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聪明漂亮的女警察回档案室了。伯恩斯和斯金纳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的羁押室。这两个歹徒已被正式起诉恶意伤害一个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四点差一刻，两位警察出发去海伯利科尔内法院。法院的书记官长已经努力在最后一刻把这个案子排上了日程。这一次，两个歹徒不会返回到多佛尔街了。照伯恩斯的意思，他们应该在一个星期的在押候审后，被关进一座真正的监狱。很可能是彭顿维尔监狱。
法院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他们被安排在一号法庭，被告席设在中央，面对着法官席，而不是在角落里。这次的地方法官是乔纳森・斯坦，他是一位领薪的法官，经验丰富，审案老练。
普赖斯和科尼什再次坐警方面包车抵达，但另有一辆标有“英国皇家监狱管理服务部”字样的面包车候在一旁，准备把他们送进大牢。卢・斯莱德先生坐在面向法官席的桌子边，而检察院方面，一位年轻的律师将提出候押申请。
多年前，一直是由警方充当公诉人到各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的，而且许多老派人都喜欢那种方式。但后来，从初次出庭到最后的审判，所有的起诉事宜都移交给了统一的公诉机构：皇家检察院。他们的其中一项工作，是评估警方准备的案子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是否具有定罪的实际可能。如果检察院没有认可，则案子就要被撤回。已经有不止一个心怀不满的刑警，在经过辛勤工作和艰苦努力之后，眼看就要把真正的歹徒推上被告席，案子却遭撤回，因此，他们把皇家检察院（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的缩写名字CPS戏称为“罪犯保护院”（Criminal Protection Service）。双方的关系并不是一直都很好。
皇家检察院的一个大问题是经费不足、摊子太大、薪水不高。可以预见，有时候该机构只是被当作垫脚石，年轻人和经验不足的生手在这里干了一阵子后，跳槽去民营的律师行挣大钱。
检察官普拉芭妮・森德兰小姐聪明又漂亮，是她出生于斯里兰卡的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也是第一次接手大案，但这案子应该不成问题。
还押将是一个手续。法官斯坦先生不会同意让普赖斯和科尼什假释的。他们两个的暴力前科很是吓人，斯坦法官现在已经把他们传唤到了面前。还押期只能有一个星期，所以在辩护方选定、准备和备妥之前，还会有几次还押。然后是收监的过程，在指控证据全部呈交后，地方法官会把这两个歹徒送交刑事法庭，由法官和陪审团出席审判。到那时候，森德兰小姐将会协助一位由检察院选定的经验丰富的律师——甚至是王室的法律顾问——竭尽所能给嫌疑人定罪。她要做的无非是装装样子。这是程序，只是程序。
在斯坦法官点头之后，森德兰站起来，看着笔记，简要地提出了指控。被告律师斯莱德站了起来。
“我的当事人否认指控，而且到时还会准备进行全面抗辩。”他说。
“我们要求一个星期的还押羁留，法官。”森德兰小姐说。
“斯莱德先生？”地方法官是在询问斯莱德先生是否打算保释。斯莱德摇摇头。斯坦法官冷笑了一下。
“很好。还押一个星期。我将会……”他从半月形的眼镜上方瞟了一眼两位律师，“在下星期五上午再次听取你们的意见。”
整个法庭内的人全都明白，他的意思是，他将会听取并同意再还押羁留一个星期，并依此类推，直至控方和辩方都做好了上刑事法庭的准备工作。
普赖斯和科尼什仍戴着手铐，但现在是被狱警押着，朝着彭顿维尔监狱的方向去了。斯莱德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等到星期一上午，应该就能得到他的司法协助申请的答案了。他的当事人没有财产支付辩护费，他不得不从伦敦的四个法学院中，找到一名可以以极低的报酬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
他心里已经有了几个人选，那些神通广大的书记官长会考虑这个案子，但他也有可能去找一个刚刚获得资格、正需要积累经验的新手，或者是一个想赚点钱的老行家。这都无所谓。在一个暴力犯罪不断增多的社会里，一宗严重的人身伤害案是不会激起太多浪花的。
杰克・伯恩斯回到了多佛尔街。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卷宗。为使工作不致积压起来，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关于这个跛脚男人的案件，他还有些问题要解决。
<h4 >第五天，星期六</h4>
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威利斯大夫按照承诺，于星期六上午九点钟来到了病房。他的病人没有任何变化，这让他很担心。再次扫描拍片之后，这位外科医师仔细审视了检查结果。
肯定没有新的脑出血导致持续的昏迷。经他结扎的血管也没有损伤。没有淤血在压迫大脑。大脑已经很迅速地充分扩张到了原来的体积。其他部位也没有新的出血形成压迫。
然而颅内的压力依然偏高，血压也是。他开始害怕神经外科医生的噩梦会成真。要是踢打造成了灾难性的弥漫性轴突损伤，那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即使扫描拍片也无法察觉。但如果脑干或大脑皮层遭到了无法自我修复的损伤，病人会变成植物人，直到生命维持系统关闭，或者直接死掉。他决定过了周末做脑干测试。现在，他的妻子正等在楼下的汽车里，热切盼望去牛津郡，与他们在希腊科孚岛认识的那帮人一起参加午餐会。他又看了眼躺着的病人，然后就离开了。
游击队在靠近旧石头堡垒的射击死角出现了，人数很多。以前与B中队一起参加这场悲惨而秘密的战争时，他见到过他们，但当时他们在远处的棕褐色山丘那儿，而且是单个或两个一组零星出现的。这次则是大规模的全线进攻，狂热的游击队员们正蜂拥而来。
他和他的同伴只有十个人；来自北方的土著兵、当地的宪兵和一些征集来的未经训练的士兵混合组成的队伍，加起来则约有五十个人。他自己的人员中，有两名军官、两名中士、一名准下士和五名士兵。而游击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两百，正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
他趴在培训队营房的屋顶上，用SLR自动步枪准星瞄准了三个游击队员，他们在弄明白子弹是从哪里飞过来以前，就被击倒了。这并不奇怪，因为迫击炮弹的爆裂声和轻武器的射击声一直没有间断过。
一个小时之前，当反抗军冲向杰贝阿里的哨所时，要不是一声枪响，他们早就完蛋了。枪声的警告使他们获得了一些宝贵的时间，赶在涌向铁丝网的袭击者的第一轮进攻之前，占据了有利位置。但是寡不敌众的形势正在把他们逼入绝境。
他朝下看，只见一名土著兵的尸体脸朝下俯卧在被当做主街的一条泥路上。拉巴拉巴下士是一位勇敢无畏的斐济族人，他的半边下颚已被子弹撕裂，仍在用一门老式的二十五磅型野战炮，在开阔地面上与近距离蜂拥而至的部落成员正面交火，麦克上尉则试图穿越四百码距离去救他。
两个包着头巾的人从堡垒后面探出头，他把他们一一击毙。又有三个人越过低矮的山脊，出现在他左边。他们试图撂倒正在开阔地面上左右躲闪着前进的麦克上尉。他把弹匣里剩余的子弹全向他们扫射过去，击毙了一个，吓退了另两个。
他翻过身去换弹匣，这时，从卡尔・古斯塔夫火箭筒发射出来的一枚火箭弹从他头上呼啸着掠过。如果火箭弹再低十英寸，他就会被炸成肉泥。在他躺着的屋梁下，能听见自己的军官正用无线电与基地联络，要求他们不要理会低云，赶紧派“攻击手”喷气机前来支援。换上新弹匣后，他发现开阔地面上另有两个游击队成员，他赶在他们偷袭麦克上尉之前，把他们全都击毙了。上尉趁此机会与卫生员托宾一起躲进掩体里，准备去搭救那两个斐济人。
当时尽管不知道，但他以后会获悉，勇敢无畏的拉巴拉巴刚刚中了第二颗子弹，这一次子弹穿过了前额，他没能活下来；他也不会知道，托宾刚为战士泰伊包扎好便遭受了致命伤，而泰伊中了三颗子弹，却竟然幸存了下来。他凑巧看见了正在操纵那枚差点炸死他的火箭筒的恐怖分子，那个游击队员在铁丝网撕裂处附近的两座沙丘之间。他把一颗镍铜合金衬套的7.62毫米北约标准弹准确地射入对方的喉咙。火箭炮沉默了，但游击队使用的迫击炮和75毫米无后坐力炮的沉闷爆炸声仍在继续着。
最后，“攻击手”喷气机飞过海面、穿破云层，来到一百英尺的低空，终于出现在眼前。倾泻的炸弹和扫射的机枪最终摧毁了部落人的斗志。进攻变得犹豫不决，随后分崩离析。他们带上伤员和大多数尸体，开始撤退。他以后才会知道，原来他和他的同伴击退了对方三四百人，并把其中大约一百人送上了天堂。
当枪炮声静寂下来时，他卧在屋顶上轻松地大笑了起来，他不知道梅姨现在会怎么看待他。
在皇家伦敦医院的重症病房里，跛脚男子的思绪依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h4 >第六天，星期天</h4>
杰克・伯恩斯的乐趣不多，其中一样是星期天上午睡懒觉。那天，他没能睡成懒觉。电话在七点十五分响了起来。是“多佛尔监狱”的值班警长打来的。
“一个大清早去遛狗的男人刚刚来到这里。”警长说。
伯恩斯睡眼惺忪，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他恨死这个警长了。
“他拿着一只钱包，”警长继续报告，“说是他的狗在荒地上发现的，离住宅区大约半英里。”
伯恩斯很快清醒过来。“是便宜货，黑色的塑料钱包？”
“你看见过？”
“把他留住。别让他走。我二十分钟之内赶到。”
遛狗的是一个退休人员，罗伯特・惠特克先生，他穿戴整洁，直挺挺地坐在一间会客室里，手里捧着一杯茶。
惠特克先生做了一份笔录，签上字后就离去了。伯恩斯打电话给警方搜查顾问团队，请脾气粗暴的组长对那块半英亩的荒地进行彻底搜查。他要求在日落时见到搜查报告。已经有四天没下雨了，但天空阴沉灰暗；他不希望钱包里的物品被雨水打湿。
最后，他仔细检查了钱包。能够看到狗咬出来的几道浅痕和一溜唾沫的痕迹。但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他用镊子夹起皮夹，放进一个塑料证据袋里，然后打电话给指纹技术专家。是的，我知道今天是星期天，他一再说明，但这件事很紧急。
这一天，搜查队从那块荒地和曼德拉路边的枯草堆里捡来的垃圾，装满了八个垃圾袋。他们对这些物品进行检验，一直忙到夜里。
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来自那个钱包。如惠特克先生的口供，以及伯恩斯所确认的那样，钱包空空如也。
<h4 >第七天，星期一</h4>
他蜷缩着身体躺在一片黑暗中，心里充满恐惧。房间尽头一盏摇曳闪烁的夜灯，把怪模怪样的运动着的影子投射到了天花板上。从这座孤儿院宿舍的另一边，传来了其他男孩睡梦中的呓语和偶尔因为做噩梦而发出的呜咽。现在爸爸妈妈都走了，他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也不知道将来怎么办。他只知道，在这个新的环境里，他很孤独，也很害怕。
他大概就要睡着了，但房门被打开时，他又醒了。从外面的廊道里投进来一片椭圆形的光。然后她朝他弯下腰来，用柔软的手掖紧了他周围的床单和毯子，还把他那被汗濡湿的头发从脸上拂开。
“小伙子，还没睡着吗？要像乖孩子那样睡觉，上帝和天使会照顾你的，明天早上梅姨还会来的。”
他感到很舒服，于是慢慢进入到了无尽夜晚的漫长而温暖的黑暗之中。
是皇家伦敦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那位值班护士发现情况的。她已经打电话到“多佛尔监狱”去过，还好伯恩斯之前在重症监护室留了自己的住宅电话号码，以防出现紧急状况。
“是伯恩斯侦缉督察吗？我是皇家伦敦医院的。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你关照的伤员，就是那个重症监护的身份不明的男人，已于今天上午六点十分去世。”
杰克・伯恩斯搁下电话，又有一天要忙了。他手上的这个案子现在成了谋杀案，至少应该获得优先处理。要进行一次尸体解剖，而且他必须参加。关在彭顿维尔监狱里的那两个畜生，必须被押回海伯利法院重新接受指控。
那就意味着必须通知地方法官的书记员，还有辩护律师卢・斯莱德。手续，更多的手续，但这些必须得办，而且不能出差错。聪明的律师钻技术性细节的空子使普赖斯和科尼什获得无罪释放也不是不可能。伯恩斯要让他们遭受长久的牢狱之苦。
皇家伦敦医院有一个小小的停尸间，还有一个病理科。中午时分，在内政部病理学家劳伦斯・汉密尔顿先生的带领下，尸体解剖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私下里，伯恩斯认为法医病理学家都是一些古怪的人。他们从事着的工作，使他感到恶心。有些人兴高采烈，边把尸体切割成碎块，边轻松愉快地说着笑话。另一些人显得更有学究气，对他们的发现充满孩子般的热情，好比昆虫学家发现了一只新奇的蝴蝶。还有些人阴沉严肃，说话单调冷漠。汉密尔顿先生属于第一类。对他来说，生活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他的工作也再精彩不过了。
在刑警生涯中，杰克・伯恩斯参加过几次尸体解剖，但是乙醚和福尔马林的气味常常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当圆盘锯插入头盖骨时，他转过身去看墙上的图表。
“天哪，他被人殴打过。”汉密尔顿说。他们审视着仰卧在解剖台上的遍布淤痕的苍白尸体。
“是上星期二，被踢死的，”伯恩斯说，“在医院里躺了六天才死。”
“不过，‘踢死’不会是我要作出的结论。”汉密尔顿和蔼地说。他开始解剖，把他的发现一一口授给一位女助手，后者将连着录音机的话筒递到在解剖台周围移动的汉密尔顿的面前。
尸检花了整整一小时。尸体身上有许多伤。汉密尔顿先生检查了旧伤，右股骨和臀部在多年前粉碎性骨折，接上了钢条，是这些伤导致了那个人在余生岁月里成了一个跛子。
“看上去他似乎被卡车撞过，”汉密尔顿说，“很严重的伤。”他指向那些疤痕，骨头曾穿透那部分肌肉，外科医生曾切开那里以治疗创伤。
还有其他许多伤是上星期二才有的：左手粉碎性骨折，摔在人行道上，门牙脱落，三根肋骨开裂，颧骨破裂。伯恩斯检查了一下右手，卡尔・贝特曼大夫是对的。右手没受伤，很奇怪。
“死亡原因呢？”他最后问道。
“嗯，伯恩斯先生，这一切都会写在我的正式报告里的。”当然，他还将作为控方的一名主要证人出庭。“可我告诉你，致死原因是颅脑大面积轴突损伤。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他不可能发现这个。这在扫描拍片时是看不出来的。虽然单一伤都不足以致命，但由于多处受伤，合起来后就产生了叠加效应。我会把尸身缝合起来转交给亲属的。他有亲属吗？”
“我不知道。”伯恩斯说，“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整个下午，伯恩斯在办理第二天工作所需的所有手续：给地方法官的书记员的，还有彭顿维尔监狱的。卢・斯莱德适时表达了遗憾。他的法律协助已获同意，整个上午，他一直在试图找个能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与伯恩斯一样，他也遭受了八月综合征；他致电过的半数的人都外出度假了。但他认为，内殿律师学院的某位年轻人会接手这个案件。至少，谋杀案会使他产生更大的兴趣。凡事有利也有弊……
“我还得为他们辩护。”他说。
“不用太卖力，斯莱德先生。”伯恩斯说完后搁下了电话。
那天下午有坏消息传来，但之后又被好消息所取代。在侦缉警司帕菲特要求加快进度的催促下，取证小组汇报了查验结果，普赖斯和科尼什衣物上没有任何血迹或纤维样本可以证明他们与死者有过身体接触。T恤衫上的血迹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衣服的主人普赖斯。
伯恩斯以理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如果他们有过身体接触的搏斗，那么就会有衣物的纤维从一个人身上沾到另一个人身上。普赖斯和科尼什那么笨，不可能知道二十年以来的司法取证技术先进了多少。现代的侦查技术是年轻时在佩恩顿当片警的伯恩斯根本预料不到的。
但跛脚男子是被一拳和踢在腿凹的一脚给撂倒的。在地上时，与他身体有接触的部位只有脚尖而已，而且经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从普赖斯和科尼什脚上脱下来的皮靴经过又一天的步行和磨损，因此没能检测出可以作为有力证据的痕迹。
但指纹技术专家打来的那通电话则令人振奋。那只钱包上有狗的唾液和三组指纹。一组是死者的，毫无疑问他是钱包的主人。一组与惠特克先生相符，这位先生录完口供后顺从地留下了他的指纹。第三组是由哈利・科尼什留下的。伯恩斯兴奋得跳了起来，手里抓着电话听筒。
“你有把握吗？不会搞错吧？”
“杰克，要使结果完全相符，我需要十六个相同点。现在我已经获得二十一个相同点。这超过了百分之一百。”
指纹技术室的这位专家在庭审时也将是一名重要证人。伯恩斯谢过他之后搁下电话。
“逮到你了，混账。”他对着一棵盆栽植物说。
还有一个问题仍在困扰他。死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来到埃德蒙顿？只是为了把廉价鲜花放到一个早已死去的女人坟墓前吗？他有家庭吗？家人也像他自己的妻子珍妮那样去海边度假了吗？他有工作、有同事吗？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失踪了？他是如何只用一拳就打破普赖斯的鼻头而指关节却丝毫没有留下淤青的？而且他为什么要反抗呢？就为了保护里面只有区区几张纸币的那只破钱包吗？
卢克・斯金纳提出了一个主意。
“抵达现场的第一个警察。他弯腰去看那个人时，在脸部开始肿大之前看清了他的面孔。还有第一位急救员，就是在人行道和救护车上照料他的急救员。如果我们把他们请来，再请上警方的一名肖像专家……”
伯恩斯在伦敦急救中心追踪到了那位急救员。那人在获悉伤者已经去世后，同意提供帮助。第二天他上早班，但下午两点钟以后就有空了，他很乐意到时过来。
那个警察就在多佛尔街警署，通过值班记录和案情记载也查到了。伦敦苏格兰场的一位经验丰富的为警察画素描的艺术家，同意第二天下午两点钟赶过来。
在与艾伦・帕菲特详细讨论完之后，伯恩斯结束了这一天。侦缉警司核查了伯恩斯呈交给他的每一份证据，最后他同意了。
“这案子我们会有一个结果，长官。我们有帕特尔先生的证词，帕特尔对他们身份的辨认，鼻梁上的伤，三小时后由梅尔罗斯医生对鼻子的治疗，以及钱包。我们能把他们打入大牢终身监禁。”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帕菲特说，“我会支持你的。明天我要到皇家检察院去见一位上面的人，我认为我能说服他，让这个案子畅通无阻。”
证词，证词，更多的证词。卷宗已有两英寸厚。尸检科和指纹技术室的详细报告还要等送过来了再加上去。但这两位警官都同意了案子的起诉，而且帕菲特认为，他肯定能就这个案件说服皇家检察院。
<h4 >第八天，星期二</h4>
第二天，普赖斯和科尼什又被带到了海伯利科尔内法院一号庭的被告席上，案件由斯坦法官审理。森德兰小姐代表检察院出席，她的双亲面露微笑，站在玻璃隔板后面看她处理她的第一宗刑事案件。斯莱德先生则显得有些阴郁。
斯坦法官工作效率很高，他审理得简短扼要。书记员宣读了对案件的新起诉：谋杀。斯莱德先生站起来再次说明，他的当事人否认该项指控并保留他们的辩护权。斯坦法官朝森德兰小姐扬起了眉毛。森德兰要求再羁留一个星期。
“斯莱德先生有什么意见？”斯坦法官问道。
“没有保释请求，先生。”
“那就同意了，森德兰小姐。听证会安排在下星期二上午十一点钟。把他们带下去。”
普赖斯和科尼什被带向监狱的囚车。森德兰小姐现在有了完整的卷宗，对此她感到由衷高兴。早在办公室里时，她就已经得知这个案子肯定会进行预审，而且她会参加。最好这个卷宗能够在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由检察院转交给斯莱德先生。然后，辩护准备工作就可以开始了。
“讨厌的辩护。”即使在案子的初始阶段，斯莱德也是这么认为，“我需要一位聪明的律师，使被告得到无罪释放。”
肖像画的绘制进行得很顺利。急救员与警官对于一星期前在人行道上的那个男子的大致模样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于是画家开始工作。这是一项需要集体配合的工作。画家画了擦，擦了画。一张面孔呈现了出来。眼睛的特征、短短的灰白头发、下颚的线条。这两位只看见过那人闭着眼睛。画家让双眼睁了开来，于是一个人在望着他们，这个人曾经存在过，现在已是遍体鳞伤，成了躺在一格冰柜里的一堆尸肉。
卢克・斯金纳警长接过画。他在苏格兰场的宣传处里有一位熟人，他要求《标准晚报》第二天把它刊登出来。那天夜晚，他们两个去会见了首席刑事记者。他们都知道八月是特殊的月份，新闻很少。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刑事记者采纳了。他拟好了标题：“被殴打致死。你知道他是谁吗？”除了肖像草图，还会配上一份详细描述，重点说明其曾经遭到过粉碎性骨折的右腿和右臀，以及走路时明显跛脚。斯金纳知道，这是他们的一个机会，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
<h4 >第九天，星期三</h4>
《标准晚报》是伦敦唯一的晚报，发行范围遍及伦敦和大部分东南地区。斯金纳运气很好。那天晚上新闻不多，所以《标准晚报》把瞪着眼睛的那个人的草图画像刊登在了头版。“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图像上面的标题这么询问，然后是一条说明，让读者转到其他版面去阅读详情。
该报道大致描述了那人的年龄、身高、身材，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袭击当时所穿的衣物，推定那人先前曾去过当地的一个墓地，把花束放在梅维斯・霍尔的坟墓前，然后在走回公交车站的路上遭到了袭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约二十年前粉碎性骨折的那条大腿，以及走路时一瘸一拐的特征。
伯恩斯和斯金纳一整天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但没人打电话来。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还是没有。希望渐渐破灭。
验尸官法院正式开庭并很快地休庭。验尸官拒绝市政府在一个无名墓穴里进行埋葬的请求，担心死者的亲属可能会来认领。
“这种现象既奇怪又悲惨。”在走回警署的路上，斯金纳对伯恩斯说，“你可以居住在伦敦这样一个讨厌的大城市里，周围有几百万人口，但如果你不与别人交往，就没人会知道你的存在，跛子肯定是那样的。”
“总会有人知道，”伯恩斯说，“某位同事、某位邻居。也许外出了。八月，讨厌的八月份。”
<h4 >第十天，星期四</h4>
尊敬的英国皇家法律顾问詹姆斯・范西塔特站在办公室的凸窗边，凝视着窗外花园远处的泰晤士河。他今年五十二岁，是伦敦律师协会中最著名、最有成就的人之一。在年仅四十三岁时，他就已经身披绸袍，成为皇家法律顾问了，更不寻常的是，他在伦敦律师协会的时间总共只有十八个年头。但运气和他自己的才能一直在关照他。十年前，他还是一位年长的皇家法律顾问的助手。老顾问在处理一个案子时病倒了，而法官不想中途放弃该案或留待以后重新开始，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即在他的领导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皇家法律顾问团冒了一次险，结果大获全胜——被告被宣判无罪。律师协会认为，是范西塔特渊博的法律知识和卓越的口才改变了陪审团的意见，而之后表明被告无罪的证据，则已经无关紧要了。
第二年，范西塔特要求加入皇家法律顾问团的申请，基本上没遭到当时由保守党政府任命的大法官办公室的反对。他的父亲埃森顿伯爵是上议院的保守党组织委员，他很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律师协会和圣詹姆斯俱乐部里的人们普遍认为，约翰尼・埃森顿的二儿子是个合适的人才。这种意见很巧妙，但对他的成长并没有起到实际的帮助作用。
范西塔特从窗户边转过身来，走到书桌旁按了一下内部通信器，找他的书记官长。麦克・克里迪以钟表般的精准度管理着事务所三十位律师的事务，而且他已经这样干了二十年。年轻的范西塔特刚来协会不久就被克里迪发掘，后者还说服协会主席邀请这个年轻人加盟。他的判断没有错，十五年之后，原先的助理当上了协会的副主席，还成了司法界的明星。一位迷人而有才华的画肖像画的妻子，一座在伯克郡的庄园，和两个在哈罗公学念书的儿子，构成了范西塔特家庭的完美画面。门打开了，麦克・克里迪进入了这间装饰优雅、墙壁上排满了书籍的房间。
“麦克，你知道我是很少接手法律援助案子的，对不对？”
“就我所知，很少，先生。”
“有过多少？大概一年一次吧？为的是做做表率、给公众留个好印象吧？”
“平均差不多是一年一次。再多就没意思了，范先生。”
范西塔特笑了起来。克里迪主管着协会的财务，他认为协会平时财源滚滚，所以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律师们接报酬极低的法律援助案子。怪念头归怪念头，总得放纵一下。不过不能经常这样。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克里迪问道。
“我听说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有一个案子。两个年轻人被控抢劫和杀害一个路人。他们声称自己没干过。或许是真话。他们的名字叫普赖斯和科尼什。你去查一下他们的律师是谁，并请他等我的电话好吗？”
一个小时后，卢・斯莱德坐在办公桌旁凝视着电话机，似乎突然间它变成了镶有钻石的黄金。
“范西塔特吗？”他轻轻地说，“是詹姆斯・范西塔特找我吗？”
他随后镇静下来，并对着话筒重新开始交谈。线路的另一头是麦克・克里迪。
“是的，没错。嗯，我很荣幸，说实话，也很惊讶。好的，我等着。”
过了一会儿，电话被转接之后，皇家法律顾问范西塔特来接听了。
“斯莱德先生，你能接听我的电话真是太好了。”
说话声轻松、自信、优雅、彬彬有礼。可能是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的毕业生，斯莱德想。
这是一次简短的交谈，但该说的都说了。斯莱德很高兴地把女王诉讼普赖斯和科尼什的案子介绍给范西塔特先生。是的，他已经有了起诉案卷，是上午刚刚送到的，他愿意到位于圣殿的律师会馆，与他当事人的新律师进行第一次有关策略事宜的探讨。会面定在下午两点钟。
范西塔特确实是斯莱德所期望的那种人：大都市派头、举止优雅、彬彬有礼，用骨瓷茶具盛着茶招待客人，在发现对方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的一抹淡黄色之后，他递过去一只装有巴尔干寿百年香烟的银制烟盒。斯莱德欣喜地点上一支。范西塔特盯着卷宗，但没打开。
“告诉我，斯莱德先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案子的？就给我说个大概吧。”
这些不经意间的举动让斯莱德感到荣幸。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他从吃晚饭时被召唤到“多佛尔街监狱”时说起，粗略地讲述了过去八天内的这起事件。
“那么，看来帕特尔先生是一位关键人物，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证人。”在斯莱德讲完后，范西塔特说，“其余是侦缉技术或细节性的东西。所有证据都在这里了吧？”
“是的，都在这里。”
斯莱德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了一小时检察院的起诉材料，又在出租车里看了一个小时，但证据已经足够了。
“可我认为这案子相当清楚。而且除了他们自己互相证明之外，当事人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们的证词里说了，要么是躺在抢占来的房间内的床上，要么就是一起在街上闲荡。”
范西塔特站起身来。这使得斯莱德放下才喝了一半的茶，掐灭烟头，也跟着站了起来。
“你能亲自过来真是太好了。”在把斯莱德引向门口时，范西塔特说，“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打算一起工作，尽早会面是最好的。我也很感激你的忠告。”
他说他计划在晚上看完整个文件，并在第二天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斯莱德。斯莱德解释说，整个上午他都会在法院里，于是打电话时间定在下午三点钟。
<h4 >第十一天，星期五</h4>
范西塔特的电话在三点准时响起。
“一个很有趣的案子啊，斯莱德先生，你说呢？情况是很清楚，但也许并不那么无懈可击。”
“是够清楚了，如果帕特尔先生的证词能够成立的话，范西塔特先生。”
“这正是我的结论。告诉我，关于钱包上的指纹，或是抢劫发生三小时后治疗破鼻子的情况，我们的当事人是否做过什么解释？”
“没有。他们只是重复说‘不知道’和‘记不清了’。他们没那么聪明。”
“哦，这倒也是。可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有正当解释。我感觉我们的第一次协商很顺利。我想到监狱去看看他们。”
斯莱德跳了起来。事态发展得太快了。
“恐怕星期一我整天都在法院里。”他说，“星期二是继续还押羁留的听证会。我们可以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的会面室里，在他们被带走之前见一面。”
“呃……好吧。我原指望在星期二干预一下。最好能在此之前了解清楚我要接手的事情。我不愿牺牲别人的周末，但明天怎么样？”
斯莱德又一次跳了起来。干预？他没想到一位飞黄腾达的皇家法律顾问竟然会提出一次正式的还押更新申请。他们商量好，在彭顿维尔监狱的会面定在第二天上午十点。斯莱德会与监狱当局去作安排。
<h4 >第十二天，星期六</h4>
肯定是哪里出了差错。九点差一刻时，范西塔特先生就来到了监狱。在探监接待室的狱警面前，他表现得彬彬有礼，但坚持说明他的探监时间是九点，不是十点，而且他是一个大忙人。斯莱德律师毫无疑问会晚一步过来。经请示上级之后，狱警请一位同事把这位律师引到了一间会面室。九点零五分，两个囚犯被带了进来。他们怒视着这位律师，但范西塔特并没有慌张。
“对不起，斯莱德先生要稍微晚点才能来。”他说，“但毫无疑问，他肯定会来的。另外，我的名字叫詹姆斯・范西塔特，是你们的辩护律师。坐下来吧。”
陪同的狱警离开了房间。那两个人在范西塔特对面的桌子前坐下。他自己坐下后取出了起诉文件。然后他把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推到了桌子对面，两个人都贪婪地点上了烟。科尼什把剩余的香烟都装进了口袋。范西塔特朝他们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你们两个年轻人在这里遇到了点麻烦。”
在他们两人透过烟雾观察他的时候，他翻动着案卷。
“科尼什先生……”他抬头去看长着直头发的哈利・科尼什，“我们的其中一个问题，是那只钱包。显然，在上星期天上午，它被一个遛狗的人发现了，躺在一块废弃地上，陷在青草丛中，就在曼德拉路边的篱笆后面。毫无疑问，它是属于死者的，上面有他的指纹。不幸的是，也有你的指纹。”
“我可不知道。”科尼什说。
“不，嗯，人们在忙碌的时候，记忆力是会衰退的。但肯定有一种清白的解释。现在，我推测，你打算告诉我，在星期三上午，也就是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你正沿着曼德拉路行走，想去咖啡馆搞一顿午饭吃，这时候你看见水沟里躺着一只钱包？”
科尼什也许是头脑简单，但还不至于愚不可及。不管怎么说，他的眼睛发亮。
“对，”他表示同意，“是那么回事。”
“如果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那么，我当然会相信这种说法喽。而且毫无疑问，你的陈述是，如同其他人一样，你看到水沟里的钱包会好奇，所以你弯腰捡了起来，于是在钱包上留下了你的指纹。”
“对，”科尼什说，“我就是那么做的。”
“但不幸的是，钱包是空的，对不对？里面什么也没有。所以你想也没想，就像扔一张扑克牌一样把钱包扔过篱笆，然后钱包掉进了篱笆后面的荒地上，落在了草丛中，后来一条狗发现了它。大致上是不是这样？”
“是的。”科尼什说，他有点兴奋。聪明的老家伙。范西塔特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纸，快速写就了一份证词。
“喏，我已经做了这个解释的笔录。请从头到尾看一遍，如果你同意上面写的就是实际发生的事，那么，这就是一份相当好的辩词。然后你就可以签名了。”
科尼什阅读速度不是很快，不过他还是潦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的鼻子，普赖斯先生。”
石膏已经被取下，但鼻子还是又肿又疼。
“诊疗记录上显示，在那个不幸的人在天堂路上遭袭击的当天下午五点钟光景，你到圣安妮路上的医院去包扎鼻子了。控方会就此大做文章。”
“嗯，可是鼻子受伤了呀。”普赖斯说。
“你们两人会外出喝啤酒吗？”
他们点点头。
“那个星期一晚上出去了吧？”
他们一脸迷茫。然后科尼什点了点头。
“去了法罗街的国王啤酒馆。”
“你们在那里饮酒，其他人看到了，包括酒保？”
他们又点点头。
“是星期一晚上，也就是袭击发生之前的那天晚上？”
点头。
“嗯，你们可以这样告诉我，普赖斯先生比平常多喝了几杯。于是，在你们回家的路上，他要到水沟边小便，但被一块不平整的街沿石绊了一下，脸朝下撞在了旁边停放的一辆轿车上，在倒下去时跌破了鼻子？”
科尼什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普赖斯。
“你应该记得，马克。这是确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鼻子就破了，一路上流着血。所以，你脱下T恤衫捂住脸直到回到家，那时流血也止住了。然后，因为喝得酩酊大醉，你倒头就睡，直到星期二中午才醒过来？”
科尼什微笑了。
“是这么回事。没错吧，马克？”
“但从那个时候到去医院还有五个小时的间隔。毫无疑问，你打算告诉我，你不想显得大惊小怪，不知道鼻子也许已经破了，而且因为鼻子一直疼痛不止，最后是你的同伴说服你去诊治的。所以，大概在五点钟左右，你去那家医院检查治疗了。”
普赖斯热切地点点头。
“但那当然是午饭以后的事情。也许你们在某个地方的小店吃了一顿快餐，在餐馆里从一点钟坐到了两点半？在桌子上看到一份《太阳报》，于是翻阅了一下报纸上登载的新闻，诸如此类？记不起那家小吃店的名字了，对不对？”
他们都摇头表示记不清了。
“没有关系。那里有许多这样的便民小吃店。但这一整天你们肯定没去过青林园附近，对吧？”
“没有，”科尼什说，“我们只是去了那家小吃店，吃了些鸡蛋和薯片，一直到两点半左右。”
“不是你们平时吃午饭的地方，对吧？”
“不是。只在那条街上徘徊了一阵子。记不清名字了。”
“好，这样似乎很有说服力。陪审团应该会信。只要你们能坚持这种说法。不要变动。保持简短扼要。明白吗？”
他们点点头。范西塔特根据普赖斯关于鼻子的说法，写成了第二份证词。普赖斯识字不多，但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律师把两份证词都装进了胀鼓鼓的卷宗里。卢・斯莱德满脸疑云地走了进来。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亲爱的斯莱德先生。非常抱歉，我搞错了时间。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九点钟呢。但没有关系。我们的当事人和我刚刚结束了会面。”
他转向普赖斯和科尼什，露出了友好的微笑。
“我们星期二法庭上再见，但届时我们不会交谈。对于同一个牢房里的人，无论是谁都绝对不要说什么。他们中有些人是警察的眼线。”
他让满脸不高兴的斯莱德律师搭乘他的宾利汽车回家去。斯莱德在路上阅读了那两份新的证词。
“好。”他说，“好多了。两份非常有力的辩词。我倒有些奇怪，他们原先没告诉我这事呀。这就使帕特尔……”
“哦，对，维吉・帕特尔先生。一位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或许诚实得足以承认，他也许，仅仅是也许，已经犯下了一个错误。”
斯莱德先生自有他的疑虑，但接着他想起来，在交叉询问方面，范西塔特先生有着仅次于乔治・卡门的声誉。他的前景看起来更明亮了。而且那位大律师打算星期二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露面，出其不意的举措应该会使某些人坐立不安。斯莱德露出了微笑。
<h4 >第十五天，星期二</h4>
有些人确实坐立不安了。当詹姆斯・范西塔特进入法庭，在辩护律师的座位上就座时，普拉芭妮・森德兰小姐正坐在几英尺远的一张长条桌旁。她的眼睛眨巴了好几次。那律师朝着她友好地点点头并致以微笑。
在法官席上，乔纳森・斯坦法官一直在做前面一个案子的记录。多年的锻炼使他养成了遇事不动声色的习惯。卢・斯莱德坐到了范西塔特的后面。
“把普赖斯和科尼什带上来。”书记官长叫道。
两个暴徒戴着手铐，被带入被告席，两侧是狱警。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尊敬的法庭，我叫詹姆斯・范西塔特，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的助手是路易斯・斯莱德先生。”
他坐了下来。地方法官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
“范西塔特先生，我明白这次意见听取会是为了使被告继续还押一个星期。”
他差一点就要使用“仅仅”这个词语。范西塔特点点头。
“确实如此，先生。”
“很好。森德兰小姐，你可以开始了。”
“谢谢你，先生。检察院就马克・普赖斯和哈利・科尼什的案子申请再还押一个星期。”
乔纳森・斯坦法官偷偷瞟了一眼范西塔特。他肯定不会建议什么吧……
“不申请保释，先生。”大律师说。
“很好，森德兰小姐。同意了。”
斯坦法官搞不明白了，现在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但辩方愿向法庭提出另一项申请。”
“好的。”
“辩方希望知道，阁下，控方是否还有事项要进一步调查，或者，控方根据公开原则提交给辩方的指控，现在是否已经完整？”
他坐下来凝视着森德兰小姐。她保持镇静，内心却忐忑不安。她已经习惯于法学院教过的按部就班的既定工作方式。现在，有人刚刚把这种处事方式给搅乱了。
在她身后，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俯身向前，在她的耳旁说了一番话。
“我明白，阁下，死者的身份还未查清，有关这方面的查询仍在进行。”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尊敬的法庭，辩方并不否认一个人已经悲惨地死去。所以，他不可能死而复生为本案提供任何证据。他的确切身份也因此变得不是十分相关了。辩方必须因此而重复这个问题：检察院是否准备好了进入审判程序？”
法庭内一片静寂。
“森德兰小姐？”斯坦法官温和地询问。
森德兰像是一名飞行学员在初次单独驾驶飞机。飞机的发动机刚刚发生爆炸，而且有人在问她打算怎么办。
“我相信检方的案子已经完整了，阁下。”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这样的话，地方法官先生，我想申请在本周内进行全面的审判程序。我们双方都明白‘正义的延误就是正义的否认’这句谚语。我的当事人到现在已被羁押两个星期，为的是一项他们声称没有犯下过的罪行。既然控方和辩方现在都已做好准备，我们要求不能再继续延误了。”
乔纳森・斯坦法官陷入沉思。范西塔特正要实行的是高风险的策略。在羁押期间，地方法官的工作不是去发现被告没罪还是有罪，而是要判定一个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是否存在，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把案子呈交给中央刑事法院，即著名的“老贝利”进行全面审判。一般惯例下，资深律师要到那个时候才会出庭。如果这位皇家法律顾问范西塔特已经决定屈尊在海伯利法院出庭，看来他似乎要进行一次“无辩可答”的战术。
“那就同意了，”他说，“这个星期。”
“先生，辩方将会请求，不是现在请求，届时控方要带来其所有的证人，以进行交叉询问。”
那么，这要成为一次实打实的彩排了。当辩方律师交叉询问时，他将揭示被告讲话的要点。照理来说，该由控方把其掌握的证据向辩方展示，而辩方则保持其战略的机密直到审判阶段。辩方突然出示一项使警方没有时间去核查的不在现场证明，只有这种情况是不被允许的。
“同意。森德兰小姐，请在本星期内准备好你们的证人，然后把他们带到法庭上来。”
<h4 >第十六天，星期三</h4>
普拉芭妮・森德兰心烦意乱。她带着恐惧去见皇家检察院的一位上司。
“先生，下星期二，我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的指导。我对付不了范西塔特。”
“普拉芭妮，你必须去对付他。”她的部门领导说，“我手下的一半人手仍在外地度假。现在是讨厌的八月份，这你是知道的。其他人也都忙得焦头烂额呢。”
“可是，先生，那个范西塔特。他会折磨控方的证人。”
“听着，这只是一次审讯。一个手续。他要进行一次战略冒险，这风险太大了。法庭的审理笔录能使我们了解他的整个辩护过程。好极了。我倒希望这种事情能经常发生呢。”
“但如果斯坦法官否决指控呢？”
“你听着，普拉芭妮，你扯得太远了，而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斯坦不会否决的。他看到这个案子时，就知道这是一个确凿的案件。我们已经获得了帕特尔先生的指认以及他磐石般坚定的口供。如果他能出庭作证，斯坦就会把案子呈交到刑事法院。不管怎么说，没有帕特尔，我们就赢不了这个案子。现在去做准备工作吧。”