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这里是英国使馆。”有人接起了索菲斯卡亚码头的电话总机。

“什么？”电话另一头的人用俄语说了一个困惑的词语。

“晚上好，英国使馆。”接总机的人用俄语重复了一遍。

“我找大剧院售票处。”那个声音说。

“对不起，你打错电话了。”接线员说完，挂上了电话。

俄罗斯政府通信和信息局的监听人员听到这个电话，并把它记录了下来，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多想。打错电话实在是太常见了。

在使馆内，总机值班员没有理会闪烁着的另外两个打进来的电话提示灯，他翻阅了一下小笔记本，然后拨了一个内部电话号码。

“菲尔兹先生？”

“是的。”

“这里是电话总机交换台，刚才有人打电话找大剧院售票处。”

“知道了，谢谢你。”

格雷西·菲尔兹拨通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安全局人员会定期检查内线号码，应该是安全的。

“我的莫斯科警官朋友刚刚打来电话。”他说，“他使用的是紧急密码，要求回电。”

“有情况随时告诉我。”情报站长说。

菲尔兹看了看手表。两次电话间隔的时间应该是一个小时，现在已经过了五分钟。在民警局总部大厦两个街区以外，银行大厅的公用电话机旁边，诺维科夫警官也看了看表，他决定去喝杯咖啡来消磨这五十分钟的间隔。然后，他要用相隔一个街区的另一部公用电话汇报并等待。

十分钟后，菲尔兹驱车离开使馆，慢慢地向位于米拉大街的科西莫斯酒店驶去。1979年按照莫斯科标准建造的科西莫斯酒店，是一座现代化建筑，酒店的大堂边上有一排公用电话亭。

在英国使馆接到那个电话一个小时后，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核对之后，开始拨号。公用电话对公用电话的通话，是反间谍机构的噩梦，因为数量很多，所以实际上是无法核查的。

“鲍里斯？”诺维科夫的名字不是鲍里斯，而是叶甫根尼，但在听到“鲍里斯”时，他知道了对方是菲尔兹。

“是的。你给我的那张图画，事情有点眉目了。我认为我们应该见个面。”

“好的。到俄罗斯宾馆，一起吃晚饭。”

他们两人都无意去奢华的俄罗斯宾馆，但他们都知道，那是指特维尔大街半路上的一个酒吧，名叫旋转木马。那里凉爽、幽暗、私密。时间间隔又是一个小时。

与英国其他大型驻外使馆一样，莫斯科的英国使馆里，也有一个叫军情五处的英国国家安全局。安全局是收集对外情报的秘密情报局姐妹机构，秘情局常被错误地称为军情六处。

军情五处的任务不是收集所在国家的情报，而是保证使领馆及其人员的安全。

使馆的工作人员并不认为他们是被关在里面的囚犯。他们夏天常去的一个地方，是莫斯科郊外一处非常漂亮的可以游泳戏水的地方，莫斯科河在那里拐了一个弯，露出了一片小沙滩。外交人员喜欢去那里野餐和游泳。

叶甫根尼·诺维科夫在被提升为警官并调到刑侦处之前，曾经负责那个郊区，包括被称为银色林子的这个胜地。

在那里，他认识了当时英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官员，那人又把他介绍给新来的格雷西·菲尔兹。

菲尔兹努力发展这个年轻的警察，后来提出每个月给他一小笔硬通货，让这个在通货膨胀年代靠死工资过日子的人能够生活得容易一些。诺维科夫警官成了一个提供消息的线人，级别不高，但偶尔也有用处。这个星期，这位刑侦处的侦探打算做出回报。

“我们有一具尸体。”当他们坐在旋转木马酒吧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喝着冰镇啤酒时，诺维科夫对菲尔兹说，“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你给的图画里面的人。有几颗钢牙的老头……”

他把从同事沃尔斯基那里听来的情况讲了一遍。

“差不多三个星期了。在这样的天气里，死了那么长时间，面部肯定很吓人，”菲尔兹说，“或许不是同一个人呢。”

“他只在林子里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在冰柜里待了九天。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我需要照片，鲍里斯。你能去搞一张吗？”

“我不知道，资料都在沃尔斯基那里。你认识契尔诺夫警官吗？”

“认识的，他来过使馆。我也给了他一张画像。”

“这个我是知道的，”诺维科夫说，“现在我们那里到处都有老头的画像。契尔诺夫也快回来了，现在沃尔斯基肯定已经告诉他了。这样，契尔诺夫就会有尸体面部的照片了。”

“那是给他用的，不会给我们。”

“是有点难度。”

“努力一下，鲍里斯，去试试。你是刑侦处的，对吗？就说你想让黑社会的联系人去看看，什么借口都可以。现在这是谋杀案，是你分内的工作，对吧？侦破谋杀案？”

“应该是的。”诺维科夫承认说。他心里想，这个英国人是否知道，黑帮谋杀案的破案率只有百分之三？

“这事我们会给你奖励的，”菲尔兹说，“在我们的人员遭袭击时，我们是不会抠门的。”

“好吧，”诺维科夫说，“我去想办法搞一张。”

其实他根本不必去想什么办法。神秘人物的档案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刑侦处凶杀科。两天后，他在一叠照片中，抽出了在明斯克公路边林子里拍摄到的死者面部的一张照片。

美国，兰利

1986年11月

中情局副局长凯里·乔丹的心情特别好。要知道，在1986年下半年，他是很难高兴起来的。伊朗的反政府丑闻当时传遍了华盛顿，而乔丹比其他人都更清楚中情局在伊朗的渗入深度。

但他刚刚去了局长威廉·凯西的办公室，受到了最热烈的表扬。老局长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寻常的仁慈，是因为杰森·蒙克从雅尔塔带来了苏联最高层的消息。

八十年代早期，苏联制定了一系列高调的反西方政策。这是莫斯科最后的绝望企图，想通过威胁来搞垮北约联盟的意志。当时主政白宫和唐宁街的是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两位西方领导人认为，他们不能被苏联吓倒。

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去世了，契尔年科来了又走了，然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但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敌意仍在继续。

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生长在红色的苏联时代，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与几位前任的区别，在于他讲究实效，拒绝接受编造的谎言。他坚持要求了解苏联工业和经济的真实情况和数字，看到结果后，他深受打击。

等到1986年夏天，克里姆林宫的核心和国防部显然已经认识到，军工系统和武器采购计划的支出，消耗了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注定难以为继，人民也终于因为穷困而变得不安分了。

那年夏天进行了一次大型调查，以测评苏联这种节奏究竟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调查报告的结论坏得不能再坏了。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的西方在各个层面都超过了苏联这条恐龙。索洛明带到雅尔塔植物园来的微型胶卷，正是那份报告。

报告中写的和索洛明口头确认的都说，如果西方再坚持两年，那么苏联的经济将会崩溃，克里姆林宫将不得不做出让步，拆除一些战争机器。像玩扑克牌游戏一样，索洛明把克里姆林宫的整副牌全都亮给了西方。

消息报告给了白宫，并越过大西洋传到了撒切尔夫人那里。美英两位领导人都正为自己内部的敌意和怀疑所苦恼，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鼓舞。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受到了白宫的表彰，并把领导的表扬转达给副局长凯里·乔丹。乔丹召来杰森·蒙克一起分享快乐。谈话结束时，乔丹说起了以前提到过的一个话题。

“你的那些档案，我真的有些不太放心，杰森。你不能总把它们留在你的保险箱里。如果你有什么意外，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去管理那两个资产——‘来山得’和‘猎户座’。你应该把这些档案与其他的归在一起。”

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第一次背叛至今，已经有一年多了，间谍失踪的灾难也已经过去了六个月的时间。阴谋分子当时在罗马。从技术上来讲，追查内鬼的工作仍在推进，但已经不再紧迫。

“如果没有破损，就不用修理。”蒙克恳求说，“这两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我们相互信任。还是就这么保持下去吧。”

乔丹早就知道，间谍与管理员之间会形成这种奇特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为情报机构正式赞同，其原因有两个：间谍管理员有可能会被调到另一个岗位，或者，会退休或死亡。个人关系过密有可能意味着，潜伏在苏联心脏的间谍，也许会不同意或不愿意与新的管理员合作。其次，一旦被招募的间谍出了什么事，情报局的管理员有可能情绪低落，从而影响工作。从长远的生涯来看，一个被招募的间谍应该有几个管理员。蒙克与他的两名间谍直接的一对一紧密关系，使乔丹感到担忧。这是……不规范的。

另一方面，从某个角度来说，蒙克自身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假如乔丹知道——其实他并不知道——蒙克坚持要确保在苏联境内的每个间谍（图尔金已经离开马德里回到莫斯科，在第一总局K局工作，并由此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都能够收到他亲自写的长信，以及日常的任务清单。

乔丹做出了妥协。那些人的详细档案，包括何时何地和如何接受招募，表现如何以及他们的任职变动，即除了姓名和能辨认他们身份的资料以外，都转移到了行动副局长的个人保险箱里。如有任何人想阅读这些档案，他必须去找副局长本人并解释理由。蒙克同意了，于是档案被转移了过去。

有一点让诺维科夫警官说对了，契尔诺夫警官确实再次来到了英国大使馆。他是在第二天的8月5日上午过来的。乔克·麦克唐纳让人把警官引到他的办公室，他自己则扮成使馆的档案科随员。

“闯进你们同事公寓的那个人，我们也许已经找到了。”契尔诺夫说。

“向你表示祝贺，警官。”

“不幸的是，他死了。”

“啊，你有照片吗？”

“有。身体的、面部的，还有……”他拍了拍放在身边的一个帆布包，“我还有他可能穿过的大衣。”

他把一张光面冲印的照片放在了麦克唐纳的办公桌上。照片看上去很可怕，但仔细看，那张脸确实就是肖像画里的那张。

“我把斯通小姐叫过来，让她看看是否能认出这个人。”

西莉亚·斯通由菲尔兹陪着过来了，但菲尔兹留在门口没进来。麦克唐纳告诉她，她要看到的东西不是太美观，但他很想听听她的意见。她看了一眼照片，用手捂上了嘴。契尔诺夫拿出那件破旧的军大衣，把它举了起来。西莉亚绝望地看着麦克唐纳，点了点头。

“是他。他……”

“你看到他跑出你的公寓。嗯，显然窃贼之间发生了争吵。我敢肯定，这种事情全世界都会发生。”

菲尔兹陪同西莉亚·斯通离开了。

麦克唐纳对面露笑容的契尔诺夫说：“警官，我代表英国政府认为，你们干得很好。我们也许永远无从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可怜人已经死了。你们一定要写一份成功破案的报告，送交莫斯科民警局的领导。”

契尔诺夫高兴地离开使馆，钻进了汽车。一回到彼得罗夫卡大厦，他就把所有案卷从盗窃科转给了凶杀科。案卷里没有第二个盗贼的资料，但这无关紧要。没有描述，没有死者的证词，要找到他好比大海捞针。

契尔诺夫走后，菲尔兹回到了麦克唐纳的办公室。情报站长正在给自己倒咖啡。

“你怎么看？”他问道。

“我的线人说，那人是被打死的。他在身份不明科有个朋友，这位朋友发现了贴在墙上的画像，并对上了号。尸检报告说，老头的尸体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在林子里躺了大约一个星期。”菲尔兹说。

“那是什么时候？”

菲尔兹查了一下笔记，那是他在旋转木马酒吧谈话之后立即记下的。

“7月24日。”

“嗯……这么说来，大概是在17或18日被杀的，是在他把文件扔进西莉亚·斯通汽车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我飞去伦敦的那天。那些家伙没有浪费时间。”

“哪些家伙？”

“哼，估计是恶棍格里辛指挥的那些暴徒。”

“科马罗夫的卫队长？”

“那是其中一种说法，”麦克唐纳说，“你看过他的档案吗？”

“没有。”

“应该看一下，找个时间。他是前克格勃第二总局的审讯官。非常恶心。”

“那个老头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他活活打死？”菲尔兹问道。麦克唐纳望向窗外，凝视着河流对岸的克里姆林宫。

“很可能就是窃贼本人。”

“一个流浪汉那样的老头，是怎么拿到文件的？”

“我只能假设，他是有幸受雇的一个底层员工。这是一起极其不幸的事件。我认为，你的那位警察朋友应该能够拿到丰厚的奖金。”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1987年6月

中情局驻阿根廷首都情报站的一个年轻人，首先发现苏联使馆的瓦列里·尤里耶维奇·克鲁格洛夫身上也许有空子可钻。美国情报站长于是向兰利总部咨询情况。

中情局拉美处已经有了他的资料，是自七十年代中期，克鲁格洛夫第一次在墨西哥城任职时开始的。他们知道，他是苏联的拉美问题专家。在之后的二十年间，他在苏联外交部的工作中，曾三次赴拉美国家任职。由于他很友好、很外向，档案里甚至有他的履历。

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出生于1944年，是一位外交官的儿子。父亲本人也是拉美专家，在他的影响下，儿子进入了享有盛名的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西班牙语和英语，那是1961年至1966年的事。此后，他在南美洲有过两次任职，年轻时在哥伦比亚，十年后在墨西哥，然后才是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苏联使馆一等秘书。

中情局确信他不是克格勃，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档案里对他的描述是：一个崇尚自由、可能亲西方的苏联人，不是通常的那种强硬派。1987年夏天时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他与阿根廷官员的一次交谈被上报给了美国人。谈话中，克鲁格洛夫透露，他即将返回莫斯科，再也不会出国任职，他的生活质量将会有所下降。

由于他是苏联人，于是这个消息也传达到了苏联东欧处，哈里·冈特建议让一个生面孔去接触他。由于杰森·蒙克会说西班牙语和俄语，他建议派蒙克去。乔丹同意了。

这是一项很简单的任务。克鲁格洛夫只有一个月就要走了。如果引用一句俗语，那就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马岛战争结束五年后，阿根廷已经恢复民主。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悠闲的都城，一位美国“商人”在美国使馆的一位小姐陪同下，在招待会上与克鲁格洛夫见面，这并不是难事。蒙克努力使双方谈得很投机，并提议一起吃饭。

这位苏联人是使馆的一等秘书，大使和克格勃给了他相当多的自由。他觉得与外交官圈子以外的商人一起吃个饭很不错，于是欣然接受。饭局上，蒙克借用了他从前的法语老师布拉迪夫人的真实故事。他解释说，他母亲曾是苏联红军的翻译，攻克柏林后，她邂逅了一个年轻的美国军官并爱上了他。他们违反规定，悄悄溜到了西方结婚。蒙克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长大，能说英语和俄语，两种语言都说得很流利。于是他们开始用俄语交谈。克鲁格洛夫松了一口气。他的西班牙语说得很好，但英语很一般。

两个星期后，克鲁格洛夫真正的问题出现了。他已经四十三岁了，离婚后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与父母挤在一套公寓里。如果他有两万美元，那他就能在莫斯科给自己买一套小公寓。作为一名富有的马球玩家，蒙克是来阿根廷检验一些新的小马驹的，他愿意借给新朋友两万美元。

情报站长建议把他们交接现金的过程拍下来，但蒙克不同意。

“敲诈是行不通的。他要么自愿参与，要么就不会参与。”

虽然蒙克是下级，但站长还是同意由他自行做主。蒙克选用的是开明进步的反战主题。他指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很受欢迎。克鲁格洛夫当然知道这些，他也感到高兴，因为他是戈尔巴乔夫的铁杆支持派。

蒙克提议说，戈氏真心想拆除战争机器，为苏美两国人民带来和平与信任。麻烦的是，双方都还是有喜好冷战的顽固分子，即使在苏联外交部的高层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试图破坏和平的进程。如果克鲁格洛夫能够把苏联外交部发生的事情告诉新朋友，那会有助于和平的到来。到了这个时候，克鲁格洛夫肯定已经知道了对方的身份，但他没有表现出惊奇。

对于已经喜欢上钓鱼的蒙克来说，这就像拖上了一条自愿咬钩的金枪鱼。克鲁格洛夫拿到了美元和通讯包。详细的人员、计划和职位等情况，将通过用显影墨水书写的普通信件寄给东柏林的一个活信箱。硬件情报（文件）将被拍摄下来，通过莫斯科市内两个死信箱的其中一个，转交给中情局莫斯科情报站。

分别时，他们按照俄罗斯的方式相互拥抱。

“别忘记，瓦列里，”蒙克说，“我们……我们好人会胜利的。用不了多久，所有这些荒唐的局面都会结束，我们将从中起到推进作用。什么时候需要我，发个信息，我会来的。”

克鲁格洛夫飞回了莫斯科，蒙克也回到了兰利。

“我是鲍里斯。我搞到了！”

“搞到什么了？”

“照片。你要的照片。案卷转到了凶杀科，我在一叠最清楚的照片里面挑了一张。眼睛是闭着的，看上去不是很吓人。”

“好的，鲍里斯。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五百英镑。但我要你再去做一件事，完成之后信封里的钱会更多，会有一千英镑。”

诺维科夫警官在电话亭里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甚至算不出来，那个信封里的英镑能兑换成多少亿卢布。无论如何，肯定会超过一年的工资。

“说吧。”

“我要你去爱国力量联盟总部，去见见人事部的负责人，让他看看这个。”

“去哪里？”

“爱国力量联盟。”

“他们与照片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只是一个想法。也许人事部长以前见过这个人。”

“他怎么会见过呢？”

“我不知道，鲍里斯，他也许真的见过呢。这只是一个想法。”

“那我以什么理由前去呢？”

“你是谋杀案的侦探。你在办案，在追查线索。那个人也许曾经在总部大楼周围徘徊，也许他试图闯入。警卫有没有看到他潜伏在附近的街上？就是这种事情。”

“好吧。但他们是重要人物。如果我搞砸了，那可都要算到你头上。”

“你怎么会搞砸呢？你是警察，在尽你的职责。这个亡命之徒曾在基赛尔尼大街科马罗夫别墅的周围转悠。即使他已经死了，你也有责任去提醒他们注意。他也许是黑帮的人，也许一直在踩点呢。你的理由很充分，去吧，一千英镑在等着你呢。”

叶甫根尼·诺维科夫又嘟哝了几声，然后挂电话。这些英国佬，他心想，全都疯了。毕竟，只不过是一个老头闯进了他们的一栋公寓。但为了一千英镑，还是值得去查问的。

苏联，莫斯科

1987年10月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因为挫折而心灰意冷，他的辉煌业绩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他无所事事了。

对埃姆斯出卖的间谍的审讯工作，早已全部结束，他们已经从浑身颤抖的囚犯嘴里挤出了最后一滴追忆和情报。总共有十二个人正在勒福托沃监狱下面的地牢里哭泣着过日子，一旦第一和第二总局的审讯官提出要求，他们会被立即提审，如有反抗或失忆，则会被带回到格里辛的特殊审讯室里去。

有两个人没被执行死刑，只是被判在劳改营里做长期苦役，格里辛再三恳求也没用。这是因为他们为中情局效劳时间不长，或者他们职位太低，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其余的人都被判了死刑。其中九个被带到监狱后面的砾石院子里，被迫跪下来，等待后脑勺挨上一颗子弹。作为高级官员，每次行刑格里辛都出席了。

在格里辛的坚持下，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他是这些人当中年纪最大的。德米特里·波尔雅科夫将军在被出卖之前，已经为美国工作了二十年。事实上，在1980年最后回到莫斯科后，他已经退休了。

他从来没有拿过钱。他之所以为美国人工作，是因为他厌恶苏联的政权及其所作所为。他就是这样告诉审讯官的。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讲述自己的看法，以及他二十年以来所做的事情。他是所有人当中最有骨气和勇气的，从不恳求宽恕。由于已经上了年纪，他说出来的事情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他对当前的行动一无所知，也说不出什么名字，只是几个中情局的管理员，他们也都已经退休了。

审讯完毕后，格里辛恨透了这个老将军，故意让他活着，以作特殊处置。现在，这个退休老人每天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哭泣，浑身上下沾满了自己的粪便。格里辛还不时去那里看望，以确认他还在喘气。直到1988年3月15日，在博亚罗夫将军的坚持下，他才最终被结果了。

“问题在于，亲爱的阿纳托利，”3月份时，博亚罗夫将军对格里辛说，“现在已经没事可做了。‘捕鼠委员会’必须解散。”

“还有一个人，就是第一总局提到的那个人。他在管理这里的几个叛徒，但还没有被抓起来。”

“哦，那个人是找不到的，只是一直被提起，但叛徒当中没有人听说过他。”

“如果我们抓到了他管理的人呢？”格里辛问道。

“那我们就去抓他们，我们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博亚罗夫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如果第一总局在华盛顿的人能把他们交给我们，你就可以重新召集你的人员，重新开始。你甚至可以重新命名你们的小组，可以起名叫‘修道士委员会’。”

格里辛没有理解这话的意思，但博亚罗夫是理解的，他哈哈大笑起来。俄语的修道士（Monakh）就是英语的蒙克（Monk）。

如果巴维尔·沃尔斯基认为自己不会再次听到停尸所那位法医的声音，那么他错了。8月7日，也就是他的同事诺维科夫与英国情报局官员秘密交谈的那个上午，他的电话铃响了。

“我是库兹明。”一个声音说道，沃尔斯基很迷惑。

“库兹明教授，第二医学院的。前几天我们还通过电话，是关于身份不明者的尸检。”

“哦，是的，教授，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我想应该是倒过来。我也许有事要让你去做。”

“那就谢谢你了，什么事？”

“上个星期，在利特卡里诺附近的莫斯科河里捞上来一具尸体。”

“那应该是他们那边的事情，不是我们的吧？”

“没错，沃尔斯基，但那边某个聪明的家伙认为，该尸体泡在水里约有两周时间。实际上他说对了，其间，尸体可能是从莫斯科市内被冲到下游来的。因此那些家伙把尸体运了过来。我刚刚做完尸检。”

沃尔斯基思考了一下。高温下，在水里泡了两周，教授还真有能耐忍受那种恶臭。

“谋杀的吗？”他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