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克·麦克唐纳在其他工作人员上班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通宵未眠，但没有人会察觉。他是一个讲究卫生的人，已经在一楼的员工洗手间里洗漱并刮了脸，随后换上了放在办公桌里的一件干净衬衫。

他的副手布鲁斯·“格雷西”·菲尔兹还在公寓里睡觉，一个电话把他叫醒，他被要求九点钟抵达办公室。现在正躺在床上的雨果·格雷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通知。八点钟，麦克唐纳通知两名以前是部队老军士的警卫人员把泡沫会议室准备好，九点十五分召开会议。

“情况是这样的，”会议准时开始后，麦克唐纳就对他的两名同事解释说，“昨天我得到一份文件。它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们了。可以这样说，假如它是伪造的，或是一场骗局，那么我们现在是在浪费时间；可如果它是真的——目前我也无从判断——那么它有可能是一桩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雨果，请你把背景情况给格雷西讲一讲，好吗？”

格雷把他所知道的，把西莉亚·斯通告诉他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最理想的状况是，”麦克唐纳用了他最爱说的其中一句话，两个年轻人都收起了微笑，“我们能搞清楚那个老头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如何得到这份有可能是绝密级别的文件，以及他为什么要选择那辆汽车和那个地点投递文件。他以前是否认识西莉亚·斯通？他是否知道那是使馆的汽车？如果知道，为什么要选择我们？此外，使馆里有人能画画吗？”

“画画？”菲尔兹问道。

“画一张图画，一张肖像画。”

“我记得有一位家属开办了一个美术班，”菲尔兹说，“她以前是伦敦儿童图书的插画师，嫁给了档案馆的某个管理员。”

“去查清楚。如果她能画像，就让她与西莉亚·斯通一起去琢磨。此外，我也要亲自与西莉亚谈一下。另外还有两件事情：首先，老人很可能会再次出现，试图接近我们，在我们大楼附近徘徊。我会让梅多斯下士和雷诺兹中士注意我们的大门，如果发现了，他们会来告诉你们，尽可能让他进来，坐下来喝杯茶。其次，他有可能去别处尝试其他办法，搞不好会被抓起来。格雷西，你在警察局有没有熟人？”

菲尔兹点点头。他们三个人中，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时间最长，刚来的时候，他接手了莫斯科的一些低级别警官线人，后来他自己也发展了几个。

“诺维科夫巡官在彼得罗夫卡总部大楼里的刑侦处工作，偶尔会提供一些帮助。”

“请他关照一下。”麦克唐纳说，“别提起扔进汽车的文件，就说有个怪老头在街上缠住我们的人，要求面见大使。我们不想对此小题大做，但请他不要缠着我们。等有肖像画了，就给他看，但别留给他。下次你们什么时候见面？”

“没计划过，”菲尔兹说，“我是在电话亭打电话找他的。”

“好吧，看他是否能提供帮助。我要去伦敦几天，格雷西，你看家。”

西莉亚·斯通来上班时在大堂被截住了。她吃了一惊，被告知要去麦克唐纳那里，不是去他的办公室，而是去A会议室。她不知道这个房间是带防窃听功能的。

麦克唐纳很耐心，和她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记下了每一处细节。她则接受了他的说法，相信那个老头还纠缠过其他工作人员，要求面见大使。他问她是否同意协助画出流浪汉的肖像，她当然同意尽力相帮。

午饭时间，她在雨果·格雷的陪同下，指导档案室副主任的夫人用炭画笔和蜡笔画成了一张流浪汉的草图，三颗钢牙用银色的记号笔突出显示了出来。画完后，西莉亚点点头说：“就是他。”

午饭后，乔克·麦克唐纳让梅多斯下士佩戴好武器，护送他去了谢列梅捷沃机场。他并不是担心会在途中遭到拦截，他只是不知道，公文箱里那份文件的合法主人是否想夺回他们的财产。作为额外的防范措施，他用铁链把公文箱铐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然后盖上了一件夏季的轻便风雨衣。

当使馆的捷豹汽车驶出大门时，这些细节都是看不到的。他注意到索菲亚码头那边停着一辆黑色海鸥轿车，但它并没有来跟随捷豹，因此也没去在意。事实上，海鸥轿车在等待一辆小型的红色路虎汽车。

在机场，梅多斯下士陪同他来到检票口，他在那里出示了外交护照，免去一切检查手续。在候机室等了一会儿后，他登上了英国航空公司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航班。飞机起飞后，他慢慢地松了一口气，要了一杯金汤力。

美国，华盛顿

1985年4月

要是天使长加百利降临华盛顿，询问苏联使馆内克格勃驻勤特工组长：在所有中情局情报官里面，他们最想策反谁，来为苏联效劳？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罗索夫上校是不会多做犹豫的。

他会这样回答：“我要选择行动部苏联处反间谍科科长。”

世界各国的所有情报机构都在其内部配有反间谍部门，该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像其他同事那么受人欢迎，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审查每一个人。这工作分为三种职能。

反间谍人员会参加对另一方投诚者的审问，在这个环节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要努力确认该投诚者是真诚叛变，还是被精心安插进来的。一个假装投诚的人或许也能带来一些真实情报，但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假情报，让他的新主人深信他们内部没有叛徒——实际上是有的；或者，设法把这位新主人引入迷宫和死胡同。一个老练的“安插者”可以使对手浪费多年的时间和精力。

反间谍人员还要验证对方阵营里的某些人，他们人虽然没有过来，但愿意被招募，这样的人有可能是双重间谍。双重间谍会佯装投降，佯装被招募，实际依然忠于他自己的组织并执行组织的命令。他会提供少量真实情报以骗取信任，然后布置一个真正的骗局，在他应该为之效劳的团体中大搞破坏活动。

最后，反间谍部门还必须确保己方没有遭到敌人的渗透，在自己的内部没有潜伏着的叛徒。

要完成这些任务，反间谍部门必须了解全部行动。他们可以调阅所有投诚者的历史档案以及多年前对他们进行盘问时的材料。他们可以深入敌国，实地考察当前所有线人的工作经历和招募情况，有没有遭暴露和变节的危险。他们可以查阅己方每位情报官的人事档案，为的是检查员工的忠诚度和真实性。

按照严格的职能划分和“需者方知”原则，管理一两个行动的情报官有可能变节，出卖自己所掌握的行动，但他们通常无法得知同事在进行什么行动。只有反间谍人员了解全部行动。所以假如天使长来询问，安德罗索夫上校就会回答，他要选择中情局苏联处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反间谍人员是忠诚者中最忠诚的人。

1983年7月，奥尔德里奇·哈森·埃姆斯被任命为中情局苏联东欧处反苏联间谍科的负责人。由此，他可以完全了解两个下属小组的情况：一是苏联组，负责所有为美国工作，但留在苏联国内的线人；二是外勤行动组，负责当时在苏联境外的所有线人。

1985年4月16日，因囊中羞涩，埃姆斯走进位于华盛顿第十六大街的苏联使馆，要求见安德罗索夫上校。他自愿充当苏联间谍，要价是五万美元。

他带去了一些小礼物：透露了三个苏联叛徒的名字，他们已与中情局有了接触，愿意为之效劳。事后他会解释说，他们很可能是双重间谍，不是真正的投诚人员。不管怎么样，这三个人从此销声匿迹了。他还拿去一份中情局的员工名单，将自己的职位高亮标出，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小人物。然后他就离开了，第二次经过了对准使馆前院的联邦调查局摄像头。但是，这段视频从来没有播放过。

他在两天后得到五万美元。那只是个开始，这个叛徒在美国历史上造成的损失，比历史人物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更为严重，他如今开始行动了。

后来的分析家们会产生两个疑问。其一，这样一个品行不正、业绩低下、经常酗酒的人，为何能够一路晋升到对忠诚度要求极高的职位上？其二，那年的12月份，高层领导已经知道内部隐藏着一个叛徒，但他怎么还能够继续潜伏长达八年时间，以至于给中情局带来巨大灾难？

第二个问题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回答。中情局内部的无能、懒散和自满，还有叛徒的运气，以及克格勃为保护其特工而精心透露的假情报；兰利内部更深层的懒散、神经质、好逸恶劳和故意误导，以及叛徒额外的好运；最后，还有詹姆斯·安格尔顿造成的阴影。

安格尔顿曾经是中情局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一度成为传奇人物，最后因偏执导致精神错乱收场。这样一个没有私生活及幽默感的怪人，逐渐相信兰利内部有个克格勃间谍，代号为“沙夏”。在对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疯狂追查中，他毁了一个又一个忠诚情报官的仕途，直至把行动部搅得天翻地覆。那些幸存下来并在1985年已经升到高级职务的人，一想起要再次清查卧底，便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毛骨悚然。

至于第一个问题，其答案是一个人名：肯·马尔格卢。

变节之前，埃姆斯已经在中情局工作了二十年，他在兰利以外有过三次任职经历。在土耳其时，他的站长就认为他的存在完全是浪费空间，资深情报官杜威·克拉里奇从一开始就讨厌他蔑视他。

不过，他在纽约办事处交了好运，有所成就，并因此获得了赞誉。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舍甫琴科在埃姆斯赴任之前就已经在为中情局工作了，他最终在另一名情报官的精心安排下，于1978年4月投靠美国，埃姆斯只是从中接手了这个苏联外交官。并且，那时候起，他就已经经常酗酒了。

他的第三次赴外任职是在墨西哥，那次的业绩一塌糊涂。他经常喝醉，侮辱同事和外国人，还曾经醉卧街头，由墨西哥警察送他回家。他违反了情报工作的所有规定，而且一个人也没招募到。

埃姆斯这两次海外任职的业绩报告都很糟糕。在一次大范围的业绩评估中，在受测评考核的两百名情报官里，他名列第一百九十八位。

这种表现的人通常根本不可能升上高级职位。八十年代初，所有高层领导——凯里·乔丹、杜威·克拉里奇、米尔顿·比尔登、格斯·哈撒韦和保罗·雷德蒙……都认为他是一块废料。但肯·马尔格卢不这么认为，他成了埃姆斯的朋友和保护神。

马尔格卢对那份糟糕的业绩测评报告进行润色，为他清除了事业发展的障碍，并把他提拔了上来。作为埃姆斯的上司，他否决了反对意见，运用人事调配权，安排埃姆斯进了反间谍科。

基本上，他们俩属于酒肉朋友，臭味相投，经常喝得烂醉，以酒鬼自怜，都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是中情局对他们不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久便会使许多人命丧黄泉。

兔子列昂尼德·泽伊采夫快要死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在经受极度的痛苦，这个他是知道的。

格里辛上校相信痛苦的作用。他相信痛苦具有说服力，能够震慑目击者。痛苦是惩罚。泽伊采夫犯了罪，上校的命令是，他必须在死去前深刻领会痛苦的意义。

审讯持续了一整天，没有对他用刑，因为问他什么他都招了。大部分时间是格里辛独自在盘问他，因为他不想让警卫听到有什么东西被偷走了。

上校相当温和地要求他从头说起，他照办了。他按要求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这个故事，直到上校认为确实没有遗漏什么细节为止。其实，要说的情况并不是很多。

只是当他解释为什么要那样做时，上校的脸上才显露出难以置信的迷惘。

“啤酒？英国人给了你啤酒？”

到中午时，上校深信自己已经获悉全部情况。他估计，在遇到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后，那个年轻的英国女人会把文件扔掉，但他不敢肯定。他安排了一辆汽车，派了四个可靠的手下守在使馆门前，等那辆红色小轿车出现后跟踪到她的住所，随后再回来汇报。

三点刚过，他对卫兵下达完最后的命令便离开了。他的汽车离开院子的时候，一架尾翼上刷有英航标志的A-300空客飞机在莫斯科北部上空转向，朝西方飞去。他当然对此并不知晓。他命令司机把他送回基赛尔尼大街的房子去。

他们有四个人。兔子的腿已经站不住了，不过他们知道，于是其中两人把他拉起来，手指紧紧攥住他的上臂。另外两人一前一后站着。他们殴打着他，缓慢地、卖力地一拳一拳打他。

巨大的拳头上戴有厚重的铜套指节。拳头击碎了他的肾脏，撕裂了他的肝脏，打破了他的脾脏。一只脚踢上去，捣烂了他的睾丸。前面的人在攻击他的腹部，然后上升到胸部。他昏过去两次，在被浇了一桶冷水后，又苏醒过来，疼痛也恢复了。他的双腿已经无法站立，因此他们架起他清瘦的身体，只留脚尖点着地。

最后，拳头落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腔上。肋骨被打断了，两根断裂的肋骨深深地扎进了肺叶。他的喉咙里涌上一股热乎乎、甜丝丝的黏液，堵住了他的气管。

他的视线变窄，眼前看到的不再是兵营军械库后面的灰色混凝土房间，而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下有一条沙土路和一片松林。他没有看见说话的人，只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

“来吧，朋友，喝啤酒……喝啤酒。”

光线逐渐暗淡，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但他依然能够听到那个声音在重复他听不懂的词语。“喝啤酒，喝啤酒……”然后，光线便永远消失了。

美国，华盛顿

1985年6月

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得到第一笔五万美元现金起，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那天，他只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几乎把中情局行动部整个苏联东欧处给摧毁了。

他在午饭前已经把三○一号绝密档案搞到了手。他把这份重达七磅的机密文件和往来的电报全部从书桌上收起来，装进两只塑料购物袋里。他带着这些东西穿过迷宫般的走廊，乘电梯到了一楼，用身份证刷了一下，随后通过旋转门走出大楼。卫兵没去拦住他询问袋子里装着什么。他在巨大的停车场里找到自己的汽车，行驶二十分钟抵达了乔治敦，那是华盛顿郊外的一个优雅小镇，以诸多欧洲风格的饭店而闻名。

他来到查德威克，一家位于K街高速公路下面的滨水酒吧兼饭馆。他在那里与安德罗索夫上校派来的人接上了头。作为克格勃的情报站长，安德罗索夫知道，如果他亲自来接头，很可能会有联邦调查局特工盯梢。接头人是一名普通的苏联外交官，名叫楚瓦金。

埃姆斯把带来的东西递给那个苏联人。他从不要价，但每次收到的现金总是数额巨大，从第一笔报酬起，总数就足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苏联人支付价值很高的硬通货美元时通常很吝啬，但他们自此之后便没有讨价还价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挖到了最关键的主矿脉。

离开查德威克后，那两个袋子被送进苏联使馆，随后送抵莫斯科，来到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亚谢涅沃总部。在那里，情报分析员惊讶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次漂亮的行动立即使安德罗索夫成为明星，使埃姆斯成了天底下最宝贵的资产。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原先只是一名普通特工，在安德罗波夫把他塞进第一总局后，他慢慢爬上了高位。他立即下令组建一个绝密工作小组，专门处理埃姆斯提供的文件。埃姆斯的代号是“铃铛”，这个专案小组因此被称为“铃铛小组”。

购物袋里有十四名间谍的详细资料，几乎是中情局苏联东欧处在苏联的全部资产。档案里没有提到他们的实际姓名，不过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任何一名反间谍特工，只要告诉他在他所在的网络里有一个叛徒，告诉他该人是在波哥大被招募然后调到莫斯科、现在在拉各斯工作，他很快就能够得出结论：只有一个人符合这条描述。通常，只需查阅一下记录，情况就会一清二楚。

后来，根据中情局的一位资深情报官估算，1985年夏季过后，有四十五起反克格勃的行动遭遇失败。这实际上是中情局的全部项目。1986年春天之后，三○一号档案内提及的为中情局工作的所有高级间谍，全都失去了作用。

乔克·麦克唐纳在下午晚些时候抵达了希思罗机场，他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位于沃克斯豪尔大厦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大楼。他一身疲惫，虽然冒险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但现在他很想去俱乐部洗个澡，然后好好睡一觉。他和妻子都居住在莫斯科，他们在伦敦切尔西的公寓已经租给了别人。

但他还是想在休息之前，把锁在手腕上的公文箱内的文件交到总部。局里的公务汽车在希思罗机场接到他后，一路朝绿色玻璃和砂石建成的大楼开去。秘密情报局如今所在的大楼位于泰晤士河南岸，是七年前从破败古旧的世纪大厦搬到这里来的。

到机场接他的年轻实习生协助他通过了大门口的安全系统，最后，他终于把文件放进了苏联处处长的保险箱里。这位处长同事热情欢迎他的到来，但颇感好奇。

“喝点什么吗？”秘密情报局的苏联处处长杰弗里·马奇班克斯，指着衬有木板看上去像是文件柜的家具问他。他们都知道，那实际上是鸡尾酒酒柜。

“好主意。今天一天够长够累的了。来杯苏格兰威士忌吧。”

马奇班克斯打开酒柜门，开始兑制鸡尾酒。麦克唐纳是苏格兰人，他要的是老祖宗酿造的纯酒。这位处长倒了一杯不加冰的双料麦卡伦威士忌，递了过来。

“我知道你要来，但不知道为什么来。告诉我吧。”

麦克唐纳把故事从头说了一遍。

“肯定是个骗局。”马奇班克斯听完后说。

“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麦克唐纳表示同意，“但这肯定是我听说过的最愚笨的骗局。那么，骗子会是什么人呢？”

“应该是科马罗夫的政敌吧。”

“那种骗术他早就领教过了。”麦克唐纳说，“可是，投递的方式真的很奇特，拿到的人很可能看也不看就扔掉了。那个年轻人格雷能够发现，纯属碰巧。”

“好吧，那下一步应该来读一下咯。你应该已经看过了吧？”

“我昨晚看了个通宵。似乎是一份政治宣言，看起来……让人感到很不愉快。”

“是用俄语写的吧？”

“是的。”

“唔，我的俄语可能不行，估计会看不懂。我们需要一份译文。”

“我想亲自翻译，”麦克唐纳说，“以防万一它不是骗局。看完后你就会明白。”

“好吧，乔克，听你的。你现在想做什么？”

“先去俱乐部，洗个澡、刮个脸、吃顿饭、睡一觉，大概半夜时回到这里，一直工作到正常上班时间。到时候见。”

马奇班克斯点了点头。

“好的。你还是用这个办公室吧，我会通知警卫部门的。”

杰弗里·马奇班克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已经快第二天上午十点了。他发现乔克·麦克唐纳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外衣和鞋子已经脱去，领带也松开了。黑色文件放在他的书桌上，旁边还有一叠未经装订的打印纸。

“翻译好了，”麦克唐纳说，“已经变成英语了。顺便说一句，磁盘还在电脑里，应该取出来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马奇班克斯点点头。他要来咖啡，戴上眼镜，开始阅读文件。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

“那人肯定是疯了。”

“如果是科马罗夫写的，那么他是疯了，或者很邪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么样，都是潜在的危险。继续看下去吧。”

马奇班克斯继续往下看。看完后，他鼓起腮帮子，然后长长地呼了口气。

“肯定是一个骗局。谁也不会把自己心里的这种想法写下来。”

“或者他认为，这只是局限于内部的狂热分子范围之内。”麦克唐纳暗示道。

“然后被偷走了？”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伪造的。但流浪汉是谁，他又是如何拿到文件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马奇班克斯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如果这份《黑色宣言》是伪造的、是个骗局，而秘情局信以为真，那么他们就会白忙活一场。但如果这是真的，但他们没有认真对待，那后果会很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