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第一天，星期二</h4>
街角上一家小便利店的老板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至少，他声称看到了。
当时他在店里靠近橱窗的位置，正在重新布置，好让陈列的商品看起来更怡人。他抬起头时，看见一个人正在过马路。那人毫不引人注目，要不是他走路有点跛，店主肯定很快就会把目光移开。店老板之后作证，当时街上没有其他人。
那天天气炎热，空气似乎凝固了，让人感到闷热难受。在一层薄薄的灰云笼罩下，这条名字极其可笑的天堂路一如既往地荒凉、破败，位于充斥着涂鸦、毫无生气、滋生罪恶的一片住宅区的中心，玷污了莱顿、埃德蒙顿、达尔斯顿和托特纳姆之间这一带的风景。
三十年前，在盛大的开盘典礼上，青林园小区被誉为“为劳动人民提供的新型经济适用型政府公房”。光是小区的名字就够让人起疑的了。这里没有青草、没有树林，且自中世纪起就没有见到过果园。实际上，它是由崇尚世界共产主义的市政委员会规划，并由那些其实喜欢住在乡间小别墅里的建筑师们设计的一座灰色的混凝土古拉格。
此后，青林园走下坡路的速度比比利牛斯山上的环法自行车赛选手还要快。到一九九六年，那些连接着阴森住宅区的拥挤的走廊、地下通道和小巷子到处都是污痕和尿渍，只有到了晚上，这里才显得有些活力，流氓地痞、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在自己的地盘上徘徊漫游，与当地的毒品贩子进行肮脏的交易。
那些相当受人尊敬的退休工人们试图保卫自己年轻岁月里的旧品德，整日守在防盗门后，唯恐遇上外面的流氓团伙。
这个街区的楼房都有七层高，楼门前都有一条露天通道，两头都有一座油腻的楼梯井，楼房之间曾经是青草地。几辆锈迹斑斑的废弃汽车已被掏空了内部零件，匍匐在横跨公共娱乐广场内的几条小路上。穿过这几条狭窄的通路，就是天堂路。
曾几何时，这条购物街的商铺也有过繁荣兴旺的时期，但偷盗行窃、恶意毁坏，被砸碎的窗玻璃和因种族歧视而滋生的欺凌行为，把店主们搞得筋疲力尽，大多数商店后来都关门停业了。半数以上的店铺门面上都覆盖着被涂满了涂鸦的胶合板或卷帘门，少数仍在苦心经营的商店都装上了护栏网。
街角上，维吉・帕特尔先生仍苦苦支撑着他的店面。十岁那年，因为再也无法忍受伊迪・阿敏[26]的暴政统治，他跟随父母亲从乌干达移民到这里。英国接纳了他们。他十分感激，他热爱他的第二祖国，遵纪守法，努力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九十年代道德水准的持续堕落退化困惑不已。
有块地方被伦敦警察厅称为东北象限，陌生人晃到那里去很不明智。那个跛脚男子就是个陌生人。
在他距那个街角只有十五码距离时，两个男人从两家钉上了板条的商店之间的一条水泥路面小巷里冒了出来，走到他面前。帕特尔先生僵住了，继续注视着。他们长得不一样，但都来势汹汹。他对这两种人都很了解。其中一人很壮，剃了个光头，长着张猪脸。即使相隔三十码距离，帕特尔先生也能够看见他左耳垂上闪着光的耳环。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脏兮兮的T恤衫，硕大的啤酒肚垂在他的宽皮带上。他在陌生人面前摆好了四平八稳的架势，陌生人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停下脚步。
第二个人的身材较为苗条，穿着淡色斜纹裤和灰色的拉链开襟防风衣，长而油腻的头发贴在耳后。他溜到陌生人背后守着。
大个子举起右拳，伸向将遭抢劫的那个人。帕特尔先生看见拳头上有金属的反光。他听不见他们的交谈，但他看到大个子嘴唇张合，在对陌生人讲话。在这种时候，被害人应该交出钱包、手表以及身上带着的所有值钱物品。运气好的话，抢劫的人夺得战利品后就会跑开，受害者说不定可以幸免于皮肉之伤。
陌生人可能太傻了才会这么做。他在数量和重量上，都敌不过对手。根据他的灰白头发可以推断，他已经人到中年，加上跛脚，他显然无法行动自如。但他反击了。
帕特尔先生看见陌生人的右手从身侧提上来了，动作相当快。他似乎稍稍摆动了一下臀部，并转动双肩以增加打击力度。这一拳重重地砸在了大个子的鼻梁上。即使隔着玻璃墙，帕特尔先生也能听到，原先如哑剧般的沉默被一声痛苦的尖叫所打破。
大个子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用双手捂住脸。帕特尔先生看见，那人的指缝间隐约淌着血。后来在录口供的时候，这位老板不得不停顿一下，以便更仔细地回顾当时及之后发生的事。长头发从陌生人背后出手，一记重拳打在他腰上，然后又在中年人的腿凹这儿踹了一脚。这就够了。受害人倒在了人行道上。
在青林园住宅区，人们穿的鞋子，要么是运动鞋（可以快速奔跑），要么就是皮靴（可以踢人）。这两个行凶者都穿着皮靴。倒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像胎儿般蜷缩着身体以保护要害部位，但有四只皮靴向他身上轮番踢来，那个一只手仍捂着鼻子的大个子歹徒，还朝他的脑袋踢了上去。
据这位店主估计，他们踢了差不多有二十几下，也许更多，直到受害者停止了扭动和翻滚。长头发弯腰拉开陌生人的夹克衫，把手伸向内袋。
帕特尔先生看见那只手伸出来，拇指与食指间夹着一只钱包。然后那两个人都直起身来，转身跑回那条水泥路小巷，消失在了住宅区那迷宫般拥挤的小巷子里。在离开之前，大个子从牛仔裤里拉出T恤衫，捂住鼻子里流出来的鲜血。
店老板帕特尔先生看着他们消失，然后走到他放了部电话的柜台后面。他拨了999报警电话，因为女接线员坚称，报警者表明身份后她才能召来应急服务机构，他便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完成这些手续后，帕特尔先生要求接线员派警察和救护车来。然后，他回到了橱窗前。
那人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没人去照料他。这里不是人们喜欢凑热闹的那种街道。帕特尔先生很想穿过马路去提供帮助，但他不懂急救知识，担心在搬动那人时反而会帮倒忙，也担心自己的小店，担心歹徒会折返。所以，他只好原地等着。
警车首先抵达，花了不到四分钟时间。车内的两名巡警在接到电话时，碰巧正在半英里之内的公路上巡逻。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区以及天堂路的位置。春季种族骚乱时，他们也都在当班。
当警车“吱”的一声停下，警笛声渐渐减弱时，坐在副驾驶座的警察下车朝人行道上的那个人跑了过去。另一名留在方向盘前，用无线电确认救护车已经出发。帕特尔先生能够看见，两位警察都在察看街对面他的商店，核实拨打999报警电话的门牌号码，但他们都没有朝他走来。这事可留待以后做。当救护车闪烁着灯光、鸣着喇叭从街角转过来时，警察们都把视线转了过去。目瞪口呆的路人已在天堂路两头聚集起来，但人们都保持着距离，没有走近。警方之后会找他们要目击者的证词，但那无疑是浪费时间。在青林园小区，人们只看热闹，从来不帮助警方。
车上下来两名专业而又经验丰富的急救人员。对他们来说，对警察也同样，程序就是程序，必须照规矩办。
“看起来他被抢劫了，还被打了一顿，”跪在受害者身旁的那位警员说，“好像被揍得挺厉害的。”
急救人员点点头，开始工作。没有外伤需要止血，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固定脖子。对遭受冲撞或重击外伤的受害人而言，如果颈椎已经受损，再被外行人的胡乱搬动进一步伤害，很可能会当场死去。这两个人迅速给受害者安上一只半硬质的护颈以防止脖子左右摆动。
下一步是把他抬上担架，以固定颈椎和脊椎。这工作在人行道上便可完成。在此之后，才能把那人放到担架车上，再抬上救护车。急救人员动作麻利，效率很高。不到五分钟，他们就准备好可以出发了。
“我和你们一起去，”人行道上的那位警员说，“受害人也许要录一份口供。”
应急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都十分清楚谁干什么和为什么。这可以节省时间。急救人员点点头。救护车是他的岗位，负责的人是他，但警察也有工作要做。他已经明白伤员开口说话的可能性非常小，于是只是轻轻地说：“离得远一点。这可是个重伤员。”
警员爬上救护车，坐在靠近驾驶室的安全隔板那儿。司机“砰”地关上车尾的门，跑向驾驶室。他的同伴俯身察看担架上的伤员。高音喇叭一经拉响，那些瞪着双眼的旁观者便让开一条路。不消两秒钟，救护车就飞驰过天堂路，驶上交通堵塞的公路。警员仍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正在工作的急救员。
气管，气管必须畅通。气管如果被血液和黏液阻塞，就会使病人窒息，致死的速度几乎与被子弹击中一样快。急救员用一只小吸泵吸出少量黏液，差不多是一个吸烟者体内会有的量，不过没什么血。气管畅通后，呼吸还是较浅，但足以维持生命。安全起见，急救员把与氧气袋连接的一只氧气面罩盖在了肿胀的脸上。快速的肿胀使他忧虑，这种迹象他知道得太清楚了。
脉搏检查：正常，但非常快，这是颅脑可能损伤了的另一种迹象。人脑的意识状态按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来说，最高为十五。完全清醒、意识清晰时是十五比十五。指数表明，伤员现在的昏迷指数是十一比十五，而且在不断下降。数字三是重度昏迷，再下降，就是死亡。
“去皇家伦敦医院，”他高声喊道，盖过了救护车的警报声，“急诊室，还有神经外科。”
司机点点头。其他轿车和卡车都已经靠边停下了车，于是他闯红灯穿过一个十字路口，然后转向白教堂疾驶而去。位于白教堂路上的皇家伦敦医院有一个设施先进的神经外科。离救护车位置较近的那家医院没有神经外科，不过，如果需要神经外科治疗，多开几分钟路程很有必要。
司机与控制中心通话，报出他在南托特纳姆的确切位置以及预计抵达皇家伦敦医院的时间，要求急诊室的抢救小组做好准备。
坐在救护车里的急救员是对的。头部重伤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之一，尤其是在遭到袭击之后，是整个脸部和头部的软组织会迅速隆起，变成一张面目模糊、巨大而又肿胀的滴水嘴兽[27]的脸。这个伤员还躺在人行道上时，面孔就已经开始发肿；当救护车驶入皇家伦敦医院的急诊室停车道时，他的脸已经肿得像一只足球了。救护车后门被迅速打开，担架放下来，传到了抢救小组的手中。医学顾问卡尔・贝特曼先生手下有三位医生：一位麻醉师，两位初级医生；另外还有三名护士。
他们围住担架，把伤员（仍躺在担架上）转移到他们自己的担架车上推走了。
“担架要还给我。”急救员喊道，但没人理他。他不得不第二天再来取回担架。警察也跳下车来。
“我应该去哪里？”他问道。
“去那里，”急救员说，“但别挡路。”
警员顺从地点点头，从旋转门进去了。他仍想着能从伤员这里得到口供，但他唯一听到的话来自一位高级护士。
“坐在这里，”她说，“别碍事。”
不到半个小时，天堂路已是人声鼎沸。在当地被称为“多佛尔监狱”的多佛尔街警署派来一位穿制服的督察负责侦查工作。案发现场的街道两头已经被条纹带隔离开来，十几名警察在那里忙碌，集中查访沿街的商店及其上面的六层公寓。案发现场对面的公寓楼尤其受重视，因为如果从那里朝下看，也许能看到犯罪的全过程，但这工作收效甚微。老百姓的反应从真诚的抱歉到断然否认和勃然大怒。挨家挨户敲门查询的工作还在继续。
那位督察很快便致电刑事调查局的同级警官，因为这显然是侦缉人员的工作了。在“多佛尔监狱”，正在食堂里悠闲地喝茶饮酒的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被艾伦・帕菲特侦缉警司叫去，艾伦要求他接手天堂路的抢劫案。杰克声称正在处理一系列窃车案和一件交通肇事逃逸案，而且第二天上午要去法院。他的申诉没有成功。人手紧张，没有办法。八月，讨厌的度假月份，他很不高兴地离开了。
他与搭档卢克・斯金纳侦缉警长差不多和警方搜查顾问同时抵达现场。警方搜查顾问团队从事的是一份极不愉快的工作。他们身穿厚厚的连体工作服，戴着防护手套，任务是在犯罪现场寻找线索。但线索通常不是马上就能找到的，所以工作程序是搜集、装袋，之后再去分拣、辨认。这工作又脏又累，还得手脚并用，在一些令人讨厌的场所爬着进行。青林园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地方。
“他们偷走了一只钱包，杰克，”已经与帕特尔先生谈过话的那位督察说，“而且其中一名袭击者的鼻子被打破了。他逃跑时，撩起T恤衫用下摆捂住了脸。也许有血洒到了地上。”
伯恩斯点点头。警方搜查顾问们手脚并用地在发臭的水门汀路面上寻找物证，穿制服的警察们则努力在找其他的目击证人。这时，杰克・伯恩斯走进了维吉・帕特尔先生的商店。
“我是伯恩斯探员，”他自我介绍，并出示了证件，“这位是斯金纳警官。我想，你就是拨打999报警电话的人？”
帕特尔先生给杰克・伯恩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恩斯是德文郡人，加入伦敦警察厅已经三年了，一直都待在“多佛尔监狱”。在他的家乡德文郡，人们随时随地愿意尽力帮助警察，但伦敦东北地区则完全不同。帕特尔先生使他想起了德文郡。帕特尔先生是真心想提供帮助。他的证词详细、清楚、准确。在斯金纳做的冗长笔录中，他确切地解释了所看到的一切，清楚地描述了袭击者的衣着。杰克・伯恩斯很喜欢这样的人。如果在安特布和埃德蒙顿地区发生的所有案子，都有像维吉・帕特尔那样的证人就好了。当他在斯金纳警长的手写笔录上签名时，黄昏开始降临青林园小区。
“如果你愿意，先生，我想让你到警署来看一些照片，”伯恩斯最后这么说，“你也许能指认这两个人。如果我们能够确切知道应该找的是什么人，那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帕特尔先生表示抱歉。
“今天晚上不行，请你们谅解。现在店里就我一个人，而我晚上十点才关门。但明天我弟弟会回来，他去度假了。你们也知道，八月份是度假的季节。明天上午我可以出来。”
伯恩斯想了一下。明天上午十点半去法院，有个犯人要取保候审。这事只能交给斯金纳了。
“上午十一点钟怎么样？你认识多佛尔街警署吗？到了前台找我就行了。”当他们穿过街道走向他们的车时，斯金纳说：“这种事情不是经常能遇到的。”
“我喜欢这个人，”伯恩斯说，“当我们抓住那些狗杂种时，我们也许会有一个结果。”
在驱车返回多佛尔街的路上，伯恩斯督察通过无线电话了解到那个伤员被送到了何处，以及是哪位警官在照管他。五分钟之后，他们联系上了。
“我要他身上的所有东西——衣服、财物，全部都要装袋送到警署，”他告诉年轻的警官，“还有身份证。我们现在还是不清楚他的身份。你拿到所有这些后，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派人来接替你。”
卡尔・贝特曼大夫并不关心躺在担架车上的伤员的名字和地址，也不关心是谁把他打成了这个样子。他关心的是如何让他活下来。担架车从停车道直接被推入了急救室，抢救小组立即开始工作。贝特曼大夫确信那人多处受了伤，但规则很清楚：首先要对付致命的，然后再治疗其他。于是，他按照ABCD程序开始了抢救。
A是气管（Airway）。急救员做得很好。尽管有一些轻微的喘息声，但气管是畅通的，颈部已经被固定住。
B是呼吸（Breathing）。顾问医生撕开伤员的外套和汗衫，用听诊器检查胸部和背部。
他发现有两根肋骨骨折了，但如同左手指关节粉碎性骨折或嘴巴里的牙齿缺损了一样，都不会危及生命，因此可以先放一边。尽管肋骨骨折，但伤员仍有规律地呼吸着。如果伤员停止呼吸，施行骨科大手术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倒是脉搏使他担忧。脉搏已经超过正常的八十次，上升到了一百多次。太快了：这是可能有内伤的一种症状。
C是循环（Circulation）。还不到一分钟，贝特曼医师就备妥了两根静脉留置针。通过其中一根抽取了二十毫升血，立即送交化验。接着，在其他检验的进行过程中，通过伤者的两条手臂把一升晶体液输入他体内。
D是伤残（Disability）。这方面情况不好。伤者的脸和头已经不成人形，而格氏昏迷指数现在是六比十五，而且还在不断下降，非常危险。伤者的大脑受了重伤，卡尔・贝特曼不止一次地感谢那位不知名的急救员，幸亏他多花了几分钟时间把伤员送到了设有神经外科的皇家伦敦医院。
贝特曼大夫打电话给扫描室，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他马上把伤员送过去。然后，他又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资深神经外科医师保罗・威利斯大夫。
“我这里有一个颅内积血的伤员，保罗。格氏指数现在是五，而且还在下降。”
“拍完片子后立即送到我这里来吧。”神经外科医生说。
当初被打倒在地时，那人穿着袜子、鞋子、内裤、领口敞着的衬衫，系有一条皮带的长裤、夹克和一件轻便防水外套。腰部以下的裤子和鞋袜不成问题，已经直接被脱掉。为防止颈部和头部的震动，外套、夹克和衬衫则被剪去了。然后，所有这些衣物连同口袋内的物品都被装进塑料袋，交给了在外面等待的那位警员。不久，当接替警员抵达后，他带上这些物品返回多佛尔街警署，呈交给一直等待着的杰克・伯恩斯。
头部扫描证实了卡尔・贝特曼最为担心的事情：伤员有脑出血。血液正在压迫大脑，这种压力足以致命，而且造成的伤害不可逆转。
晚上八点十五分，这位伤员被送进了脑外科手术室。扫描清楚显示了颅内受压迫的部位，主治医师威利斯大夫根据扫描结果来寻找，他知道，从某个点进去可以径直抵达出血处。他在伤员的脑壳上钻了三个小孔，然后按照标准脑外科手术的方法，用锯子把孔连起来，锯出一块正三角形的颅骨。
移去这块三角形的颅骨后，造成压迫的积血被抽去了，造成血液漏入颅脑的动脉血管裂口被结扎了起来。血块去除后，压力随即消除，大脑又能充分地扩张至其原有的范围之内了。
把三角形骨片放回去后，将头皮缝合起来，随后扎上厚实的绷带，直至两者都自然结合并痊愈。尽管伤势较重，但威利斯先生仍充满希望地认为手术很及时。
人体是一套很不可思议的古怪装置。它可以因小小的蜜蜂的叮蜇而死去，也可以经受大面积创伤而存活。当血肿被清除、大脑完全恢复其内腔尺寸后，病人可在几天之内恢复知觉和神志。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由于麻醉药仍未消退，没人知道手术的效果。到第二天如果还没有恢复，人们就会有所担心了。威利斯先生用消毒药水清洗双手和双臂之后，换掉衣服，回到了在伦敦郊外圣约翰林地的家中。
“屁都没有。”杰克・伯恩斯说，他的眼睛盯着那些衣物和个人物品。后者包括半包香烟、半盒火柴、几枚硬币，一块脏兮兮的手帕和一把拴着红线的钥匙，显然是在某地的房门钥匙。这些物品是从裤袋里取出来的。夹克衫里则一无所有。不管那人还带着其他什么东西，肯定是放在了钱包里。
“这是一个整洁的人，”斯金纳说，他一直在查验衣物，“皮鞋不值钱，而且修补过，但擦得很亮。裤子也不值钱，已经穿旧了，但裤缝笔挺。衬衣，领口和袖口已经起毛了，但也被烫过了。这个人一贫如洗，但尽力保持着仪表的整洁。”
“嗯，我倒是希望他在裤子的后袋里放着一张信用卡，或者是写给他本人的一封信。”伯恩斯说。他在按要求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目前，我只得暂时称他为UAM了。”
美国人称这种人为“约翰・多伊”，伦敦警察厅则称之为UAM，即“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Unidentified Adult Man）。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但仍然使人感到炎热。两位刑警把文件资料柜锁上，在回家之前还有时间到外面去喝上一杯。
在一英里之外，那个整洁的人仰面躺在皇家伦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他的呼吸浅显，但有规律，夜班护士每隔一段时间为他检测脉搏，还是太快。
杰克・伯恩斯喝了一大口啤酒。
“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自言自语地抱怨着。
“别担心，伙计，我们很快就能查清楚。”卢克・斯金纳说。但是他错了。
<h4 >第二天，星期三</h4>
对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来说，这是一个忙得焦头烂额的日子。这一天有两项收获、两个失望和一大堆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过这在破案过程中也稀松平常。如同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那样手到擒来的案子，刑警们极少遇到。
他的第一次成功要归功于帕特尔先生。这位烟杂店老板在十一点整来到了警署的接待室，一如既往地渴望提供帮助。
“我想让你看一些照片。”当他们在一个像是电视屏幕的东西前坐下来之后，伯恩斯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刑事档案室的入案照片是夹在一大本或者好几本相册的塑料薄膜里的。伯恩斯仍喜欢这种老式的方法，因为证人可以前后翻动，直到他们作出选择。但这种过程现在已经电子化了，歹徒的面孔都出现在了荧光屏上。
首先出现的是一百张照片，是警方认定的伦敦东北地区的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倒不是说仅限于这一百个，实际上要多得多，但伯恩斯从“多佛尔监狱”所熟悉的那些先开始。维吉・帕特尔先生是刑警们梦寐以求的帮手。
当第二十八张面孔在屏幕上闪现时，他说：“这个。”
他们凝视着的是一张残忍的面庞，还含有相当的愚蠢和同等的邪恶。身材粗壮，剃着光头，戴着耳环。
“你能肯定吗？以前从没见过他？比如说，以前从没到过你的店里？”
“没有，以前没见过。但他就是鼻梁上挨了一拳的那个人。”
图片说明中显示，该人叫马克・普赖斯，下面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当第七十七张面孔闪现时，帕特尔先生作出了第二次指认。那人长着一张灰黄色的长脸，一头直发垂在两侧的耳后，名叫哈利・科尼什。帕特尔指认这两张面孔时都毫不迟疑，对于其他面孔，他审视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两秒钟。伯恩斯关掉机器。刑事档案室会有那两个人的全套档案。
“当我追踪并抓住这两个人后，要请你来参加列队辨认。”伯恩斯说。店老板点点头。他很愿意。在他离去之后，卢克・斯金纳评论说：“哇，伙计，这样的人真是难得啊。”
在等待刑事档案室的电脑调出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全套资料期间，杰克・伯恩斯把头探进了刑事侦缉科的警卫室。他要找的那个人俯身在一张写字台上填写表格。
“查利，能跟你说一句话吗？”
查利・库尔特比伯恩斯年长，但仍然是一名侦缉警长，他已经在“多佛尔监狱”干了十五年。对于当地的歹徒，他了若指掌。
“那两个吗？”他哼了一声，“十足的畜生，杰克。不是本地人，大约是三年前搬来的。犯的都是低智商的小案子。行凶抢劫、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足球流氓，加上一些人身伤害什么的。两人以前都蹲过牢。怎么了？”
“这次是严重的人身伤害，”伯恩斯说，“昨天把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踢成了昏迷。有他们的地址吗？”
“手头上没有，”库尔特说，“最后听说的是，他们合住在公路旁一座抢占来的空房里。”
“不是在青林园里吗？”
“应该不是。那里通常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一定是偶然经过那里。”
“他们背后有没有帮派？”
“没有。他们都是单干的。只是会一起出没。”
“是同性恋吗？”
“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估计不是。科尼什曾犯过一次猥亵罪，对一个姑娘。但后来让他给逃脱了。女的改变了主意。很可能是受到了普赖斯的恫吓。”
“吸毒吗？”
“这方面不知道。更像是酒鬼。酒吧斗殴是他们的专长。”
这时，库尔特的电话响了，于是伯恩斯就走开了。刑事档案室的资料送过来了，上面记载着那两个人的地址。伯恩斯去见他的上司——艾伦・帕菲特警司，让他批准自己的请求。下午两点钟，地方法官对那处列名的房产签发了搜查令。两位有持枪证的警官从枪械室里领取了随身武器，加上伯恩斯、斯金纳与其他六名警官——其中一名扛着一把砸门用的冲击锤，组成了一个十人搜查小组。
突击搜查安排在下午三点。那座房子既陈旧又破败，一旦某个房地产商获得了该地块的开发权，肯定会把它拆掉。在过渡时期，门窗封上了板条，水电和煤气也已经被切断。
油漆斑驳的房门在轻推之后没能推开，于是警官用冲击锤把门锁撞落，一行人跑上楼梯。两个歹徒各自住在楼上肮脏、简陋的房间里。两个人都不在家。两位武装警官把手枪收进枪套。搜查开始了。
搜查小组在寻找一切可疑物品。钱包及其原先的内容、衣物、靴子……他们可不客气。如果说他们到达时这里还算一处花哨俗气的抢占住房，那么当他们离开时，它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温馨的家了。但他们只获得了一份战利品。那是团起来塞在旧沙发后面的一件污秽的T恤衫，前襟沾有血渍。它被装进塑料袋，并做上了标记。所有其他衣物也被同样处理了。如果取证科的人员能在这些衣物上找到肯定是从受害人衣物上掉下来的织物纤维，那就能证明这两个歹徒当时确实在现场，而且曾与跛脚男子有过肢体接触。
当搜查员们在屋内寻找物证时，伯恩斯和斯金纳来到了街上。邻居们大都见过那两个歹徒，谁也没说他们的好话，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半夜三更酒醉后吵吵嚷嚷地回家，况且，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八月的一个中午会在什么地方。
回到警署后，杰克・伯恩斯开始打电话。他要求全面搜寻这两个不见了的人。他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咨询皇家伦敦医院的急救外科医师卡尔・贝特曼大夫，然后分别致电了另三家医院的急救室。圣安妮路医院的一位初级医师为他带来了好消息。
“明白了。”伯恩斯搁下电话时喊了一声。一位优秀的侦探具有猎人的直觉，证据正慢慢拼凑到一起的良好感觉引起了肾上腺素的飙升。他转向斯金纳警长。
“去圣安妮路。找急救科的梅尔罗斯医生做一份详细的笔录，再让她签个字。带一张马克・普赖斯的照片去作辨认。把昨天整个下午的急救医疗记录本复印下来。然后把所有这一切带回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斯金纳问，他注意到了伯恩斯说话的语气。
“与普赖斯描述相符的一个破了鼻子的男人，昨天去了那里。梅尔罗斯医生发现他的鼻子伤了两处。在我们找到他时，那只鼻子已经被重新矫正过并扎上了厚实的绷带。而梅尔罗斯会作出确凿的指认。”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你猜猜。刚好五点，昨天下午。”
“天堂路袭击事件之后三个小时。这案子我们快要得到结果了。”
“是的，小伙子，应该是的。快去那里吧。”
斯金纳离开后，伯恩斯接到了警方搜查顾问团队的警长打来的电话。消息令人失望。前一天太阳下山前，他们手脚并用爬遍了犯罪现场的每一寸土地，对那里作了彻底的检查。他们已经爬进了每一个角落和裂口，检查了每一条胡同和小巷，采集了每一块污秽的草皮和滑溜的排水沟。他们已经搬移并倒空了能够找到的仅有的五只公用垃圾桶。
他们找到了一些使用过的安全套、肮脏的注射器和油腻的食品包装袋等这种地方典型的生活垃圾。但他们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找到钱包。
科尼什肯定是把那只偷来的钱包塞进了自己的口袋，等到有空时再去检查里面的钱物。现金他会拿走并花掉，其他物品则扔在某个地方，但不会是青林园小区里。而且他居住在半英里之外。那是很大一片地方，会有太多垃圾箱、太多条巷子、太多废铁桶。钱包可能在任何地方，但也有可能——要是幸运的话——仍留在他的口袋里。他和普赖斯可不是参加《智多星》[28]的料。
至于普赖斯，他用T恤衫捂住流血的鼻子，以防鼻血落在人行道上，直到离开这个小区。不管怎么样，一位优秀的目击证人，以及袭击之后三个小时在圣安妮路医院治疗鼻子创伤的证据，对于一天的侦查工作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他的下一个电话是贝特曼大夫打来的。消息也有点让人失望，但还不是灾难性的。他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则令人鼓舞。那是库尔特警长打来的，他对该地区比其他人都熟悉。库尔特在电话里告诉他，科尼什和普赖斯正在达尔斯顿打桌球。
伯恩斯下楼梯时，卢克・斯金纳刚好步入前厅。他从圣安妮路医院的梅尔罗斯医生那里获得了一份完整的证词，还有身份证明和医疗记录的复印件，普赖斯是用真名挂号就医的。伯恩斯让斯金纳锁上这些物证，然后与他一起坐车出发。
当警察抵达时，那两个歹徒仍在玩桌球。伯恩斯尽量长话短说，公事公办。他有一辆警用面包车和六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作为后援，现在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门窗。打桌球的其他人只是用幸灾乐祸的神色注视着。
普赖斯用他那双猪眼睛狠狠盯着伯恩斯，他的鼻梁上裹着一大块石膏。
“马克・普赖斯，昨天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你涉嫌参与了在埃德蒙顿对一名不明身份的成年男子的恶性人身伤害。我现在逮捕你。你可以保持沉默，但如果你拒不回答以后你要在法庭上据以陈述的问题，那么对你的辩护是非常不利的。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普赖斯慌乱地看了被视为主脑的科尼什一眼。科尼什轻轻地摇了摇头。
“滚开，该死的。”普赖斯说。他被转过身来，扣上手铐后押解出去。过了一会儿，科尼什也跟着出来了。两个人都被带上了警方的面包车，与六名警官坐在一起，随这支小小的车队回到了“多佛尔监狱”。
手续，总是需要办理手续。在返程的车上，伯恩斯请部队医疗警官立即赶到警署。他不想在以后受到投诉，指责警方粗暴地对待疑犯的鼻子。而且他还需要一份血液样本，以便与T恤衫上的血迹进行比对。如果T恤衫上沾有受害人的血迹，那将是有力的证据。
在他等待昏迷病人的血样送来的时候，他就右手拳头询问了贝特曼大夫，得到了令他失望的答复，陷入了沉思。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逮捕是在下午七点十五分，这给了他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此后，要么他的上司能再给他十二个小时，要么地方法官让他延长二十四个小时。
作为一名实施拘捕的警官，他必须再写一份报告，签好名，附上连署人的姓名。他需要医疗警官的证词，以证明那两个人的身体状况都适合接受审问。他还需要他们所有衣物和口袋里的物品，以及他们的血样。
卢克・斯金纳一直像老鹰一般盯着那两个人的举动，确保自他们从桌球房被带出后押上警车起，没从口袋里往外扔过东西。但没人能阻止科尼什向警方提出现在就想要一位律师的请求。在此之前，他一句话也没说过。其实，这个要求他不是说给警察，而是说给他的同谋听的。普赖斯清楚地听明白了这话的意思。
办理手续花了一个小时。黄昏开始降临。医疗警官离开了，他留下了证词，即这两个人都适合受审，还有关于拘留时普赖斯鼻子的状况。
两个歹徒被分开囚禁起来，都穿上了纸质的连体囚服。两人都喝了茶，之后还会有食堂做的英式早餐。照规定来，一切都照着规定来。
伯恩斯把目光转向了普赖斯。
“我想简单了解一下案情。”普赖斯说，“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科尼什也同样。他只是微笑着坚持要律师来。
当班的律师是卢・斯莱德先生。他的晚饭被耽搁了，但他坚持说要在上床就寝前会见他的当事人。临近九点时，他抵达了多佛尔街，见到了两个当事人，并在会见室里与他们二人待了半个小时。
当他出来时，他对伯恩斯说：“如果你愿意，那么你可以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审问他们了，侦缉督察。但我不得不说，我的当事人不会招供。他们否认这项指控。他们说，事件发生时他们不在那里。”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处理过类似的案子。他已经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并且一个字也不相信，但这是他的工作。
“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伯恩斯说，“但这个案子很清楚，而且证据确凿。如果他们承认，我也许会相信受害人是在倒向人行道时把脑袋跌伤了。根据他们的前科记录……也许要在‘维尔’待上两年吧。”彭顿维尔监狱在当地被称为“维尔”。
私下里，伯恩斯知道那位伤者的身上多处被踢伤，而且斯莱德也意识到他知道了。
“该死的家伙，伯恩斯先生。我也不相信他们的鬼话。他们想否认。根据规定，我需要你所得到的一切证据。”
“会及时给你的，斯莱德先生。我也需要及时得到不在场证明。你跟我一样清楚那些规定。”
“你能把他们拘押多长时间？”斯莱德问。
“到明天晚上七点十五分。从我的上司那里得到额外的十二小时还不够，明天我肯定还要从地方法官那里申请延续拘押，晚上最后的听证会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
“我不会反对。”斯莱德说。他知道不应该浪费时间。这是两个歹徒，已经把人打得半死。地方法官毫无疑问会同意延长拘押。“至于审问，我想你们是坚持要进行的，但根据我的意见，他们是什么也不会吐露的。”
“恐怕是这样。”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回家去吧。明天上午九点钟怎么样？”
这样约定之后，斯莱德回家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在拘留所里过夜。伯恩斯还有最后一通电话要打。他接通了皇家伦敦医院，找重症监护室的值班护士。那个伤者也许，只是也许，已经苏醒过来了。
那天晚上，保罗・威利斯大夫也工作得很晚。他为一位年轻的摩托车手动了手术，那人从阿奇韦山冲下来时似乎想打破陆上速度记录。这位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心里明白，摩托车手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在值班护士放下听筒后，他接听了伯恩斯的电话。
二十四小时的麻醉药效已经过去了。既然药效过去了，他希望能见到苏醒的迹象。在回家之前，他再次去查看了那个跛子伤者。
没有变化。监视器显示了有规律的心跳，但血压还是太高，这是大脑损伤的一种迹象。根据格氏指数，伤者仍在三比十五上下波动，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再观察三十六小时，”他告诉值班护士，“我原先指望到周末能够脱离危险期，我星期六上午再来。如果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我就不来了。情况好转时，你留个信息让我知道，留在这里也行，留到我家里也行。如果到星期六上午九点仍没有变化，我就需要重新扫描拍片。请为我做好预约。”
第二天就这么过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吃饱喝足后，在“多佛尔街监狱”的拘留室里发出了如雷般的鼾声。受害人仰卧在有暗淡的蓝色灯光照明下的病房里，他的身上连着三台监视仪器，他的思绪则漂到了遥远的地方。
威利斯先生暂时抛开他脑中的病人，在他那位于圣约翰林地的优雅住宅里，开始观看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一部意大利式西部片。卢克・斯金纳警长及时赶上了与汉普斯特德学校戏剧系的一名漂亮学生的约会，他们是一个月前在戏院酒吧里遇见的，当时他们都去听了一场贝多芬音乐会。这种（听贝多芬的，不是和姑娘约会的）情调是他在“多佛尔监狱”的食堂里断然不会提及的。
杰克・伯恩斯督察回到了他卡姆登镇的家里，给吐司配上了一些烤豆子作为晚餐。家里空荡荡的，他希望妻子珍妮和儿子们能从他的家乡德文郡萨尔科比度假归来。他曾指望能及时赶过去与他们一起度假。八月份，他想，讨厌的八月份。
<h4 >第三天，星期四</h4>
对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审问一无所获。这不是杰克・伯恩斯无能；他是一位老练而又经验丰富的审讯官。他知道普赖斯是两个人里比较笨的那个，于是先提审他。审讯室里，卢・斯莱德律师静静地坐在他的当事人旁边，伯恩斯开始了。
“听着，马克，我们已经知道你有权保持沉默。但这案子有一位目击证人，他从头至尾全都看到了，而且他会出庭作证。”
他等待着。没有回应。
“说明一下，我的当事人拒绝陈述。”斯莱德律师轻声说。
“那么，他击中了你的鼻梁，马克。砸破了你的鼻子。怪不得你发火了。为什么老家伙会那么做呢？”
普赖斯也许咕哝了一声“我不知道”，或“愚蠢的老家伙”。那是陪审团所希望听到的话。他承认了自己在犯罪现场。普赖斯瞪着双眼，但保持着沉默。
“然后还有你的血，马克。从受伤的鼻子上流下来的。我们已经得到了血样，小伙子。”
他很仔细，没说明血样仅仅是从T恤衫上，而不是从人行道上得到的，但他也没有说谎。普赖斯朝斯莱德投去了惊慌的一瞥。斯莱德也显得焦虑不安。私下里，这位律师知道，如果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他当事人的血样，通过DNA化验证明是普赖斯而不是其他人的血，那就无法进行辩护了。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有时间改为抗辩。根据公开原则，他将坚持要求伯恩斯把获得的全部证据呈交出来，并将延迟开庭预审。所以他只是摇摇头，于是普赖斯继续保持沉默。
伯恩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每一个被告身上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宣告结束。
“我要申请延长警方的拘押。”普赖斯和科尼什被押回拘留所后，他这么告诉斯莱德，“今天下午四点如何？”
斯莱德点点头。他将会到场，但不会说什么。没必要说。
“而且明天上午我要在圣安妮路安排两队人员供辨认。如果我得到两个结果，我将正式提出指控，然后是拘押等待预审。”他补充了一句。斯莱德点头后离去了。
在驾车返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斯莱德律师认为，事情并没有照着他当事人的意愿发展。伯恩斯干得很好：仔细、彻底，不会犯下辩方所指望的愚蠢错误。私下里，他也认为他的当事人绝对有罪。他已经看过他们的案底；地方法官在那天下午也会看到这些材料。不管神秘的目击者是谁，如果他是一个受尊敬的人，而且坚持他的证词，那么普赖斯和科尼什将会在铁窗后面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多年前，警方曾在警署里安排列队辨认。新办法是在市里的不同地点进行辨认。与“多佛尔监狱”最近的地点是在圣安妮路上，离梅尔罗斯医生工作和普赖斯曾去治疗过鼻子的那家医院不远。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每一个地点都配有最新的列队平台、灯光和单面透视镜用于辨认，证人不会被疑犯看见，不会发生疑犯用目光威胁证人保持沉默的事情。这些场所还有一系列随时听候召唤，外貌、肤色和身材、体型各不相同的男人和女人，可在短时间内组成一支供辨认的队伍。这些志愿者每出场一次可得到十五英镑的报酬，在队列中站立一会儿，然后就可以离开。伯恩斯要求安排两排人，并仔细说明了疑犯的身材、外貌，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
卢克・斯金纳留下来对付新闻媒体，因为伯恩斯对媒体颇为反感。反正，斯金纳能应付得更好。他是那种相当稀有的人，是接受过公学教育的警察，在食堂里饱经冷嘲热讽，但在有些场合很有用。
所有的媒体询问都要通过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有一个新闻处，专门处理公众事务；现在他们要求一份简短的声明。这仍然是一个没怎么引起公众兴趣的案件，但重伤的被害人仍身份不明，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陈述。斯金纳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关于受害人的完整描述，而且肯定没有图片，因为伤者头部肿大且裹着绷带，无法为之画像。
于是斯金纳只能求助于公众，自星期二以来，在托特纳姆或者埃德蒙顿地区，有没有离家或离开工作单位后就此失踪的人。一个走路时明显跛脚的男人，年龄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一头短短的灰发，中等身高，中等身材。八月是一个没什么新闻的月份；媒体也许会发表这篇报道，但不会作为重点新闻。
但有一份报纸也许会对此大肆宣染，因为他有一位熟人在那家报社。他与《埃德蒙顿和托特纳姆快报》的一位记者一起吃了顿午饭。这是覆盖着与“多佛尔监狱”管辖范围相同的本地报纸。那位记者做了笔记并答应尽力去办。
民事法庭也许会在夏天休庭度长假，但刑事法庭从来不会停止工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违法事件是由地方法院审理的，执法工作差不多一星期七天，全年每星期都在进行。日常的许多工作是由非职业治安法官承担的，他们不拿报酬，而是作为履行公民义务来工作的。他们处理大量的轻量级违法事件——交通违章、签发拘留令或搜查令、饮酒执照延长、小偷小摸和公共场所的打架斗殴。还有批准警方提出的延长拘留，以及还押监狱等待开庭的要求。如果地方法庭遇到严重违法案件，现代的惯例是由一位领薪的地方法官——即一位合格的律师，来进行审理。
那天下午，海伯利科尔内法院的三号法庭是由三位非职业治安法官负责的，庭长亨利・斯佩勒是一位退休的校长。案件非常简单，只花了一点点时间。
审理结束后，普赖斯和科尼什被带走，用车送回了多佛尔街。杰克・伯恩斯向帕菲特警司进行汇报。
“这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杰克？”多佛尔街警署刑事调查局警司问道。
“遇到了挫折，先生。开始时发展得很快、很好，有一位目击者声称从头到尾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是马路对面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店主，一位好公民，对指认身份毫不犹豫，并准备作证。我还缺少从受害人那里偷走的钱包，以及普赖斯和科尼什当时在现场的证据。我已经知道了普赖斯鼻子受了伤，以及三个小时后在圣安妮路治疗鼻子的情况。这与证人的陈述完全相符。”
“那么，你遇到了什么挫折呢？”
“我需要得到能与恶棍联系起来的钱包，需要取证工作加快速度，还需要了解受害人的身份。他现在依然是一个UAM。”
“你准备指控他们吗？”
“如果帕特尔先生明天能在队列中指认他们，我是想指控的，先生。他们休想逃脱这个案子。他们两人都有罪。”
艾伦・帕菲特点点头。
“好吧，杰克。我会尽量催促取证小组。有情况随时告诉我和皇家检察院。”
在皇家伦敦医院，黄昏又降临了，但重症监护室里的那个人没能看见。手术之后已经过去了四十八个小时；麻醉的效力早就消失了，但他一动也不动。他的思绪依然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h4 >第四天，星期五</h4>
报纸上刊登了那篇报道，按卢克・斯金纳的要求，安排在了一个较好的版面上：头版第二条新闻。记者为文章起了一个很好的标题：“警察询问：神秘的跛脚男子——他是谁？”该报道还附有对袭击事件的描述，并提及两位当地人“在帮助警察查询”。这与医院发布的公告差不多，常常把极度痛苦的人描述成为相当“舒适”，其实恰恰相反，而且人尽皆知。
记者详细描述了受害者，他的身高、体型、短短的灰白头发以及明显的跛脚，然后用黑体大写字母的询问作为结束：“有人见过这个跛足的男人吗？”斯金纳警长抓起一份报纸带着去食堂吃早餐。他对报道的内容相当满意。一条小小的侧边栏提及了对疑犯的拘留更新并延长了二十四个小时。
十一点钟，普赖斯和科尼什乘面包车去到圣安妮路上的身份辨认场所。伯恩斯和斯金纳与帕特尔先生一行也随后抵达。辨认安排了两个队列，各有一名疑犯和八名长相类同的群众。由于普赖斯鼻子的伤情，他所在队列里，其他八个人也在鼻梁上敷了石膏。
帕特尔先生毫不犹豫。在二十分钟时间内，他成功指认了那两个人，并再次确认，愿意为自己的证词出庭作证。伯恩斯很高兴。两个歹徒都没有看见他，都没有帮派同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帕特尔先生不会受到恫吓。
他们驾车把帕特尔送回他的小商店。志愿者们得到报酬后离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又被关进了囚室。伯恩斯打算回去后对他们提起正式指控。
伯恩斯和斯金纳刚走进警署准备安排起诉事宜，前台的一位值班警长叫住了他们。
“杰克，有人打电话找过你。”他看了下记事本，“阿米蒂奇小姐，一位花商。”
伯恩斯感到糊涂了。他没有订购过鲜花。不过话说回来，妻子珍妮再过一星期就要回来了。一束鲜花倒是有助于增添浪漫气氛。好主意。
“是关于一位跛脚男人的。”警长说。
伯恩斯拿起地址，与斯金纳一起回到了车上。
阿米蒂奇小姐还有个孪生姐妹。她们在上高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卉店，一半商品摆放在店堂里，另一半陈列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面对着川流不息的去往南方海伯利或者北方工业区的车河，承受着如波浪般翻滚而来的汽车尾气。
“也许是那个人，”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说，“他似乎与描述的相符。你们说是星期二上午，对不对？”
伯恩斯督察与她确认，星期二上午没错。
“那人买了一束鲜花。不是很贵的那种，实际上，差不多是店里最便宜的花。六枝法兰西菊。从样子上来看，他没有多少钱，真是个可怜的人。现在报纸上说他被打伤了。”
“受了重伤，小姐。他不能说话，处于昏迷状态。当时他是怎么付费的？”
“哦，他付的是现金。”
“是硬币吗？从裤袋里掏出来？”
“不。他拿出了一张五英镑纸币。从一只钱包里。我记得当时他把钱包掉在了地上，是我替他捡起来的，因为他脚不太利索。”
“是什么样子的钱包？”
“便宜货，塑料的，黑色。然后我就还给他了。”
“你看见他把钱包放在哪里了吗？”
“放进他的口袋里了。夹克衫口袋。内袋。”
“你能让我看一下法兰西菊吗？”
他们返回多佛尔街警署食堂吃午饭。伯恩斯因为失望而显得忧郁。信用卡是会留下记录的：姓名，还能从信用卡公司获知地址或银行账号。但是现金……
“在八月份的一个下午，手里拿着一束鲜花？会去干什么呢？”他问斯金纳。
“把花献给女朋友？送给母亲？”
两个人都把盘子推到一边，对着茶杯皱起了眉头。
“先生？”
这是一声羞怯的呼唤，来自于长餐桌的另一头，是由一位刚从培训学校毕业的非常年轻的女警官发出来的。杰克・伯恩斯朝桌子那一头看去。
“嗯？”
“我有个想法。请问你们是在谈论那个跛脚男人吗？”
“是的。我正需要别人能给个好主意。你有什么想法呢？”
她脸上一片绯红。年轻的新警察通常是不会去打断资深刑警谈话的。
“先生，如果他是在那个地方，那么应该是走向前方五百码远的公路和公交车站。而他身后五百码处，有一个墓地。”
伯恩斯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他问那姑娘。
“档案分类，先生。”
“那可以留着以后再做。我们去墓地看一看。来吧。”
与往常一样，斯金纳开车。出身当地的这位女警察指引方向。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地，排列着几百个墓穴。墓地由当地市政府所有，但疏于管理。他们从一个角落开始，一排排墓碑逐个巡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姑娘先找到了。
当然，花已经凋谢了，但确实是法兰西菊，在一潭污水中淹淹一息。墓碑上显示，里面埋葬着梅维斯・琼・霍尔的遗骨。上面还标有生卒年份、日期以及“安息吧”的字样。死者是一位老妇人，去世时已经七十岁，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年。
“看她的出生日期。一九○六年八月。上星期二是她的生日。”
“但她与跛脚男人是什么关系呢？”
“也许是他母亲吧。”
“有可能。那么他也许是姓霍尔。”伯恩斯说。
回去时，他们在经过阿米蒂奇的花店时停了下来。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证实那些法兰西菊应该是从她的店里购买的。回到多佛尔警署后，斯金纳与失踪人口调查局联系，要求查找姓霍尔的人。失踪的霍尔有三个，但其中两个是女的，另一个是小孩。
“肯定有人知道这个家伙。可为什么没人报告他的失踪呢？”伯恩斯怒气冲冲地说。现在的挫折是一个接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