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们的伞兵在中午之前开始撤出。整天都在撤兵。下午三点钟光景，外边巷子里响起一阵皮靴走路的脚步声，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出现了。冯・斯特格利茨军医总监在战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在总医院时，他连续几天都在做手术，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他站在拱门下，惊奇地凝视着四周。和我在一起的有六名勤务兵，其中两名在负责取水。他打量我那沾满血迹的白大褂，以及那张已被放回亮堂处的厨房餐桌。他打量放在角落里的那堆散发着异味的肢体：手掌、手臂和腿，有些脚上还套着皮靴。”
“‘这地方怎么像一个藏尸所啊，’他说，‘这里就你一个人吗，上尉？’
“‘是的，长官。’
“‘伤员有多少？’
“‘约二百二十人，将军。’
“‘国籍？’
“‘一百二十名是我们的同胞，约一百名是同盟国战士，长官。’
“‘死了多少个？’
“‘到目前为止，没有，长官。’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然后大声说：‘Unmöglich’。”
“这个德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问。
“意思是‘不可能’。然后他朝一排被褥走去。用不着询问，只要看上一眼，他就能知道伤势的类型、轻重和存活概率。跟随他的随军牧师就跪在那里，为那些在太阳升起前即将死去的伤员进行临终祈祷。军医总监巡视完毕回到原来的位置。他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我身上乱七八糟的：倦容满面，浑身血迹，臭哄哄的，而且已经有两天两夜没吃饭了。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最后这么说，‘你在这里完成的任务是无法想象的。你知道我们正在撤出吗？’我说我知道。消息在败兵中传得很快。
“他对身后的军人下命令。一队担架兵从巷子里进来。只抬走德国兵，他告诉他们，把同盟国士兵留给同盟国军队。他在德军伤员中徘徊，只挑选那些能够经受颠簸旅程、翻越基安蒂山抵达米兰的伤员，到那里后，他们才能得到一切最好的待遇。那些被认为完全没有希望的德国人，他让担架兵把他们留了下来。在他下达命令后，七十名德军伤员被抬走了。于是，剩下了五十个德国人，还有同盟国军队的伤员。然后他回到我这里。太阳已经钻到屋后，快要下山了。空气正慢慢变凉爽。他的举止不再粗鲁，看上去只是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
“‘我愿意留下来。’我说。
“‘那意味着要成为战俘。’
“‘我知道，长官。’我说。
“‘好了，对你来说战争毕竟短暂。等到回国以后，希望我们能再次相会。’
“其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他走进那个门洞，转过身来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你能想象吗？将军向上尉敬礼。我没戴军帽，所以没法回敬。然后他便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六个月后，他死于空袭轰炸。我独自被留在这里，与一百五十名伤员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会死去。太阳下山，黑夜降临，我的几盏灯已经耗尽了油。但月亮升起来了，我开始给伤员们分发水。等我转过身时，她又回来了。”
此时，田野广场上传来持续不断的叫喊声。十名骑师全是长得矮小精干的职业选手，他们已经跨上马背，都手持短柄马鞭，这鞭子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骑，还用来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马匹和骑师。搞破坏是赛马会的一部分，这不是一项适合胆小者的活动。赌注是什么无所谓，胜利才是最激动人心的，而且一旦踏上沙土跑道，什么事都会抛到九霄云外。
被当作起跑线的一条粗绳后面有十匹马，它们按照抽签得出的顺序进行排列。每一位骑师都身穿代表自己堂区的鲜艳盛装，头戴帽盔，手握马鞭，缰绳勒得紧紧的。骏马预先来到绳索后面各自的位置上。最后一匹马就位后，发令员抬头看地方行政长官，等他点头便放下绳子开始比赛。人群如同草原上的雄狮一般发出响亮的吼声。
“她回来了？第三个晚上？”
“第三晚，也是最后一晚。我们干起活来配合默契，像是团队合作。有时候我说话，当然是用德语，但她显然没有听懂。她微笑着，但一句话也没说，即便是意大利语。我们从来没有过肢体接触。她照料着伤员们。我取来更多井水，还换了几次药。军医总监留了新的药品和敷料给我。到黎明时，这些补给品全都用完了。
“第三个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的双手手背上各有一块很大的黑斑，大概有一美元硬币那么大。我没去细想这事，直至多年以后。黎明之前，我转回身时，她已经走了。”
“你再也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再也没有。太阳升起后，我看见那边的所有高窗上都飘起了旗帜，没有第三帝国的鹰旗，再也不会有了。锡耶纳人缝制了同盟国军队的旗帜，尤其是法国的三色旗。它们在城内四处飘扬。大概七点钟时，我听见外面巷子里的脚步声正渐渐逼近。我很害怕。我从来没见过荷枪实弹的同盟国士兵，但希特勒曾向我们宣传过，他们全都是杀人犯。
“过了一会儿，五名士兵出现在门洞里。他们皮肤黝黑，军装上沾满了尘土和汗水，很难判定他们来自什么部队。然后我看到了洛林十字。那是法国的。只不过，他们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对我喊了几个单词，但我听不懂。法语和阿拉伯语我都不懂，只好微笑着耸耸肩。我在国防军衬衣和长裤外面套着沾有血迹的罩衫，但他们一定看到了罩衫下面的皮靴，是非常显眼的国防军军靴。他们在锡耶纳以南遭受了重大伤亡，此时此地的我，无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走进院子，大声喊着，在我面前晃着他们手里的步枪。我以为他们要向我开枪了。这时，角落里的其中一名阿尔及利亚伤员轻声叫唤。战士们走过去听他讲了一番话。当他们回来时，语气变了。他们取出一支味道很难闻的香烟，作为友谊的象征逼着我点上火。
“到了九点钟，城里到处是法国人。狂热的意大利居民夹道欢迎他们，姑娘们更是送上热吻。而我则留在这里，与捉到我的人在一起。
“后来，一名法军少校出现了。他会说一点英语，我也一样。我解释说，我是一名德国外科医生，留下来照顾伤员，他们中有些是法国人，大多数是同盟国军队的。他询问躺在地上的士兵，了解到其中有二十名他的同胞，其他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于是他跑到巷子里，大声疾呼要求援助。不到一个小时，所有伤员全被转移到了现在几乎空荡荡的总医院里。我与他们一起过去了。
“我被羁留在护士长办公室里，由一名持枪士兵看守着。与此同时，一名法国上校军医在逐个检查伤员。这一次，他们全都躺在了铺有干净的白床单的病床上，由意大利护士轮班照料着，帮他们擦洗身体并喂他们能够吃的营养品。
“下午，上校军医来到护士长办公室。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法国将军，名叫蒙莎贝尔，会说英语。‘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些人里有一半原本是会死去的，’他说，‘你是怎样医治他们的？’我解释说，我只是用我已有的设备和药品竭尽全力救治。
“他们用法语交谈。然后将军说：‘我们必须为亲属保留记录。那些死者，不管什么国籍，他们的身份识别牌在哪里？’我解释说，没有身份牌，送进院子的伤员没有一人死去。
“他们又交谈了一番，上校军医不时地耸耸肩。然后将军说：‘请你向我宣誓决不逃脱，留下来协助我的同事。有许多工作要做呢。’我当然服从了。我能逃到哪里去呢？德军撤退的速度比我行走的速度还要快。如果我跑到乡间，游击队会杀死我的。之后，由于缺乏进食和睡眠，我就地躺倒睡着了。
“经过一天一夜二十小时的睡眠，洗了澡、吃过饭，我又有足够的精力工作了。在过去的十天里，由法国人治疗的所有法军伤员都已被转移去了南方的佩鲁贾、阿西西和罗马。在锡耶纳这家医院里的伤兵，几乎全都是从院子里转移过来的。
“伤员们的断骨要接好复位并敷上石膏；伤口的缝线要拆开来，里面的损伤要进行妥善修补。然而，原本会发炎并由此致命的伤口却出奇的干净。被撕裂的动脉似乎已经自行愈合了；出血也已经被止住了。上校是来自法国里昂的一位名医；他主刀动手术，我做他的助手。我们一刻不停地动了一天一夜的手术，没有人死去。
“战争的潮水涌向北方。我被允许与上校军医住在一起。朱安上将来医院视察，并为我对法国伤兵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此后，我被派去专门照料五十名德军伤员。一个月后，我们都撤离到了南方的罗马。没有一个德国兵还想再打仗，经由红十字会的安排，他们被遣送回国。”
“他们回家了吗？”美国人问。
“他们全都回家了。”外科医生说，“美国陆军医疗部队把他们的小伙子用船舶从奥斯蒂亚运回美国去了。弗吉尼亚人回到了谢南多厄河谷。得克萨斯人回到了孤星州。那个哭着喊妈妈的奥斯汀小伙子返回得克萨斯，他的内脏仍在体内，腹壁也已经愈合了。
“法国解放后，法国人也把他们的伤员带回了家。英国人带走了自己人，也带走了我。英军亚历山大上将曾来罗马的医院巡视，听说了在锡耶纳这个院子里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再次发誓不逃走，就可以去一家英国医院工作，继续照顾这些德国伤员，直到战争结束。于是我做出保证。德国毕竟已经战败了。一九四五年德国最终投降，和平来临了，我经许可回到已经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故乡——德国汉堡。”
“那么，三十年后你来这里干什么？”美国游客问道。
清晰的尖叫声从田野广场传来。一匹马倒下了，断了一条腿，骑师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余下的九匹马在继续比赛。尽管铺了沙子，但底下的卵石还是会把骨头震得生疼，赛马步伐狂乱，人仰马翻经常发生。
那人耸了一下肩膀，朝四周慢慢地打量了一遍。
“这座院子在那三天里发生的事情，我相信是一次奇迹。但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一名年轻而热切的外科医生，仅此而已。这与那个姑娘有关。”
“赛马会以后还会有的，”游客说，“跟我说说那姑娘。”
“好的。我在一九四五年秋天被送回了德国。汉堡处在英军占领下。开始时，我在英国人的一家大医院工作，后来转到了汉堡总医院。一九四九年，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非纳粹国家——联邦德国，我也转到了一家私人诊所。诊所发展壮大后，我成了合伙人。我娶了一名当地姑娘，我们生养了两个孩子。生活好起来了，德国也繁荣富强了起来。之后我自己开了一家诊所，用财富去创造新的财富，并由此成了富人。但我永远忘不了这座院子，也永远忘不了穿着修女衣袍的那位姑娘。
“一九六五年，结婚十五年后，我的婚姻宣告结束。孩子们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当然很痛苦，但也表示理解。我有了自己的钱，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一九六八年，我决定回到这里找她，只是为了说一声谢谢。”
“那么你找到她了吗？”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找到了。已经过去二十四年，我猜想她应该有四十多岁，跟我差不多。我假定她仍是一名修女，或者，要是她还俗了，那么应该是一名有了自己孩子的已婚中年妇女。所以我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来到这里，在帕特里齐亚租了一间房，开始寻找她。
“首先我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女修道院。共有三座，全是不同的宗教团体。我雇了一名翻译，查访了每座女修道院。我询问了那里的院长嬷嬷。其中的两座在战时就存在了，第三座是后来建的。当我描述了我在找的那位见习修女后，她们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她们还找来了院里最年长的嬷嬷，但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修女，从来没见到过。
“特别之处是她穿过的那种衣袍：浅灰色，胸前缝着一只深灰色的十字。没人认得它。这些女修道院里都没有浅灰色的衣袍。
“我把网撒得大一些。也许她来自锡耶纳以外的宗教团体，在一九四四年德军占领的最后那个星期里，她是在锡耶纳探亲访友。我在托斯卡纳地区闲逛，寻找她所在的女修道院，但一无所获。在我的翻译失去耐心以后，我研究了从前到现在各个修女团体的着装，共有好几款浅灰色的衣袍，但没人见过钉有一条折断了的横杠的十字标志的款式。
“六个星期之后，我意识到希望渺茫。没人听说过她，更不用说见到过她了。二十四年前，她连续三个晚上走进这座院子。她擦拭过濒死士兵们的面孔，还安慰过他们。她触碰过他们的伤口，而且他们没有死去。也许她天生具有通过触摸就能使伤口愈合的能力，但她消失在战火纷乱的意大利，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祝她安好，不管她在哪里，但我知道，我永远找不到她了。”
“但刚才你说你已经找到了。”美国人提醒道。
“我说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外科医生纠正道，“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但仍做了最后一次尝试。这座城市有两份报纸，《锡耶纳快报》和《锡耶纳报》。我在两份报纸上各刊登了一份四分之一版面的寻人启事。同时见报的还有一张画，是我画的她所穿过的那件棉衣的式样，这张草图连同文字一起刊登了出来。启事中还许诺，提供相关线索的人将得到奖励。在我准备离开的那天早上，这份启事上了报。
“我在房间里收拾行装，这时候服务台打电话来，说有人在找我。我带着行李下了楼，预约的出租车将在一个小时内抵达，可我再也不需要那辆出租车了，我也错过了那天的航班。
“在大厅里等待着的是个满头银色短发的小老头，僧人打扮，深灰色的衣袍，腰上围着腰带，脚上穿着凉鞋。他手里拿着一份《锡耶纳报》，翻在登有我的启事的那一版。我们转移到大堂咖啡厅坐下。他会说英语。
“他问我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刊登那则启事。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寻找一位锡耶纳的年轻女士，她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前帮助过我。他告诉我，他叫弗拉・多米尼科，属于一个信奉禁食、祈祷和学习的宗教团体。他自己毕生的研究课题是锡耶纳历史及其中的各种宗教团体。
“他看起来既紧张又激动，要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是如何在锡耶纳遇到一位衣袍上有这种特殊图案的年轻女士的。这事说来话长，我告诉他。我们有的是时间，他回答，‘请告诉我一切’，于是我告诉了他。”
一匹赛马以半个身位的优势越过终点线时，广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九个堂区的会员发出绝望的抱怨声，而第十个，也就是被叫作“豪猪”的堂区会员，则迸发出欢乐的尖叫声。那天晚上，输掉了比赛的九个同业公会免不了在各自的公馆里喝上几杯，佐以颓丧的摇头叹息和惆怅的空想；而在“豪猪”的会馆里，庆祝活动将是一场狂欢。
“说下去，”美国人催促道，“你对他说了什么？”
“我对他说了一切。那正是他想知道、他坚持要了解的。从头至尾，所有细节情况，我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出租车来了，我没理会。但我忘了一个细节，直到最后才想了起来。那双手，姑娘的双手。最后我告诉了他，在月光下我看见的姑娘手背上黑斑的具体情形。
“那僧人的脸色变得如同他的头发一般雪白，他开始用手指拨动念珠，双眼紧闭，嘴唇默默翕动。那时我还是一名路德教教徒，不过后来改变了信仰。我问他这是在干什么。
“‘我在祈祷，我的孩子，’他回答说。‘为什么，兄弟？’我问道。‘为我不朽的灵魂，也为你的。’他说，‘因为我相信，你已经看见了上帝的作为。’然后我请求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诉我，于是他向我讲述了关于仁慈凯瑟琳的故事。”
<h4 >弗拉・多米尼科的故事</h4>
“‘你知道锡耶纳的历史吗？’他问。
“‘不知道，’我说，‘几乎一无所知。’
“‘锡耶纳历史悠久，经历了许多个世纪。有些世纪繁荣太平，但大多数世纪充满战争、鲜血、暴政、世仇、饥荒和瘟疫。但最可怕的，是一三五五年到一五五九年那两个世纪。
“‘在这两百年里，锡耶纳城内外掀起了连绵不断、毫无意义且无利可图的战争。整个城市不断遭受着可怕的雇佣兵的掠夺和袭击，软弱的政府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城民。
“‘你一定知道，那时候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只是一些公国、侯国、小小的共和国和城邦国，这些地方的统治者经常想攻占其他人的领地，有些甚至真的打起仗来。锡耶纳是一个城邦共和国，时常受到佛罗伦萨公国的觊觎，最终，我们被归到了美第奇家族科西莫一世的掌控之下。
“‘但那件事发生在最糟糕的时代，一五二○年至一五五○年，那就是我要说的那段时间。在被称为蒙蒂的五个宗派的统治下，锡耶纳城邦国的政府处于混乱状态。蒙蒂集团内部相互之间争斗不断，最后毁掉了这座城市。一五一二年之前，锡耶纳一直在潘多尔福・佩特鲁齐[42]一个家族的统治之下，他们施行暴政，但至少局势得到了稳定。潘多尔福死后，城市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之中。
“‘市政府本应该是巴利亚，那是一个由地方行政官组成的永久性的委员会，佩特鲁齐是巴利亚的主席，老练而无情。但巴利亚的每位委员同时也是互相竞争的蒙蒂集团的成员。他们没有为管理城市通力协作，而是忙着倾轧相争，结果把锡耶纳给毁了。
“‘虽然潘多尔福本人已死，但该家族仍统治着巴利亚。一五二○年，佩特鲁齐家族的一支旁系生了一个女儿。女孩四岁时，佩特鲁齐家族失去了对巴利亚的控制，于是蒙蒂集团的其他四个宗派便肆无忌惮地争斗了起来。
“‘女孩长大后既美丽又虔诚，颇为她的家族增光。他们全家都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座庞大宫殿里，远离街上的贫困与混乱。其他富家娇生惯养的姑娘们变得即便称不上放荡，也十足任性、邪恶，而凯特琳娜・佩特鲁齐[43]却仍然端庄、娴静，心思都放在宗教事业上。
“‘她与父亲的唯一隔阂是婚姻问题。当时，女孩子十五六岁出嫁司空见惯，但年复一年，凯特琳娜回绝了一个又一个求婚的小伙子，这让她父亲十分恼火。
“‘一五四○年，灾难降临锡耶纳，也波及了周围的乡村地区；饥荒、瘟疫、骚乱、农民暴动和内部派系斗争，把这个城邦国家搅得一团糟。因为有宫殿围墙和父亲的卫兵保护，再加上时间都用来在家看书、做女红和上家庭小教堂做弥撒，凯特琳娜本应该是能幸免于难的。但在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去参加一个舞会，却永远没能抵达。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因为她的告解神父用拉丁语写过一份文件留存了下来，老神父是佩特鲁齐家族的精神导师。那天，她带着一名侍女坐上马车，因为街上很危险，同行的还有六名卫兵。
“‘半路上，她的马车被斜停在街上的另一辆马车挡住去路。她听到了喊声，一个男人在痛苦地尖叫。她不顾身旁伴媪的反对，撩起窗帘朝外看。
“‘另一辆马车属于蒙蒂集团里的一个敌对家族，好像有一名老乞丐在街上跌倒了，使得拉车的马匹受惊后转向。坐在马车上的是一位性格暴戾的年轻贵族，他勃然大怒，跳下马车夺过卫兵手中的棍子，残忍地抽打起乞丐来。
“‘凯特琳娜也毫不犹豫地跳下马车，泥泞的地面弄脏了她的丝绸绣花鞋，她朝那人大喊，要他停下。男子抬起头，她看到那是她父亲希望她与之结婚的一个年轻贵族。对方看到她马车门上的佩特鲁齐盾形标志，停下手里的棍棒，回到自己的马车上。
“‘姑娘蹲在泥地里，扶住老乞丐污浊的身躯。他被打得快要死了。虽然这样的人身上有寄生虫，而且又脏又臭，但在他死去时，她还是用双臂挽着他。传说里是这么讲的：当她俯视着那张精力耗尽、痛苦不堪、沾满泥水和血污的面孔时，她认为她看到了基督临死时的面孔。我们的古代编年史书上说，耶稣在死去前轻声说，照顾好我的人民。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目击者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我们只有一位老教士多年后在一座孤独的修道院里写下的文字。但无论发生的是什么，那些事都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回到家里，在宫殿的院子里烧掉了自己所有的衣物。她还告诉父亲，她要远离尘世，遁入空门。父亲当然没有同意，断然阻止了她。
“‘违拂父亲的意愿，这种事情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她去到城内每一座尼姑庵和女修道院，要求当见习修女，但她父亲派出的信使跑在她前面，于是她到处遭到谢绝。她们全都知道，佩特鲁齐家族余威仍在。
“‘如果她的父亲认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她，那他可错了。她从家里拿走自己的嫁妆财宝，又与蒙蒂集团里的一个敌对家族秘谈，商定了某座庭院的长期租赁事宜。这院子不大，是圣则济利亚修道院的地方，与修道院仅一墙之隔。僧尼们已经不用这块地了。它大约有二十米宽，三十米长，一边有一排廊柱，立在高高石墙下的阴影之中。
“‘为进行更彻底的分隔，院长神父在修道院通往院子的唯一一座拱形门洞里装上了一扇用橡木做成的厚实木门，并用粗大的插销锁住。
“‘在这个院子里，年轻的女士为大街小巷的穷人和贫民们建立起提供庇护的避难圣所。如今，我们称之为贫困救济所，但那时候，当然是没有这种机构的。她剪去飘逸长发，穿上一件普通的灰色棉布衬衣，赤着脚穿行在穷人中间。
“‘在这座院子里，穷人、社会弃儿、跛子、乞丐、贫苦人、流浪汉，因怀孕而被逐出大户人家的女佣人、盲人，还有病人，都找上门来。
“‘他们躺在院子里，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与老鼠和跳蚤为伴。她为他们擦拭身体，照料他们的伤口和脓疮，用她剩余的嫁妆买来食物，为了维持这项事业，还到街上讨钱。当然，她的家庭已经与她划清界限。
“‘但一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人们开始称她为仁慈凯瑟琳，这个院子开始收到来自富人和罪人的匿名捐助。她的名声越过高墙，传遍城内大街小巷。另一个年轻女子放弃优裕的家庭，加入她的慈善事业。然后又有两名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到了第三年，整个托斯卡纳地区都听说过她。她也引起了教会的注意。
“‘你肯定知道，先生，那时候是天主教会最可怕的时期。即使我也不得不这么说。由于长期享有特权和财富，天主教会开始贪污腐败。教会的许多主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过着君主般的生活，骄奢淫逸，追求肉体欲望的满足。
“‘这已经影响到了人民群众，他们在寻找新的指引。这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北欧，情况甚至更糟糕。马丁・路德[44]掀起宗教改革，英格兰国王已经与罗马分道扬镳。在意大利这儿，关于真正的信仰的争议炸开了锅。在仅仅相隔几英里的佛罗伦萨，布道的僧人萨佛纳罗拉[45]遭到严刑拷打，人们要求他认错并放弃新教信仰，之后，他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但即便他死了，反抗的声音仍在继续传播。
“‘教会需要改革，但不是分裂，然而许多当权者看不清这种形势，锡耶纳的主教鲁多维科就是其中之一。他最担惊受怕，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宫殿变成了一个声色犬马、荒淫无度的场所。他包庇纵容富人，以此换取他们的财富。然而在他的城里，差不多就在他眼皮底下，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士以自己的行动做出榜样，使他蒙受羞辱，而且人们全看在眼里。她没有像萨佛纳罗拉那样进行宣讲或煽动群众，但鲁多维科还是感到害怕。’”
在田野广场的裁判台上，赛马会优胜奖被颁发给了获胜的堂区领导人。饰有“豪猪”图案的旗帜得意洋洋地狂舞着。他们即将高歌欢呼，奔赴胜利的宴会。
“我们全都错过了，亲爱的。”美国人的妻子说。她又试了一下受伤的脚踝，发觉现在好多了，“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
“故事只剩一点点了。我答应你，我们等会儿去看所有的庆祝活动和盛装表演，这些会一直闹腾到黎明呢。那么她后来怎么样了？仁慈的凯瑟琳后来怎么啦？”
“‘第二年，主教的机会来了。那年夏天特别热。大地被烤焦了，河流也干涸了，大街上躺满了人和牲畜的尸体，老鼠大量繁殖。然后，一场瘟疫降临。
“‘那是可怕的黑死病，成千上万人病倒死去。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淋巴腺鼠疫，是由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但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愤怒的神明显灵，降难于世，要安抚愤怒的神，得有一个牺牲品。
“‘当时，为使自己和三名助手与城里的其他修女有所区别，凯特琳娜设计了一个图案，绣在她们四人所穿的衣袍上：耶稣的十字架，但有一条横杠折断了，以表示上帝为他的子民以及他们的行事方式感到悲痛。我们之所以会知道这一情况，是因为那位年迈的告解神父在多年以后写下了这些回忆。
“‘主教宣称这个图案代表异教，并煽动了一伙暴徒，其中的许多人从他那里得到了报酬。他宣称，这次瘟疫来自那座院子，是由晚上睡在那里但白天聚集在街头的乞丐们传播的。人们愿意相信该有人对他们的病负责。暴徒们于是向这座院子奔去。
“‘年迈的记录者现已作古，但他声称，自己从多个来源听说了所发生的事。听说暴徒们冲过来时，三个助手把破毯子披在棉衣外头，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凯特琳娜留了下来。暴徒们破门而入，殴打了在那里的男女老少，把他们赶到城墙外，任凭他们在乡野中挨饿，自生自灭。
“‘然而，暴徒们把愤恨都发泄在了凯特琳娜身上。她必定是处女，但他们按住她，对她多次施暴。暴徒中一定有主教卫队的士兵，蹂躏完之后，他们把她钉在了院子尽头的木门上，她最后死在了那里。’
“就这些，”德国人说，“七年前弗拉・多米尼科在酒店咖啡厅里就告诉了我这些。”
“没有了？”美国人问道，“他没有再说别的吗？”
“还有一些情况。”德国人承认道。
“告诉我，请告诉我所有情况。”美国游客请求说。
“嗯，根据那位老僧侣所说，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就在谋杀发生的当晚，城里来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山丘上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天黑得使太阳，乃至后来的月亮和星星，全都失去了光辉。然后就开始下雨了。那场雨前所未有，它凝聚了极大的力量和愤怒，似乎整个锡耶纳城遭到了高压水枪的喷淋。暴雨下了整整一夜，并持续到第二天上午。然后雨过天晴，云开日出。
“‘锡耶纳已经被荡涤干净，聚积在每一处裂缝内的污垢都被冲走了。洪水冲过街道，从城墙的缺口流淌出去，汇入到下游的山溪中。雨水带走污物和老鼠，如同基督的泪水一般，洗刷了坏人的罪行。
“‘几天后，瘟疫开始收敛，不久便消失。那些参加了暴行的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其中一些人回到这个院子，里面空荡荡的。他们从门上取下那具残破的遗体，想按基督教习俗掩埋，但神父们害怕主教，怕担上异教徒的指控，于是，几个胆子大的人把尸体装上一辆垃圾车，拉出城来到乡间。他们把尸体烧了，把骨灰撒进山溪里。
“‘佩特鲁齐家族的告解神父用拉丁语记载了这一切，他没有写确切的年份，甚至没有写明月份和日期。但在另一本编年史中，提到了那场特大暴雨的确切时间。那是一五四四年的七月份，大雨是在二日傍晚开始下的。’”
<h4 >结局</h4>
“赛马节的日子，”美国人说，“也是解放日。”
德国人微微一笑。
“赛马节的日期是后来定的，德军的撤退则是巧合。”
“可她回来了。四百年之后，她回来了。”
“我相信是这样。”德国人静静地说。
“照料战士们，就像照料那些强暴了她的人。”
“是的。”
“那么她手上的标记呢？是被钉到木门上时钉子穿过的孔？”
“是的。”
美国游客凝视着那扇橡木门。
“那些污渍，是她的血？”
“是的。”
“噢，天哪。”游客说。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问道：“那么你是在照顾这个花圃？为了她？”
“我每年夏天来这里。清扫院子，料理玫瑰。这只是向她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她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今天是七月的第二天。她还会来吗？”
“也许会来，也许不会。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无论男女老少，锡耶纳今晚没人会死。”
“这肯定会有开支，”游客说，“要使这里保持原样是有成本的。如果有什么事……”
德国人耸耸肩。“也不一定。墙边的凳子上有一只捐款箱，是在为锡耶纳的孤儿们募捐。我觉得她会喜欢这种方式。”
这位游客在美国人里也算是慷慨大方的。他把手伸进夹克，摸出厚厚一叠纸币。他转向捐款箱，抽出六张塞了进去。
“先生，”他一边扶起他的妻子，一边对德国人说，“我很快就要离开意大利，飞回美国堪萨斯了。我要去经营农场，养牛。但我不会忘记，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曾经来过她死去的这座院子，而且只要我活着，就会永远记住仁慈凯特琳娜的故事。来吧，甜心，我们也去看热闹。”
他们离开院子，转入巷子，朝通往远处传来欢庆喧闹声的街道走去。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从她原先一直藏身的廊柱阴影深处走了出来。
她也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上衣，头发编成紧凑的玉米辫子，脖子上挂着一串具有民族特色的珠子。她的肩上还斜挂一把吉他，右手晃荡着一只沉重的背包，左手拿着她自己的手提袋。
她站到男人身边，从自己的胸袋里掏出一支大麻烟卷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递给他。
“他留下多少？”她问。
“五百美元。”男的说。他说话已经没有了德国口音，完全是英国伍德斯托克西部的腔调。他倒空木箱内的美元，把钱塞进自己的衬衣口袋。
“这故事很棒，”他的伴侣说，“我喜欢你讲故事的风格。”
“还行吧。”嬉皮士谦逊地说，一边提起自己的帆布背包准备离开，“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总是信以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