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詹姆士大街北行的单行线中段，有一座不起眼的玄武岩建筑，房门是蓝色的，外面摆放着一些绿色盆景植物。建筑没有名字，知道的人能够很快找到此地，未收到过邀请的普通人则对这里一无所知，只会径直从门前走过。布鲁克斯俱乐部只招待会员。

不过，这儿距英国政府白厅不远，是公务员最喜爱的消磨时光的酒馆。7月22日中午，杰弗里·马奇班克斯就是在这里与《每日电讯报》的编辑碰面的。

布赖恩·沃辛今年四十八岁，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记者。两年前，加拿大业主康拉德·布莱克通过猎头公司把他从《泰晤士报》挖过来，填补了《每日电讯报》编辑职位的空缺。沃辛曾当过驻外记者和战地记者。年轻时，他报道过马岛战争，那是他第一次报道战地新闻，之后，他还报道过1990年至1991年间的海湾战争。

马奇班克斯预订的桌子在酒馆角落，桌子很小，远离其他客人，他们的谈话不会被人听到。不是所有人都想偷听别人的谈话，在布鲁克斯，没有人特意去偷听，可是，旧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在斯帕纳尔时我好像提起过，我是在外交部工作的。”马奇班克斯说。二人之间的餐桌上，放着一盆虾。

“我记得你是这么说过。”沃辛说。当初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该接受这个午餐邀请。他每天的工作总是从上午十点钟到日落以后，现在花上两个小时到外面吃午饭，再加上从金丝雀码头到伦敦西区的往返路程，总共需要三小时，这样做不知道值不值得。

“嗯，实际上，我是在河边国王查尔斯大街对面的另一栋楼里办公。”马奇班克斯说。

“哦。”编辑说。他听说过沃克斯霍尔大厦的许多传闻，但从没去过那里。也许这顿午饭最终还是会有所收获。

“我对俄罗斯特别关心。”

“可以理解。”沃辛说。他拿起一小片黑面包，与最后一只小虾一起吃了下去。他个子高大，胃口很好，“我认为，那里的情况会变得很糟糕。”

“看起来是这样。切尔卡索夫去世后，接下来似乎要举行下一届的总统选举。”

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端来羊排和蔬菜，还上了一瓶家酿红葡萄酒，两个男人都不说话了。马奇班克斯开始倒酒。

“这是预料中的事情。”沃辛说。

“我们的观点也是如此。这些年来，共产党的复兴计划以失败告终，改革派内部也是乱七八糟的。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伊戈尔·科马罗夫赢得总统选举了。”

“这样不好吗？”编辑问道，“我最近看到的是，他的谈话似乎有了一些实际意义。使货币回归理性，结束混乱现象，打击黑手党。诸如此类。”

沃辛自认为是一个很爽快的人，讲话直接，措辞有点不连贯。

“是啊，听起来很动人，但他依然是个谜。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会如何去贯彻他的意图？他说他不喜欢国外信贷，但是没有国外的贷款，他要如何过日子？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想用毫无价值的卢布来偿还俄罗斯的外债？”

“他不敢的。”沃辛说。他知道《每日电讯报》在莫斯科有一名常驻记者，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写关于科马罗夫的报道了。

“他现在还不敢吗？”马奇班克斯反问，“我们不知道。他的一些发言相当极端，但在私下的对话中，他又使客人相信，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可以要求我们驻莫斯科的记者找机会安排一次采访。”

“恐怕对方不会同意的。”间谍头子提醒说，“我相信，几乎每一个驻莫斯科的记者都隔三差五想去采访他，但他很少接受，而且，他讨厌外国新闻媒体。”

“嗯，这里还有糖浆馅饼呢，”沃辛说，“我想来一块。”

人到中年的英国人，大都喜欢小时候吃过的食物。女服务员为他们两人各上了一份。

“那么，如何去接近他呢？”沃辛问道。

“他有一位公关顾问，名叫鲍里斯·库兹涅佐夫，科马罗夫似乎很乐意听从他的建议。那人很聪明，在美国名牌大学接受过教育。要打开锁，就需要他这把钥匙。我们知道他每天会阅读西方报刊，尤其喜欢你们的杰斐逊撰写的文章。”

马克·杰斐逊是报社的工作人员，他撰写的评论文章经常刊登在《每日电讯报》的重要版面上。他的专长是国内外时政，能言善辩，笔锋锐利，是一位保守主义人士。沃辛咀嚼着糖浆馅饼。

“这倒是个办法。”他最后说。

“你想，”马奇班克斯来了精神，谈起了自己的想法，“驻莫斯科的记者多如牛毛，但如果有一位明星级的时政评论员来吹捧一下未来的领袖，这样的事情应该很有吸引力。”

沃辛考虑了一会儿。

“也许我们应该把三位候选人都吹捧一下，以保持平衡。”

“好主意，”马奇班克斯说，心里则另有想法，“不过，只有科马罗夫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迷惑了民众，另外两人其实无足轻重。我们去楼上喝咖啡好吗？”

“好啊，这主意不错。”沃辛表示同意。他们上楼后，在业余艺术家的一幅画像下就坐。“我看你对我们的新闻人物很关心呢。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

这位编辑如此直率，让马奇班克斯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嗯，是的，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这样好向上司报告。最好不是报纸上的新闻，《每日电讯报》他们自己会去看。这个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将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俄罗斯的少数民族有上千万人，而科马罗夫认为，只有俄罗斯民族是至高无上的。他想要如何重振俄罗斯的往日雄风呢？总而言之，这个人戴着面具，我们想看看他的面具后面究竟藏着什么、他有没有什么秘密计划。”

“如果真有什么秘密计划，”沃辛沉思着说，“他为什么要吐露给杰斐逊呢？”

“这就很难说了，人们会因为冲动而失去控制。”

“怎么去联系这位库兹涅佐夫呢？”

“你们驻莫斯科的记者一定认识他，让杰斐逊写一封亲笔信会让事情好办很多。”

他们走下宽敞的楼梯，来到底下的大堂。“好吧，”沃辛说，“我有数了。这主意不坏，如果那人有话要说，我会联系我们的莫斯科记者站。”

“如果计划可行，我回头还想对杰斐逊交待几句。”

“交待情况吗？他可是个刺头，不好对付呢。”

“那么我就是润滑刺头的橄榄油。”马奇班克斯说。

他们在人行道上分了手。司机看到沃辛出来后，把汽车从三得利对面的违章停车处开过来，送他返回港区的金丝雀码头。间谍头子决定步行回去，以便消化一下胃里的馅饼和葡萄酒。

美国，华盛顿

1985年9月

早在1984年投靠苏联之前，埃姆斯就申请了中情局阵容强大的罗马情报站苏联科科长职务。1985年9月，他获悉，自己得到了这个职位。

这使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当时，他不知道克格勃已被迫迅速处理了他出卖的所有叛徒，使得他处在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到罗马去意味着他要远离兰利总部和三○一号档案，以及苏联东欧处下属的反间谍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罗马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居住地，职位也很重要。于是他去征求克格勃的意见。

他们对此予以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开展调查、逮捕及审讯工作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埃姆斯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但出于安全考虑，“铃铛小组”在莫斯科只进行了一点点，全面的资料分析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在过渡期间，埃姆斯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在他第二次和第三次提供给苏联外交官楚瓦金的情报里，有在兰利登记的几乎每一个间谍管理员的背景材料，其中不仅有这些管理员的个人详细简历、任职情况和工作成果，还附有照片。得到这些预警之后，不管这些中情局情报官在何时何地出现，克格勃都能发现他们。

此外，克格勃还认为，罗马是中情局苏联东欧处的一个关键活动中心，埃姆斯去那儿赴任，可以掌握西班牙到希腊之间的地中海地区的中情局行动，以及美国与盟国的所有合作活动。莫斯科对这片地区也很感兴趣。

最后一点，他们还了解到，在罗马与他接头要比在华盛顿容易得多，因为在华盛顿时，他们经常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相当危险。因此，他们敦促他接受这项任命。

所以，埃姆斯在9月份去了语言学校学习意大利语。

在兰利，巨大的灾难还没有真正降临。他们与在苏联的两三个优秀间谍似乎失去了联系，这令人担忧，但还不算是巨大的灾难。

埃姆斯交给克格勃的间谍管理员个人档案中，有一份是关于刚刚调到苏联东欧处的一个年轻人的，他名叫杰森·蒙克。埃姆斯之所以要提到他，是因为局里有许多传言，说他是未来的明星。

根纳季老头多年来一直在林子里采蘑菇。退休后，他靠这种天然免费的资源贴补退休金，他把新鲜蘑菇卖给莫斯科的大饭店，或者风干后向几家熟食店供货。

蘑菇这个东西必须清早出门去采摘，最好的时段是黎明前。蘑菇在夜间生长，天亮后就会被田鼠或松鼠吃掉，更糟糕的是，还会有其他人来采摘。俄罗斯人爱吃蘑菇。

7月24日一大早，根纳季与平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带着狗，离开他居住的小村庄，奔赴他所熟悉的林地。那儿的蘑菇在温暖的夏夜里茁壮成长。他估摸着能在露水褪尽前采到一篮子蘑菇。

他挑的树林在明斯克高速公路旁边，公路上一辆辆卡车轰鸣着驶向白俄罗斯首都。他骑车进入林子，把自行车停在一棵树旁，提上篮子走向树林深处。

半小时后，太阳刚刚升起时，他已经采了半篮蘑菇。这时候，他的狗发出呜咽的吠声，随即朝着一片灌木跑过去。他专门训练过这条狗，它能够嗅出蘑菇的气味，显然，它这会儿发现了别的什么东西。

到了那地方附近，他闻到一股甜丝丝的令人作呕的气味。他知道那种气味。当年身为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他从维斯瓦河向柏林挺进，征战的一路上闻够了这种味道。

尸体是被扔在那里的，或者是生前爬到那里然后死去的。那是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全身上下伤痕累累，眼睛和嘴巴张着，眼珠已被鸟啄去，三颗钢牙在露珠下闪闪发光。尸体上身赤裸，附近扔着一件旧大衣。根纳季又闻了一下，在如此炎热的气温下，他猜尸体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天了。

他思考了一会儿。他那一代人都有一种公民责任感，但采蘑菇毕竟很诱人，而且他也没有让尸体起死回生的能力。林子外面一百码外，公路上的卡车正发出隆隆声响，从莫斯科驶向明斯克。

他把蘑菇装满篮子，骑车返回了村庄。回家后，他把蘑菇从篮子里倒出来铺在太阳底下晒，然后去报告村苏维埃——即当地村委会。村委会的房子很小很破旧，里面的设备也很简陋，但有一部电话。

他拨了“02”，接电话的是警方的调度指挥中心。

“我发现了一具尸体。”他报告说。

“姓名？”那个声音说。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他死了。”

“不是他的，白痴，你的。”

“那我挂机了？”根纳季说。

“别，别挂机。把你的姓名和所在位置告诉我。”

根纳季于是说了。警方调度室很快在地图上找到了出事地点，它位于莫斯科大区，即莫斯科州内，虽然在最西边，但仍属于莫斯科的管辖范围。

“在村苏维埃原地等着，警官会来找你。”

根纳季等待着。他等了半个小时，来者是一位穿制服的年轻警官，还有两名普通民警。他们是坐常见的草绿色乌日哥罗德吉普车来的。

“尸体是你发现的？”民警中尉问道。

“是的。”根纳季说。

“好吧，我们走，在哪里？”

“树林里。”

坐进警方的吉普车后，根纳季感觉自己成了重要人物。他们在根纳季指点的地方下了车，排成一行向前走去。采蘑菇的人找到他停放过自行车的那棵白桦树，于是沿着一条小径走了过去。很快，他们就闻到了那种气味。

“在那里，”根纳季指向一片灌木丛，“味道很难闻，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

三个警察靠近尸体进行察看。

“去看看裤子口袋里有没有什么东西。”警官对他手下一名警员说。接着又对另一个说：“去检查大衣。”

抽到了下下签的警察一手捏住鼻子，一手翻找两个侧边的裤袋，什么也没有。他用鞋尖把尸体翻了个身，尸身下面蠕动着蛆虫。他检查了后裤袋，退回来，摇了摇头。另外一名警察扔下大衣后，也空着手退了回来。

“没有？没有身份证？”民警中尉问道。

“没有。钱币、手帕、钥匙、证件，全都没有。”

“是交通肇事逃逸吗？”一个警察提示说。

他们倾听着公路上传来的汽车轰鸣声。

“这里到公路有多远？”警官问道。

“大约一百码。”根纳季说。

“交通肇事逃逸的司机通常很匆忙，他们不会把受害人拖曳一百码。不管怎么说，在这样的树林里顶多也就拖上十码距离。”中尉又对手下的一名警员说，“到公路上去，看看路肩上有没有被碾碎的自行车或被撞坏的轿车。也许他是在其他地方被撞伤后，自己爬到这里来的。然后留在公路上，想拦停救护车。”

警官用便携电话要求刑警、摄影师和医疗专家来现场，他看到的情形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虽然已确认该人没有生命迹象，他还是要求派一辆救护车过来。一名警察穿过树林走向公路，其他人走到了远离恶臭的地方等待着。

三个穿便装的人先来了，是乘坐一辆草绿色的乌日哥罗德吉普车抵达的。他们在公路上被拦下后，把汽车停到路边，穿过树林走了过来。其中的刑警朝中尉点了点头。

“有什么情况？”

“在那边。我叫你们来，是因为我认为这不是自然死亡。死者浑身伤痕累累，在路边一百码处。”

“是谁发现的？”

“那边那个采蘑菇的人。”

刑警朝根纳季走了过去。

“把事情经过从头告诉我吧。”

摄影师拍了照，然后医生戴上口罩，迅速检查了一遍尸体。他随后直起身，摘下橡胶手套。

“这肯定是凶杀案。对尸体进行解剖后，我们会得到更详细的情况。他死去之前受到过严刑拷打，但很可能不在这里。祝贺你，沃洛嘉，这是你今天发现的第一个挺家伙。”

他使用的是俄罗斯警察和黑社会常用的俚语，代指的是“尸体”。救护车上的两个勤务员抬着一副担架穿过林子来了。医生朝他们点头示意，他们把尸体装进尸袋，拉上拉链，然后抬回到了公路边。

“没我什么事了吧？”根纳季问道。

“还没完呢，”刑警说，“我要做一份笔录，跟我回警署。”

警察带上根纳季，驱车沿着通往莫斯科的公路走了三英里，抵达了他们的警署——西区警察分局。尸体则要送往市中心第二医学院的停尸间，到了那里，尸体将被放进冷藏柜。法医忙不过来，他们人手很少，但工作量很大。

也门

1985年10月

10月中旬，杰森·蒙克进入了南也门。虽然又小又穷，但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有个一流的机场，是原先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军事基地。大型喷气飞机可以在那里起降。

蒙克的西班牙护照和相关的联合国旅行证件引起了南也门移民局的极大关注，但最终，他们没能发现什么疑点。半个小时后，他提起旅行箱走出关卡。

罗马方面确实向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发去过通知，预告了有关马丁内斯先生要到来的消息，但下达通知的日期比蒙克实际到达的日期整整晚了一周。机场的也门官员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没派汽车去接他。他坐出租车抵达并入住了新开的法国弗朗特尔酒店。这家酒店位于亚丁和内陆之间的接壤处。

尽管有着完美的证件，而且他预计这一程不会遇到真正的西班牙人，但他还是知道这任务有危险。这是违法的，彻底违法。

大多数间谍活动都是由使馆内的情报官去执行的，严格来说，他们算是使馆的工作人员。因此，一旦出了什么事，他们可以利用外交人员的身份渡过难关。有些情报官是“公开的”，他们不会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当地反间谍人员了解并接受这一点，但他们真正的任务则被巧妙地掩盖了起来。在敌对国土上的一个大型情报站里，总是有几个“非公开”的情报官，他们披着贸易、文化、档案或新闻处工作人员的外衣，从事着隐蔽工作。其理由相当简单。

非公开的情报官走在街上不太会被跟踪，因此可以比较自由地通过死信箱传递或接收情报，或者参加秘密会面，而公开的情报官则容易被盯梢。

可是，一个没有外交官身份掩护的间谍，是无法享受《维也纳公约》的外交豁免权的。如果一名外交人员暴露了真实身份，他可以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境。他的国家会抗议说他是清白的，并驱逐对方国家的一个外交人员作为报复。在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束后，游戏又会恢复如常。

非外交人员搞间谍活动则是非法的。对于这样一个间谍来说，根据他被逮捕的国家政体的差异，暴露身份意味着受到可怕的刑讯、在劳改营长期关押或者孤独地死去。即便是派遣他的组织也几乎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民主国家会有一次公正的审判，在监狱里也能得到人道的待遇。专制的国家则没有民权，有些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民权。南也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1985年时，美国甚至还没在那里建立使馆。

10月份的天气还是相当炎热。星期五没有工作，是休息天。蒙克心想：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一个体格健壮的苏联情报官会干什么呢？游泳会是合适的消遣。

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没有再与当初在纽约提供消息的那个人接触，也就是与联邦调查局官员一起吃饭的那位老同学。他也许可以提供索洛明少校的准确描述，甚至可以帮助画出一幅肖像，他甚至还能回到也门，实地辨认出索洛明。但根据评估，他们认为，那人也是一个喜欢吹嘘的大嘴巴。

要找到苏联人很容易，市内到处都有。显然，他们可以与西欧社区的人自由交往，这在苏联国内可是闻所未闻。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炎热，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专家在他们的大院里待不住了。

岩石宾馆和弗朗特尔酒店都有充满诱惑力的泳池，此外，当地还有阿比扬海滩，那儿有着白浪追逐的宽阔沙滩，许多外国人下班后或休息日常去那里游泳消遣。最后，市内还有一个很大的苏联军需供应站，而且允许外国人去购物——苏联需要外汇。

混迹那些地方的苏联人显然基本都是军官。会讲阿拉伯语的苏联人寥寥无几，会英语的也不多。会说外语的人大多上过某类特殊学校，不是军官就是即将当军官的人才。普通士兵和军士不可能懂外语，于是无法与也门的学员交流，因此，军士级别的人仅限于机械师和厨师。勤务兵则是雇佣的也门当地人。苏联士兵没有钱，无法去亚丁的酒馆消费，军官则有硬通货的外汇津贴。

另一个可能性是，为联合国工作的美国志愿者发现那个苏联人独自在岩石宾馆的酒吧里喝酒。苏联人喜欢喝酒，并且喜欢一帮人一起喝。在弗朗特尔游泳池边的喝酒人群，旁人是插不进去的。那为什么索洛明要独自饮酒？那天晚上只是特殊情况吗？或者是他喜欢独来独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