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只穿了短裤。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天气炎热而去游泳，遇到麻烦淹死的。”

“但那是意外事故，是民政部门管的。我这里是刑侦处凶杀科。”沃尔斯基提出异议。

“你听着，年轻人，听我说。一般情况下，是无法辨认身份的。但利特卡里诺的那些蠢家伙没能发现线索。死者的手指肿胀得很厉害，所以他们没能发现。有一枚结婚戒指嵌在肉里面，是实心的金戒指。我把它取了下来，为此不得不把手指切下来。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N.I. 阿科波夫，丽嘉赠’。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的线索？”

“是很好，教授，但如果这不是谋杀……”

“听我说，你们与失踪人员部门有联系吗？”

“当然有。他们每周送来一大叠照片供我们对照。”

“嗯，一个戴着结婚大戒指的人，也许是有家庭的。如果他已经失踪了三个星期，他的家属很可能已经报告了。我在想，或许你可以利用我的侦查天赋，与失踪人员部门的朋友一起去破一些案子。我不认识失踪人员部门的人，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沃尔斯基面露喜色。他总是请失踪人员部门的朋友帮忙，现在，他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查清一个案子，还能获得奖励。他记下细节情况，谢过教授后，挂上了电话。

十分钟后，失踪人员部门经常与他联系的那个人打来电话。

“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失踪人员，叫N. I. 阿科波夫？”沃尔斯基问道。他的联系人查了一下记录，来回话了。

“有的，怎么啦？”

“告诉我详细情况。”

“7月17日报告失踪。自头天晚上工作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从此失踪了。报失人，阿科波夫夫人，是家属……”

“丽嘉·阿科波夫夫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她已经来打听过四次最新消息了。他在哪里？”

“在第二医学院停尸室的石板上，游泳时淹死的。上星期在利特卡里诺的河边被打捞了上来。”

“好的，老太太该高兴了——我的意思是，失踪的问题解决了。你知道他是什么人……或者，曾经是什么人？”

“不清楚。”沃尔斯基说。

“他是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机要秘书。”

“那个政客？”

“应该是我们的下一任总统。谢谢你，巴维尔，我欠你一份人情。”

那是当然的，沃尔斯基心里这么想着，开始继续工作。

阿曼

1987年11月

11月份，中情局副局长凯里·乔丹被迫离职，并不是因为间谍失踪的问题，而是因为“伊朗门”事件。几年前，中情局秘密地向伊朗出售武器，以资助尼加拉瓜的反对派。命令来自里根总统和已故的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凯里·乔丹执行了总统和局长的命令。现在，那两个人一个得了健忘症，另一个死了。

韦伯斯特局长任命理查德·斯托尔茨为新的行动副局长，斯托尔茨已经从中情局退休六年，与“伊朗门”事件没有干系，对两年前苏联东欧处遭受的惨败也不知情。他还在熟悉情况的时候，官僚们已经开始大规模接管工作。他们把三份档案从离任的副局长保险箱里取出来，与三○一档案的剩余部分合并了起来。这三份档案是代号为“来山得”“猎户座”和新招募的“徳尔斐”【11】的详细资料。

杰森·蒙克对这事一无所知，他正在阿曼度假。为寻找新的钓鱼好去处，他翻看了许多海钓杂志，得知11月和12月份，有大批的黄鳍金枪鱼成群结队游过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海岸。

美国驻阿曼使馆位于马斯喀特老城中心的苏丹宫殿附近。他礼节性地去拜访了一下，使馆的中情局情报站只有一名情报官。他们一起友好地喝了一杯，此后，他根本想不到还会再次见到这位同事。

度假的第三天，他觉得已经在海上晒够了太阳，于是想留在岸上，去市场购物。他正与国务院的一位金发美女约会，于是乘出租车去了米纳卡布斯港的露天市场，看看在众多的熏香、香料、布匹、银器和古董货摊中，他能为女朋友买点什么礼物。

他选中一把漂亮的长嘴银制咖啡壶，是从前高山上的工匠铸造的。古董商店的老板把咖啡壶包起来，放进一个塑料购物袋里。

在迷宫般的巷子和院子里完全迷路后，蒙克最后没能回到海边，而是到了一些小街巷里。当他从一条与他肩膀差不多宽的小巷里走出来时，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小院子，一头有一个很窄的入口，另一头是一个出口。一个男子正在穿过这个院子，看上去像个欧洲人。

他的身后则有两个阿拉伯人。进入院子后，他们都从腰里抽出弯刀。他们持刀从蒙克身边跑过，扑向他们的目标。

蒙克不假思索地行动起来。他把购物袋用力扔过去，重重地砸在一个袭击者的侧脸。那人被几磅重的金属砸中后，倒在了地上。

另一个持刀人停顿了一下，现在他是腹背受敌，他转向蒙克。蒙克看到高举在空中的尖刀的闪光，他从那人的手臂下钻过去，扭住他的手臂，捏紧拳头透过对方沾满尘土的衣袍，砸中了上腹部的太阳神经丛。

那个人很坚强。他哼了一声，手里仍然攥着刀子，但随即拔腿跑了。他的同伙从地上爬起来，也跟着跑了，地上留下了一把尖刀。

欧洲人已经转过身来，一言未发地投入了行动。显然他知道，假如没有十码之外那个金发男子相救，他早就没命了。蒙克看到的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轻人，有着橄榄色皮肤和深色眼睛，穿着白衬衣和深色西服，但不是当地的阿拉伯人。他刚要开口说话，那陌生人只是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悄悄地走了。

蒙克弯腰捡起匕首。它不是阿曼的刀具，而且在阿曼还没听说过行凶抢劫这种事情。那是也门的尖刀，刀柄很直、很简单。蒙克认为，他知道攻击者是哪里来的。他们是也门境内的奥达利或奥拉基部落人。他心里纳闷，他们大老远跑到阿曼海岸来干什么？为什么他们对那个年轻的西方人怀有如此深仇大恨？

他凭着直觉返回使馆，找到了中情局的情报官。

“你这里有没有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相册？”他问道。

自从1986年1月遭遇也门内战的惨败之后，苏联人已经全部撤出了也门，使得亲苏的也门政府忍辱负重，吃尽苦头，不得不低头向西方申请贸易贷款和现金，以维持经济运转。从那时起，苏联人在也门就有生命危险了。天知道，在由爱转恨之后，会变得……

1987年年底，苏联在明显反共的阿曼开设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使馆，并极力去讨好亲英的阿曼苏丹。

“我没有，”他的同事说，“但我肯定英国人那里有。”

美国使馆迷宫般潮湿且弯弯曲曲的狭窄走廊，到精致漂亮的英国使馆，只有几步之遥。他们穿过带有巨幅雕刻图案的木门，朝门卫点点头，穿过院子朝里面走去。这里全部的建筑都曾属于一个富商的庄园，富有历史韵味。

院里的一道墙上，有古罗马军团留下的一块牌匾，当年他们进入沙漠后再也没有回来过。院子的中间有一根英国国旗的旗杆，很久以前，一个奴隶只要能够爬上旗杆，就能获得自由。他们左转，走向使馆大楼，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位高级情报官在等候他们。他们互相握了手。

“有什么问题吗，老朋友？”英国人问道。

“问题是，”蒙克回答说，“我刚才在露天市场见到了一个人，我认为有可能是苏联人。”

这其中有一个小细节：露天市场的那个人穿着白衬衣和西装，但他敞着衬衫的领口，还把领子翻到了西装的外面。这是苏联人的穿法，西方人可不会这么穿。

“好吧，我们去看看相册。”英国人说。

他带领他们穿过华丽的防盗安全铁门，到了下面由柱子支撑的凉爽的大厅，随后踏上楼梯，英国秘情局情报站在顶层。秘情局情报官从保险箱里取出一本影集，他们开始翻阅。

新抵达的苏联外交人员照片都在里面，是在机场、街上或露天咖啡馆拍摄到的。深色眼睛的年轻人在最后一张照片里，是在他抵达阿曼，穿过机场的集散大厅时被抓拍到的。

“这方面，当地人对我们很有帮助，”秘情局情报官说，“苏联人必须事先向这里的外交部申报，以获得认可。我们得到了详细资料，然后在他们到来时，我们也能得到通知，所以可以备妥长镜头的照相机。是他吗？”

“是的。有详细资料吗？”

秘情局情报官翻找着一大叠卡片。

“有了。如果没搞错的话，他应该是三等秘书，年龄二十八岁，名字是乌马尔·古纳耶夫。听起来像是鞑靼人。”

“不，”蒙克若有所思地说，“他是车臣人，是穆斯林。”

“你认为他是克格勃？”英国人问道。

“嗯，是的，他是密探。”

“好，谢谢。要我们为他做点什么吗？向当地政府投诉？”

“不，”蒙克说，“我们都要混口饭吃。最好知道他是什么人。如果把他赶走，克格勃只会派人来接替。”

当他们漫步回来时，中情局同事问蒙克：“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只是直觉。”

不单单是直觉。一年前，古纳耶夫曾在亚丁的弗朗特尔酒店里喝橙汁。这一天，蒙克并不是唯一认出他的人。也门的两个部落人也发现了他，要为他们国家所遭受的屈辱报仇雪恨。

马克·杰斐逊乘坐8月8日下午的航班，抵达莫斯科郊外的谢列梅捷沃机场，受到了《每日电讯报》记者站站长的迎接。

这位明星时事政治评论家是中年人，身材瘦小，伶俐精干，有着一头稀疏的姜黄色头发和一脸同样颜色的短须。据说，他的脾气与他的身材和胡子一样，又急又躁。

为抓紧时间，他谢绝了与站长及其夫人一起去吃晚饭的邀请，而是要求直接把他送到位于马涅什广场的民族大酒店去。

到了酒店，他告诉同事，他要单独采访科马罗夫。如有必要，会通过酒店的服务，租用一辆带司机的轿车。好意遭谢绝后，记者站站长驾车离去了。

杰斐逊去登记入住，高个子的瑞典人酒店经理彬彬有礼，亲自为他办理手续。他的护照留在了酒店前台的服务员那里，因为要复印有关情况供旅游部存档。在离开伦敦之前，杰斐逊已经命令他的秘书通知该酒店，以便让对方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有何等重要。

一进入房间，他就拨打了鲍里斯·库兹涅佐夫在传真里留给他的电话号码。

“欢迎来莫斯科，杰斐逊先生。”库兹涅佐夫用完美的、略带美国口音的英语说，“科马罗夫先生正等待着与您的会面。”

这当然不是真的，但杰斐逊还是相信了。会面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因为俄罗斯政治家科马罗夫整个白天都不在市内。他们将派司机来接他。

马克·杰斐逊满意了。他独自在酒店里吃了饭，然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吃过培根和鸡蛋的早餐后，马克·杰斐逊想去散步，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这项活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能被剥夺。

“散步？”瑞典人总经理困惑地皱起了眉头，“您想去哪里散步？”

“随便哪里都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活动一下身体。或许去对面的克里姆林宫附近看看。”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酒店的豪华轿车，”经理说，“这样更舒服，也更安全。”

杰斐逊不愿意坐车，他要的是散步。但经理至少说服了他把手表和所有外汇现金留下，只带上了一叠百万票面的卢布以便应付乞丐。这些钞票对流浪汉来说足够了，也不会引起别人拦路抢劫——运气还算好的话。

这位英国记者虽然在时政评论部门工作得很出色，但他的记者生涯一直是以伦敦为基地做的时政报道，从来没有作为驻外记者报道过世界的热点新闻。两个小时后，他回到了酒店，似乎不是很高兴。

他以前到过莫斯科两次。第一次是在共产党当政时期，第二次是在八年前叶利钦刚刚执政的时候。那两次，他的活动范围都局限在乘坐出租车离开机场，在豪华酒店和在英国外交官的圈子里。他一直认为莫斯科是一个单调且肮脏的城市，没想到会有今天上午的经历。

他的外表特征很明显，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因此，即使是沿着河边的码头散步，或是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转悠，他总会遭到一些社会弃儿的纠缠，他们似乎到处睡觉。有两次，他认为身后有一伙年轻歹徒在尾随。他看到的轿车似乎都是军车、警车或权贵的豪车。因此，今晚他要向科马罗夫先生提几个尖锐的问题。

午饭前喝酒时，他决定留在酒店里不出去，等待库兹涅佐夫先生打电话给他。他发现酒吧里只有他和一个厌世的加拿大商人，没有其他客人。同是酒吧里的陌生人，他们二人开始聊天。

“你来莫斯科多久了？”加拿大人问道。

“昨天晚上才来。”杰斐逊回答。

“要住很久吗？”

“明天就回伦敦。”

“嗨，你倒是幸运。我来这里已经三个星期了，想做些生意。可我告诉你，这地方有点怪异。”

“生意没做成？”

“哦，不，合同倒是签了一些。我有办事处，也有客户。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加拿大人坐到杰斐逊的桌子边，开始解释。

“我带着木材生意的介绍资料来到这里，在一座新的写字楼里租了个办公室。两天后，有人来敲门了。外面站着一个人，西装革履，穿戴干净时髦。‘早上好，怀亚特先生，’他说，‘我是你新的生意伙伴。’”

“你认识他？”杰斐逊问道。

“根本不认识。他是当地黑手党的代表，想与我达成交易。他们要从我的每一笔生意中提成百分之五十。作为交换，他们替我购买或伪造业务所需的许可证、配额、特许权或者其他书面文件。他们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官方，确保及时交货，而且没有劳务纠纷，条件是百分之五十提成。”

“你叫他滚开。”杰斐逊说。

“那可不行。我很快就明白了，这叫作‘保护伞’，可以提供保护。没有这个保护，就别想很快办成事情。主要是因为，如果你拒绝了他们，你就站不住脚根。他们会捣乱的。”

杰斐逊难以置信地凝视着他。

“天哪，我只听说过这里治安不好，但不知道有这种情况。”

“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共产党倒台后，西方观察家感到惊奇的一个现象，就是俄罗斯黑社会（说得好听点是俄罗斯黑手党）的犯罪率迅速上升。即使俄罗斯人，也开始使用“黑手党”这个名词了。一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实体，是在共产党统治结束后才出现的，其实不然。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存在着大量的黑社会活动。与西西里的黑手党不同，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统治集团，从来没在海外活动过。但它确实存在，而且势力范围分布广泛，各地都有兄弟会，黑帮首领和成员极为效忠组织，愿为其卖命，并以相应的文身来证明这一点。

斯大林曾试图摧毁黑社会，把成千上万的黑社会成员送进了劳改营。其唯一结果是，在劳改营卫兵的默许下，犯人最终控制了劳改营，他们宁愿在里面过着平静的生活，也不想让他们的家人受到牵连或惩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黑手党的老板，实际上是在劳改营的棚屋里操纵他们在外面的企业的。

冷战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个事例是，如果没有黑社会的存在，共产党的垮台时间很可能还会提早十年。最后，即使党的领导人也不得不与黑手党达成秘密协定。

原因很简单：黑手党是苏联境内唯一办事效率高的团体。一家工厂的厂长也许会发现，由于某个阀门的损坏，导致他的主机器停工，如果他通过官僚主义的层层渠道，那么他要等待半年到一年才能拿到新阀门，而在此期间，他的整个工厂将会停工。

或者，厂长可以通过亲戚联系黑手党帮忙。这样，阀门在一星期内就可以到货。随后，他厂里的一批钢板会出现在另一家急需钢板的工厂，而这位厂长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两位厂长都会伪造自己的记录，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正常供销”。

僵化的官僚主义，加上原材料的严重不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导致所有的齿轮和车轮停止转动，这时候，黑市是唯一的润滑剂。苏联靠这个润滑剂来维持生命，在最后的十年里，其经济完全依赖黑市。

黑手党完全控制着黑市。1991年之后，黑市从地下走向繁荣、走向扩展。其扩展的速度非常之快，从以往的非法营生，如酒类、毒品、保镖、卖淫，发展到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黑手党以极快的速度实质性地、无情地接管了经济。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这种结果。首先，在遭受任何挫折时，俄罗斯黑手党有能力立即实施大规模暴力活动，其暴力程度，就连美国黑手党也会被吓倒。任何人，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要是胆敢拒绝黑手党渗入其企业，将会得到一次警告——通常是遭受毒打或纵火，然后是被处死。他们甚至对大银行的行长也采用这样的手段。

第二个因素是警察的无能。共产党倒台后，由于资金和人力不足，警方对大量出现的犯罪和暴力活动没有警觉，也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去对付。第三个因素是到处存在的腐败传统。1991年到1995年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不断持续，这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美元与卢布的汇率是二比一，就价值和购买力来说，这种人为规定的汇率荒唐滑稽，但在苏联国内得到了强制实行。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钱，而是商品，问题是有钱买不到商品。通货膨胀耗尽了人们的储蓄，挣固定工资的职员变成了贫民。

当街上的警察一周的工资还买不起一双袜子时，就很难要求他们在查处伪造驾照时不接受钞票了。

但这只是小的方面。俄罗斯黑手党还渗透到了高级公务员群体中，几乎把整个官僚体系都招募为他们的同盟。在俄罗斯，官僚主义到处存在。因此，许可证、执照、地皮转让和特许经营权等等，全都可以很快地从颁证机关的公务员那里买到，从而为黑手党创造了惊人的利润。

俄罗斯黑手党的另一个能力也给人们留给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从传统的非法营生（依然牢牢地抓住不放）转向了合法生意。美国黑手党人花整整一代的时间才意识到，用非法经营产生的利润去搞合法经营，不但能增加利润，还能洗黑钱。这方面，俄罗斯黑手党只花了五年时间。到1995年，他们已经拥有并控制了国家经济的百分之四十，并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他们的三大专业领域是武器、毒品和侵吞，并以迅捷的暴力行动作为后盾，目标是整个西欧和北美。

麻烦的是，1998年时，他们把生意做过了头。贪得无厌破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1996年，价值五百亿美元的俄罗斯财产被偷盗并非法出口，其中大部分是黄金、钻石、贵金属、石油、天然气和木材。这些物资是用几乎不值钱的卢布从政府机构的官僚那里低价买来的，到国外后以美元出售。其中一些美元重新兑换成巨额卢布，带回国内开展更多的贿赂和犯罪活动，其余的美元则被藏在了国外。

“麻烦在于，”怀亚特先生喝干了啤酒，沮丧地说，“这种出血活动已经搞得过火了。腐败的政治家、更加腐败的官僚主义者和黑帮人物，已经把他们赖以致富的金鹅杀掉了，不会再有金蛋了。你读过《第三帝国的兴起》吗？”

“读过，很久之前。怎么啦？”

“还记得有关魏玛共和国最后日子的描述吗？失业者排起长队，街道上到处都有人犯罪，人们耗尽了终身积蓄，还有施粥场，以及在国家即将破产的时候，侏儒们在议会大厦里的激烈争辩和大喊大叫。嗯，你现在看到的正是那种景象。历史重演了。哦，我要走了，与别人约好了在楼下碰面，一起去吃午饭。很高兴与你聊天，先生，您贵姓……”

“杰斐逊。”

这个姓氏并没有使他想起什么。显然，怀亚特先生不看伦敦的《每日电讯报》。

有意思，在加拿大人离开后，这位伦敦记者这么想着。他从报社资料室的剪报里所了解到的情况表明，今晚要与他见面的那个人或许能够拯救这个国家。

晚上六点半，杰斐逊正在门口等候，一辆黑色加长型海鸥轿车来到他面前。他总是很守时，并期望别人也是如此。他身穿深灰色宽松裤、鲜亮的西装和干净的棉布衬衣，还系了一条加里克俱乐部的领带。他看上去精干、整洁、讲究，百分之百英国人派头。

海鸥轿车穿行在傍晚的车流中，朝北驶向基赛尔尼大街，在花园环路口前转弯，进入一条小街。在接近绿色大铁门时，司机从夹克口袋里掏出通讯器，激活了上面的一个警示按钮。

墙上的摄像头摄录了正在驶近的海鸥汽车，门卫通过监控器检查了汽车及其牌照。车牌号码与他所期待的汽车相符合，然后大门滚动着打开了。

汽车进去后，大门又关上了，门卫走到司机的车窗前。他检验了身份证，朝后面瞟了一眼，随后点点头，把道钉放了下去。

接到门卫的报告后，库兹涅佐夫先生已经在别墅入口处迎候客人了。他把英国记者领到二楼一间设施齐备的接待室，这房间的一边与科马罗夫的办公室相邻，另一边是已故的尼·伊·阿科波夫的办公室。

伊戈尔·科马罗夫不允许别人当着他的面抽烟或喝酒，这个杰斐逊是不知道的。他从未听说过，因为根本没人提起过。不喝酒的俄罗斯人很少见，这毕竟是一个以喝酒来展示男性雄风的国度。杰斐逊看过科马罗夫的许多录像，他以人民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录像里，手里拿着酒杯，以俄罗斯人的方式频频举杯祝酒，看不出是不喝酒的。他有所不知，科马罗夫的酒杯里面装的都是矿泉水。那天晚上，只有咖啡可供选择，杰斐逊婉言谢绝了。

过了一会儿，科马罗夫进来了。他仪表堂堂，五十岁左右，头发灰白，身高六英尺不到一点，一双淡褐色的眼睛被他的支持者描述为具有“催眠功能”。

库兹涅佐夫马上站了起来，杰斐逊也跟着站起来，但动作稍慢了一些。这位公关顾问为他们做了介绍，双方握了手。科马罗夫自己先坐下来，那是一把皮椅子，比其他两人坐的椅子高一点。

杰斐逊从衣服的内侧胸袋里掏出微型录音机，询问对方是否介意。科马罗夫的脑袋朝旁边倾斜了一下，表示对大多数西方记者不会使用速记表示理解。库兹涅佐夫朝杰斐逊鼓励地点点头，示意可以开始了。

“科马罗夫先生，当前的新闻是国家杜马的最新决定，即把临时总统的任期延长三个月，但把明年的总统大选提前到了1月份。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库兹涅佐夫很快进行了翻译，并倾听科马罗夫用响亮的俄语做出回答。科马罗夫说完后，翻译转向杰斐逊。

“显然，我和爱国力量联盟对这个决定感到很失望，但是作为民主人士，我们还是接受了。你应该也知道，杰斐逊先生，我深深热爱的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不是太好。无能的政府长期放任经济挥霍、腐败和犯罪。我们的人民深受其害。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越长，就会越糟糕。因此，推迟总统大选非常令人遗憾。我深信，我们能够在今年10月份赢得大选，但即使是明年1月，我们也照样能够获胜。”

马克·杰斐逊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经历过多次采访，他明白这种回答太做作了、排练得过分了，好像一位政治家多次被问及同一个问题，能够现成地把答案背出来似的。在英美国家，政治家已经习惯于与媒体人士相处，他们会相当放松，叫得出许多记者的名字。杰斐逊感到自豪的是，他的文章能够描绘出丰满的人物形象，既有受访者的原话，又有他自己的印象，从而写出一篇真正的新闻报道，而不是那种冗长枯燥的陈词滥调。但眼前这个人就像是一台自动运作的机器。

多年的记者经验告诉他，相比英美的政治家，东欧的政治家一般更尊重新闻媒体，但这个人却不同。这个俄罗斯人很拘谨、很正式，就像裁缝师傅用的假人一样。

问到第三个问题时，杰斐逊明白了：科马罗夫显然讨厌媒体和整个采访的程序。这个伦敦人试图采用更为轻松的方法，但俄罗斯人没有表示出一丁点的幽默。政治家表现得非常严肃并不奇怪，但这个人极为自大，回答仍然像跟着自动提示机在朗读一样。

他迷惑地看了一眼库兹涅佐夫。这位年轻的翻译显然在美国接受过教育，是双语人才和外向型人才，久经世故，但他对待伊戈尔·科马罗夫就像狗一般忠心。他又尝试了一下。

“您知道，先生，在俄罗斯，总统拥有很大的权力，比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权力要大得多。如果您当选为总统，那么在开始的六个月里，人们能看到哪些变化？换句话说，您首先会做哪些事情？”

回答依然像政治宣传册子上的文字一样程式化。习惯性地提到了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改变官僚主义体制、恢复农业生产和改革货币。当进一步问及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时，回答依然是毫无新意的老一套。换作是西方的政治家，这样的回答肯定过不了关，但显然库兹涅佐夫期待杰斐逊能够完全满意。

回想起之前报社编辑对他的情况介绍，杰斐逊问科马罗夫，他打算如何重振俄罗斯民族的雄风。这时候，他看到对方第一次有了反应。

杰斐逊的话里似乎有什么触动了科马罗夫的某根神经，他好像受到了电击一般。这位俄罗斯人坐在那里，淡褐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杰斐逊被他盯得受不了，于是把目光转向了录音机。他和库兹涅佐夫都没有注意到，爱国力量联盟主席已经脸色惨白，两侧的脸颊上分别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红点。科马罗夫突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进入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了房门。杰斐逊迷惑地朝库兹涅佐夫扬起了眉毛。显然，这个年轻人也感到茫然，但他很快就恢复了礼貌。

“我肯定，总统不会离开太久的。显然，他是突然想起某件急事，必须立即处理。完了之后，他会马上回来的。”

杰斐逊伸手关掉录音机。过了一会儿，在打了一通简短的电话后，科马罗夫回来了，他坐下来后字斟句酌地回答提问。他开始说话时，杰斐逊重新打开了录音机。

一个小时后，科马罗夫示意采访结束。他起身朝杰斐逊僵硬地点了点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到门口时，他招手让库兹涅佐夫跟过去。

过了一会儿，公关顾问回来了，脸色颇为尴尬。

“恐怕我们的交通工具有点问题，”在陪同杰斐逊走下楼梯进入大厅时，他这么说，“您来时乘坐的那辆轿车临时有急用，其他汽车都是正在加班的员工私家车。您坐出租车返回民族大酒店可以吗？”

“嗯，我想应该可以吧。”杰斐逊说，现在他后悔没让酒店派车送自己过来了，要是那样，他可以让汽车等他，“也许你可以打电话帮我叫一辆车？”

“恐怕现在他们不接受电话订车了。”库兹涅佐夫说，“但我可以告诉您到哪里去打出租车。”

他把这位迷惑不解的时政评论员从主门领到铁门边。铁门缓缓打开后，他们来到外面的小街上，库兹涅佐夫指向了一百码远的基赛尔尼大街。

“到了大街上，您马上就可以拦到一辆出租车，这个时候马路上很空，十五分钟之内您就能回到酒店了。希望您能谅解。见到您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先生。”

说完后他就走了。马克·杰斐逊极为沮丧，他沿着狭窄的小巷走向大街，边走边摆弄着录音机。最后，在走到基赛尔尼大街时，他把录音机放回西装的内侧胸袋。他抬头前后张望，寻找着出租车。可以料想，马路上没有出租车。他烦躁地皱起眉头，转向左边，朝着莫斯科市中心走去。他不时地扭过头去，看看后面有没有出租车。

两个穿黑色皮夹克的人看到他从小街出来，朝他们走来，于是他们打开车门下了车。当英国人距离他们只有十码远时，他们不约而同把手伸进夹克里面，掏出上了消声器的自动手枪。他们没有说话，只是分别扣动扳机。两颗子弹都击中了记者的胸部。

子弹的冲击力使杰斐逊停住了脚步。他双腿一软，坐了下来，躯体开始倾倒，但两个杀手已经插到了他的两边。其中一人扶住他，另一人把手伸进他的西装里面，很快从一边的胸袋里掏出录音机，从另一边掏出了钱包。

他们的汽车驶过来，开到旁边，他们跳上了车。汽车轰鸣着开走后，一个路过的妇女看到了地上的身体，以为是一个醉汉，但在看到流淌的鲜血时，她尖声叫了起来。没有人记下汽车的车牌号。记下也没有用，车牌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