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内阁大臣和文官长阿姆斯特朗勋爵正在木屋外敲门，木屋里的撒切尔夫人还在开包整理行装。

又一架直升机“咔嗒咔嗒”响着降落了，走下来的是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上前迎接他。在靠近中心木屋的一张桌子前，系着围裙的女服务员提着一壶茶水，走向另一位离任大使——英国的尼古拉斯·亨德森爵士，他正与伦敦的金融家、银行家伊夫林·德·罗思柴尔德爵士一起坐在桌子边喝茶。

奈杰尔·欧文看了一下为时五天的会议日程。当天晚上没有什么安排；第二天，与会人员将像以往那样分成三个小组，即地域政治、战略和经济小组；前两天都是分小组开会，第三天则是听取小组会议结果并就此展开讨论；第四天是全体会议。在他的请求下，在最后一天会议结束前，委员会为他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一天的会议，是关于未来的行动和提议。

提顿山脉山坡上的密林里，一头孤独的公麋鹿到了发情期，正吼叫着寻找配偶。一只鱼鹰伸展着末梢黑褐色的翅膀，盘旋在斯内克河的水面上，它发现自己的捕鱼地盘被一只秃鹰侵占了，于是愤怒地发出了像猫叫一样的声音。真是一幅田园牧歌般的美景，这位年迈的间谍头子心里想，只可惜，这一切都被他带来的邪恶的《黑色宣言》给毁了。

奥地利，维也纳

1990年6月

去年12月起，埃姆斯逐渐停止了在苏联东欧处对外行动科的工作。他再次失去了对三○一档案的查阅权，然后他开始了从罗马返回后的第三项工作——捷克行动小组的负责人。但这个小组没有得到密码授权，不能在电脑里访问绝密的三○一档案，以及那些储存着的在苏联集团内部为中情局工作的间谍的详细资料。

埃姆斯向马尔格卢抱怨，说这样做毫无道理。他曾经负责过整个苏联东欧处的反间谍工作，再说，他需要交叉核实那些虽然是苏联人，但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作过的中情局间谍的情况。马尔格卢答应尽力帮助他。最后，在5月份，马尔格卢把电脑的访问密码给了他。此后，埃姆斯坐在捷克小组的办公桌前就可在电脑上访问那些档案，直至找到“蒙克管理的间谍们”。

1990年6月，埃姆斯飞往维也纳，再次与他的长期管理员弗拉基——即弗拉基米尔·梅楚拉耶夫上校会晤。自从返回华盛顿后，再与苏联外交官接触就很危险了，因为四周都有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所以，他选择去维也纳。

他在拿到大把现金前都忍住没喝酒，他带来了三份详细档案，这也使得梅楚拉耶夫上校欣喜若狂。

一份是一位陆军上校，很可能是军情局的，现于莫斯科的国防部任职，是在1985年下半年在中东被招募的。另一份是一位科学家，住在一座被严密隔离的城市里，是在美国加州被招募的。第三份是一名克格勃上校，根据记录是六年前在苏联境外被招募的，现在不在苏联，但在东欧集团内部，会讲西班牙语。

三天后，在亚谢涅沃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大楼内，追捕开始了。

“兄弟姐妹们，你们没有听到晚风中的她的声音吗？你们没有听到她在向你们发出呼唤吗？你们难道没有听到我们敬爱的俄罗斯母亲的声音？

“朋友们，我能听到她的声音。我听到她在林子里叹息，我听到她在雪地上哭泣。‘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我？’她问道，‘难道我被出卖得还不够吗？难道我为你们流血还不够吗？难道我遭受的痛苦还不够吗？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我？’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像娼妓那样卖到外国人和陌生人手中，让他们像吃腐肉的乌鸦一样来啄食我痛苦的身躯……’”

庄园内的大会议室墙壁上支起了一块能找到的最大的电影银幕，放映机架在了大厅的后面。

四十双眼睛凝视着影片里的人物。那是初夏时那人在俄罗斯图哈沃某次群众集会上的演讲，他用洪亮的俄语演说，声音高低起伏，影片中同时还配有低沉的翻译音轨。

“是的，兄弟们，是的，姐妹们，我们能听到她。而莫斯科那些身穿裘皮大衣的绅士及情妇们则听不到她。那些在她身躯上寻欢作乐的外国人和社会渣滓也听不到她。但是，我们能听到母亲在痛苦中呼唤着我们，因为我们是这个伟大祖国的人民。”

年轻的制片人利特维诺夫拍摄得相当成功。他在影片中插入了激起同情的画面：一位年轻的金发母亲怀抱婴儿，抬头注视着上面的讲台；一名长相英俊的战士泪流满面；一个饱经风霜的农民脸上满是皱纹，肩上斜挎着一把长柄镰刀。

没人会知道，那些切换到的镜头是演员扮演后分别拍摄的。倒不是说那些人群是伪造的：从高处拍摄的其他镜头展示着万名支持者，他们一排排站立着，两侧是青年战斗队中穿着制服的啦啦队。

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声音从高声呼喊降为低声的耳语，但话筒把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体育场。

“没人出现吗？没人上前一步说：够了，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要发生了。要有耐心，俄罗斯的同胞们，再等一会儿，祖国的儿女们……”

话音又升高了，从低声细语升为高声呼唤。

“我来了，亲爱的母亲，我是您的儿子伊戈尔。是的，我现在来了……”

最后一个词语几乎被淹没了，集会的人群全都站起来齐声高呼：“科——马——罗夫、科——马——罗夫。”

放映机关掉后，人物影响渐渐从屏幕上消失。接着是一阵寂静，然后大家都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电灯开亮后，奈杰尔·欧文走到长方形的松木餐桌前头。

“我想，大家都知道刚才镜头里的人物，”他平静地说，“那就是伊戈尔·阿列克谢维奇·科马罗夫，爱国力量联盟的领导人。该党很有可能赢得明年1月份的大选，使科马罗夫当上总统。正像大家所看到，他是为数不多的有热情、有号召力的演说家，显然具有超凡的魅力。

“大家也知道，在俄罗斯，百分之八十的实权掌握在总统手中。自从叶利钦时代起，我们的社会中仍在实行的那些对权力的审查和制约，在那里却都已经被废除了。当今的俄罗斯总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颁布任何法令和法律。这其中也包括恢复一党制国家。”

“鉴于俄罗斯目前的状况，这样难道不好吗？”一位前驻联合国大使问道。

“也许没有不好，夫人，”欧文说，“但我要求进行这次讲解的目的，不是要讨论伊戈尔·科马罗夫当选后，可能会执行的方针政策和会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而是向委员会提供科马罗夫未来方针政策的确凿证据和本质。我从英国带来了两份报告，用这里的复印机复印了三十九套。”

“我还在纳闷呢，为什么要我带那么多纸来。”东道主索尔·内桑森微笑着说。

“很抱歉磨损了你的复印机，索尔。可我不想带着四十套复印好的文件跨越大西洋飞过来。我不会要求你们现在就阅读这些文件，而是每人拿上一套，回去后慢慢看。请先看标有‘已核实’字样的报告，然后再读《黑色宣言》。

“最后，我还要告诉大家，因为这份你们今晚要读到的文件，三个人已经死去了。这两份都是绝密文件，所以我要求看完后务必把它们全部退还，以便我在离开这个大院之前把它们全都烧毁。”

所有的疑云都消散了，林肯委员会的委员们拿着各自的复印件返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令食堂人员感到奇怪的是，开饭时间没有一个人来吃晚饭。委员们都要求把晚饭送到他们的木屋里去。

美国，兰利

1990年8月

从苏联集团的中情局各个情报站传来的消息很不好，而且越来越不好。到7月份时，情况已经明了，那位猎手，即“猎户座”，肯定是出事了。上个星期的一次例行“轻触会晤”时，索洛明上校没有出现，这类行动，他以前从来没有失约过。

“轻触会晤”是一种通常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简单办法。在事先约定好的某个时间，其中一方沿着一条街道行走，他身后也许有人跟踪，也许没有。突然间，他离开人行道，拐进咖啡馆或饭店的转门——任何一个拥挤的地方都可以。就在他进去之前，另一个人刚刚结完账，起身走向门口。他们不必进行眼神接触，互相擦肩而过。其中一人把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包裹塞进另一人的侧身口袋里。然后，这两个人都继续走各自的路：一个进来，一个出去。如果有尾巴，那么盯梢者在从转门进来时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

此外，“猎户座”已经两次未按照粉笔标记的明确要求，去死信箱领取信件了。唯一的推论是，“猎户座”已经切断联系，或者是其他人把这个联系切断了。而且，他也没有启用应急的表明生活迹象的程序。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一定都很突然，事先无法发出警告。心脏病、车祸，或者，他被捕了。

这还没完，来自西柏林的消息说，东德的安全地址也没有收到“飞马座”寄出的每月定期信件。苏联的养狗杂志上也没有出现任何消息。

由于布利诺夫教授越来越难以离开阿尔扎马斯-16去苏联境内的其他地区旅行，蒙克建议他每个月给东柏林的一个安全邮政地址发一封没有危险信息的平安信。信件里不需要书写任何秘密内容，只要签上“尤里”的名字就行了。他可在隔离区外的任何信箱投递信件，即使该信件被截取，也永远不会追查到他那里。柏林墙倒塌后，再也不需要使用老把戏，偷偷摸摸地把信件送到西柏林去了。

此外，他还建议布利诺夫去买一对西班牙猎狗。在阿尔扎马斯-16里，养狗是允许的，对于这位搞学术的鳏夫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养狗更无害的呢？每个月，他都有正当的理由在莫斯科的某份关于养狗的周刊上刊登一条小广告，说有小狗要出售、要断奶、刚出生或者刚要出生等等，但每月照例会出现的小广告并没有出现。

蒙克现在已经计穷力竭了。他向高层领导抱怨说出事了，然后被告知要再等等，不要惊慌，要他保持耐心，联系无疑会重新建立起来的。但他已经沉不住气了。他开始写报告，其大意是，他认为兰利内部有漏洞。

会重视他提出的问题的只有两个人，凯里·乔丹和格斯·哈撒韦，但他们都已退休了。新当政的领导大多数是1985年冬季以后进来的，他们只是对这个问题感到厌烦。在这座大楼的另一个部门里，1986年春天开始的追查内鬼行动，仍在缓慢地进行着。

“我感到难以置信。”在早饭后全体会员参加的讨论会上，一位前美国司法部长说。

“我的问题是，我发觉很难不去相信，”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回答，“这事已经报告给了我们双方的政府了……奈杰尔？”

“是的。”

“他们不打算采取任何措施？”

其余三十九名委员围坐在会议桌四周，都盯着这位前间谍头子，似乎在寻找某种保证，告诉他们那只是一场噩梦、一种阴暗的虚构，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消失。

“按常规来说，”欧文说，“官方对此无计可施。《黑色宣言》的一半内容，有可能代表了许多俄罗斯人民的心声。西方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份宣言，科马罗夫会指责那是伪造的。其产生的效果甚至反而会增强他的势力。”

一片肃静。

“我能说几句吗？”索尔·内桑森说，“不是作为东道主，而是作为一名普通委员。我曾经有个儿子，他在海湾战争中死了。”

大家肃穆地点点头。在座的委员中，有十二位曾经在海湾战争创建多国部队时担任过领导职务。桌子另一头，科林·鲍威尔上将凝视着这位金融家。由于内桑森家地位显赫，他收到了关于美国空军中尉蒂姆·内桑森在战斗结束最后时刻被击落的消息。

“如果说，这个损失有什么值得安慰的，”内桑森说，“那就是我知道他是在与邪恶做斗争时战死的。”

他停顿了一下，搜索着合适的词语。

“我已经很老了，足以理解邪恶的含义。我认为邪恶有时可以潜入人的身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还小，还不能参加战斗，二战结束时我才八岁。我知道在座的委员中有些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但当然，那是我后来知道的。我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是邪恶的，他做的事情也是邪恶的。”

会场一片寂静。政治家、实业家、银行家、金融家、外交家和行政官员们都习惯于讲究实际。他们明白，他们听到的是心里话。索尔·内桑森俯身向前，拍了拍《黑色宣言》。

“这文件是邪恶的，写文件的人也是邪恶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回避，不能让它再次发生。”

会议室里依然很安静。大家都知道，他说的“它”，指的是第二次浩劫，不单单是针对俄罗斯的犹太人，还有其他多个少数民族。

寂静被英国前首相打破了。“我同意。不能犹豫了。”

拉尔夫·布鲁克俯身向前，他是著名的洲际通信公司的负责人，全世界每一个股票交易所都知道“洲际通信”。

“好吧，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

“在外交上……通知北约各个政府，敦促他们提出抗议。”一位前外交官说。

“科马罗夫会谴责说，这个宣言完全是伪造的，而且许多俄罗斯人会相信他。俄罗斯人的仇外心理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另一个人说。

詹姆斯·贝克俯身向前，转过脸去与奈杰尔·欧文说话。

“是你把这份可怕的文件带给我们的，”他说，“你有什么建议？”

“我什么提议也没有。”欧文说，“但我要提个醒，如果，我们委员会准备批准——不是承诺，而是批准——一项倡议，那应该是非常隐蔽的，以后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绝对不会与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人联系起来，损毁我们的声誉。”

委员会的三十九名委员都清楚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参与过或目睹过政府隐蔽行动的失败，那会直接导致上层的垮台。

一位美国前国务卿在桌子一头用浓重的德语口音说话了。

“奈杰尔可否承诺一项这么隐蔽的行动？”

两个声音异口同声地说：“可以。”欧文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时，他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及其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两人的领导之下的。

林肯委员会从来不会通过正式的书面决议，只会达成共识。然后每个委员利用其影响力，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权力渠道里去促成这些共识。

委员们对于这个《黑色宣言》达成的共识是，把意愿委托给一个更小的委员会，由其考虑最佳方案。林肯委员会全体委员只是一致同意：既不认可，也不谴责，甚至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苏联，莫斯科

1990年9月

在勒福托沃监狱，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坐在办公室书桌前，审视着刚刚收到的三份资料。此刻的他，百感交集，心情很复杂。

首先是成就。整个夏天，克格勃第一和第二总局反间谍部门的同事们，把三个叛徒一个接一个地，很快就交给了他。

第一个是外交官克鲁格洛夫，他在两个方面露了馅：一是他在苏联驻阿根廷使馆担任过一等秘书，二是他回国后不久，就用两万卢布买了一套公寓。

他没有犹豫就全盘招供，把所有事情都向坐在桌子后面的审讯官和录音机彻底坦白了。六个星期后，他该说的都说了，再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了，于是被关进了监狱里的一间很深的地牢，那里的温度，即使在夏天也很少超过一摄氏度。他浑身颤抖着坐在牢里，等待自己的命运。这个命运就在上校办公桌上的一份资料内。

7月份，核物理学家布利诺夫教授被关进了监狱。到美国加州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人数极为有限，人员名单很快就缩小到四人。在对位于阿尔扎马斯-16的布利诺夫公寓的一次突击搜查中，他们从柜子里起获了一双卷起来的袜子，里面藏有一小瓶隐形墨水。

他也很快就供认了一切。只要看到格里辛的审讯小组以及那些专业刑具，就足以使他松口了。他甚至透露了他向东柏林投寄密信的地址。

对东柏林地址的突然袭击任务，则交给了克格勃东柏林K分局的一位上校，但不凑巧的是，就在袭击发起的一个小时之前，公寓的租客已经穿过新近开放的城市，逃到了西柏林。

最后，他们在7月下旬逮捕了西伯利亚的军人索洛明。这是根据他在军情局的官衔、他在国防部的任职，以及他在亚丁任职过的经历，对他实行严密的监视后敲定的。在监视期间，他们也对他的公寓进行了一次搜查，发现他的一个孩子在寻找圣诞礼物时看到过爸爸的微型照相机。

比奥特尔·索洛明与其他人不同，他忍受了极大痛苦，大声辱骂表示蔑视。最终，格里辛还是击败了他，他总是能够成功。他威胁要把其老婆孩子发配到最严酷的劳改营里去，从而获得了突破。

他们每个人都描述说，那位笑容可掬的美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他是如何渴望倾听他们的心事，又是如何合理地提出了建议。这使得格里辛从内心产生了另一种情感，那是他对杰森·蒙克这个幕后人的刻骨仇恨。

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不止一次、不止两次，甚至三次踏上苏联的国土，与他的间谍接头，然后安然地离去，就在克格勃的鼻子底下。他越是了解这个人，就越是怒火中烧。

当然，他们也进行了各项检查。“亚美尼亚”号旅游船的航次旅客清单被检查了一遍，但没有发现什么假名。船员们依稀回忆起有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美国人，身穿得州人的服装，与索洛明描述的他们在植物园见面时的模样相符。很可能蒙克就是诺曼·凯尔森，但这并没有得到证实。

在莫斯科的侦探工作收获颇多。他们通过签证申请记录和国旅的旅游团组记录，查出了那天在苏联首都的每一个美国游客的资料。最后，他们把疑点集中到了大都会酒店，还有碰巧因为肚子疼而没去游览札格尔斯克修道院的那个人。就是那天，蒙克在弗拉基米尔大教堂与布利诺夫教授见了面。菲利普·彼得斯博士，格里辛将会记住这个名字。

当三个叛徒向审讯小组坦白，他们在美国人的劝说下提供了大量的绝密情报时，克格勃情报官全都吓得脸色惨白。

格里辛把三个人的资料放在一起，用办公室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他总是喜欢听到最后的判决。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已经从第一总局局长晋升为负责整个克格勃的主席。那天上午，他带着那三份死刑判决书，去了位于新广场中央委员会大楼的顶层，放在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办公室的书桌上，等待签字。经批准后，他又把死刑判决书送到了勒福托沃监狱，上面的标记是“立即执行”。

上校给后院里的罪犯半个小时的时间，去体会即将发生的事情。太突然了，如同他经常告诉学生们那样，没有时间去预料。他下楼去了，在太阳永远也照射不到的高墙下的院子里，那三个人已经跪在了砾石地面上。

第一个是外交官。他似乎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刺激，当军士长用九毫米马卡洛夫手枪顶住他的后脑勺时，他一直咕哝着“不，不”。看到格里辛一点头，军士长扣动扳机。一道闪光后，血肉飞溅，瓦列里·尤里耶维奇·克鲁格洛夫扑倒在自己面前的砾石地上。

科学家是在无神论的教育下长大的，现在却开始祷告了，他乞求万能的上帝把他的灵魂带往安息之处。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咫尺之遥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外交官那样面朝下扑倒在了地上。

比奥特尔·索洛明上校是最后一个。他仰望着天空，也许是最后一次见到了家乡，那儿的森林和河流里有许多猎物和鱼虾。当他感觉到后脑勺冷冰冰的枪口时，他朝站在墙边的格里辛上校伸出左手，中指僵硬地竖了起来。

“射击！”格里辛一声叫喊，一切都随之结束了。他命令当天夜里就将尸体掩埋，地点是在莫斯科郊外林地里没有标记的墓穴。即使死了，也不能有丝毫的仁慈。他们的家人将永远找不到可以送去鲜花的地方。

格里辛上校走到西伯利亚军人索洛明的尸体旁，弯腰看了一会儿，然后直起身子大步走开了。

他回到办公室准备写报告，这时候，电话机上的红灯亮了。打电话的人是他认识的第二总局调查小组的一名同事。

“我们快要查到第四个叛徒了，”那人说，“现在只剩下两个嫌疑人了。两人都是上校，都是反间谍部门的，都在东柏林。我们把他们都监视了起来，很快就能获得突破。在我们确定了以后，你想知道吗？你想参加我们的逮捕行动吗？”

“给我十二个小时，”格里辛说，“十二个小时后我会赶到。这个人，我是要定了。这个人，我有个人恩怨。”

调查官和审讯官都知道，一个经验丰富的反间谍情报官是最难突破的。他在K局的反间谍部门工作过许多年，知道要如何去发现针对他自己的反间谍行动。他不会在卷起来的袜子里放置隐形墨水，也不会去购买公寓。

过去，事情总是比较容易。如果某个人受到怀疑，他就会遭到逮捕和审讯，直至最终坦白交代或被证明是蒙受冤罪。到了1990年，当局坚持，必须要有证据，或者至少在实施盘问之前，要有确凿的证据。“来山得”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只能当场把他抓住。这需要计谋，还需要时间。

此外，柏林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从技术上讲，东部依然是苏联的领地，但柏林墙已经倒塌，如果受到追猎，罪犯很容易逃离笼子，驾车快速穿过街道进入到灯光明亮的西部，他就安全了。那时候就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