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医学院地下停尸所的检验室里，库兹明教授刚刚做完尸检前的消毒。他即将面对今天待解剖的第三具尸体，心里不太高兴。

“下一个是几号？”他一边用质量低劣的纸巾擦干手，一边问他的助手。

“一五八号。”助手说。

“详细情况？”

“白种男子，中老年人。死因不详，身份不明。”

库兹明哼了一声，心想，我才不在乎呢。他也许是流浪汉、无业游民或无家可归者。这具遗体在他解剖之后，或许还可以帮助上面三层楼里的医学院学生理解，暴力殴打会对内脏器官产生什么伤害，其骨骼甚至还可用来上一堂生动的解剖课。

莫斯科是一座大城市，每月、每周、每天都会出现大批尸体。不过，幸亏只有一小部分需要解剖，不然的话，教授和他的法医科同事就忙不过来了。

城市里发生的死亡，大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年老死在家中或医院里的，或是因为能够预测到的原因而死去的，医院和当地医生可以为之签署死亡证明。

接着就是“预料之外的自然原因”死亡，通常是由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去世的医院也可以例行公事地开具死亡证明。

此外是意外事故，那些发生在家庭、工厂工地，或者道路车祸导致的意外死亡。近年来，莫斯科还有两类死亡在大幅增加，即冬天冻死的和自杀身亡的，多达几千人。

从河里捞出来的尸体，不管身份是否明确，都可以分为三类：衣着整齐，体内没有酒精，是投河自杀；衣着整齐，但饮酒过量，是意外落水溺亡；身着泳装的是游泳时意外淹死的。

然后就是凶杀死亡。这些尸体会交给警方的刑警部门，再送到库兹明教授这里来。即使这样，通常也只是个手续问题。与其他城市一样，其中的大多数是“家庭内部”事件，百分之八十是家庭凶杀，或者罪犯是家庭成员。警方通常在案子发生的几个小时后就拿到了尸体。尸检只是为了证明已经知道的事实，例如伊凡刺死了他老婆，尸检只是帮助法庭尽快做出判决。

除此之外，还有酒吧斗殴和黑社会争斗导致的死亡，对于后者，他知道警方的侦破率仅为百分之三。查清死亡原因并不难，颅脑中弹就是颅脑中弹，一目了然。警察能否找到凶手（很可能是找不到的）则不是教授关心的问题。

在每年成千上万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当局知道死者是谁。他们偶尔也会遇到身份不明的人，第一五八号尸体就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他助手揭开盖布的时候，库兹明教授戴上口罩和乳胶手套，兴味索然地走了过去。

哦，他想道，奇怪，颇有意思。那种普通人闻到马上会感到窒息的恶臭，并没有对他起到什么作用。他早就习惯了。他拿着解剖刀，绕着长长的解剖台走了一圈，眼睛盯着这具破损的尸体。很奇怪。

头部看上去比较完整，只是眼眶内空空如也，不过，他明白，眼睛是被鸟儿叼走的。这尸体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树林里躺了大约六天才被人发现。骨盆以下，双腿似乎已经脱色，还因时间过久而开始腐败，但没有受损。胸部和生殖器之间有大面积的青肿，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

他放下解剖刀，把尸身翻过来，背部也是伤痕累累。他又把尸体翻回去，开始动手解剖，并把他的发现口述给一台磁带录音机。之后，他要根据录音内容整理一份尸检报告，交给彼得罗夫卡大厦的民警局刑警。他的录音从日期开始：1999年8月2日。

美国，华盛顿

1986年2月

中旬的时候，杰森·蒙克很高兴，他的苏联东欧处领导则略微吃惊——比奥特尔·索洛明少校与他们联系了。他写了一封信。

他很聪明，没去接触在莫斯科的西方人，更没有联系美国使馆。他按照蒙克给他的东柏林地址写了一封信。

提供这个地址，风险很大，但也经过了精心安排。如果索洛明向克格勃举报这个地址，那他就说不清了。审讯官知道，除非他已经同意为中情局效劳，否则是不会得到这个地址的。如果他争辩说，他只是假装为中情局效劳，那就更糟糕了。

审讯官会这样问他：为什么你没在第一时间向亚丁的军情局上校报告？为什么你让那个美国人逃走？这种问题是无法回答的。

因此，索洛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保持沉默，对整个事情只字不提，要么加入。来信表明，他选择了后者。

在苏联，所有来往国外的邮件都要经过审查，所有电话、电报、传真和电传也一样。但苏联内部的信件数量庞大，不可能全部检查，除非发件人或收件人已被列为可疑分子。这一规则也适用于苏联集团内部，包括东德。

东柏林的地址属于一个地铁司机。他为中情局当邮递员，获得了不菲的报酬。他的公寓位于腓特烈斯海因区一栋破败的楼房里，寄给他的信件总是以法兰茨·韦伯作为收信人。

韦伯以前确实是这套公寓的房客，但已经过世了。如果地铁司机受到盘问，那么他会辩解说，是来过两封信，他一点俄语都不懂，信是寄给韦伯的，韦伯已经死了，所以他把那两封信都扔掉了。他是清白无辜的。

来信从来没有回信的地址或姓氏。信的内容是一些陈腔滥调：希望你过得不错，我这里一切都很好，你的俄语学习进展如何，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重逢叙旧。祝一切顺利，你的笔友伊凡。

即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即国家安全局，也只能根据信的内容推测，韦伯在某次文化交流活动时遇到一个苏联人，他们成了笔友。不管怎么样，这种事情还是受鼓励的。

即使国安局破译了在字里行间用显影墨水写下的信息，那也只能表明，死去了的韦伯曾经是间谍，他逃过了惩罚。

在莫斯科那边，信件一旦投进邮筒，寄信人就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收到苏联的来信后，地铁司机海因里希便将它送到柏林墙对面的西德。他传递信件的方法很奇特，不过，冷战期间，在被分隔的柏林市发生过许多更为奇特的事情。实际上，他的方法很简单，也从来没被抓到过。冷战结束后，德国统一了，海因里希退休后过上了舒适的晚年生活。

1961年，为阻止东德人外逃而建立柏林墙之前，柏林有一个全城的地铁系统。柏林墙建起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许多隧道被堵住了。但东德地铁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线路，地铁列车隆隆响着穿过西柏林的一小块地面。

这条线路从东柏林出来，驶过一小片西柏林地面后又返回东柏林。列车行驶到这里时，所有的门窗都会被封闭起来。东柏林的乘客可以坐在车厢里俯视很小的一片西柏林土地，但是他们无法踏上那片土地。

海因里希在高架铁轨上的列车司机室里独自驾驶着。他会打开车窗，在列车经过某一地点时，用弹射器把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物体，抛到外面一个废弃的炸弹坑里。那里总有一个中年男子在遛狗，他知道海因里希的工作班次时间。当列车哐当哐当响着从视线里消失后，他会捡起这个高尔夫球，带回去交给中情局阵容强大的西柏林情报站。球体拧开后，里面放着一封卷得很紧的葱皮纸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都是好消息。他回国后，先是详细地汇报了工作，接着是一周的假期。他已经返回国防部报到，等待新的工作分配。在大楼的门厅里，国防部副部长发现了他，就是三年前曾要索洛明帮助修建夏季度假别墅的那位副部长，现在已晋升为第一副部长。

尽管他穿着上将的制服，佩戴的勋章重得足以沉没一艘炮舰，但他其实是通过政治手段爬上来的。他很高兴地看到，他的随从人员中，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经验丰富的战士。对于那栋夏季度假别墅能按计划完工，他也很满意。他的副官由于健康原因（饮伏特加）刚刚退休，于是，他把索洛明提升为中校，并让他担任了副官的职务。

最后，索洛明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并请求指示。假如克格勃截获并破译了这封信，那他肯定完蛋。但由于他无法接近美国使馆，所以他告知了兰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因为也门内战的阻碍，在离开亚丁之前，他没能领到更为先进的通讯用具包。

十天后，他接到一份关于交通违章的处罚通知，信封上印有交通总局的徽标。信是从莫斯科邮寄的，不会受到检审。信件和信封伪造得相当逼真，他差一点要给交通局打电话提出异议：他从未闯过红灯。然后，他看到了从信封里漏出的沙子。

他与要送孩子去上学的妻子吻别，等到独自一人时，找到从亚丁带回来的洗漱用具包，取出偷偷放在里面的一瓶增强液，涂在通知上面。信息的内容很简单：下星期天半晌午时，在列宁大街的一家咖啡馆。

在他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一个陌生人从他旁边经过，边走边穿上大衣，以抵御外面的寒冷。那人空荡荡的袖管里面掉出一包苏联产的万宝路香烟，落在索洛明的桌子上。他用手中的报纸遮住香烟。穿大衣的人离开了咖啡馆，没有回头观望。

烟盒里似乎塞满了香烟，但二十个过滤嘴被粘在一起，下面没有纸烟。空隙处有一架微型照相机、十个胶卷和一张卷烟纸，描述了三个死信箱，还有如何去找到它们的说明，还有六种类型的粉笔记号及其位置，表示信箱已经空了，或需要去提取。此外，里面还有蒙克个人写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开头部分是这样的：“嗯，猎手朋友，我们将要改变这个世界。”

一个月后，“猎户座”第一次投递了情报，并提取了更多的胶卷。他的情报来自苏联绝密的军工部门，其价值无法估量。

库兹明教授检查第一五八号尸检报告的稿件，动笔做了几处注释。他不想请忙得焦头烂额的秘书安排重新打印，就让刑侦处的刑警们自己去推理吧。

他确信，这份报告肯定会被送到刑侦处去。他同情每天超负荷工作的侦探，只要没什么疑问，他会尽可能签署“意外死亡”或“自然死亡”的证书，然后死者亲属就可以领走尸体，按照他们的意愿料理后事。如果是身份不明的尸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里，则要留在停尸间里。他会通知“失踪人员”部门去核对，但如果他们也给不出对应的身份，则将由莫斯科民政部门做出安排，把尸体最终送去贫民墓地，或是医学院的解剖课堂。

但第一五八号尸体是被谋杀的，这基本上可以肯定。除了行人遭遇高速行驶的卡车撞击，他很少见到这么严重的内伤。一次重击，即使是遭到卡车的碰撞，也不会有那么多创伤。他假设遭受一群水牛的践踏也会出现那样的后果，但莫斯科周边很少有什么水牛，而且牛群也应该会同时踩踏头部和腿部。一五八号尸体的颈部与臀部之间，前后都遭到过钝器的多次重击。

做完注释后，他在报告结尾处签名，写下了尸检日期：8月3日，然后放在了“待寄发”的盘子里。

“是谋杀吗？”女秘书问道。

“是谋杀，但身份不明。”他确认说。女秘书在牛皮纸信封上打字后，把报告塞进去，放在了身边。晚上下班时，她会把报告交给住在底层小房间里的门卫，门卫会及时转交给面包车司机，司机会将它递送到莫斯科市内的目的地。

这个时候，第一五八号尸体依然躺在冰冷的黑暗之中，身上已经少了眼睛和大部分内脏。

美国，兰利

1986年3月

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凯里·乔丹站在办公室窗前，凝视着外面他最喜欢的景色。如今已是3月下旬，中情局主楼与波托马克河之间的林地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春芽。冬天透过光秃秃的树林可以看到的波光粼粼的流水，很快就会被绿叶遮挡，从视线里消失。他喜欢华盛顿，与他所知道的其他美国城市相比，这里有更多的绿地、树木、公园和花圃，春天则是他最喜爱的季节。

至少，过去一直如此。但1986年的春天仿佛是一场噩梦。中情局在雅典的线人，苏联军情局情报官谢尔盖·博坎，曾多次明确向美国人表示，他深信，一旦自己飞回莫斯科，肯定会被处决。虽然他无法证实，但上司召他回国的理由，说什么儿子在军事学院学习成绩欠佳，绝对是个骗局。因此，他已经“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从未有过任何闪失，所以他深信，自己是被出卖了。

第一批碰到这个问题的有三个人，博坎是其中之一，中情局当时还不怎么相信。现在，他们没那么确定了。因为，又有五个身在世界各地的间谍，在工作中途突然被神秘召回苏联国内，随后便人间蒸发了。

这就有六个人了，再加上为英国人效劳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是七个，还有在苏联国内悄悄消失的也有五个。现在，这些资源全都枯竭。多年的艰苦工作、耐心等待、精心策划和税款的巨额投资，全都泡汤了。只有两个除外。

乔丹身后，苏联东欧处负责人哈利·冈特坐在椅子里沉思。他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受害者，也是到目前为止的唯一受害者。冈特与行动副局长年龄相仿，都是一步步成长和晋升上来的，都在驻外情报站历经风雨，开发资源，与克格勃玩这场“大博弈”。他们彼此信任，情同手足。

这就是麻烦。在苏联东欧处，高级情报官们彼此信任。他们也必须这样。他们是内层核心，是最专业的一圈人，是隐蔽战争的尖刀班。然而，每个人的内心都隐藏着恐惧的疑虑。霍华德事件、密码泄露事件，以及克格勃反间谍部门的高明侦破，或许会造成五个、六个，甚至是七个间谍的暴露。但是十四个呢？全军覆没吗？

不过，这儿应该是没有叛徒的，不可能有。苏联东欧处不会有叛徒。外面有人在敲门，两人的情绪放松了下来。最后剩下的成功故事，等着要进来了。

“坐吧，杰森。”副局长说，“我和哈利认为，你干得很棒。你的‘猎户座’已经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情报分析员兴高采烈。所以，我们认为，发展这个间谍的人，应该晋升到GS-15级别。”

从GS-14晋升到GS-15，蒙克向两位领导表示感谢。

“你那位在马德里的‘来山得’情况如何？”

“他很好，先生，他在定期报告。并非无关紧要的信息，而是非常有用的情报。他的任期快满了，很快就会返回莫斯科。”

“他没被提前召回去吧？”

“没有，先生。为什么会那样呢？”

“随便问问，杰森。”

“我能坦率地说几句吗？”

“说吧。”

“处里在传言，说最近六个月，我们的情况不太好。”

“是吗？”冈特说，“嗯，不过是人们的谣传罢了。”

到这时候为止，灾难的消息仅限于局里的十位高层领导。虽然行动部有六千名员工，其中一千人在苏联东欧处，但蒙克那样的级别，只有一百人。但这依然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群体内是会传播流言的。蒙克吸了一口气，说话了。

“谣传说，我们一直在损失间谍。我甚至听说，损失的数字已经达到了十个。”

“你知道我们的规定，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杰森。”

“是，先生。”

“嗯，也许我们是有一些问题。所有情报机构都会发生问题。会有好运，也有厄运。你说呢？”

“虽然数字是十个左右，不过，其实所有的资料都存放在了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三○一档案。”

“我们知道这个机构是怎么运作的。”冈特厉声说。

“那为什么‘来山得’和‘猎户座’仍在自由活动呢？”蒙克问道。

“听着，杰森，”副局长耐心地说，“我说过，你是一个怪异的人。意思是：一个不守传统、不守规矩的人。但是，你很幸运。是的，我们确有一些损失，但不要忘记，你的两个资产也在三○一档案里。”

“不，不在那里。”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即使一颗花生掉到绒毛地毯上也能听到。哈利·冈特不再把玩手里的烟斗——他从不在室内抽烟，他的烟斗就像是演员的道具。

“我从来没在档案中心登记过他们的详细资料。这是疏忽，我很抱歉。”

“那原始报告在哪里呢？你自己写的报告，包括招募细节，以及每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呢？”冈特终于开口问了。

“在我的保险箱里，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所有的行动实施步骤呢？”

“记在我的脑子里。”

又是一阵寂静，这次时间更长。

“谢谢你，杰森，”副局长最后说，“我们保持联系。”

两星期后，中情局行动部高层开展了一场战略大运动。凯里·乔丹仅让两名分析员参与进来，把在过去一年内，理论上有可能接触过三○一档案的一百九十八个人，逐个加以分析排查，把范围缩小到了四十一个人。当时正在学习意大利语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也在这个短名单里。

乔丹与冈特、格斯·哈撒韦和其他两个人都认为，为了把事情搞清楚，无论多么痛苦，都必须对这四十一个人进行深入的审查。这意味着要对他们进行具有敌意的测谎仪检测和个人资产审核。

美国人发明了测谎仪，并对它寄予了厚望。可是，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早期的研究表明，它有许多缺陷。道理很简单，经验丰富的说谎者可以打败该设备。谍报活动是建立在骗术这个基础上的，但愿只是敌人的骗术。

此外，提问者需要了解有关情况，以便针对性地提出问题，但是，除非事件已经十分明了，否则他们是得不到这种背景情况的。要辨明说谎者，他们必须使心里有鬼的人会产生“噢，天哪，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了”的想法，从而使其脉搏加快跳动。如果说谎者能从提问中判定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那他就会很淡定，并一直保持淡定。这是善意测谎与敌意测谎的区别。如果对象是一个有所准备的老练伪君子，那善意测谎纯粹是浪费纸张。

副局长要求的重点，是对个人资产状况进行一次检查。他们不知道，经过吵吵闹闹的离婚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穷困潦倒，几近绝望，但在一年前再婚时，他手头阔绰，大把花钱，那全都是1985年4月以后积存起来的。

反对副局长观点的首要人物是肯·马尔格卢。他提醒说，当初詹姆斯·安格尔顿频繁审查忠诚的情报官，造成了可怕的损失。他指出，检查私人资产是严重侵犯隐私，也是违反民权的。

冈特反驳说，在安格尔顿时期，从来没有发生过在短短六个月内突然损失十二名间谍的情况。安格尔顿那时的调查是基于他自己疑神疑鬼的偏执病，而1986年中情局的现实问题是出了大乱子。

最后，鹰派失败了，民权派胜利了。对四十一个人进行“严格”审查的提议遭到了否决。

巴维尔·沃尔斯基巡官叹了一口气，因为又有一份案卷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一年前，他是有组织犯罪处的上士警官，工作很开心，至少有机会去袭击黑社会的仓库，没收他们的非法所得。在把罚没的奢侈品上缴国库之前，一个聪明的警官会给自己留下一部分，并因此生活得有滋有润。

但他老婆想当刑侦警官夫人，因此，他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把握住，随后努力争取升职，最后被调到了刑侦处。

他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会被分配去“无名氏”科室工作。看着眼前潮水般涌进来的案卷，他常常希望能够回到沙波罗夫斯卡大街的有组织犯罪处去工作。

被害人身份不明大都是有原因的。在抢劫案中，钱包被劫后，受害人丢了钱、信用卡、家庭照片，以及记载了持有人照片和重要信息的身份证。当然，他还丢了命，要不然他就不会躺在停尸室冰冷的石板上了。

如果死者是良好公民，其钱包值得抢劫，那么他通常是一个有家庭的人。他的家人会去失踪人员部门报告，那里每周都要挂出一批受害人的照片，往往能够找到与之相符的。然后，哭哭啼啼的死者家属就会被告知去哪里辨认和收尸。

在那些并非以抢劫为目的的案子中，尸体的衣服口袋里通常还留有身份证件，这类案件就不会转到沃尔斯基这里来了。

流浪汉的卷宗也不会送到他这里来。流浪汉都把身份证扔掉了，因为身份证会透露他们来自何处，他们不想让民警把他们收容后遣送回老家，但由于严寒或酗酒，他们还是在大街上死去。沃尔斯基只处理某些受害人身份不明的凶杀案件。他认为，这份工作虽然很独特，但无关紧要。

8月4日放在他面前的这份案卷有点不同寻常。杀人的动机几乎不可能是抢劫。他从西区警察分局的现场报告中得知，尸体是由一个采蘑菇的人发现的，躺在恰好是莫斯科界内的明斯克公路旁边的树林里，离公路有一百码距离，不会是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随身物品相当寒碜。死者的穿着（由下而上）：鞋子，廉价的塑料制品，鞋跟处已开裂；袜子，商店购买的便宜货，沾满了污垢；短裤，也一样；长裤，单薄，黑色，油腻；皮带，塑料的，用旧了。就这么多。没有衬衣、领带或西装。只在附近发现了一件大衣，像是以前的旧军大衣，五十年前的，相当旧了。

案卷的末尾有一段简短的描述。口袋里没有东西，一无所有。没有手表，没有戒指，也没有其他个人用品。

沃尔斯基去看现场拍摄的照片。有人已经仁慈地合上了死者的眼皮，一张脸瘦瘦的，留有胡茬，年纪也许有六十五六岁，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十岁。形容枯槁——可以这么描述，这也是他死去前的模样。

可怜的老家伙，沃尔斯基心想，我敢肯定，没有人会认为你有钱而来杀你。他转向尸检报告。看过几段文字后，他掐灭香烟，发出了咒骂。

“这些家伙，为什么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来书写呢？”他不止一次地对着墙壁发问。全都是裂伤和挫伤，意思应该是伤口和青肿吧，他心里想。

看完这份术语连篇的报告后，他有几处迷惑不解。他查看了第二医学院停尸室的正式印鉴，拨了对方的电话号码。他很幸运。库兹明教授在办公室里。

“是库兹明教授吗？”他问道。

“是啊。您哪位？”

“沃尔斯基警官，刑侦处的。我在看你的报告呢。”

“哦，好的。”

“我能坦率地说几句吗，教授？”

“说吧。”

“就是……有些词语难以理解。你写道，两条上臂都有严重青肿。你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作为法医，我只能说这是严重挫伤。但私下里我可以告诉你，这伤痕是由人的手指头留下的。”

“有人抓伤了他？”

“这意味着他是被人架起来的，警官。在他遭殴打的时候，有两个壮汉抓着他。”

“那么，这一切全都是人力所为，没有动用什么器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