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枪杀地点不远处的一家饭店里，有人听到妇女的尖叫声后张望窗外，然后用饭店经理的电话拨打03，呼叫救护车。

救护人员原以为是要抢救一名心脏病患者，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穿双排扣蓝色西服的人，胸前有弹孔，身下则是一摊鲜血。他们报了警，然后救护车朝着最近的医院疾驰而去。

一小时后，波特金医院的创伤科里，刑侦处凶杀科瓦西里·洛帕京警官阴郁地盯着推车上的尸体，夜间值班的外科医生在一旁摘下了乳胶手套。

“没希望了。”大夫说，“一颗子弹直接穿透心脏，是近距离射击的。子弹还留在体内，尸体解剖时会找到的。”

洛帕京点点头，出人命了。莫斯科枪支泛滥到足以装备起一支部队。他知道，要找到发射子弹的那支手枪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枪主了。他已经在基赛尔尼大街上确认，目睹枪杀案的那位妇女已经走了，她似乎看到了两个杀手和一辆轿车，但没有其他描述。

在不锈钢轮床上的死者皮肤苍白，满脸雀斑，姜黄色的络腮胡十分醒目，表情略显吃惊。勤杂工把一条绿色的床单盖在尸体上，遮住了照射在尸首身上的灯光。

现在尸体全身赤裸，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衣物，一只铁制的肾形盘子里盛着几件个人物品。刑警走过去拿起外套，看了看衣领内的商标。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是外国货。

“你认识这些字吗？”他问外科医生。

大夫查看西服里镶边的标签。

“兰……道，”他慢慢读出来，然后是该服装商店名字下面的字，“邦德街。”

“这个呢？”洛帕京指向衬衣。

“玛莎百货，”外科医生读了出来，“那是在伦敦，”他补充道，“邦德街应该也在伦敦。”

有关人的排泄物和两性生殖器的骂人词语，在俄语里有二十多个。洛帕京在脑子里把它们全都过了一遍。英国游客，噢，天哪。行凶抢劫搞错了对象，肯定是英国游客。

他翻看了一下个人物品，东西不多。当然，这其中没有硬币，俄罗斯硬币早就毫无价值了。里头有一块叠得很整齐的白手帕、一只透明塑料袋、一枚图章戒指和一块表。他猜测，也许是那个妇女的尖叫声把凶手吓跑了，所以没能来得及把手表从死者的左手腕摘下，也没能把戒指从小指头上脱下来。

但这些东西都证明不了身份。最糟糕的是，没有钱包。他又去翻找衣物。鞋子里面有“教会”的字样，是普通的黑色系带鞋；袜子是铁灰色的，没有商标；内裤出现了同样的“玛莎百货”字样；领带——根据医生的说法，是来自杰明街的滕博阿瑟时装店，毫无疑问，也是来自伦敦的。

绝望超过了希望，洛帕京又去看西装。医院的勤杂工忽略了一件物品，在有些男士放眼镜的上口袋里，有个硬东西。他取了出来，是一张穿了孔的硬塑料卡片。

这是酒店的房间钥匙，不是那种老式的，而是电脑的磁卡钥匙。为安全起见，钥匙上没有房间号码，这样可以防止小偷进入房间行窃，但上面有民族大酒店的商标。

“这里有电话吗？”他问道。

假如现在不是8月份，那么这会儿，民族大酒店的本尼·斯文森经理是会待在家里的。但最近游客众多，而且两名员工因患热伤风请了病假，所以他一直在酒店里工作到很晚。这时，酒店总机的电话响了。

“是警方来电，斯文森先生。”

他按下“连接”开关，接通了洛帕京的电话。

“什么事？”

“是经理吗？”

“是的，我是斯文森。您哪位？”

“洛帕京警官，莫斯科民警局刑侦处凶杀科的。”

斯文森的心往下一沉，对方说是凶杀科的。

“你们酒店是不是有一个英国游客？”

“当然有，好几个呢，至少有十二个。怎么啦？”

“我给你描述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想起来：身高一米七，姜黄色短发，姜黄色大胡子，深蓝色双排扣西装，领带上的条纹很怪。”

斯文森闭上眼睛，咽了一下口水。哦，天哪，这只能是杰斐逊先生。晚上还在酒店大堂看到他在等车呢。

“出什么事了？”

“他遭到了抢劫，现在波特金医院。你知道那里吗？在马戏场附近。”

“当然知道。可你刚才说是凶杀科？”

“很抱歉通知您，他已经死了。他的钱包和所有身份证件似乎都被偷了，只剩下一张塑料的房间钥匙卡片，印有你们酒店的标志。”

“请别走开，警官。我马上过来。”

本尼·斯文森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好长时间，内心十分惊恐。他做了二十年的酒店生意，从来没有听说过客人被谋杀的事情。

业余时间，他唯一的爱好是打桥牌。他想起来有个常常一起打牌的搭档，是英国使馆的职员。他查阅了自己的电话本，找到那位外交官的住宅号码，打了一个电话给他。这时候已经快午夜时分，那人已经睡着了，但听到消息后很快就清醒过来。

“老天爷呀，本尼，是他吗？是为《每日电讯报》写稿的那位记者？我不知道他来这里了啊。不管怎么样，还是感谢你。”

外交官放下电话。这事闹大了，他心里想。英国公民一旦在国外遇到麻烦，不管是死是活，都是领事部的职责范围，但他认为应该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某个人。于是，他拨打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

苏联，莫斯科

1988年6月

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回家已经有十个月了。在国外招募的线人，回国后总是会有改变主意或不来联络的风险，会销毁已经得到的密码、隐形墨水和特殊纸张。

对此，招募间谍的情报机关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谴责那个间谍，但这样做也没有意义，而且残忍，也没有好处。在敌人内部从事反对暴政的工作，是需要头脑冷静的，但有些人并不具备这一点。

与兰利的每一个人一样，蒙克从来不把反对莫斯科政权的人与美国的叛徒相提并论。后者是背叛了全体美国人民及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如果被捕，他会得到人道的待遇和公正的审判，他可以找最好的律师。

苏联人反对的，则是一个只代表了全国不超过十分之一人口的利益，却控制着其余百分之九十国民的野蛮专制政府。一旦被抓，他会遭受毒打，不经审判就会被处决，或者被送去劳改营。

但克鲁格洛夫信守了诺言。他已经三次通过死信箱，投递了从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有价值的内部文件。经过适当的编辑并对信息来源进行捏造后，美国国务院得以在坐到谈判桌之前，就已经了解苏联人的谈判定位。在1987年到1988年间，东欧卫星国开始公开反叛。波兰已经离去了，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闹得沸沸扬扬。关键是要了解苏联想采取的对策，重点是要知道莫斯科本身是不是已经力不从心、人心涣散。克鲁格洛夫披露了这些信息。

但5月份的时候，“德尔斐”表示想见个面。他有重要的事情，想见见朋友杰森·蒙克。哈利·冈特烦恼了。

“当初雅尔塔的会面，我们就很担心，连觉都睡不安稳。还好让你得手了，没出什么事情，因为那有可能是个陷阱。这次也有可能。没错，密码表明这真的是他，但有可能他被抓住了。他有可能已经全盘招供了，这种事情你懂的。”

“哈利，现在有十万美国人在游览莫斯科，时代不同了。克格勃不可能实施全面的监控。只要伪装得好，混在十万人里面不成问题，除非是当场被抓。

“他们会拷打美国公民吗？现在？身份掩护是完美的，行动也会谨慎小心。我懂俄语，但假装不懂。我只不过是一个傻乎乎的美国游客，跟在导游的屁股后面。只有在确定没有监视之后，我才会行动。相信我吧。”

美国有一个庞大的文艺联合基金会网络。其中一个基金会正在组织一个学生团，准备赴莫斯科参观研究各个博物馆，重点是访问奥布卡街上著名的东方艺术博物馆。蒙克以一个成人学生的身份报了名。

6月中旬，当学生团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的机场时，菲利普·彼得斯博士的所有背景资料和证件不但完美，也非常可靠。克鲁格洛夫则已经得到了通知。

负责接待的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导游在机场接机，团组成员被安排在巨大无比的俄罗斯酒店居住。该酒店面积之大，堪比美国的恶魔岛【12】，但谈不上舒适。第三天，他们去参观了东方艺术博物馆。蒙克在美国时就对该博物馆作过一番研究。陈列柜之间有足够的敞开式空间。他坚信，如果有人尾随克鲁格洛夫，他肯定能够发现。

他老老实实地跟着导游参观。二十分钟后，他看到克鲁格洛夫尾随在他们后面，身后没有尾巴。在走向餐厅的时候，他核实了这一点。

与苏联许多博物馆一样，东方艺术博物馆也有一个很大的咖啡厅，里面有间洗手间。他们二人各自喝着咖啡，但蒙克捕捉到了克鲁格洛夫的眼神。如果这个人被克格勃逮捕过，受过严刑拷打，已经屈服，那么他的眼里肯定会流露出某种神情：恐惧、绝望或警觉。克鲁格洛夫的眼睛笑眯眯的。要么他是世界上迄今最厉害的双料间谍，要么，他是清白的。蒙克起身走向男士洗手间，克鲁格洛夫跟了过去。等到最后一个上厕所的人离开后，他俩拥抱了。

“你好吗，朋友？”蒙克问道。

“我很好。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寓，有私密空间的感觉真好。孩子们可以来看我，我能留他们过夜了。”

“没有引起怀疑吧？我指的是钱。”

“没有。我出国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人人都在捞钱。高级外交官都从国外带很多东西回来。我太天真了。”

“这么说，事情真的是在发生变化，我们正在推波助澜。”蒙克说，“这个专制体制很快就会结束，你将生活在自由之中。离现在已经不远了。”

一些男学生进来了，他们叽叽喳喳喧闹着，撒完尿就离开了。这两个人一直在洗手，直至最后离去。蒙克没有关水龙头，让水一直流淌着。这是一个老把戏，除非窃听器话筒是在很近的距离内，或者说话人提高了嗓门，否则流水声可以掩盖说话声。

他们又交谈了十分钟，克鲁格洛夫把带来的包裹交给了蒙克。里面的文件，是从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办公室里拿出来的。

他们再次拥抱，然后各自离开。蒙克重新加入到了旅行团中，两天后与团组成员一起飞了回去。离开前，他把包裹交给了美国使馆内的中情局情报站。

回到国内后，这些文件显示，苏联正在撤回其对差不多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各个援外项目，包括古巴。苏联的经济正在四分五裂，末日已经可以预见。苏联再也不能利用第三世界来敲诈西方了，国务院喜欢这种结果。

这是蒙克第二次去苏联执行非法任务。回来后，他获悉自己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尼古拉·图尔金，即“来山得”间谍，也正奔赴东柏林去担任克格勃驻东德的整个K分局负责人。这个职务至关重要，可以了解苏联在西德活动的每一个间谍。

酒店经理和英国情报站站长差不多前后脚来到了波特金医院，他们被带往一个小小的病房，盖着床单的遗体就停放在那里，洛帕京警官也在那里等候着。大家进行了自我介绍，麦克唐纳只是简短地说：“使馆的。”

洛帕京最关心的是要尽快弄清死者的身份，这不成问题。斯文森已经带来了死者的护照，里面的照片与死者完全相符。他看了一眼遗体面容，就确认了死者身份。

“死因呢？”麦克唐纳问道。

“一颗子弹击穿了心脏。”洛帕京说。

麦克唐纳检查了西装。“这里有两个弹孔。”他温和地说。

他们都重新去查看西服，确实有两个弹孔，但衬衣上只有一个。洛帕京再次去看尸体，只有胸部上的一个弹孔。

“另一颗子弹肯定击中他的钱包，留在那里了。”他说完，严肃地微微一笑，“至少信用卡损坏了，那帮混蛋不能使用了。”

“我要回酒店了。”斯文森说。他显然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假如这个人当初接受酒店提供的豪华轿车，就不会出事了。麦克唐纳把他送到了医院门口。

“这事对你来说肯定很可怕。”他同情地说，瑞典人点点头，“我们尽快把事情理清楚。我想，他在伦敦一定是有家属的，我们要把个人物品都转交给她。也许你们可以去清理一下他的房间，整理好他的旅行箱。明天上午我派车去酒店接取物品。真是太感谢你了。”

回到病房后，麦克唐纳与洛帕京交谈起来。

“现在有个问题，朋友。这事比较难办。死者在圈内名气很大，他是记者，这事会被公开报道的。他的报社在这里有个记者站，他们会大肆宣扬。其他外国媒体也一样。这方面事情让使馆来处理怎么样？事实已经清楚了，对吧？这是一个拦路抢劫的悲剧事件。几乎可以肯定，劫匪用俄语叫唤过他，但他听不懂。可以想象，劫匪认为他想反抗，于是就开枪了，导致了惨剧的发生。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你说呢？”

洛帕京听明白了。

“是的，是拦路抢劫发生的意外悲剧。”

“那么，你们努力去查找凶手，不过，同为专业人员，你我都知道，破案的难度相当大。遗体的遣返事宜，就让我们的领馆人员来安排吧。与英国媒体打交道的事情也由我们来做。你同意吗？”

“好的，这样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我只需要他的随身物品，它们与本案已经没有关系了。最重要的是钱包——如果能够找到的话。其他则还有信用卡，我怀疑，应该没人胆敢使用他的信用卡了。”

洛帕京看着肾形盘子里放着的零星几件东西。

“这些物品需要你签收。”他说。

“这是当然的。准备转交的表格吧。”

医院提供了一个大信封，把一枚图章戒指、一块鳄鱼皮表带的金表、一块折叠的手帕和一个装有东西的小塑料袋全都装了进去。麦克唐纳签收后，把这些物品都带回了使馆。

这两个人都有所不知，杀手在执行命令的时候，无意中犯了两个错误。他们接到的指示是要拿走钱包（里面有身份证）和护照，并不惜一切代价拿走录音机。

杀手并不知道，英国人在国内是不需要随身携带身份证的，只有到国外旅行时才使用护照。老式的蓝色封皮英国护照硬邦邦的，很难放进衣服的内侧口袋，而且，杰斐逊已经把护照留在了酒店的前台。他们还忽视了胸袋里的房间塑料卡片钥匙。光凭护照和房门钥匙，就能在枪杀发生后的两个小时之内完全验明死者的身份。

第二个意外错误应该不能怪杀手。其中一颗子弹根本没有击中钱包，它钻进了挂在胸前西装里面的录音机里。子弹损坏了录音机的零件，摧毁了微型磁带，再也无法播放了。

诺维科夫警官已经与爱国力量联盟人事部长约定，于8月10日上午十点钟在联盟总部会面。他有点紧张，担心会不会冷场或遭到冷遇。

人事部长季林先生穿着铁灰色的三件套西服，举止一丝不苟，他最明显的特征是牙刷状的小胡子和无框眼镜。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俨然是一位早期官僚主义者，实际上，他也确实如此。

“我的时间很紧张，警官，请说明你的来意。”

“是，先生。我正在调查一个死者，我们认为他有可能是罪犯。一位目击者看到他在这儿附近徘徊。所以，我担心他也许想在夜间潜入进来。”

季林淡淡一笑。

“恐怕他没这么容易就能进来。现在世道很乱，警官，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这栋楼房加强了安全警卫。”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季林一看到照片就认了出来。

“天哪，泽伊采夫。”

“谁？”

“泽伊采夫，这里的老清洁工。你说他是盗贼？不可能。”

“请给我说说泽伊采夫。”

“没什么可说的。大约是一年前招来的。以前当过兵，看上去人比较可靠。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来打扫办公室。”

“但最近没来吧？”

“没来。过了两天，我不得不另外雇了一个。泽伊采夫是鳏夫，老婆死于战争。但他工作还是很认真的。”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来上班的？”

季林走到柜子前，抽出一份档案。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东西都会留有档案。

“在这里，在这个工作表里。7月15日晚上，他与平常一样来上班，与平常一样打扫卫生，离开的时间也与平常一样，大概是黎明前。第二天晚上没来，此后再也没来过。你们的目击证人看到的肯定正好是他下半夜离开这里的情形。这很正常。他不是在行窃，他是来打扫卫生的。”

“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诺维科夫说。

“还不完全，”季林厉声说，“你说他是盗贼。”

“离开这里两天后，他显然参与了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公寓的非法闯入案。房主认出了他。一星期后，他的尸体被人发现了。”

“真丢脸，”季林说，“这种犯罪让人忍无可忍。你们警方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诺维科夫耸耸肩。

“我们是在努力，但是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我们是想做些事情，但得不到上面的支持。”

“事情会改变的，警官，会改变的。”季林的眼睛里露出救世主般的光芒，“从现在起再过六个月，科马罗夫先生将会成为我们的总统。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变化。你读到过他的发言吗？打击犯罪，那是他一贯的主张。他是伟人，我希望你能够投我们一票。”

“那还用说。呃，你有这个清洁工的家庭住址吗？”

季林在一张纸条上抄下地址，递了过去。

泽伊采夫的女儿泪流满面，但也只能认命。她看看照片，点了点头。然后她瞟了一眼放在客厅墙边的行军床。至少这里的空间能够稍微变大一些。

诺维科夫离开了。他会去通知沃尔斯基，但这个家庭显然没钱举行葬礼，最好是让莫斯科的民政部门去处理。如同这套公寓的情况一样，停尸间的问题也是一个空间的问题。

至少沃尔斯基可以结案了。对于刑侦处凶杀科来说，泽伊采夫的谋杀案也像其他百分之九十七的悬案一样，被高高地堆放了起来。

美国，兰利

1988年9月

苏联代表团成员的名单，由美国国务院按例行程序转交给了中情局。理论物理学的硅谷大会当初邀请苏联代表团来参加时，基本上没指望对方会接受。

但到了1987年下半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初见成效，可以看出莫斯科的官方态度明显趋向缓和。会议组委会感到惊奇，苏联竟然同意派一个小型团组来。

代表团的名单和详情必须送到移民局那里去，移民局则请国务院核查。苏联对科学家的姓名及其所做的贡献都极为保密，因此西方只知道极少数苏联明星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成就，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名单转到兰利后就交给了苏联东欧处，放在了蒙克面前，他凑巧在家没出差。他在莫斯科的两名间谍，通过死信箱顺利投递着有价值的情报，在东柏林的图尔金上校，也将克格勃在西德的失败行动汇报给了他。

蒙克按照惯常的方法审查了准备参加11月加利福尼亚会议的八位苏联科学家代表名单，结果一无所获。名单上的人都是中情局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更不用说去接近或招募他们了。

面对问题，他很顽强，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一招。虽然中情局与其国内对手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部门之间，关系一直很紧张，有时候甚至对立，自从霍华德事件以后，大部分时候是对立着的，但他还是决定去找调查局。

这次尝试希望渺茫，但他知道，对于要求到美国避难并获准的苏联人名单，相比中情局，调查局掌握得更多更详细。难点不是调查局是否同意提供协助，而是苏联是否同意在美国有亲戚的科学家出国。这一点，苏联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在美国有亲属的家庭，被克格勃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缺口。

代表团名单上的八个人当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在调查局寻求避难的人士记录中也出现了。经检查发现，有一个姓名是碰巧相同，在巴尔的摩的一个家庭与即将到访的苏联科学家没有任何关系。

另一个人有点奇特。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曾经有过一个苏联犹太女性难民，她通过维也纳的美国使馆寻求避难，经批准后在美国生了个儿子，但给儿子登记了一个不同的姓。

叶甫根尼娅·罗季娜夫人如今住在纽约，她为儿子起名伊凡·伊凡诺维奇·布利诺夫。蒙克知道这名字的意思：伊凡·伊凡的儿子。显然，这男孩是个私生子。他是在美国，还是在奥地利临时难民营时期结合的产物？或者，是更早时候的？苏联科学家名单上有一位博士，叫伊凡·叶·布利诺夫教授。这个名字不寻常，蒙克以前从来没见过。于是，他乘坐美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去纽约寻找罗季娜夫人。

诺维科夫警官想在下班后喝啤酒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同事沃尔斯基。地点还是食堂，那里的啤酒便宜。

“猜猜看，上午我是在哪里度过的？”

“在床上，与一位风骚的芭蕾舞女在一起。”

“那倒好了。其实，我去了爱国力量联盟总部。”

“什么？在鱼巷的那个肮脏地方？”

“不，那里只是摆摆样子。科马罗夫真正的总部，是在靠近环城大街的一座非常漂亮的别墅里。顺便说一下，啤酒应该你来买单。我为你破了案。”

“哪个案子？”

“就是那个老头，在明斯克公路旁的树林里发现的。他曾经是爱国力量联盟总部的清洁工，后来当上了夜盗挣外快。这是详细情况。”

沃尔斯基看了一眼诺维科夫给他的那张纸。

“爱国力量联盟最近的运气不太好呢。”他说。

“怎么啦？”

“上个月，科马罗夫的机要秘书也死了，是淹死的。”

“是自杀吗？”

“不，不是的。下河游泳，再也没有上来。嗯，不是‘再也没有’。上个星期，他们在下游河道把他捞上来了。一位聪明的法医发现了他的结婚戒指，上面刻着他的名字。”

“这位聪明的法医说他是什么时候下水的？”

“大概是7月中旬。”

诺维科夫细想了想，啤酒应该由他来买单了。毕竟，他从英国人那里拿到了一千英镑。现在，他还能再给对方爆点料，这次就免费给了吧。

美国，纽约

1988年9月

罗季娜夫人大约有四十岁，深色皮肤，充满活力，相当漂亮。当她从学校接了儿子到家时，蒙克正在公寓楼的大厅里等候着。男孩今年七岁，相当活泼。

在听到对方自我介绍说是移民局官员时，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对于不是在美国出生的移民来说，即使证件十分完善，一听到“移民局”三个字，即便不感到害怕，也多少会担心。她没办法，只能让他进门。

她儿子去厨房里专心做家庭作业了，他们则在客厅里开始谈话。公寓不大，但很干净。罗季娜夫人则很戒备、很警觉。

不过，和八年前她申请移民美国时遇到的那些板着面孔的官员相比，蒙克不太一样。他有亲和力，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于是她安心了一些。

“你知道我们公务员是怎样工作的，对吧，罗季娜夫人？档案，档案，永远是档案。如果档案齐全，领导就会高兴。然后呢？没事了。档案就在文件柜里慢慢积攒灰尘。但如果档案不全，领导就不安分。因此，就派我这样的小人物来收集详细材料了。”

“你想知道什么？”她问道，“我的证件齐全，是经济学家，也是名翻译。我支付自己的生活费，按时交纳税款，我没有成为美国的负担。”

“这些我们是知道的，夫人。你的证件没什么不规范。你是一位公民，入籍美国。一切都没问题。只是，你给你的小伊凡登记了一个不同的名字。你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给他起了他父亲的名字。”

“当然如此。嗯，你看，现在已经是1988年了。非婚生的孩子，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但档案毕竟是档案，你能告诉我他父亲的姓名吗？”

“伊凡·叶甫多基莫维奇·布利诺夫。”她说。

哦，正是名单上的姓名。这样的姓名在整个苏联都很难有第二个。

“你很爱他，对吗？”

她的眼睛里露出恍惚的神色，似乎在凝视遥远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