。我告诉他除非他改正他不正当的选择，否则我永远不再和他讲话。我提醒他要像我们两人都尊敬的小说家E.M.福斯特一样。我告诉他必须言行一致。自然，我很快便回心转意，而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恢复了以往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已不再罗曼蒂克；而且，当他有了新的工作时，他写给我的信里头已经没有当初的那种温馨。我以他为耻，也许也以我自己为耻。”
“所以你就嫁给了弗洛狄亚？”
“是的。”
“而你也还是让叶可夫在你的身旁？”他在话中故意暗示这是非常平常的事。
她的脸立刻就红了。她皱了皱眉，说：“有一阵子，叶可夫和我还暗中维持着关系，但不是常常，只是偶尔而已。他说我们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我们彼此都看着对方，要完成各自的使命。他是对的，但我还是不了解他对我的影响力或是我对他的影响力究竟何者为强。我想如果我们再多见几次，我们可能就不再需要对方。当我了解了事情并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样，我就停止和他见面。我爱他，但是我拒绝再见他。同时，我也怀了弗洛狄亚的孩子。”
“那么你们俩又是什么时候再碰面的？”
“在上次莫斯科书展结束之后。你是他的催化剂。他那时正在度假，喝酒喝得很凶。他已经写下许多内部文件，也发出许多正式的申诉。他写的，没有一样使当局为之所动。不过，我倒是认为他已经使当局很恼火了。那时你又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你让他在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把他的思想变成文字，而他又让文字变成了行动。这对叶可夫来说，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第二天，他用了一个托词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来，他已经借到了一间朋友的公寓。当时我和弗洛狄亚的关系已经有了裂痕，虽然我们仍然住在一块儿，那是因为他那时正在等待分配到一间公寓。当我们坐在叶可夫朋友的公寓里，他对我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你已经让他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想清楚了。他对我这么说：‘那个英国人已经把这个谜题的解答给了我。从现在起，只有行动，只有牺牲一途了，文字是我们苏联社会的诅咒，是行为的替代品。’叶可夫知道我与西方的出版商时有联络，所以他要我从我们外国访客的名单里寻找你的名字。他立即着手预备一份手稿。为了他，我心里好害怕地问他：‘你如果喝醉了，怎么能写东西？’他回答我说他喝酒是要维持生命。”
巴雷啜了一口威士忌，“你有没有告诉弗洛狄亚有关叶可夫的事？”
“没有。”
“弗洛狄亚发现了吗？”
“没有。”
“那么，谁知道？”
似乎她也一直在问她自己同样的问题，因为她丝毫不假思索地就答了出来。
“叶可夫什么事情也不告诉他的朋友，这我能确定。如果那栋公寓是我借的，我会说我借它完全是为私人的用途。在苏联，我们有秘密，会孤独，但是我们不谈私人的事。”
“那你的女性朋友呢？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暗示她们吗？”
“人可不是天使。如果我要求她们帮助，她们就一定会做出某种假设。多数时是我在帮助她们。就是这样。”
“那么难道没有人帮助叶可夫编辑他的手稿吗？”
“没有。”
“他的酒友也没有。”
“没有。”
“你为什么能够这么肯定？”
“因为我能肯定他在思想上是完全孤立的。”
“你和他在一起快乐吗？”
“能否说清楚一点？”
“你喜欢他吗？爱他吗？他会让你发笑吗？”
“我相信叶可夫是一个伟大而又脆弱的人，没有我他绝对活不下去。要成为完美主义者就要像小孩一样天真，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我相信如果没有我，他一定会崩溃的。”
“你想他现在崩溃了吗？”
“叶可夫必定会说：哪一种人才是精神健全的？是那种计划要屠杀全人类的人，还是采取步骤防止它发生的人？”
“那么，两种事情都做的人健全吗？”
她没有回答。他是要激怒她，而她也知道。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嫉妒，所以他要腐蚀她的信心。
“他结过婚吗？”他问道。
愤怒掠过了她的脸，“我不相信他结过婚，但这并不重要。”
“他有小孩吗？”
“你这个问题是多么荒唐呀！”
“这个情况本身就是这么荒唐。”
“他说只有人类会拿自己的孩子做牺牲品，而他已经决定绝不制造牺牲品。”
巴雷想，除了你的以外，但他没有说出口。
“所以，你就投入他的事业了？”他单刀直入地说，把话题又扯回到歌德身上。
“我虽投入，但还是有限，而且也不清楚细节。”
“而从来都不知道他做的工作是什么？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所知道的，只不过是从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道德问题上推论出来的东西。‘如果要拯救全人类，我们先得杀掉多少人？如果我们能拿得出的计划都摆脱不了灭绝人性的战争，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谈为和平奋斗呢？而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选择目标，如果我们连基本的准确度都没有？’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当然知道他的为难处。当他告诉我人类最大的危机，其实并不在于苏维埃所拥有的实际兵力，而是人类对此产生的错觉时，我并没有向他提出质疑。相反的，我鼓励他要言行一致，该拿出勇气时就要拿出勇气。但我并没有质疑他说的话。”
“罗格夫？他从来没有提过罗格夫这个人吗？阿卡迪·罗格夫教授？”
“我告诉过你，他是不跟我谈他的同僚的。”
“是谁说罗格夫是他的同僚？”
“我是从你的问题中推想出来的。”她激烈地反驳。不过他还是相信她说的。
“你又是如何与他联络的？”他问道，又恢复了刚才和缓的语气。
“那不重要。当他的一位朋友接到通报时，他会通知叶可夫，而叶可夫会打电话给我。”
“他那位朋友知不知道这份通报是何人所发？”
“他没有理由知道。他知道那是一个女人所发，仅此而已。”
“叶可夫害怕吗？”
“由于他讲勇气讲了这么多，我想他是害怕的。他会引尼采的话，说：‘至善就是无所惧。’他也会引用巴斯特纳克的话，说：‘美的根本……’”
“那你呢？”
他的目光转了开去。在对街的那几幢房子里，灯光透过窗户照射了出来。
“我必须要为所有的孩子着想，而不能只为我自己的孩子着想。”她说，而他注意到两行热泪已经从她双颊流了下来。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并且哼了几小节的歌。当他再看她时，那两行泪已不见了。
“他谈到那个大谎言。”她说着，好像她才刚刚记起来。
“什么大谎言？”
“事无分大小，都是谎言。甚至连重要性最低的作战武器中的备用零件，都不例外。即使送到莫斯科的结果都是谎言。”
“结果？什么结果？什么东西的结果？”
“我不知道。”
“试验结果？”
她似乎忘了她的否认，“我相信是试验结果。我相信他所说的是试验结果被故意歪曲，为的是要迎合那些将军的命令以及那些官僚们规定的生产需求。也许是他个人把它给歪曲了。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有时他也会谈一些他人拥有，但也引以为耻的种种特权。”
这是张购物清单，沃尔特曾经这样称呼它，其实是张问卷调查表。巴雷带着逐渐减轻的责任感，在心中把最后一项问题删除。“他有没有特别提到某一项计划？”
“没有。”
“他有没有讲过他曾经涉及过什么样的指挥系统？有没有说过现场的指挥官是受谁的控制？”
“没有。”
“他有没有告诉你要防止错误的发射，必须采取什么行动？”
“没有。”
“他有没有暗示，他从事资料处理的工作？”
她累了，“没有。”
“他有没有偶尔也获得升迁，或者是奖章之类的奖励？或者是在他一路高升的时候举行过什么盛大的酒会？”
“他除了说那些人都腐化不堪以外，从没有提过升迁之类的事。我已经告诉你他可能太过于喜欢批评那个制度。我不知道。”
她已经开始在回避他。她的脸已被她的头发遮住，看不见了。
“其他的问题，你最好自己去问他。”她说着。她的语气就好像是一个人已收拾好行李，预备要走了。“他希望你能在星期五和他在列宁格勒见面。他那时会在那里的一个军事科学研究单位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天边起风了，巴雷感觉到夜晚的一阵寒意。虽然天空还是很黑、很开阔，并且那一轮新月也还挂在天上，散发出一种温暖的光辉，但是这阵寒意仍像一朵冰冷的云覆盖着他。
“他建议了三个地方，三个时间。”她继续以她那种平稳的语调说着，“三个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你都去，一直到他出现为止；如果他办得到，在这三个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里他会赶上一次。他要我代他欢迎你来，他说他爱你。”
她说出了三个地点，看着他把它们全都写在日记本里——用道歉做暗语。然后她等着他好好地打了一个喷嚏，再看着他站起身来，诅咒上帝。
他们像一对精疲力竭的情侣，在地下室里用餐，旁边有一条灰色的狗和一个拿着吉他唱着蓝调的吉卜赛人。到底这个地下室是谁的？谁让它存在那儿？或为什么让它存在？巴雷压根儿也没有想要去研究。他知道的只是曾经在一次现已被人遗忘的书展期间，他和一堆疯狂的波兰出版商到过这儿，并且和他们在此拿着萨克斯吹奏过一曲《祝福这间屋子》。
他们谈得不甚畅快，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也随着谈话在拉长。终于，巴雷了解，在卡佳的心目中，他的地位并非如自己想像的那般重要。他凝视着她，感觉到自己所能给她的，她无一不是已有了十倍之多。要是照他往常的做法，她早已听到他以热情的口吻告诉她，他爱她。想到自己与卡佳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关系，如今又陷入了这种僵局，巴雷知道如果要打破这种僵局，自己得先采取些非常手段不可，但是面对着卡佳，他又实在找不出什么非常的手段来对抗她。他审视自己的一生，好像就是重复着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复活尝试，一个失败过去了，另一个又接踵而至。他骇然地发现，自己居然是生活在一个讲求物质文明的社会中，他本身很少关心这个社会，更遑论这个社会中充斥的论调了。这一切的种种，在她面前，他更是只字都不敢提。因为他知道，提起这些，只会破坏他在她心目中的印象；而目前，他除了给她这一点点可怜的印象之外，也已经一无所有了。
他们谈书。他看着她的注意力随着谈话飘走。她的烦躁写在脸上，虽然他唱作俱佳，但是她的心已不知去向。即使她在说话，她的语调也是平淡干涩，言语更是叫人觉得索然无味。突然，他想到他为何不告诉她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的由来，并且向她解释那条河和那个城市事实上并不连在一块。上帝到底还是帮了他，他终于做到了。
还不到十一点，餐厅就打烊了。他只好陪着她沿着那条了无生意的街道，一直走到地铁车站。此时，他逐渐领悟到，他到底在她心目中留下了一些鲜明的印象，虽然这一点点的印象还不及她在他心中所留下的。她挽着他的手臂，手指放在他的前臂上，迈开大步，依循着他的速度行走。电梯门开着迎接她。枝状吊灯在他们的头顶上闪烁着，好像圣诞树一样。他给她一个正式的苏联式拥抱，先是左颊，再是右颊，然后再一次左颊，才和她道别，挥手送她离去。
“巴雷先生，我想看到的就是你！真巧啊！上车吧！我们送你回家！”
巴雷爬进了车子，维克娄以他那活像空中飞人的身段迅速钻进了后座，坐在那儿为巴雷取下他后背上的录音机。
他们把他载回了敖得萨。放他下车之后，他们还有工作要做。旅馆的大厅就像是浓雾中机场的候机室一样。昏暗中，每一张沙发和摇椅上不是坐着就是斜躺着客人。这些人并不是旅馆里的房客，他们只是在这儿花一些钱买个临时的地方栖身而已。巴雷和善地瞟了瞟他们，皱起了眉头。这些人有些穿着紧身连衫裤，有些穿得正式一些。
“嘿！还有人醒着吗？”他叫道，声音挺大的。没有人响应。“有人想喝杯威士忌吗？”他一边问，一边从口袋中搜出他的酒瓶。还剩三分之二呢！他先把酒瓶拿到嘴边大大地喝了一口做个示范，然后递给了第一个伸手向他要的人。
维克娄在约摸两个小时之后找到他时，他就是这个样子——蹲在大厅里，周围有一堆带着感激的心情与他共度夜晚的酩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