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馆后方有一条柏油路。它起自市郊的东边，向北穿过一个昂贵得英国人住不起的新别墅区。每栋别墅都有一个价值不菲的小花园，每栋都与邻栋相似却又刻意营造出一点点不一样。如果一户人家有个砖砌烤肉炉和废旧石材铺的露天平台，那它的邻居除了模仿以外，还会加上一道以蓝石板或裸露岩石铺面的外墙。夏天时，年轻太太会在她们的迷你游泳池旁边晒日光浴；冬天时，黑色的狮子狗会在雪堆里挖洞。而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中午，黑色奔驰车会送它们的主人回家吃午餐。空气中总是洋溢着一片遥远的咖啡味道。

那仍旧是一个寒冷而灰蒙蒙的早上，但地面却为雨后的慈悲阳光所照亮。他们车开得非常慢，车窗是摇下来的。经过一家医院以后，车子转入了一条较昏暗的道路，两旁是残存的旧的市郊：在杂乱针叶树和蓝黑色月桂树丛的后面，铅灰色的尖屋顶像一根根长矛矗立在一个衰败的森林里。在他们前方，赤裸裸和毫不怡人的德国国会大楼慢慢升起，像一家挂有自己旗子和漆成奶黄色的庞大汽车旅馆。莱茵河在其后方奔流，褐色的河水流过肯尼迪大桥的下面和贝多芬故居的旁边，追逐着自己不确定的文化途程。

到处都是警察；很少有一个民主国家防它的民主人士是防得这么紧的。在主入口处，一群小学生排成蠕动不安的人龙，警察像管束自家孩子一样管束着他们。一组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正在架设弧光灯。在一部摄影机前面，一个穿着深紫红色西装的男人一手叉臀，单脚旋转，让一同事检查他的外观。警察不安地看着他，对于他的自由自在深感困惑。沿着人行道的路缘，灰色的示威群众驯服地等候着，他们的横幅笔直得像罗马军旗。标语已经改变了：统一德国优先，统一欧洲其次；这是个自豪的国家；先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警察成一排地面向他们，就像管束那些小学生一样管束着他们。

“我会把车停到河边，”布拉德菲尔德说，“天知道我们出来的时候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怎么回事？”

“德国国会要就戒严法的立法加以辩论。”

“我以为这件事情很久前就搞定了。”

“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事是搞定的。”

沿着河堤两边，灰色的队伍等待着，就像没有武装的士兵。凑合的横幅宣示出他们来自何地：凯撒斯劳滕、汉诺威、多特蒙德、卡塞尔。他们屏息静气地站着，等待开始示威的号令。有谁带来了一部短波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白色“捷豹”开过时，他们都伸长脖子望了一望。

布拉德菲尔德和特纳并肩往回走，离开河流，走向山坡。他们经过一个报亭，里面除了萨蕾雅王后76的彩色照片外，似乎没有卖其他东西。两列大学生一左一右站在国会主入口外面，形成一条大道。布拉德菲尔德走在前头，背部绷直。在大门处，他和警卫理论了一下，他们才肯让特纳进去。大堂里热得要命，弥漫着雪茄的味道和嗡嗡的辩论声。记者好奇地看着布拉德菲尔德，但他只是摇摇头，然后把头转开。国会议员三五成群地低声交谈，不断越过彼此肩膀徒劳地寻找更有意思的谈话对象。一个熟悉的身影向布拉德菲尔德走过来。

“好样的！布拉德菲尔德，你是好样的！你是要来看民主的终结？你是来听辩论的？老天，你们在布鲁塞尔那儿可真是太有效率了。女王密使还跟着你？特纳先生，我想你是个忠诚的人吧？老天，你的脸是怎么搞的？”见他的问题没有人回答，他用更低沉的声音说，“布拉德菲尔德，我必须和你谈谈。是超紧急的事。我打过电话到大使馆找你，但得到的是老萨布每次都会得到的回答：你出去了。”

“我们约了人。”

萨布头凑到布拉德菲尔德耳边。他的脖子还是脏兮兮的，没有刮胡子。

“要多久？告诉我要多久。山姆·阿勒顿也想和你谈谈。我们想一起和你讨论一下。”

“完全无法估计时间。”

“我会等你的。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我会告诉阿勒顿：我们一定要等到布拉德菲尔德。截稿时间只是小事。我们非等到布拉德菲尔德不可。”

“我们对布鲁塞尔的事没有评论，这是你知道的。我们昨晚发表了声明。我想你应该已经有一份副本。我们接受了总理的解释。我们预期德国的谈判代表几天内会重返布鲁塞尔。”

他们走下通往餐厅的阶梯。

“他就在这里。话由我来说。你让我来。”

“我会努力。”

“你最好是努力。你最好把嘴巴闭紧。他是个狡猾的无赖。”

在看到其他东西以前，特纳就看到那根雪茄。那是一根很小的雪茄，叼在嘴角，就像黑色的温度计；特纳知道那一定是根荷兰雪茄，是利奥无偿提供的。

普兰什科的样子看来就像编了大半夜的报纸。他从商店连拱廊那边的门进来，双手插在口袋，在桌子之间碰碰撞撞，对谁也没有说声对不起。他是个脏兮兮的大个子，一头浅灰的头发剪得很短，有一个宽阔的胸膛和更宽阔的小腹。他的眼镜像护目镜一样抵在前额。一个女孩跟在他屁股后面，手里拿着公文包。她是个面无表情、无精打采的女孩，要不是非常乏味就是非常贞洁。她有一头丰满的黑发。

“汤，”他一边和他们握手一边向餐厅另一头大喊，“拿些汤来。也拿些什么给她吃。”侍者正在听短波收音机里的新闻报道，但一听到普兰什科呼喊就把音量关小，徐徐走过来。普兰什科的吊带上有黄铜齿扣，它们牢牢地夹在他肮脏的腰带上。

“你也出动了？不用担心她，”他对他们解释说，“她什么都不懂。什么屁外语都听不懂。Nicht wahr, Schatz？（对不对，亲爱的？）你蠢得像猪。到底找我什么事？”他的英语很流利，而不管他曾经有过哪种腔调，现在都被浓重的美国腔所掩盖。“你要升大使了吗？”

“恐怕没有。”

“这家伙是谁？”

“来走走的。”

普兰什科很仔细打量特纳，然后打量布拉德菲尔德，然后又再打量特纳。

“你惹火了哪个女的？”

只有他的眼睛在动。他的肩膀往脖子耸起了一点，举止中有某种发自本能的警觉性。他的左手搭在布拉德菲尔德的前臂上。

“那很好，”他说，“很好。我喜欢换换口味。我喜欢和新来的人聊天。”他的声音始终维持在同一个平面，低沉而简短：一种密谋者的声音，一种防止被偷听的声音。

“你们两位来干吗？征求普兰什科的个人意见？要听听反对者的声音？”然后向特纳解释说，“当你加入一个联合政府，反对者就是一个排他的俱乐部。”他笑得非常大声，与布拉德菲尔德分享他的笑话。

侍者端来一份菜炖牛肉汤。普兰什科开始用他屠夫似的手去感受那些肉的厚度。

“你们找我有什么贵事？哦，也许你们是想给女王陛下发封电报？”他咧嘴而笑，“那就给她发去啊。女王陛下又怎么会在意普兰什科说些什么？谁会在意？我是个老妓女，他们告诉过你吗？”他这话是对特纳说的，“我当过英国人，当过德国人，还差点他妈的当过美国人。我在这个窑子的时间比任何妓女都长。这就是为什么谁都不想再要我的原因。他们告诉过你吗？我什么立场都混过：左、中、右。”

“那现在得到你青睐的是哪个方向？”特纳问。

普兰什科举起一只手，用食指揉搓拇指，眼睛仍然盯着特纳那张破脸。“知道在政治圈什么是最重要的吗？现金。其他一切都是狗屎。条约、政策、联盟：全都是狗屎……也许我应该始终当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这就是他们会退出布鲁塞尔的原因77。真遗憾。真的真的遗憾。你们再没有任何人可以谈了。”他把一个小圆面包掰开，把一半蘸进汤里。

“你去告诉女王，说普兰什科说英国是个烂国家，是爱说谎的伪君子。你太太好吗？”

“很好，谢谢。”

“我好多年没有到那里78吃晚餐了。你还住在那个隔都吗？那是好地方。别介意。没有人会喜欢我多久。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把政党换来换去的原因。”他向特纳解释，“我以前以为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总是追求某个伟大目标。但我现在已经厌烦了。对朋友厌烦，对女人厌烦，对上帝厌烦。全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全都会骗你。全都是王八蛋。知道吗，我喜欢新朋友多于老朋友。对了，我换了个新太太；你们对她有什么观感？”他抓住她下巴，微微调整她的脸的角度，把她最美的一面示人。女孩微笑，轻拍他的手。“我很惊讶，不过曾经有过一次，”他在他们想出适当评论以前就继续说，“我曾经放下身段，为烂英国争取加入欧洲出过力。不过这一次你们在门口哭泣，我却不想管了。”他摆摆手。“也许我只对权力感兴趣。也许我从前爱你们是因为你们强，而现在恨你们是因为你们是根葱。他们昨天晚上在哈格杀了个男孩，你们听说了吗？收音机有报道。”

他从托盘上拿起一杯杜松子酒。杯垫吸在了杯底，他把它撕下来。“一个男孩。一个老头。一个管理图书的疯婆子。所以说他们是一支足球队。但他们也不是世界末日。”

窗户外面，长长的灰色队伍正在河边空地等待着。普兰什科向四周挥了一下手。“看看这些家伙，全是纸扎的。这里没什么不是纸扎的：纸扎的民主，纸扎的政治家，纸扎的鹰派，纸扎的士兵，纸扎的国会议员。娃娃屋里的民主。每一次卡费尔德打喷嚏，我们就会吓得尿湿裤子。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的话很他妈的接近事实。”

“所以说你现在喜欢上他了，是这样吗？”特纳问，没理布拉德菲尔德的怒视。

普兰什科喝完他的汤，一路下来眼睛都是看着特纳。“世界每天都变年轻一点，”他说，“好吧，我承认卡费尔德也是一堆大便。我们吃吃喝喝，买车，付税，上教堂，生小宝宝。现在我们想要来些来劲的。明白那是什么吗，老弟？”

他的眼睛没有离开特纳的破脸庞。

“我们现在需要幻象。需要国王和王后。需要肯尼迪、戴高乐、拿破仑、维特尔斯巴赫家族79、波茨坦。哈，这和英国的学生暴动有什么两样？女王陛下对他们有何感想？你们不是把他们养得好好的吗？想知道什么是年轻吗？我来告诉你。”特纳现在被他当成惟一听众。“‘德国的年轻人怪他们的父母发起战争。’每天总有个聪明的傻瓜在某份报纸上写这样的话。想听听事实吗？他们怪的是他们父母输掉战争，不是发动战争。‘嗳！我们的帝国到哪儿去了？’我猜英国年轻人不爽的也是这个。他们希望上帝会回来。”他向桌子欠身，把脸凑到离特纳的脸相当近。“我们也许可以做个买卖。我们给你们钱，你们给我们假象。问题是，我们已经厌倦了。我们愿意交易，但你们只是给我们一堆大便。你们已经不输出假象了。这就是我们不再喜欢英国的原因。英国人不知道怎样做买卖。你们想要结婚，却又从不出现在婚礼上。”他发出又一阵假笑声。

“也许缔结一个联盟的时间已经到了。”布拉德菲尔德提议说，他的微笑像个疲倦的政客。

特纳从眼角瞄到两个金发男人——穿黑西装和小山羊皮皮鞋的——静悄悄在他们附近一张桌子坐下。侍者意识到他们身份，快步上前招呼。同一时间，一群年轻记者从大堂走了进来，为首的是萨布——他是他们的大家长。有些记者拿着日报，上面的头条标题有布鲁塞尔或哈根的字样。萨布从远处焦虑而自负地眺望布拉德菲尔德。

“他们是真正的纳粹，都是人渣。”普兰什科用肥手向着那些记者一扬，大声说，嗓门高得足以让任何人听到，“他们只懂得动嘴和放屁，却以为民主是他们发明的。侍者到哪儿去了？死了？”

“我们在找黑廷。”布拉德菲尔德说。

“当然！”普兰什科不紧不慢地说，危机对他来说有如家常便饭。他那只拿餐巾抹干裂嘴巴的手同样不紧不慢。他继续打量他们两个，深陷在焦干眼窝里的黄色眼睛微微闪烁。

“我没看到他在这附近，”他继续若无其事地说，“说不定他去了画廊。”他放下餐巾，“你们有个特别的盒子放在那里。也许你们该到那里找找看。”

“他从上一个星期五的早上起就失踪了。已经失踪了一星期。”

“利奥？他一定会回来的。”侍者出现了。“他是铁打的。”

“你是他朋友，”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大概是惟一的朋友，所以我们认为他也许找你商量过。”

“商量什么？”

“这是我们也想知道的，”布拉德菲尔德微微一笑，“我们想他或许告诉了你一些什么。”

“他从来就没有英国人的朋友？”他看看布拉德菲尔德，又看看特纳。“可怜的利奥。”他的语气中带点棱角。

“你在他人生中有过特殊位置。毕竟你们一起做过许多事情。你们有许多共同的过去。我们觉得，如果他需要忠告或金钱或任何一个在危机中会用得着的东西，他就会出自本能地去找你。我们想他或许会向你寻求保护。”

普兰什科再一次看着特纳脸上的伤口。

“保护？”他说话时嘴巴只微微张开，仿佛是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他正在说话。“保护他我倒不如去保护……”汗水突然从他额头上冒出，仿佛那是来自别处而停在他额头上的。“走开。”他对女孩说。那女孩不发一语就站了起来，心不在焉地向他们微笑，施施然走出了餐厅。有片刻时间，特纳目送着她两片轮流翘起的屁股远去，心里痒痒的。但布拉德菲尔德已经再次说话。

“我们没多少时间了。”他身体前倾，话说得很快。“你在汉堡和柏林都跟他共事过。有某些事情大概只有你们两个知道。你跟得上我的话吗？”

普兰什科等着。

“如果你能够不惊动任何人而帮我们找到他……如果你能够为一份旧友谊而出任何的力，我们将会万分感激。我们会对他从轻发落，会非常谨慎处理他的个案。我会把你的名字保密，谁的名字都会被保密……”

这一回轮到特纳等待，他轮流凝视他们两个人。只有汗出卖了普兰什科，只有钢笔出卖了布拉德菲尔德：它被他紧紧握在拳头里。透过窗户，特纳看到灰色的队伍还在等着；餐厅的角落处，两张月亮脸继续盯着他们，吃着牛油面包。

“我会把他送回英国；如果有必要，我会把他弄出德国。但他错在前头，重新雇用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做了一些事——一些让他自己不可能再受到我们照顾的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管他知道了些什么，那都是英国的财产……”他往回靠。“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他。”他说，而普兰什科仍然只是用一双小而硬的眼睛看着他，没说什么。

“我也知道，”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你有一些特殊利益是必须受到维护的。”

普兰什科微微有点怒气。“你说话小心。”他说。

“我一点儿也没有干涉联邦德国政府内部事务的意思。你的政治雄心，还有贵党与‘再造运动’的未来关系，这全都是与我们的关心不相干的。我来这里是为了保护同盟关系，而不是要对一个盟友作出仲裁。”

普兰什科相当突然地微笑了。

“那很好。”他说。

“二十年前你与黑廷之间的关系，还有你与某些英国特工的牵连……”

“没有人知道这事情，”普兰什科很快地说，“你说话最好小心点。”

“这也是我正要说的。”布拉德菲尔德说，露出一个安抚性的微笑，“我绝不会有片刻希望听到有人说英国大使馆是在散播仇恨、迫害德国的政界要人、扒一些几百年前的旧粪，或说我们会为了抹黑联邦德国而站在一些不同情德国大业的国家一边。我也深信，在你的圈子里，你也不希望别人是这样说你的。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利益是重叠的。”

“当然，”普兰什科说，“当然。”他空洞的表情仍然是看不透的。

“我们都有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在我们之间作梗。”

“老天，”普兰什科用眼角瞥了瞥特纳脸上的伤口，“看来我们还有些风趣的朋友哪。是利奥对你干的吗？”

“他们现在就坐在角落，”特纳说，“是他们干的。只要逮到机会，他们就会对他干同样的事情。”

“好吧，”普兰什科终于说，“我是见过他。我们一起吃了顿午餐。但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布拉德菲尔德，”萨布从餐厅另一头喊他，“还要多久？”

“我说过了，卡尔，我们没有声明要发表。”

“我们只是聊了聊，就这么多。我们不常碰面。是他打电话给我的：‘找个时间吃顿午餐怎样？’我说好，约了他第二天碰面。”

“你们聊了些什么？”特纳问道。

他对两人耸耸肩。“你们知道老朋友都谈些什么？利奥是个好小子——不过人是会变的。又或者是我们不想被提醒人是不会变的？我们谈了往事，喝了点酒。叙叙旧，你知道人们都是怎样叙旧的。”

“什么往事？”特纳追问，普兰什科狠狠瞪着他，显得非常愤怒。

“英国时代的往事。狗屎时代的往事。你知道我和利奥为什么到英国去吗？当时我们都是小孩。知道我们是怎样去的英国的吗？他姓氏的首字母是H，我的是P。所以我们就把名和姓倒过来，而我还把P改成B。于是我们一个成了黑廷·利奥，一个成了布兰什科·哈里。幸而我们不是叫魏斯或察赫尼——英国人不喜欢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后半截80。我们谈的就是这些。坐船到多佛去的情形。上岸时候的情形。谈谢普顿马利特那家烂农业学校，你知道那个鸟地方吗？也许现在那里有油漆了。那个臭老头大概已经翘了辫子——他老是因为我们是德国人而跟我们过不去，说我们应该为还活着而感激英国人。你知道我们在谢普顿马利特学到什么吗？意大利语。是从战俘那儿学来的。他们是惟一愿意和我们交谈的人！”他转脸面对布拉德菲尔德。“所以说，谁又是真正的纳粹？”他问道，大声笑了出来。

“他谈了他碰到的难题？”布拉德菲尔德问道。

“他想知道有关有效期限的法规。”

“有效追诉期限？”

“对，他想知道有关的法律条文。”

“是要用在某个特定案子的吗？”

“是这样吗？”

“我在问你。”

“我想你脑子里是有某个特定的案子的吧。”

“他想知道些什么？”

普兰什科很慢地说下去：“他想知道理由。想知道法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所以我就告诉他：‘那不是一条新法，而是旧法。为的是让事情有个了结。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终审庭的，对不对？这样才会让事情不会无限期拖下去。德国这里也有类似的设计。’我像对小孩子说话那样向他解释。他有时就像个小孩，天真无知得要命。就像个僧人。我说：‘比方说你晚上骑自行车而没有亮灯。如果这件事四个月之后才被人发现，你就什么事都不会有。如果是误杀，那就不是四个月而是十五年。如果是谋杀，就得等二十年。如果当过纳粹，那有效追诉期限要更长，等到二十年以后还得再等好几年。’”普兰什科一摊双手，“然后他吼着问我：‘二十年为什么就那么神圣？’我回答说：‘二十年没什么神圣的，没有时间段落是神圣的。重点是我们会老去，会疲倦，会死掉。我不知道你正在搞什么鬼，但不管那是什么都是狗屎一堆。任何事都得有个了结的。道德学家说这是道德律，别的人说这是不得已之举。听着，我是你朋友，而我要告诉你：那是铁一样的规定，别白忙了。’然后他就生气了。你见过他生气的样子吗？”

“没有。”

“吃过午餐后我把他带到这里。开车到这里的一路上都在争执。然后我们就坐在这张桌子，正好就是我们现在坐的这张。他说：‘也许我可以找到新的证据。’我说：‘如果你找到新信息，把它忘掉，因为没有任何狗屁事是你可以做的，别浪费时间。太晚了。法律是这样定的。”

“他有没有向你暗示他已经找到那信息？”

“他找到了吗？”普兰什科马上反问。

“我不能想像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普兰什科慢慢点头，眼睛一直瞧着布拉德菲尔德。

“然后怎么样了？”

“我对他说：‘好吧，就算你可以证明有谁犯了谋杀案，但已经太迟了，自去年12月以后就太迟了。所以忘了这档子事吧。’但他却抓住我手臂，像个疯僧人那样轻声对我说：‘没有任何法律会开释他们做过的事。你和我都知道这一点。教堂的神父都说基督是处女生的，后来乘云到天国去了。几百万人相信这个。我每星期天都为教堂奏乐，所以听过不下几百遍。’是真的吗？”

“他为大使馆礼拜堂弹风琴。”布拉德菲尔德说。

“老天，”普兰什科说，惊讶得合不拢嘴，“利奥会做这个？”

“已经好几年了。”

“他继续说：‘可是，我和你都见过邪恶的活生生证据。不是在山顶，不是在晚上，而是就在这里，在你我所站的这块土地上。我们都得天独厚，可以看到这一切。而现在同样的事情又要重演了。’”

特纳想插嘴，但被布拉德菲尔德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