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有一条可能的线索。那个美国人说过，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黑头发、杏仁状眼睛，像东方人，但鼻梁较高。兰利的语言学专家根据名字判断，他应该是苏联远东地区的人。蒙克知道，俄罗斯人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公开鄙视非俄罗斯族的“黑人”。也许索洛明不喜欢听到对他亚洲人特征的嘲笑。

苏联军官全都过着单身生活，天黑以后，蒙克游荡在苏联军需站、游泳池和酒吧寻觅着。第三天，他穿着短裤，肩膀上搭着毛巾，在阿比扬海滩闲逛。他看见一个人从海水里走了出来。

那人身高约六英尺，手臂和肩膀肌肉发达，已经四十多岁，不年轻了。他头发乌黑，像乌鸦的翅膀。除了他举起手去挤干头发上的海水时露出来的腋毛外，没有其他体毛。东方人一般体毛不多，而黑头发的白种人通常体毛较多。

那人走到沙滩上，找到自己的毛巾，面朝大海一屁股坐了下去。他戴上一副墨镜，很快就陷入了沉思。

蒙克脱去衬衣朝海边走去，像是个第一次下海游泳的人一样。海滩上人很多，他很自然地在离那个苏联人一码远的地方找了块空地，取出钱包，用衬衣裹住，再用毛巾包了起来。他脱下凉鞋，把所有物品都堆在一起，然后朝四周看看，最后把目光投向那个苏联人。

“请问，”他说，苏联人把目光转向了他，“您还要再待一会儿吗？”那人点了点头。

“别让阿拉伯人偷走我的东西，好吗？”

苏联人再次点了点头，重又回头凝视大海。蒙克跑下海滩，在海里畅游了一番。当他浑身滴着水上岸时，朝黑头发的苏联人露出了微笑。

“谢谢。”那人第三次点了头。蒙克用毛巾擦干身子，坐了下来：“美丽的大海，美丽的沙滩，遗憾的是它们的主人。”

苏联人第一次开口说话，用的是英语。

“什么人？”

“阿拉伯人，也门人。我来这里时间不长，可我已经受够了。都是些饭桶。”

苏联人透过黑色的太阳镜看着他，但蒙克看不到他镜片后面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继续往下说。

“我是说，我在这里教他们使用基本的农具和拖拉机，为的是增加他们的粮食产量，使他们能够吃饱饭。但事情没那么容易，所有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都被搞坏了。这真的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和联合国的钱。”

蒙克的英语很流利，但带有西班牙口音。

“你是英国人吗？”苏联人最后这么问道，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说话。

“不，我是西班牙人。是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的。你呢？也是联合国的吗？”

苏联人咕哝着表示否定。

“苏联的。”他说。

“哦，嗯，对你来说，这里的气候要比你们国内热一些。我呢？基本上差不多。我真想马上就能够回家。”

“我也一样，”苏联人说，“我喜欢寒冷。”

“你在这里很久了吗？”

“已经两年了，还有一年。”

蒙克大笑起来。“天哪，我们都得再待一年。可我待不下去了，这工作没有意义。嗯，我得走了。告诉我，你在这里已经两年了，肯定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晚上可以去喝喝酒。有没有夜总会？”

苏联人带着嘲讽意味哈哈笑了起来。

“没有。没有迪斯科。岩石宾馆的酒吧倒是很安静。”

“谢谢。顺便说一句，我叫埃斯特万，埃斯特万·马丁内斯。”

他伸出了手。苏联人迟疑了一下，然后握住了。

“比奥特尔，”他说，“或者叫我彼得。彼得·索洛明。”

第二天晚上，苏联少校又来到了岩石宾馆的酒吧。这个前殖民地酒店建造在一块岩石上，连着大街的台阶可以通到一个小小的接待区，顶楼有一个酒吧，可以俯瞰港口的全景。蒙克已经坐在了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凝视着外面的景色。通过窗户大玻璃的反射，他看到索洛明进来了，但他一直等那人拿到了酒才转过身去。

“哦，索洛明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坐到我这边来吧？”

他朝自己桌子的另一把椅子示意了一下。苏联人略为迟疑，然后坐了下来。他举起了手中的啤酒。

“祝你健康。”

蒙克也向他祝酒：“金钱、工作和爱情。”索洛明皱起了眉头，蒙克则微微一笑，“这三者，可以按照你喜欢的顺序。”苏联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那是开心的微笑。

他们开始聊天，话题广泛，海阔天空。关于与也门人共事的各种艰难困扰，看到机器设备遭损坏的气馁，对他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都感到没有信心。作为异乡来客，他们也谈起了遥远的家乡。

蒙克对他讲述了自己的出生地安达卢西亚。在那里，人们可在同一天里，既体验内华达山脉高山滑雪的滋味，又享受在索托格兰德海边温暖的海水里游泳的乐趣。索洛明则描述了苏联远东地区林海雪原的景象，西伯利亚虎仍在那里徘徊，还有狐狸、狼和鹿，等待着老练的猎人去捕猎。

他们连续四个晚上一起喝酒聊天，彼此谈得相当投机。第三天，蒙克要去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的负责人那里报到，负责的是一个荷兰人，正在巡回视察工作。罗马的中情局情报站，已经从设在该市的粮农组织得到了一份有关该项目的详细情况，蒙克已经把内容记住了。在农村长大的背景也有助于他理解这方面问题。他对这个项目大加赞赏，荷兰人对他印象很深。

经过几个夜晚的交谈，他欣喜地了解了关于比奥特尔·瓦西里耶维奇·索洛明少校的情况。

他1945年出生在苏联远东，是在中国黑龙江与海洋之间的一个尖角地带，南端与北朝鲜接壤。那地方叫滨海边疆区，他出生的城市叫乌苏里斯克。

他父亲从农村来城市找工作，但他用他们的乌德盖部落语言教儿子说话。一有时间，他就带上正在成长的儿子回到森林里去，所以这小伙子对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森林、大山、河流和动物。

十九世纪，在沙皇俄国最后征服乌德盖人之前，作家阿尔谢尼耶夫曾访问了这块飞地，还写了一本关于这些人的专著，这本书在俄罗斯依然很有名，书名是《远东虎》。

与西部和南部脸部平坦的矮个儿亚洲人不同，乌德盖人个头较高，长着鹰钩脸。许多世纪前，他们的一些祖先向北、向东跨过白令海峡，进入当今的阿拉斯加，然后又南下穿过加拿大，成为苏人和夏延人【9】。

看着桌子对面大个子的西伯利亚战士，蒙克眼前仿佛出现了美国普拉特河和波德河上那些早已逝去的水牛猎手的面孔。

年轻时的索洛明面临两种选择：进工厂或去部队。他乘火车北上去哈巴罗夫斯克当了兵。所有年轻人都必须去部队服役三年，两年后，优秀的战士会被选拔为中士。他表现出色，被选送到军官学校学习。两年之后，他晋升为中尉。

他当了七年的中尉和上尉，然后在三十三岁时升为少校，同年，他结了婚，后来有了两个孩子。没有走后门，也没有借他人之力，他全靠自己的奋斗获得了晋升，在被称为“木头”或“厚木板”的种族歧视言论中幸存了下来。有好几次，他动用了拳头才解决了争端。

1983年，他到也门赴任。这是他第一次被派到国外任职，他知道许多同事都羡慕这个美差。虽然这里条件不好、气候炎热、地形荒凉、缺乏娱乐，但他们的住房很宽敞，是以前的英国旧营房，这与苏联很不一样。这里食物丰盛，能在海滩上烤羊肉和海鲜。他们可以游泳，还可以订购欧洲的服装和音像磁带。

这一切，尤其是西方消费文化所带来的新奇和愉悦，比奥特尔·索洛明都大为欣赏。但也有些事情，显然使他对自己服务的政体感到痛苦和失望。蒙克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但他不能操之过急。

在他们一起喝酒聊天的第五个晚上，答案浮现了出来。他内心的愤怒爆发了。

1982年，也就是索洛明到也门赴任的前一年，他被调去莫斯科的国防部办公厅工作。当时，安德罗波夫仍然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

他在那里引起了一位副部长的注意，被安排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实际上，那位副部长在贪污国防预算资金，在莫斯科河畔的佩里德尔基诺为自己建造夏季度假别墅。

副部长置党纪国法和最基本的道德于不顾，安排了一百多名士兵在河边的林地里为他建造豪华别墅，索洛明是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他看到了用外汇从芬兰进口的、任何军嫂都会眼红的嵌入式厨具。他看到了安装在每个房间里的日本高保真音响系统、浴室里的斯德哥尔摩镀金洁具，还有鸡尾酒吧里的陈年苏格兰威士忌。目睹这一切后，他的思想转变了，他开始厌恶这个党和这个政权。从一开始的忠心耿耿转变为对这种腐败和专制的仇视，他绝对不是苏联军官中的第一人。

他在晚上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全球广播节目，自学英语。虽然这两个电台也用俄语广播，但他想直接收听英语节目。他听到的与他一直被灌输的截然不同，西方并不想与苏联交战。

如果说还需要什么来促成他最后的转变的话，那就是这次的也门之行。

“在国内，我们的人民挤在狭小的公寓里，而权贵们则住在豪宅公馆里。他们花着我们的钱，过着王子般的生活。我妻子连电吹风或质量好一点的鞋子都买不起，而他们则浪费几十亿资金，搞这种头脑发热的援外项目去感化……谁？这些人吗？”

“事情正在变化。”蒙克安慰说。西伯利亚人摇了摇头。

3月份以来，戈尔巴乔夫已经当权执政，但他的改革要到1987年下半年才开始有起色。此外，索洛明已经有两年没回过家乡了。

“没有变化，那些上层的官僚……我告诉你，埃斯特万，自从搬到莫斯科以后，我所看到的浪费现象和挥霍程度，你是不会相信的。”

“但那位新人，戈尔巴乔夫，他或许会让局面有所改变，”蒙克说，“我并没有这么悲观。我认为，总有一天苏联人民会从这种专制中获得自由，他们会去参加投票，真正的投票。这个时刻，离现在应该不会太远……”

“太远了，还不够快。”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冷酷的策反是很危险的。在西方民主中，一名忠诚的苏联官员在接收到策反的信息后，可以去向他的大使抱怨，其结果可能导致一次外交事件。在暴政制度下，这会导致长期的监禁和孤独的死亡。蒙克毫无预兆地讲起了流利的俄语。

“你可以帮助加快这个变化，朋友。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促使这样的变化发生，朝着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

索洛明目不转睛地盯着蒙克看了很久，蒙克也在回视他。

最后，苏联人用他自己的语言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比奥特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会出卖我？你知道我在死去之前会受到怎样的折磨和痛苦，而你自己，将苟且偷生。”

索洛明继续凝视着他。然后他说话了：

“我是不会把头号敌人出卖给那些猴子的。可你也太大胆了，你的要求真是疯狂。我警告你管好自己。”

“也许你是对的。我是可以走，想走马上就可以走，可你会坐立不安。你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却无能为力。这样下去不会发疯吗？”

苏联人站起身来，留着杯子里的啤酒没喝。

“我要考虑一下。”他说。

“明天晚上，”蒙克继续用俄语说，“还是这里。你一个人来，我们就谈谈。如果你带卫兵，那我就死定了。如果你不来，我就坐下一班飞机离开。”

索洛明少校昂首阔步离开了。

按照所有的标准程序，蒙克都应该离开也门，而且要快。他没有遭到断然拒绝，但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一个心烦意乱的人是会改变主意的，而也门秘密警察的地牢则令人恐惧。

蒙克等了二十四小时。少校准时回来了，独自一人。又过了两天，蒙克带来了藏在洗漱用品里的基本通讯工具：显影墨水、安全地址以及含有暗号的普通短语。在也门，索洛明没多少情报可以透露，但一年后他将回到莫斯科。如果还是愿意，他就可以联络。

分手时，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过了好几秒钟才放开。

“祝你好运，朋友。”蒙克说。

“大显身手，我们家乡是这么说的。”西伯利亚人回答。

为了避免被人看见他们一起离开岩石酒店，蒙克继续坐着。他新招募的人需要一个代号。头顶上方的天空群星璀璨，只有在热带地区才能看到这么明亮的星星。

蒙克在群星中选了猎户星座。“猎户座”间谍于是诞生了。

8月2日，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收到一封信，那是英国记者马克·杰斐逊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纸的抬头是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信虽然是用传真发给该报莫斯科记者站的，但投递时却派了专人送到爱国力量联盟总部。

杰斐逊在信中坦言，他个人对伊戈尔·科马罗夫十分欣赏，称赞他在反动乱、反腐败和反犯罪等方面所表现的态度，而且他本人已经对该党领袖最近几个月的发言作了一番研究。

他说，俄罗斯总统最近不幸去世，使得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未来走向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他本人希望能在8月上半月访问莫斯科。为保持平衡起见，他肯定还要采访左派和中间派的未来总统候选人。不过，这当然只是走个过场。

显然，外界唯一真正注意的候选人，是竞选的潜在胜利者伊戈尔·科马罗夫。如果库兹涅佐夫能设法向科马罗夫先生推荐，成功安排接见，那么他——杰斐逊，将不胜感激。他可以保证，会在《每日电讯报》以及欧洲和北美联合报业集团的报刊重点版面上，刊登长篇评论文章。

库兹涅佐夫的父亲曾在联合国任职数年，曾利用其地位让儿子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因此，相比欧洲，库兹涅佐夫对美国更为了解，当然，他也了解伦敦。

他还知道，美国的许多媒体更为自由化，在以前的会见中一直对他的老板持敌对态度。美国媒体最近的一次采访是在一年以前，当时的提问充满敌意。此后，科马罗夫再也不愿在美国记者面前曝光了。

但伦敦就不同了。伦敦几家主要的报纸和两份国家级的杂志，右倾程度虽不及伊戈尔·科马罗夫在其公开宣言中的观点，但仍然是坚定的保守派。

“总统先生，我建议给马克·杰斐逊一个特例。”在第二天的每周例会上，他告诉科马罗夫。

“这个人是谁？”科马罗夫问道，他讨厌所有新闻记者，包括俄罗斯的。他认为没有理由去回答他们的提问。

“我准备了一份关于他的档案，总统先生。”库兹涅佐夫说完，把一个薄薄的文件夹递了过去，“您会明白，他支持在他的国家恢复对杀人犯实施死刑，还坚决反对英国加入正在分崩离析的欧盟。他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他上次提到您本人时说，您是伦敦应该支持并且打交道的那种俄罗斯领袖。”

科马罗夫咕哝了一声，然后同意了。他的答复作为急件，于当天送到了《每日电讯报》莫斯科记者站。该答复的内容是，杰斐逊先生应于8月9日来莫斯科采访。

也门

1986年1月

索洛明少校和蒙克都不可能预计到，少校在亚丁的任务会提前九个月结束。1月13日，也门政权内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双方斗争十分激烈，最后决定，所有的外国人，包括苏联人在内，都得撤走。这项撤离行动从1月15日开始，花了六天时间。彼得·索洛明与其他人一起乘船离开了。

机场遭到大火焚烧，海洋成了唯一的出口通道。碰巧，英国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正从红海南端驶来，要去澳大利亚，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巡回访问做准备。

在伦敦的海军上将接到了英国使馆从亚丁发来的一条信息。他急了，于是去和女王的私人秘书协商。秘书向君主报告后，伊丽莎白女王命令“大不列颠”号要尽全力予以帮助。

两天后，索洛明少校与其他苏联军官一起匆忙地奔向阿比扬海滩。“大不列颠”号派出的几艘轻便快艇在海岸边的波浪里颠簸着，英国水手把他们从齐腰深的海水中拉上船。不到一个小时，这些迷茫的苏联人就已经摊开他们借来的铺盖，在收拾干净的女王私人客厅地板上安顿了下来。

“大不列颠”号第一次实施救援就接纳了四百三十一名难民，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一共从海滩上接下五十五个国家的一千零六十八人。皇家游艇一次次驶往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卸下难民。索洛明和他的苏联同胞经大马士革，飞回莫斯科去了。

当时没人知道索洛明是否还心存疑虑、是否会真正投诚。与皇家海军的水手们以及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一起时的友善气氛，与后来在莫斯科受到严厉盘问时的冷漠所产生的强烈对比，使他内心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中情局所知道的是，他们在三个月前招募的人已经消失在莫斯科的茫茫人海中。他有可能会来联系，也有可能不来联系了。

中情局苏联处的行动小组在那年的冬天被一步步瓦解了。各个国外情报站为中情局效劳的苏联间谍，分别被以不同的理由秘密召回国内：你母亲病了；你儿子在学校里表现很差，需要父亲来教育；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晋升评定会议等等。他们一个个都信以为真，返回了苏联。一回来，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带到了格里辛上校的新基地——与勒福托沃监狱分隔开来的整整一栋侧楼。兰利对这些逮捕一无所知，只知道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至于常驻苏联境内的那些人，他们只是停止了“生活迹象”的常规发送。

在苏联，不能随便打电话给办公室的某个人说“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因为所有的电话都遭到了窃听，所有的外交官都有人跟踪。外国人，光是他们的衣着就与众不同，一眼就能认出，所以联系必须格外小心，频率降到最低。

一定要联系时，往往要通过死信箱。这种最基本的方法听起来很原始，但仍然管用。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直到最后都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投递情报。信箱只是某地一个小小的空洞或隐蔽处：一段空的排水管、一个缝隙，或一个树洞。

间谍可以把信件或微型胶卷放进信箱，然后用粉笔在墙上或灯柱上做个记号，以此通知雇主，他已经投放了情报。记号的位置表示：某个信箱里有东西要给你。使馆的汽车经过时，即使后面有当地反间谍人员的跟踪，也可以透过车窗发现这个标记，然后继续行驶。

之后，会由一名非公开的情报官设法避开监视，去收取该包裹。他很可能会在信箱里留下一些钱，或者是下一步的工作指令，然后会在某个地方也做上一个粉笔记号。间谍在驾车路过时会发现这个标记，从而知道他的包裹已被取走，但另有其他东西等待他去领取。到深夜时，他就会去收取。

一个间谍可以用这种方式与他的管理员保持数月乃至数年的联络，其间根本无须见面。

如果该间谍离开首都，去了外交官不能旅行的地方，或者他即使在市内，但没有可以投递的情报，那么按规定，他应该定期发送“生活迹象”信息。在首都，在外交人员可以驾车游荡的范围内，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粉笔记号，根据形状和地点，其意思是：我很好，但现在没有可提供的情报；或者是，我很担心，我可能受到了监视。

当路途遥远，无法传递秘密信号，或者是在美国外交官禁止去旅行的苏联边远地区，那么，在一家大报纸上刊登一条小广告，也是一种常用的表示“生活迹象”的方法。“鲍里斯有一条可爱的拉布拉多小狗出售，请致电……”在众多广告中，也许会出现这样一则无关紧要的启事。使馆内的间谍管理员会去浏览。广告词中暗藏玄机：拉布拉多也许意味着“我很好”，而西班牙猎狗的意思是“我陷入困境”；“可爱的”也许意指“我下周回莫斯科，将恢复死信箱的正常使用”，“高兴”或许是指“我至少要再过一个月，才能回到莫斯科”。

关键是，“生活迹象”必须出现，如果停止了，则可能是出了问题。也许是心脏病发作，也许是出了车祸，间谍住院了。如果都消失了，那就是出大问题了。

1985年秋冬到1986年，便发生了这种问题。所有“生活迹象”都停止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发了绝望的呼叫：“我遇上了大麻烦。”于是英国人把他救了出来。在雅典的博坎少校感觉不妙，立即投奔美国保全性命。其他十二个人则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兰利或美国以外的各个间谍管理员，都知道自己管理的间谍失踪了，会把情况汇报上去。但副局长凯里·乔丹和苏联东欧处的负责人了解全局，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讽刺的是，正是克格勃的奇特做法，救了埃姆斯的命。中情局推测，如果叛徒依然隐藏在兰利的心脏，那么谁也不会想到要对所有间谍发动这种闪电式的快速收捕。因此，他们想当然地说服自己深信，他们这支精英队伍的精英分子中，不可能存在叛徒。不过，他们必须搞一场大清查运动。运动是搞起来了，但目标却找上了其他人。

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是爱德华·李·霍华德。当初他安全地隐藏在莫斯科的时候，曾领导过一次行动，结果遭遇惨败。他是中情局情报官，在苏联东欧处工作，马上要去驻莫斯科的使馆任职，他甚至已经获悉了行动的详情。就在他赴任前夕，他被发现有经济问题，而且还在吸毒。

中情局忘记了马基雅维利【10】的重要原则。他们放任了他两年才解雇了他。最后，中情局终于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联邦调查局火冒三丈，马上把霍华德监视了起来。可后来联邦调查局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找不到他了，可他却见到过他们。1985年9月，霍华德在两天之内就进入了墨西哥城的苏联使馆，并由此经哈瓦那，被转移到了莫斯科。

核查后，在消失了的间谍中，霍华德有可能出卖了三个，甚至也许有六个。事实上，他只出卖了他知道的三个间谍，但他们已经在6月份被埃姆斯泄露给了苏联人。结果，这三个人被出卖了两次。

另一条线索是苏联人自己透露出来的。为保护他们的线人，克格勃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声东击西和故意透露假情报的行动，为的是误导中情局，把他们引入歧途。他们成功了。东柏林那边显然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情报泄露，说一些密码已被破译，信号传输也已被截获。

这些密码，是中情局设在弗吉尼亚州沃伦顿的一台大型秘密发射机所使用的。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沃伦顿的工作人员全都接受了极为严格和详细的审查，但什么也没有发现，根本没有密码被破译的痕迹。假如密码遭破译，克格勃肯定也会了解其他的行动，但他们并没有对其他行动采取措施。因此，密码是安全的。

克格勃精心布的第三个局，是开展一些出色的侦查工作。与此同时，当时的兰利，由上至下普遍骄傲自大。中情局有一份报告认为：“每一项行动都在其内部埋有自我毁灭的种子。”换句话说，十四名间谍全都突然做出了白痴一样的举动。

在兰利，也有一些人并没有陷入骄傲自满中。这其中有凯里·乔丹和格斯·哈撒韦。在更低级别的人员里，还有杰森·蒙克。他通过内部小道消息得知，他所在的部门因为有严重问题，正在分崩离析。

当局曾对储存着所有细节的三○一档案进行过一次检查，结果令人震惊。总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有权查阅这份文件。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如果你打入苏联内部，身处敌人的核心，以身犯险，你最担心的事情，是有一百九十八个完全陌生的人可以看到你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