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委员会的人数仅限五个，其成员有地域政治组组长、战略组组长和经济组组长，加上毛遂自荐的索尔·内桑森和奈杰尔·欧文。欧文差不多担任了主席的角色，回答了其他人的提问。

“我们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吧，”经济组组长拉尔夫·布鲁克说，“你是否打算去暗杀这个科马罗夫？”

“不。”

“为什么不？”

“因为成功率很低，而且在这个案子里，即使成功，也解决不了问题。”

“为什么不能成功，奈杰尔？”

“我没说不能，只是非常困难。这个人安保措施极为严密，他的保镖和卫队长都不是饭桶。”

“但即使成功，也不解决问题？”

“是的。这个人会成为烈士，另一个人将踏着他的足迹继续横扫全国。很可能会执行相同的计划，继承先烈的遗志。”

“然后呢？”

“所有的政治家都害怕捣乱。我相信，这是美国人的说法。”

房间里有些人苦笑了一下。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一直想去给外国的几位左翼领导人添乱。

“需要准备些什么？”

“预算资金。”

“没问题，”索尔·内桑森说，“要多少，说吧。”

“谢谢。这个以后再说。”

“还有呢？”

“一些技术保障，大多数都是可以买到的。还需要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一个去俄罗斯干某些工作的人，一个优秀的人。”

“那是你的专长。如果——我说如果，经仔细考虑之后，能使科马罗夫名声扫地，使他失去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奈杰尔？”

“其实，”欧文说，“这才是主要的问题。科马罗夫不只是一个江湖郎中。他很老练，富有热情和人格魅力。他能够理解并迎合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他是偶像。”

“什么？”

“偶像。不是宗教圣像，而是一种象征。他代表了某种东西。国家是需要某种东西、某个人或某种象征的，人们可以对其效忠，各种不同的人群会因为它而产生认同，由此团结起来。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象征，人们就会发生内讧。俄罗斯幅员辽阔，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共产党的统治是残忍的，但它达成了团结。南斯拉夫也一样，高压政治下的团结一旦崩溃，我们看到过发生了什么。用意志去达成团结，必须要有这种象征。你们美国有星条旗，我们英国有皇冠。目前，伊戈尔·科马罗夫是他们的偶像，只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破绽百出的偶像。”

“他打着什么主意呢？”

“与所有的煽动家一样，他会利用人们的希望、欲望和爱憎，但主要是利用恐惧。由此他会赢得民心。有了民心，他就会有选票，有了选票，就有了权力。然后他就会利用权力去建立国家机器，去实施《黑色宣言》制定的目标。”

“但如果他被摧毁了呢？那就会回到混乱状态，甚至会引起内战。”

“很有可能。除非能在这个方程式里引入另一个更好的偶像，一个值得俄罗斯人民效忠的偶像。”

“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从来没有过。”

“哦，曾经有过，”奈杰尔·欧文说，“很久以前有过。他是全俄人民的沙皇。”

美国，兰利

1990年9月

图尔金上校，也就是代号为“来山得”的间谍，发来了一封急件，是专门发给杰森·蒙克的。那是一张明信片，画面是东柏林的歌剧院咖啡馆露台。信息的内容简单而又无害。“希望再次见到你。祝好，何塞-玛丽亚。”它是寄给在波恩的一个中情局安全信箱的，邮戳说明是在西柏林的一个邮筒投寄的。

在波恩的中情局人员不知道这张明信片是谁寄来的，只知道是寄给兰利的杰森·蒙克。于是他们转寄过来了。邮件在西柏林投寄并不意味着什么。图尔金只是轻抬手腕，把贴足了邮票的信件通过敞开的车窗扔进了一辆路过的轿车，那是一辆挂西柏林牌照的汽车，正返回西部。他只是简单地对吃惊的司机嘀咕了一声“请帮忙”，然后继续向前走去。等到他的尾巴从街角拐过来时，已经错过了这一幕。好心的柏林人把明信片寄出去了。

这种接触后离开的方法是不值得推荐的，但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明信片上潦草写下的日期很奇怪，是错误的。明信片是90年9月8日寄出的，德国人或西班牙人书写日期的习惯是先写日期，再写月份，最后写年份，即：8/9/90。但卡片上的日期似乎是按照美国人的“月/日/年”顺序书写的：9/23/90，即90年9月23日。对杰森·蒙克来说，其意思是：我想在9月23日晚上九点钟会面。签名处的一个西班牙语名字，意为：情况很严重、很紧急。

会面的地点显然是在东柏林歌剧院咖啡馆的露台。

按计划，柏林城市的最后重新统一，以及德国的重新统一，是在10月3日。苏联对东部的法令将会结束。西柏林的警察将会进来接管。克格勃的行动范围将退缩到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苏联使馆内。一些大型行动必须撤回到莫斯科去。图尔金有可能与他们一起撤走。如果他想逃跑，现在正是机会，但他的妻儿还在莫斯科。学校的秋季学期刚刚开始。

他想说点什么，他想亲口对他的朋友诉说。情况紧急。与图尔金不同，蒙克知道“德尔斐”“猎户座”和“飞马星座”的消失。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担心了。

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后，奈杰尔·欧文爵士把《黑色宣言》的全部复印件，除了他本人的以外，都在他的亲自监督下付之一炬，留下的灰烬随风飘散了。

欧文与主人一起离开了，他感谢主人用格鲁曼飞机把他送回华盛顿。在飞机上，他用安全电话与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位老朋友通了话，定下了一起吃午饭。

然后，他在主人对面的高靠背皮椅里放松了。

“我知道我们不该再问下去了，”索尔·内桑森说，他倒了两杯佳酿的霞多丽葡萄酒，“但我可以问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我亲爱的朋友，当然可以。可我不能保证答得出来。”

“那我就问了。你来到怀俄明州，是希望委员会能批准某种行动，对吗？”

“嗯，我想是这样的。但你们已经都说出来了，比我说得更好。”

“我们都感到震惊，真的。但与会人员中有七个犹太人。为什么是你呢？”

奈杰尔·欧文俯视着机身下面飘过的云层。在他们身下的某个地方，是广阔的麦田，现在或许正在收割麦子，那是粮食。他眼前又浮现出另一个地方，那是很久以前，路途遥远：英国士兵正在阳光下呕吐，戴着防毒面具的推土机司机在把堆积如山的尸体推到深坑里去，臭烘烘的床铺里伸出了骨瘦如柴的手臂，默默地乞讨食物。

“真不知道为什么。经历过一次，再也不想看到这一切重演。可能是我太老派了。”

内桑森大笑起来。

“老派。好，为老派干杯。你要亲自去俄罗斯吗？”

“哦，恐怕这是不可避免的。”

“那就多保重，朋友。”

“索尔，情报机关有个说法：有老特工，也有大胆的特工。但没有大胆的老特工。我会小心的。”

因为奈杰尔·欧文要在乔治敦逗留，他朋友就建议去一家具有法国情调的令人愉快的小饭店，名叫拉夏米埃，距离四季酒店只有一百码远。

欧文先到了那里，在附近找了把凳子，坐下来等待。他是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周围玩轮滑的年轻人纷纷划出一个弧度避开了他。

长期以来，英国秘情局局长要比美国中情局局长内行得多。过去他来兰利访问时，常与其情报同行负责行动和情报的副局长们交往，与他们在一起他感到更为投机。他们很有共同语言，但对白宫以政治目的任命的中情局局长，则并不总是能说到一起去。

一辆出租车停下来，一位差不多年纪的白发美国人下车后付了钱。欧文穿过马路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久不见，你怎么样，凯里？”

凯里·乔丹露出了微笑。

“奈杰尔，你在这里干吗呢？为什么安排午饭？”

“你有意见吗？”

“绝对没有，见到你很高兴呢。”

“那就好，到了里面我再告诉你。”

他们来得有点早，午饭的高峰人群还没出现。

服务员问他们是要吸烟区还是不吸烟区。吸烟区，乔丹说。欧文扬起了眉毛。他们两人都不抽烟。

但乔丹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被引到了后面一个隐秘的卡座里，在那里谈话别人是听不到的。

服务员拿来了菜单和酒单。两人都点了一份开胃菜，然后是一道肉。欧文看了一下酒单，发现了一种很好的龙船庄葡萄酒。服务员微笑了，这酒价格不菲，已经储藏了好长时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把标签递了过去，得到点头认可后，打开瓶塞开始倒酒。

“那么，”在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凯里·乔丹问，“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怀旧？”

“恐怕不是。应该是有个问题。”

“是不是与你在怀俄明州一起开会的那些高级人物有关？”

“啊，凯里，亲爱的凯里，他们真的不该辞退你。”

“这个我是知道的。是什么问题呢？”

“俄罗斯正在发生严重的事情，而且越来越糟了。”

“还有什么新鲜事呢？”

“就这个。比平常更加糟糕。我们两国的官方机构都已经警告要避开。”

“为什么？”

“我想应该是官方的胆怯吧。”

乔丹哼了一声。

“我说，还有什么新鲜事呢？”

“所以……这个……上星期的讨论意见是，也许应该派人去看一看。”

“派人？不顾警告？”

“这是总的看法。”

“那为什么来找我？我已经退出了，已经退出十二年了。”

“你还能与兰利说上话吗？”

“谁也不会再与兰利说话了。”

“所以就是要来找你，凯里。事实上，我需要一个人，能够去俄罗斯，不会引人注意。”

“去执行非法行动？”

“恐怕是的。”

“去与俄联邦安全局作对？”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遭废黜前夕，把克格勃分解了，原来的第一总局改名为俄联邦国外情报局，但仍在原来位于亚谢涅沃的总部办公；负责国内安全的第二总局改名为俄联邦安全局。

“很可能更棘手。”

凯里·乔丹咀嚼着银鱼，他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不，他不会去的。再也不会了。”

“谁？谁不会去？”

“我刚才想到的一个人。也退出了，与我一样。但没有这么老。他很棒，冷静，聪明，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五年前被解雇了。”

“他还活着？”

“据我所知，是的。嘿，这葡萄酒味道不错啊。我一般喝不到这么好的酒。”

欧文加满了他的酒杯。

“他叫什么名字，那个不愿去俄罗斯的人？”

“蒙克，杰森·蒙克。俄语说得与当地人一样好。是我领导过的最优秀的间谍管理员。”

“嗯，即使他不愿意去，你也给我讲讲这个杰森·蒙克吧。”

于是，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前副局长开始了叙述。

东德，东柏林

1990年9月

这是一个温暖的秋日晚上，咖啡馆露台上人头攒动。图尔金上校穿着德国布料、德国缝制的薄西装，显得很普通。看到人行道旁边一张小桌子的一对年轻恋人刚刚起身，他赶紧入座。

在服务员收拾起桌子上的杯子后，他点了一杯咖啡，翻开一份德国报纸看了起来。

因为他的专业工作就是反间谍，对监视很内行，被认为是一名反监视专家。因此，克格勃的盯梢员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他们就在那边：一男一女坐在歌剧院广场对面的凳子上，他们年轻，无忧无虑，都戴着随身听的耳机。

他们都与停在街角的两辆轿车保持着通讯联系，汇报监视的情况并接收指令。抓捕小分队坐在那两辆汽车里，因为，最终的逮捕令已经下达了。

最后的两个情况使得图尔金露了馅。埃姆斯曾经说，“来山得”是在苏联境外被招募的，而且会讲西班牙语。光是外语这个情况就使调查组把核查档案的范围缩小到了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最近刚刚得到证实，另一个嫌疑人第一次去南美厄瓜多尔任职，是在五年前。但埃姆斯说过，“来山得”的招募发生在六年前。

第二个决定性的证据来源于一个聪明的主意，他们查阅了对中情局邮箱公寓发动袭击的那天晚上，从东柏林克格勃总部打出去的所有电话记录。那天晚上的袭击失败了，公寓的房客在袭击前一个小时逃跑了。

记录显示，有人曾用大厅里的公用电话拨打了那套公寓的号码。当晚，另一个嫌疑人在波茨坦。而率领袭击结果扑空的抓捕队长就是图尔金上校。

要不是一位高级情报官要从莫斯科赶过来，正式的逮捕行动会更早开展。他坚持要来逮捕现场，而且要亲自把这个嫌疑人押回苏联。突然，疑犯步行离开了总部的食堂，监视人员没有办法，只能尾随其后。

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摩洛哥擦鞋匠，拖着脚步从咖啡馆旁边的人行道走过来，向坐在前排的顾客做手势询问是否愿意擦鞋。顾客们接连摇头。东柏林人不习惯看到擦鞋匠在咖啡馆里转悠，而其中的西柏林人则大都认为，这个富有的城市里到处都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

终于，流动擦鞋匠得到了一次点头，他赶紧把一个小凳子放到屁股底下，坐到客人面前，迅速挤出黑色鞋油，开始去擦亮那双系带的粗革厚底皮鞋。一个服务员走过来，想把他轰走。

“既然已经开始了，就让他擦完吧。”顾客用带有口音的德语说。服务员耸耸肩走开了。

“好久不见，科利亚，”擦鞋匠用西班牙语低声说，“你好吗？”

苏联人俯身向前，指向需要再上些鞋油的部位。

“不太好，我认为有些问题。”

“告诉我。”

“两个月前，我奉命袭击这里的一套公寓。那里被指控为中情局的一个邮箱。我设法打了个电话，那人及时逃离了。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有人被捕了……招供了？”

“有可能。你为什么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