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锡耶纳[29]，一九七五年</h4>

太阳像一团火球挂在天空，把赤热洒向托斯卡纳地区的这座围有城墙的古城，洒向城里一簇簇屋顶和中世纪的瓦片上。在烈日下，这些瓦片有些呈粉红色，但大多数则在长时间的阳光烘烤下，变成了红棕色或灰白色，在炎热的空气中闪着微光。

突出的房檐排水槽在窗户的上部投下夜晚一般的阴影，但在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那些抹了灰泥的墙壁和古老的砖块则反射着灰白的热光。木制的窗台开裂了，油漆也已剥落。在锡耶纳老城区狭窄的铺有鹅卵石的小巷深处，还有一些阴凉的休憩处，偶尔有几只想打盹的猫在寻找避暑的场所，但当地的居民却不见踪影，因为这一天是赛马节。

在其中一条这样的巷子深处，在比成人肩膀宽不了多少的圆石小路的迷宫里，一位美国游客在匆匆赶路，脸被晒得像牛肉一样发红。汗水淌下来浸透了他的短袖棉质衬衣，身上的薄夹克感觉如同挂在肩膀上的一条毯子。在他身后，他的妻子因为平底凉鞋不合脚，走得踉踉跄跄。

他们曾试图在城里订旅馆，但在这个季节，他们订得太晚了，最后终于在卡索莱德尔萨订到一个房间。租来的那辆汽车因为发动机过热跑不动了，后来他们在城墙外面找到一个停车场，把汽车停在了那里。现在，他们从奥维勒门匆匆奔赴他们的目的地。

没过多久，他们就在这些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小巷子里迷失了方向，步履蹒跚地在滚烫的卵石上行走，脚下像是着了火。这位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牛仔不时地朝人声鼎沸的方向竖起耳朵，试图往那里赶。他那穿戴齐整的妻子只想着赶上丈夫，一边用一本旅游指南手册作扇子扇风。

“等等我。”她叫道。现在他们正在穿越城内两幢住宅之间的又一条狭巷，这些房子曾见证过美第奇家族[30]的科西莫[31]耀武扬威地进城，但即便是那时候，这些房子也已经很古老了。

“快点，亲爱的，”他回过头说，“我们要错过游行了。”

他说得对。在四分之一英里远处，聚集在田野广场[32]上的人群正努力挤向前去，想抢先看到游行队列。临时演员们穿着曾经统治和管理这座城市的锡耶纳十七个主要同业公会的服装，正拉开一场中世纪式的古装游行。根据传统，十七个堂区中的十个要在那天进行赛马比赛，获胜的一方可以为他们的会馆赢得象征荣誉的锦旗。这就是赛马会。不过，首先是游行。

头天晚上在旅馆的房间里，这位美国人已经把旅游手册里的内容念给他妻子听了。

“锡耶纳的堂区或市区，是在十二世纪末叶与十三世纪初叶之间建立的。”他大声朗读。

“那是在哥伦布之前。”她表示反对，就好像在伟大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帕罗斯起航、沿着力拓河进入大海后西行前，在他被人遗忘或是获得荣耀以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对。那是一四九二年。是在哥伦布之前三百年。这里说，开始时有四十二个堂区，三百年后减为二十三个，后来到一六七五年时只剩下十七个。我们明天去看游行。”

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庆典队列中几百名第一批服饰鲜亮华丽的鼓手、乐师和旗手开始进入田野广场。广场周围的十六座宫殿挂满条幅、彩旗和标识物，窗户前和阳台上挤满了有钱人，四万名群众正聚集在赛道的圈子内热烈欢呼。

“快点，亲爱的。”他朝身后叫道。前方的喧闹声变得响亮起来。“我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看这个。我终于能看到那座塔楼了。”

确实如些，曼吉亚塔楼的尖顶已经出现在了前面的屋顶上方。就在这个时候，她被绊倒了，她的脚踝因为鹅卵石和鞋子而扭到了。她叫了一声，随即坐倒在石头路面上。她的丈夫转身朝她跑来。

“哎哟，亲爱的，你怎么回事？”他朝她俯身，关切地皱起眉头。她攥着一只脚踝。

“我可能扭到脚踝了。”她说完哭了起来。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很顺利，现在却万事不顺。

她丈夫朝巷子两头打量，但这些古旧的木门全都上着锁、上着闩。相距几码远的高墙上有一道拱门，从一旁围住了这条巷子。阳光从门洞照进去，那里头好像有一处露天空地。

“我扶你到那儿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他说。

他把她从鹅卵石路面上拉起来，搀扶着一瘸一拐的她走向那个拱门。原来那里是一个铺着石板的院子，里面有一盆盆玫瑰花。谢天谢地，墙边的阴凉处还有一条石头长凳。美国人把他的老婆扶到凉爽的石凳上，她如释重负地坐了下去。

远处，游行队伍的尾巴还在主教座堂广场[33]时，打头阵的人们已经进入了田野广场，市民判官们已经在对旗手的人员、举止和舞旗水平进行品评。之后赛马时，不管谁赢，装备最精良的堂区参赛小组将获得“Masgalano”——一只精工雕刻的银盘。这件奖品很重要，而且在场的观众都知道。美国旅游者弯腰察看妻子的脚踝。

“需要我帮忙吗？”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美国人吃了一惊，转过身去。陌生人背对太阳站在他的上方。游客站直身子。那人细高个子，有一张神情冷静的脸。他们年龄相仿，五十五六岁，不过陌生人头发已花白。他穿着褪了色的帆布休闲裤和牛仔衬衫，看上去像是流浪汉，或是已不再年轻的嬉皮士。他说起英语来很有教养，但有点口音，也许是意大利语。

“我不确定。”美国人狐疑地说。

“你夫人跌倒了，伤了脚踝？”

“是的。”

陌生人跪到院子的石板上，脱去他妻子的凉鞋，轻轻按摩受了伤的脚踝。他的手指很温柔，手法娴熟。美国人在旁边盯着，准备在必要时挺身而出保护他的妻子。

“脚踝没有骨折，但恐怕是扭伤了。”那人说。

“你怎么知道？”丈夫问。

“我确实知道。”那人说。

“是吗？你是什么人？”

“我是园丁。”

“园丁？这里的吗？”

“我种养玫瑰花，打扫院子，保持清洁卫生。”

“但今天是赛马节。你没有听见吗？”

“我听见了。伤处需要包扎。我有一件干净的T恤衫，可以把它撕成布条。还要用冷水敷，以免肿胀。”

“赛马节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从来不看赛马。”

“为什么？人人都去看了呢。”

“因为是今天这个日子。七月二日。”

“这个日子这么特殊吗？”

“这也是解放日。”

“什么？”

“三十一年前的今天，也就是一九四四年七月的第二天，锡耶纳从德军的占领下获得了解放。而且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事，就在这座院子里，一件重要的事情。我相信这是奇迹。我去取水。”

美国人吃了一惊。这位来自堪萨斯州托皮卡的美国人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做弥撒和忏悔，他相信奇迹——罗马主教认可的那些。他这次的意大利夏季之行主要是去罗马，锡耶纳是后来加进行程里的。他朝这座空荡荡的院子打量了一番。

院子三十码乘二十码这么大，两边围有高墙，至少有十二英尺高，其中一面墙体上开有一个门洞，两扇大门敞开着，他就是从那个门洞进来的。另两边的墙更高，五十多英尺，墙上除了一些裂缝外，一片空白，墙头有屋顶，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大型建筑的外墙。在院子的最远端，嵌在大楼墙体里的，是另一扇门。它不是木板做的，而是由一根根木梁用螺栓固定而成，以阻止外人进攻。木门紧闭。门的木料与城市本身一样古老，因为长年累月暴晒在阳光下，除了几处污渍外，早已被晒得泛白。

在院子的一边，从一头到另一头，有一条长长的柱廊，斜屋顶由一排石柱支撑着，在屋檐下形成一个幽深而凉爽的避荫处。这时候，园丁取来了布条和一杯水。

他又跪下来，把布条绷带结结实实地扎到受伤的脚踝上，又把水浇上去浸透布条，当作冷敷。美国人的妻子松了口气。

“你还能去看赛马会吗？”丈夫问道。

妻子站起来，试着走了几步，脸立即扭成一团。脚踝仍在疼。

“你觉得呢？”游客问园丁。对方耸耸肩。

“这些巷子路面不平整，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又非常闹腾。而且，没有梯子和高台的话，你们什么也看不见。但庆祝活动会持续一整晚，你们可以在那时候看露天盛装庆祝，每条街上都有。或者，八月份还有一次赛马节。你们能等到那时候吗？”

“不行。我要养牛。下星期必须回家。”

“哦。那么……你夫人现在能走路了，但得走慢些。”

“我们等一下好吗，亲爱的？”她问道。

游客点点头。他朝院子四周打量了一下。

“是什么奇迹？我没看见有什么圣殿。”

“这里没有圣殿。没有圣人。现在还没有。可有一天会有，我希望。”

“那么，三十一年前的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

<h4 >园丁的故事</h4>

“你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吗？”园丁问。

“那当然。美国海军。太平洋战区。”

“不是在意大利这儿？”

“不是。可我的弟弟是在这里。他曾与马克・克拉克将军[34]一起战斗。”

园丁点点头，似乎在回忆往事。

“整个一九四四年，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半岛边战斗边向前推进，从西西里岛朝北到达奥地利边境。那一年，德军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是一次漫长的撤退。一开始他们是意大利的盟国，但在意大利投降之后，他们成了占领军。

“在托斯卡纳这里，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陆军元帅凯塞林[35]统帅着德军。与他对峙的，是由克拉克上将率领的美军、亚历山大上将[36]指挥的英军和朱安上将[37]统领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到六月初时，西部战线已经抵达翁布里亚北界和托斯卡纳南方。

“南部这里，地形崎岖不平，群山连绵不断，山势陡峭险峻，山谷里溪涧成百上千。盘山而上的公路是车辆通行的唯一道路。公路上很容易埋地雷，还能从对面的山坡上用机枪朝路上扫射。隐藏在山上的侦察兵还能指挥他们身后的炮兵把炮弹准确无误地朝敌军砸去。双方都伤亡惨重。

“锡耶纳成了繁忙的医疗中心。德国陆军的医疗队在这里建起了几座野战医院，而且常常满员。后来实在容纳不下了，便征用了几座修道院。而同盟国军队的战线还在向前推进，凯塞林元帅下令把所有轻伤员送到北方去。德军救护车队昼夜不停地驶向北方，但有些伤员无法动弹，只能留下来。许多士兵因伤重死去，被埋在郊外，床位紧张的压力暂时得到缓解。但到了六月下旬，战斗变得空前激烈，已接近尾声。在六月下旬的十多天里，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德国外科医生来到了这里。他没有临床经验，只能在一旁观看，边学边做。用来睡觉的时间很短，供应也严重短缺。”

夏日的天空中传来一阵欢呼，在视野之外，游行队伍的最后一部分进入了田野广场。每一个堂区的参赛小队都在铺着圆石的宽大沙土赛道上绕行一周。一辆中世纪战车入场了，牛拉着的战车上载有象征盛典与赛马节的锦旗，人群中传来一阵更为响亮的欢呼声。

“锡耶纳这里的德国守军是第十四集团军，指挥官是利默尔森上将[38]。别看报纸上把他们吹得很厉害，因为连续几个月作战，其实许多部队已经筋疲力尽且兵员不足。第十四集团军的主要分遣队是施勒姆上将[39]的第一空降军部队，施勒姆把他从海上得到的所有部队和装备都布置到了锡耶纳南方的山区里。这是利默尔森上将的右翼部队。在左翼内陆更深处的，是已经疲惫不堪的德国陆军第九十装甲掷弹兵师，他们设法挡住哈蒙将军的美军第一装甲师。

“在马克・克拉克上将的美军第五集团军的中央，面对着锡耶纳城的是朱安上将的自由法兰西部队，两翼是他自己的阿尔及利亚第三步兵师和摩洛哥第二步兵师。六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六日这五天的激战中，这些就是被德军拖住的同盟国部队。然后美军的坦克部队插入到德军的装甲兵阵地，锡耶纳遭到了两面夹击，先是东侧的美军，接着是西侧的法军部队。

“后撤的德军连队退了回来，带来了他们的伤员，有掷弹兵、装甲兵、空军野战师和伞兵。六月二十九日，这座城市的南面发生了最后一次激战，随后同盟国军队突破了防线。

“战斗打得激烈残酷，最后演变成白刃战和肉搏战。德军担架兵在夜幕的掩护下进入，尽最大努力救治数百名伤员，既有德军的，也有同盟国军队的，最后把他们带回了锡耶纳。眼见两侧受敌，而且在锡耶纳，整个德军第一空降兵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利默尔森上将请求凯塞林元帅同意拉平他的防线。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于是伞兵们撤回城内。锡耶纳到处是当兵的。伤员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连古旧的女修道院大墙下的这个院子，也被征用为临时掩蔽所和野战医院，以供最后抵达的大约一百名德军和同盟国军队的伤员使用。新来的年轻外科医生被指派去负责这里的医务工作。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

“这里？”美国人问，“这里曾经是野战医院？”

“是的。”

“可这里没有设备，没有水，没有电。条件肯定很艰苦。”

“是很艰苦。”

“我当时正搭乘运输舰回国。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疗养院供伤员使用。”

“你算幸运的。在这里，伤员就躺在担架兵把他们放下的地方。美国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有一百多名德国重伤员。他们确实是躺在这里等死。最后，伤员总数达到了二百二十人。”

“那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呢？”

那人耸耸肩。

“哦，他开始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上级军医派来三名勤务兵协助他。他们去附近的民居里找来床垫、草褥和任何可以躺卧的用具。他们还到处去偷床单和毯子。床单都被用来当作绷带。锡耶纳城里没有河流穿过，但许多个世纪前，锡耶纳人已经建造了错综复杂的地下供水渠网，把山里的溪水引到城内的街道底下，让人们可以从井里打水。勤务兵在最近的一个井上安装水桶、链条和辘轳，把水接到了院子里。

“从附近房子里抬过来的一张巨大的厨房桌子放在这里，就在院子中央的玫瑰花丛之间，作为手术台。药品相当缺乏，卫生就更不讲究了。整个下午到黄昏，他一直全力以赴做着手术。夜幕降临时，他跑到当地的部队医院讨煤油灯。在煤油灯照明下，他继续做手术。但这样还是无济于事，他知道会有伤员死去。

“许多伤员伤势严重，处于昏迷状态。他已经没有止痛药了。有些伤员就在与战友相隔几步远的地方被地雷炸中，另外一些伤员体内嵌着炮弹或手榴弹的弹片，还有一些人的手臂或者腿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天黑后不久，姑娘来了。”

“什么姑娘？”

“就是一个本地姑娘，一个意大利姑娘，他猜想。姑娘很年轻，也许二十岁刚出头，模样很奇特。他看到她在盯着他看。他点点头，姑娘微笑了，他继续动手术。”

“为什么说模样奇特？”

“鹅蛋脸、肤色苍白，看起来相当平静。一头短发，但不是当时流行的波波头，而是发梢有点内卷的童花头。相当优雅，不是非常轻浮的那种发型。穿的则是一件淡灰色的棉布衬衣。”

“她来帮忙了？”

“不，她走开了。她在那些士兵之间静静穿行。他看见她拿了一块布，在水桶里浸了一下，然后去擦拭他们的额头。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放上了那张手术台，他仍在工作。即使知道是在浪费时间，但他还是继续工作着。他才二十四岁，刚刚成为一个大小伙子，却正在承担一份大人的工作。他累得筋疲力尽，尽力不出差错。骨锯用渣酿白兰地[40]消毒一下就用来截肢，家用的棉线涂上蜂蜡就开始缝合伤员，吗啡快用完了，不得不实行定量配给。伤员们痛得尖叫起来，啊，他们叫得多么……”

美国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天哪，”他轻声说，“你就是外科医生。你不是意大利人。你就是那位德国外科医生。”

那人慢慢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就是那个外科医生。”

“亲爱的，我感觉脚踝现在好一点了。也许我们还能看到表演的结尾呢。”

“安静点，亲爱的。就几分钟时间。后来发生了什么？”

在田野广场，游行队伍离开了竞技场，参赛者已经面对着宫殿各就各位了。沙土赛道上只剩下各堂区派出的一名鼓手和一名旗手。他们的任务是用旗帜和编队来展示各自的技巧，随着鼓乐的节拍编排出复杂的图案，在比赛开始之前向人群致以最后的敬礼，这也是为他们各自堂区赢得银质圣盘的最后一次机会。

<h4 >外科医生的故事</h4>

“我彻夜做着手术，直至黎明。勤务兵跟我一样累了，他们把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到桌子上，而我在尽最大努力。黎明前，她走了。那姑娘走了。我没有看见她的到来，也没有看见她的离去。

“太阳升起前有一段空闲。从拱门进来的担架在减少，最后停止了。我有时间去洗手，并在伤员中清点夜间死去的人数，以便安排埋葬事宜。”

“死了多少人？”

“没有。”

“没有？”

“没人死去。那天夜晚没人死去，七月一日早晨太阳升起时也没人死去。那边的角落里有三个阿尔及利亚人，胸部和腹部受伤，还有一个人双腿粉碎性骨折。我是在下半夜对他们动手术的。他们都是很坚强的人，仰面静静躺着，也许回想起了来这里为法兰西战斗并牺牲以前，在马格里布荒凉和干燥的山丘间的各自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会死，正等着真主来召唤他们。但他们没有死。

“就在你夫人坐着的地方，曾躺着一个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小伙子。抬进来时，他双手交叉按着肚子。我把他的手掰开。他是想设法把肠子塞回被撕裂了的肚子里去。我能做到的也就是把肠子放回原来的位置并把腹部缝合。他失血很多，可我没有血浆给他输血。

“黎明时，我听到他在哭，在呼唤母亲。我估计他能撑到中午，但他没死。黎明过后，虽然阳光还没从屋顶上直射进来，但气温已经升高了。当阳光直射时，这个地方将成为火炉。我设法把那张手术台搬到廊柱下的阴凉处，不过外面的那些人就没什么希望了。他们能够熬过失血和昏迷，但也没法对付毒辣辣的阳光。

“在廊道下面的那些人很幸运。那里有三个英国人，全都来自诺丁汉。其中一人向我要过烟。当时我英语水平很差，但香烟这个单词全世界通用。我告诉他，肺部被弹片撕裂的话，香烟是万万不能抽的。他笑着告诉我，当亚历山大将军到来时，他至少可以敬他一支烟。真是疯狂的英式幽默。不过，他们很勇敢，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回家了，但还是不忘开玩笑。

“担架手从战场上返回时，我留住了三个。他们累坏了，态度也很粗暴，但谢天谢地，传统的德意志纪律起了作用。他们接替了工作，原先的三名勤务兵在角落里蜷缩起身体，马上就睡着了。”

“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游客问。

“这一天是这么度过的。我命令新助手们去周围的房舍里寻找绳子、带子和更多床单。我们在院子两头拉起绳子，把床单搭上去并用衣夹夹住，形成一片小小的阴凉处。但温度还是在上升。水是关键。伤病员们呜咽着要水喝，勤务兵用提桶从井里取来水放到院子里，一杯一杯地递送过去。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道谢。

“我祈求来一阵凉风或者太阳快点下山。没有凉风，但曝晒了十二个小时后，太阳西下，温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下午三四点钟时，利默尔森手下的一名年轻上尉意外地走进院子。他停住脚步，凝视着，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吐出一句‘我的天哪’就跑了。我在他身后追赶，大声喊‘我这里需要帮助’。他回过头来说‘我会尽力的’，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也许他确实做了些事情。一个小时以后，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送来了一推车的药品。有止血包、吗啡、磺胺药物等等。太阳下山后，最后一批伤员来了，这次全是德国兵，约有二十人，加上他们，我们这里的伤员总数达到了二百二十名。黑暗中，她回来了。”

“那个姑娘吗？那个奇异的姑娘吗？”

“是的。她出现了，如同头天晚上那样。城墙外面，炮声似乎终于停止了。我猜同盟国军队是在准备他们最后的突破性进攻，以摧毁锡耶纳的防线。我祈求我们能幸免于难，尽管希望渺茫。到最后，除了伤员因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哭声和偶尔的尖叫声，院子里很静。

“我听到她的衣袍靠近我时发出的窸窣声，当时我正在为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装甲掷弹兵动手术，他失去了半边下颚。我转过身，她就在眼前，正把毛巾浸到木桶里的清水中。她笑了笑，在躺在地上的伤员间穿行，跪在他们身边，擦拭他们的额头，轻柔地触摸他们的伤口。我叫她别去碰敷料，但她没理会。”

“那是同一个姑娘吗？”美国人问道。

“是同一个姑娘。没有其他人。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了头天晚上没有发现的细节。她穿着的不是棉布衬衫，而是某种表示宗教级别的服装，那是见习修女的衣服。然后我意识到，她一定来自锡耶纳市内的某个女修道院。而且那件衣服上有个图案，深灰色盖在浅灰色上面，是基督的十字，但有点不同。十字的一条横杠断裂垂下来，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夹角。”

来自大广场的另一声欢呼越过屋顶传了过来。旗手们已经完成表演，之前关在市政官宫殿院子里的十匹马放了出来，来到沙地赛道上。因为这是无鞍赛马会，它们身上配有缰绳，但没有马鞍。赛马会的旗帜在裁判的看台前升起，人群中掀起一阵更响亮的欢呼声。

院子里，游客的妻子站起来试了一下她那受伤的脚踝。

“我觉得我能这样慢慢走。”她说。

“再等一会儿，甜心，”她丈夫说，“然后我发誓，我们一定赶过去看热闹。那么第二个晚上呢？”

“我为最后二十个，也就是最后那批德国伤员动手术，然后我用新到的设备和药品，去给头天晚上的伤员作进一步治疗。我现在有吗啡和抗生素，对于那些最痛苦的危重伤员，我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走得平静些。”

“有人死去吗？”

“没有。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没人死去。那天晚上没有。整个夜晚，那位年轻的修女一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言未发，微笑着，用清凉的井水擦拭他们的脸，触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向她表示感谢，想去拉拉她的手，但她微笑着轻轻走开了。

“我二十四小时咀嚼安非他命提神，但下半夜，药品用完，我已经无事可做，勤务兵们也已经在墙边睡着了。我的罩衣、手上和脸上沾满了其他年轻人的鲜血，我坐在那张锡耶纳居民曾经用来吃饭的手术台旁，脑袋枕着双臂睡了过去。太阳升起时，我被一名勤务兵推醒了。他一直在寻找食物，带回来满满一罐正宗意大利咖啡，那一定是战争开始时就贮藏起来的。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好的咖啡。”

“那个姑娘，那个年轻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么伤员们呢？”

“我很快巡视了遍院子，俯身检查每一位战士。都还活着。”

“你肯定很高兴。”

“太高兴了，高兴得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可能。设施那么简陋，这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战士们的伤势那么严重，我的经验又是那么少。”

“这天是七月二日对吗？解放日？”

“对。”

“那么同盟国军队最后攻进来了？”

“错。他们没有进攻锡耶纳。你听说过陆军元帅凯塞林吗？”

“没有。”

“以我的观点，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被低估的指挥官之一。他在一九四○年获得元帅军杖，但在当时，任何德军上将都能在西线打胜仗。而在节节落败时，要在抗击具有优势的敌军过程中撤退则比较难。

“有一类将军能够乘胜前进，另一类将军能够制订边战边退的计划。隆美尔属于第一类，凯塞林属于第二类。他边战边退，从西西里退到奥地利。到一九四四年，凭着绝对的空中优势、先进的坦克、无穷无尽的燃料和供应品，以及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同盟国军队本应在仲夏时就已横扫整个意大利，是凯塞林让他们步履艰难。

“但与某些人不同，凯塞林不是野蛮人。他富有文化涵养，钟爱意大利。希特勒命令他炸毁横跨台伯河的罗马市内桥梁。那都是建筑瑰宝。凯塞林拒绝执行命令，这帮助了同盟国军队向前推进。

“那天上午我捧着咖啡坐在院子里时，凯塞林元帅命令施勒姆上将不放一枪一弹，把整个德军第一空降军团撤出锡耶纳。没有任何东西遭到损毁或破坏。我还不知道的是，教皇庇护十二世[41]请求过夏尔・戴高乐，在他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奉命占领城市时，不要破坏它。至于利默尔森与朱安之间是否订立过秘密协定，这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他们谁也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都已去世，但他们都接到过相同的命令：保住锡耶纳。”

“没打一枪？没发一炮？没扔一颗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