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伦敦圣詹姆斯、皮卡迪利和蓓尔美尔大街的绅士俱乐部来说，8月不是好月份。那是休假的月份，其间许多职员希望与家人一起外出度假，会员也有一半在乡村和国外度假。
好多俱乐部关门了，由于各种原因留在首都的会员，只能去陌生的俱乐部聚会。因为根据俱乐部之间的协议，几家为数不多的仍在营业的俱乐部，同时也要接待已关门俱乐部的会员们来喝酒和吃饭。
不过，到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怀特俱乐部又开张了。亨利·库姆斯爵士邀请一位比他年长十五岁的人来这里共进午餐，那是他的一位前辈，担任过秘密情报局的局长。
奈杰尔·欧文爵士七十四岁，已经退休十四年了。在前十年，他像之前离任的其他人一样，是以“发挥余热”的方式度过的。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世事的经验和对权力渠道的了解，担任了一系列董事职位，为他自己的晚年生活积累了一些资金。
到吃午饭那天为止，他已经彻底退休四年了。他回到了位于多塞特郡波白克半岛上斯沃尼奇附近的家乡，在那里读书写作，沿着自然粗犷的海岸线散步，眺望英吉利海峡，偶尔还会坐火车去伦敦看望老朋友。那些朋友中也有很年轻的人，他们认为他依然充满生机，相当活跃，因为在他那双温和的蓝眼睛底下，隐藏着剃刀般锋利的智慧。
最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对所有见到的人都彬彬有礼，这种传统的礼仪掩盖了他偶尔显露出来的冷酷无情的钢铁般的意志。虽然年龄差距较大，但亨利·库姆斯对他相当了解。
他们两人都是传统的苏联问题专家。欧文退休后，秘情局局长职位相继落到了两个东方学家和一个阿拉伯学家那里，直到亨利·库姆斯上台，才标志着与苏联做艰苦斗争的人又重新掌权。奈杰尔·欧文担任局长的时候，库姆斯在柏林干得很好，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头脑与克格勃的东德情报网，乃至与东德间谍头子马库斯·沃尔夫周旋，证明了自己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特工。
欧文耐心地留在楼下拥挤的酒吧里和库姆斯聊些日常琐碎，但他像普通人一样好奇，为什么他以前的门生，要他特地坐火车从多塞特赶到高温潮湿的伦敦，来吃一顿午饭。直到他们换到楼上，在一张可俯视圣詹姆斯大街的靠窗桌子就座时，库姆斯才切入主题，提到了请他吃饭的事由。
“有一些事情正在俄罗斯发生。”他说。
“应该说是许多事情，全都是坏事，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欧文说。库姆斯露出了微笑，他知道，老领导的消息来源可远不止那些日报。
“我不想详谈，”他说，“这地方不行，现在这个时间也不行。我就说个大概情况吧。”
“好的。”欧文说。
库姆斯给他大致讲述了一下过去六个星期在莫斯科和伦敦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在伦敦的那些事。
“上面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最终决定。”他说，“虽然令人惋惜，但事情只能顺其自然任其发展。两天前，我们尊敬的外交大臣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如果你认为我还能做些什么，能去推动查尔斯国王大街的官员改变主意，恐怕你是高估了我。”奈杰尔爵士说，“我老了，而且已经退休了。如同诗里说的那样：比赛都结束了，热情也耗尽了。”
“我有两份文件，想让您看一看。”库姆斯说，“其中一份，是我们所能确定的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详细报告，从一个勇敢而又愚蠢的老头，从科马罗夫机要秘书的办公桌上偷走一份文件开始。我们认为《黑色宣言》是真实的，但是否同意我们的观点，可以由您自己判断。”
“另一份呢？”
“就是《黑色宣言》。”
“谢谢你的信任。我该拿这两份文件怎么办呢？”
“带回家去，都看一看，或许您会有什么看法。”
拌有果酱的米饭布丁空盘被撤走了。亨利·库姆斯点了咖啡和两杯俱乐部的佳酿葡萄酒，一种口味很好的芳塞卡。
“即使我同意你所说的一切，即便这个邪恶的宣言真实存在，又怎么样呢？”
“我在想，奈杰尔……下周您要去美国见的那些人……”
“天哪，亨利，你不应该打听这事的。”
库姆斯遗憾地耸了耸肩，但心底里颇为高兴，他的直觉起作用了。委员会要开会了，欧文会去参加。
“用老话来说，我的耳目无处不在。”
“那么，我很高兴，在我退休以后情况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欧文说，“好吧，如果我到美国见到了某些人，那又怎么样呢？”
“留给您判断，由您自己决定。如果您认为这些文件是垃圾，您就把它们烧成灰好了；如果您认为它们应该伴随您跨越大西洋，那也是您的决定。”
“哎呀，有意思。”
库姆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扁平的密封包裹，递了过去。欧文把它放进自己的包里，与他在约翰·路易斯百货商店买来的一些东西放在了一起，那是他为夫人买的一些刺绣用的帆布料子，老太太喜欢在漫长的冬夜钩织坐垫套子。
他们在大堂告别后，奈杰尔·欧文爵士坐出租车去火车站，赶返回多塞特的火车。
美国，兰利
1989年9月
到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返回华盛顿为止，他为克格勃充当间谍已经有九年，如此的生涯还会持续四年半的时间。财源滚滚而来，他用五十万美元的现金购买了一栋房子，还添置了一辆崭新的捷豹轿车，过上了全新的生活，可他一年的工资也就五万美元。但是，没人注意到这个反常的现象。
由于他在罗马时是负责苏联科的，所以，尽管罗马隶属于西欧处，埃姆斯本人仍一直留在关键的苏联东欧处。在克格勃看来，他能留在苏联东欧处很重要，因为这样他就有了权限，或许还可以再次接触三○一档案。不过，他在这方面还有个很大的问题。米尔顿·比尔登在阿富汗结束了反苏隐蔽行动的监督工作后，也刚刚调回兰利。作为苏联东欧处的新负责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撵走埃姆斯。可是，与几位前任一样，他的努力依然失败了。
精英官僚肯·马尔格卢已在非前线岗位这块晋升为人事部主管，对人事的调配和任职有很大的影响力。埃姆斯如今有能力提供美酒佳肴了，他与埃姆斯便很快恢复了酒肉朋友的关系。马尔格卢挫败了比尔登的计划，让埃姆斯留在了苏联东欧处。
在此期间，中情局已经把大多数秘密档案输入了计算机，从而把其核心机密托付给了人类所发明的最不可靠的机器。埃姆斯在罗马时就已经自学过计算机，现在，他只需要密码就可以看到三○一号档案，甚至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办公桌。他不仅不必再把大量文件装进塑料购物袋里，也不需要去签字来调取绝密文件了。
马尔格卢为他的朋友埃姆斯安排的第一个职务，是苏联东欧处对外行动科的欧洲组负责人。但该部门只负责在苏联或苏联集团以外的苏联间谍，不包括正在东柏林负责克格勃K局的斯巴达战士“来山得”、在位于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的“猎户座”，还有在莫斯科苏联外交部高层的“德尔斐”，以及第四个，即那个想飞越大西洋的代号为“飞马座”的间谍，他在莫斯科与乌拉尔之间的一个秘密核研究所工作。埃姆斯利用职权很快查了一遍杰森·蒙克的底，但蒙克现在是GS-15级别，比他职位高，他仍然停留在GS-14上。调查一无所获。不过，尽管在对外行动科查不出蒙克的底细，他还是知道了一件事：蒙克管理的所有间谍全都隐藏在苏联境内。通过闲言碎语和马尔格卢，他了解到了其他情况。
苏联东欧处的人都说杰森·蒙克很厉害，在埃姆斯摧残之下，是这个部门最后的希望所在。传闻还说，他独来独往，特立独行，喜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行事冒险，如果不是因为在这个走下坡路的部门里颇有建树，他早就被排挤出去了。
与所有官僚主义者一样，马尔格卢讨厌蒙克。蒙克拒绝按常规的一式三份方式保存文件，马尔格卢不喜欢他这样自行其是，最使他气恼的是，蒙克甚至不理睬马尔格卢那样的领导的抱怨。于是，埃姆斯对这种不满情绪加以利用。他们两人中，埃姆斯酒量更好，在喝下许多酒之后，他还能继续思考，而马尔格卢则会变得稀里糊涂，喜欢吹牛说大话。
到了1989年9月的一个深夜，他们的话题又一次转向那个自行其是的人。马尔格卢脱口说出，他听说蒙克管理着某个“重量级”间谍，是两三年前他在阿根廷招募的。
没有名字，也没有代号，但不要紧，克格勃可以推测出其他情况。“重量级”，意味着是二等秘书或更高的职务；至于“两三年前”，他们推定是一年半至三年前的阶段。
克格勃与外交部核查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任职名单，获得了十七个可疑对象。据埃姆斯透露，那人没有再次赴国外任职的经历，这就把名单缩减为十二人。
与中情局不同，克格勃的反间谍部门没有神经质的人。他们开始调查突然暴富、生活方式改善，甚至购买公寓等情况。
天气不错，是9月份的第一个好天气，微风从英吉利海峡吹拂过来，这边的悬崖与远处诺曼底海岸之间没有狂风巨浪，只有被海风吹皱的一片片微小的白色浪花。
奈杰尔爵士漫步在德尔斯顿岬角和圣阿尔班岬角之间的悬崖小路上，呼吸着略带咸味的空气。他喜欢在这里散步，已经有好几年了，在烟雾弥漫的会议室里开完会，或者研究了一晚上的秘密文件后，他都要来这里恢复一下、振作一下。他感觉这里能使他的大脑清醒、注意力更集中。海风吹散了无关紧要的和干扰性的内容，暴露了问题的核心。
整个晚上，他都在专心致志地研读亨利·库姆斯给他的两份文件，里面的内容使他大为震惊。侦查工作一直回溯至流浪汉往西莉亚·斯通的车里扔进东西，他颇为满意。换作是他，也会这么做。
他隐约记起了乔克·麦克唐纳，那个曾经在世纪大厦跑腿的年轻人，显然，他也已经与过去判若两人。他深信这一结论：《黑色宣言》既不是伪造的，也不是开玩笑。
这使他又去思考《黑色宣言》。如果俄罗斯这位蛊惑民心的政治家真的想实施宣言中的计划，那么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情，让他不由得回想起年轻时代那些可怕的往事。
1943年，他十八岁，那年他终于如愿加入英国陆军，开赴意大利战场。他在蒙特卡西诺的大规模进攻中负伤，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他要求重新加入战斗部队，却被分配到了军事情报局。
作为一名刚满二十岁的中尉，他随英军第八军跨过莱茵河，遇到了他那个年龄的人——或者说，任何年龄——都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一位大惊失色的英军少校召唤他，要他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步兵部队在行军途中的发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个地方给年纪比他大的那些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噩梦。
到达圣阿尔班岬角后，他转身朝内陆返回，沿着通往阿克顿村子的小道走去，到了那里再转弯，顺着巷子去兰顿马特拉弗斯。怎么办呢？究竟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对局势产生影响呢？现在就把文件烧掉，不再去理会吗？太诱惑了，它实在太诱惑了。或者，把文件带到美国去？那样的话，也许会遭到元老们的嘲笑，他将在那里与他们一起参加为时一周的会议。太可怕了。
他拉开花园的门闩，穿过佩妮在夏季栽种水果和蔬菜的小块绿地。花园里有一堆篝火，几根引燃的木条之下，中心的炭火依然烧得很旺很红。把两份文件扔进火堆里是举手之劳，可以就此一了百了。
他知道，亨利·库姆斯再也不会提起这事，不会询问他干了什么，或者问他想得怎么样了。确实，谁也不会知道文件的来源，因为他们两人都不会说出去，这是规矩。他的妻子在厨房的窗口叫唤他。
“你来了？茶放在客厅里了。刚才我去村里买了些松饼和果酱。”
“好，我喜欢松饼。”
“就知道你爱吃。”
佩内洛普·欧文比他小五岁，年轻时是有名的美人，是许多富家子弟的追求对象。只有她自己知道，当初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年轻情报官。他曾经为她读过诗，但在他那害羞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计算机一般聪明的脑袋。
他们有过一个儿子，他们唯一的儿子，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阵亡了。他们尽量不多想关于儿子的事，除了他的生日和忌日。
在丈夫三十年的秘密情报生涯中，她一次次地耐心等待他的归来。他在执行任务，把间谍派往苏联，或者在柏林墙阴影中的刺骨寒风里，等待着某个勇敢而又惊恐的特工拖着沉重的脚步通过检查站，走向满是灯光的西柏林。他回到家里时，炉火总是烧得很旺，松饼和茶水也早已备好。她已经七十岁了，但他依然认为她很美丽，依然深深地爱着她。
他坐下来，开始吃松饼，眼睛盯着火堆。
“你又要走了。”她静静地说。
“是的，要走了。”
“多久？”
“哦，先在伦敦住上几天，做一下准备，然后去美国一个星期。再之后，我就不知道了。很可能不会再离开了。”
“嗯，我没事。花园里有许多事情可做。有机会的话，给我打电话好吗？”
“当然。”
然后他说：“这种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
“当然不能。嗯，快把茶喝了。”
美国，兰利
1990年3月
率先响起警钟的是中情局的莫斯科情报站：间谍“德尔斐”关闭了通讯联络。事情是从去年12月开始的。杰森·蒙克坐在书桌前，凝视着发送给他的译码后的电文。他一开始是担心，后来就发狂了。
如果克鲁格洛夫安然无恙，那么他违反所有的规定，是为什么呢？中情局莫斯科情报站已经两次在约好的地方用粉笔标上了某种记号，表明他们已经在某个死信箱里为这位“哲人”放好了东西。他应该去那个秘密隐藏地收取的，但两次信息都无人理会。他是不是离开莫斯科了？突然被派往国外任职了？
如果是那样，那他早就应该发来约定好的“我很好”确认信息。他们查阅了已约定的杂志，寻找表示“我很好”或相反内容“我有麻烦，请帮帮我”的小广告，但都没有。
到了3月份，“哲人”要么因为心脏病或其他重病而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要么就是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事故。或者是死了，或者被“拿下”了。
问题没有找到答案，蒙克疑虑重重。如果克鲁格洛夫被捕并受审，他会全盘招供的。抵抗是没有用的，只会延长痛苦。
他会说出死信箱的地点，还有提醒中情局去提取情报的加密粉笔记号。那么，为什么克格勃不利用这些粉笔记号，当场抓住美国外交官呢？这是显然应该做的事。如今其他事情都在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莫斯科会非常渴望这次行动能成功。
苏联的东欧部分正在四分五裂。罗马尼亚已经处决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总统；波兰已经离去，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正在公开反叛，柏林墙也已经在去年11月被推倒。在莫斯科当场抓住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人，多少可以抵消一点克格勃正在遭受的羞辱。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蒙克推测这意味着一个或两个可能。要么克鲁格洛夫的完全失踪是个意外事故，以后会得到解释，要么，是克格勃在保护情报源。
美国无奇不有，其中不乏一些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团体。这种机构有成千上万，其范围从托管到无数个课题研究的捐款，面面俱到，有些晦涩难懂到简直超乎想象。政策研究中心、思想库、这样或那样的促进会、各种名目繁多的委员会，以及多到几乎无法列举的基金会，等等。
一些专事研究，一些从事慈善，一些组织讨论活动，一些致力于某个议题的宣传、游说、推广，提高公众对某个议题和反对其他议题的意识或废除某件事情。
光是华盛顿，就有一千两百个非政府组织，纽约还要再多一千个，而且，它们都有基金，有些来源于部分的税收，另一些来源于早年去世者的馈赠，有些来自民营工商企业的赞助，其他的是由异想天开、博爱或者精神错乱的百万富翁所提供的捐赠。
它们为学者、政治家、退位的外交官、空想社会改良家、爱管闲事的人——有时也有一些疯子——提供栖息之地。不过，这些组织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宣称自己实际存在，而且都在某个地方设有总部。但有一个例外。
也许是由于委员会规模很小，入会条件很高，会员信息不对外公开，并且组织保持绝对隐秘，1999年夏季的林肯委员会，很可能是所有非政府组织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在民主国家，权力就是影响力。只有在独裁国家，法律才会允许滥用权力的存在。在民主体制下，非选举产生的权力也可以影响经选举产生的政府成员。可以是通过公共舆论的动员、新闻媒体的报道、坚持不懈的游说或直接进行资金支援，但其最纯粹的形式，是运用丰富的经验、正直的品质和智慧，悄悄地向经选举产生的执政人提出忠告。这叫作“悄悄话”。
林肯委员会拒绝承认自己的存在。它很小、很隐蔽，也是一个自力更生的组织，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评估和讨论，最终形成决议。根据委员的质量及能够接触当政最高领导层的能力，这个委员会所产生的真正影响力，很可能超过其他任何民间团体，甚至超过这些团体加在一起的合力。
所有委员都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是该委员会的特征。委员会的真正成立时间是八十年代早期，是马岛战争之后，在华盛顿一家俱乐部就餐时商定的，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英美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逆境中发展起来的强烈的伙伴意识。
新委员入会必须受到邀请，而且必须具有某种品格或能被其他委员所认可。这些人中，大多是些经验丰富、诚实正直、聪敏机智、小心谨慎的爱国主义者。
此外，曾任公职的委员必须是已经退休的人员，这样就不会遇到为自己所在机构开后门的问题，而在私人企业任职的人则可以继续保留职位。并不是所有委员都很富有，但至少有两个企业家，他们的个人财产估计有十亿美元。
来自私人企业的委员具有在商业、工业、银行、金融和科学方面的丰富经验，而曾在公共部门任职的委员，则具有政治、外交和公务才能。
在1999年的夏季会议上，共有六位英国委员和三十四位美国委员，其中包括一位英国妇女和五位美国妇女。
由于他们经历丰富，所以一般都是中老年人。六十岁以下的人很少，年龄最大的，是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但他身体很健康。
委员会的精神风貌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来说，就是“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经过友好的电话磋商，该委员会决定每年选一处隐秘的场所，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会议都会由一名富有的委员作为东道主，从来没有人会拒绝这份荣誉。委员们自行支付往返会议地点的差旅费，到达目的地后，就由东道主负责接待。
在美国怀俄明州的西北角，有个叫杰克逊霍尔的山谷，这个名字来自第一个敢于在那里过冬的猎人。该山谷的西面是高耸的提顿山，东边与格若斯维崔山脉相邻，北面被黄石公园封口，南面群山起伏，斯内克河翻滚着白色浪花，奔腾穿越群山之间的峡谷。
在滑雪小镇杰克逊的北面，第一九一号公路经过机场，通往莫兰交叉口，然后延伸到黄石一带。经过机场后就是穆斯村，那里有一条小路可以抵达珍妮湖。
在公路西边的提顿山脚下有两个湖泊：由加尔尼特峡谷的急流形成的布拉德利湖和雪崩峡谷下游的塔格特湖。除了驴友，一般人很难进入湖区。两个湖泊之间有块平底平地，在位于南提顿山悬崖峭壁下的一块土地上，一个叫索尔·内桑森的华盛顿金融家在那里建了个度假庄园，面积达一百英亩。
那里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为主人和宾客提供一个绝对私密的环境。这地方两面是湖泊，背后是高山。前面的小路低于庄园的地势，使得庄园本身成了一块高地。
大家共同商定，第一批客人将在9月7日到达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内桑森会派一架格鲁曼私人飞机在那儿迎接他们，然后翻山越岭，去往杰克逊机场。离开航站楼走上不少路后，他们转乘他的直升机，飞行五分钟后抵达庄园。英国代表团已经在美国东海岸办完入境手续，因此他们不需要飞到丹佛机场，可在远处转机，避人耳目。
庄园里有二十套小屋，每套有两间卧室和一个客厅。由于天气暖和，阳光明媚，只有在太阳落山后才有一丝凉意，许多客人喜欢坐在房间前面的阳台上消遣。
伙食都经过精心烹调，食堂是一个大房间，是庄园的活动中心。吃完饭，桌子收拾干净后，那里就成了会议室。
庄园的职员都是内桑森自己的部下，都很谨慎，是专门被派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安全，庄园周边和下面的山坡上配备了私家警卫员，他们扮作露营者，防止有迷途的背包客误闯。
林肯委员会的1999年会议持续了五天。到会议结束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里有客人来过、住过并离开。
到达庄园后的第一个下午，奈杰尔·欧文爵士打开行李，冲了个澡，换上宽松的裤子和斜纹布衬衣，坐到了小屋前面的木露台上。他与美国的一位前国务卿同住这套木屋。
从这个有利的位置，他可以看到其他客人正在四处活动筋骨。他们在冷杉、白桦和黑松林中，在通往下面湖边的小径上，悠然地散着步。
他看到了英国前外交大臣和北约前秘书长卡林顿勋爵，那人瘦瘦小小，像一只鸟。与他并肩行走的是银行家查尔斯·普赖斯，曾经是美国驻英国圣詹姆斯宫最成功也最受欢迎的大使之一。在欧文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时，彼得·卡林顿是外交大臣，也是他的上司。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普赖斯像一座高塔般耸立在英国贵族身边。再往远处，他们的东道主索尔·内桑森坐在一把凳子上晒太阳，与他在一起的是美国投资银行家和前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